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自1927年在三星堆发现玉石器以来的近一百年间,三星堆遗址历经多次的考古发掘,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发现的城墙、宫殿、祭祀等重要遗迹,一再醒惊天下。神秘的器型、令人费解的埋葬坑、鬼斧神工的技艺……其源焉在?其流何往?</p><p class="ql-block"> “伴月三星”,昔日广汉的这一美景曾令人流连,而今天在北京通州大运河博物馆特展“三星堆文化”更令世人惊叹!一直不瘟不火的大运河博物馆,伴随着“三星堆”的到来一秒入夏,炸裂程度堪比帝都七八月份的天气,让人欲仙欲死,欲罢不能。</p><p class="ql-block">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求索和薪传接力,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面貌日渐清晰,为深刻理解灿若星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又增添一例重要实证。到大运河博物馆还是挺方便的,这里距离东六环出口和广渠快速路隧道都很近。就是博物馆没地方停车,可以直接搜北京艺术中心,从A3电梯出来距离博物馆最近,大概三四百米的样子</p><p class="ql-block"> 我是周六上午十点赶到,参观的人排着长排,一直拖到北京艺术中心岔路口,仍有人流涌来加入长队。总共12个展厅,三星堆安排在一楼1、2展厅,3-12展厅分布在2-3楼,游客大部分都集中在一层,二三层并不拥挤。作为首都博物馆东馆,这里的展品比复兴门外的老馆硬货并不多,基本陈列馆在3、4、5、6展厅,主要围绕大运河,以时间为序,介绍其与北京的历史脉络。7-12展厅为专题展,由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故宫博物院藏古代颜色釉瓷器展、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等内容组成。整个场馆规模大、硬件设施先进,全部参观的话,至少需要大半天时间 </p><p class="ql-block"> 看到队伍排得太长,我先来到北京艺术中心转转。约摸十一点来到一楼,开始在门外排队,进入大厅接着排队,虽然队伍看起来很夸张,但只用了上十分钟就进入了展厅。走进展厅,三星堆近几年出土最具代表性的265件(套)古蜀文明文物,如各种造型的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等,按“发现三星堆”“解读三星堆”“定位三星堆”三个篇章展出,引领观众敲响古蜀之门,拂去岁月尘埃,领略重现于世的吉光片羽,感悟灿烂文明的曾经模样。三星堆文物确实震撼。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铜虎头龙身像、青铜大立人,还有青铜神树,造型独特、线条流畅,通体充斥着力量与美感。这里展出的实物与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器造型迥异,大型的没有搬来,有的是复制品,不过和原物没有区别。介绍文字很小,大多写在器物下方,看起来很吃力,有的功能靠猜,各种匪夷所思的结构,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特展一直会持续到十月十日。估计暑假结束后热度会降低一些,参观体现也会更好,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毕竟在广汉也是一票难求。这里不光省去车马劳顿,不需要预约还免费。炎炎处暑,穿越时空隧道尽赏殷商远古风俗民情,简直太美啦!</p> <p class="ql-block">发现三星堆</p><p class="ql-block"> 在中国四川省广汉市,有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三星堆遗址。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古蜀文明的独特光芒。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p><p class="ql-block"> 1927年春天,居住在广汉市南兴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挖水沟时,意外发现了玉石器坑,四百余件玉石器从此重见天日,这使得三星堆古蜀文化初现端倪。1986年,当地砖厂工人挖土时相继发现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坑内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数量众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轰动了整个考古界。从此考古工作人员开启了三星堆的探索、发掘、修复、研究等一系列工作。 为了保护和展示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的发现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第一个百年岁月的缩影。如今,无论是理念、方法还是研究理论体系,与最初阶段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向“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大踏步前进。</p> <p class="ql-block">参观三星堆展览导言</p><p class="ql-block"> 一件件文物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已知的越多,未知的也就越多!对巴蜀文明的研究、解读和传播只是开始,还有很多待解之谜,还会有新的考古发现。愿展览奉献的不仅是古蜀文明的盛宴,还能助力您奋起想象的翅膀,在此开启一段以自己为主角的探秘之旅……</p> <p class="ql-block">石璧(商)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1927年春,燕道诚与他的儿子们,到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挖坑,准备安装水车,灌溉稻田,偶然于此发现大量玉石器。