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北京警察博物馆

天浪星99

北京警察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36号，于2001年7月对外开放。博物馆采取编年史与重大专题相结合的展陈方式，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首都公安走过的艰辛历程，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为维护首都稳定、保卫人民安全、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宪法及法律尊严等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博物馆为西洋古典式建筑，是建于二十世纪初的花旗银行北京分行旧址，展出面积2000余平方米。

警魂柱高6米，宽1.8米，重5吨，通身由五面盾牌、两支利剑作为主体造型和主要艺术语言，寓意着人民警察是和平年代捍卫国家安全与维护社会安宁的坚实立柱。

　　整座雕塑由三个部分组成，浑厚山体作为基石，中部为渐变叠加的人体脊梁，顶部为托起的橄榄枝与和平鸽。

　　警魂柱正面盾牌以警徽、利剑为配饰，彰显着人民警察洞察是非、震慑邪恶的特质；

　　警魂柱左面祥云中端坐着一尊獬豸，獬豸是古代传说中一种瑞兽，能明察秋毫、辨分曲直，象征法律的正义与尊严；

　　警魂柱右面烈焰中腾起一只重生的凤凰，凤凰亦是古代传说的一种瑞兽，凤凰舍身涅槃，换取祥和，讴歌人民警察为民取义的执着追求与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警魂柱背面配饰的利剑剑锋托起一轮太阳，盾牌上雕铸着人民警察宣誓誓词，昭示着人民警察伸张正义、捍卫光明的职责。

2000年6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中首次规定了《人民警察入警誓词》;2017年6月，公安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人民警察入警誓词》;2021年11月，公安部再次对《人民警察入警誓词》进行形成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誓词》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誓词

(2021年11月）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矢志献身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而英勇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用的礼炮（国家一级文物）

北京警察博物馆保卫开国大典展区的显赫位置，摆放着一尊大炮。这是一尊日本造“九四式”山炮。它是博物馆筹备办的同志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征集来的，被国家文物局近现代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开国大典上共使用54尊礼炮，等距离架在北京前门西侧的古城墙上。

　　这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都在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所不同的是，礼炮的尊数增加到了100尊。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时，使用了120尊礼炮，是迄今为止国庆庆典上使用礼炮最多的一次。那次庆典开始后，120门礼炮，分成两组交替鸣放。晚上，120门礼炮中的30门仍然留在城墙上，为燃放焰火配音。建国10周年庆典活动接连搞了4天，是我国20世纪历时时间最长的一次国庆庆祝活动。

　　北京市公安局离休老干部曹学华回忆说，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礼炮是刚刚完成战争使命的日本造野战山炮，有“一三”式和“九四”式两种。开国大典选定这种体积小、后坐力小的山炮后，马上从部队调集，但临近大典开始，尚缺两尊，不得已，又向驻守河北省涿县的70军炮兵营紧急调两门。当时曹学华就在这个部队任职。炮兵营接到命令后，立即挑选了两门日本山炮，营长党义山亲自带一个排的战士，护着两门山炮昼夜兼程送往北京。党义山及一个排的战士就被批准留下来，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祝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行各业混乱无序，中国前进的道路坎坷、曲折起来，国家没有经济实力，人民也没有心情搞庆典仪式，许多国庆日随着暗淡的年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1984年2月10日，外交部请示中央，要求恢复鸣放礼炮仪式。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请示。恢复庆典礼炮仪式的当年，适逢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家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蓬勃发展，经济实力增强，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整，早已进入指定位置的武警礼炮中队的官兵们，心情既激动又紧张。接到指挥员鸣放礼炮的命令后，炮手启动了控制系统，100门礼炮交替鸣放起来。

