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四）成长的21军文工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在21军文工团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

21军政治部青年训练班第二队全体同志合影（1949年9月）

群星璀璨会师北平

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我军日夜兼程向南进军，解放了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乡镇。

1949年5月3日，我军解放了杭州。当时我正准备继续南进的时候，突然接到军政治部令人万分欣喜的通知:“由二十一军文工团美术指导杨文勋,艺术干事陈三百为我军代表,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两人即到苏州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报到。在我们报到后，战争形势有了新发展，解放上海指日可待，全国文代会延期到上海解放后举行。于是我与陈三百便到华野宣传部准备参加接管上海文化系统的工作，待上海解放后与上海代表团一起去北平参加全国文代会。

6月上旬，我们华野代表团与梅兰芳、周信芳、白杨、兰马、巴金、周小燕、袁雪芬、吴茵、上官云珠、夏天等上海代表团一起乘车北上。在途经南京时，受到了南京军管会，二野刘伯承司令员的宴请款待，并派人护送我们过江(当时无火车轮渡)到滁县再乘火车北上。

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于1949年6月中旬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周扬、郭沫若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正在报告时，一个工作人员快步上前与周恩来同志耳语之后，周恩来同志立即停止了报告，高声向代表们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马上来看望大家!"顿时，全场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落。

在热熟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来到主席台中央，代表们越发使劲地鼓掌欢呼。毛主席对大家说:“不是你们欢迎我，是我来欢迎你们。”在代表们鼓掌欢呼声中，我望着神采奕奕的毛主席，流出了幸福的热泪。毛主席又说:“请周恩来同志给大家继续做报告。”这时我猛然意识到，应该拍一张毛主席的照片，于是便快步赶到台前，举起相机，摄下了这有着历史意义的镜头。四十五年来，这张宝贵的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身边。通过对周恩来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的学习，代表们对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有了明确深刻的认识。同时，通过会议讨论，大家也加深了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理解。更加明确地树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对于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全国第一届文代会期间，恰逢“七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纪念,党中央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文代会的代表们都参加，并献上各自的精彩节目。我们华野代表团也献上会议期间赶排的《庆祝“七一”》大型活报剧。正在其时，大会主持人宣布:毛主席来参加今天的庆祝大会。顿时，全场灯光辉煌，大家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上。我坐在主席台的左侧后边，看见毛主席稳步走到话筒前，沉思一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巨大洪亮的声音在会场上空回响。全场立即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夏季的夜空，缀满晶亮的星星，古老的先农坛上，灯光通明。来自五湖四海的代表们，放歌赞美自己伟大的党，迎接共和国的黎明。岁月已逝，往事如星，闪闪金光，照耀我生。

21军供给部审计科全体同志合影。（1950年9月）

服装组在“战斗”

陈敏俐、方芃回忆：

在文工队那段生活真令我难忘。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认为文工队员蹦蹦跳跳挺轻松，服装组就更没名堂，殊不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为了完成任务，同样也有“战斗”!

难借的地主服装

1951年下半年驻浙江黄岩期间，我们奉命为部队上演《白毛女》。那时候，我们文工队演出用的服装都是走街串巷向老百姓借的。一般服装还好借，但要借地主老财的衣服，国民党官太太的绸缎旗袍等实在是难!难!太难了。为了借地主“黄世仁”穿的长袍马褂和瓜皮帽，陈敏俐和金秀贤两个小同志，几乎跑遍黄岩城里的大街小巷深宅大院。

当时凡是有这类衣服的家庭，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或士绅，这些人中，在土改中有的被斗争，被关押了;有的即使没事，也是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深怕戴上地主资本家的帽子，谁还敢拿出这种衣服，给自己惹祸呢?这就给这两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女兵增加了难度。她俩因为年纪小，自接受任务后，也不知什么是“怕”，什么是“累”，除白天大部分时间排练节目外，其它的空隙都跑出去借衣服了。有一个星期天，同志们都在宿舍里整理内务，她俩匆匆吃了早饭又跑出去了，直到中午，俩人垂头丧气地两手空空回来，撅着嘴向组长汇报说:“长袍马挂没借到。跑了一家又一家，这家说到那家去看看，到了那家，又说你们到另一家去借，我们找来找去总是扑了空。”两个小家伙脚底也磨出了水泡，连上楼走道都一拐一拐的了。组长虽然心痛，但因离演出时间已近了，还是要她们多动动脑筋，想办法解决。吃罢午饭，两个人又出发了。在路上真的动起了脑筋，决定先去找地方组织，找居民委员会，请他们陪着去借。有了办法,看到了希望,劲头来了，脚也不痛了，步子也轻松了，她俩当即一个一个居民小组挨着去了解。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从街头走到街尾，离驻地越来越远了，老天也不帮忙，竟下起雨来，怎么办?还是坚持再跑下去吧!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再坚持一下里，打听到了有一个人，过去在上海开店，年纪大了回老家来养老，可能会有这些衣服。天已黑下来了，陪同的居民组长说:“小同志，今天不早了，又下着雨，等明天我陪你们去看看。”当时听说“可能有”三个字是多么叫人兴奋呀!怎么可以等到明天呢?不要说下雨，真的是下刀子也得去，于是她俩苦苦地请求立即就去。也许是组长受了感动，他们终于去了。真是巧极了所需的长袍、马褂和瓜皮帽一件也不少。当时她俩捧起这些衣服，高兴得想哭。天愈来愈黑，雨越下越大，她俩解开自己的衣扣，将借到的衣服小心地藏在怀里，像揣着宝贝似的，冒着大雨，踏着泥泞，忘了疲劳、寒冷与饥饿，摸黑奔回驻地。但是，不料一进门，就挨班长周凡同志好一顿批评。因为那时刚解放不久，特务土匪时有出没，两个小女孩，这么迟归队，怎么能不叫大家担心。班长批评了之后，本以为她们要哭鼻子了，可奇怪的是，这两个小鬼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站

186团2营机炮连出征合影

在那里冻得直发抖，吃了批评还咧开嘴笑……原来是她们完成了极难完成的任务!

