向往远方的美篇

向往远方

　　《说说陈铭枢》之十五 迷惘的抉择

陈铭枢在接任广东省主席之后，依据自已的政治理想，期望国家统一，实行政治民主，从事经济建设，因而响应蒋介石的主张，着手缩编军队。他把第十一军缩编为一个师又一个旅。以蒋光鼐为第三师师长，以蔡廷锴为独立旅旅长。自已则交卸了军职。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铭枢继李济深之后，经香港准备前往上海，转南京出席大会。不料，3月Ⅱ日早晨，他所寓居的香港英皇酒店失火，他从睡梦中惊醒后逃生，不幸跌伤右腿，夫人朱光珍也同时受伤。于是，他不得不在香港皇家医院诒疗。从此他的脚落下了残疾。

正在这时，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又激化起来。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编遣会议，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全国军队来削弱其他派系。会议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决定，但实际上各派的矛盾加深了。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发展为第四集团军，散处河北、天津、武汉、两广一带，广东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和桂系关系密切，桂系的军事、政诒势力深入广东。蒋介石通过支持湘省主席鲁涤平来制约桂系势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遂擅自决定免去鲁的主席职务，而以何健继任。这一着正中了蒋介石的计。蒋于是以中央的名义对桂系名正言顺地提出责难，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无权任命地方长官。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滞留在上海的李济深，经蒋介石的电邀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等力劝，前往南京调解湖南事件，他表示湖南事件一定可以和平解决。结果，李济深于3月21日被蒋介石扣留、拘禁在南京近郊疗养胜地汤山。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

蒋介石拘禁李济深，在广东军政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事件发生时，桂系领袖黄绍竑正在广州，李宗仁也逃出上海，秘密前往广州，于24日召开军事会议，准备起兵。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等人发表措辞强烈的通电，反对蒋介石。一方面要求释放李济深，一方面表示要以武力求和平。北伐胜利，国家进入建设时代的愿望，眼看陷于破灭，而太平天国洪扬分裂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蔑视。陈铭枢从拥护国民党中央、支持蒋介石统一全国的立场出发，反对仅仅因为一位军政领袖被中央扣留而兴师动众、发生分裂。24日晚，陈铭枢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李济深的自由，一面致电黄绍竑、邓世增，反对广东起兵反蒋。他呼吁：“吾人而促进和平计，只宜冷静斡旋，万无自为戎首，而迫天下于不得不战之理……犹望顾全大局，安党国、安任公、并以安四千万垂死之人，不胜大愿。”

当时，在国民党中枢的胡汉民也尚支持蒋介石，不赞成广东用兵。正在上海的粤军将领陈济棠和胡亲近，接受了蒋介石的疏通，回到了广东，于3月30日在海虎舰就任广东编遣特派员，广东政治分会和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也同时撤消。这样，李济深在广东的职权实际上落到了陈铭枢和陈济棠的手中。同日，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陈策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党中央，希望休养生息，并声明：李总长夙以蕲向和平昭示部曲，此次在京监视，为其部下者，应体念其环境地位，与素日主张服从镇静，使其心迹白于天下，而早日得复自由。倘不此之图，称病恫吓，无忌坐实李总长罪状，而陷其生命于危险。铭枢、济棠等以秉承李总长和平之念为职志，敢以至大决心，昭告有众：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粤省之财，皆粤人卖儿贴妇之膏血，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吾粤人而牵之入战争之漩涡者，皆粤人公敌。铭枢、济棠等唯力是视，特此宣言。这样，粤系将领控制了广东，支持桂系的将领邓世增、徐景唐等纷纷离职。

