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 6

相信明天

文/付书军

校园点滴

（一）小学记忆

我七岁入学，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可是没去几天就怎么也不肯去了，原因是老师让写“毛主席万岁”这几个字，我的小手儿不听使唤，无论如何也写不成，真是难死人了！大人也无奈，只好随我了。

第二年，我再次入学。当时村里小学没有教室，上课暂时借用大队部的一个大礼堂。大礼堂的确很大，是村里演文艺节目和开群众大会用的。礼堂是堂屋，门朝南，屋里西部有一个大舞台，舞台往东是群众看表演的地方，但没设座椅，看表演的都是本村人，来时自带坐物。当时村里有自己的皮影表演班，不定时的表演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大战红孩儿》那场表演。天一黑，台下就聚集了一大片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舞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白色银幕，跟电影银幕差不多，艺人们都在银幕后面，舞台上有灯光把把银幕照的亮亮的。锣鼓一响，皮影戏开演了。那皮偶被艺人们操纵着，影子在银幕上或走或停，或跑或跳。唐僧骑着白龙马出来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也都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当演到孙悟空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晕了过去，猪八戒上前道：“猴哥呀，我这里有专治烧伤的良药，平时不舍得用，今天让哥哥试试吧。”说罢，只见一条尿线从猪八戒的腹下倾泻而出，直接浇到了孙悟空的头上。孙悟空一个机灵就醒了，迷迷糊糊地说：“八戒，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一股骚味儿？”这时台下爆发出一阵哄笑，我们小孩子本来笑点就低，更是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西游记》通过这些民间艺人的再加工，更加活泼有趣，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了。

这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当时我们低年级好像只有一个老师，姓王，男性，三十来岁，高挑的个子，帅气又精神。王老师是全科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一肩挑。

音乐课是我最喜欢的课，我们学唱了不少红色歌曲，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有一次上音乐课，王老师在前面用小棍子指着黑板领唱，他唱一句，我们学生跟唱一句。唱着唱着，他忽然用正在教的歌曲的调子唱道：“张——林没有唱。”学生也紧跟着唱了一遍。这时只见王老师阴沉着脸，眼睛瞪着一个叫张林的学生，一言不发。大家这才回过味儿来，随即是一场哄堂大笑。原来老师是在用这种方式批评张林，说他没有跟着老师学唱。

但毕竟上学还是枯燥的，有几天，我居然逃课了。大队部旁边的一个过道里住着一户人家，家里的大儿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后来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双腿肌肉萎缩，腿瘦如柴，已经不站不起来，走路时只能一手抚一个脚面，以胳膊代腿，匍匐前行。因为这个病症，他也就不能正常上学了，所有常呆在家里。一天上学时，我拐到他家里去了，本想少玩一会儿就去上学，结果看见他正在编一只蝈蝈笼子，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的手很巧，编得很好看，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在他家玩了一晌，把上学都给忘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自此以后我像是中了魔似的，一连几天，每天吃了饭就到他家去，然后一直玩到吃饭时才回家。家里大人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我在乖乖地上学呢！直到有一天，我背着书包在学校附近的路边玩，王老师正好走过，他就顺口问：“付书军，你这几天咋没来上学呢？”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什么也说不出。幸好王老师也没追问，径直向学校走去了。但我似乎得到了当头棒喝一般，从此结束了这次长达几天的逃学生涯。

上二年级时，有一天上午，王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忽然外面有人叫他。他再回到教室时，手里提着一个很大的收音机，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然后，他把收音机放到前面的舞台上，打开，顿时哀乐弥漫，随即传来了播音员那极其沉痛的声音，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到了极点。我有点不敢相信，心想：我们常常歌颂的无比敬仰的毛主席怎么会忽然去世呢？我还以为他老人家会永远伴随我们呢！

之后的几天里，沉痛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村庄。有一个场景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我们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只听有人喊：“下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默哀三分钟！”大家马上都低下了头，垂手静立。”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毛主席去世了，对于老百姓来说，好像天塌了一样。我回到家，家里早聚集了村里的一些妇女，她们手里拿着黑纱布、剪刀或者白布在忙碌地制作着孝布和白花。全村每个人都要胳膊上戴黑纱，胸前佩戴白花。

后来直到华国锋主席上任，我才知道“主席”原来是个职务，以前总是“毛主席、毛主席”地叫着，我还以为“毛主席”就是他老人家的名子呢！

　　三年级时，我们搬出了大礼堂，挪进一排老旧的土坯房里。

王老师平时很随和，但严肃起来也十分可怕。有一年秋天，我们班里每个同学都发了一只铅笔，说是麦假时我们给生产队拾麦子的报酬。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回家，一个小伙伴说：“咱们辛辛苦苦拾了一假期的麦子，又晒又累，现在就只给一根烂铅笔，真气人！”一个说：“是啊，太不把我们当人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愤。不知谁说：“我们干脆把铅笔折断扔了吧！”说着他真的“咔嚓”一声折断铅笔，狠狠地扔在地上。大家一见，也纷纷仿效，然后愤愤地回家了。

第二天来到学校后，同学们纷纷传言，说王老师知道了昨天我们扔铅笔的事，一会儿要来调查。我们一听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班里有一个女孩儿，我们是邻居，经常在一块儿玩，她说：“我给你一只铅笔吧！”说着就把一只铅笔塞给我，我一看，正是我们昨天发的那一种，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两根这样的铅笔。就是这根铅笔救了我一命。

不一会儿，王老师来了，沉着脸说：“都给我把昨天发的铅笔举起来！”同学们都听话地把铅笔举了起来，我也低着头举了起来，只有昨天和我一起回家的那两个小伙伴没有举。王老师一见，大发雷霆，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课桌，课桌上又放了两张凳子，对那两个学生说：“你们两个，给我站上去！”那两个伙伴就只好乖乖爬上去，站在高高的凳子上，然后被好一通批。

唉！这件事过后好久我还心有余悸，毕竟我们那时太小了，老师一发怒，我们就吓得跟小老鼠见了猫似的。后来长大了以后，我还常想到这件事，老师啊！为什么就不能给孩子们解释一下报酬只有一根铅笔的原因呢？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简单的惩罚方式呢？的确，在教育中惩罚必不可少，但也总得让人心服口服吧！

　　五年级时，我们搬进了新教室。教室在村子北头，红砖蓝瓦，一字排开。每个教室都是三间，共五个，正好容纳五个年级，这是村里专门给小学盖的。说是新学校，其实也不像个学校，因为只有一排教室，连个围墙也没有。于是，教室前面的广阔空间都成了我们的活动场所。自此，我们告别了四处打游击，告别了土坯房，有了真正的自己的学校。

这个时期，小人书很流行，我们的课余生活大都用在了这上面。那时，几乎村村都有庙会，庙会一到，人山人海。有走亲访友的，有专门来买生活用品的，有步行的，有推着自行车的，你碰我，我挤你，好不热闹。我们小孩子的眼睛除了看好吃的外，就几乎是小人书了。书摊儿上，小人书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有神话故事，有影视剧剧情简介，图文并茂，很适合小孩儿观看阅读。班级里，谁要是新买了一两本小人书，很快就传开了，这个要借看，那个也想看，有时都得排号。但借阅也不是无偿的，每次要撕下作业本上的一张空白纸作为报酬。哈哈！也不知道这个价钱是谁定的，但大家似乎都很认可，只要想看别人新买的小人书，就毫不吝啬地撕下一张，迫不及待地交给人家。

在玩耍嬉闹中，在不知不觉间，我的小学就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