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姐

喜出外望

　　得知我的老姐病重，我正好在烟台开会，我告诉我的外甥女，让你妈挺住，挺过8月15号，我回去就去看她。

老姐还好，真的挺住了。于是，我8月17号乘机从太原赶到了包头。

　　我说的老姐，实是我的姨姐，比我长23岁，今年88岁了。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山西省河曲县的农村，姨姐1947年10来岁就随家去到了内蒙包头，生活在城市。我在12岁以前，姨姐对我来说，只是一方未谋面亲戚，是一个传说。

　　我的母亲兄妹三人，舅舅为长，青年时曾做黄河上船运的艄公，后来生活在内蒙准格尔旗榆树塔村，半农半商；大姨为次，生活在内蒙包头，早年是包头被服厂工人；我妈为小，坚守河曲故土，是地道的农民。

　　1972年山西大旱， 河曲庄稼大面积欠收。那年生产队里分给我家的粮食就根本不够吃，我的父母就商量着由我母亲带着我去包头看望我的大姨。说是看望大姨，现在看来就是一次有预谋的渡荒行动。

　　记得那年农历11月初，我在河曲化肥厂工作的大哥，给联系好了他们单位往阳方口送硫磺的顺车，我和我妈被安排在货车拉的硫磺袋货物上面，再用篷布蒙起来，我们的包头之行，就这样在一个天还没有亮的早晨就出发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坐汽车，与众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次坐汽车是被蒙在货车的货堆里实现的。听我妈说，我在汽车走开没有多久就手脚冰凉，浑身冒汗，叫喊着难受，我晕车了。我妈说再后来我就睡着了，一直睡了9个小时，直至阳方口下车。

　　农村的穷孩子命不值钱，一般对付难受的办法就是扛。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奇怪，那时候读书好像也不重要。我当时应该在读小学5年级，还是好学生，农历11月初离放寒假远着呢，怎么就能撂下书包往包头跑，真是不可思议。

　　河曲离阳方口现在是150公里，走高速不到2个小时的路程。可1972年那路全是翻山的土路，那时候的解放牌汽车，车况不好马力小，拉上4吨货爬坡就走不动了。听我妈说我们那天走了9个小时，到了阳方口已经是下午2点。

　　在司机师傅的指点下，我妈买了5点钟开往包头的火车票，小时候我长得瘦小，家里也没有准备钱给我买票，就计划着跟着我妈免票上车。记得我妈教我“有人问你几岁，你就说9岁”。山里娃懂得少，以为坐火车9岁是不要票的，12岁是要票的。

　　第一次坐火车，我很兴奋，也没有晕火车。印象中车上的人很多，我和母亲一直在通道上站着，火车哐当哐当了好长时间，大约在晚上9点多钟火车到了大同，有四个穿着讲究，形象挺好的人看样子要下车了，我妈说他们是“干部”。

　　那四个“干部”要下车，他们主动招呼让我们坐到他们的位置上，我妈指着火车小桌上的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说“这是啥，你们的东西吧？”有一个“干部”说：“那是我们在原平买的冻梨，不拿了，让你孩子吃了吧”。

　　“干部”走后，我妈迫不及待地把那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在衣襟上擦了一番递给我，我咬了一口，“真甜、真水、真香”。那一口下去我才知道：“原平冻梨是何等好吃”。从那一口开始，我就期盼着今生今世还再能吃到原平冻梨。

　　我们河曲也算个水果之乡，只是我小的时候只见过杏、桃、葡萄、海红、海棠、槟果等当地水果，唯独没有见过梨。梨的水分、甜度确实不低，但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当你一天一夜不吃不喝的时候，好吃的东西其实又何止只有冻梨。

　　早上5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包头东河火车站，我妈拿着姨姐寄来的信， 领着我在站前广场上东问西问，我们坐上了开往青山区富强路的公交车，找到了信上的6号街坊61栋，在早上8点左右，终于到了我大姨家中。

　　那个年代人们出门，不像现在可用手机联系，可有汽车接送，找不见还有导航系统。那时候的行动，联系靠信，导航靠问，人与人的交往，就凭信任。我们这母子二人，为了生存，肩扛一张嘴，手握一封信，迷迷糊糊，跌跌撞撞也就坐到千里之外的大姨家中。

　　到了大姨家的当天傍晚，我就见到了姨姐。姨姐大名许凤英，中等身材，声音洪亮，行动利落，一看就是个性格爽快之人。当时姨姐在昆区包头百货公司上班，知道我们来了，姨姐下班特地骑自行车赶来大姨家，对接接待我们任务。看的出来，姨姐就是大姨的全权代表，接下来我们的行动就要听姨姐安排了。

　　事实也是如此，姨姐安排我们在包头所有亲戚巡回走访，东河区，青山区、昆区来回穿梭。姨姐也安排我们到百货公司，公园游玩，还三不六九的搞个家族小聚会。特别是在我妈和我大姨小住的时候，姨姐经常用自行车带我到她家和我的两个外甥玩。