在此其间，蒋介石通过政治策反、军事进攻等手段，把桂系在河北、两湖一带的势力相继瓦解，白崇禧从天津只身逃回广西。至5月间，蒋介石通过各方面要求桂系通电拥护中央，措辞严峻。遭到桂系的拒绝后，蒋介石遂命令湘粤分道出师攻桂。桂系即成立护党救国军，主动出师攻粤，希望求得军事上的主动。粤方正师出无名，现在桂系攻占了广东的封川、德庆，遂以此为口实，进行出师动员。本拟撤消的第八路军也保留下来，而由陈济棠于5月6日就任总指挥。桂系一方面自西江一线进攻，一方面策动原在东江的军队起兵袭击广州。蒋光鼐、蒋廷锴各部，遂向广州集中，出发东江反击。5月中旬，桂系的进攻遭到失败。粤军以中央入粤支援各军为后盾，向广西进军。

5月24日，陈铭枢经广东军政界的一再敦促，伤愈回到广州，重新亲理政务。他随即发表《敬告全粤父老书》，谴责桂系的分裂，拥护中央的统一，并表白自已的政治期望说：“人民苦兵争久矣。求治之道，必先完成中央之统一，所有国军尽奉还中央，同时，地方驻在之国军与一省政治划然分离，然后一切设施始能自由发展。已往桂系之统治吾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视一省为个人之战利品。今后唯一主旨，在不使地方为个人势力之争夺场，使此战利品式之政治不再发生。人有恒言曰：建设廉洁政府，吾更进一解曰：建设廉洁法治政府。战利品式之政治不能铲去，却无廉洁法治政府之可言。”

桂系失败以后，广东省政府委员会改组。陈铭枢仍任主席。这时候，他和陈济棠就成为广东的主要军政领袖。他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这个模范，按他的理念，首先是打破封建割据，服从中央统一的模范。陈铭枢当时还认识不到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不可能形成一股凝聚力，来完成中国的独立和统一。他把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看成是完成全国统一的统一战争。

但事实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有增无减。8月间，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冯系之后，采取强硬立场，召开编遣会议，以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再次引起各派的强烈反抗。9月间，张发奎在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的策动下，在湖北起兵反蒋，并率师南下。10月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也通电反蒋。11月间，李宗仁、白崇禧再次策动广西旧部起兵，和到达广西的张发奎结合，组成护党救国军，向广西进攻。

蒋介石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击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各部，然后派兵入粤，支持粤军对付张桂联军，同时，攻击再次反蒋的唐生智、石友三诸部。

12月的8日9日，陈铭枢的第十一军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在两龙墟和张发奎部激战两昼夜，将张发奎部击溃。

1930年5月时，军阀们的混战还在继续。粤军正向广西境内深入，屡与张桂联军接战。这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张桂联军配合中原大战，向湖南进发。6月19日，张桂联军在耒阳失利。6月27日，29日，7月1日，蒋光鼐蔡廷锴等部与张发奎部在湖南衡阳一带连续恶战，张发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崇仁白崇禧部也败退回广西。

粤军击败张桂联军，使蒋介石在中原战场稳定了阵脚，但恶战未休。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赴津浦线加入中原战斗。8月15日，蒋、蔡所部自泰安一线攻入济南，奠定了胜局。蒋介石以粤军功高，任蒋光鼐为第十九路总指挥，以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他一方面给予虚衔，一方面是架构重叠的指挥关系，作为控制非嫡系军队的手段。部队得不到扩充，武器装备也得不到多大改善。陈铭枢对蒋介石的忠诚，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结果，蒋光鼐到任后，蔡廷锴一度不愿就职，于河南军队驻地发出一份自请编遣，以求解甲归田的电报。蒋光鼐也一度在广东老家养病。中原大战后，第十九路军被调到江西前线，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

陈铭枢自以为参加了完成统一的战争，天真地抱着军民分治、中央统一指挥，调动全国军队的理想，而一时看不到蒋介石并无博大的胸怀去消除地方割据的格局。他自已的军队离开了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也就如离水之鱼，难以在广东长久呆下去了。而他的那支原来的第十一军，后来的第十九路军失去了根据地，也就只能任人摆布。慢慢地，陈铭枢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了。