土制高跟鞋

1950年初，为鼓舞战士海上练兵，配合攻打舟山群岛，上级命令我们文工队渡海到六横岛,为部队演出《钢铁战士》。由于时间紧迫走得急，剧中国民党女秘书的一双高跟皮鞋，一时没有借到。跑遍了全岛，怎么也无法找到，因为一般小县城，解放前穿高跟皮鞋的人就凤毛麟角，更何况在海岛呢?我们从老乡口中得知，说在山那边有一家华侨，可能会有。方芃同志高兴极了，只身一口气翻过两座大山，走了二十多里地，好不容易找到了那户人家，谁知这华侨是个单身老人，哪来女人的高跟鞋呢?这真是一瓢冷水迎头泼，方芃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忍着双腿的疼痛返回。但一边走，一边还在想“怎么办?”那“女秘书”如果不穿高跟鞋就显不出妖相，会影响演出效果……高跟，高跟，不就是多一个跟吗?能不能在皮鞋后跟钉上一个跟呢?她回到驻地，立即投入了试制，借来一双女式普通皮鞋，用木块，做了一个“高跟”钉在鞋后跟上，试穿一下，嘿，真还可以呢!于是涂上与鞋子相同的颜色、土制的高跟鞋就这样成功了。

“土裁缝”巧制舞蹈装

1950底，我们向军文工团学习了苏联红军舞。舞蹈学到手了，服装呢?这可是个大难题。队长指示服装组发挥创造性，一定要把这些服装搞出来，怎么办?服装组全体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群策群力，想办法，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一番，决定用红纸裁成条条，贴在军帽、军衣的袖口以及军裤两边的缝上，六个苏联红军战士穿的服装，便很快完成，。但是，麻烦的是六个乌克兰姑娘穿的衣裙到那里去找?这才是个真正的大难题!借是没处借的，买!当时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买”字。服装组全体同志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后来，不知是谁,看见挂在绳子上的白毛巾,突然异想天开地提出用白毛巾做上衣!对!用毛巾试着做做看。可是，我们这些姑娘，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小的才只有十三岁。参军前，都是高、初中学生，在家很少做过针线活,但为了完成任务,只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地干了起来。全组同志首先拿出自己新发的两条毛巾，你一言,我一语地设计着服装的式样,结果决定用四条毛巾做衣服的正身,四条做袖子。由于这些毛巾是借用的,不能裁剪，事后得物归原主，只能将多余部分缝在里面。衣服缝好了，怎样装怖加工呢?大家又是七嘴八舌地一阵议论，凭着在苏联电影中看到过的一点印象，捉摸着，胸前用紫色纸剪成一串串葡萄式样，绿色纸剪了些叶子，然后用浆糊粘上，袖子上也剪了一些彩条纸贴上。试制成功后，让徐牧同志试穿，一看，哇!真漂亮，棒极了。大家高兴得互相拥抱，兴奋得跳了起来。这样的“高级裁缝”真是举世无双啊!于是，当即发动全体队员，人人献出毛巾来，全组全力投入制作，大家欢快得象一群小鸟。姑娘的服装最麻烦，光有上衣还不行，还要有裙子配套。裙子何处觅，这又是一个难题，经过一番思考，周枚同志献计，用帐子做，将军用纱布帐子的帐顶拆去，缝上一根带子扎紧就成了筒裙。颜色怎么办?总不能是白色的呀!由于当地解放不久，海陆运输困难，颜料很难买到。徐牧同志用红药水在一小块纱布上作试验，效果不错，但要染六条帐子，那得用多少红药水啊!药水是医药用品，当时更为紧张，不行。于是组里派出两位同志，跑遍黄岩城，终于买来了一种红粉，泡上水，试染了一下，颜色还可以。颜色染好后，再将裙子的下摆,用金色纸剪水波纹条贴上,可好看了!就这样,我们找了队长,到师后勤又领了六顶蚊帐,照样制作了六个乌克兰姑娘的衣裙全部解决了。舞蹈演员穿着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演出服，跳起舞分外起劲。为此，队里给我们服装组立了集体三等功。

21军后勤供给扩大会议全体同志合影。（1951年1月28日）

活跃在前线的幻灯小组

刘江回忆：

发给你们一门“炮”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跨过长江，攻占南京，五月初就胜利地解放了杭州。我们一群在西子湖畔读画的国立艺专的学生，兴高彩烈地三五成群，前后陆续参军去了。

我们参加六十二师的艺专同学，在政工队集训三个月后，一部分被分到师文工队，一部分就零星地分到每个团的政治处作宣传工作。在文工队的几个，有的被分到戏剧组去作演员，有的被分到化装组搞化装，有的则分到美术组搞美工。分工只是暂时性的，而经常是大家都要“一专多能”，演戏时都是演员，化时大多自己化装。有时哪个组任务重时，差不多全体队员都要投入工作。

当我们驻扎在浙东时，有一天队长李金庠同志来找我说:“你会不会搞幻灯?”

