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大第一期学员名单说起

一泓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在瓦窑堡创办抗日红军大学。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同年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的旧庙堂前，红大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庙堂前空地上临时垒起了一个土台子，台上摆着一张长方桌和几条木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红大第一期正式开学。

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科（高级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全科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身上有三处伤疤。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黄永胜、罗保连、周建屏、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苏振华、陈士榘、赵尔陆、杨立三、谭冠三、莫文骅、郭述申、耿飚、张纯清、贺晋年、符竹庭、刘惠农、宋裕和、彭加伦、边章伍、张树才、张经武 、杜理卿（许建国）、吴富善、萧文玖、童小鹏、贾立夫、邓富连（邓飞）、张达志、刘鹏。还有朝鲜同志武亭，越南同志洪水。第二科（上级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两个队。第三科（普通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有800人，编成6个队。

第一科、第二科学习内容为政治、军事、文化，校址在陕北瓦窑堡、保安。第三科学习内容为识字、看报、作文，校址在甘肃环县木钵寺。1936年11月，第三科与红二、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合并，当时称“抗大第二校”。1937年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

第一期共招学员1065人，除武亭和洪水外，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多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是名副其实的红军骨干。能够入选红大第一期的学员，皆是从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中遴选而出，可谓精英中的精英，强手中的强手。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风。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讲课。

朱德到抗大视察指导工作。

据这份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目前最新征集的教职学员名单，笔者注意到这个名单中有杨上堃的名字，从排列顺序看位于最下方几行，表明杨上堃等是新近增加进名单的。笔者曾看过一个更老版本的陈列馆第一期名单，里面就没有收录后面几排人的名字，包括杨上堃。这也表明这个名单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有新的教职学员发现，现有的名单也将随之补充更新。

以上共计190名，其中第1科学员40名，其余150名，估计第2科学员所占比重要大，据相关资料第2科学员225名，第3科学员800名，这800人都是部队的班、排基层干部的和部分老战士骨干，由于他们长期在一线作战，牺牲人数应该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这个190人的名单，第1、2科的学员人数应该占据了大部分，而第3科的学员由于过多牺牲，笔者认为能够列入名单的人数并不多。

以下就这张第一期学员名单截图（杨上堃上下几排），简要说说他们都是何许人也。

杨上堃右边这位谭希林，55年开国中将，他是一个老资格，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红大第一期时，他应该不是学员，而是红大地方干部营营长，属于是教职干部序列。抗战时在新四军任旅长、代师长，解放战争任山东野战7师师长、胶东军区代司令员、三野32军军长、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解放初是著名的首批“将军“大使之一，担任驻捷克大使4年，回国后重回军队，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杨上堃左边这个董实丰，这个人名气不大，他是陕北人，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当的红军，解放后在陕西当过几个厅、局的副厅、局长，省经委的常务副主任，陕西省顾委常委。文革结束后，他曾经担任西安公路学院的党委书记，他的前一任党委书记是白治民，白后来是中组部副部长，他有一个亲侄子挺有名，就是被判无期的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

我们说了杨上堃身边左右两个人外，为了叙述方便，还是自上而下，从头说起吧。

这张截图名单最上面一排左一是龙开富，他是个老资格，1927年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的井冈山，给毛泽东养马，也给毛泽东挑书，可谓是马夫兼挑夫，除此之外，他还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天降三任于一身。在延安是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解放战争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长，44军后勤部长，建国后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政委。他是55年开国少将。

紧挨着左二崔文斌，他是陕北的老红军，解放后长期在空军工作，曾经当过福州空军政治部的主任，昆明空军指挥所政委，北京空军副政委。他是55大校，61年晋升少将。

左三匡斌，他是原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55年开国少将。他休息的很早，60年代初就休息了，定居在九江的甘棠湖干休所，匡斌出了一本很厚的回忆录，书名就是《二野名将——匡斌》，匡斌很能打，是个武将，长征的时候他也是红军连长。

