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回味●平凡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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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传记，一般只有名人、伟人、英雄、成大器者、叱咤风云的人才配有传记。一个无名小卒是不会有什么传记的，也没有想过要写什么传记。大舅哥是个乡（镇）科级干部，五十岁时，赶上机构改革“三五”优惠政策就退休了。也就是工龄满三十年，年龄满五十周岁准许正常退休。他退休时高调的叫嚷着要写自传，我听后心里感到很好笑。哪知一年之后，他果真写出了自传，在亲戚朋友们面前炫耀。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他的自传，因郎舅关系紧张。我本来是爱好文学的，语文也学得还可以，读中专时写过一两首打油诗，大学毕业时给同学们写过一些四言八句毕业留言。由于教育教学工作繁忙，加之所教学科是英语，成天满脑子里都是English，English，and more English(英语、英语、还是英语)，似乎已经忘记了中文，不能用中文来思维了。年过半百之后，我想用几句中文来概括自己的前半生，尝试了好几次，始终没有想得出来，最后，不了了之。又过了几年，我也正常退休了，成天悠哉悠哉，打麻将、吃饭、喝酒、饮茶等，一副颓废的样子。儿子结婚有了小孙女以后，我北漂帮助带小孩。来北京好几年后，中专时的同学建了同学群，把我拉进了群里。大约一年后，大学的同学也把我拉进了同学群里。进了同学群后，我才深感真是“到乡翻似烂柯人”，这才仿佛从梦中惊醒，我真的颓废了，与从前的同学们已经格格不入了。因为，比我年轻的同学正在激情燃烧，即使跟我同龄的同学，也还在不用扬鞭自奋蹄。有的同学早已离开杏坛、另辟蹊径、剑走偏锋，成了硕士、博士。有的同学半路出家，通过业余创作成了作家、画家、书法家。有的改弦更张成了企业管理者、金融管理者等，我感慨万千。我久居文山，真是山高皇帝远了，山外同学还显得人生未央。此时，我感觉到，要激活一下我几乎枯竭的中文思维才能和同学们进行交流了。因此，开始时不时的写几句四言八句表达日常生活的一些感受，以减缓老年痴呆的步伐。后来在网上看到季羡林老先生的文章，文中说到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传奇，因而萌发了写写自己的自传，让晚辈了解父辈、祖辈的心路历程以及不易的一生。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于 北京路劲世界城陋室 悠悠岁月 高中毕业初照相， 寒门子弟貌不扬。 浓眉大眼算不上， 眉清目秀还勉强。 风度翩翩似曾有， 英俊潇洒亦遐想。 一夜庄蝶春草梦， 两鬓白发映秋霜。 22/08/2022 第一章传略 我的小传 平凡纯朴农村娃， 割草喂牛早帮家。 衣单赤脚求学苦， 上苍回报教书涯。 近赴云大添薪火， 远涉RELC增砝码。 笑傲讲台直到休， 人夸桃李满天下。 话外音：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 千船万船莫如口传 〔注〕RELC: 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 戊戌年秋于北京 我等这类人 跃进时代降世上， 童年发育缺营养。 小学读背红宝书， 中学读满上下乡。 恢复高考越农门， 脱颖而成教书匠。 两袖清风乐知足， 一片丹心育栋梁。 2018年11月 自省 君道人生过半， 谁说还能怎样？ 世态人走茶凉， 最重眷顾安康。 户外活动养心， 家里夫随妇唱。 出门避险趋吉， 务使家人心安。 自身保重在心， 有人牵挂莫忘。 2018年11月 自嘲 未触心灵哪来诗？ 花前月下何须知。 患难真情经年月， 孤芳自赏人笑痴。 2018年11月 自问 肚无半滴墨， 憋死不出诗。 心老人未老， 岂能获新知？ 2018年11月 重阳抒怀 秋高气爽白云飘， 九九黄菊似仙娇。 今夜把酒久会醉， 趁醒明白问君好。 戊戌年重阳节 花甲赋 青丝润颜归何处？ 霜鬓尘面来作主。 人生漫道弹指间， 孟德叹曰如朝露。 莫问前途几许路， 自酿健康酒一壶。 清心寡欲慢慢品， 何愁不享东海福。 2018年11月5日于北京 老杨 岁月如刀脸上划， 鬓须飘雪后花甲。 视物不清整双眼， 囫囵咀嚼半边牙。 脖筋暴露立交柱， 手背纵皮黑斑疤。 颈椎腰椎有突出， 双手双脚时有麻。 己亥年重阳节次日 后花甲抒怀 激情燃烧为生计， 忙忙碌碌逐名利。 风雨兼程引擎疲， 下车上岸成追忆。 拥有今日不容易， 更享明天多珍惜。 惊天动地很难期， 静心保健尽全力。 己亥年暮秋 退休活法 车驶进站船抛锚， 功名利禄浮云飘。 岁月不待催人老， 及时勉励学老陶。 诗酒远方放下了， 春花秋月知多少。 夕阳不是无限好， 潇洒一秒少一秒。 庚子年夏 重阳咏怀 走过沧海桑田， 尝过雪雨风霜。 放下诗梦远方， 剩下东篱酒乡。 韶华桃花逝水。 桑榆晚照春光。 坐看云淡风轻， 细品橘绿橙黄。 庚子年重阳 岁月 天道好轮回， 岁月饶过谁。 昨日可餐颜， 今朝梦里追。 21/12/2020 临江仙●奔七了 滚滚红尘东逝水，任你狗熊英雄。 功名利禄转头空。 春去春常在，几人颜值红。 白发翁妪九楼上，共品秋月春风。 粗茶淡饭话初逢。 尔后多少事，尽在不言中。 09/05/2021 于帝都路劲世界城 集句★奔七悟 老夫聊发少年狂，【宋.苏轼】 晴空一鹤排云上。【唐.刘禹锡】 自怜浪迹天涯遍，【宋.史浩】 不见当年秦始皇。【清.张英】 问君能有几多愁，【南唐.李煜】 闲观万事岁月长。【宋.苏轼】 曾经沧海难为水，【唐.元稹】 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苏轼】 08/12/2021 梦青春岁月 一九九一，二〇二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可能吗？ 三十年，历沧桑。 地不老，天不荒。 卅载前，气轩昂。 棱角尖，血满腔。 蔑权贵，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东坡志，射天狼。 今回首，几分像。 答：出走少年，归来衰翁。 东坡志在，空余残梦。 28/01/2022 老来难 小时候听人说 城市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农村人楼上楼下摸上摸下 读书了人们说 只要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老了正面临 不会手机智能化 寸步难行真尴尬 奥特啦 注：“奥特”，网络流行语，意思是“落后、过时、追不上潮流”，由英语单词out演化而来。 18/05/2022 偶感 一晃不觉花甲过， 无力阻止岁月河。 日复一日鬓染霜， 昨日昨日复其多。 奈何时光耳边语： 明日明日余几何。 残阳冉冉我无语， 渴遇吴用指点我。 13/01/2023于北京 癸卯兔年忆一九九三 一九九三是何年？ 燃情岁月嘉华年。 二〇二三近古稀， 庄蝶晓梦三十年。 卅载河东似昨年， 卅载河西伤流年。 古今多少英雄泪， 泣诉人不再少年。 29/01/2023于北京 十年 二〇二三猛回头， 远离江湖十年久。 背井离乡当北漂， 助儿携幼度愉秋。 02/02/2023于北京 少与老 人人年少盼变老， 眼见老者多逍遥。 误把年少当烦恼， 到老方知羡年少。 05/02/2023于北京 偶感 自怜天地一沙鸥， 沧海一粟几度秋。 泱泱华夏五千载， 滚滚长江向东流。 11/02/2023于北京 有所念 人人无不有所念， 所念岂止恋人间。 人生过往皆会想， 南望思君又一年。 二〇一三终赋闲， 北漂三千六百天。 多少梦萦在故里， 与君觞酌话无边。 写于2023年西方情人节 解乡愁 北漂乡愁难释怀， 科技文明为吾开。 纵有关山八万里， 无骑红尘滚滚来。 12/02/2023 乡愁 十年老北漂， 乡愁梦萦绕。 何以解乡愁？ 唯有腊猪脚。 12/03/2023 奔七后的幸福 人生过往似偶然， 其实必然不逆转。 只要明朝醒安在， 翁妪幸福粗茶饭。 20/03/2023 平台 姜尚韩信诸葛亮， 古今公认名将相。 帝王不遇缺平台， 经天纬地又怎样？ 01/05/2023 夕阳 日薄西山谁甘心？ 古今多少骚客吟。 老骥桑榆顾可羡， 夕阳写尽李商隐。 03/05/2023 美酒与读书 耕读出头有酒喝， 我装太白亦喜酌。 兴来杜康饮几盅， 平生还数读书多。 07/05/2023 老师的骄傲 春蚕吐死留丝贵， 蜡炬燃尽剩干泪。 杏坛一世数辉煌， 有青出蓝胜蓝辈。 22/10/2023 人的一生 尊卑富贵贫贱， 父母带到人间。 摸爬滚打赚钱， 吃喝拉撒要脸。 一生一梦百年， 一来一去永远。 来时一丝不挂， 去时一缕青烟。 18/01/2024 杨芝明自传 出生适逢大跃进， 家父取名杨芝明。 者挖董干受教育， 城市乡村闹革命。 恢复高考越农门， 改变命运当园丁。 回首杏坛江湖路， 也无风雨也无晴。 31/03/2024 退休十年有余记 无官身轻远江湖， 闲度人生酒壶路。 不问酸甜咸辣苦， 四季安逸在帝都。 09/05/2024 买书与读书 打小爱书勤学苦， 耕读出头常买书。 不以藏书装门面， 买来必读裹满腹。 16/05/2024 甲辰龙年高考感怀 十二寒窗岂白熬， 寒门学子看今朝。 我生若论逆天事， 咸鱼翻身谢高考。 一九七七邓公高， 恢复高考争分秒。 二赴县城应试后， 久盼门前喜鹊叫。 07/06/2024 中秋有思 今 秋又 中是 岁花 岁好 复月 年圆 年时 思有 （有思年年复岁岁， 岁岁中秋今又是。 又是花好月圆时， 花好月圆时有思。） 17/09/2024 甲辰龙年中秋节 老家 老家水洞子，前后两山夹。 前山峰峦秀，龙抱虎接纳。 后山龙脉远，祖龙起董马。 村中通大路，两面居人家。 路左下长冲，路右上者挖。 路左有小庙，两端石垛丫。 坪上后山左，再左洞王家。 遍地石旮旯，贫瘠不物华。 杨龙张吴谢，杨龙姓主打。 龙姓纯一统，杨姓宗族杂。 张姓二家族，吴谢各一家。 老屋土瓦房，座落后山下。 人称龙山脚，又称二爷家。 四周绿树掩，开门迎彩霞。 五谷瓜果香，滋养我长大。 早岁读与耕，砍割遍山爬。 屡使刀不慎，手脚留伤疤。 参加搞生产，哪块地没踏？ 故名水洞子，天干龙管辖。 小水井龙娃，大水井龙爸。 老家虽无名，历史亮华华。 据说解放前，兴旺又发达。 村中有街子，卖狗卖鸡鸭。 卖饭卖汤锅，米面酸甜粑。 杀猪还宰牛，街街闹喳喳。 赶马小商贩，水洞子下榻。 南走赶铺榜，北往赶西洒。 乡绅龙克武，水洞子富甲。 田产房产多，方圆董干霸。 起居四合院，石围高厚栅。 院内宽又大，四角设炮塔。 龙克武儿子，手枪腰间挎。 仇家打上门，打死门槛下。 解放清匪霸，龙克武被抓。 祸害过乡民，被政府镇压。 村中几大户，石墙高围家。 墙上留枪眼，谁敢靠近它？ 人称炮台阁，解放栽庄稼。 后闹农协会，招来土匪打。 前后山打枪，左右路堵卡。 家父在农会，有人诬陷他。 扛走农会银，埋在懒树下。 解放多年后，频频挨调查。 几经查无实，走过场问话。 再后迎解放，人民坐天下。 者挖大公社，水洞子驻扎。 公社改大队，水洞子驻扎。 大队又改乡，水洞子驻扎。 八十年代初，乡部迁者挖。 青山依旧在，几度披晚霞。 跨入新世纪，水洞子变化。 感谢共产党，恩泽千万家。 水洞子老屋 出生地 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镇者挖村委会水洞子村。 我的大家庭 外公：龙通棋（已于1970年去世） 外婆：胡氏（已于1960年代初去世，我未 有印象） 父亲: 杨应宗（已于1993年去世） 母亲: 龙少元（已于2003年去世） 哥哥: 杨芝武，娶麻栗坡县八布乡上八村 滕明英（二姨妈之女）为妻。育 有二子一女。 大姐: 杨芝娥，远嫁越南华侨张全林。育 有三子二女。 二姐: 杨芝美，嫁麻栗坡县麻栗镇马鹿塘 村余学恒。育有一子一女。 三妹: 杨芝荣，嫁董干镇董干街潘少书。 育有一子一女。 幺妹: 杨芝会，嫁董干镇董干街陈启福 （后离异）。育有一子一女。 本人：杨芝明，娶麻栗坡县大坪镇漫马 村朱华为妻，育有一子。 母亲、父亲。 前排左起：大姐、三妹、幺妹。后排左起：大哥、本人、二姐。 我的小家庭 本人: 杨芝明，1958年出生，属狗。中学 教师。 妻子: 朱华，麻栗坡县大坪镇漫马村人。 小学教师。 儿子: 杨柳，在北京 Intel 公司工作。娶 安徽安庆黄丽慧为妻（2015年小 孩出生后7个月，黄丽慧提出与杨 柳离了婚）。 孙女: 杨少和。 左起：妻子、儿子、孙女、本人。 第二章小学读书 （1966.9——1972.7） 七岁上学背书包， 者挖小学启蒙校， 学校距家并不远， 十五分钟就走到。 上午连续三节课， 中午吃饭往家跑。 狼吞虎咽就吃饱， 急急匆匆返学校。 下午上完两节课， 全校学生放学了。 一路跑跳回到家， 摘下书包去割草。 日复一日年复年， 风雨无阻弹老调。 文革教育闹革命， 小学五年毕业了。 父亲说我年纪小， 再读一年小学校。 〔注〕割草: 家中的耕牛是关在圈里喂养的。所以，每天都要上山割草来喂牛。 小学二、三事 自己改名：我的名字我爹老早就给我取好了，就叫杨芝明，老人从没有给我取过小名。上学报名那天，应该是受那些大孩子的影响，我竟然把我的名字改了。兴隆寨有一个人叫杨昌红，那些上学的大孩子几乎口中随时都在“杨昌红！杨昌红！”的叫。不知他们是叫着好玩还是怎么的，我就误认为这个名字好。跟老师报名上小学的那天，老师姓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名叫李赐良。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杨昌红”。好象李老师早就知道我叫杨芝明。他说：你不能叫“杨昌红”，要么这样，你就叫“杨芝红”。我一回来就把这件事告诉我爹，我爹却不同意了，他说：你明天去告诉老师，你不叫“杨芝红”，你叫“杨芝明”。就这样，我就改回了我爹给我取的名字“杨芝明”。 挂断门牙：一天早上，我起床后，把房屋卫生打扫好后就准备去上学了。我到堂屋板壁上取下书包，顺手斜挎着背在背上，双手抓住包带往头上拉下来。不料用力过猛，包带紧紧擦着额头、鼻子、嘴唇滑下来，竟然把下牙的一颗门牙给挂断了，血流不止，感到好疼，我大哭起来。我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上学的了。 砍柴草：一年级时，冬天很冷，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山上砍柴草扛回来，堆放在教室的后面。课间下课休息时，就拿那些柴草来烧火烤。 提火盆：冬天天气冷，许多同学都喜欢提着火盆去上学。上学路上就顺便捡路边的柴草烧火烤，课间休息，特别是午饭时的大休息时段，又到学校附近找柴草烧火烤。放学回家自然是边走边烧火烤，把火盆转圆圈的甩，火盆里的火焰被甩得越来越大，火炭被甩得越来越红火、明亮，非常好玩。 吊儿郎当：我是自小就有些爱耍小聪明，上课不怎么好好听讲，做一些与上课无关的小动作。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杨应聪在课堂上看小人书还是玩别的什么东西，被老师发现并没收了正在玩的东西。这东西是我跟别人借的，还要归还人家呢。现在被老师没收了，要不回来了。怎么办？于是，我和杨应聪商量去找老师，要想方设法把东西拿回来。我们去到老师的宿舍门口，老师正在改作业，我们悄悄地走进去，看到那东西就在老师的办公桌上面，我一把抓起来就向外跑。等老师反应过来，我已经跑远了。 初学象棋：有一年，村里有一户人家办喜事。杨应聪弄到了一副象棋，我们两个就到那户办喜事人家附近的一个大岩石上学习玩下象棋。杨应聪懂得简单的象棋规则，但不知道还有限制。比如，“马走斜日”，我们就不管马“蹩不蹩足”，只管从“日”字格的这只角跳到正对的那只角。更搞笑的是“象飞田心”，我们把“象”飞过楚河汉界，满场飞去阻挡或吃掉对方的棋子。 上学前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就要先把堂屋和灶房屋打扫干净，然后用竹丫枝扫把再把屋外的院坝以及上我家的十多级石阶路打扫干净后才去上学。天天如此。 蚕豆成熟季节，我们除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外，还要把午饭要吃的蚕豆米剥出来，我爹天不亮就去地里把蚕豆株扯回家来了，我们把蚕豆米剥好后才去上学。因为大人起床后就要去生产队下地干活了，他们也没有时间剥蚕豆米。这种嫩蚕豆米一般是用来作菜吃。这样，大人上午收工回来，就可以一边蒸饭一边煮蚕豆，节约煮饭时间，不影响我们上午上完课跑回家来吃午饭，也不影响大人参加下午生产队的劳动。 那些年，蚕豆栽的很多，生产队集体栽，各家各户也栽，并且收成都很好。蚕豆变老了的话，我们喜欢把蚕豆米剥出来煮熟了再剥去一层皮后更好吃。饭前先吃一些煮蚕豆可以少吃饭，节约粮食。 上学路上 读小学期间，几乎每天上学全村的小学生，无论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甚至那些读附设初中班的，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到路上边走边玩，经常是三五成群的一起走，上课往往迟到。特别是冬天早上，大家会在路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走，上课铃声响了，才跑到学校门口，学校老师经常说水洞子的学生上课迟到都成了老油条了。 上学路上或放学回家，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些年龄大的学生常常欺负我，戏弄我。当时正在闹文化大革命，老干部挨批斗，被捆绑，被强制跪着磕响响头等。他们就学着当年红卫兵的样子，把我的双手反剪在背后，要我跪在地上，还把我的雷锋帽的遮阳帽檐卷进帽内，摁着我的头朝地面磕响响头。 者挖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三人小组长姓闫，叫闫永怀，他家的两个姑娘都跟我在读同一个班，二姑娘的眼睛有点小。我们村里年龄比我大的有几个学生读附设初中班了，他们已经学过什么“细数”了。他们就取笑人家眼睛小，就拿我跟闫永怀家二姑娘相配取乐，还说什么“闫永怀家细细的”等。 放学后 小学下午放学后，我们男生都喜欢打乒乓球。我们村的几个男生，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差不多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去学校乒乓球室打乒乓球。只有一张球桌，当然还有别的村的爱好者，也还有个别老师。由于打球的人多，大家只好依次轮流经过考试来决定打几个球，考得起可以打四个球，考不起打一个球就下台。就这样又在学校贪玩大半天才跑回家帮家里干活，砍柴的砍柴，讨猪菜的讨猪菜，割草的割草。 有时放学后，在路上有人装有扑克的话，大家都会争着打。那时扑克是很难买到的，也很少有人拥有。往往一副扑克被玩得又脏又黑、破损不堪，大家都习惯地把那种扑克称为“油渣片”。但是，能有一副“油渣片”打会感到莫大的荣幸。经常回到家后，背着背篮、拿着镰刀等工具出来到路上，大家又会聚在一起打“油渣片”，天较晚了才匆匆忙忙的去割草的割草，讨猪菜的讨猪菜，砍柴的砍柴。 还有就是在放学路上，大家一起看小人书，就是小连环画书。那时候，小人书特别少。谁有一本小人书，大家争抢着翻看。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高年级的孩子杨正文买了一本《歌唱王二小》的小人书，大家都想看，他就大声的读给大家听。其中有些唱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你们搜山吓跑了牛，我还得赶紧把牛拉。”和“只有那个指挥官，喳喳呼呼干着忙。” 割草 打我记事起，能帮家里开始干活就是割草来喂牛。小学放学回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地里或山上割草。我家的牛草基本上是我包割的，因为大人要天天搞生产，抢工分，很少忙得过来割草。割草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中学毕业。无论读初中还是读高中，星期六从董干回来就割草，星期天也要割草，把它们囤积起来基本上要够喂一个星期。 割草割伤手指的事情经常发生。因为左手伸出去抓住要割的草，右手握住镰刀伸出去往腹部这个方向用力割。有时候由于速度快，被抓住的草周围还有其他草遮挡，刀口离抓草的手太近就容易割伤手指。有一次，由于割草时用力过猛，镰刀割伤了我的左脚前面，横着割伤了一大个口子。伤口愈合后都还留下有永久明显看得见的伤痕。 我爹是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他带着一个铳温还是山弄的赶马人赶着马到我家来，那赶马人在我家在了两天，因为第二天仍然在下雨。