燕家将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藏在猪圈里挖的坑内,其他的就堆放在院子角落里。燕道诚的孙子还在石璧上刻了“燕三泰”“燕三太”。三星堆挖到宝的消息传开后,燕家将保留的、未出售的文物上交。</p> <p class="ql-block">1934年,郭沫若给林名均的信</p><p class="ql-block"> 1934年,对广汉三星堆第一次科学性考古,引起了学界注意。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给林名均的信件中,认为“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工艺品,如方玉、玉琮、玉刀等,一般与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出土器物极为相似。这就证响,西蜀(四川)文化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在殷代甲骨文上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周王作战。此外,在广汉发现的各种陶器是极古老的器型,你们判新为周代早期的文物,也许是可靠的。现在我只能说这么多。有朝一日四川别处会有新的发现,将展现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范围。并且肯定会出现更可靠的证据。</p> <p class="ql-block">198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p><p class="ql-block">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取得了突出成就和重大收获:考古业务队伍显著壮大,阵地得到较快拓展;田野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累计发现余处:碳十四断代方法与考古层显示的文化序列、相对年代关系互相配合得到应用;在考古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兴起了中华起源问题的探讨。 </p><p class="ql-block"> 积累:20世纪80年代。19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以构建三星堆遗址分期体系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为目标,对因当地砖瓦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西泉坎地点分别开展了六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最终构建起三星堆遗址完整的分期体系并一直延续至今。铸凋作坊、玉石器作坊、祭祀坑相关遇存的发现,也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弥足珍奥的线索。”三星堆通遗址”“三星堆文化”正式命名并被广泛认可。</p> <p class="ql-block">辫发青铜人头像(商)</p><p class="ql-block">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面貌基本一致:长方脸,凸眼,眼梢上挑,颧骨部山脊状线凸起,宽鼻翼,薄唇阔口,大耳。人头像的颈部塑造为V字状。头像中空。通过头像的发样、顶部处理,可以分不同类,但其文化内涵无法确知。</p> <p class="ql-block">辫发青铜人铜像(商)</p> <p class="ql-block">轰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现两个坑</p><p class="ql-block"> 1986年七八月发现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其中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包括大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这些代表三星堆精神世界的文物一经面世,即因其独树一帜的器物特征引起极大轰动,也使三星堆从众多中国考古学文化中脱颖而出。1987年11月又发现仓包包坑。这些考古发现让研究者得以进一步了解三星堆遗址的祭祀行为与祭祀体系。</p> <p class="ql-block">揭密三星堆</p><p class="ql-block"> 自从三星堆文物出土以来,给人们打开一个新世界。大量的玉器、各种发样的青铜头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神兽等,让人惊叹。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遗址区的持续发掘、对部分文物的修复以及不断深入的研究,逐渐揭开了璀璨而辉煌的古蜀文化面纱。对于三星堆这样的大型遗址,即使经过多年的发掘,也只能揭露很小一部分,学者们只能以管窥豹,通过发掘地点所获资料与信息,结合古代文献描述和解释文化内涵,而三星堆的本来面貌比目前所知要复杂得多。</p> <p class="ql-block">铜神兽(商)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整件器物呈昂首挺胸、四肢蹲伏于地的走善形象,后胶缺失,双耳、尾部等处残损。神兽头顶有一角,倒卧形“臣”字眼,扁长圆形阔口,短颈,躯干修长,挺胸,塌腰,四肢外张,蹄足,尾部上翘后弯,体表有云雷纹条带装饰,整体形态健壮有力。青铜神兽的文化内涵、与铜兽首冠人像的关系等尚待深入研究。</p> <p class="ql-block">陶圈足罐(新石器时代至夏)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 <p class="ql-block">神人之际</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信仰崇拜的文物。