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王明

至简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

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自幼天资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6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20岁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明生平

1919年到金寨志诚小学学习。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三农由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朱蕴山等人创办。进步的校园环境对王明的思想发展有积极影响。他不但认真读书，成绩优异，而且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抵制日货斗争等进步活动。 

1924年夏，王明由三农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预科学习，开始了其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

共产国际十执委于1935年8月在莫斯科郊外

左起前排：马蒂、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林、王明。

后排：莫克文、库西宁、哥特瓦德、皮克、曼努伊尔斯基。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准备精选一批骨干留学苏联，其中有俞秀松、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王明冲着“骨干”二字，找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软磨硬泡，死活要去。遭到拒绝后，他居然耍起流氓，声称留学人员里如果没有他的份，他就给警察局打电话告密，大不了大家一块完蛋，谁也不了。组织担心惹出事端，就抱着“送瘟神”的心态，送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到了莫斯科，王明凭着一股聪明劲，很快就学会了俄语，背离了许多书本理论，而且会玩政客手腕，结帮派、树对立面，拉一片打一片，让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吃尽苦头。王明还特别会来事，善于巴结校方领导，深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赏识。

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就让王明作为自己的私人翻译，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王明也因此成为了斯大林、布哈林的翻译，获得了人生中的一笔丰厚政治资本。

孟庆树和王明

王明的政治资本最初的成功并不体现在政治上，而在爱情上。一个名叫孟庆树的小女生于1927年11月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小女生年方16岁，来自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和王明是才乡，身材窈窕、端庄漂亮，是男学生趋之若鹜的追求对象。时年23岁的王明也出现在追求的队伍中。王明的身高只有1.5米，虽然他的进攻火力最强烈，但就因为这个缺点，没能够扰动孟庆树的芳心。王明于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优势。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米夫安排下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王明以权谋私，将许多党员置之度外，而指定了才是团员身份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此举，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但却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

1929年秋王明正式回国工作，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王明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某次被特务抓住了，为求脱身，他痛痛快快地说出了秘密机关住址，让该特务前往取款。所幸那个特务还讲点诚信，拿了钱便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分。

1931年王明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力挺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王明也因此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大批搜捕中央要员。王明惊慌失措，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后来，他又私自动用了大量党内经费替自己包下一层疗养院避祸。饶是如此，他还是感到不安全。最后，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让自己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前排：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

后排：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

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以中央自居。1937年12月13日，在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合影。

1938-7首届参政会，前左2为王明，左5为蒋介石

1938-7首届参政会，王明自我感觉良好，但蒋介石对他并不感冒，对他的各种建议直接无视。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能做些抗战宣传工作，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延安相比。斯大林只得尊重中国的实际，让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传话，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制止王明不要再争。

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王明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期间，大行吹捧之能事，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在延安，王明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开大会、做演讲。每次演讲，手里总炫耀性地在讲台上堆积起一座书山，显示自己读过书多，理论功底深厚。起初，他这一作派着实唬住了不少人。但慢慢的，大家发现他虽然讲起理论来一大堆，但半天下来，没解决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烦了他了。开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指出，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说服动员下，王明在七大上以321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王明在延安

中共七大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时，王明的身体状况有所恢复，被分配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王明和谢觉哉负责。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协助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同志，研究和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到同年11月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

1947年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王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与他进行了交谈，希望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王明也在26日讨论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时作了发言，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恰恰回答了现在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完全正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王明参加了新政协会议。在10月19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王明被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王明出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之后，工作还是积极努力的。法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各种法律与法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不仅经济建设面临很多困难，建立新中国法律体系的任务也很繁重，需要制订的法律很多，婚姻法更是首当其冲。因此，王明领导法制委员会，首先抓了婚姻法的立法工作。

王明书籍

王明领导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中共在根据地制订过的一些婚姻条例，参考了苏联、朝鲜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王明还多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经数易其稿，终于在1950年4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又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讨论修改，在1950年4月13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部婚姻法是在党的领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王明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负责主持起草工作，也为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建国后王明在政法战线上虽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他对于过去的错误却一直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检查，对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共中央写一声明的规定一直拒不执行，终于导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指出：“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但此后，王明并没有向中共中央写出任何声明书。 

1950年9月上旬，王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要求。王明当时心脏和肠胃都有病，中共中央考虑到苏联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为了让其早日康复，便批准了王明的申请。王明赴莫斯科治疗休养三年多。病情好转后，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北京。 

1955年初，王明因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后也未见根本好转，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中共中央研究后同意了王明的要求。1956年1月30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儿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保姆陈启珍一行，由北京乘飞机去莫斯科。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的照顾。中共中央也经常派人去苏联看望王明，并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

对王明疾病的治疗，中共中央是竭尽全力的。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批准他到苏联治病，每次都作了周到安排。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对王明是十分关怀的，在他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仍选举他为八届中央委员，并希望他病好后回国工作，为党的事业作些贡献。可是，王明在病情好转之后，不但不回国工作，反而在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之后，公开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诽谤、攻击。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用马马维奇等笔名，在苏联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共和毛泽东的文章，造成了恶劣影响。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其莫斯科郊区的寓所因病去世。

王明的功绩还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理论上，王明起草了一系列的宣言、指示，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

实践上，推动中共政治上转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加强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延伸阅读：

举重若轻的毛主席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终结者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党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４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６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９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王明左倾路线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王明很有理论水平，其作品《两条路线》（后更名为《为中共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曾在我党内影响很大。当年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最犀利的就是毛主席。他说他们——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无非就是不知道几个事情：第一不知道人要吃饭，第二不知道打仗要死人，第三不知道路要一步步地走。毛主席的话看似非常轻松，但实际上抓住了要害，教条主义搞了许多高深的理论，反倒回避了实际的生活与斗争。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曾在红军时期统治我党长达四年，使我军由三十万变成寥寥数万，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举重若轻的毛主席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终结者。但谁都没想到，两年多后，王明卷土重来，这一次却是以右倾的姿态。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评价是：“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我党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主席致了欢迎辞，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双方都有一种我才是主人的感觉。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指示的威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在会上我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当时，毛主席的境地十分孤立。1943年，他仍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明坐在了C位，毛主席则站在了后排，还是边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又是毛主席一针见血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要害：让抗战“服从”统战，一切“服从”国民党。既然是“一切”，那国民党如果消极抗战呢？如果国民党妥协投降，溶共灭共呢？也要“服从”？到时不服从还来得及吗？“一切服从”思维之致命伤，就是忘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夸大了它暂时抗战一面，而忘记它反动和妥协投降的一面。现实教育了所有人。项英迷信“服从”，造成军部覆没。后来新四军扩大到十几万人，以斗争求团结，蒋介石也只好认账。所幸的是毛主席敢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抗战中壮大发展了革命力量，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并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

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1938年9月29日，彭德怀与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们的合影。左起：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建国后，毛主席曾这样谈论王明：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 “左” 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 “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这段讲话，太犀利，也太接地气了，非常之生动活泼。这段话的出处在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这个谈话后被以《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为题目，收录了《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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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召开的会议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有关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就抗战、国共关系等问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其中包含事后看来具有很强迁就国民党的思想和观点。

会议介绍

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王明离开莫斯科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

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

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