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军垦战歌

刘姥姥

我的连队 我的班

上世纪七十年代元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某部军垦农场，这个农场座落在豫东，距离焦裕禄治理风沙盐碱的兰考县不远。

我们连是“女生连”，是全国各地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报到的女大学毕业生 。 男生去湖北沉湖围湖造田了，所以只剩下女生。在那个年代，这叫做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我们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 ，每个班有十几个人，这样算下来全连有一百多号人。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司务长、还有一名文书是现役军人 。其余就是女大学生了，有来自上海的、安徽的、北京的、天津的、武汉的、重庆的、更多的是河南本省的。刚开始，我被编入战斗班二班，担任班长，简称“二班长”，后来又调到炊事班当班长。

泥 瓦 匠

先讲讲我在战斗班的故事吧。

　　豫东，一马平川，平得连一个像样的土邱都没有。这里的风很大，并且就像吹着口哨一样单刀直入，或许这就叫“刺骨寒风”吧。这里的风和沙总是纠缠在一起，风卷着沙，沙缠着风，让人睁不开眼睛。这年冬天，下了几场大雪，农场的麦苗就像盖上了厚厚的被子，它们在松松软软的被子下面，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场部下达了命令，要求我们变冬闲为冬忙，趁麦苗还没有返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就像打一个大的战役一样，各级首长进行了轰轰烈烈地动员之后，布置了战斗任务：有的连队打机井，有的连队修水渠，有的连队盖厂房。各个连队热烈地响应，战士们表决心，挑应战，群情振奋。分配给我们女生连的任务是盖机井房。就是在机井的上面盖个小房子，保护机井和设备。机井房不算高，大约有三米多高吧；面积也不算大，对质量也没太高的要求，所以就分给了女生连。女生连又把任务分解到各班排，最后落实到我们班的任务就是盖一号机井房。

　　施工开始了。因为我是班长，是全权负责的，既是“总设计师”，也是“总工程师”，既是搬运工，又是泥瓦匠。我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有的组负责搬运砖瓦、沙石、水泥，有的组负责和泥，有的组负责砌墙，批荡，勾缝，总之盖房子的每一个程序我们都要会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由于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提升机，没有搅拌机，盖房子的全过程都是“纯手工制作”。在墙比较矮的时候，难度还不是很大。当墙超过一人高时，特别是到了封顶的时候，往上运砖瓦就是个难题了。由于没有提升设备，我们采用最原始、最古老的办法：“空中抛绣球”。

即一人站在地面往上抛，一人站在墙上接。这是个难度系数很大的工作，它要求两个人配合默契、动作协调。往上抛的人要把握好方向和力度，上面接的人要把握好伸手时机和缓冲方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不是接不住掉下来，就是手被打得皮开血流。我们经过反复练习，从一次只能扔一块砖，到后来我们可以把两块砖摞在一起扔。下面的人屏住呼吸，腹肌和臂一起向上用力，上面接的人，将两只手一前一后地伸开，还要随砖头前进的方向运动一段距离，这样就稳稳地接住了。连长讲评的时候，还把我们的先进技术——“空中抛绣球”的方法在全连作为典型进行交流呢。

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内墙批荡。内墙批荡需要大量的麦秸泥，就是用粘土和麦秸搅拌成均匀的稀泥，糊在墙上，抹平。我们没有搅拌机，我们的工具是铁铲、铁叉和铁钩。北方的冬天，滴水成冰，我们运来了粘土和麦秸，刚倒入一桶水，一会儿就冻得刨不动了。没有麦秸泥就不能批荡内墙，就完不成组织交给的战斗任务，怎么办呢？我心急如焚，因为我是班长，我必须想办法攻克这个难关。于是，我脱了鞋，卷起裤脚，跳到了泥浆里。在我的影响下，接着，一个，两个，三个......全班战士都跳了进去。我们手挽手，踩着，跺着，跳着，笑着，好像是在跳舞一样，忘记了这是踩在布满冰碴子的泥浆里，忘记了冰碴子和麦秸像刀子一样割在腿上。有几个来例假的女生也忘记了自己的”特殊时期”，或许也没忘记，因为那时的我们，是没有“例假休息”这一说法的。就这样，我们用自己年轻稚嫩的双腿和双脚代替搅拌机，搅拌出来的麦秸泥又细又均匀，可是我们的双脚和双腿布满了像蜘蛛网一样的血痕，火辣辣的痛。晚上回到宿舍，仔细察看，发现有些同学的腿肿得发亮。

　　一个冬天下来，我们连盖了四、五座机井房。二十几岁的姑娘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可那时”美容养颜”对于我们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都变成了泥瓦匠，一张张脸皴得像树皮，一个个手指都裂开了缝，用胶布粘住还在流血。

炊 事 员

冬去春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从战斗班调到了炊事班担任班长。俗话说，众口难调，要使全连一百多号人吃饱吃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努力工作，在伙食费许可的前提下，尽量做到饭菜花色品种多样，照顾到各地方的口味，并且经常把热饭热菜，按时送到田间地头和训练场。多次受到连队的表扬。我出生在农村，只会做些糊涂面条蒸馍蒸菜之类的饭菜，连队把我送到军部去培训。由于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所以我学习特别努力，一个礼拜下来，也会做几个诸如红烧肉，糖醋排骨等拿手好菜了。