这些文物集中出土于八个坑,即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个坑。就目前的情况看,三星堆的八个坑并非同时下埋,有早晚之别。因此,它们可能是不同代际(世次)祭祀行为过程的记录,显示了不同代际的祭祀行为、祭祀方式或祭祀对象的行为过程及其间的差别。从出土器物看,可能包括太阳、树木、山、川、鸟、蛇等自然崇拜,也包括祖先崇拜。最近出土的大神兽及神坛样等文物,充分展现出古蜀人高度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p> <p class="ql-block">铜太阳形器(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件,经修复复原两件,构型完全一致。</p><p class="ql-block"> 器物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五个圆孔均用于安装固定的。器物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苦条现接宇固。</p><p class="ql-block">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坛上的“太阳芒纹”形式相似,整体图像也与四川珙县焚人悬棺墓岩画及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因之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推测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p><p class="ql-block"> 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并不是太阳的象征,而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轮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p> <p class="ql-block">青铜罍 四川雅安荥经同心村M21出土 雅安市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这件罍于1986年出土,在器表有一副图画:一座祭坛,右边为一树木状,左边为一玉璋,中间有太阳与鸟。这一场景与三星堆发现有一定契合度,或为祭祀场景的再现。</p> <p class="ql-block">金面罩(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出土 10件金面罩,分别出士于一号、二号祭祀坑,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三号、五号和八号坑。金面罩眉眼镂空,两耳轮廓圆润,鼻梁高挺,嘴形大而微张,造型威严神圣,是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完整的一件金面罩。单独出土的金面罩应为青铜头像剥落下来。</p> <p class="ql-block">铜兽首冠人像(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此人像头戴兽形冠,冠顶正中有高起的额饰;冠顶两侧有高耸的兽耳;冠两侧有眼形。兽口为空心扁嘴。人像面部和上半身造型与青铜大立人相似,两臂呈环抱状置于胸前,双手中空;身穿饰云雷纹和菱龙纹等纹饰的对襟服饰,腰间系带。下半身残缺。人像或为祭祀者。其头顶有形似象鼻的冠饰,有学者据此推测这反映出三星堆人对大象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头戴的是鸟冠。</p> <p class="ql-block">夔冠纵目青铜面具(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遭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目前三星堆出土夔冠青铜面具,一眼惊艳天下人。目前所知的纵目面具共3件,均出土于二号坑。此面具双眼斜长、眼球凸出,两只大而尖的耳朵向外伸展,额上有高约七十厘米的卷云形饰。出士时均有眉眼描黑、口涂朱砂的痕迹,面具侧面及眼、耳等部位为嵌铸而成。</p> <p class="ql-block">冠纵目青铜面具(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遭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p><p class="ql-block"> 纵目面具夸张奇异的眼、耳造型,可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古蜀王蚕丛或神人烛龙相联系。</p> <p class="ql-block">青铜神树(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①</p><p class="ql-block"> 全器被砸击、火烧,树座被砸破变形,一面残缺,一面跪坐人像变形,跪坐人像手臂均残断,树干上有两处明显的砸击凹痕。树干及树枝残断,出土器件不全,无法拼接复原。器物分树座和树干两部分,树座三等份分铸后拼合,并用铆钉固定,与座圈衔接处用铜液铆焊。树座圆形座圈上三足在三个方向呈拱形,如同树枝,似窃曲纹,足尖向上勾卷。座圈三面正中各起一方台,方台上各有一高19.0厘米的跪坐人像。人像头顶中空,头戴頍(Kuⅰ),大眼、直鼻、大耳,身穿对半袖长衣,衣饰勾云纹,腰束带,前裙及膝,后裙压于股下,两臂平抬呈持握状,跌足。每面正中呈尖塔状镂空。</p> <p class="ql-block">铜神树(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②</p><p class="ql-block"> 树座与树干分铸,用铜液铆焊结合,铆焊处有一断茬,可能原来安有附件。树干上端残断,断口处露出一断面呈方形和另一断面呈半圆形的铸件,半圆形铸件上并有一圆形铆突,可能是连接上、下段树干铸件之间的榫卯。