"没搞过，”我回答说。他又接着说:“过去部队在渡江前曾搞过幻灯活动，在连队很受欢迎。兵团的文工团有位同志还画过一套幻灯片，在部队渡江作战中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为此还得过奖呢!”接着又说，“刚才政治部来通知说:那边天主教堂的外国牧师早就逃跑了，他们在清点缴获物资中，有一部幻灯机，叫我们去看看,如果可用,就给我们文工队了。

"随即，我便跟同队长去政治部，见有一架约有七十多公分长，三十多公分高，二十多公分宽的一只铁箱。队长掀开当头铁盖，拉出了一架铜制的幻灯机，后边的灯箱已经有点破损，换插片的木片架也有一块破坏脱落了，旁边还有一盒约三、四十张的彩印耶苏和圣母等宗教题材的幻灯片，但其中一些有霉变。镜头是铜管做成，好像很结实完整，仔细一看，有一块凸透镜还破了，灯泡也没有，不知道是否能用。队长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就说:“破损了一点没关系，我们拿回去试试看吧”镜头是两节穿插在一起，伸缩也颇能自由，伸出到最长处时，整个幻灯机就好像是一门炮筒似的。我说:“这个若装上两双轮子，就像是一门山炮哪!”队长即兴接话道:

“我们文工队，乐队有提琴、二胡等等，都是我们的武器。你们美术组还没有武器，就给你们这架破幻灯机，啊，不就发给你们一门炮吧!"

初放光芒

从政治部我拎回了那架有些破旧的幻灯机与那一盒残旧的幻灯片，当天晚上我们美术组几个同志就接了一盏电灯作试验。光源可以透射到对面的白墙上，但一插上幻灯片，左试右试、镜头推前移后就是放不出片上的图象。原以为是光源不足，或是幻灯片上的图象太模糊，于是洗了一块旧的幻灯片，又把那霉变之处用刀刮成一条条透明的白玻璃，左试右试，总是不行。

陈麦同志提出说:“这里似乎少了一块凸透镜,不能聚光。”不久，陈麦同志因事出差去上海，就托他去配了两块同样大小的凸透镜回来，再试试，效果果然不错，图象、线条、颜色等也都很清楚了。

我们收集了部队在沿海岛屿作战、训练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编写连环画脚本,美术组分工干了 起来。为了着色，又去照相馆买了一本涂照片的透明色来。四个人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套十几张幻灯片，赶在我文工队为师直属队首场演出之前，准备加映。

天刚黑，我们忙找一间后台较暗的房间，先行试放，再不断试距离、焦聚、灯泡的前后高低位置。放映时，队长还找了乐队帮我们配乐，加上一女演员有感情的朗诵讲解，虽然颜色较灰暗淡薄一点,效果还是不错。部队同志是第一次见到放映表扬自己身边同志的事迹，十分亲切，反映很好。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自己的土电影，好看。我们也要向英雄学习，争取立功受奖。”首长说:“这是鼓舞士气的好宣传工具，以后可多到连队去放映，同时也可体验生活，多收集一些材料，画成幻灯片。”

深耕细作枝叶茂

文工队下连演出，我们的幻灯也正式作为演出节目之一，并总排在第一个。连队防地基本都无电灯，放映幻灯不得已只能用煤气灯。在灯光组同志配合下，共同研究、试验，做了一只木箱，放置煤气灯，木箱的前面开一个大口，与幻灯机机身相接，光源通过木箱的遮聚而透过镜头，经过几次高低远近关系的调试，终于取得成功。

在画幻灯片上，也经受了考验。开始是黑线勾出来的人物，涂上照相色，总觉单薄与单调。于是，负责上色的汪瑾、

21军警卫营连以上干部合影留念

周凡等同志，她们先后从卫生员那里找来红汞药水，紫药水，和黄色药片等作试验，红、紫药水效果很好，比照相色要浓重，但黄色失败了。后来我想到小时候家乡用黄栀子作颜料染布，就找来一试，果然能透明，但是不易涂上玻璃。后来，用牙膏擦拭、牙粉擦拭，都可以上颜色，就是经过强光一烤，许多颜色都变淡退色了。又经多次试验，才找到用胶水打底，待干后再上色，不但强光烤不退色，而且上色的效果比原来更快，一笔即成。没有蓝色，也曾用蓝墨水，后来又用染布的“蓝靛”等。有了红、黄、蓝三原色，就可以调配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来了。

经过半年多的不断实践，不但积累了许多用色的经验，同时在制作上，也翻出许多新花样。除了一般类似连环画似的单线勾描以外，后来又用涂墨底以针刀刻画，颇具版画效果，用来表现晚上的战火、行军等场面时更为理想。有时又有黑线，玻璃色纸剪贴，阴刻等多种多样的综合表现技巧。除了单片放映外，也曾作过长条的玻璃片，绘制可移动的长或宽的镜片，颇似我们后来所见的那种宽银幕电影。不久，我们又专门制作类似皮影或卡通似的有动作的人物，这样，使我们幻灯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大大丰富起来，克服了幻灯的单调之感，增强了幻灯中的形、色、声、动等各种美感。

我们除绘制许多短片及时演出外，还先后绘制较长的配合英雄主义教育的《战斗英雄王连生》、《老模范王金友》和反映新的英雄集体的《披山战斗》、《黄礁山战斗》等，作为幻灯组的“保留节目”。

任务越来越多，人手不够用，美术组忙时，就邀请了话剧组里艺专来的同志文井、毛朋、郭无等来“客串”。我们又开办了队内的美术培训班，对其他爱好美术的同志进行培训，如写美术字，画速写，着色等，培养他们一专多能。后来，他们中有的也成了美术组的新组员。

在连队开花

美术组下连队后，开展“兵画兵”的活动，发现连队的美术爱好者，给予培养提高。一般连队的“战士画家”，在墙报上画图表扬先进，基础较好的骨干，就辅导他们绘制幻灯片，开展连队的幻灯活动。