在炊事班，还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是杀猪。记得是“八一”的前一天，司务长宣布说，为了庆祝“八一，把我们养的猪杀了，来个全连大会餐。我真有点舍不得杀，从几斤的小猪娃养到一百多斤的大肥猪，每天都是我提着桶去猪圈里喂它。它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知道是“班长”送好吃的来了，就发出“哼哼”的欢迎声。冬天我怕它冷，从很远的地方拉了一架子车麦秸，在它的卧室里铺了厚厚的一层。晚上，它舒舒服服地申着懒腰躺在上面。

那天早饭后，我和司务长来到猪圈，它听到我的脚步声，还是像往常一样“哼哼”地唱着歌欢迎我。一进猪圈，司务长就用绳子捆住了它的腿，我记得很清楚，两只前腿和两只后腿是分开捆的。我们用一根长木棍，从捆着的腿中间穿过去，抬着它走向了“刑场”。我们走到了一棵大树旁，司务长又拿出一条绳子，把猪和大树捆在了一起。因为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杀过猪，担心捅刀子那一瞬间它跑了。这时，我又仔细地看了一眼我亲手养大的猪，它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流着泪，它哭了。司务长拿了一把大刀，大约有五六十公分长，弯弯的，亮亮的。司务长说，你去提个桶准备接猪血。司务长举起大刀砍下去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是闭着的。只听见他说，你站远一点，别让血溅到你身上！这时，我才猛然睁开眼睛，猪血像喷泉一样流在了地上，我桶里接的血连一半都没有。

　　放完了血，接着就要给猪”打气”，要把猪打得像气球一样鼓鼓的，这样才可以刮毛。我去拿来一个打气筒，在猪的小腿部开了个口，刚好能插进打气筒的嘴儿。我们两个轮流作战，一个人打气，另一个人按住猪腿。打一会儿，拍一拍，按一按，猪的肚子要像汽车轮胎一样鼓起来，比较硬了才行。累得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在杀猪的时候，炊事班另外几个胆子小的女战士，不敢看杀猪，他们已经在空旷的野地里，支起来一口大锅，烧好了一锅开水。我们两个把打了气的猪丢进了锅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烫猪、刮毛、分割。

第二天，“八一”大会餐。红烧肉，糖醋排骨，回锅肉，肉丸子汤都上了餐桌，大家都说，这猪肉特别香，特别嫩，特别好吃。可这时的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腰椎间盘突出。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经常梦到当年杀猪的情景。

野 营 拉 练

　　野营拉练，炊事班是最辛苦的。不仅要背自己的行李，还要背炊具和柴米油盐菜，每个人至少要负重五六十斤。在拉练途中战士们休息时，炊事班必须在四十分钟之内做好三菜一汤，这是铁的纪律。记得有一天晚上，天特别黑，风特别大，还下着大雨。半夜时分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十分钟之内，全连战士背着背包，集合完毕。接着，班长向排长报告人数，排长向连长报告人数。连长作了简短的讲话，宣布了行动路线和进攻目标，要求天亮之前必须到达目的地。然后连长一声令下：出发！由于这次行动是“军事秘密”，部队不能走大路，必须抄近走田间小路，还要趟过一条小河沟，行军途中不得暴露目标，不得发出响声，不得留下任何痕迹。连长和指导员在前面带路，副连长和炊事班走在部队的后面。虽然纪律要求不得发出任何响声，但是在行军途中，时有“扑通扑通”的声音传出来，因为那是又有人倒下去了！我们戏称为“牺牲”了。有的跌倒在水田里，有的跌倒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天亮了，我们按时到达了目的地，每个人脸上身上全是泥和土，汗水和泥水掺在一起，活脱脱就是一个个会行走的泥猴子。这时连长宣布：“部队原地休息待命，炊事班做饭”。我带了铁锹，负责挖坑、砌灶、生火，由于下雨柴被淋湿了，很难点着火，我就先用几块干柴引着火，然后用嘴当鼓风机，不停地呼呼地吹气。因为平时有战备思想，我们带的白菜萝卜大葱都不用洗，省了不少时间。四十分钟后全连战士高高兴兴地吃上了米饭，炒白菜，炒肉片，炒罗卜丝和葱花肉片汤。饭后连长对这次行动进行讲评，讲评时表扬了许多战士，对我不但没有表扬反而进行了批评。我的错误之一是，急行军时发出了“咚咚”的拍打声，暴露了部队的行动目标。那是因为下雨，我怕柴淋湿了，背上的大锅下面扣的是木柴，由于锅和柴之间没绑紧，发出了响声。错误之二是，部队撤离时做饭的草木灰掩埋得不干净，也暴露了目标。我心里忿忿不平：“你们休息，我做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要受批评！”但一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气也没有了，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的车轮转到了1972年，我们的“接受再教育”即将结束，在一年半的军垦生活中，我学会了干农活，盖房子，当炊事员，掏大粪和喂猪，还学会了打靶、扔手榴弹、拉练等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