树干现存二层树枝均有三枝分别向三个方向伸出,与树座三足一致。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大部残断无存;第二层树枝仅一枝保存完好,另二枝大部残断无存。树枝从中段分枝。一分枝向上展出,至枝端开一花朵,花托套有圆环,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一瓣向下勾卷,较短;一瓣向上弯曲,较长,上立一鸟。鸟头顶中空,作鹰喙状钩喙,尾上翘,展翅。另一分枝向下至枝端开一花朵,有一较小桃形果实及二花瓣,长瓣向下,短瓣向上,花托套有圆环。树枝下多有一环钮。</p><p class="ql-block"> 这颗青铜神树的功能应与大神树类似。</p> <p class="ql-block">青铜大面具(商)</p><p class="ql-block"> 展厅中最大的青铜面具,曾代表三星堆上过2022年的春晚。</p> <p class="ql-block">祭器模型(复制品)</p><p class="ql-block"> 此件为祭器模型。该器原件因在当初埋入举行仪式时曾经火焚,一半已被烧熔,剩下的一半也变形解体。经过拼对研究性复原,大体可以观察到全器造型原貌。神坛由下层的兽形座、中层的立人座与山形座、上层的方形顶四部分组成。其原件本身可能是摆在宗庙里的一件神器,也可能是巨大神坛的缩微模型。</p> <p class="ql-block">竖披发青铜立人像(南)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维遗址八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①</p><p class="ql-block"> 人像头部竖披发。浓眉大眼,鼻梁高挺,鼻孔呈“M”形,嘴角向下,大耳,脖子修长。左臂握拳上举,手握飘带,大拇指上翘,小拇指向外呈兰花指状,平举至腰部,右臂从肘部残缺。穿无袖及膝长裙,右枉,腰部束带。臀部后翘,膝盖弯曲,呈半蹲状。赤足立于方座之上。方座可分为两部分,上部四个侧面星长方形,上下面星近方形,下部较上部变窄,四个侧面长方形,上下横断面近方形,前后两面中部靠下处有一方孔。</p> <p class="ql-block">竖披发青铜立人像(南)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维遗址八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②</p><p class="ql-block"> 立人膝盖连接裙摆处有桃形装饰,两小腿外侧饰眼形装饰。方座上部饰云纹,正面两组云纹对称,左右两组云纹平行,各有一条范线。下部素面。</p> <p class="ql-block">铜神兽(商)2022年四川广汉三星堆违址八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神鲁昂首站立,大尾微翘。其貌为“臣”字眼、扁方形大嘴、弧形叶状耳;腰身细瘦,四足粗壮;身上满饰云纹、火纹、鳞纹等,胸口饰有一棵神树纹样。神鲁头顶宽扇,其上有一人站立于山形基座,形象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相似,基座底部前方还有一跪坐小入,后方亦有神树纹。</p><p class="ql-block"> 此神鲁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神兽。其腰、背部的焊接痕迹表明这件神兽应当是器物基座。经过三维扫描和模型技术手段进行拼对,神兽上部承载的器物是出土于三号坑的一件大型顶尊跪坐人像。</p> <p class="ql-block">青铜虎头龙身像</p><p class="ql-block"> 灵物:早期人类将植物、动物和人都看作生命之物。其中,有一些成为超凡神物。在三星堆器物上发现的动物形象包括鸟、蛇、虎、鸡、犬、蛙等,还有众多的龙形器。这些器物本身的宗教性内涵目前无法确知,但可以合理推测,它们受到三星堆人的崇拜,并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功能。</p> <p class="ql-block">铜虎头龙身像(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此器物造型星前爪支撑倒立、身体上翘的虎头龙,立于一个三叉型基座中部。虎头较方,圆眼外鼓,鼻向上微隆,鼻孔清晰可见,脑后两侧有圆尖耳。微张阔口,口内四颗门齿、上下各有两颗獠牙。虎口内衔一青铜带状物,整体似弓形。龙爪五趾,前四后一。肩部和股关节两侧各有一涡纹。膝关节有尖校,身体两侧饰条状斑纹,内有黑色彩绘。其身体下方有一长方形补丁状青铜片,以铜丝缠绕连接于器物上。底部基座各分支前端铸接小型濮脚青铜鸟,鸟喙内有小型吊环。鸟头、颈部饰鳞状羽纹,双翅与尾羽饰阴线弦纹,内填朱砂红彩。虎头龙是目前三星堆所见最高的动物造型青铜器之一。与三星堆祭祀坑内的大部分器物一样,这件造型奇特的器物在埋藏时也断成数块。从体型判断,它应当是三星堆人的重器之一。</p> <p class="ql-block">铜爬龙柱形器(商)1986 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p><p class="ql-block"> 器物主体为一空心圆柱。顶蹲着一龙,龙口大张,露齿。头上有镰刀形大耳一对,耳内侧有上卷的犄角。两前爪紧扣柱顶,下半身着于柱侧,两后爪攀附于柱两侧,尾稍上卷,其他龙形饰不同。该龙下颌须较长。与龙身相对的柱臂上,有一简化的头向下的菱形饰,此器可能某种器物上的附属构件。</p> <p class="ql-block">铜蛇(头、身、尾)(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士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铜蛇残为三段,蛇头部宽大,头上有耳,长眼,眼球呈圆形凸起,左颈下有一环钮。蛇身饰菱形云纹,两侧腹部各有一排鳞甲。蛇尾上翘并向前内卷。蛇的造型颇具写实风格,蛇颈下和腹部有环钮,估计是挂在某种物体上。</p> <p class="ql-block">1、石跪人像(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金沙遗址共出土石跪人像10件。均为跪坐人像。