连队的幻灯活动，有一套他们自己创造的方式。他们没有文工队这种缴获来的“山炮”式的进口货与土法结合的条件，而是用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去掉遮光镜与反光罩，套上横倒的梯形方纸盒内层涂成黑色，用以聚光，前端即放玻璃幻灯片。小小的银幕,是一张白色床单或白色墙壁,这种土幻灯可以放大到一至两平方米的画面,一个连观看,效果也还不错。有时部队战斗剿匪分散,一个排,仅用二节电池的手电筒也可以放映。这种简便的幻灯机，一个人也可以随身携带，成了连队首长晚点名或讲评的有力助手，因此很快就在全师连队广泛推广开来。

文工队的美术组，在为部队中心服务方面，尤其是在开展幻灯活动上作出了一点成绩，曾有一部手绘的幻灯片参加过全军的文艺会演，还有一篇开展活动的经验文章，在华东军区的有关刊物上发表。1951年底，师政治部为我们美术组记了一次集体二等功。

【作者简介】刘 江，男,1926年生。曾任六十二师文工队班长、分队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在部队立二等功两次。专著有《篆刻技法》等十多部。

187团8连8班全体同志合影。1951年春节

站        岗

魏廉回忆：

总算当了几年兵，一千里行军，射阳突围，敌机轰炸，也还是经过了一些阵势。可那是和大队人马在一起:累了，米袋背包有人抢去背了。遇到麻烦、危险，又总被大伙夹在中间，处处受到照顾，时时得到保护，哪里还会想到害怕呢?此次是单独执行任务，所以才不免有点小紧张。

这任务本极简单，即夜间站岗，警戒特务袭击，保卫全团同志的安全。但这儿的特务非常猖獗，前不久，就在共和国刚刚诞生的前几天，我们在临海回浦中学演出时，就有特务打黑枪，打死了后勤部的一名排长。因为大部队都到前线追剿海岛上的残匪去了，后方机关就显得空虚，敌人也就乘虚而入，到处活动，抢掠袭击，闹得老百姓人心惶惶，我们文工团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此时站岗，自然不同寻常。

说是单独执行任务，其实还是安排了两个人一班，第一次轮到我和夏驼。夏驼是个男同志，也比我大几岁，都二十出头了，按说胆子应该大一些。但他从杭州艺专参军还不到半年，论起“战斗经验”，恐怕还不如我。夏驼同志为人忠厚，谈吐幽默，但身体瘦弱，像个蚂蚱，且又高度近视，有次傍晚在大操场上打羽毛球，竟把麻雀当作球去追。我呢，更甭说了，一个女同志，年龄又小，个子也小，刚满十六周岁挂零。就这么两号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文艺战士，在一座解放不久的浙东盛产蜜橘的小城黄岩，在一伸手难辨五指的秋夜里来执行警戒任务，手里虽然握着缴获来的美制卡宾枪，心里却还像揣着兔子一样，通通乱跳。

打仗，总得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从演戏中得来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丁字路口，选定了一个既便于观察三条街道情况又便于发扬火力的墙角站定，按照各自的特点作了分工:我负责观察，一旦发现情况便捅他一下;他负责发话，以加强对敌的威慑力量。

此时已是深夜，天空漆黑漆黑，四周寂静无声，空气紧张得像凝固了似的。站了一会儿，似乎也还正常。繁星闪烁，秋虫鸣唱，夜露沾衣，江南的夜空实在是很美的，这是我第一次与它相处得这么亲近。如果没有那些倒霉的特务，该有多好!我紧张的神经刚刚松弛一点儿，将身子稍稍转动一下，“什么人?站住!口令!”耳边突然炸开了夏驼那声嘶力竭的呼喊。因为毫无思想准备，立时吓得我心弦猛紧，头发倒竖，迅即把子弹推进枪膛，万分紧张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情况。可过了半晌，不见动静，我悄声地问夏驼，“你发现什么了?"夏驼莫名其妙地反问我道:“不是你捅了我一下吗?"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憋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夏驼想想刚刚才那阵神经兮兮的紧张劲儿，颇有点像他扮演的《吃惊病》剧中的俘虏兵，也前俯后仰地笑起来。又一次，是在这几天之后，不知是我的搭当另有任务，还是我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已经记不住了。总之，是我一个人站了一班岗。那是一条东西街，我掩蔽在一家黑漆大门外面。这是当夜最后一班岗，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等到上一班岗交完班在夜色中消失之后，黑夜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心中自不免又在打鼓，自然也就更无心去欣赏那美丽的江南夜色了。

不知站了多少时间，耳朵和眼睛都在高度集中地捕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一切动静，心里只盼着早点天亮。站着，站着，街对面的矮墙豁口处突然窜出一个头来，像是要越墙而过的架势。我下意识地用枪托向后捅了捅，没有回应，心想坏了，夏驼不在!我于是迅速倚着墙角，屏住呼吸，轻轻地推上子弹，手指轻搭在板机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那颗东张西望的脑袋。此时我懂得，一切的胆怯和犹豫都无济于事，心里反倒踏实些了:只要你一上墙，我便开枪，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是瞪了许久许久，只见那脑袋依旧是晃来晃去，却始终不见他往上爬。就这样，足足对峙了有半个时辰，我的两眼瞪得又酸又痛，握枪的手心已出汗发滑，身体紧张得有些发软，也不敢移动半步。这时候若是有个夏驼或是任何别的同志，在跟前该多好!忽然，眼前一亮，东方已经破晓，我似猛地从恶梦中惊醒，赶快定神寻找所盯的目标，哪里是人头，原来是一棵向日葵在晨风中悠哉游哉地晃动，又是一场虚惊!这一下，我那紧绷的神经倏然松弛,不能自持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在清晨空旷的 街 道 上空 回荡，格外响亮。好在此时路上还没有行人，要是被人听见，准会以为这个小女兵必是神经病发作了。半是惊吓之余半是自我解嘲的笑声，对于我这双已经完全不听使唤的腿，并没有帮上什么忙，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把我和我手中的卡宾枪送回宿舍的。下岗之后，想想还想笑，越想越想笑，笑自己神经过敏，笑自己草木皆兵!我的肚皮，我的眼珠，我的手指头和头发根都因此而疼了好几天。过了许久，偶一想起此事，也还会忍俊不禁。近年我与夏驼两家住地相邻，常相往来，也常会谈起那次令人笑破肚皮的虚惊，也常会情不自禁地开怀畅笑。然而此时的笑声里显然已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所谓“草木皆兵”实是心里恐惧神经过敏所致也!没有战斗经验的小兵如此，天下事，亦盖如此。