　　国庆35周年后，武警总部一方面加紧改造现有礼炮，将原来的木轮子改成胶皮轮。一方面积极研制我国自己的专用礼炮。到了90年代，庆典及迎宾仪式上使用的礼炮，已经全部改用我国自己生产的专用礼炮了。我国生产的礼炮比日本山炮后坐力更小，炮筒长，声音也更清脆洪亮。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仪式上使用的100门礼炮，就全部是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庆典不仅规模更大，而且突破了以往鸣放28响礼炮的惯例，共鸣放了50响，蕴含伟大祖国经历了50个春秋，50年艰辛，50年豪迈，50年悲壮，50年辉煌。50响轰鸣礼炮，把中华民族深远的伟力和韧性充分彰显出来。

　　通常都认为开国大典是中国共产党入城以后第一次阅兵和鸣放礼炮，其实不然。1949年3月23日，是被毛泽东称为“赴京赶考”的日子。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告别西柏坡这个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前往北平。3月25日上午11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抵达北平清华园站，换乘轿车驶往颐和园。毛泽东等在颐和园大门口下车步行到了景福阁，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就去西苑机场参加专为毛泽东等举行的入城欢迎仪式。北平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等1000多人在西苑机场等候欢迎毛主席一行。下午5点，毛主席和朱德乘坐绿色吉普车进入会场，简短的仪式后，开始了阅兵式。这时，装甲兵团安放在西山脚下的50门火炮同时向天空发射500发照明弹，以示庆典。随着照明弹把京西的上空映得雪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也响彻云霄。毛泽东、朱德在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的陪同下，进行了第一次阅兵。这次简短的阅兵式上，虽然没有气派的礼炮，但却是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在未来首都的上空鸣放的第一次礼炮，又恰似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华民族政治舞台的前奏。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40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传达室进来一个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人，递上一个浅棕色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毛笔书写：“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信封上有红色国务院字样，信封内是一份批件，内容是：“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拍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周总理的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旁注有：“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要十元票，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因当天行长不在，行长办公室的于秘书就请示计划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见是总理办公室的“急件”，在“批件”上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即把款送去”。办理过程中，又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打来催办电话。银行工作人员更深信不疑。当晚7点，银行发行局的三名干部把装有20万元现款的两个麻袋送到民族饭店，交给了等候在此的“赵全一”。24号，总理办公室接到印有“总理办公室专用”的取款介绍信后，才发现被骗。

　　案件震动了中央，周总理得知后非常气愤，要求公安部迅速破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排查犯罪嫌疑人。北京市委号召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深挖罪犯，全市的民众都被公安局动员起来了，各行各业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热情高涨，提供的大量线索持续不断地被送到公安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一次全民大动员，从东北到西南，从草原戈壁到沿海岛屿，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都知悉了：“30多岁，中等身材，圆方脸、肤色稍黑、北方口音，穿一身蓝哔叽制服，化名赵全一的人，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的案情。特别是北京，更是妇孺皆知。

　　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局长冯基平亲自指挥办案。经过调查分析，调查人员认为，送“急件”的人和收现款的“赵全一”是同一个人。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也鉴定，牛皮纸信封是国务院曾经用过的作废信封，伪造的批件采用的是15行红格有光公文纸。这种公文纸市场上不出售，应是机关内部自制的。

　　4月1日，外贸部保卫科科长报告，他们过去使用的信笺与伪造批件的信纸相似。公安人员在外贸部的材料档案里查到了大量的15行红格有光公文纸。经鉴定，与假批件用纸完全相同。同时还发现了过去国务院给外贸部的发文信封，也与案件中的牛皮纸信封一致。接着，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人事档案里，又查到了“赵全一”的别名。

　　王倬，36岁，辽宁省辽阳县人，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年参加三青团，1943年加入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当了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当了一名科员。

　　经查，王倬的相貌和身材与银行工作人员和民族饭店门卫提供的情况相符。并且，王倬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当天下午，王倬请假，说是带母亲张可民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侦查人员到医院调查，没发现王倬及母亲的看病记载。

