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折腾史，石家庄竟然能当省会50年。

陈延军律师

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陈延军律师

陈延军“文武双修”，1995年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中超越录取线13分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2013年11月在首届武术国考中以高分取得“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称号，被称为“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国家级段位考评员指导员、国家一级武术裁判，现任中国武协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武协监事。 现任北京律协军民融合专委会副秘书长，现从事山西军史方面研究。

【河北折腾史】

看了一篇河北省会的文章，笑死了。[捂脸]

1913年，河北看上了新晋“白富美”天津，把省会从保定迁到了天津；

1928年，河北又看上了古都北京，毅然舍弃天津，将省会搬到了北京；

1930年，阎锡山占领北京，并组建了新的国民政府，北京又成了首都；河北省政府卷起铺盖，又搬回了天津；

1935年，因为日本人总是找天津的麻烦，河北省会重新搬到了保定；

1937年，抗战爆发，河北省政府踏上了为期8年的流亡生涯，河北大名、洛阳、西安、陕西郿县，都作过河北省会；

1945年11月，河北将省会从西安迁到北京，北京第2次成了河北省会；

1946年7月，又将省会从北平迁回到保定，保定第3次成为河北省会；

1947年11月，心想事成，把省会从保定又迁到了最大的白富美北京，这是北京第三次做河北的省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再次成为首都；河北一步三回头，把省会又迁回保定，这是保定第4次做河北省会；

1958年，大跃进时期，河北嫌保定保守，发展慢，又惦记起天津这个“白富美”；

1966年，海滨城市天津面临战争风险，河北舍弃天津，把省会搬回保定，这是保定第5次做河北的省会；

1968年，保定武斗全国有名。从天津搬回来的省会在保定立不住脚，河北临时决意，把省会迁到石家庄。

从1913年到1968年，河北的省会竟然搬迁了多达11次，这还不算战争年代的临时省会。

当时，也没准备在石家庄长久过日子，就是避避风头，局势稳定了再说。

谁会想到，原来只是河北农村300人的小村庄，石家庄竟然能当省会50年。

1971年，局势稳定下来后，河北曾想过再次将省会搬回保定，但周总理不同意河北把省会搬来搬去，从此河北的省会就定了下来。

石家庄作为一个城市实在是过于年轻，与保定相比底蕴明显不足，至今仍有很多人误以为保定是河北的省会。

毕竟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曾做过两百多年的河北省会（旧称直隶）。

见异思迁，

好高骛远，

嫌穷爱富，

爱棒大款，

落到村里，

再难翻天！！

陈延军表叔程宏毅，陈延军的父亲陈明善，舅舅李先定在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入党介绍人。

陈延军的父亲陈明善，大学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毕业。青少年时期曾随意拳宗师王芗斋在故宫筒子河习武，著名书法家，解放前参加革命，中共党员，解放后北京市第一家国营企业～北京被服厂创始领导人，新中国首批北京市三名国营企业干部之一，开国县处级离休干部。

陈延军亲舅舅李先定（其妻栗彩英的兄弟栗战书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彩英侄女栗小平，1983年全国武术比赛六项全能冠军，俗称“武科状元”），1932～2008年，少年耕读，毕业于盂县新民学校，1948年参加工作，担任中共政权第一个直辖市阳泉市～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程宏毅的秘书。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阳泉市委市政府工作，长期任阳泉市人民政府财委主任、市委常委。连续为市七届人大代表。1993年离休。2008年病故。地厅级离休干部，是山西省阳泉市资格最老的地方领导人。

表叔程宏毅“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五台行政主任公署党组书记；牺盟会五台中心区组织部长、党组书记；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党组书记，晋察冀边区第四专员公署专员、中共四地委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政委，中共阳泉市委书记兼市长。曾任中共天津学生区区委书记，晋察冀边区四专署专员、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阳泉市委书记，阳泉市市长。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财贸办公室主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商业部顾问。是中共十二大代表。1966年2月，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斗。1974年，恢复工作，继续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1982年后，任商业部顾问，同年6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97年6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石家庄市的前世

石家庄市志记载：1903年和1907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先后在石家庄村村东建站，火车站周边日渐繁华。

1925年，直隶省酝酿试行市自治制。石家庄、休门、东北栗村、西北栗村的绅士开会，于4月1日开始筹备自治。当年6月24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签署命令，批准施行市自治制，“石家市”以“石家庄为其区域”。按规定，施行市自治制的城市人口须在1万以上，石家庄人口尚未达到，于是将铁路以东休门、栗村合并在内，人口达3万多人。因为休门是一个大村，不同意合并后以石家庄为名，经多方协商，取石家庄和休门各一个字，称“石门市”。同年8月2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将直隶省石（家）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石门之称始于此。