　　那年冬天在大姨家住了2个多月，春节后才从包头转移到准格尔旗我的舅舅家，又在舅舅家住了20多天，正月底我们才算完成渡荒任务，返回了河曲。对我们家来说，那真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旅行。

　　包头两个月，我充分领略了姨姐的领导力、号召力、公信力。包头的亲戚中，无论是比姨姐岁数大的，还是小的，都听从姨姐安排调遣，绝对的领导核心。但相比领导力而言，我更欣赏姨姐的正直和担当，在平时家庭琐事中，谁对谁错姨姐当面锣、对面鼓直来直去，固然有时候也得罪人，但也不乏弘扬正气，维护团结、打压歪风。

　　姨姐就是这样的人，性格直爽，公道正派，爱憎分明。说话大嗓门，说一不二，肚里的话从不藏着掖着，干活嘴到手到，雷厉风行。由于在单位不惧权贵，好打抱不平，还乐于助人，别人送了个外号叫：“许大炮”。

　　我见到姨姐的时候，她在“包百”票证发放部门工作。据说在我国那个“万事凭票证”的年代，票证发放岗位需要选调单位最正直的同志来把守，于是，老姐就由衣帽组组长被大家推到了这个岗位。现在想来，也只有那个年代“大炮”这样的人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1972年在包头的那一段时间对我的人生成长影响很大，一个12岁的农村娃，初次见到姨姐姨姐夫这样有文化、有素养的城市人，无形中就为自己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姨姐身上那种与生带来的豪气，与人交往的大气，自强自立的霸气，就是后来成就我工作和生活中百折不挠的底气。

　　我没有见到姨姐在单位工作的风采，但家里，无论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姨姐总是率先垂范，师表为人。‌为什么大家心甘情愿听姨姐的，秘诀正在于姨姐的无私与付出，了。曾子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孔子也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姨姐的行事风格正是如此。‌

　　我们姑舅两姨这一大家兄弟姐妹十五六个，姨姐作为领导者对我们都体贴入微，关爱有加。谁家的孩子考上学校，谁家的孩子要订婚娶聘，谁家的孩子要帮忙找工作，大家都是找姨姐和姨姐夫商讨求助，他们也尽心尽力去为大家辛劳奔波。老姐做人高尚，做事低调，让我们打心眼里信服和敬佩。

　　姨姐夫是个文化人，身材修长，带一副眼镜，知识渊博，文质彬彬，当时也是“干部”。在包头我觉得他待我特别友好。他给我讲了很多我不懂的知识，还鼓励我好好学习，说将来我长大他安排我到包头工作。打那以后，我好像不满足于农村那一亩二分地的生活了，我开始向往着能走进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1972年自行车在我国还是稀罕之物，农村人还处于止于欣赏，无权拥有的阶段。姨姐夫见我对骑自行车发出羡慕的眼神，就教我一只手抓着车把，一只手握着车梁，把一条腿从车架的三角区伸过去站着骑，那年冬天在包头我竟然学会了骑自行车。

　　姨姐对她的孩子和包头的侄儿侄女管教还是很严格的，特别是在做人方面，如果他们做的不对，常常会受到姨姐严厉的责罚，有时候姨姐还会动手。 其实，我和他们那些孩子年龄相当，我知道我也经常犯错，但姨姐总是对我特别偏爱，对我从未责罚，相反还经常给予我表扬。

　　那年冬天我在包头过年，姨姐从她的百货公司买来布料，大姨充分发挥她裁缝的手艺，给我做了一身全新的衣裳。那可能是12岁以来第一次过年能穿上一身的全新的衣服。农村孩子，平时都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过年洗洗干净就行了，最多在供销社买点颜色给你染一染，谁家能有“一身新”的奢侈。

　　我后来总结到，这次包头之行，是我人生一大拐点。原来只知道车马牛羊，庄稼土地的我，乘坐了火车、汽车，看到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懂得了种地不是人类唯一的生活方式 。这应该是对我少年心灵的一次非常重要启迪，一次向往未来，追求美好生活的启迪。

　　更重要的是那次包头之行我认识了姨姐，拉近了我和姨姐的距离。从那年开始，姨姐对我有了特别的关爱，每年冬季总是给我寄来衣服，无论新旧，总能让我过年的穿着在款式是上超越同学，姨姐的鸿雁传书成了我儿时的期盼和荣耀，成了我炫耀的资本。

　　傍着包头姨姐这颗大树，我也在我的同学和小伙伴中慢慢的支楞起来了，我成了他们中间第一个到过大城市，第一个坐了火车，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第一个穿绿军色新衣服，第一个穿上皮鞋，第一个……，这一个个的第一个极大的增加了我在生活、学习上的自信心。