1949年8月3日 于温州，后排左起：刘享云、滕海清、前排左起：邓逸凡、康志强、高志荣。

我的乐队生涯

沈云来回忆：

1949年5月5日萧山解放，那时我与石木正在湘湖师范读书，两天后便毅然投笔从戎，成了解放军六十一师的新战士。

入伍后，先去军部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政治学习，而后返回师部分配工作，我们同校参军凡有文艺特长的，一律编入新组建的文工队，我被分配在乐队。乐队班除我们六人，还有来自绍兴三人，上海温州各一人,已有十一个男队员,再加上女生班也有三人参加乐队，这样人数就不算少了。

深秋十月，部队在舟山前线跳岛作战，我们在后方排练《丁赞亭》、《赤叶河》等节目。那时老解放区带来的歌剧这种形式最为流行。排练歌剧，乐队始终不能离场，演员在张口唱前，你就必须准时奏出引子，迟半拍也不行，提前奏出也不好，很难掌握“火候”，奏乐者得时刻关注演员动势，容不得半点分心。这是一种刻板、机械式的工作，一坐半天，自然会有枯燥乏味之感。我在青训班学过革命人生观，首先就要在排练场上做起，就严格要求自己养成耐心的习惯，树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当年10月，我师继解放六横、虾峙等岛后，紧接着又一举攻下桃花岛。11月，我们奉命赴前线向部队演出。大家为胜利的消息所鼓舞，觉得上前线既光荣、又新奇，个个情绪高昂，决心前去一显身手。离宁海后，连日行军到穿山半岛柴桥附近宿营待发。在待令的两天里，大家勇气倍增，一心想去前线搞好文艺宣传，所以走到哪里练到哪里。在东征途中，汤化达团长奉命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去了，由叶萍队长带领渡海。

离大陆那天下午，我正在兴致勃勃地学弹三 弦，全队的人，有的在练唱，有的练台词，与乐队班的弹、拉、吹、敲之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当地百姓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当夜，我们忽然全部乘船驶进茫茫大海。

我们的帆船在明月照耀下，乘风破浪，顺利地驶抵桃花岛。登岸后悄悄地经过短程夜行军，于午夜时分，到达大山下的红庙住下。

驻岛以后，师里委派赵一鹤同志来当我们的指导员。大家不顾环境险恶，生活艰苦，什么活都争着干。在这个岛上先后演出了《刘胡兰》、《王秀鸾》、《钢铁战士》等五、六出戏，常常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排戏、练曲、练歌舞。白天练、夜间演，夜演更是危险，怕有敌机袭扰，总有点提心吊胆。

当时桃花岛解放不久，穷乡僻壤，没有电灯，仅以两盏汽灯作照明之用。没有扩音设备，在旷野演出，乐队的音响效果不尽人意。原以为十多人的乐队气势不小了，到实地伴奏才知尚嫌不足。起初还未能使用上手风琴等“重武器”，只以民乐为主。为了适应需要，烘托剧情气氛，非开拓使用更多的乐器不可。领导上提出“一专多能”的要求，号召每个人都要学会几手，在练精一门的前提下兼学别样。乐队成员中，胡琴大都原来就会，在此基础上，大家来个举一反三，有的学提琴，有的学手风琴…·…原来会吹笛子的再学唢呐。唢呐这玩艺儿富有民族色彩，音量又大，可为欢乐情节制造气氛。但像刘胡兰就义那样的悲壮场面，缺乏低沉的音色，用什么乐器来配呢?这一难题被善于动脑筋的龙共同志攻破。他用一把阔面的钢锯代作乐器，以胡琴弓移动着推拉其背，钢锯上宽下窄，呈梯形状，宽处拉出低音，狭位擦出高尖声，随着他运用自如的运弓扳锯，那悲切切的颤抖声便出来了

当每人都掌握了几种乐器技术后，在给演出配乐上便能拿出较多的套路。三个提琴手的水平迅速提高，使西乐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又加上手风琴和吉他，这样，我们的乐队就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于形势逼人，我拨弄的乐器几经变换，先从拉二胡开始，兼吹笛子;后来以弹三弦为主，兼吹唢呐;当红军舞、乌克兰舞和马刀舞搬上舞台后，为使音色和谐一致，我又改吹军笛。新学一样东西总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学问难以无师自通。面对现实，我们开展互教互学，经常切磋技艺，从而取长补短，保证了共同提高。

在演出时，我们乐队总要派人到观众后排从两侧的角度去听音，找出缺陷，不断改进，力求达到最佳效果。有几场戏是演群众场面，演员调配不过来，乐队就要挤出几人上台去做临时演员，仅当几分钟的配角，但同样得细致化装，认真演戏，这样又得花费许多精力。每场演出，人人没有空闲时间，这是一般剧团无法想象的。六十一师文工队,没有一个单打一的成员。