我和我爹还去王家洞子还要过去陶家老屋基割茅草来喂那赶马人的马，我爹之所以叫我这样做只不过是想让那赶马人给我几个钱买本本，至于那人给没有给钱，我就不清楚了。 天天读 所谓“天天读”就是每天读《毛主席语录》。“天天读”是安排在课程表上的，确实是每天都有一至二节课是“天天读”。 “天天读”换句话说，也就是当年很时兴的说法读“红宝书”。“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到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合订本）等。 《毛主席语录》是人手一册，差不多每个人都根据《毛主席语录》本的大小，专门缝一个小红布书包来单独背《毛主席语录》。 “天天读”就是又读又背《毛主席语录》，从林彪的“再版前言”开始读、开始背，整本《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了。 《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毛主席的名篇。多年以后，这些篇目我都能张口就背出来，正确率八九不离十。 除此之外，《毛主席语录》中的若干篇目我都能背出来。在当年读书时，真可以说是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因为我上小学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教室的墙上贴着好些《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一张的内容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天天读”中和平常的小学学习过程中学到过毛主席的一些诗词，我十分喜欢，也爱背诵。我对文学有一定的爱好也许就是这段时间种下了种子。 唱红歌 小学时期，每个星期都有一节唱歌课，一般都是两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唱歌课，唱歌课就是老师教唱歌。 上唱歌课时，有时老师直接教唱某一首歌曲，有时候老师刻蜡纸油印歌篇发给我们。我们都把歌篇收集起来，还去山上采摘桐子果，用桐子果浆液把歌篇沾在一起加以保存。 那时老师教唱的歌都是当时社会上很流行的红色歌曲，象《敬爱的毛主席》、《毛主席的光辉》、《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颂歌》、《北京的金山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红卫兵》、《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等。与此同时，老师还教唱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我还记得，有一年班主任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毛主席语录”，内容是“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就这么两句话也编成了歌曲，我们人人都会唱。 除此之外，老师也教唱了不少革命历史歌曲，如《游击队之歌》、《大路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 读小学时正值大唱革命歌曲时期，农村也有广播了，家家都安了个小喇叭，从广播里经常听到当时反复播放的很多革命歌曲，我们自己都听会唱了，如《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团结就是力量》、《红梅赞》等。特别是“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里的很多唱段，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浑身是胆雄赳赳》、《共产党员》、《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管教山河换新装》、《北风吹》、《红色娘子军连连歌》等，全都是听会唱的。 节约粮食与吃杂粮 节约粮食与吃杂粮是贯穿小学、中学、大学乃至工作后一段时间的日常行为。 生产队集体劳动期间，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口粮不够吃。每年五、六月份国家就要开始供应返销粮给农村的缺粮户了，我家是很少得到国家供应的返销粮的。但在学校里我们是要接受节约粮食的教育的。 在节约粮食方面，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习中经常提到“开展每顿节约一把米”的活动，要求把“每顿节约一把米”的活动落实到实际生活中。爱惜粮食的教育简直是深入人心啊。年纪比我大好几岁的龙少仁说：爱惜粮食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那年月，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写满农村公共场所、各家房屋的墙壁上以及大路边的岩石上。我家堂屋里的一道门对写着：勤俭持家光景好，节约度日幸福长。 至于吃杂粮嘛，那真是真刀真枪的吃啊。由于粮食不够吃，人们不得不把本来是栽种来喂猪的芭蕉玉弄干了磨成面与包谷面一起蒸作饭吃。吃芭蕉玉饭是那些年好些人家的真实写照，我家从来没有吃过芭蕉玉饭。红薯收获季节以及收获后，吃红薯就是吃杂粮。家家每顿吃饭前，都要先煮一锅红薯吃后再开饭，吃了红薯后就会少吃好多饭。吃红薯倒是我家的家常便饭了。我记得我爹把小水井上面我家黑桃树那儿的几个大石头炸碎了，叫了几个村民来帮忙把那些碎石磊砌起来围着黑桃树和吊竹林，他们干完活后，我爹就只煮一锅红薯招待他们了事。 那时，家家户户都贴有一张倡导节约粮食、多吃五谷杂粮的红色宣传单。上面写着：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 文革模糊印象 当年闹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很小，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者挖大队队部在水洞子村，各个生产队的干部经常来水洞子开会。文革期间，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面红旗，集体到哪儿干活就把红旗插在生产队员前面，到哪里开大会就把红旗扛到哪里。大队部开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大队部周围的地里插满红旗，在我们村仓库院坝搭一个台子作为会场。台上的发言人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声泪俱下，有时悲情控诉，有时振臂高呼。批斗会时，挨批斗的人站在台下低着头，有时被要求跪在地上，还被拳打脚踢。 我父亲参加过解放初期的农协会工作，农协会就在我们水洞子村。有一年夜里，土匪来打农协会，抢劫农协会，有人认为土匪来打农协会时我父亲扛走了农协会的银子。闹文化大革命时，时兴抄家，红卫兵还到我家来抄家。红卫兵来我家抄家那天早上我记得很清楚，我爹在楼板上的床上躺着，红卫兵们敲锣打鼓的就从小水井冲上我家来了。红卫兵们到我家后在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结果什么也没有抄到，把拴狗的两根铁链拿走了，说那是四旧。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者挖大队清理当年从全大队各村寨抄家抄来的东西，他们才把那两根铁链归还给我家。后来每逢有上面的工作组派到者挖大队，村上就有人去大队检举揭发说我爹当年扛走了农协会的银子，要我爹把银子交出来。每次工作组的人都会把我爹叫到大队部去问话，说人家反映你扛走了农协会的银子，叫你交出来。我爹说群众反映是虚的，你们调查是实的，你们尽管调查就是了。有一次，工作队的人又把我爹叫去问话，问题还是说我爹当年扛走了农协会的银子。我爹仍然回答说群众反映是虚的，你们调查是实的。他马上摘下头上戴的帽子，对工作队员说：“嗯，工作同志，我扛了农协会的银子，我不用。你看，我这帽子都汗臭装得住水啦。”那工作队员说：“你拿给儿孙用哝。”我爹说：“拿给儿孙用就拿给儿孙用哝！你们尽管调查就是了。”就这样，他们查无实据。后来，工作队员只好向我爹说，人家群众反映，我们不得不来例行公事。 红卫兵们把全大队各村寨庙里的木菩萨扛来我们村仓库的院坝里，用斧头劈了作柴烧，把他们从地主、富农家抄家搜出来的珍稀瓷器花瓶、香炉等砸碎在我们仓库旁的小溪边。 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是在者挖小学的操场上。全大队的生产队员都集中到那里开批斗大会，只见红卫兵们将三、四个大队领导干部用绳索五花大绑，捆绑时还用脚蹬着被捆绑人的肩膀使劲把绳索绷紧，之后，让他们跪着接受批斗。旁边还有几位跪着的人没有被捆绑，只是拿一根绳子搭在他们肩膀上，他们是陪批斗的人，“罪行”轻一点的人。一些红卫兵们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某某某！打倒保皇派！打倒宗派主义！打倒秋后算账派！重建新者挖！红卫兵们还用脚踢那些跪着的人，那阵式着实令人害怕。 还有一次是去兴隆寨村张华家门口看人家批斗张华。张华好象是站队站错了遭到批斗，但张华躲在家里没出来，我只记得听到有人喊: 要文斗，不要武斗。 文革武斗期间，好象我和大人去董干街赶集时看到过挨批斗的人员游街，他们一个个的被绳子拴着串联在一起走，有的胸前挂着黑牌，牌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的横叉，名字下面还写着“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或“我是什么什么分子”等，有的戴着纸糊的高帽，有的扛着芭蕉树干，有的女子头发被剃得奇形怪样。 者挖小学组织全校师生步行到董干中学看过一个批判刘少奇的漫画展览，还有大坪镇人彭然超毁辱毛主席像在麻栗坡县城遭万人批斗的图片展览。 者挖小学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把《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歌词改成“北京有个大水牛”也在学校遭到了批判。 村里有一个女孩，不知她把毛主席像怎么了，人家就说是她奶奶教的。她奶奶是属于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就经常被叫到生产队去老实交代为什么要损毁毛主席像。还有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全村的“四类分子”会被召集到生产队仓库来接受评审。所谓“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人家最老的那一代人，我们村就那么五、六位“四类分子”。评审就由生产队长家儿子进行，他比我大三岁。好像当时人们还调侃过他，因为“四类分子”中，有一个是他们本家的人，他叫他“六公”。人们就说，评审时，你是叫他“六公”呢，还是叫他你们这些地主富农坏分子，老实交代，你们做了那些坏事，等等。 生产队仓库正面的墙上挂着非常大的一幅毛主席画像，画像下方写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每天早上全体生产队员出去干活前，背着肥料，扛着锄头先集中在毛主席像前作请示，唱毛主席语录歌后再出发到地里干活。 者挖大队队部就在我们村仓库左前方，那房子十分高大，整栋房子长长的一排。在房子正面楼上窗户的上方与屋檐下方大大的写着醒目的标语: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大队部前发生的一幕，一个叫陈孝祖的人，个子高高大大的，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两手手腕处被铁丝拴着背在背后，手腕处被铁丝勒起血红的印痕，手臂被绳索捆绑吊在大队部大门前的那颗桃子树上，陈孝祖还要垫着脚尖，头左右摇摆，嘴里不断呻吟，脸上露出难耐痛苦的表情。 我们在小学上课前，值日生喊“起立，向毛主席敬礼”，全班同学齐声高呼: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在董干中学读高中，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上英语课时由我来用英语喊：Stand up! Salute to Chairman Mao and Chairman Hua!（起立！向毛主席、华主席敬礼！）然后老师说：Sit down, please! （请坐下！）同学们才坐下。 那时候家家户户堂屋墙壁正中上贴毛主席像，流行“早请示，中执行，晚汇报”，就连吃饭都要向毛主席汇报。我老姨爹是当老师的，我们看到他星期六回家来吃饭前先站在毛主席像前说一番话后才吃，我和我二姐回到家中也学着做。 文革期间，大搞“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活动，者挖大队部在我们水洞子，大队领导安排我们生产队春节期间去给军烈属拜年。我记得，正月初，生产队干部安排一些社员挑着腊猪肉和其它礼品去龙脚村慰问军烈属，我们觉得好玩，也跟着一块儿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哥还在董干中学读书，他亲身参与并历经整个过程。文化大革命那些年，经常闹派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参与的人需要划线站队。 我记得有一年我爹妈找了者挖大队的几个干部，当然包括我晏文武“亲爹”在内去董干小学劝说我哥要改变立场，重新站队。那时我哥已经在董干小学当代课教师了，董干公社全体教师集中学习时就发生了派系斗争。据说我哥参加的这一派是少数派，所以我爹妈才找人去规劝我哥改变立场。我听到他们回来跟我爹妈汇报说，我哥态度很坚决，绝不改变立场。我哥还说“雷也打不动，火也烧不动”之类的话。 1971年9月13号，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我还记得者挖大队集中各生产队干部还是水洞子生产队社员开会，坐在我们水洞子生产队仓库院坝听中央文件。多年以后的今天我都还隐隐约约记得念文件的人念道：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第*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党的国家机关，党的核心小组，中共中央军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第三章童年碎片记忆 翻眼皮 据说我很小的时候会把眼皮翻出来。应该是大食堂时候，那时我才两、三岁。者挖公社（后来改为者挖大队）就在水洞子，当时有合作社即供销社、粮库、饭店、街子等。 据说当时在饭店的工作人员蒋世英逗我好玩，就说：“杨芝明，翻个眼皮，我打卷粉给你吃！”于是，我就把眼皮翻起来了，她就打卷粉给我吃了。 确实翻眼皮这个功能我小时候随手就来，随叫随翻，简单得很，轻轻用手指背一压，眼皮就翻出来了。其实，人们叫我翻眼皮只是为了逗我取乐而已。我也迎合他们，不让他们失望。 除此之外，我的额头上方好远才长有头发，有个别人形象的叫我光脑门，但没有叫出名。我只记得“小桥妹”、杨善碧家姑娘杨吉娥这样叫过我。那是我招惹她，她拿我没办法就只好说“光脑门！光脑门”来发泄发泄一下。 我与外公 外公没有儿子，养育了五个姑娘。我爹是上门女婿。我妈排行老四，人称四姐。 外公对我很好，特别关爱我，他去哪儿都带着我。外婆在1960、1961年全中国饿饭期间去世了，那时我还很小，还没有记事，对外婆根本没有任何印象。 我记得外公带我去二姨妈家，我和唐德银老表可好玩了。我们天天去放牛，骑牛，两个人骑在牛背上打闹。 外公上山砍柴割草也带着我。山上有漆树，我也记不得有一次，是我扳着漆树枝还是皮肤易过敏，回到家中，脸上长满了漆疮，家人还说我是用漆树浆液抹在脸上玩呢。 村里有老人请外公去庆生，外公总是带着我去。家乡的习俗给老人庆生就是给老人添粮，讨个吉祥长寿，一般是带上几筒米或包谷籽。有一次，去给四奶庆生，外公在路上就教我说: 四奶，我来给你添粮，祝你活一百二十岁。 小时候，我一直跟外公睡。因怕我尿床，每晚睡觉前，我都要点燃一炷香，走到鸡休息的灰堆边，握住香，双手作揖，口中念道:公鸡大哥、母鸡大嫂，白天我替你屙（尿尿），晚上你替我屙（尿尿）。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时常梦尿，早上起来裤子湿漉漉的。后来这种夜间尿尿的现象持续到十几岁。那时，我一个人在楼上睡，害怕下楼开门到外面去尿尿，直接就尿在楼板上，尿液往往浸湿长长的一大片楼板。 睡觉时，我一般都是睡在外公的脚头。外公七十岁时摔倒卧床重病期间，五姨爹说:“芝明，你晚上跟公睡，你摸他的脚热不热乎，如果不热乎就死了。”五姨爹的话吓着我了，我有点害怕。于是，我离开外公，来到堂屋大门左边的墙和板壁之间的角落处铺上用草编的床垫子和席子独自睡，大约半个月后外公去世。 外公去世时，我正在读小学。者挖大队队部就在我们水洞子村，当时，又正值文化大革命，者挖大队队部里还有几个解放军工作队员，他们是来搞政治边防的。外公去世时，还由解放军工作队员来组织，给外公开了一个追悼会后，全村社员才把外公抬到山上安葬。因为在学校里，我背过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知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其中还说到：要把这种方法介绍到老百姓中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外公给我的东西，他不喜欢别人拿去用。他去西畴大姨妈家拿来一个雷锋帽，帽前橼有一个遮阳，他是拿来给我戴的。据说外公去世后，有一年我爹去外地挖公路，冬天冷，他拿这个帽子去戴，晚上他会做噩梦，说我外公来惊吓他，最后他只好把帽子拿回来，再也没有戴过这个帽子。 我对外公还有一个印象是，外公读过老学，很小时候，我还见外公拿出他很旧的毛笔字抄写的棉纸读本来读。 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段时间，西畴县城西洒街上大姨妈家的二儿子王德康老表来我们水洞子躲避运动，外公常带着他上山砍柴。王德康老表不像我们那儿是把柴捆在一起用肩膀扛，他是把柴捆作两小把，用一根木棒串起来挑，他主要是住五孃家和老孃家，他跟外公去山上挑柴也是给她们两家挑。那段时间，王德康老表喜欢玩火柴枪，他时不时地也会让我打上一、两枪。王德康老表工作后，我和五孃家张玉顺老表去大姨妈家玩过一段时间，他带着我们去乡下扛过柴、去西洒糖房河里洗过澡。这次我在一个本子上看到王德康老表抄录的三段文字我很欣赏，其中一段是“信在途中飞，飞在主人手，见信如见面，回信飞转来。”另一段是“雪打青松松更青，雨打红梅梅更红。”还有一段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多年以后才知道第三段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的诗句。 拜年 小时候，过年后正月初，时不时的要去拜年。拜年是给长辈拜年，我拜年多是去给我拜寄的干爹拜年和陪我大嫂去她妈家拜年。 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后的一天，我正在生产队仓库院坝玩耍，那儿就是全村大人、小孩逢年过节以及平时集中玩耍的地方，我还在打“趴趴秋千”或“夹板秋千”，我爹就叫我跟他去马林熊志光家拜年。 熊志光是个苗族同胞，是个赶马人。我也记不得他是我拜寄的干爹还是我家别的兄弟姐妹拜寄的干爹，只知道跟着去拜年。 我记得我走过那些苗族寨子时，看见一些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分成两组在玩一种像打电话的游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竹筒，另一边的一个人手里也拿着一个竹筒，有一根长长的线把两个竹筒连接起来。