再过来是李凡夫，李跟江西还有点关系，1949年他和陈正人、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及杨上堃等组成的吉林南下干部大队一起南下到江西，他成为江西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部长，是江西省委宣传部的首任部长。不久调任华南分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以后长期在安徽工作，当过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的副省长，文革以后还担任过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

李凡夫广东中山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中山、暨南两所大学就读，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赴延安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任教，是个“名教授“。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才子型的领导干部。

上面第二排左一林文兴，杨上堃的老乡，江西兴国人，跟随萧克、王震红6军团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长征一次战斗中左手负伤致残，在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中，他拖着伤残身体顽强地走完长征。后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四野南下湖南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湖南省土产公司经理，湖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湖南省政府视察室视察员。

第二排左二王德荣，经查《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有一个同名同姓叫王德荣的人，他是抗美援朝烈士，不知是否同一人，先收录在此。

王德荣（1901～1951） 江苏省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供给处主任、东北铁道纵队1支队大队长、铁道兵团1支队副团长、团长。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铁道兵1师桥梁第11团团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第二、三、四次战役。1951年2月在朝鲜牺牲。时年50岁。

第二排左三刘致远，山东潍县人，早年在旧军阀孙殿英部曾任连长、中校团副兼营长等职。1932年加入反帝同盟，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刘致远遵照党的指示，和几个同志一起经过周密组织，率领1000余人举行起义，由绥远、包头转战到察哈尔独面口，与上级党代表柯庆施同志见面，并受命将起义军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刘致远任师长。后改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刘致远任军长。1934年2月，刘致远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代表机关负责情报、保卫、交通等工作。1936年12月，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第一队学习。1937年9月完成抗大的学习，10月，刘致远赴山东西北地区。1940年4月至1945年10月，先后任鲁西军区四 (运东)分区、冀鲁豫军区一(泰运)分区司令员。其间，1941年11月至1943年初兼四(运东)专署专员。1945年11月，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参加了鲁西区1940年秋季、1941年春季反“扫荡”和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1945年参加晋冀鲁豫边区大反攻，率部解放高唐、清平、博平三县地区。1949年2月，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豫北战役，后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建国后，任平原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2月6日在太原病逝。如能再活几个月，应该是一个妥妥的开国少将。

赵炎的情况不详。

杨上堃上面这一排最左边刘志元，从红大毕业以后曾经担任过团政治处主任，但在抗战初期就牺牲了。

左二杨秀全，和杨上堃不仅同姓，还是同乡，他是江西兴国人，也是参加了二万五长征的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陈赓的太岳四纵当团政委，47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甚为可惜。

上面一排右边蒋克诚，蒋是55年的开国少将，解放后曾经担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有意思的是蒋克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与杨上堃有过交集。

蒋曾经是东北民主联军24旅的副旅长，杨上堃当时的朝鲜族四支队改编为24旅的一个团（72团），杨任团长。后来24旅又改编为独立11师，此时蒋克诚调走了，杨上堃就任独立11师的副师长，实际就是接了蒋的位置。他俩是红大一期的同学，东北战场又在同一个部队共事，可以说是在这个学员名单相邻几人中最有缘分的一个。

杨上堃下面一排还有一个何涤宙，他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工兵营少校营長，黄埔四期生，被俘以后参加红军，因为他是学工兵的，用其所长在红军大学当军事教员，长征的时候，一些架桥的事情他也参与了，这个参与不是做一般工兵架桥的活，他起的作用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了一些架桥方面的问题。譬如突破乌江后架起的那座浮桥，就是在何的帮助指导下完成的，他是突破乌江战斗中架桥的主要功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要求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将自己有关长征的一些亲身经历写一写。并将这些回忆文章编成了一本《红军长征记》，这本书是最早记录红军长征的书，何出名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收录有他写的文章，后人是从这本书里面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叫何涤宙的人。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不了解，是因为抗战初期，他由于身体不好，提出要到武汉看病，结果离开延安后一去不复返。以后又加入国民党军队，当了一个师参谋长，不久就病故了。所以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经历，就被历史早早的湮没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当年他在《红军长征记》里发表的几篇文章，解放后出版时都被删掉了。一直到前些年，又重新再版，完全是按照最初的那个版本，并把何的文章又重新恢复了，他就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样，又探出地面，重见天光。