1928年，“市自治制”被废除，石门建市工作搁浅。1937年9月14日，日本侵略军轰炸石门。10月10日，石门沦陷。1938年1月15日，组建了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1939年10月7日，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批准，正式设立石门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称之为石门市。

1947年11月12日，石门市解放。12月26日，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批准，将石门市改称石家庄市。不过此后一段时期内，石家庄和石门两个名字一度仍并用。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石家庄市改为省辖市。为改变这种混乱现象，石家庄市政府向河北省政府递交《为呈请批准本市名称仍为石家庄由》的函，省政府回函：“秘字第十号呈悉，你市仍用石家庄名称，并已告各有关部门知照。”从此，石家庄市的名字才正式统一下来。

来源/燕赵都市报

记者/刘岚

编辑/谭悦

硝烟中人民的市政府宣告成立

石家庄新闻网 时间： 2007-07-03 11:25:52 来源：

　　

　第一次石家庄市委会议。　图片由沐雨翻拍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11月14日，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成立，同时颁布布告宣布市长柯庆施就职开始工作。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的两块大牌子并列挂在两棵大树上，有一个排的兵力负责警卫。

　　本报记者　沐雨　实习生　杨婧　王爱红

　　[档案介绍]

　　档案名称：布告

　　档案介绍：石家庄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处长姜青春　此档案原载《新石门日报》>1947年11月18日第一版

　　[档案原文]

　　布告　

　　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委任柯庆施为石门市市长，遵于十四日就职开始工作。仰全体市民一体周知。

　　

　　此布

　　市长柯庆施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回忆当年]

　　彭子堪：我参与为市政府选址 　　

　　彭子堪，石家庄解放时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后任文书科科长。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市政府最早的对外办公地址设在被歼灭了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部所在地（原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即现在的新华路东头往北，铁道部石家庄车辆工厂俱乐部游泳池那一带。当时，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的两块大牌子，并列挂在距车辆工厂水塔西南方约一百多米树林中的两棵大树上（后来将树伐倒，地址圈到车辆厂院内）。人民解放军派了一个排的武装警卫着这两块大牌子。工作人员在原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大楼里办公。

　　为什么两个军政领导机关当时设在这个地方？当时我党政军领导考虑，是为了减少敌人对城市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方便初次进城干部入市后，很快能找到领导机关。石家庄解放了，可是北平、保定、天津等大中城市还没有解放。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每天从北平等地窜来飞机滥炸扫射，其目标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我军驻地。在这种情况下，如对外办公设在闹市区，敌机来轰炸，不可避免地要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如果设在市郊边沿地区或偏僻地区，大多数市民不知道，就发挥不了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威力。同时从农村调进城的党政军人民团体的干部，第一次来市后，不知道到哪里去报到，这个地方便于寻找。这个地方虽然距车辆厂很近，但当时铁路早已破坏，很久不通车了，工厂停着工，敌人轰炸也无妨大事。

　　“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1948年1月1日改为石家庄市）、“晋察冀军区石门市卫戍司令部”两块牌子是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11月14日）挂出来的。1947年11月12日中午12点最后的顽敌被歼灭，战斗结束。

　　当时我正在晋察冀军区后勤司令部（驻正定西仰岭村）协助程宏毅同志工作（他那时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军区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当时程宏毅同志派我会同冀中十一专署专员林润田、军区后勤司令部苏参谋等十余位同志，迅速进市筹备市政府办公地址。因是步行，大约下午五时左右才到达市内。当晚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取得联系后，第二天苏参谋和我找了一家刻字铺，刻了公章，并制作了牌子，经领导审查批准后，第三天即11月14日两块大牌子挂出去了，人民的市政府宣告成立了。

　　人民的市政府和保卫城市安全的卫戍司令部宣告成立，可是挂牌子的这个地方只是对外办公。上级派我代表市政府、苏参谋代表卫戍司令部，我们二人带着两三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值班办公。因为国民党的飞机每天轮番干扰，只好在附近一个防空洞里安了一部临时电话，以便和领导联系。敌机不来在地上办公，敌机来了下洞办公。因为刚解放，战场还未来得及打扫，头两天国民党第三军部内外，横七竖八倒卧着许多官兵尸体，街上还有不少爬行坐卧的受伤俘虏。加上敌机不断来轰炸，大部分商店关门停业，市民还不明我党政策，很少人来市政府问事，所以市政府只对外办公。解放初几天，主要是接待进城干部，他们来市后先到市政府对外办公处报到，然后介绍他们到另外保密的市委、市政府对内办公地址去分配工作。