看见他们时而把嘴朝着竹筒，时而把竹筒贴近耳朵。我看着很好奇，我们汉族人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只有苗族同胞玩这种游戏。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年那些苗族青年男女就是在玩打电话，说不定是在谈情说爱呢！到这时我才佩服苗族同胞的聪明。 我拜寄的干爹很多，最有印象的有两个。一个姓朱，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是姓“猪”。这个朱姓干爹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朱国平，跟我哥一般大，我哥跟朱国平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老。二儿子叫朱国玉，跟我一般大，我们在小学、中学是校友，工作后在董干期间有接触。直到很多年后，这个朱姓干爹要去世前几年，在我哥劝说下，我最后一次去看过他一面。另一个姓晏，叫晏文武。方言土话“晏”字俗称“按”，晏文武是裸族同胞，住在水井湾裸族寨子。他当我们者挖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人们都叫他“按”支书或“老按”。 农村拜寄的干爹一般只头三年去拜年，三年之后就不一定年年去拜年了。但是，我的这个晏文武干爹却不同，我爹是经常叫我去他家拜年的。我爹虽然不识文化，但他却懂很多道理，他认为不能叫“干爹”，本来不“干”都被叫“干”了，要叫“亲爹”。所以，我们一直叫晏文武“亲爹”。我这个“亲爹”对我也很好，他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姑娘。我常常去他家玩耍，跟他同吃同住，他总是“干儿”“干儿”叫个不停。我的“亲爹”喜欢打猎，随身背着一杆火药枪，见鸟打鸟，见山老鼠打山老鼠，见其他动物就打其他动物。有时候，“亲爹”打了鸟，他也拿给我，我在鸟肉上放点盐，放在火上烤熟了吃。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一匹马死了，村里是没有什么人会吃这种死牛烂马的。我的这个“按”亲爹就把死马肉拿回家里去弄了吃，把我也叫去他家一起吃。我“亲爹”喜欢吹唢呐，吃了马肉吹唢呐，睡一阵子起来吃点马肉又吹唢呐，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那年代，哪家讨亲嫁女请了唢呐的话，我“亲爹”到场是必定要和那些吹唢呐的人一比高下的，他吹得很好，各种调子都会吹。 我刚读小学不久，我的“按”亲爹合并了花地坪裸族姓狄的一家母子三人。两家人正式成为一家人时，“按”亲爹还请我和我爹去吃饭，那个小儿子比我小两岁，改名为“晏天明”（改名那天，我和他一起去山坡上玩耍，他告诉我他原来的名字叫“狄秀成”。），我们也就成为了哥弟。晏天明后来读麻栗坡县师范学校毕业分在董干中学教体育，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 由于晏文武是者挖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队部又在我们水洞子。所以，我们就经常见到我“按”亲爹，他也经常到我家来吃饭。有时候我家吃什么好吃的，特别是杀鸡吃，我爹总会叫我去大队部叫我“亲爹”来吃。我们家的人对我“亲爹”的印象都很深，他有一副与众不同的牙齿，每次吃鸡肉都是从来不吐骨渣的，我们家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 我考起文师后，有一年，我爹还叫我提起两瓶酒去给我这个“按”亲爹拜过年呢。 小时候除了去给我拜寄的干爹们拜年外，我还陪我大嫂去她妈家拜年。我大嫂是我二姨妈的姑娘，我哥的这门亲，其实是违反婚姻法的，属近亲结婚。之所以造成事实都是我爹他们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不讲究这些，只追求亲上加亲。 为什么是我陪我大嫂去拜年呢？我只记得那些年过年，我哥几乎都不在家。除夕三十夜过后，我爹经常说：初一、初二拜父母，初三、初四拜老丈母。那些年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一般过了大年或送了年（也就是过了元宵节）后，集体就开工了。本来各家祖先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过大年或送年的日期并不相同，有的正月十一，有的十二，有的十四，有的十六，那些年都统一过十四。也就是说过了正月十四，年就算过完了，生产队集体就要开始春耕生产了。正因为如此，要拜年走亲戚的话，必须在正月十四前进行。往往到了正月初二左右，我爹就要催促我大嫂，如果她要去妈家拜年的话，就要趁早啦。 好多年都是我爹一早起来就把我大嫂要拿去拜年的腊肉砍好，准备好其他礼品如糖食、粑粑、面条等。那些年流行着一句顺口溜：拜年拜年，粑粑上前；不拜不拜，粑粑还在。吃了早饭，我就和我大嫂去她妈家，即我二姨妈家上八拜年了。 去二姨妈家要走三、四个小时，经过者挖、香草洞，爬梭坡老山，过山弄、槽子，到达下普岔，爬普弄梁子，翻过梁子在原始森林中下到风岩、瀑布轰鸣的干河沟，又在灌木、藤蔓交织的天网下穿过，经过大瓜塘、小瓜塘，最后到达上八。 在上八二姨妈家，我和唐德银老表一起玩耍、打闹，一起放牛、骑牛，相互恶作剧等，玩得很开心。由于跟我大嫂去二姨妈家拜年的次数很多，我和二姨妈家上八的不少跟我年龄上下差不多的孩子都玩耍过，都很熟悉，他们的名字多年后我都还叫得出来。对上八的山山水水基本上都熟悉，我跟唐德银老表去瓜塘扛过柴，去小洞子放过牛，去茅山坪子、铳雷放牛、玩耍，去者阴生产队地里偷木薯等都记忆犹新。还有，在铳雷那里立有一块中越界碑。是几号界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朝中方碑面上的文字是：大中国；朝越方碑面上的文字是：大法国越南。 怕鬼 小时候，晚上有月亮的话，最想跑出去玩，但又非常怕鬼。我们出去玩，一般都是去生产队仓库院坝，全村的孩子都是去那儿玩。大人们晚上在仓库里开会，我们就在仓库外面玩。所以，想出去玩就希望大人们晚上开会。一个人是很少出去玩的，一旦出去玩就要趁月亮还很亮时就回家来，回家时还要自己给自己壮胆，大声的讲话或唱歌。 晚上我特别不敢开门出去。小时候，家庭很贫困，白天一般都是打赤脚走路，晚上睡觉前都要先洗脚，穿上妈妈纳的千层底布鞋才走去睡觉。洗好脚要倒洗脚水，先把门打开，端起洗脚水，一只脚恰过门槛，另一只脚留在门内，使劲把水往外面院坝倒泼，扔掉脸盆，迅速把脚抽回来，“嘭”的一声关上门，生怕鬼把自己的脚抓住了。 结巴郎 小时后，我说话会出现结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也不知道。人们说我是学说话结巴的人说话才结巴的，其实我根本没有学过结巴的人说话。我发现我说现成的话，不会出现结巴，比如背课文、背《毛主席语录》一点都不会结巴，只是自己要开口讲话就会出现结巴了。比如见面与人打招呼就出现结巴了。有一个女性长者，我称呼她“大婶”，可是一张口“大大大大～大婶”，半天才说出来，很尴尬，脸都涨红了。所以，人们就称我为“结巴郎”，方言话“卷巴郎”。后来，不知怎么的说话不结巴了，但多年后仍有人会提起，笑我当年曾是“结巴郎（卷巴郎）”，特别是我叫她大婶家的那些人。 抓子 小时候喜欢在地上抓子，我家房子右面新打了一间屋子的地基，有很多新炸出来的小石块，我常常拿那些小石块来做子。先把石块敲打成小石子，再将石子在石板上来回反复地磨，让石子变得又圆又光滑。由于经常把这些石子装在裤子的裤包里，石子把裤子的裤包都磨通洞了。 抓子可以锻练手指、手掌、手背、手腕等部位活动的灵活、协调等。抓子一般使用五颗或七颗石子，可以自己一个人抓着玩，也可以与另一个人比赛看谁抓的好。抓子也有几种花样玩法。我觉得有趣的是一种一边念着口诀一边抓子还做动作的玩法。比如：麻榔兜，滚轱辘；高一场，留一颗（向上拋子抓一子放下）；高二场，留二颗（同前）；高三场，留三颗（同前）；一挖窝（手抓地），二挖窝（手抓地），三挖窝（手抓地）；四请婆婆来坐坐（把第四颗子拿来放到前三颗子上面）。一拍地（手掌拍地），二拍巴（右手拍左手掌），三打手（右手打左手背），四绕亏（右手往前划圈），五钉锤（右拳头向下击左拳头），打倒烂鸡枞（右手拿子将地上堆着的四颗子打垮）。 脚上长痈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我的左脚前面好像是无缘无故的长了一个痈。农村人把这种长痈说是长脓疮，从最初的红肿到化脓、溃烂、流脓。 这次脚上长脓疮变得很严重，长时间不见好转，并且溃烂面积渐渐扩大。农村人说这是“患多骨”，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只有请擅长治疗这种脓疮的医生医治。于是，我爹妈就请了者挖邹家的邹启成医生来给我包药。 邹启成医生还真有点神奇医术。他每次来给我换药时，先把药摊放在用来包裹的布上面，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的轻声说，但是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把药划来划去，就这样重复数遍后才把药给我包上。原来他在包药前一遍又一遍的念是在念“咒语”。 最后，我脚上这个脓疮病终于被邹启成医生治好了。只是左脚前面脓疮部位留下了永久的病痕。 打陀螺 我也喜欢打陀螺，但我很不会做陀螺，经常叫别的玩伴帮制作陀螺。我家有一个住在富宁县木央村的胡姓亲戚，我叫他表叔。每次他来我家，我都要缠着他给我做陀螺。他做的陀螺，头像一面鼓一样，四周和脚打磨的非常光滑，我十分喜爱。 我记得我叫杨昌勇帮做过陀螺，也跟龙少仁去他家，在他家灶门前的凳子后面拿过一个较大的陀螺。 小时候打陀螺都是大小男孩喜欢玩的活动。尤其在过年期间，打陀螺很流行。小学期间，不少男同学还把陀螺带到学校去玩。有些人还会在陀螺脚中央钉一颗钉子，这种陀螺打着泡木头的陀螺会把陀螺划破的可能。 有一年，也是过年期间，差不多全村的孩子们都集中在仓库院坝玩打陀螺。大家分为两组进行，一组负责摆放陀螺，另一组站在远处投打陀螺，就像打保龄球一样。还划了三道关，一道比一道远。每一道关，只要有组员将摆放着的陀螺打倒，全体组员就到下一道关投打，如果没有组员打倒摆放的陀螺，就轮到对方来投打了。如果三道关都有组员打倒摆放的陀螺，那么，全体组员就可以永远在最近的那道关投打陀螺。我参加的这组就获得过这样的殊荣，摆放陀螺的那一组很无奈，捡陀螺来摆放都厌倦了，最后不欢而散。 过年 小时候，无忧无虑，最喜欢过年。每年一进入腊月，临近过年，人们就开始杀过年猪了。只要是亲戚家杀猪，我们就会全家人一起去“打刨汤”，就是去吃杀猪饭，当然，我家杀猪时，人家也是全家人来吃饭。 我爹是杀猪的，村里不少人都叫他去帮人家杀猪。我家有几根高板凳，我爹把两根高板凳捆绑在一起，用作杀猪时的案板或案桌，也就是大家把猪抓来，揪的揪猪耳朵和猪尾巴，拉的拉猪脚，抓的抓猪肚皮，把猪拖拽到案板或案桌上，紧紧的摁住，然后开杀。我还记得，那些年，我爹做的这两根高板凳案板或案桌，好多人家杀猪时都来借去用，等那一年的过年猪杀完，我家的那两根高板凳案板或案桌，不知道落到寨子上哪一家了，还得去找回来，下一年杀过年猪时又用。我爹杀猪开破时，就是剖开猪肚子取出心、肝、肺、肠子等时，他会掏留在猪胸腔里的积血吃。我也跟着他学会吃那种血，冒着热气，咸咸的，没有其他怪味，只是血会沾在嘴巴上，红红的，会有些吓人。 杀猪时可以吃到用青菜或白菜跟猪血一起煮的血菜，有些人也叫它“头刀菜”。用猪肝、粉肠、瘦肉一起炒的“小炒”。用猪排骨和萝卜或羊瓜（佛首瓜）煮的开胃菜。还有用猪肥肉先煮个半熟，然后把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再继续煮熟透的肥片菜。这几样杀猪菜吃起来非常爽口，这些菜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多年后都还很想再吃到那原汁原味的杀猪饭菜。 我记得我家杀猪时，一般都是第二天熬油（炼油）。熬油时，我妈往往把猪的胰腺拿来油炸干了给我们当油渣吃，当然我们还吃那些瘦肉油渣。熬油时，我家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做法，就是把猪肚皮，我们俗称为“泡浪”的那部分割下来油炸干了当油渣吃，又香又脆，但是要用牙使劲的咀嚼。除此之外，猪大肠也是用来熬油的。但是，我们家不吃猪大肠油，只吃大肠油渣。大肠熬出的油就用来喂猪，因为那油始终有股怪味。所以，又单独找时间熬猪大肠的油。我家的猪大肠油渣还专门放在装猪油的坛子上部，过年期间，煮饵块粑和吊浆粑吃时，我家都喜欢炒一碗豆豉辣子，同时也就舀一些猪大肠油渣来掺和着炒，吃粑粑时，舀几小勺辣子拌着吃特别香。 临近过年，除了可以吃年猪肉外，大人们舂粑粑时还可以抢“粑头子”吃。就是舂好的粑粑从碓嘴上抓下来时，要把粑粑迅速的搓揉捏成团状，然后用手掌边切割一小坨下来，这小坨粑粑就叫“粑头子”。大年三十夜的头一天，我妈总是要推一架豆腐，在她把豆腐脑（我们称为嫩豆腐）舀到豆腐箱里压榨成形之前，总会舀一大碗给我们吃，我觉得非常好吃。 那些年，大人们常说：娃娃望过年。确实是如此，过年可以吃好吃的，可以穿新衣服、新鞋子，可以放炮仗、打陀螺，还可以成天玩耍，不用割草、砍柴或做家务等。 那些年，因整个社会都一样，人们生活都很贫困，过年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家情况还算相对好一些的人家，每年都杀一头过年猪，并且很大、很肥，在村上是数一数二的。因此，过年有肉吃，有大米饭吃。 过年那天，我妈还会油炸酥肉粑粑，就是用好多鸡蛋和麦面或面粉搅拌后来炸，我们都非常喜欢吃。往往还没有等到正式上桌吃年夜饭，我们光吃酥肉粑粑都吃了个半饱了。吃饭时，我爹差不多年年都说，今天过年，大家放开的吃肉，放开的吃大米饭。过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三样菜是：猪脚肉、豆豉炒回锅肉、年根菜。 大年三十夜后的第一天早上，即正月初一，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小孩不需要大人喊叫才起床，要自己主动起床。他们说如果正月初一都叫人喊了才起床，那么，一年四季都要人叫起床。于是，我爹为了避免我们睡懒觉，就在天不亮起来在堂屋里撒下一些钱币，就是那些硬币分分钱，看哪个起得早哪个捡了用。据说有些年份，我哥或我姐早早的起来把钱捡了又继续回去睡觉。 过年时，正月初一还有一个习俗是当天只能吃素，不能吃荤。也就是吃青菜、白菜，糖食粑粑之类的东西，不能吃肉、油之类的东西。我家基本上都只有我爹和我大嫂能做到，其他人都很难做到。因此，有些年份，午饭我们全家吃糖粑粑，晚饭就热头天晚上的过年饭菜吃。过了一些年，连午饭我们都煮油粑粑吃了，用一些白菜和粑粑一起煮。煮的时候，先舀一些油渣来炒一碗豆豉辣子，各人吃的时候自己弄少许到碗里。粑粑有两种，一种是用糯包谷做的吊桨粑，煮的时候，把吊浆粑搓成汤圆，所以，人们也俗称吊浆粑为“汤粑”。另一种是用白包谷舂的饵块粑，多数人都喜欢吃饵块粑，而我还有点喜欢吃吊桨粑或“汤粑”。 过年时，要给祖先和过世的老人们献饭，献饭之前要把神龛清扫干净，点上香、烛或灯。这些事情在我懂事能做后，我爹就让我来做了。我首先清扫神龛，把那些对祖先和神灵不敬的利器如刀具、斧头、锥子之类的东西清除掉。然后洗手焚香并插好，同时点好烛或灯。把菜饭全端上桌子，倒好酒，放好筷子，摆好凳子。接下来，我爹才来烧钱纸，请祖先和过世的老人们吃饭，同时说请祖先和过世老人们保佑我们一家人无灾无难、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风调雨顺、万事如意等话语。说毕还要磕头，三拜九叩。我爹磕头起来后，我向祖先和过世老人们磕头，同样三拜九叩。在堂屋献好饭后，还要把整桌饭菜抬到大门外再献，请那些死在外面、进不了家的祖先和过世老人们吃饭，同样要烧钱纸、磕头。献饭同时，要燃放炮仗。这些手续做完后，全家人才开始吃年夜饭。 过年那天还有一个事是农村老人必做的，就是祭祀祖先和神灵，我家就是我爹做这件事，具体做法是用猪头祭祀。文化大革命时期，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不信神、不信鬼深入人心。原来各家堂屋的神龛上面都贴有人们俗称的“家仙”，就是一张大红纸写有“天地国親师位”、“某氏宗親香位”、“司命灶君神位”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全部撕掉贴上毛主席像，我家是用一张大毛主席像遮盖住了“天地国親师位”、“龙、杨氏宗親香位”、“司命灶君神位”等字。本来杀年猪要把猪头留出来到过年这天用来祭祀，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家带头在杀年猪那天就把猪头给煮吃了，后来家家都这样做了，过年这天祭祀就用普通的一块方形猪肉，人们俗称“刀头”。祭祀时先在堂屋神龛前祭祖先、灶神等，然后再端到猪、牛圈去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放水 所谓放水，就是给果树放水。 小时候，我记得我家有好多果树，当地常见的果树，桃子、李子、梨、黑桃，我家都有。李子有栽秧李，鸡血李、黄心李。桃子有六月桃和猪丫桃。梨有秤砣梨、酸巴梨、青皮梨和黄沙梨。黑桃是村子里个儿最大、最泡的黑桃，把两个黑桃握在手里，用力一捏，外壳就裂开了。整个村，就我家果树最多了。除此之外，我家还有方圆十里八乡都没有的枇杷。枇杷树太高了，光杆司令一根，只有树梢有枝丫，朝侧面水平方向生长，四面八方都有，圆圆的，我爹把这棵枇杷树称为“一把伞”。每年枇杷果成熟时，我爬上去都够不到接果子的地方，所以也很少吃到枇杷果。 有一年过年后，正月初二，按老人们的说法，就是给果树放水的日子，具体做法就是用斧头去把果树砍几下。 这一年，我就一个人去给果树放水。我外公还叫我给果树喂饭，就是砍一下，就拿几粒米饭朝树被砍开的口子塞进去。我兴高采烈地拿着斧头就去把我家的桃树、李子树、梨树、黑桃树砍了个遍。 事后，大人们去看到那些被我放水的果树是既好笑又可怜、又担心那些果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给果树放水是在树的东面砍一下，西面砍一下，并且要上下错开。必要的话，南北两面各砍一下，同样要错开，不能多砍。可我呢，是顺着树干底部一直四面八方的往上砍，砍得那些果树遍体鳞伤。这样一来，那些果树树皮受伤严重，吸收不了水分，很快就会枯死掉，特别是那些桃子树，树皮很薄。 有一年，给果树放水时，我爹还想了一个奇特的办法。我家的黑桃本来就是泡黑桃，轻轻一敲，壳就裂了。可我爹还要想它再泡一点，竟然在黑桃树上砍两个槽，叫我在一个槽里放一个鸡蛋，希望黑桃像鸡蛋一样容易敲裂。 放炮仗 小时候，过年放炮仗的人家很少。但我家却是例外，年年过年都放炮仗。这跟我爹对放炮仗的理解和认识有关。 我爹认为过年放炮仗有喜庆感，不像不放炮仗的人认为炮仗响过后什么都没有了，他则认为过年放炮仗是越放越有。所以，每年都很早就买炮仗来家里准备过年时放了。 我爹放炮仗时，为了增加炮仗的响声，他曾把炮仗放在木桶、铁桶、木缸、石缸中燃放。有一年，我爹把炮仗拴在铁桶上，爬上我家院坝的李子树上，再把铁桶系在树枝上，那铁桶就像一口钟那样吊着，然后他才点燃炮仗引信，炮仗的响声果真不同平常。 我受我爹的影响也喜欢放炮仗。到我能独立放炮仗时，过年时，我爹基本上都是叫我放炮仗了。他还叫我把炮仗解散了一个一个地放，这样就可以持续放好长时间。有些年他还叫我摆12枚炮仗，一枚炮仗代表一个月，依次燃放，只要它们都响了，就预示一年12个月都顺利。一饼饼放的时候，有的炮仗，引信断了成哑炮仗，我就把它们放在石板上，用大锤砸响。 过年期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几乎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都会放炮仗。那时，一般大家都睡觉了，有时候我爹起来放炮仗，有时候我起来放炮仗。我睡在楼上，如果不想下楼，我就点燃炮仗，把炮仗从屋檐处扔到屋外。 打牙祭 过年时，正月初二往往要打牙祭，殿敬茶。很小时候，打牙祭的事情是我爹做。有两年是我跟我哥一起做，当然我只是帮他打下手。我们还去水井抢早水，就是争取第一个去挑水的人。我们到了水井那儿，先点三炷香插在水井边，然后烧几张纸钱祭祀水神，最后才打水挑回来。在回来的路上顺手捡个石头拿回来，口中念念有词：空手出门，抱财归家。 初二打牙祭就是天不亮起来杀鸡，把鸡打理干净后，整只鸡放在锅里煮一会儿，然后拿去堂屋神龛前祭献。祭献时要焚香、点烛或灯、烧纸，上敬茶。敬茶一般是神龛上摆三碗，神龛脚下摆一碗，灶上摆一碗，大门口两边各摆一碗。同时燃放炮仗。 