　　4月3日夜，北京市公安局依法拘传并搜查了王倬的住处，搜出人民币19.2万元、焚烧残留的人民币，以及剪碎的作案时穿的衣服碎片。经过审讯和深入调查取证，王倬不得不认罪。王倬供认，他在工作中见到下级对上级的批示从没有怀疑过，特别是对总理的批示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是感到有机可乘，开始模仿周总理签名笔迹。1960年3月，他认为时机成熟了，就炮制了一套假批示，骗得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

　　王倬没想到他作案后，全市的男女老少就都知道了案情，本单位的同事也积极向公安机关反映线索。他如坐针毡，回家后把装钱的两个麻袋和作案时穿的衣服剪碎，毁灭证据。那些他曾经梦寐以求的钱币，现在却成了身边的炸弹，让他既怕，又舍不得，于是趁夜深人静时，将大部分人民币埋在自家院子里。又怕没有被埋掉的钱被人发现，每天清晨起来，在屋子里烧钱币。

　　王倬最终没能躲过侦查人员锐利的眼睛和人民群众高度的警惕性。在作案后的第十天，就落入了法网。王倬被抓获时，费尽苦心诈骗来的巨款，一分钱也没敢花。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处决。

1995年12月13日上午11时，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红星信用社门前，一名持小口径手枪的歹徒开枪打死了北京金冠制衣有限公司的取款员，抢走人民币15万元。1996年2月8日上午10时，这名歹徒手持微型冲锋枪，洗劫了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门前的运钞车，杀死一名银行员工，杀伤一人，抢走人民币116万元。两个月后，这名丧心病狂的歹徒再次实施两次抢劫。

　　四起银行抢劫案的案犯叫鹿宪洲，33岁，是个身负重案，被判处死缓的越狱潜逃犯。这四起骇人的案件曾经震惊了整个京城，也惊动了中央领导同志。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局长、处长纷纷立下军令状，全体民警更是昼夜奋战在一线。

　　9月8日，仍然在北京逍遥的鹿宪洲，终于被警方嗅到了气息。这天晚上，鹿宪洲驾驶着盗窃来的一辆米黄色尼桑车来到朝阳区亮马大厦停车场。当他将罪恶的灵魂浸入到暗淡的欢快氛围里时，绝没有想到，他这是告别人间的最后一次享受。

　　深夜，当鹿宪洲尽兴离开歌舞厅钻进米黄色尼桑车时，也就落入了警方的层层包围之中。警察勒令鹿宪洲下车就范，早知有这一天的鹿宪洲强行开车逃窜，被侦察员果断击伤后擒住。鹿宪洲的同案犯郭松也随后被抓获。侦察员在鹿宪洲的住处起获了枪支弹药和作案工具等。

　　1996年11月鹿宪洲由于伤重不治死在滨河医院。郭松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0年2月26日上午7点35分，侦查人员破门冲进计兆祥的家。计兆祥被俘。侦察员在床旁边的沙发里搜出了一支左轮手枪，在面粉桶内搜出了电台。计兆祥交待，他任国民党绥靖北平分台台长后，于1948年底奉命潜伏北平，截至被擒，共向台湾发报215次，收到特务经费3000元港币。1950年6月2日，计兆祥被执行了死刑。北平上空的诡秘电波从此永远消失了。

老电梯

这部电梯由美国高的斯电梯公司制造：20世纪初建造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即现在的北京警察博物馆）楼体时，此电梯同时安装运行，安装时间至少不晚于1912年，它是北京最早安装且仍能正常运行的电梯之一，是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为便于在中国接收"庚子赔款"，先后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城市建立分行，庚子赔款的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根据签订的卖国条约，向美国赔偿2500万美元，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址便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在北京警察博物馆馆藏枪械中，有一部分曾是我国党政机关、社会知名人士曾经使用和收藏的枪械，包括：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谭政文使用的猎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使用的小口径猎枪，还有原市委书记彭真使用的单管小口径步枪，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使用的小口径步枪及双筒猎枪，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使用的华尔特M8式工艺手枪等。