1950年5月17日，舟山各岛全部解放，我们随师部移驻沈家门，在那里的剧院演出《刘胡兰》，当地人们看了我们的戏，反应很好。有个旧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好奇的心理来乐队旁观看，觉得我们颇多新鲜事物，认为乐队也是别树一帜的。部队从海岛移师大陆以后，与兄弟部队的文艺战士有了接触机会，通过全军文艺会演，互相观摩，交流经验。特别可贵的机会是黄岩召开全军英模大会期间，几次向后来成为笛子吹奏家的赵松庭取经，受到指教后，更增强了事业心，一心想当一名出色的演奏员。正当技术上有长进之时，因工作需要，调离文工队，去到余姚的部队速成学校当教员，从此结束了我的乐队生涯。

浙南全境解放后，二十一军、南下干部和浙南地委、浙南游击纵队的领导在温州合影。前排左起：林辉山、郑海啸、李培南、吴咏湘、龙乐、滕海清、康志强、邓逸凡。

大红庙的二百天

赵一鹤

1950年元旦过后不久，我被调离一八三团。记得是元月17日上午，我来到山沟里的师部，宣传科长鲁曼带我晋见师政治部主任叶扬同志。叶主任开门见山告诉我，师里来了一批青年学生组成了文工队，需要有人很好带领他们，组织上决定调你去当指导员。师长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忙着打仗的事，一时照顾不上他们，望你到职后多负些责任。这是海岛、战场，青年人刚离开学校、家庭，总免不了有些思想问题，望你尽力做好工作。接着他又说:六十一师是老红军直接转过来的部队，艰苦奋斗，英勇顽强，朴实无华。这些传统要让大家认真学习，并见之于行动。你要去带的兵是“特种兵”，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二十几岁，有男有女共六十八名。要告诉大家，部队正在打仗，这是战地，只能努力工作、学习，千万不能谈恋爱，这要作为一条纪律去遵守。

当天下午我来到文工队的住地一一红庙。“特种兵”全体列队欢迎。在队前叶萍队长为我作了简单的介绍，就算走马上任了。

红庙座南朝北，正殿居中，东西两廊有楼，四壁设有一扇窗，院中有一小型舞台，面对大殿,山门外有一影壁,壁前有一小溪。大红庙的菩萨不知何时已被扫地出门，大殿壁上全是队员画的宣传画。我们队部安在大殿的西耳房，全体女兵住在东廊楼上，全体男兵住东廊楼下和西楼全部，炊事班住在西小院。楼上铺稻草,席地而眠,楼下地铺加木板，挤挤一堂。这就是“特种兵”战斗的大本营。

当夜月光如水，群山如黛，夜深人静，而我却毫无睡意，独立于大殿之下，仰望长空，倾听着大海的波涛声和稀疏的敌舰炮声。回想着我生活过的团队，环顾两廊的“特种兵”，思绪万千，最后回到正题，琢磨了如何落实叶主任的指示，才回到我的门板床上。

桃花岛的大红庙，是我们战地的军营，是自我教育的新型学校，是革命的大家庭。我是这军营的指导员，是大家庭的兄长，也是这学校的学生，我向大家讲过为人民服务，为连队服务，向战士学习，讲过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革命者的幸福观等等。今天看来我自己也一知半解，错话也说了不少，但全部出自内心，无半点虚假。同时，这个小集体，大家向我提建议、提批评，直接了当;大家坦诚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经历、向往、志愿，讲的是那样真诚、率直。

在大红庙，我还当过不高明的导演，重登舞台当过临时演员，和大家在一起为部队接连演出《刘胡兰》、《赤叶河》、《丁赞亭》、《王秀鸾》、《钢铁战士》等戏剧。尽管演技不高，但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每当演到高潮时，台下指战员泪流满面，振臂高呼，激动万分，我们全体为此而感动，为此而自豪。

在桃花岛,我们下过连队,到过阵地前沿，亲身体验连队生活，了解战士，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我们教战士唱歌、学文化，活跃了连队生活，得到广大指战员的称赞。

在这里我们六十八名男女青少年，同吃一锅饭，同睡大庙中,穿的是布衣军服,吃的是糙米老酸菜。每当日出，我们读书、排戏、练歌、练舞，每当日落，全体出动，前台后台，灯光乐队，各负其责，各奔岗位，大红庙顿时沸腾起来。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在部队优良传统的培育下，我们这个小集体，无论工作、学习、生活，都能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工作争着干，以艰苦为光荣。同时培养自己的革命斗争精神，尤其是女兵们，至今保留着不向命运屈服的特性!

桃花岛、大红庙,革命事业使我们相聚会。二百天的战地生活使我们意相通，情相连。从那时起，革命友情之花，在我们的心坎上，落地生根，永不凋谢。大红庙，今生不会忘!

21军63师第一期青训队女生班于瑞安合影（十名女生均系温籍知识青年）

几 度 生 死

宋锋回忆：

1949年夏，我在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文工队当兵，部队打下宁海县城后，我们驻在临街的一所小学里。八一节过后不久，师部马科长来队动员说:“部队要打舟山，现正在组建海上水手队，你们说浙江话，船老大听得懂，希望你们报名参加。”我早有下战斗连队直接参战的要求，机会到了，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水手队。

起先我们活动在象山港底部奉化地区的海边，利用原乡、保长动员渔民支前当“老大”，征集船只，并开始海上训练。时值酷暑，骄阳似火，几天下来，身上脱下一层皮。海边生活着实潇洒，从滩涂里摸上来的蚶子，在阳光下晒一下，剥开沾点酱油就吃，其味鲜美无比。经过半个月的海边活动，我这个啥也不懂的新兵，从行动上、意识上渐渐地进入了战斗状态。