我读文师和参加工作后那些年，只要我在家里过年，我家打牙祭的事和放炮仗都是我一个人做了。 打雪仗 小时候，有一年下雪，时间是正月过年期间，雪下得很大。因为雪下下来，堆积在地上松松软软的，所以，我们那些地方下雪一般都叫下泡雪。山上、地上、树上，到处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很厚，走在路上是看不见道路的。我爹去我二姨妈家玩，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硬是要在这种大雪纷纷，连路都看不见的天回家。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出天网般的小瓜塘、大瓜塘、干河沟、风岩，穿过原始森林的山路，爬上普弄梁子，下到普岔。剩下的从槽子、山弄、梭坡老山、香草洞、者挖、水洞子这段路，我爹是用一根他从唐德银老表家扛来作磨爪勾探路才走回家来的。 这天早饭后，我们就出去看雪、玩雪，用手抓雪玩，用脚踢雪玩，非常好玩。全村的大小孩子都出去玩雪了。玩起玩起的，大家就相互抓起雪向对方撒去，十分开心。你追着我撒，我追着你撒，从这片地里追撒到那片地里。大家越玩越起劲，渐渐的不满足于抓着雪撒向对方。接下来大家改进玩法，把雪抓起来捏紧成一个个的雪球才朝对方扔去。这样一来更好玩了，大家就相互追逐着打雪仗。 这时，为了既可以把雪球扔去打对方，又要能够躲避不让对方的雪球打中，就会寻找树木、灌木丛、岩石、院墙、菜园篱笆、房屋等躲避，到处乱跑。从村东跑到村西，从村南跑到村北，跑遍全村打雪仗。 这次打雪仗开始只是我们孩子之间进行，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全村的青壮年男子都参与进来了，整整打了一下午的雪仗，手早就被冻僵麻木没有什么知觉，活动不了啦，更别提抓起雪来了。 由于不是年年都下雪，即使下雪也不都像这次下的大。所以，这次打雪仗是我童年时期乃至一生中唯一一次打雪仗。 子弹袋 杨昌勇是我的儿时玩伴，他比我大一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嬉戏、追逐、打闹等。平常时间，我经常去他家找他玩。上学时经常一起去，上山砍柴、割草也经常相约一起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民练兵。每个民兵腰上都背一个子弹袋，很神气。有一次，我和玩伴杨昌勇去王家洞子割草或砍柴，包谷地里黄瓜遍地，我们就把黄瓜摘下来，用绳子一个个串起来系在腰间，还真有点像背子弹袋。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件龌龊事，就是在走出包谷地时，边走边用镰刀背将横七竖八的黄瓜敲烂。两个人觉得挺好玩，快要走出来时，我们感到好像被人发现了，迅速地逃离了现场。 用土止血 儿时的玩伴很多，龙少乾也是我的玩伴，他比我大两岁，还是我的长辈，我叫他大舅。上学时，我要经过他家房背后，有时候就会去他家，叫上他一块儿去上学。时不时的也会一起上山砍柴、割草。平时也会去他家玩耍。龙少乾家爹是我外公的幺兄弟，我们叫他五公。五公是读过老学的，他还给我和龙少乾讲秦始皇戴着什么样的帽子。特别有印象的是他给我们讲薛仁贵征东的故事。他说薛仁贵力大无比，肩扛一根大中柱，还用一根梁条来作撬肩棒，他一顿饭要吃斗二升米。 有一天，我和玩伴龙少乾上山砍柴，还是去洞子我家山林里砍柴。我们砍柴时彼此离得很近，几乎是身体挨着身体，面对面的砍。不知怎么搞的，他的镰刀嘴把我的手臂挖伤了，肉都挖出来一小粒，血也流出来了。我感到有点麻木，他说用土来止血。他抓起一小撮泥土，往土里吐两口唾沫，用手指搅拌，口中念念有词: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用药不用神仙药，要用土。然后他把土给我敷在创口上。至今手臂上都还看得到疤痕。 熬大锅药 小时候，生产队为预防传染病流行会集体熬大锅药吃。有一次，我和玩伴们在生产队仓库院坝玩，大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当时刚好生产队又在熬大锅药吃，不知怎的，我鬼使神差，自恃聪明，撬开了仓库的窗栓，翻进仓库去烧火熬大锅药。 这可闯大祸了。父亲收工回来得知此事，用棍棒绳索将我一顿好打，棍子都打断了。我被打得不敢回家，躲到我家后面山上的一棵中空树里。 这事惊动了者挖大队党支部书记晏文武，者挖大队队部就在我们水洞子村。晏文武支书是我拜寄的干爹，他知道这事后就上我家来，把我领到他家去，过了几天，我爹怒气消了，他才把我送回家来。 天不亮扛柴 我家的那片山林在我们习惯上称的洞子，没有什么像样的柴，也不好找。还有就是我家那块山林里的柴经常被马岗村和乌抛洞村的村民们偷砍了。我爹基本上没有去我家的那片山林砍过柴，他喜欢去石家洞子砍柴，那里不属于我们村的山林，也不属于邻近我们村的坪上村的山林。说白了，我爹实际上是去偷砍别个村山上的柴。当时没有谁会去这么远的地方砍柴，别的村民看到我们从那边扛柴过来也不会说什么，并且还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会去这么远的地方砍柴，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爹喜欢去砍柴的地方离我家很远，从我家屋后就开始爬坡，从坪上村旁边经过，继续爬坡上到王家洞子村，又从王家洞子村旁边环绕过去，走很长一段山坡茅草路才到达我爹叫我们去扛柴的地方，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可言，有的只是深深的茅草、荆棘和灌木。 每次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被叫起来，几乎都是快走到扛柴的地方天才蒙蒙亮。我也弄不清那些柴是我爹提前砍好的还是现去砍的，反正我们只知道到那里，大人就把柴从丛林里梭下来，我们扛着就走回家了。 捡黑桃 小时候，对一年四季直接采摘或捡到就可食用的瓜果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无论是房前屋后种的也好、捡的也好，还是到山上采摘或捡到的也好都是非常喜欢的。 采摘时令水果像李子、桃子、梨、黄瓜等之类的东西是很平常的事情。黑桃成熟季节，上树扯黑桃，站在地上用杆子打黑桃、甩棍棒或石头去打黑桃之类的事也是平常得很。 上山砍柴割草，采摘黄萢、乌萢、蛇萢、糯米萢，采摘野生葡萄、五味子、秤砣子、野柑子、绵糖果、八月瓜等同样是很平常的事。 除此之外，我还爬到吴秀忠老表家菜园子边的柿子树上采摘柿子，也爬到我家后头山酸枣树下捡酸枣，也爬到酸枣树上去过，但到达不了结酸枣的树枝。 上树扯黑桃还遭马蜂、俗称“游七里”或“七里游”蛰伤脖子，肿胀到不能活动自如，只能平躺在桌子板或长凳上。 捡黑桃是小时候常做的事。我家附近有好多黑桃树，小水井周边就有我家的一棵大黑桃树，有好几棵集体的黑桃树，我家房子右边还有谢朝海家的几棵黑桃树。所以，黑桃成熟季节，捡黑桃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捡黑桃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大姐和二姐，她们捡的黑桃最多，每年她们都能捡一棕口袋的黑桃。她们不仅在我家附近捡黑桃，她们还去老街子（离者挖小学已经很近了）、我们生产队里的黑桃树下捡黑桃。我记得每当那天夜里吹风下雨了，我爹妈天不亮就会叫醒我的两个姐姐，叫她们快去捡黑桃。我的两个姐姐捡黑桃很有技巧，虽然天黑看不见，她们会在草丛里、包谷林、芭蕉玉林里用手搜索捡到从树上掉落下来的黑桃。 捡黑桃那个时期，中国整个社会都处于经济贫困、物质匮乏年代，我姐她们捡来的黑桃自己舍不得吃，都是积攒起来挂在灶门口的墙上或柱子上弄干了拿去董干街上卖，换起几分零用钱。 因为我们喜欢捡黑桃，生产队打黑桃时，我们也去帮助捡，感觉好玩。在捡黑桃当中，背上不时被树上打落下来的黑桃打着，感到有些疼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特别是黑桃打在头上更疼。直到很多很多年后，无意间才知道是人为造成的。那是在树上打黑桃的人，用手摘下一串串的黑桃故意用力往下砸，被砸中才会感到疼痛。 董干卖菜 董干卖菜主要指我的大姐和二姐背菜到董干街上卖。反正自我记事起，就只有7天赶一次街（地方土话读音“该”），也就是星期天，人们都习惯叫作赶街或街子天。整个董干公社只有董干一个街子，也就是一个乡镇一个街子，你不能同一天赶两个街子。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出现6天一个街子，一个乡镇好多地方都开街了，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大队（后来的村民委员会）都有了自己的街子天了。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天天有街赶了，赶转转街就时兴起来了。有些人也通过赶转转街慢慢地变富起来了。 我八岁到十岁那些年，每年秋冬季节，一到赶街天，我的两个姐姐都会背菜到董干街上卖。头天傍晚，她们要么去洞子，要么去长冲或是在家附近的地里把菜拔来，用棕叶子捆成一把一把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背上满满一背篮子菜去赶董干街了。 那些年，街上需要菜蔬的人很少，一般就是机关单位上的人买，乡下农民家家都种有不少的青菜和白菜，大家都想把菜背到街上去卖了赚几分钱用。所以，菜很不好卖，一篮子菜卖不了几个钱，有时候根本卖不出去，只好直接送人了。赶街回来，我经常听到两个姐姐说，今天又是满大街的菜。用地方话说就是压断街的菜。当年农民想要找几分钱用非常困难。 我的两个姐姐除了背菜去董干街上卖外，还背猪菜（切碎的红薯藤）去董干食品站卖。有一次，她们也叫上我一起去，我背一小袋。我记得天不亮就出发了，走到卡子脚上坡，差不多要到达炮台丫口了，过了炮台丫口就到董干了。我实在是累得有些支持不住了，那袋子红薯藤从背篮上滚落下来了，抬头一看，一弯新月还挂在天空上，天还没有亮。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时钟，没有手表，从家里出发时也不知道几点钟，反正那天我们背着猪菜到达董干食品站还等了一段时间天才亮。同样，那几袋猪菜也卖不了几文钱。 看电影 小时候最喜欢看电影，无论哪儿放电影都会跑去看。我记得跑去龙堡寨、金竹坪、兴隆寨等生产队看电影，甚至还跑到长冲陈家店去看电影。有一次看电影回来，晚上睡觉作梦夜游，我竟然钻到毛壳包谷堆里去，把包谷壳弄得咔啦咔啦响，还说怎么钻不出来。 有时候知道董干放电影，几个玩伴也会约起走十余公里路去看。若是与大人去董干赶街，知道晚上会放电影，又有小玩伴的话，就会约起晚上看了电影才回家。 有一次，我与杨昌煜、杨昌培、杨昌勇四个人一起从董干看电影走回到长冲彭丕华家那儿，他们就去偷一户姓邬人家的甘蔗来吃，这户姓邬人家还是杨昌煜家的亲戚。他们几个人的年龄都比我大，他们分给我吃最不甜的嫩稍那段甘蔗。多年以后谈到此事，杨昌煜说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去告诉这姓邬人家，说他们偷了他家的甘蔗。 还有一次是傍晚几个玩伴相约从家里出发，走坪上，经过马脚，木队，翻过小卡去董干八里坪部队营部看电影。 有时候董干公社的电影放映员也会安排在我们村放电影。生产队长就要安排人员事先到董干背发电机和电影放映机等设备。 那时候看的电影就是那几部，像《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打击侵略者》等。这些电影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每部电影不知重复看了多少遍。怎么看都不厌倦。 请人吃饭 小时候，我家杀猪、逢年过节或平时宴请亲戚朋友吃饭，我爹都是叫我去请他们。 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生活比较贫困，每年过年能杀一头猪过年的人家并不多。当时国家实行的政策是对半政策，就是如果你要杀一整头猪吃，你得事先上缴国家一头猪，重量在120斤以上。所以，有些人家就只有杀一头猪，留下一半自己吃，把另一半背到董干食品站上缴给国家。有的人家是常年杀不起猪吃的。每年杀一头猪，你还要得去董干市管会缴纳5元屠宰税。 说起对半政策，我是记忆犹新。年纪还较小时，我爹妈把计划要上缴给国家的那头猪喂到足够上缴时，他们就叫上至少四个男劳动力来把这头猪抬到董干食品站上缴。我长到可以抬猪时，我就帮助抬猪去上缴了，别人家找到我爹去帮抬猪去上缴，我爹也叫我去顶替他帮人家把猪抬到董干上缴。有一次，我帮吴秀忠老表家抬猪去董干食品站上缴，过了麻园，下卡子脚坡时，刚下到杉树林，吴秀忠老表踩着石子滑倒了。不料，吴老表这一滑却导致一只脚的小腿骨折了，并且是粉碎性骨折。我爹会医治跌打损伤，但吴老表的骨折伤的太重，后来不得不又请来民间治疗跌打损伤高手杨再坤来联合医治，治疗很长时间才治愈。 说到上缴猪时，还有许多话要说呢。你抬去上缴的猪能不能顺利上缴进去，一是要看你的猪够不够120斤的重量，二是要看食品站收猪人的态度。有的收猪人态度温和，好说话点。有的收猪人态度差，不但不体谅上缴猪的人的难处，反而是刁难上缴猪的人。所以，一般是上缴猪的人把猪抬到董干食品站后，收猪人不会马上过秤签收。他要等到下午，猪已经饿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过秤签收。如果你硬是要他过秤签收的话，他要减除几斤重量，说那几斤是猪屎。抬猪去上缴的人谁都不愿意自己的猪被减去几斤重量不算，往往都会等到下午太阳偏西，收猪人认为可以过秤签收了才上缴。 每次叫人抬猪到董干上缴，我爹妈还要负责在董干饭店打“晌午”（就是买午饭）给抬猪的人吃。那时能进董干饭店打饭吃是很奢侈的享受了，一般情况赶街的人是不会进饭店打饭吃的。即使有人进饭店打饭吃，都是一碗饭，一碗汤菜就解决了。像要招待这些帮抬猪去上缴的人，除了饭和汤菜外，还要打一碗炒肉给人家吃。 帮助抬猪去董干上缴的人，我爹妈打“晌午”给他们吃了后，他们就回家了。当天晚饭还要叫这些人来家里吃饭，我就得一家一家的去找。他们从董干回来后，有的又去山上干活，到很晚才回来，所以，有的人我要去几次才请得到。 杀猪时请人吃饭也是如此，并且要请的人比抬猪去上缴的情况多多了。那些年杀猪时，所有的亲戚朋友、家门族内、与家庭亲近友好的人家都要请来吃杀猪饭，俗称“打刨汤”。杀猪当天没有来吃饭的人，过后都要去请来吃，我妈就要煮好几顿饭。每次都是我去请人，人家大多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放工后还要上山砍柴割草，他们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你不亲自去请人家，人家是不会主动来的。所以，我就得满寨子的跑，有的人家养得有大恶狗，特别令我害怕，更有的人家要走十来级石阶才上到他家房子，那恶狗就在屋檐下来回行走、居高临下、龇牙咧嘴的冲着我狂吠着，有的还边叫边跑下来，简直令我害怕死了。我曾经有过被狗咬的经历，那是在吴秀忠家门口，我刚恰过吴秀忠家大门槛就被杨昌勇家那条大黑狗不声不响地从背后咬了我屁股一大口。那条狗就是人们俗称的“缩头狗”，它咬人前不叫，咬了人之后才开叫。 过年过节或家里操办一些要事要请人来家里吃饭，这请人的事大多是我来做，有的人是要反反复复去他家请好几次才来。 请人来吃饭很难。所以，我爹妈常常感叹：叫人家来做活计容易，叫人家来吃饭却难了。 玩火 过去生产队时，距村子较远的地块都会搭一个棚子。这个棚子平时可以堆放灰粪或肥料，临时也可以避避雨，包谷成熟时，生产队要安排社员晚上在棚子里轮流守候以防有人偷包谷，白天也有人轮值。 有一天，我和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玩伴杨昌培一起去砍柴或割草。上山前我俩在棚子里玩耍，棚子是用包谷秸秆搭建的，易着火。他说有天晚上，那些守包谷的人在棚子里玩游戏点火烧棚子，就是用火点燃那些吊着的包谷叶，让它燃一会儿又迅速地把火捻灭。我俩也玩起了同样的游戏，把包谷叶点燃又捻灭，点燃又捻灭，觉的好玩。我俩嘻嘻哈哈，看谁快速地捻灭。玩着玩着，不得了啦，火着大了，捻不灭了，火苗迅速蔓延，把整个棚子烧起来了。我俩被吓坏了，一时不知所措，慌乱地从棚子里跑出来，眼睁睁看着棚子在噼里啪啦的炸响中被熊熊大火烧掉了。 这下又闯祸了。生产队长知道了这事，他惩罚我们，要我俩自己搭建一个新棚子，我俩不得不照办。我家山林里没有像样的材料，特别是那根大棚梁，杨昌培家山林里倒有不少，多数材料到他家山林里砍来，我还不知道怎么搭建，基本上整个新棚子都是玩伴杨昌培所搭建。 儿时游戏 小时候玩过好多游戏，只要有月亮的晚上，玩伴们都会汇集在生产队仓库院坝玩游戏。 丢手帕: 丢手帕是与现代丢手绢游戏一样的。 弹咪：弹咪游戏有点像城镇里小男孩们玩的弹子游戏，但我们农村男娃娃和女娃娃都玩弹咪。蚕豆成熟季节，人们都喜欢把干蚕豆米放在锅里炒爆或者放在火堆里烧爆了，把壳剥了吃很香脆。具体玩法是两个人，平均一个人出多少粒炒熟的干蚕豆米，决定好谁先弹后，把蚕豆米撒在桌子、板凳、地面或石板上，用右手大拇指压住食指或中指指头，也可以反过来用食指或中指压住拇指指头，靠近一粒蚕豆米，然后食指或中指或拇指再用力弹出去击打蚕豆米，如果这粒蚕豆米击打着另一粒蚕豆米，那么就赢得这粒蚕豆米了，条件是要没有碰到其它的蚕豆米才算。如果击打着的这粒蚕豆米碰到了其它的蚕豆米或打空了就算输了，就让对方来弹，规则一样，直到所出蚕豆米被弹完为止。若双方愿意继续玩，又可商量一人再出多少粒蚕豆米。 躲猫猫: 躲猫猫也就是通俗说的捉迷藏，与现代儿童玩的没有什么两样。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一人用双手蒙住“猫”的双眼，口中念道:放猫猫找老鼠，找得着吃干屎，找不着吃稀屎，去吔！ 拍背心: 拍背心在现实中我们只说“拍心”，就是玩伴们通过翻背背板方式决定出一个人来拍背心，其他人四散跑开，不让被拍着。哪个被拍着了就接任作拍背心者。 跳龙门: 玩伴们分为两组，一组人围成一圈坐在地上，两手撑着地，两脚分开，脚尖对脚尖，上下翘动。另一组人从地上坐着的两人之间的脚上方跳进去，大家在四面试着要跳要跳的样子分散坐在地上那组人的注意力，一旦那一个人跳进去没有被踢到，他就说:“ 走这里，走这里。“于是，其他组员也都从那里跳进去。跳出来也一样，只要不被踢着就重复跳进跳出。如果那一个跳时被踢着了就交换。这就叫作跳龙门。 拉羊: 拉羊游戏就跟现代的老鹰抓小鸡游戏一样，羊妈妈尽量左躲右闪护着小羊，不让狼抓着小羊。 耍把戏: 用棕树叶结成绳子，从山上找来一些松绒绒的地衣，再用棕叶编成的绳子将地衣捆扎成一个球。玩的时候，玩伴们分为两组人，一组人先执球，四处奔跑，尽量把球丢给本组人员，不让对方人员抢到。一旦球被对方人员抢到了，他们也就把球扔给自己的组员了，就这样反复交替着玩。我来在北京后，看到一些孩子们玩丢沙包，其玩法就跟我小时候玩的“耍把戏”类似。 打包包毽: 包包毽就是把耍把戏中用的球拿来当皮球拍。一般两人就可以玩了，谁拍的多谁就赢了。输家就要把包包毽丢给赢家，赢家用手把包包毽往地上拍，包包毽弹跳起来时，再用脚把包包毽往高处、远处踢，输家就要快速跑出去，在包包毽落地前把它接住，如果落地了才接住就不算，赢家重复踢包包毽直至输家在落地前接住为止，游戏又重新开始比赛拍包包毽。 踢毽子: 毽子制作挺简单，就是将桃子树叶或沙梨树叶用一根绳子扎成一个圆形状就可以了。踢毽子就是抬起右脚，正面踢，脚不落地；右侧脚背踢，同样脚不落地；左内侧脚背踢，踢一次脚落地，然后再踢再落地。玩得熟练的话，左脚也可以这样玩。玩时，直到毽子落地，看谁踢的多谁就赢。输的人就把毽子扔给赢的人，赢的人用脚把毽子踢得远远的，输的人就跑去把毽子接住，如果毽子落地了没接住就重来一次。 讨狗儿: 玩伴们一人当讨狗儿的人，其他纵向一个跟一个坐着，后面那个把前面那个拦腰抱住，双手手指互相交叉，使劲捏紧当锁不让讨狗儿的人扳开。玩的时候，讨狗儿的人在门外说:叮叮当当打开门。门里人问: 你是哪里来的人？门外人答:我是河边来的干仡佬或油麻藤。门里人问: 你来整哪样？门外人答: 我来讨狗儿。接下来门里人说:那你开锁吧。于是，讨狗儿的人就要尽量扳开狗儿胸前交叉的手指。他或她边扳开手指边问:什么锁？护狗儿人回答 :铁打金钢锁或稀饭锁（或别的什么锁都行，关键就是不让他扳开手指），这样依次把一把把锁打开带走所有的狗儿为止又重新换人来当讨狗儿的人。 孵蛋: 有多少人参加游戏就捡多少石子作为蛋来放在地上，一人当老母鸡孵蛋，手脚撑在地上，让那些蛋在胸前或腹部下方。其他人会试着试着的来抢走那些蛋，孵蛋的人就要负责尽量不让他们抢走蛋，转过来转过去，不停地用脚踢蹬周围抢蛋的人。如果抢蛋的人被踢着了，那他就换为孵蛋人在地上孵蛋了。如果孵蛋的人在孵蛋期间，蛋被抢蛋人抢走光了，而他又没有踢蹬着谁，那他还要接受惩罚“犁地”。