头顶发式中分,四角高翘,脑后有辫发两束。发東并为一股,直垂于后背的双手之间。裸体,赤足,双膝屈脆,双手被绳索反缚。</p><p class="ql-block">2、石虎(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金沙遗址共出土8件石虎。均为卧姿、直派昂首、头及颈较身大,口大张、管钻而成、眼睛、耳、须鸯为阴刻,口、眼睛、耳、质上均涂有未砂、虎警都有一国形小孔,推测用来插虎尾。</p> <p class="ql-block">金箔片一组(商)2021年盟N广双三屋堆遗址四号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 四号坑灰烬堆积中出土了45件金器。大部分金器出土时卷曲,舒展后可辨器型,表面有多处稻皱。其中鱼形金箔片15件整体都呈柳叶形,身上堑刻有鱼刺纹。</p> <p class="ql-block">金带(商)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出土</p><p class="ql-block"> 金带两端均残,侧面可见剪切痕迹,整体呈“L”形,圆角,素面。</p> <p class="ql-block">陶小平底罐(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遣址出土 </p><p class="ql-block">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陶小平底罐罐底平而小,罐口略内收。整体器型上大下小而不失沉稳,罐体圆转美观,应该为轮制。小平底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开始出现,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器物。 </p> <p class="ql-block">定位三星堆</p><p class="ql-block">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定位,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认识。从纵向看,可以放在蜀地的文化序列中加以考察;从横向看,可以放在整个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加以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关于三星堆文化定位,仅是基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与相关研究。而科学的认知过程通常由浅及深、逐步深入,鲜能“毕其功于一役”,或许,随着三星堆未来考古与研究的深入,一些结论也可能会修正、变化甚至颠覆。</p><p class="ql-block"> 金面具(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玉器</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出土玉器的玉料以闪石玉为主,其他还有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长石等。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与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进行的初步对比,基本明确三星堆玉器绝大部分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仅有极少数玉器是由其他区域文化直接输入。</p><p class="ql-block"> 玉戈(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有领玉璧(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士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p class="ql-block"> 金沙祭祀区出土的大量玉璧,可分为有领和无领两类。有领玉璧或周边有“齿”,或边沿圆滑。这件是金沙遗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环境因素导致其颜色出现变化:一面呈深紫色且有白斑,另一面为白色并带有棕色的班纹。</p> <p class="ql-block">玉凿(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玉箍1、玉琮2、四节玉琮3(晚商至西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p> <p class="ql-block">金沙大树根遗迹</p><p class="ql-block"> 在祭祀区古河道边发现了一处3000年前的树根遗迹,分布范围达100余平方米。经鉴定,这棵树应为秋枫。在我国,秋枫主要产于陕西、江苏、福建、四川、云南等地,常生长于海拔800米以下的山地沟谷,或于平原栽培,喜水湿。秋枫树根遗迹不仅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环境状况,也可能与金沙的祭祀活动有关。</p> <p class="ql-block">金沙铜立人像</p> <p class="ql-block">中国的三星堆</p><p class="ql-block">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与周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作为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也吸纳了周边地区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体现出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三星堆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最耀眼的星辰;三星堆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征、文化原动力的最佳标本。