最下面一排的王智涛，很多人都知道伍修权是洋顾问李德的翻译，并为此参加了遵义会议，和邓小平一样属于是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当然现在邓是作为正式参会人员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王智涛也给李德做过翻译，因为伍修权和王智涛两个人都是留苏的，所以俄文比较好，以后到苏区都给李德当翻译，两个人同时给李德当翻译，但是以后这个王智涛，他给李德当过翻译的名气就明显的不如伍修权了。

王智涛以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55年的开国少将。解放初他在主持上海防空的时候，曾遭诬陷受到审查。60年代初被叶帅要到军事科学院，曾任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军科院顾问。

值得注意的是，他应该不是红大一期的学员，而是红大的兼职教员。

下面一排还有胡道全，胡长征时任干部团军事教员，抗战初期任团政治处主任，很早就牺牲了。

下面一排最后一个是邱蔚，邱也是老红军，在抗战初期的115师独立团，晋察冀一分区都与杨上堃是战友，严格的说还是下级。他以后一直在华北战场，著名的“狼牙山上五壮士”就是出自邱蔚任团长的晋察冀一分区老一团，该团也是杨上堃的老部队。邱作为是聂帅、杨成武的老部下，解放战争时期已是65军的军长，55年授予开国少将。57年在青岛海边钓鱼时，不幸被涨潮的海浪卷入海中溺水身亡。他也是最早意外离世的开国将军。

西安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大第一期学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作战”的新任务。

关于红大一期的情况，杨上堃生前亲笔撰写的回忆录叙述如下：

“东渡黄河撤回陕北后，组织上叫我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当时红大在瓦窑堡镇，地方不大，不久敌人进攻瓦窑堡，学校转移到保安县城（现在叫志丹县）。当时学校条件很差，每一个学员只有一个小凳子，上课都在外面露天。一个班一个窑洞，纸、笔等都要自己买，当时学校经济困难，大家都是理解的。书本由学校发给，也不全。学习的文件很少，主要靠脑子记。给我们红大上课的都是中央领导和负责同志。

当时我在红大一队，学员一百一十多人，学员都是连、营、团三级干部。学员的文化水平也不一致，有高有低。学习的内容，主要学文化，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形势等。军事上主要学习战术，战役作战的基本知识。

我在红大学了三个月时，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全体学员说：二、四方面军已经过了草地，已到达了甘肃省的通州，我们中央派了主力红军去同他们汇合。同时在甘肃山城堡地区消灭胡宗南一个旅的好消息，这对我们学习有很大鼓舞，学习更加安心。

“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当时，我们红大学员问毛主席，为什么会出现西安事变？毛主席说：“十月怀胎嘛，总要产出来嘛”，“如一个人身上长了一个脓包，总有一天脓要穿出来的”。全国人民要抗日，要求不要打内战，当前民族斗争是主要的，蒋介石不同意，当然会出现“双十二”西安事变。这是当时毛主席向我们学员讲的主要精神。

西安“双十二”事变时，我还在保安县红大学习，中央首长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我们听了很高兴。首长说，我们红军主力都开到西安以北地区的三源县一带，要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打击汪精卫、何应钦二十多万军队向西安进攻，“讨伐”东北军、西北军。现在汪、何反革命部队已进到潼关一带，随时都可能向东北军、西北军进攻。

没有几天组织通知我，要我马上准备出发到前方工作。”

这样经过红大第一期为时半年的学习深造，突破乌江22勇士的带头大哥，红军长征屡建功勋的英雄连长杨上堃，被红一军团首长破格提拔，连升四级，调任红1师红1团团长，成为继杨得志、陈正湘之后的第三任团长，奔赴抗日战场的最前线。

（文中插图基本出自《中国人民抗战军事政治大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