抢蛋人把蛋放在前方，提起孵蛋人的一条腿，让他像牛一样趴着往前走，待他要抓着那些蛋时，犁地人把那条腿向后一拉，孵蛋人就抓不到那些蛋了，这样重复多次直至一个个的蛋都被抓到了游戏才结束。 玩游戏时在决定谁先来有几种方法: 1.翻手背法: 这个决定法与现代一样。 2.抓乌龟王法: 组织人高举起他的手，掌心向下，其他人竖起一个指头抵着他的掌心，接下来他会念:持梁持梁，天地开场，无梁无梁，一把豹子抓住乌龟王。一念落口，他迅速收拢五指，看捏到谁，谁就先来。这个决定法还有另外一种口令: 点点抖抖，南山咳嗽，张飞拍马，一把拉着就剮，指头被抓着的人就先来当开始游戏的人。 3. 舂米法: 组织者伸出手掌，掌心向上，参与者各伸出一个指头按在组织者手心里，组织者念口诀: 点之点，之蒙眼，眼蒙花，告芝麻，芝麻利，出场去。他一边念，一边用手指挨个儿的顺着点那些手指，一个字对应一根手指头。出场去的“去”字落在那个人的手指上，那个人就退出，剩下的人继续重复上一个步骤直至剩下两个人才开始下一个步骤。组织者拉着两个人的手掌念口诀: 一颗米，舂到底，不着他，就着你。他一边念，一边用拳头轮流捶打两人手臂，同样，每一拳对应一字，“你”字落到谁的手臂上谁就先来。 两头黑 “两头黑” 指的是早上出发天还没亮，晚上天黑了才到达目的地或还在路上。大概十岁左右，我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 那一年正月初，西畴县城大姨妈家王德明老表结婚，我爹妈派我去作代表表示祝贺。我妈她们共有五姊妹，大姨妈在西畴县城，二姨妈在麻栗坡县八布乡的上八村，五孃（满孃）、老孃就跟我妈在水洞子村。这次大姨妈家王德明老表结婚，五孃家是五姨爹作代表去，老孃家是老姨爹作代表去。 从我家水洞子去西畴县城可谓远隔千山万水，将近100来公里的路程，那些年又不像现在交通发达，无论去哪里都是靠一双脚走着去。我才十岁左右，我爹妈还拿一块腊肉让我背着去，顺便给大姨妈拜年。 那天，我和两个姨爹天不亮就出发了，可能是凌晨4点左右。天冷飕飕的，还吹着风。我什么都不用管，只管跟着两个姨爹走。所走的路时而是大路，时而是小路，时而是羊肠小道，时而是石阶路，时而是土路，上坡下坡没完没了。 我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走过了一寨又一寨，走到哪里我不知道，也不用知道，知道也没用。我从来就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之前也没有去过大姨妈家，要经过哪些地方才到达目的地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走啊走啊，走到西畴县的董马，听两个姨爹说: 从董马到西畴县城还有30公里。因为西畴县城到董马通公路，公路边时不时的竖着里程碑。 但是，天不早了，那天是阴天，反正我们到达董马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大家都走的疲惫了。这时我们大多沿着公路走了，只是到公路太弯的地方才打直道走小路。 有一辆拉货的解放牌空卡车经过我们，两个姨爹朝司机招手，希望司机停下车来搭载我们一程，结果是卡车轰隆一声，一溜烟地从我们身旁开过去了，车后还扬起一团尘土。 不知道走到哪儿天就黑了，只记得什么“三宜井、阴代”等地方都是在天黑中走过的，到达大姨妈家已经是晚上很晚很晚了，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这次“两头黑”的经历是记忆犹新的。说来挺好笑的，第二天起床后根本走不动路，只能双手扶着板壁或墙壁慢慢挪动脚步，哈哈😄 真理只有条 “真理只有条”是我多次听到我爹说的一句话。由于听到这句话时年纪不大，还处于似懂非懂时期。当时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争李子有条”？李子不是我们吃的水果吗？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爹说的是“真理只有一条”，只是他说的时候略去了“一”字，又加上地方音的影响才导致我认为他说的是“争李子有条”。 为什么“真理只有条”呢？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十分清楚。好像是跟我哥与我大嫂结婚的事有关。 据说我大嫂在跟我哥结婚前，我二姨爹和二姨妈就已经答应把姑娘嫁给别人了，是我爹去帮我二姨妈家整修房子时，他们两位老人又改口同意把姑娘嫁给我哥。他们原来同意把姑娘嫁给他的这个人是个军人。那个年代，要是哪个讨了人家早已许配给军人的姑娘，那就是破坏军婚，罪名很大。我哥的婚姻就是摊上这样的大事了。所以，时不时的上面会有一些公干的人来到我家，这时我就会听到我爹说“真理只有条”。其实我爹跟这些公干人理论无非是想证明：我大嫂之所以嫁给我哥是她自愿的，不是他们老人强迫的。更不是老人包办代替，而是他们年轻人自由恋爱结婚，没有违反国家的婚姻法。所以才会说到“真理只有（一）条”。后来，这件事也不了了之，几次来人都查无破坏军婚实据就再没有人来找我爹的麻烦了。 舂粑粑 小时候，生产队集体劳动那些年，每年过年前，大人们都要做如下几件事情：蒸甜酒、煮豆豉、推吊浆粑、舂饵块粑。前两项跟我们没多少关系，第三项也只是参与推推磨就完事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舂饵块粑了。 我们那地方不出产大米，只种包谷，饵块粑也是用包谷来做的。包谷也有几个品种：黄的、白的、糯的。糯包谷用来做吊桨粑，黄包谷和白包谷可以用来做饵块粑。每年我们生产队都把位于者挖方向的土地用来栽白包谷。 我家一般都是用白包谷来舂饵块粑，因为白包谷舂的饵块粑吃起来要软和、圆润一点，黄包谷舂的饵块粑就没有这种口感了。 我爹妈在饵块粑的备料过程中，每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我家舂的包谷饵块粑跟大米舂的饵块粑没多少差别，别的人家是做不出这种饵块粑来的。 每年舂饵块粑都是我家、五姨爹家、老姨爹家三家一天进行。我爹负责拔碓，也就是负责用手护着碓嘴不让碓里舂着的粑粑飞撒出来，舂好了就从碓嘴上拔下来。开始舂时，因为粑粑还是饭状，散巴巴的，不能用力舂，只能轻轻地舂，脚不离开碓尾巴，人们称之为“磕碓”。我爹总是说：“趁烫！趁烫！”意思就是要舂碓的人让碓嘴起落快一点，把粑粑饭舂紧、舂黏在一起。待粑粑饭已经完全黏成团状时，我爹又大声地说：“放脚！放脚！”于是，舂碓的人放开脚，用力的向下连续不断地猛踩碓尾巴，直至我爹把粑粑从碓嘴上拔下来。五姨爹和老姨爹负责把一个个的粑粑揉成条形状。其他的大人就和面的和面，蒸粑粑的蒸粑粑，舂碓的舂碓，我们几家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大多是帮助和和面和舂舂碓。有些年我负责把蒸出来的粑粑饭端去倒在碓里让他们舂。有些年我家有碓时就在我家舂，有些年五姨爹家有碓在五姨爹家舂，有些年在老姨爹家旁边的杨善碧家的碓里舂。 舂粑粑时，我们这些小的们最乐此不彼的事就是站在两个姨爹旁边抢“粑头子”。每个粑粑从碓嘴上拔下来后就要立即把它揉紧成条形状。在揉成条形状时，每个粑粑都要扭下一小坨粑粑，这就叫做“粑头子”，随后做成的饵块粑才光滑无裂痕。一般是五姨爹扭的“粑头子”大一点、圆一点，老姨爹扭的“粑头子”小一点、长一点。 舂粑粑时，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那就是哪家的粑粑舂到最后一个时，就把那个粑粑分吃了。由于三家的人加起来有二十多个，要保证每个人都分到一坨，大人们就有意识的把最后这个粑粑留得大一些，舂好后，仍然由其中的一个姨爹把粑粑揉紧、揉圆，再把它擀成长条，用手掌切成一坨一坨的，每人分一坨。 那时，虽然是生产队集体劳动，但临近过年，也都停止下地干活了，家家户户准备过年。因为舂粑粑需要许多人力，往往都是几家人合在一起舂。所以，过年前舂粑粑那几天，村子里“咣咣当、咣咣当、咣咣当”的舂碓声此起彼伏，其他邻寨也是如此。 第四章中学读书 （1972.9——1977.7） 我本五年小学完， 即升附设初中班。 父亲说我年纪小， 多读一年很简单。 跟随下届一年满， 远读初中到董干。 当年附设初中班， 学制两年小学办。 正规初中在董干， 三年住校才修满。 家距董干十公里， 走路须走两小时。 周日黄昏从家走， 到校伸手不见指。 寒来暑往皆如此。 披星戴月家常事。 住校读书不一样， 学习生活新开张。 每天闻钟天不亮， 全校师生就起床。 迅速来到运动场， 师生同把早操上。 先沿球场跑几圈， 再把广播体操放。 上午正课有三节， 第二节后课间操， 第三节下吃午饭， 饭后集体睡午觉。 下午正课共两节， 课外活动有安排。 文体劳动班班有， 自由活动不例外。 五点六点吃晚饭， 七点左右晚自习。 九点结束回宿舍， 准备睡觉不迟疑。 我上中学那年代， 一周上课五天半。 周六上午课上完， 饥肠辘辘往家赶， 无论天晴或下雨， 赶回家中吃午饭。 三五两下就吃完， 上山下地把活干。 初中三年晃眼过， 一切全都尚新鲜。 春去秋来一天天， 高中循环又二年。 求学时逢文革期， 毕业回乡红心练。 广阔天地有作为， 主席挥手永向前。 初中毕业证书 高中毕业证书 董干读书生活 董干中学位于董干新街下面，镇政府（当时叫公社）右边，紧靠一条小溪，小溪常年流水不断。 当年家庭贫困，穿的衣服很破旧，补丁加补丁。裤子两膝盖处常常补了一长条布，叫作搭闷腿，屁股上补了圆圆的一块布，穿久了，线脱落了，跑步时，那块补的圆布片就会“啪嗒啪嗒”的响。常年单衣单裤，从来没有穿过什么短裤或内裤。我记得有一次，在王家洞子栽包谷，中途坐下来休息。大家都是坐在地上，地是坡地，我坐下去，裤子兜生殖器的那个地方破了个洞，整个生殖器刚好全部露在外面，让那几个婆娘好笑死了。 经常打赤脚走路，一般是晚饭后去小溪边把脚洗了，穿上鞋子，以便晚上下晚自习后就直接回宿舍去睡觉了。 星期六回家上山干农活也是赤着脚，几个村民妇女看见我白生生的脚说: 杨芝明，你怎么舍得用那双肉嫩嫩的脚去踩刺棵。 有一个我叫他二哥的村民在董干中学盖房子，他是个木匠。他看到我整天打着赤脚，他回去跟我父母说他看着很是心疼，把他从富宁县木央买来的一双用汽车轮胎割的胶草鞋转让给我。 董干的冬天非常冷。当地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冷董干，烂铁厂，干马街。每年冬天我的脚都会生冻疮，双脚红肿得穿不上鞋子，早操都上不了。遇到下霜天，上午脚被冻得几乎走不动路，教室外面太阳照耀，很暖和，巴不得早点下课到外面晒太阳。生冻疮是又肿又痒，挠又挠不着，非常难受，只好把脚往凸起的石头上踢或跺。 一个星期，老人给一块钱作伙食费。每张饭票一角钱，包括菜在内，每天两顿饭，到星期五就吃完了，星期六上午上完课，只好空着肚子就走路回家了。打饭时就是一碗饭一勺菜，时常感到这个肚子都是饿的。那年月还不是全吃大米饭，还要吃包谷饭，每个月都有一定数量的包谷饭。人们都把包谷饭称为干面面饭，有学生夸张地说，吃包谷饭时，打了饭端在手中，遇着吹风的话，风把干面面饭都吹跑了。 有一年，学校正在建盖新校舍，做工人员很多。无论初中学生还是高中学生都喜欢去做工人员吃饭和休息的地方玩或烤火，学生们跟做工的工匠们混得很熟。工匠们亲眼看到我们学生的生活很艰苦，也很同情我们学生。可是，学校总务处主任的一个做法却让他们为学生打抱不平。 学校总务主任叫张良碧，学校打饭给学生用的是茶缸，每人一满茶缸。有一天，张良碧去叫木工师傅们锯一块圆木板垫在茶缸底上，说是打饭的茶缸大了，一满茶缸饭超出了规定的斤两。 有一天，有很多学生在工人师傅们那儿玩或烤火，有一位木工师傅叫李惠初借喝酒喝醉了说：提起张良碧，学生饿肚皮，茶缸垫个底，一顿少了二两米。这事是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成为了学生中的笑谈。校方知道了后，有没有改变，是否取消了垫在茶缸底上的那块木板，时间已经久远了，记不清了。 青少年处于长身体时期，吃饭自然就吃得多了。由于一天两顿饭，每顿半斤粮，总感觉吃不饱，大多数学生都会把家里出产的东西像红薯、嫩包谷之类的东西带到学校弄了吃，也会带着冷饭、粑粑等。关键是怎么样才弄到火把它们烧熟或弄热了吃。还有一个东西差不多是每个学生每个星期必备或标配的，那就是油炒辣子或者油炒豆豉，有的同学还在辣子或豆豉里放一些肉。每顿打饭来就掏一小勺辣子或豆豉放在饭上当菜吃，同学们也往往相互分享。 有一次我到学生厨房的炉灶里烧包谷还是烧粑粑，刚放进去，炊事员汪兴茂就来查看炉火，他是所有炊事员中出了名的态度差，对学生极端不友好。他一进来，拿起拔火棍，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烧的东西弄到炉灶深处去了，要想把烧的东西弄出来已经不可能了。我最常去烧东西或找火烤的地方是铁工厂。中午睡午觉时间就去铁工厂烧红薯、烧包谷或别的东西，冬天就去铁工厂烤火。 学校是不准学生在校内外煮东西吃的。我还在读初中时，高中班的有个学生用铁饭盒在教室边上煮饭，被一位四川藉的老师碰到了。说是他一脚就把那饭盒踢翻了，白生生的大米饭泼洒在地上。 我们读中学那些年，生产队上种了许多蚕豆，各家各户也种了不少蚕豆，并且收成都很好。每年收获蚕豆季节，我们都会每个星期炒一大书包干蚕豆背去学校里吃，又脆又香。因为我和我二姐同时读初中和高中，每次都是我二姐炒好蚕豆，我们两个平分。到了学校，我们也会把干蚕豆分给其他不出产蚕豆的同学们吃。多年之后，同学见面后还提起当年我们背干蚕豆分给他们吃的事。 学生厨房逢吃肉那天下午，学校会轮流安排某班几位同学帮厨，具体轮到哪个班，一般都是由班干部生活委员指定，我从来都没有被安排着去帮过厨。如果安排着去帮厨，那就可以随便吃肉，帮完厨还可以抬一碗肉回来。我们只有吃晚饭时的那份肉，无论肥瘦都是吃完了的，我二姐的那份肉，她经常留着，星期六下午带回家去，弄热后全家人吃。 冬天早上，学校也安排学生烧洗脸水，同样是轮流烧锅炉，每班负责烧一个星期。每天烧两锅炉，几个同学一组，轮到烧锅炉那天必须很早就起来，还在睡眼朦胧就开始烧火了，很是辛苦。 我家在董干街上有两门亲戚，一门是我舅婆家，一门是我姑妈家。舅婆家的表叔是老师，表婶是缝纫社职工，经常吃大米饭。姑妈家是街道农民，经常吃包谷饭。我时不时的去他们两家蹭饭吃，去舅婆家很少，去姑妈家最多。姑妈很热情，很理解和同情我这个学生哥儿。高中时，董干新街的张永权去给我家帮忙盖过新房，我们叫他老表，我家跟他走得较为亲近，我记得也去过他家蹭过一、二次饭吃。 那时候，能看上一场电影是很兴奋的事。镇上有一个边防检查站，那儿有时候会放电影，学校不上晚自习，让学生去看。 距董干中学两公里的八里坪驻扎着解放军一个营的部队，那里时不时的也会放电影，他们放电影时会通知学校，学校就集合全校学生排着队伍步行到八里坪部队营房看电影。老师们也跟着去，老师们还自己制作了可以收起来的活动小椅子，他们拿根绳索拴着小椅子挎在肩上很方便。那时的电影很少，经常能看到的就是中央新闻纪录片、样板戏、几部反复放映的五、六十年代的战争片（《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奇袭》等），反特片（《羊城暗哨》、《铁道卫士》、《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外国片有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电影。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电影顺口溜: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因为几乎每次放映正片前都要先放映中央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朝鲜的《卖花姑娘》令整个放映场哭声一片。越南的《深姑娘的松林》，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反击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给人的感觉是有点无头无尾，像《第八个是铜像》等。 星期天下午回家返校的学生，经过八里坪时，如果正巧碰上那天晚上部队放电影的话，他们就会看完电影才回学校。 有一次，董干到麻栗坡县城第一次通正式班车，班车司机也把班车开到八里坪部队看电影。电影放完后，我们就紧紧跟在班车后面跑，我们从未坐过班车，就抓着班车背后的梯子爬到车顶的行李架上趴着，司机发现了，停下车子，下车来驱赶我们，我们快速地溜下来跑走了。 我本来在初中就积极要求进步，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因为我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外出参观学习，不听指挥，违反纪律，被管学校共青团组织的学校领导逮住，就没有加入上共青团了。那是我们年级到马街公社（马街乡）者鲁电站参观学习，步行去，来回三天。参观了电站机房，物理老师现场讲解水力发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听了为修电站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工人叔叔蒙占强的先进事迹报告。在返校的那天早上，我和几个同学看到一辆解放牌卡车就爬上去，以为它是开往董干，我们就省得走路了。结果，汽车却开往马街的梁子街方向，根本不是去董干，车子已经往前开了一段路，我们赶紧要求司机停车，我们就下来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的学习历来都很好，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自恃比别人聪明，还有点高傲，瞧不起那些脑子较笨的同学。平时上课，我是边听课边看小说，常常是把小说放在书桌里。同桌会把教师的板书抄下来，课后我转抄。晚自习结束钟声一响，我就回宿舍睡觉了，有的同学还会呆在教室里继续学习。我自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好，当时，考试内容大部分靠死记硬背。临考前复习阶段，我到校外的包谷地里猛背，三下五除二就记住了，各科考试分数都非常高。而那些脑子较笨的同学考试前，晚自习下了还点起煤油灯熬半天才睡，鼻子被煤油烟熏得黑乎乎的。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到教室里点起煤油灯再苦，可考试下来，他们的分数依然很低。一次上物理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没有同学回答上来，老师生气了，就说谁要是回答出来，期末考试加十分，我立即回答上来了。期末考试都是百分制，物理考试我考了97分，结果，加上课堂回答的10分，一共是107分。 因为学习很好，成绩在全年级总是数一数二就觉得了不起，老师也喜欢学习好的学生，自鸣得意地以为有了调皮违纪犯规的资本。学校每天中午都要求学生睡两个小时的午觉，学校还安排学生会的纠察队员检查学生睡午觉情况。一次，睡午觉时，我和几个同学打扑克被学生会纠察队员抓了个现场，他们把扑克没收，拿去撕烂了撒在全校师生都会经过的地方以儆效尤。所以，我在整个高中阶段也没有能够加入上共青团。 在董干中学读书期间，有一年，我和我二姐去龙山帮殷学光医生家栽包谷。殷医生是我哥在董干小学代课时打的干亲家，殷医生的妻子周朝惠是董干小学的教师。他们家子女多，有三个女儿，后来又超生了一个儿子，口粮不够吃，殷医生就去离董干中学不远的龙山村的一个山坡边上开了一块地种包谷来补贴口粮。 我记得我们去帮殷医生家栽包谷的一共四个人，除我和我二姐外，还有余先洪和余先福家两兄弟，他们是周朝惠老师小学教的学生。我负责放灰粪，栽完后，殷医生夸我会计划，灰粪刚刚够用，没有剩余。 这次栽包谷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是栽完包谷后回到董干小学殷医生家吃饭，他家蒸饭的甑子好小，我们学生哥儿像饿老鹰一样，一人两小碗，饭就舀完了，好像周老师又重新蒸还是怎么的已经忘记了。 我们读中学那个年代，每个村寨为一个生产队，每个村民称为社员。全村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抢工分分粮或吃饭。但当时有个分配制度，就是每个人口都有基本口粮，基本口粮所占全村一年总产量的比例还真不小，凭工分分得的粮食并不很多。因此，那些全是成年人或者说是全劳动力的人家每年口粮往往不够吃，而未成年人多的人家反而还很少挨饿。我们读中学的，每年只上缴国家基本口粮，每个月就有32斤国家供应的口粮。我家两姊妹在董干中学读书，每个学期还能节约一些粮食到粮管所买回家去。整个董干地区都是种包谷的，能种稻米的只有一些零星的地块，我们买大米回去，这更让村民羡慕又嫉妒。 那个时候猪肉是凭肉票供应的，肉票也只有机关单位上的人才有，中学生也是有猪肉供应的。