八月十五的月亮

9月间我被分配去一八三团水手队，任务是与二营的船老大一起训练、战斗，修理船只。部队驻在梅山岛。梅山岛在穿山半岛南边,是离大陆很近的一个岛,我们住在方门对面的村庄里，那里环境幽雅，当天空晴朗时，海雾散去，陆地上的景象可看得一清二楚:农民在田间忙碌，孩子们在海边空地上嬉戏，码头上樯桅摇曳，师后勤处设在那里，凡是南线部队人员物资进出都从那里经过。我的直接领导是团政治处主任姬从周同志。他是位可敬的红军干部，外柔内刚，一见便知是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我与他住在一起，闲时，他经常讲些大别山红军四支队斗争的故事:红军侦察员用一根布带向敌哨兵脖子上一甩,就活活地背了回来，四支队的师、团一级干部打仗时总冲在最前面等等。一次他讲着讲着，我入了神，如进入崇山峻岭，幽谷深涧的大别山区，敌人残酷的杀戮，许多同志牺牲了，只有一个红小鬼在月光下寻找着“叔叔”，但他所见到的尽是血肉模糊的烈士……三架敌机飞过一阵扫射，我从梦中醒来，头脑里还萦绕着故事的幻影。老首长的言谈与行动，耳濡目染着我。这段生活对我这一辈子影响极大，我默默地意识到:我应继承红军革命传统，在战斗中努力锻炼自己。

一天下午，水手队像开了水的锅,沸腾起来,大家都在忙着捆打背包,整理武器、行装,说是六横岛的敌人有逃跑迹象,上级命令我们不顾一切要迅速占领六横岛。我们忙着把船只从岛的北侧调到南侧渡口,准备输送战斗连队登上六横岛,尾追敌人。敌机开始严密封锁海面，不停地向渡口轰炸扫射，海岛呈现一派真枪实弹的战斗景象。太阳刚刚落山，忽然传来“开船”的命令，我在一条大船上，上面的人很多，上下两层都坐满了战士，挤得像罐头鱼似的。当时上级命令:不论哪营哪连，能上就上，到了六横岛再说。船离岸了，摇橹，把帆拉起，船在海上前进。这天晴空万里，微风小浪，船行走得慢，水手们使劲地摇着橹。梅山岛距离六横岛西北的渡口约有十华里，船速慢，天未黑，大家都很焦急。船在海中被敌机发现了，并开始向我们攻击，“格!格!格!”肆无忌惮地向我们扫射，一批敌机过去后又是一批。陆地上的猛虎，顿时少了主意。我的位置在靠近船尾处，突然一排子弹打来，击中我旁边的一位战士头部，半个脑袋被劈了去，白色的脑浆、股红的血喷射在我的右臂上。

登上六横岛，天已黑透，月色渐露。战士们跑步各自归队去了，留下的是十几名伤员，树荫里躺着四位烈士。姬主任令我与侦察员老徐负责埋葬烈士，任务完成后，迅速跟上部队。我接任务后顿感手足无措，幸亏老徐是个有经验的老兵，他叫我看守好伤员、烈士，随即去叫了两个民工来。我们四人将烈士抬到村庄的东边，在一块小小的坟地上，我们使劲地掘着地，地很硬，掘不动。这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月光照在被劈去半个脑袋的烈士身躯上。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开始掩埋烈士的遗体。这时，除了后续部队登岛后前进的脚步声外，四周一片寂静。秋风吹来，我禁不住地发抖。空气中充满着紧张，这是刚解放的海岛，是战场，我应迅速完成任务，跟上部队。我用颤抖的手解开烈士的背包，发现有二位烈士各有一条花被面的薄被，那是老兵的象征，是在解放杭州时做的，他们是从淮海战场下来，又渡过长江的战士，是真正的人民功臣呀!最后我深深地向他们鞠了躬。月光愈来愈明亮，此时，我才意识到:是八月十五的月亮!四十多年过去了，每逢中秋之夜，尤其是中秋明月，我的思索不是家庭的团聚，也不是月饼与水果，而是那难忘的“十五的月亮”。我的未来不知道有多少个“十五的月亮”，但可以肯定，必将有同样次数的思念，

桃花岛战斗

桃花岛战斗的出发地是虾峙岛的礁岙，当时团指挥所就设在那里。10月18日上午团长杜绍山高大的身躯不时地靠在海边

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卫校第六期毕业的部分学员

的土墙上，用望远镜瞭望对面的桃花岛。以后他带领营、连指导员在岩边荫蔽处作了现场侦察并下达了命令。我们水手队也作了战斗编组，明确了船只编队的位置、前进路线与到达目标。

下午三时军山炮团开始向桃花岛、大双山进行炮击，那时我军的火力还弱，落弹比较稀疏，在桃花岛的主峰大佛山两侧落弹较多。我听到山炮发射的声音，看到爆炸后烟柱升起，持续约一小时之久。

夜幕降临，桃花岛的山影渐渐溶入昏暗中。部队进入出击位置，我在二营六连的编组中。各班、排作了最后的任务交代后，战斗小组也有活动。只见战士们三五成群在窃窃交谈，也有肩倚着枪单独坐在地上的。班长尹宪镇，山东鲁南人，黝黑的皮肤，牙齿微露，憨态可掬。他不停地抽着“军人”牌香烟，一根接着一根。不一会，他又从挎包中拿出一双粗笨的布鞋，那是五月份部队进入天台时所发的山东军鞋。之后又取出一双鞋垫，鞋垫的中间各绣着一朵莲花，他拿在手里，反复掂量着，若有所思。这是山东人民支前的慰问品，也许是前年参军时他的恋人一-一个识字班的姑娘，在送行时塞给他的信物。他换上新鞋，扎好鞋带。