　　姨姐就是一个有责任担当，并且乐于助人的人。不止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受到姨姐的关照，我的哥哥，我的舅表哥，都是姨姐惦记的对象。姨姐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你身旁，在你困难的时候向你伸来援手。就是因为有姨姐，我们这个大家庭才越走越近，越处越亲。

　　我的二哥比我大10岁，是我们村地道的农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种地几乎没有啥经济收入，二哥为了赚点零花钱，连续几年的冬天把我们那里的花生、绿豆、红薯等农副产品用汽车拉到包头去卖，到了包头他人生地不熟，全凭姨姐到处托人帮忙分销，姨姐从无怨言。

　　1984年我准备结婚了，姨姐获知后早早的就给我寄来了两床缎被面，还有布被罩。那时候我们农村哪里有人舍得用缎被面，也没有人懂得使用被罩。姨姐的给予与重视，至今让我感受到我的婚礼是高档豪华，温馨浪漫，啥时候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我的舅舅生活在偏僻的准格尔旗农村，大孙子要结婚了，姨姐发出通知：“舅舅一辈子深居内蒙，清贫简朴，这次我们大家必须都去给舅舅贺喜助阵”，于是包头、呼市、河曲的车队几十口人，拉着东西，踏着冬雪开进了榆树塔村。整的方圆几十里地都知道舅舅这个土老头背后有人。

　　姨姐的生父在姨姐21岁的时侯就去世了，我见到的大姨夫实则是姨姐的继父，姓杨，姨姐称他“杨叔”。杨叔自己有两儿三女。但杨叔在我大姨1993年去世后一直跟着我姨姐生活，直至2003年姨姐为其送终。杨叔的孩子们也都非常尊重和认可姨姐这位大姐，臣服于姨姐的领导。

　　姨姐就是这样的姨姐，她的心中永远装着周边每一个人，他的行动总是在为亲戚朋友付出之中，她总是想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解决别人所有的问题。从来不计较与别人交往中的个人得失。姨姐，以一颗慈悲为怀的心，征服着每一个走近她身边的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姨姐的熏陶下，我和姨姐有了很相像的价值观，我俩也成为相互欣赏，最能说的来的人。我们之间的默契与共鸣有时奇怪的离谱。2024年农历五月端午，我在威海准备渡船登刘公岛，突然觉得该和姨姐联系一下，就在检票厅停步给姨姐发信息，字打了一行就收到了姨姐的电话。也许这是我们之间的量子纠缠吧。

　　姨姐退休后，或许是她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接济别人有点力不从心；或许是她感到大慈大悲的菩萨能与她产生了共鸣，或许是她觉得“尽形寿，忌杀生”的佛法理念让她更能好的庇护苍生，从1998年姨姐开始吃素念佛了。姨姐从那时起禁食了肉类，鸡蛋，也不再饮酒，一个好爽的姨姐变的如此清心寡欲。

　　“大智镜圆”、“大道从简”。 我不懂佛家和道家那高深的哲学理论，但我知道，姨姐行为就是佛家的“渡己渡人”，道家的“崇俭抑奢”的现实版仿真。佛家讲“见性成佛”，姨姐信佛，一颗善心，普渡众生。在我心里，天下无佛，要有就是我的这位姨姐，她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2019年我来包头看姨姐，印象中的姨姐变了。原来挺直的腰板，变成了弓曲的背景，1.65米的个头卷缩到1.5m 左右，姨姐说她这几年腰疼的直不起来，眼睛也模糊的看不清楚，姨姐一个人、一顿饭、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深居简出，闲暇时间“阿弥陀佛🙏”

　　2021年我再到包头，姨姐已将她居住的唯一的房子卖掉了，她惦记着她未成家的外孙，把卖房的钱给外孙们做了一个合理的分配，自己留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点，给庙里上点布施。她告诉我说“她虔诚佛主，想去庙里住”。我说“生活没有定式，顺天意，随人愿，您怎样感觉好就这样来”。

　　这次来包头，外甥女已经强行从庙上把姨姐接回她家了，瘦弱的身体卷曲在床上已经变型。每顿饭只能勉强喝下小半碗清米汤。但姨姐的思维还是很清晰，还能用微弱的声音和我交谈正事。外甥女告诉我说：“我妈很坚强，再疼也咬着牙不吭声”。我看着姨姐祥和的面容突然悟到：“姨姐也许才是那个真正的念佛得道之人”。

　　我拉着姨姐纤细无力的手，望着姨姐瘦弱的身体，心里在想：曾经说一不二，叱咤风云的姨姐，如今变的如此弱不禁风，也许这就是生命。我尊重生命，也尊重规律。只求姨姐身体不要痛苦，三善超度灵魂。但让我唯一感到最凄惨的是，有朝一日姨姐离去，我会变的孤独，这世界上将失去了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2024年8月20日于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