农村是实行对半政策。你要杀猪吃，你就得上缴国家一半，你才得吃一半。 有一年，我已经读高中了，学校在放寒假前，把每个学生节约的猪肉分给每个学生带回家。我们家每年都要杀一个年猪，过年并不缺少猪肉，我就把我的那几斤猪肉卖给需要猪肉的同学。这一卖却惹来了麻烦，班主任老师知道后被叫去谈话。班主任老师说我投机倒把，唯利是图，什么奸商、大奸商等。说实话，班主任这些词语我是第一次听到，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只有乖乖地听他数落。跟我一样把猪肉卖掉的还有我们班的班长马发荣，红卫兵大队长罗强太和一个小组长陆安源。 后来，班主任老师还在班上公开批评我们几个把猪肉卖掉的同学。他这样说：高九班首脑马发荣，郝郝有名的、曾经在云南电视上露面的董干中学红卫兵大队长罗强太，高九班学习委员杨芝明，高九班第某小组组长陆安源投机倒把、唯利是图、奸商、大奸商……听得我想笑而不敢笑。 通讯员 在董干中学读初中的第一年，学校开冬季田径运动会，这对我来说感到十分新鲜、好奇，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玩的事，整整开一个星期。还有聚餐之类的事，就是吃肉呀！ 运动会前的一项全班同学人人参加的比赛是“象征性长跑”（从董干跑到北京），各班自己组织学生上早操。具体就是班主任老师带着学生跑公路，学校在公告栏的一张比赛柱形图总表上每天都会标出各班跑的距离，看哪个班先跑到北京。 体育方面，我虽是来自农村，跑跑跳跳是家常便饭，但跑跳水平远远上升不到体育竞技层次。我跑不快，跳不远，更跳不高。所以，学校开体育运动会，我就什么项目都没有报，老师就安排我当通讯员。 说实在的，当时才读初中，知道的东西很少，又是第一次参加运动会，通讯员究竟是要干什么确实不知道。通过两三天的观察才搞清楚通讯员就是写稿件报道运动会的有关赛事。 接下来就试着写稿件。由于不熟悉宣传报道之类的稿件怎么写，等听多了运动会广播处播报的一些消息，稍微弄清楚一点开始试写时，运动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不过我还是写了几行字的一篇稿子，还没有来得及交到广播处，那个比赛项目就已经结束了，那稿子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是我这个通讯员在整个运动会上的表现。 广播员 我读初中的第二个学期，学校领导就安排我管学校的广播一直到高中毕业，单独住在广播室，不用参加上早操。同学们很羡慕，我的两颗门牙向外暴出得厉害，我的同桌刘昌华是最油嘴滑舌的，也是调皮捣蛋的，上课时经常用手来挠你痒痒，把你的衣服搂起来又放下去，搂起来又放下去，弄得你哭笑不得，他还嬉皮笑脸。他嘲弄我说:“ 杨芝明，好好的买一筒牙膏来把你那两颗牙齿刷一刷。”每天早上，起床钟声响后，我就播放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体育教师指挥并带领全校师生在操场上跑了几圈成做操队形散开后，我就用电唱机播放广播体操唱片，全体师生做广播体操。我在教室里往往坐在最后一排，因为第二节课后，师生又要做广播体操，也就是课间操，我又要去放唱片。如果有教师不按时下课，我就自动走出教室去放唱片，也不影响其他同学听课。下午放学后到晚自习前我要么播放收音机里的节目，要么放唱片播放音乐、歌曲、电影录音等。 学校开校会，那时校会很多，还有《批林批孔》之类的批判会。一般星期五下午的校会是雷打不动的。每逢开校会或大会，我就要拿广播器材去安好，随时控制话筒音量，防止话筒啸叫，会前也会播放一些音乐或歌曲。全校师生一连几天到山上校办农场劳动，我都要带上高音喇叭，电唱机，话筒等广播器材到现场播放音乐或歌曲大造声势。 我一个人住在广播室，有时候跟我好玩的同学也会到我的广播室来玩，有的还跟我在广播室里睡觉。广播室在一间教室楼的楼梯上方，隔壁就是一个班的男生大宿舍。 广播室对面有一棵梨树，校园里还种有一些苹果树。由于我单独住广播室，好玩的同学来跟我睡的时候，晚上就有可能出去偷摘梨或苹果吃。 有一段时间，我们村的龙少乾，他是我的堂大舅，他低我一届读高中，他来我那儿睡，晚上，我俩去偷学校图书室的书。 学校图书室前面那道窗户的一块玻璃缺了一只角，手刚好伸得进去，恰好有一些书捆扎了放在窗台上，我和龙少乾就在夜里起来去偷了一些书，那些书都是苏联作家写的。像《绞刑架下的报告》、《青年近卫军》、《在克里米亚地下》等。那些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紧张，也许是这个缘故才把那些书籍收起来不再向学生借阅。 革命大批判 读初中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写大字报办批判专栏，我都抄写过我们班的大字报。有的班级的大字报批判专栏办在教室里面的墙上，有的班级张贴在教室外面的公共墙面上，让更多的同学看到。学校还专门搭建了一个大批判专栏，专栏两面都可以张贴大字报，学校老师写的大字报批判文章一般都是张贴在那个大专栏里，也有少部分老师把大字报批判文章张贴在其他公共场所。大专栏上的批判文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期一期的出，学生们课余时间以及晚饭后就去阅读大批判专栏，我也不例外。除了办大批判专栏外，几乎每周一个下午的“批林批孔”校会，各班都要有至少一人上台宣读批判稿。学校还经常请董干街上以及董干地区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典型农民代表来学校作报告，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所谓复辟就是要老百姓重新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不时的还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请来的典型的工人、农民代表全国巡回作“忆苦思甜”报告。我清楚的记得，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在报告中谈到，他为了教育他的下一代不忘记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吃不饱、穿不暖，他把他的四个子女取名为“忆风”、“苦风”、“思风”和“甜风”，四个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忆苦思甜”。 那个时候批判的内容很多，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比如，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师道尊严、批林彪反党反革命、批林批孔、批孔孟之道、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毫不掩饰地说，当年对这些批判，我是似懂非懂。其实，根本不懂，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跟着时代潮流走罢了。具体落实在实际学习中，也就是在写作文时高呼几句革命口号而已。所以，当时整个社会上流行着写文章不难的顺口溜：开头戴个帽，中间抄段报，结尾呼口号。 比如，批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提到“三字一包，四大自由”，其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本不知道。还有“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似懂非懂。 又如，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在大批判专栏上看到一位语文教师写的一篇题目叫“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批判文章，后来，我在写作文或写批判稿中也会说到要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可笑。 还比如，什么是“师道尊严”？语文课上没有学过，也没有专门的文章介绍过。对“师道尊严”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还一起高喊“打倒师道尊严！”之类的口号。在写作文中当然还少不了要批“师道尊严”。 再比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批“孔孟之道”，同样“孔孟之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孔子是谁？孟子何其人也？更是无从知晓。好象读过一段介绍孔子的文字，其中有几句说“孔子，名丘，字仲尼，大约是个吹鼓手……”。当时，我就认为哪家死了人办丧事，孔子就是去帮人家吹吹唢呐、打打鼓的人。更多的就是从林彪别有用心的选取《论语》中的几句话，加以他断章取义的曲解中了解到孔子是一个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鼓吹“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主张对普通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的人。因为《论语》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彪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工作多年后才看到有关文章谈到《论语》中这十个字至少还有另外两种断句法。其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有孔子的“克己复礼”，对于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闹革命中入学不久的初中生来说更是如听天书一般。所以对“林彪要复辟，孔子要复礼”就只明白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孔子要克服自己恢复周礼就不知所云。 我是有点好表现的，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爱出风头。我记得我在班上后面的黑板上把班上一些同学的不良行为表现以“小评论”的形式写出来，还配上一个图标，图标中插一支钢笔。这个做法还得到班主任大加赞赏，经常叫我出类似的黑板报。 建校劳动 刚上初一时，董干中学没有几间房子。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就开始拓宽操场、新盖教学楼房、师生厨房和礼堂等。 那时的房子还是土木结构，无论教室还是教职工宿舍一般都是平房，只有少数房子才是一楼一底的楼房。楼下一般是教室，楼上是学生宿舍或教师宿舍。 拓宽操场要清除很多很多的土方，学校把清除土方的任务分到各个班级来完成。这个清除土方的任务可不简单，它实际上是要求每个班挖走高五、六米，宽七、八米，进深二、三十米的硬土。所以，课余时间，特别是放学后，晚饭后各班同学都在清除那些土方。整个操场上，挖土的挖土、推土的推土、挑土的挑土、抬土的抬土、背土的背土，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各班同学奋战了好几个星期才完成了任务。 建校劳动除了清除那些土方外，还去永利扛过椽子或木板。全校师生齐出动，徒步走到永利，男生用肩膀，女生用背篮，扛着椽子或木板又走回学校，扛一转就是一天。 推磨 推磨是令我非常难忘的事，自我能扶着磨扁担起就帮助家里推磨了。推磨就是磨面，包谷粒要磨成面后才能用甑子蒸成饭吃。我记得我家的石磨不怎么好推，就是磨面磨的不很细，我们不得不经常背着包谷上别人家去磨面。 磨面时，我妈负责添磨，就是抓一把包谷籽往石磨眼里放进去，我和我大嫂、我二姐推磨，去别人家推磨时也是这样。 特别辛苦的是我读中学期间的推磨。不知怎的，我二姐和我同时上初中和高中。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回来，白天有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抢工分，有时做自己家里的事，到了晚上就是推磨。哪家磨好推我们就背着包谷籽上哪家推，村子里差不多每一家的磨我们都背包谷去推过了。每次推磨不是推一点点，而是要推很多很多，基本上要推够家里维持一个星期的面。 具体说来就是推两份，一份是推人吃的，一份是推猪吃的。人吃的推得细，猪吃的推得粗一些。 推磨那种辛苦法，没有推过磨的现代人是很难想象的。由于推得多，推的时间长，每次推磨我们都是低着头，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双手握住磨扁担机械式地来回绕来绕去。 那些年，没有手表，推磨推到几点钟也不知道，不管多夜深，要把背去的包谷推完为止。回到家中，身体那个疲惫真是难以形容，倒头就睡着了。 偷柴 刚到董干读初中的第一年，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一个学期要缴多少多少斤柴，每班还安排一个高中的学生帮助称并记录斤数。由于家距学校相当远，不可能从家里扛柴去学校称，只能到学校附近那些山上去偷。 后来，学校不再要求学生缴柴，改为可以扛柴去卖给学校，学校按每斤多少钱的定价付钱给学生。这就有利可图了，但是想赚点柴钱来改善生活，还得去偷柴。 那个时候，董干中学附近的山上已没有可偷之柴了，要偷柴就得爬一大面坡，顺着崎岖羊肠山路，翻山越岭到马鹿塘、台子上苗族人聚居的地方偷，来回需二、三个小时。 要决定去偷柴的那一天，上完下午第二节课后叫同学帮打好晚饭就出发了，常常要打两份饭，因为那时候特别能吃，偷柴回来后会很饿。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中学生，饿老鹰，遇着狗屎吃半斤。 有两次偷柴经历令我刻骨铭心。 一次是和龙少乾一起去偷柴。龙少乾是我们村的人，他比我低一届读高中。我们翻过山去，下到山中，看到有两棵树要干死了，就挥舞镰刀，乒乒乓乓砍了起来，也许是砍柴声太大，惊动了山对面的苗族同胞，他们四、五个大男子手里拿着生木棒子就跑上山来，要抓我俩去他们生产队。 我们看到他们要接近我俩了，我俩赶紧放弃砍柴往回跑，他们在后面紧追不放，还大声的叫我们站住。我们怕他们把我们的镰刀夺走，我们向前跑了一会儿，把镰刀藏在路边草丛里，然后往回跑向他们。等他们到达我们面前，发现我们手里没有刀就四处寻找，嘴巴大声说话吓唬我们，说要把我们抓到生产队去问罪。 说实在的，当时说不害怕是假的，还真怕他们把我们抓到生产队去。为了尽快摆脱他们的纠缠，我俩就哭起来了。 到那时，很多女同学已经背着柴来到了那里，她们捡的是小树枝，那些男人根本不管她们。我俩只管哭，顾不了那么多了，想让他们尽快放我们走。后来回想起当时我们那种狼狈的样子，也真够丢脸的。 那几个男子发泄了一阵子，又没有找到我们的镰刀，看把我俩也吓唬得差不多了，就放我俩走了，我俩只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了。 另一次是与陆天应一起去偷柴，陆天应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这一次十分惊险，刚进山往下走，我怕他们苗族同胞从山下跑上来抓人，我走在陆天应后面，离他一段距离。我怕跑不过他，因为他是壮族，爆发力强，跑起来很快。 果不其然，才往下走不远，我们就看见几个黑黑的人头晃动着往上冲，我们回头拼命往回跑，钻过一片荆棘地带都是大步流星，一点都不敢停留。我们回头一望，那些苗族同胞追上来了。 我们只管往上跑，再不敢回头望，一直翻过山头，往山下跑。以其说是跑不如说是跳，不管多高的坎都往下跳，坎下有荆棘也好，尖飞飞的石头也好，只管往下跳，什么都顾不了，一直跳回到龙山我们学校农场地里才停下来，气喘吁吁，累死人了，小腿一直在发抖、颤动不停。 我们坐下来休息好长时间，心跳已经平缓了，感觉不累了，喘气都相当正常了才慢慢的走回学校。 农场劳动 初中时，起初学校农场上只栽包谷，每班分一片地栽种。后来学校农场开始引种苹果树，要求每个学生挖一个四方长宽一米，深一米的坑，还要负责找肥土或肥料来把坑填满，并且是自个儿找课余时间完成。这项工程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还是挺费劲的，光挖坑就要好些天才挖好。找肥土或肥料来把坑填满同样不容易，要到其他地方找，在挖坑的山坡上根本没有，一般都是在学校附近找，找到了还要背上山来。要找很多地方才找得够，同样要很多天才把坑填满。 高中时，学校在当时的教育大背景下，轰轰烈烈办农场，全校师生齐上阵，常常是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到农场的荒坡上开台地。我作为学校的广播员，主要任务就是把高音喇叭、电唱机、话筒等广播器材扛到台地现场，播放音乐、歌曲等营造全体师生改造山河、战天斗地的气势。 在大办农场期间，学校农场上修建了一大排场房，墙上写着红红的大标语: 披荆斩棘办农场，育山育水更育人。此后，无论初中班还是高中班都要定期到校办农场劳动一段时间。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每个学期要在农场上劳动两个星期，学生把自己的被子和席子搬到农场上去，吃住全在农场上。 那时候，在农场上干的活计就多了。除开台地外，还种包谷、栽菜、给苹果树施肥等。有一项活计特别脏、特别累，那就是从学校挑大粪上农场浇果树、包谷或蔬菜。挑着两桶大粪，经过新街湾子，走到龙山脚下，沿着崎岖的羊肠山路爬上学校农场，要是挑起的粪桶撞到路边的石头，大粪溅泼到衣服上就又脏又臭，糟糕极了。一个多小时才能挑一转，一早上最多能挑两转。 支农 在董干中学读书时，时不时地要去支农，就是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去董干大队的龙山生产队帮助捉害虫。包谷苗还在成长未抽穗前，那种害虫像蚕虫一样，不知怎么的会钻到包谷苗的中心，盘踞在包谷苗顶部的叶片包裹中心处，吃掉嫩叶芽，植株就不会再往上长了，更不用说抽穗结籽了。如果不把这些害虫清除掉，那农民当年的收成就大打折扣了。所以，我们去帮助农民们捉掉这些害虫。 另一次是去学校背后的新街生产队帮助改土。那年代一到秋收后，农民就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全校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锣鼓喧天，浩浩荡荡地扛着红旗往一片坡地开拔。到达地里，师生们便开始干活。坡地改台地，有的挖土，有的捡石头，有的垒砌石埂子。石头又冰冷又湿滑，我们的手冻僵了，红红的，几乎都拿不住石头了。脚也冻的没多少知觉了，站都站不太稳了。那年月，同学们脚上普遍就穿着一双解放牌布胶鞋，基本上是没有袜子穿，还不排除穿着塑料凉鞋的同学。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干的热火朝天，不亦乐乎。这就是当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具体体现。山坡上展现出一幅学生、教师、生产队员们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壮观画卷。那时候，还流行着这样两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听讲座 我认为我读书时期还是挺幸运的，特别是中学时期遇到了不少好老师，他们大多数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水平都很高。他们有的来自外省（市），像四川、重庆等。只是当时的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们没有学到很扎实的文化知识。 尽管如此，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老师的学术眼光还是挺有前瞻性的。学校举办的两次讲座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一次是物理讲座，全校师生集中坐在学校礼堂里听一位资深的物理老师讲“激光”讲座。这位老师来自四川，个子很矮，三十老几了，还没有成家。据说都是下放支边来的，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就调回四川了。