1931年3月，国民党内又发生了政治纷争。当时，国民党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急于在国民会议上制订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而胡汉民表示反对，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并对蒋介石的独断专擅有所不满。结果，蒋介石竟动用武力，于2月28日晚将胡汉民扣留，并予3月1日送往南京汤山软禁，迫使胡汉民提出辞职。

消息传到广东，引起了军政界极大的震动。广东是胡汉民派势力集中的地方。陈济棠是胡派的军事领袖。这时胡汉民派的政治势力迅速向广州集结，并和汪精卫派，桂系反蒋势力谋求新的合作。一个新的反蒋联盟正在形成。

扣胡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有电报致达广东方面，声言：“胡展堂先生对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国无穷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居静地，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谣言扣留，殊觉失实。”陈铭枢本着以往对蒋介石实现统一的期望，反对广东将校起兵反蒋。他曾致电询问在江西前线“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将领，他们复电表示反对国民党内重起内争。于是，陈铭枢以出巡各县为名，于4月10日离开广州，躲避这场纷争。

陈铭枢和陈济棠之间，早有矛盾。陈济棠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为避免冲突，调出省外。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对陈济棠5个师部队，每月耗军费500万元(按当时通例，只应供给150万元)，未免有几句闲话；而陈济棠也会嫌陈铭枢碍手碍脚，不能予取予求，必去陈铭枢而后快。种种情况之下，陈铭枢早有辞职之意。陈铭枢和胡汉民之间，也由于不能满足一些胡派人物的权利要求而有矛盾。胡派支持陈济棠来制约陈铭枢。

陈铭枢“出巡”之后，陈济棠信使四出，与原先敌对的汪派、桂系组织反蒋同盟。胡派中的重要人物古应芬和陈铭枢的朋友黄居素也联合起来，迫使陈铭枢反蒋介石。黄居素说：“对陈真如暂不必征得其同意，等我们酝酿成熟，布置好了，他就会跟着走！”陈铭枢闻讯后于4月22日赶回广州，但局势已无可挽回，手无军权，孤掌难鸣。他只好于28日晚离开广州前往香港。4月30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以通电形或，谴责蒋介石“违法叛慢，逆迹昭著”，弹刻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即通电响应。

陈铭枢在当时国民党军政界，他的思维、行为方式与众不同。他从未刻意去经营自已的军事政治势力，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经常采取退避的方式，可见某种不明确的民主理应对他的影响确实比较深。

不久，陈铭枢为了避免广东方面的疑忌，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本人对职务毫无留恋，此后欲赴日本、印度及南详群岛考察经济政治。”5月12日，他离开香港到达上海。本想去一下南京，但应朋友之约，第二天就去了日本，并有赴欧洲考察的计划。

他到日本之后，陈济棠竟解除了省保安队(陈铭枢成立的商团组织)的武装，并在黄埔与陈铭枢的翁照垣团激战。陈铭枢闻讯，即去电责问陈济棠：“保安队区区数千人，为桑梓保卫，无关权势得失，竟必欲灭之，毁民保障。若以枢去国为未足，为此泄愤，则非枢所敢闻矣。”与此同时，陈济棠派师长香翰屏赴江西，游说蒋蔡两师。但没有结果。十九路军的军饷仍由广东(陈济棠)发给，且军内多系广东籍人，所以将士对附宁(蒋介石)附粤(陈济棠)，争议不决。由于政局混乱，人心浮动，蒋、蔡决定从前线后撤，放弃兴国，回师赣州，静观时局变化。蒋光鼐又离开军队到上海养病。

陈铭枢在日本得知十九路彷徨无主，即取道长崎回国，秘密到达上海。蒋介石得悉陈铭回国，欢喜异常，立即电召他见面。就将他悬而未决的腹案告诉陈铭枢，要他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陈铭枢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蒋介石还对陈铭枢说：“‘共匪’不是短期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时候，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陈铭枢知道十九路军将士不愿内战自已也没有染抬广东的意图，但因急于回到军中，所以就姑且应允，到时机成熟，再作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