晚上七时左右，几十只舢板一起出发，风力不大，主要靠摇橹，向桃花岛北端进发。刚在崖边靠岸，我冒着敌人反击的“嘘嘘”子弹声，将船头上的铁锚用力抛上岸去，稳住船只。首先登岸的是机枪组，战士们在机枪组的掩护下，如猛虎般向山头冲上去。此时，红的、白的、绿的信号弹，划破天际，在夜空中编织成了一幅绝妙的图案。接着，海岸全线枪声骤起，其间夹杂着手榴弹、追击炮弹的爆炸声，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自己的。说明我军已经迫近敌人的火力点。曳光弹的闪光点指示着突击班的位置。枪声逐渐远去，各连排已穿插到敌人的侧后，各色信号弹又一串接着一串飞起，当夜，我军攻占了主峰大佛山，我便又返航回虾峙岛。

岛上守敌是国民党的交警部队，战斗力不强，全岛未作顽抗。我军采用以排为单位，多路向纵深突击的战术，迅速粉碎其防御体系，分割歼灭了敌人。

敌机向东南飞去

次月，我随姬从周同志再去桃花岛，乘坐的是一艘舢板，为了避开敌机的袭击，一清早就启航了，这天风向西南，小船在大海里，顺风顺水破浪前进，时而颠簸在浪尖上，时而下落到波谷里。同船有警卫员小李，一名战士与同船老大共五人。船行到中途，一架野马式敌机由西北向东南飞来，为了缩小目标，将帆落下，船的行进全靠摇橹。敌机发现我们了，很快地向小船俯冲扫射，“咯!咯!咯……”“劈”的一声，船的右舷被打开一个长约二十公分宽三公分的口子，幸好位置偏高，水进不来。我们正准备拉帆,意欲脱离这险境时，那架敌机调了个头，又紧追不舍,向我们俯冲扫射,子弹打在海中，激起一排水柱。我们定住神，正在讥笑敌机驾驶员射击技术太差时，这架小孽种又调过头来由北向南俯冲下来。大家都明白，这下非死即伤，预感着牺牲的威协。警卫员小李抢着一块船板，作了跳船的准备，船老大也有些紧张，我到还泰然，听天由命随它去罢,想着:我这回不至于死吧!难道子弹偏偏打在我身上。敌机斜着翅膀下来了，在我的视觉里，越来越大，甚至见到了机舱中的敌人那丑恶的嘴脸。俯冲所产生的啸声,撕人心肺。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敌人并没有射击，却抬起头，向东南方

二十一军青年训练班第三队全体学员合影（第三队学员绝大多数系温籍知识青年）

向扬长而去。我们都惊愣极了,敌机为什么不扫射?在这非死即伤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能安然无恙?船张帆前进，继续向桃花岛驶去，我们终于悟出了这次蒙难不死的原因:敌机子弹打光了。

副连长拉了我一把

桃花岛战斗，歼敌一千四百余人，全团人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营、连长们相互谈论着他们的判断是如何正确，所指挥的那挺重机枪如何发挥了威力，笑谈着敌人狼狈溃逃的情景。一批批俘虏从各处押来，集中在海神庙里(岛上最大的庙宇)，被俘的军官，关在靠海边的小村子里。

10月20日，我奉命去海神庙登记俘虏，约八点多，正准备走进庙去，忽然传来敌机的轰呜声，轰炸机群来了。接着是震耳欲聋的啸声、爆炸声。庙里的俘虏像打散的蜂群，拚命向山上奔去，哨兵呜枪也没有用，他们仍然慌乱地向四处散去。突然的轰炸，使我顿时手足无措，全然不知自身正处于高大目标的危险之中。我蹲伏在大庙东西侧路边的沟渠里，和我在一起的一名船老大，是奉化人。这时一批敌机又一次临空，爆炸声自远而近传来。一个有力的声音:“你这小鬼，怎么在这里，快走……”接着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拉了我一下，我抬头见是七连的张副连长，正在示意我迅速离开这危险区。我一个箭步跟在张副连长的后边向稻田奔去。硝烟弥漫，弹片啸啸飞过，泥土石块席卷而来，气浪差点将我冲倒，大地在震动。我沿着田埂到达海边的小山上，敌机还在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树丛中一位老兵，告诉我应该把嘴张大，这样可以保护耳膜，我张着嘴在那里隐蔽良久。一小时后，敌机飞遁，桃花岛已恢复她本来的宁静，我沿着田埂向海神庙回去。在田埂的中段，担架队正在将一个高大的身躯抬上担架,我走近一看,立即愣住了，惊呆了，像木鸡似的凝立田埂旁。从担架员口中得知，张副连长是轰炸时被一块飞来的石块击中后脑而牺牲的。我捧起那块石头，约书本那样大，厚七八公分。我脚步滞重地向海神庙走去，前边的景象,再一次使我惊魂不定。我原先蹲伏的沟渠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弹坑，坑边躺着一位船老大，就是刚才与我一起的船老大，被炸断了一只臂膀，已经牺牲了。我昏昏沉沉地想着:当初要是副连长不拉我一下，不在我的近旁停留几秒钟，那石头是不会击中他的后脑的。如果这样，此刻我岂不与这位船老大躺在一起?也许我的整条腿已被砍去，也许我已粉身碎骨。战争的瞬间是何等的变幻莫测，战场是一幅光怪陆离的图画!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经常在怀念那几个海岛。听说我所叙述的地方，已经变成水库，为海岛人民解决了千年所渴求的淡水;听说那里早已通了公路;听说海岛人民如今富起来了，住的是别墅式楼房，层层叠叠;听说那里竖起了高高的烈士塔，人们并没有忘记为了海岛的解放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们;听说……我一定要故土重访，去寻找那十五的明月、那舢小船、那书本大的石块，我必须亲眼去看看船老大的子孙辈们的幸福生活。我要带一束鲜花，献给为解放海岛而长眠的英雄们。

21军女子篮球队在黄岩孔庙比赛篮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