当时“激光”这个词对我们学生来说绝对是非常新鲜的。老师讲：“激光”是很强很厉害的光，对眼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老师讲了“激光”的神奇妙用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讲了好多运用“激光”的例子，记得最清楚的是利用“激光”来裁剪衣服和给病人开刀做手术。 另一次讲座是文学讲座，一位教历史的女老师讲小说《闪闪的红星》。整整一个下午，全校师生像开校会一样坐在操场上聚精会神听老师讲。我敢说没有一个不被她的讲解所吸引的，没有一个不被小说中主人公潘冬子寻找红军，历尽艰辛所感动的。她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在随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复述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 我觉得作讲座的这些老师太了不起了，特别是讲小说《闪闪的红星》的这位女老师，她太有先见之明。她讲的时候说她讲之前看了好多部小说，最后选定《闪闪的红星》给同学们作讲座。在她讲座之后不久，电影《闪闪的红星》就拍摄出来了，我们还没有离开学校就看到了这部电影，这更让我佩服教我们的这些老师了。 这段回忆文字写下两三年后，我重读时才想起，其实，我在小学时就听过类似的一次讲座。记不清是几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全校学生集中在一层楼上听一个老师讲《淮海战役》。老师讲到，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队，解放军每天向国民党军队喊话。国民党军队用飞机空投物品，但是，时间长了，国民党士兵没有吃的了，解放军把蒸好的包子、馒头端到阵地前沿，让国民党士兵过来拿去吃。 2023年11月下旬，我回文山、麻栗坡办事，去之前就计划，有时间的话，就请在董干中学教过我的老师吃饭。这个想法几年前就有了，2018年末和2019年初我曾两次计划，但都因时间有限和杨昌育没时间帮张罗，没有能完成心愿，导致我的恩师熊照兴老师2020年12月去世之前，没能见上他一面，成了永久的遗憾。这次终于有时间了，杨昌育也忙得过来帮联系和张罗，请到了在文山居住的几个老师吃饭了。之后，我写了下面这几句： 感恩遇见 董干五年初高中， 全国山河一片红。 学校教育闹革命， 学军学农又学工。 学习虽随政治转， 优秀教师幸运逢。 治学严谨德高尚， 诲人不倦吾铭胸。 注：此诗为在文山请教过我、尚健在的老 师吃饭而作。 12/12/2023于文山 另外，在请老师们吃饭之前，杨昌育帮我联系到了我初中的班主任袁顺业老师，他就在砚山县，离文山城不远，他的女儿家就在文山。但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两年没有到文山来了。杨昌育就和我坐中巴车去砚山县平远街他儿子家看他，不巧，那天早上他去砚山他自己家买药了，我们到达平远街后，杨昌育打专车，付了240多块钱的车费，我俩又火速赶到砚山，终于见到了我的初中班主任袁顺业老师，我当面感谢读初中时他对我和我二姐的关心和帮助。 在文山请教过我尚健在的中学老师吃饭。 50余年后，亲自去砚山初中班主任袁顺业老师家看望他。 军事拉练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读中学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处在教育要革命时节。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学生不但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毛主席还说：“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七亿人民七亿兵》的歌声响彻全国各地、大江南北。 我们学习军事化的生活不仅仅是军训，解放军的一切我们都学习。 董干八里坪驻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营的部队，学校请来部队官兵教学生学习军事化生活，以一个班为一个排进行训练。 每天早晨天不亮，起床号响了，我们就立即起床，叠好被子，迅速跑到操场上准备出操。有时候要求起床后，打好被包，背着被包出去出操。 白天进行队列练习、瞄靶练习、刺杀练习、内务整理等。有时候还要到野外去进行抢夺山头练习，我记得那山坡好难爬啊，要绕开大岩石和荆棘，不可能直直地往上爬，谁也不知道谁会最先到达山顶，反正我是差不多最后到达山顶的，累得够呛。训练到一定的时候，学校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还进行实弹打靶射击。 晚上进行文化学习。熄灯睡觉号响后必须立即睡觉。有时候夜里睡得正香，突然紧急集合哨音响起，大家从梦中惊醒，迅速穿衣、穿鞋，跑到操场上集合，看谁最快。有时候，天不亮就响起紧急集合的起床哨声，同学们就迅速打起被包，全校师生分为两部分背着行李分头进行野外短途拉练训练，在训练途中还打信号弹互相联络。 学军最难忘的就是那次长途拉练训练了。 为了这次拉练，我和我二姐按部队要求回家准备干粮和干粮袋。当时生产队种包谷时还间种籼米，人们都是用籼米来做干粮，把籼米子先炒熟再磨成面就成炒面粉了。食用时只需抓几把炒面粉放在碗里，加点水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方便。 这次拉练，我们全部像解放军战士那样背着被包行李，背着挎包，背着水壶，背着干粮袋，只是没有扛着枪而已。 第一天从董干出发到南利村宿营，到达那里，各排就支起部队的行军锅开始做饭，饭一锅菜一锅。晚饭后大家就到村民家解开被包准备睡觉。每到一地宿营，学校文艺宣传队都要给当地村民进行文艺表演。 第二天从南利到木央。木央街上我家还有一个我们叫她二姐的亲戚，到达那里后，我家两姊妹去找她，她还在木央街上买了一碗卷粉给我们吃。 第三天从木央到田蓬。在田蓬住了一夜后就往回走了，这次拉练来回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拉练途中，有时候还要进行防空训练，一旦遇有敌机轰炸，要尽快地退到路边的树林或草丛中隐蔽躲好。有时候也进行传口令训练，因为传口令时，不能大声说话，往往传到最后一个同学时，口令早也不是开始要传的口令了，说出来已经令人啼笑皆非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军事训练。比如尖刀班奔袭。在拉练中，我就被抽到过作尖刀班奔袭，向前狂奔几公里，累得喘不过气来。 盖新房 1976年，我和我二姐都在董干中学读高中，我爹决定盖新房。当时我哥在新寨公社摆谷小学代课，我大姐已经出嫁了，两个妹子还在者挖小学读书。我哥家那两个儿子还很小，他家姑娘是新房的架子立好后，开始舂墙，舂墙的人安好墙板刚要开始舂墙时出生的，所以，我爹给她起了个小名叫小墙芬。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抢工分时期，盖房子要先平整地基，我家住在山脚，要平整出一间房子的地基来很不容易，我爹就得找人来平整地基，要挖土、推土，炸石头等。 亲戚朋友无论远近，知道我家盖新房都抽出时间来帮忙了。董干街上姑妈家万洪亮老表都来帮干了好几次，晚上还帮助推磨，因为做工吃饭的人很多。 平整地基工程量大，需要的人多。人们又要忙生产，不可能天天来帮你打地基，再说，人来多了，地点有限摆不开，工程还赶不走。我爹在生产队人缘好，人们都愿意来帮忙，我爹就分批分批的找人来打地基。有些人还没有轮到找他们，他们还主动来问我爹为什么不找他们。我爹说还没有轮到呢，况且，一时间人来多了摆不开，还造成窝工现象。打地基那段时间，我家那里像个大工地一样，一层层的，挖土的挖土，推土的推土，炸史料的炸石料，撬石头的撬石头，砌石坎子的砌石坎子，真的是热火朝天。 农村立房子是大事，也是喜庆的事，全村的人都来帮忙，远近的所有亲戚也都来帮忙贺喜。房子立起来后，要上梁，梁上好后还要从梁上抛抛梁粑。人们站在新立起的房子周围，等着两个木匠师傅从梁上抛下抛梁粑。他们两个师傅一人手提一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抛梁粑和一些分分钱硬币。抛梁粑有大大小小好几种。两个师傅先把梯子安靠在堂屋两边的中柱上，然后他们提着篮子走上梯子，每上一步，他们口中就说一句祝福主家吉祥如意的话。待他们上到梁顶，新房主人在正梁下方的堂屋里站着，身子朝前倾斜，两手把背上的衣服卷起作衣兜，两位师傅先把两个特做的抛梁粑朝下面丢下去，口中念道：大粑落地，主人捡起，一本万利。然后他们才把抛梁粑撒向四面八方，同样，他们每撒一把抛梁粑，口中也说一句他们行内固有的抛梁语。他们把抛梁粑撒向哪里，人们就嘻嘻哈哈跑向哪里去抢抛梁粑，好不热闹。 我家立新房子那天，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我妈生病了，我爹派我去请姚祖荣，我们叫他三姨爹，他会医病，他在小马林小学教书。那是苗族聚居的村寨，那里大多数妇女都不会说汉话。小马林离我家还很远，我又不认识路，我爹叫我二叔杨应明领着我去。天不亮就出发了，我们直接到姚祖荣教书的学校去找他，找到了，他跟我和我二叔一起来了。我们回到家时，我爹他们已经把新房子立起来了，柱子上还贴着红红的对联，有两副对联我记忆犹新。其中一副对联是: 金梁盖地千载盛，银柱朝天万代兴。另一副对联是: 竖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我们只赶着上梁和抛抛梁粑。 那时候盖新房，有一个有趣的事是新房子的堂屋正梁上用的那根梁条要向别的人家讨要。这根梁条并不是主家出不起，也不是没钱购买，它是一种习俗，一般是要向别的人家讨要的。我爹经常讲起他如何向人家讨要这根梁条的事。我爹他能说会道，他把人家男女两位主事老人叫到面前来坐着，然后向他们说几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语，再开口讨要一根梁，人家二位老人也是明理人，听着舒舒服服的，满口答应送他一根梁条。立新房那天，要派人去砍这根梁条。砍梁条是很郑重的事，砍之前要先烧香燃纸祭祀一番再砍。砍倒后就不再让人用脚恰过，砍掉树丫枝后就马上抬到主家新房堂屋中间，放在木马架上，等待木匠师傅来处理好才把它用绳索吊上去安放好。送梁条的人跟着抬梁条的人一起来，到达主家时，送梁条的人还念念有词说上一番吉祥如意的话：梁又来得远，路又来得长，主家子孙旺…… 我家盖新房时，我和我二姐都在董干中学读高中，没有帮上多少忙，只是星期六回来推过不少磨。不过有一件事是我和我二姐全程参与完成的。那就是到花地坪裸族寨子扛椽子，那地方离我家也很远，全村劳动力都去了，我和我二姐也去了。每人扛两转，一转一转的送。就是把一转往前扛一段路放下，再回去扛另一转，如此循环往返。两转椽子扛到家就是一整天。 那些年，盖一间新房很不容易，生产队集体劳动，一切家庭收入全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抢工分按劳分配获得，很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更不用谈修房造屋了。 我家的情况也和广大的生产队员一样，家庭收入并不宽裕。只是我爹妈稍微会计划一点，勤劳一点，常年养一头母猪，一年卖两次小猪仔能获得一些收入。再有，就是我家成年人不是很多，饭是够吃的。自我记事起，我家没有饿过饭，每年还能杀一头年猪过年。 说起盖新房，我爹也是突发奇想。他说在盖新房前不久，他和吴秀忠老表在越南普腊一户人家时，吴老表看到那户人家的神柜上有一本算命的书。我爹是文盲，吴老表是识字人，他还是我们生产队的保管员。他随手翻了一下我爹那一年的年运。他说：“你老倌行年值太阴，说话有人相信。”就因为这两句话，我爹回家来就萌发了盖新房的想法并且立即着手准备。 盖新房需要大量木料。那时候，全部林木属生产队集体所有，社员需要用木材必须向生产队提出申请，生产队同意后，由生产队干部指定可砍伐木料。我爹先向生产队申请得木料后，又去找有木材的人家购买一些较为粗大的可以作柱子、串板之类的木料。 木料问题解决后，我爹又考虑粮食问题。盖新房有很多工序，各道工序都要请人来做，吃饭就是个大问题。于是，我爹妈就去越南大弄、普腊找他们旧社会逃难躲匪时所结识的越南人借粮食或买粮食，这次他们叫我跟着去了。 盖新房有些工序是要开工钱的。没有钱怎么办？我爹妈先找他们的亲戚、熟人、朋友等人借钱，然后又叫我哥在他代课的地方，找那边的亲戚、熟人、朋友等人借钱。这些借来的钱在新房盖好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赔还清楚，有个别亲戚还担心怕我爹妈还不起他们所借的钱，房子刚盖好他就叫我爹妈还钱，为此，我爹妈跟他产生过争执。 栽树种竹 杉树是我们当地常见的树种，人们常用杉树木料来盖房子、做家具、农具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经常跟我爹挖杉树秧来房前屋后栽种。 竹子有很多种类，金竹和吊竹在我们地区也很有用，我们干活的不少农具都是用竹子编织的。除此之外，竹子还可以用来建盖房屋、编织篱笆和围栏等。竹子也可以用来作柴火烧饭、烧菜、取暖等。 我家后面有一小蓬金竹，一般都舍不得砍了用，偶尔我爹会砍根把来修理破损的竹类农具，如背篼、撮箕等。用木桶挑水那些年代，每年也要砍一、二根竹子来削篾条来箍桶。 我家没有吊竹，还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我爹就开始挖吊竹来我家零星地里栽。他认为要保持竹筒上面的水不干竹子才会成活，我就负责经常用铜壶提水去倒在那些刚栽下去的竹子竹筒里。与此同时，我爹也挖了不少金竹来栽。无论吊竹还是金竹都基本全部成活，我家周围都被竹林包围了。特别是吊竹，发展较快，几年就可以砍伐了做农具、搭羊瓜架、扎篱笆等，其他人时不时地还来跟我家要吊竹去用。 我家的柴山没有什么柴，还经常遭到马岗和乌拋洞等村的村民偷砍，我爹就挖冬瓜树来栽。冬瓜树长得快，可以砍来当柴烧。我还专门去烂草湾龙通典家那里挖冬瓜树秧，挖了一大捆扛回来我家房子边的零星地里栽，这些冬瓜树长大了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特别是新房盖好后，我和我爹去挖了许多杉树秧来栽，挖的秧苗很大，一人一次才能扛一根。有些是我跟我爹一起栽，有些是我单独一个人栽。我们栽的杉树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因为无论秧苗大小，我们都是打浆栽。就是先挖一个坑，然后回填部分泥土，再倒一、二桶水进行搅拌成泥汤状，最后才把树秧苗放进去，把坑填满，还用墙柱将泥巴舂紧，过后经常浇水。这样栽种，树的成活率就高。 加工药 我爹会找药治病，医治伤风感冒、肚子疼等之类的病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更神奇的是，我爹会拔牙，不少牙痛患者来找我爹拔牙，病人一张嘴，他一伸手进去，病人大多还没有多少感觉，他一下子就把患病牙给拔下来了，然后再给病人的患牙伤口放点药，一会儿后，病人就感觉不疼了。他拔牙这个技术已经远近闻名了，就连董干街上，机关、五大所等国家工作人员都找他拔牙。他给董干铁工厂的一个铁匠师傅拔了牙，解除了他牙痛的痛苦，还亲自打了一把拔牙的钳子送给我爹。七十年代时期，我爹也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他不识字，者挖大队赤脚医生开会学习时，他带回来一些药书，像《云南中草药手册》等，我经常翻看那些药书。我爹还会医治跌打损伤，特别是治疗骨折之类的伤病。我家治疗骨折的药很简单，主药就一味。但是治疗效果却相当好，无论骨折伤的轻重，伤者疼痛难忍，只要敷上我家的治疗药，伤者马上就会感觉不疼了。 小时候，只见村里有人骨折了就会来叫我爹找药去包。那些年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哪个社员劳动中骨折了，我爹找药给他包还可以记工分呢。 由于我爹学会医治跌打损伤、如骨折等是出钱拜过师傅的，治疗药物属于秘方，一般是不能让外人知晓的。所以，到我读高中后，如果有人来叫我爹医治骨折，我爹就叫我加工药。 这时，我就得先去山上把药采来，然后到另一间房子里加工。 这种药加工起来比较麻烦，要加工得很细才行，基本上要全都弄成面粒状。既要便于包敷在骨折患处，又要让他人辨别不出这是什么药。 打人 小时候，村里年龄大的孩子总是喜欢戏弄欺负年龄小的孩子。我也经常被他们戏弄作乐，但不是最受气的。最受气的应该是“小花牛”，大名叫杨善明，他们给他取了个坏名叫“背角（地方音beiguo）”。我们那地方喂的都是黄牛。所谓“背角”，就是两支牛角都往脑门正上方后弯的牯子牛。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坏名，好像是当时他家喂养的那头牯子牛的两只角就是这个形状。 杨善明比我小几岁，他家有六、七个弟兄，他是老大，他的那些小兄弟们基本上都没裤子穿，更不用说穿鞋子了。即使穿着一件外衣，也是钮扣早就掉光，整个胸脯和肚子都是圆鼓鼓露着的，他们的小鸡鸡自然也就是露着的了，两只光脚丫也是黑乎乎的。 我看到年龄比我大的那些大孩子们经常拿杨善明开玩笑，嘲笑他，讥讽他，随便揪住他的头发往地上摁，拉着他推推搡搡，但我从来没有欺负过他。杨善明也显得有些大气，只是笑笑，很不生气，也不怎么反抗。 1976年我家盖新房，房子盖好后，我和我爹去牛场坡挖杉树秧来栽，挖了好多棵。我们扛了一些回来了，还剩几棵我爹叫我拿棕绳去捆了扛回来，他在家里挖坑种树。 我很不高兴，因为要经过陈家湾湾乱坟岗地带。那地方有很多大岩石，像森林一样长在地里，人藏在岩石林里根本看不见，平时从那个地方走过都感到有些阴森森的，怕有鬼似的。 这天我本来就心情很不好，天也是阴天，走到陈家湾湾时，小花牛杨善明躲在那些岩石林里装神弄鬼惊吓我，我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正愁没地方出气，走过去拉住杨善明就用棕绳噼里啪啦的往他身上一阵乱抽打，打得杨善明喊爹叫娘，把他打的遍体鳞伤。我也不知道我是哪来的胆子，一点也不顾对方的感受。可能是长时间目睹那些大孩子欺负杨善明，而他没有太多反抗的缘故，又加上我那天心情不好，他藏在那些大岩石林里搞恶作剧，怪声怪气惊吓我，我的怒气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出来了，就朝他发泄了。把杨善明暴揍一顿后，我没有多想，更没有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乖乖地去把杉树秧扛回来。 这下子可闯大祸了，我正跟我爹一起栽那些杉树秧，杨善明的爹杨修立大声叫唤着“当真那个嘟啊！当真那个嘟啊！”前来兴师问罪了。听见他骂骂咧咧的从杨昌勇家屋山头过来，走到张玉顺家门口了，他再经过谢朝海家门口，从小水井就上到我家了。我爹叫我回到家里坐着，他在大门外面坐着抽水烟筒等杨修立来，看他怎么办。 杨修立吼叫着，手里拿着一大根生木棒，气势汹汹地，大步大步的来到了我家门口。他开始叫骂，要大打出手的样子。我爹说: “好！杨芝明，你出去，让他打。”我害怕极了，又不得不出去。走到院坝，杨修立一把拽住我，就要拖着我往别的地方走。我爹说: “你要打就在这里打，我看着你打。” 我家院坝有一棵李子树，我就用一只手拼命的抱住李子树，不让杨修立把我拽走。他是想把我拉到哪里去，要怎样惩治我，我已经记不得了。他一边骂一边使劲拽我的手，但没有下手打我。他想把我拽走，我紧紧抱住李子树，就是不让他把我拽走。由于他拉扯我的一只手，我的另一只手又死死的抱住李子树，事后，我抱李子树的那只手的腋下皮肤被树干擦的红红的，快要出血了，伤的不轻。 我和杨修立就这样僵持着，他越是要把我拽走，我越是抱得更紧。反正我爹态度已经很明确。他早就说了: “我把杨芝明交给你了，你只管打，就在这里打，我看着你打。”但是杨修立虽然怒气冲冲，最终还是没有出手打我，抓扯我半天，骂了半天后回去了。 说实在的，那天的这事确实把我吓得够呛。如果我爹不在家，杨修立冲到我家门上来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爹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场面都见过。