　　

从1980年开始到1983年，公安机关先后配发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以此取代了五三式步枪、五零式冲锋枪，以五四式手枪取代了五一式、五二式手枪。此后，还配发了六四式、七七式、八四式手枪，七九式、八一式、八二式冲锋枪及八一式、五六式班用机枪，现在使用的92式和05式转轮枪。

　　

2005年美国洛杉矶市警察文化交流代表团赠送警车模型

1997年罗马尼亚警方赠送人偶摆件

1958年，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根据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为加强对在京旅游及活动的外国人的有效管理，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划定了外国人旅行区域，即以天安门为中心，20公里为半径的圆圈（后一般称为40里圈），在周围主要路口设立岗卡和“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的标志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逐渐取消了标志牌。

人口卡片管理是户口管理的一部分。

　　1950年10月起，北京市公安局对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时接收的337.2万余张人口卡片进行了整理，按拼音排序，供内部查询；1956年6月，北京市开始建立新的人口卡片，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服务群众等提供了方便。2001年，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信息综合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全市户籍派出所停止填报人口卡片。2002年4月，全市1800万余张人口卡片、162万余张国民党时期使用的人口卡片、15万余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线索人口卡片，按历史人文档案资料移交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永久保存。

英烈纪念墙

英烈纪念墙以象征性的艺术手法，用凝炼诗意的语言，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个爱和恨、情和法、生和死的交织点。浮雕主体呈为"山状，象征公安英烈们的血肉之躯宛如共和国大厦的基石。

一双双眼睛，透射出忠诚和慈爱、威猛无惧。一双双大手，紧握枪支，攥紧手铐。轻轻抚慰母亲和孩子，高高托起月季花，充满了对人民的挚爱，对生命的呵护，更表达出首都卫士的神圣与光荣。浮雕两侧，日月星辰交相辉映，喻示英烈的英灵直冲云霄，与日月同辉，如星光灿烂，凛凛正气，永存世间。

浮雕高8米，长18米，总重26吨，使用400余块红砂岩雕塑而成。红色的石材又如烈士的鲜血染成，它使我们震撼，更让我们难忘。

这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消防车（复制品），车身高136厘米，长137厘米，宽68厘米。车身前后左右，各有一个巨大的铁环，是用来拴绳拖车用的。有四个车轮子，是用铁铸造的，车轮直径50厘米。该车水箱是铜质的，容水量约为1立方米，操作中需要随时补水。

　　车上有一个杠杆、一个活塞，由四个人操作。左边的杠杆压下，右边的杠杆升起，右边的杠杆压下，左边的杠杆升起，就这样反复地压下升起，一抽一压带动活塞，如此循环往复，就可激水腾空而起射向火场扑灭火灾。车身中央正上方，有一个出水口，用于接水龙带，口径3厘米，扬程约15米。车身前后均以古铜雕花饰物镶嵌，制作十分精良。

　　这辆消防车的制造厂家是“粤东广平安造”，是国内制作的。制作年代大约是清代晚期。清朝文献续编收录有《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称：“宫内设激桶处，掌管激桶，并司扑救火灾之职”。这里所说的激桶，就是古代的救火机器，洋人叫泵浦，英文写作booster pump，译作水泵，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朝中晚期制造的激桶，是平抬式的，没有机动功能和轮转功能，是为手抬消防泵，那上面有“粤东省太平门外安润街水龙铺”或“粤东省经济街水龙铺”字样，清代的粤东省，即今日的广东省。当时粤东省人能制造出这样精致的消防激桶，可见其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人认为，当时的粤东人同外国洋行有了广泛的贸易往来，这些消防激桶可能是同外国洋行合作的结果。