</p> <p class="ql-block">文化序列</p><p class="ql-block"> 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中基本的方法论。地层学根据遗址由早到晚渐次堆积的层次,确定其先后次序。而类型学通过研究考古遗存外在形态分类、变化的逻辑序列,判断遗存的相对年代早晚。建立遗址的相对年代序列,对不同文化遗存类型进行比较,还可以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关系,确立考古学文化谱系。</p><p class="ql-block">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由于陶器不受原料来源的限制,随地生产容易制作,有很强的地域性;而且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即使正常的使用一般也不会超过十年,运用陶器类型学进行的分期,其年代可以相对精确。因此,陶器是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法宝”和“神器”。</p><p class="ql-block"> 结合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认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含金沙文化)之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链条与序列。</p> <p class="ql-block">1、陶盉(中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院藏</p><p class="ql-block">2、白陶盉(中商)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出土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三星堆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玉器比较</p><p class="ql-block"> 玉箍:箍形器均呈圆柱形,中空,微束腰,器壁薄.有的在器身上下口沿处各阴刻两道细弦纹。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手腕上戴有一装饰,其形制和玉箍形器相似,表明这类箍形器是一种带在手腕上的装饰品。在三星堆仓包包地点出土1件玉箍形器,1号器物坑中出土13件陶质箍形器…其大小不等、形制基本相同。在金沙遗址中已发现8件玉质箍形器。箍形玉石器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有发现,如姜寨三期出士的VⅢ、IX陶环。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这种器物已大量出现。在良渚文化早、晚期的墓葬中均有出土。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玉箍形镯,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也出土了圆箍形器28件。总体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箍形器在形制上与良渚文化及山东省广饶县傅家出土的同类器最为相似。</p> <p class="ql-block">玉牙璋 三星堆遗址出土V形着王①</p><p class="ql-block"> 玉牙璋是古蜀玉器中表现最突出、数量最多的一类器物,也是体现三星堆与中原夏商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之一。玉璋最早的标本可能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山东龙山文化中,后在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陕西神木石饰遗址中发现了数十件玉璋。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玉璋明显已成为当时礼仪活动中的核心礼器,其后更随着二里头文化向西向南扩展辐射,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香港及越南等地区都有相当的发现。</p> <p class="ql-block">玉牙璋 三星堆遗址出土V形着王②</p><p class="ql-block"> 而四川可以说是目前全国出土玉璋最多的地区,三星堆遗址已出土数十件,金沙遗址出土200余件,两个遗址出土玉璋的数量超过全国其他遗址或地点出土玉牙璋数量的总和。</p> <p class="ql-block">青铜大立人</p><p class="ql-block">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p> <p class="ql-block">参观三星堆文化展悟语</p><p class="ql-block"> 围绕三星堆遗址所开展的发掘、研究与保护、传承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成功案例。其问题意识、价值导向、叙事方式等无不具有中国考古学之特点。</p><p class="ql-block"> 就三星堆文化本身,及其后续的金沙文化而言,能深深打动我们的,除看得见的美、震撼和神秘之外,还有“人”——就是他们于其时代所常见的青铜、金器、玉器、陶器等材料、工艺中,对自我的充分表达。这种表达,既有时代文化的共性,更有区域文化的个性,融汇与创新并行不悖。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呈广大而久远之气象的原因所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