　　解放后，市政府这个最早的对外办公机构，大约过了一周左右就迁到中山路同智胡同了。

　　

　　臧伯平：建设局连清扫工共8个人 　　

　　臧伯平，曾任晋察冀四分区行署专员及五专区行署专员。石家庄解放后调入石家庄，先后任建设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长。 　　

　　石家庄是全国解放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当时我们进市时，中央就有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了给予各项指示外，在干部配备上，也是高规格的，派了中央部级领导来主持石家庄的工作。像市长柯庆施，曾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而且中央还派了很多人来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如李维汉，胡乔木，齐燕铭，潘梓年等。

　　入城后，大家都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律，还是在农村根据地的那股劲。记得，给我配了车，但我一次也没坐过。当时生活也苦，发点工资，也仅够维持生活。入城后的工作，首要的是清除反动统治的残余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先从最基层做起，摧毁国民党保甲制，建立了街政府。我们和国民党不一样，他们只是收税，搜刮民财，别的什么也管不了。而我们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一个一个的街政府怎么领导？于是又设立了区，组建了区政府。市政府直接和区政府打交道，有些事如需要和街政府商量研究，就找他们来商讨汇报。

　　市长柯庆施同志开办公会议的形式挺特殊，但很有成效，开“朝会”，每天早晨起来，饭前，各局长们到他那儿开会，汇报工作，研究问题，布置任务，一开一两个小时，然后分头去办，每天如此。后来，敌机来轰炸，我们就分片来开，分头指挥，有时躲到郊区村里一片坟地里开会办公，带点儿饭在外头吃。敌人想把我们赶出石家庄，那是妄想。柯老这人很豁达，喜欢喝酒，经常碗里有酒，你看他像是喝水，其实那是酒。对干部、对工作要求很严格，有时训人挺厉害。我曾建议过他少喝酒，对下级说话客气点儿。这些意见，他也肯听。有一天，我和他抬起了杠，那时我抓建设局，他听秘书反映，嫌街道不干净，找我说这个事。我说：“是有这个问题，但建设局连干部带清扫工人总共才8个人，连机关的事情都管不过来，很难保证街道干净。”他说：“好好，你说需要多少人？”我说：“得建30个人的卫生队。”他说：“好好，那就增加30个人。”

　　（注：回忆文章由市政协原副秘书长、石家庄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栗永早年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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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解读]

　　按照省级建制任命市委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张彦台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当天，入城干部立即组成中共石门市委员会开展工作。由于石家庄是我党在华北地区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本身又是工业区，政治经济地位很重要，所以中共石门市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由晋察冀中央局按照党委（省级）建制直接任命的。市委书记毛铎是原中共察哈尔省委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魏震是原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市长柯庆施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处长；市委组织部长魏士珍是原中共冀晋四地委城工部长；市委宣传部长曹裕民是原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秘书长；市委社会部长陈守中是原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秘书长；铁路局政治委员栗再温是原中央组织部行政处长、冀晋四地委书记。

　　11月14日，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成立。在原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即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设立了市政府对外办公处，挂出了“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的牌子。同时颁布布告宣布市长柯庆施就职开始工作。市政府牌子的亮出和布告的颁布标志着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

　　新成立的市政府下设秘书处、社会局、工商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和人民法院。11月21日，市政府秘书长林润田、社会局长韩子毅、工商局长鹿毅夫、财政局长赵子尚、教育局长武树藩等人，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任命就职。同日中共石门市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各级党政组织。

　　12月26日，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市辖区由6个增至8个，其中1-4区为市区，5-8区为郊区。同时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各区建立区委、区政府。8个区的区长分别为崔荣汉、张占义、林润田、刘其恒、蒋守廉、张立民、王鸿基、刘竹溪。

　　为更好地深入基层，市政府在市内各区街道又建立街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在郊区各村建立村人民政府和中共支部。

　　截至1948年1月，石家庄市的市、区、街（村）三级党政组织均已建立。

　　在石家庄解放不久，中国共产党就迅速建立了各级党政机构，这对尽快修复战争的创伤，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建设新石家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而为团结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