　　北京警察博物馆展出的这辆消防车，其生产年代，大约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消防激桶略晚若干年，但也不会晚于光绪末年。这辆消防车的主人，不是清朝皇宫，而是“外城同善总局”。清朝的北京外城，泛指正阳门至永定门一带，所谓前三门外的地区，即今宣武区和祟文区的辖区。又称“城南”地区。同善总局又称同善水局。俗称同善水会，是民办的消防组织，始创年代不详，就在前门外大李纱帽胡同火神庙内。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迁移至王广福斜街。其保护范围，就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大栅栏、观音寺街、琉璃厂街一带。

　　在北京历史上，前门外大栅栏是一个火灾频发地区。最惨重的一场火灾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都门纪略》记其事云：“祝融虐焰上千霄，金店银炉一例烧，百万商民齐束手，市尘景象太萧条”。大火之后，大栅栏地区在重建时，商贾富户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强化消防组织之必要。然而，当时的北京尚无官办消防组织，于是纷纷投资水会建设，充实消防设备；同善总局的消防车多半就是此时添置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8月，京师警察厅建立了第一支消防队，为纪念建队而立此石碑。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京师警务学堂附设消防科，训练长警，请日本人当教习，授以消防技术，毕业后组成消防队，购置器具，分布内外城扼要地方驻守，遇有火警，出场施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消防队隶属于巡警部，翌年，设置消防公所以监督之。民国二年（1913年）2月，消防队又隶属于京师警察厅，改组为消防处，编设6个消防分队，额定长兵698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整顿编制，改定长兵名额为502人。碑文即记载着这一段史实。

　　经考证，这块石碑是取自一块残碑，在其背面镌刻而成的，被镶嵌在消防队院内西墙上，其砌筑痕迹至今清晰可见。这足以证明，当初建队时经费困难，连纪念石碑用的都是不知从哪里来的残碑。

　　当时这支消防队紧靠京师警察厅的官署，位于正阳门内旧吏部原址，以后改称公安街，门牌为18号。解放后，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大队（1955年改为消防处）就设于此。1958年10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征用公安街18号院址，消防处机关迁至东城区正义路1号；直属的公安局消防中队则迁至西城区府右街，改称府右街消防中队。这块石碑也被迁徙到府右街消防中队院内。

　　

这是20世纪50-60年代交警在夏季执勤内穿的竹背心。由于当时民警执勤条件比较艰苦，夏季天气炎热，民警的制服常常因汗湿贴在身上，内穿竹背心，可以起到通风降温、防止警服因汗湿贴在身上等作用，但竹背心不是民警的制式装备。

第一代车牌：1949年9月23日，市公安局在全市进行车辆登记、核发新牌照。长方形铁胎搪瓷质，分为五种，均有红色五角星和“北京”字样。

　　第二代车牌：1950年11月12日，进行新的汽车牌照换发和审验工作。号牌为铁质、有五种。牌面1字头为北京市地区的代号，字头后红色五星，星后五位数。

　　第三代车牌：1964年3月，机动车号牌字头为两位数，“01”为北京地区的代号，字头后一横杠，杠后五位数，共有六种号牌。

　　第四代车牌：1973年北京地区换发牌照，改用“31”字头，牌照样式没有变化。

　　第五代车牌：1986年8月1日，使用新的号牌。牌面为铝质，上牌有“北京01”字头，下排五位数。超过五位，第一位号码用英文字母。号牌分为14种。

　　第六代车牌：1994年7月，全国启用“92式”机动车牌证。分为六类。

　　第七代车牌：2002年8月，公安部在北京、天津、杭州、深圳试点使用“2002式”机动车号牌。该号牌采用自主选号方式确定，现场制作，即时发放。后因技术原因，停止发放，仍继续使用“92式”号牌。

1959年12月9日，溥仪度过了10年的监狱改造生活，被政府特赦后回到北京。他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申请办理落户事宜。溥仪先拿出特赦令交给正在值班的民警后深深地鞠了一躬，民警从特赦令上看到是溥仪很惊讶，随后给他耐心地办理了户口登记。

　　当溥仪怀揣着户口本走出派出所的那一刻起，历史已经将他的身份进行了一次天翻地覆的更迭。从此，他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溥仪成为公民后，周总理亲自安排他先到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次年初，又安排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工作。1962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先后接见过溥仪。1962年5月，溥仪与李淑贤结为夫妻。1967年10月，溥仪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1886年，德国卡尔奔驰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以汽油为动力的三轮“奔驰一号”汽车。装有卧置单缸二冲程汽油发动机，785CC容积，0.89匹马力，每小时行走15公里。该车前轮小，后轮大，发动机置于后桥上方，动力通过链和齿轮驱动后轮前进。“奔驰一号”于同年1月29日获得国家专利，这一天被认定为“世界汽车诞生日”，这一年为“世界汽车诞生年”。

　　“奔驰一号”当时已具备了现代汽车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电点火、水冷循环、钢管车架、钢板弹簧悬挂、后轮驱动、前轮转向和掣动手把等，其齿轮齿条转向器是现代汽车转向器的鼻祖。如今，这辆“奔驰一号”陈列在德国汽车发源地——斯图加特市的奔驰汽车博物馆中。

　　美国富兰克林公司仿制的车模，由合金制成，有100多个零件，机械结构部分运转自如，水平放置的大飞轮、齿轮、齿条、转向器驱动后轮的齿轮齿条机构和差速器、变速和切断动力的操纵杆等都能活动，再现了最早汽车的基本功能。

嘉德门内巡鱼符（唐）

唐代官员的身份证鱼符。鱼符早在隋代就已出现，但只是在唐代才正式用作官员身份的象征。唐代鱼符按用途分为三类：有用于调动军队的铜鱼符，有用于标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还有用于出入宫门、开关宫门的交鱼符、巡鱼符。鱼符分左右两半，一半刻"合"字，另一半刻"同"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专为合符时查验之用，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合同"一词由此而来。

世界上最早的警察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而近代的警察，一般认为最先出现于英国。中国的近代警察制度是受国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清政府仿效东西方各国，在北京和各省相继建立起警察机构。从这里的展品中您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过程和警种职能的概况。

　　京师城内首善全图（九门位置图）。

　　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清于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定都北京，为保卫京师及维护京城的社会治安，顺治初年即设立步军统领衙门，主要是统领京城内及城郊的八旗步军。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了加强京师的武装警卫力量，步军统领衙门接管北京内城9座城门的武装警卫任务，随后北京外城的7座城门也由其负责把守。

锁子甲，明朝御林军护身盔甲，铁质。

　　锁子甲是古代战争中使用的一种金属铠甲。公元前5世纪或更早，可能是黑海北部的斯基泰人首先发明了锁子甲，早期的锁子甲无论材质还是性能均不如后世。

　　锁子甲在中国古代又称“环锁铠”。一般由铁丝或铁环套扣缀合成衣状，每环与另四个环相套扣，形如网锁，不同文明地方制作材料不同。由西域传入中国，最早记载见于《先帝赐臣铠表》。经过当时中国制甲大师的改良，就有《晋书·吕光载记》描述此类铠甲中的最高品“铠如环锁，射不可入”。普通的弓箭不能射入，显然这是无论材质还是手法都是当时最好的中国锁子甲。唐代盛行，并将此甲列为13种甲制之一，西藏地区使用最为广泛，明代和清代还仍有沿用，明中后期军队大批量装备锁子甲和棉甲。还有另外一种山文甲也是锁子甲的一种。

　　1949年，各地公安机关在接管城市旧政权，建立新的治安秩序中，均没有统一的警察制服。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向政务院递交了为人民警察配发制式警服的报告，中央迅速批准了报告。于是，从1950年初开始，公安部通知各地，要求按统一的制式，分别承担警服的制作和分发工作。到1952年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保卫开国大典时公安人员所穿工作服（国家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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