他虽然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他脑子好用，转动得非常快，又能言善辩，不畏权贵，讲理没有一个人能讲得过他，在方圆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杨修立走后，我爹说: “他这样凶暴暴的来好了，怕的是他来轻言细语的说，某人某人，我家儿子被你家杨芝明打伤了，伤的很严重，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你看怎么办？像今天他这种来法好对付。你们娃娃家打闹，你打了他家杨善明，是你的不对。但他杨修立来要打你就不一样了，他是成年大人，他只要敢下手打你，我就把他抓起来，扭送到派出所。你们是娃娃打闹、打架，是不懂事，你打伤了他家杨善明，你错在先。而他杨修立是成年大人，难道他都不懂事吗？他应该知道打人的后果，所以我才说叫他打，就在这里打，我看着他打。” 我爹急中生智，反应迅速非一般人可比，沉着镇定，胸有成竹的应对这次突发事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处变应变方面我一辈子都赶不上我爹，简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顺手牵柴 读高中时，有两次在星期天返校的途中，我们把人家堆放在房屋边上的柴顺走，想拿去学校卖了赚几角伙食钱，结果弄得惊魂失措。 一次是跟张贵发干的。张贵发家就在我家水洞子背后的王家洞子，从我家要爬一大长坡才到他家。我和张贵发在我复读小学五年级时就是同班同学了，后来到董干中学读初中是同班同学，高中也是同班同学。初中时，冬天晚上天冷，我和张贵发一起睡，把两床被子合起来盖要暖和一点，我们还戏称这是合并同类项。 有一个星期六，我俩约定星期天下午从他家出发。我平时是不从他家走的，我们走长冲、小者挖、魏家湾子、麻园、卡子脚，最后到达董干。张贵发是先翻过他家背后的山，再经过石家洞子、苦竹洞、茅草洞、猫鼻梁，最后到达董干。 他知道茅草洞路下面有一户人家的房屋后面的屋檐下堆放着一些柴，我们就决定去一人扛一根柴，我们还带着砍柴刀。那天我俩走到那户人家背后时，天还大亮着，没有黑。我们到达屋檐下一看，那些柴都比较粗大，一个人根本扛不动一根，我们只好用刀把一根柴砍成两段，一人扛一段。说来我们胆子真够大的，居然把那根柴抬到路上来砍，就像是砍自家的柴一样，旁若无人，也不怕人家发现。说来也幸运，在整个砍断的过程中，没有被人发现，我俩就一人扛一段向董干方向走去。 天渐渐的要黑了，我两扛着柴爬坡上猫鼻梁，刚上到猫鼻梁顶上，把柴放下来，休息一会准备下坡，走一段平路就快到董干了。不料后面有人追上来了，是柴的主人追来了。张贵发赶快把刀藏起来。这时，天擦黑了。柴主人叫把刀交给他，可谁会把刀交给他呢？他没有办法，就叫我俩帮他把柴扛回去。张贵发说你要你自己扛回去。柴主人只好自己扛了，他扛起一段柴往前走一段路，放下那段柴，然后又回来扛另一段柴，他怕我们把另一段柴扛走了。这次顺手牵柴没有成功。 另一次是和龙少乾干的。当时我二姐跟我同时在董干读高中，龙少乾比我姐弟俩低一届，我们三个人，星期天傍晚一般都是约着一起回董干中学。 我们早就注意到在魏家湾子快要上坡去麻园的地方，距大路不远处的一户人家有很多柴堆靠在房屋后面的墙上，我和龙少乾就决定那天晚上回学校时，去那儿扛一根柴去董干中学卖了赚几角伙食费。 机会终于来了，那个星期天我们走到魏家湾子时，天也黑了，于是，我和龙少乾先把我们背的挎包摘下拿给我二姐背着，然后我俩就去人家房屋背后扛柴了。 这次又是没有我们一个人能扛得动还要走路的柴，我们只好两人抬一根柴。就这样，我俩抬着柴就快速地离开，很快来到坡脚，一刻也不停留地爬上坡，路是凹凸不平的石阶，本来就不好走，现在两个人抬着一根柴，抑前仰后，互相牵制，更不好走了。但是，为了能把柴扛去卖得钱，又为了不被人家发现或追来，尽管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什么都顾不了了，只顾迈腿向前。 上完坡来到刘百科家屋山头就到麻园了，这里就是平路了，可我们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后面说话，好像是人家发现并追赶上来了，迎面又走过来一个人。我们害怕极了，于是，加快脚步，跑着向前。哎呀，当时那个累呀，真是语言难以形容。两个人扛着一根柴一路跑啊跑啊，硬是跑过了麻园，生怕被人家抓住。 过了麻园就一路下坡到卡子脚，实在是太累了，太害怕被人抓住了，在快到坡底处的那片树林时，我们把那根柴滑进长满荆棘的树林里，迅速地跑向谷底又开始爬卡子脚坡，同样是距离不均的石阶路。 我们走到半坡回头朝对面看去，确实是被人家发现追赶来了，有人在对面的坡顶大声讲话，还用手电筒不停地往坡下照射，我们还惊魂未定。但是，现在不怕了，因为没有被抓现场，即使他们追上了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扛了他们的柴。 过了一个星期，星期六我们放学回到卡子脚那片树林查看，我们滑进荆棘丛里的那根柴还在。大概是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和龙少乾在星期天回校时才把那根柴弄出来，我俩抬着柴爬完卡子脚坡，上炮台丫口就到董干了。 我们先把柴放在董干街上我姑妈家，然后我们再找时间来把柴锯成两段，一人扛一段去卖给学校，这次顺手牵柴成功的喜悦是不言而喻。 一个惊魂的擦黑 我们读书那个年代，各个生产队都种植蚕豆，蚕豆干了炒爆挺好吃的，人人都喜欢吃，特别是学生哥儿。我记得，每年每当蚕豆成熟后，我家两姊妹每个星期都会炒一挎包蚕豆背到学校去吃，我们喜欢吃干蚕豆在同学中是有名的。 有一年，蚕豆成熟时，我和张贵发在干蚕豆上打起了歪主意，我们决定星期天在返校的途中顺手牵豆。 那个星期天下午，张贵发先到我家来，黄昏时分，从我家出发，走过长冲来到小者挖，天已经擦黑，几步开外看不见人了，于是，我俩便开始行动了。 我们走进路边的蚕豆地里，往远处一点走去摘蚕豆，避免被人发现。 我的天啦！刚低下身子要摘蚕豆，忽然听到石块呼呼地飞过头顶，击着大岩石发出喀哩咔啦的声响后才落地。紧接着一个男人大声叫到: “是谁？快出来！” 我们吃惊不小，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俩赶紧回答: “是我们！是我们！” 边说边走出蚕豆地。那男人问: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回答说在解大便。他根本不相信。他说: “你们是在偷摘蚕豆，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俩看瞒不住他，就跟他说了实话。他问我们是哪个村子的人，我们只好跟他讲了我们是水洞子的人。他又问我们老人名字叫什么？我们害怕他去告我们老人，我们就胡乱说是某家某家的人，村子里确实有那家人，就是不是我们老人的真实名字。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马坤大队的赤脚医生李嘉强，我们村子的大人他几乎都熟悉。就这样胡编乱造一通蒙混过关，他最后放我们走了。这事真是好险啊，多年之后，我和张贵发谈起这件事时都还心有余悸。 第五章偶断丝连的事 我家与铳样大土杨家 铳样大土有好几家杨姓人家，我们都姓杨，但同姓不同宗，也就是先人为不同的宗族。我家与大土杨家祖祖辈辈都是互相与弟兄相称，走得最近的是杨光炳家。 杨光炳，我们叫他大叔，我八、九岁时就认识他了。他们铳样大土属于普弄大队，那些年他们赶董干街要从我们村经过，大土杨家的人时不时的都会到我家来歇脚甚至过夜。杨光炳大叔几乎每次赶董干街回来都要到我家歇歇脚，然后再继续赶路回他家。特别是春夏季节，天气热，他到我家歇脚，还喜欢喝一碗我家自做的、能解渴的酸甜酒水。大叔是个快人快语的人，哈哈笑声不断，我们都很喜欢他。他还是普弄大队的赤脚医生，除了赶董干街回来会来我家外，有时他来者挖大队开会或学习也会到我家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生产队长杨善碧在他家门口大声喊生产队员们出工了。村民们习惯称他“猫儿”，他一喊“出工啦！”人们就说“猫儿叫啦！”我也说了一声“猫儿叫啦！”杨光炳大叔在一旁听见了就笑着问我：“怎么叫他‘猫儿叫啦’？”我说我不知道。多年多年以后，杨光炳大叔已经91、2岁了，他身体还十分硬朗，还能帮助家里弄断丫丫柴火、剥离包谷籽等。杨昌育发视频或照片给我看，我回复他说，每当我看到大叔，都会使我想起他当年赶董干街回到我家歇脚，喝一碗酸甜酒水又继续赶路的情景，忘不掉他那爽朗的笑声，更忘不掉他与我的对话。 我与杨光炳大叔家的更多接触是在我上初中之后，那时，大叔家儿子杨昌育在董干中学读高中。杨昌育本来与我同岁，他读小学比我早一年，小学毕业后读两年的附设初中班，所以，我读初二时他就读高中了。我和杨昌育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我们常来常往，我去他家，他来我家。有一年，一个周末，他还跟我去我家帮栽包谷呢。他高中毕业后，学校英语老师又叫他回董干中学代课，还上过我的英语课，我们有四、五年的时间经常接触。 我当初去杨昌育家时，他们还是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光炳大叔和光发老叔二人还没有分家，他们上面还有二位老人，他们各自都已经有四、五个子女了。 光发老叔家的子女较小一些，我跟他们没多少接触，主要是跟光炳大叔家的四个儿子有长期的接触。我去光炳大叔家，帮助挑水拿柴，二婆还夸奖过我呢。 对杨昌育家那儿我非常熟悉，无论是从我家去他家还是从董干去他家，都要经过普弄或普岔，翻过普弄梁子、走过滕家洞子、到达铳样、爬上坪上就到大土了。若经过普岔的话，翻过普弄梁子后一直下坡，经过风岩村才到达大土。他们寨子有很多金竹林，进村的“牛郎步路”积满了稀泥汤，小心不要踩偏了，踩偏了就踩在水洼里了！ 我去杨昌育家，跟他们几弟兄一起玩耍、放牛、扛柴等。有一次，我跟杨昌育家兄弟杨昌恒晚上去掏野蜂“土甲蜂”，刚把蜂进出的洞口堵住，外面的蜂飞回蜂巢来，蛰了杨昌恒一下，他慌乱地拿着树枝舞了一阵，实在疼得受不了，我们就回家来了。 杨昌育家那地方，山上有很多刺竹，刺竹笋鲜嫩可口，是很好的食材。有一年，我爹妈叫我去杨昌育家找刺竹笋，杨昌育家几弟兄就领我去山上扳刺竹笋，笋子扳回来后，他们把笋子加工好了，我才背回家来。 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每年都种大量的四季豆，人们也叫它“花豆 ”。四季豆成熟后，社员们从地里把四季豆拔来，摘掉枝叶，按每家人口比例和工分分配给各家。拿到家后要及时的把豆爪挂起来晾干或晒干，否则，豆就坏了，晾豆爪需要很多杆子。有一年，我爹叫我跟他去杨昌育家，一人扛了一捆金竹竹竿来作晾四季豆用。 我和杨昌育和杨昌恒两弟兄很有缘分。当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是冬季开考，我已经高中毕业离校在家务农一段时间了，得知消息后到董干中学复习期间，我就跟杨昌恒睡，他当时还在读高中。杨昌育他一边代课，一边自己进行高考复习。 高考结束后，我被通知到董干加考英语笔试，笔试后又告知准备口试，等待通知再到麻栗坡县上考口试。在准备口试期间，我直接到杨昌育家准备。他代课是教英语，他参加高考时也是考的英语专业，他的英语口试早考过了，我去他家准备口试，他还可以给我一些指导。就这样，我在他家准备英语口试直到一天夜里很晚了，者挖大队里一个麻栗坡县上来的工作队干部接到电话叫通知我到麻栗坡县一中考英语口试。这个工作队干部立即去告诉我爹后，我爹首先想到的是叫本家杨应明、我的堂二叔跟他作伴去铳样大土叫我。哪知我爹到了他家，我六奶却说：这么晚了，黑的麻漆（黑更半夜）的，谁会跟你去？我爹没办法，只好去叫杨正银跟他作伴连晚连夜去铳样大土杨昌育家告诉我第二天赶到麻栗坡县城考口试。到了那里，我爹就在杨昌育家休息了，杨正银又陪着我回到我家水洞子，他已疲惫不堪，回家休息了。我独自又连夜从水洞子赶到董干。其实，我害怕走的路就是从我家到董干。其中最害怕的是从我家到长冲彭家这段路，因为就在不久前生产队集体劳动收包谷时，亲眼目睹一个年纪在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在长冲被山上滚石打死，并且又被抬回到村头大路边的破庙旁停放。本来我可以叫我二姐陪我去董干的，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鼓足勇气独自行走。 天快亮了，等我赶到董干时，唯一一趟去麻栗坡县城的班车早开走了。好在董干中学的领导秦光恒帮多方寻找货车，就是他打电话到者挖大队叫我赶去麻栗坡县城考口试的，终于找到一张货车，司机同意搭载我和另一个考生汪正辉到麻栗坡漂漂，我们从漂漂下车，走13公里路去麻栗坡县城才没有误了英语口试。 杨昌育考起昆明师院，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他毕业后分到麻栗坡县一中工作。我考起文山师范学校中专英语班，先分在董干中学工作，后我申请调动被惩罚到麻栗坡县大坪中学教半年后调到麻栗坡县一中，又与杨昌育一起工作多年直到他活动了调到文山州一中，我俩彼此接触才没那么频繁了。 不过，过了好些年，即2005年8月，我不顾已接近天命之年，还挑战一下自己的命运，应聘到了文山市第一中学（当时还叫文山县一中）。这样一来，我又与杨昌育有了频繁的接触。 我在文山市第一中学工作了八年，于2013年8月退休，2014年10月，我儿子杨柳结婚，次年有了孩子，我和朱华就来北京帮他带小孩了。杨昌育在文山州一中工作，2014年8月，他也退休了。我与杨昌育一直保持着联系，除了电话，还有微信，经常交流彼此的日常生活。 2023年11月下旬，我回文山、麻栗坡办事。在此期间，杨昌育请我吃饭，我让杨昌育帮我联系了在董干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我请他们吃饭，杨昌育帮我全权张罗。特别是帮我联系到了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袁顺业，他跟我去砚山县平远街他儿子家面见我的班主任。我们坐中巴车去，不巧，当天早上，我的班主任回他砚山的家买药了。杨昌育又打专车，付了240多块钱的车费，我们火速赶到砚山，见到了我的班主任袁顺业老师，我当面感谢读初中时他对我和我二姐的关心和帮助。 回到北京，我写了下面这几句，表达我与杨昌育的关系： 杨昌育与杨芝明 杨昌育与杨芝明， 祖祖辈辈弟兄称。 你来我往儿时起， 董干中学还师生。 恢复高考越农门， 大学中专学英文。 九十年代麻栗坡， 一中同事又同仁。 注：都曾留过学 25/12/2023于北京 1981年我和杨昌育在昆明新建设照相馆合影。 2023年12月，我和杨昌育在文山某饭馆合影（左：杨昌育，右：杨芝明）。 家门兄长杨昌育亲自领我去砚山看望我初中班主任老师袁顺业（中）。 偷扛包杆 包杆就是包谷杆。包谷收了后，把包谷杆砍掉，集中起来，码在地里那些凸起的石头上或土堆上，还有码在树杈上。 生产队集体劳动那些年，每年的包谷杆堆都是按人口和工分来分配的。包谷杆除用来作冬天喂牛的草料外，还用来垫猪牛圈，让猪牛踩烂了作为肥料。我家分得的包杆很不够用，还有就是有的包杆由于种种原因，霉烂了不适合作牛的草料用了。 于是，就要想办法弄到黄颜色、没有霉烂、适合作牛草料的包杆，我爹就利用黑夜去扛其他生产队地里的包杆。 我们村的大多数平地都在解放后土改时搞什么“四固定”，划给了坪上、龙脚、兴隆寨、二台山等生产队了。所以，这些生产队地里的包杆，由于离他们生产队较远，他们不方便扛走，我爹就趁黑夜去扛一些来用。这些包杆能用来喂牛的就喂牛，不能用来喂牛的就用来垫猪牛圈或是作柴火烧。 偷扛包杆主要是我爹扛的比较多，我扛的很少。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去张王洞子天坑处扛兴隆寨地里的包杆，那包杆颜色黄生生的，包谷叶多，秸秆细软，很适合作为牛草料。 那时候夜里照亮用的是煤油灯，没有电灯、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人们早早就睡觉了，即使听到屋外有什么响声，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也不会起来查看，还有一个现象是养狗的人家很少。因此，我们晚上去偷扛包杆不担心会碰到人，也不会惊动着狗叫而引起人们怀疑。 求人转让上瘾 从小我就喜欢看书。我家楼上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有我哥读过的教科书，有小学的，有中学的，有语文课本、动物学和植物学课本等，有一些《云南画报》，还有一套《安徒生童话集》，也有几本小说、小人书等。无论是教科书、画报，还是童话故事、小说以及小人书我都经常翻看。 我特别喜欢连环画小人书。家里那本《出盐的宝石》，我是倒背如流。玩伴杨昌勇去董干赶集买回来两本连环画，有一本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剧照连环画，我看了后爱不释手，硬是使出浑身解数叫他把连环画转卖给我，他确实卖给我了。 这种喜欢的东西势必要得到的行为一直贯穿到我长大了，工作后都还时有发生。 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草绿色的的确凉军衣、军帽非常流行，人们非常希望得到一件的确凉军衣。 杨昌勇当兵回来，他有战士的确凉军衣。那时我好像是在读中专还是中专刚毕业，看到他退伍回来了就去他家找他，要求他卖一件上衣给我。经过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把衣服卖给我了，我那个高兴劲当然就别提了。 到了录音机流行的八十时代，我们董干中学的一个年轻教师赵勇，他从董干街上一个叫杨世兴的个体户（这个人曾经是我初中同班同学）二手买过来一台双卡录音机，我十分喜爱这台录音机。于是，我就以我教英语，非常需要一台双卡录音机，要求他无论如何把录音机转卖给我。赵勇在我再三要求下，他可能看在我们是同事，不好让我失望就同意把这台双卡录音机转卖给我了。 又到了彩色电视机流行时代，那时我已经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了。我家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都没有。 陈文钰老师家住在一中政教处隔壁，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有时候他家看电视时开着窗户，我家儿子杨柳就会爬到窗台上去观看，一旦他家发现了就会立即关上窗户，弄得小孩十分尴尬，我们看到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我就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台彩色电视机。 麻栗坡县民族中学的张承琴老师，她曾经在董干中学跟我们同事多年，大家关系也不错。她家有一台云南产的山茶牌彩色电视机，不是普通的电视机，而是所谓的监视器。我听她如此如此说了一番，虽然她们已经用过了，我仍然决定叫她转卖给我。这台21英寸的彩色监视器可不便宜，要价仍是原价2900块，在当时同规格的电视机中是最贵的。我坚持要她转卖给我，最后她同意原价卖给我了。 正因为我玩的录音机、电视机都是二手买过来的。妻子朱华经常嘲笑我，说我总是买人家的旧东西，我听着是有些不高兴，但她说的又是事实，我也只好听而不闻，什么也不说了。 杀猪帮忙 很小时候，家里杀猪倒没有我的什么事，只是看着大人们忙忙碌碌拉猪、杀猪、接血、刮毛、剖肚、理猪肠子、砍肉。有时自己会拿一小坨瘦肉放一点盐，用白菜叶包着放在火里烧熟了吃。过后就是我妈炼油时，等着吃油渣，特别是猪大肠油渣。 长大后，具体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是能像大人那样做事就参与杀猪帮忙了。不但自家杀猪要帮忙，别人家杀猪，我爹也叫我去帮忙了。 杀猪帮忙，我主要是做拉猪、刮毛、理肠子之类的事。 拉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的猪性情很凶，你接近它时，它会龇牙咧嘴愤怒的嚎叫。拉猪就是要去揪它的尾巴、耳朵或脚，把他摁倒，要注意不要被它伤到自己。 刮毛比较麻烦，要先用开水淋烫后，再用刀具把毛刮掉。有的猪毛很容易刮掉，有的不容易刮掉。有的猪毛淋烫久了反而刮不掉，有的淋烫不到位也刮不掉。刮毛比较难刮的是猪头、猪耳和猪脚，其余地方的毛很容易刮掉。 理猪肠子是个粗中有细的活计。猪的肠子和肚子从猪的腹腔中取出来后就要立即清理，把大肠、小肠、粉肠和肚子区分开，分别清理。小肠和肚子主要是把里面的猪屎倒掉就是了，不很难办到。粉肠清理起来稍微难一点，我们一般是拿白菜叶来，捏一坨白菜叶塞进粉肠里，然后用手捏住那坨菜叶子往下赶，如此重复一两遍就清理好了。清理猪大肠较为复杂和困难，心急不得，动作不能太大，弄不好把肠子弄破了，肠子里的猪屎就会把整副猪大肠污染了，即使是自家的也不好吃了，如果是帮别人家理猪大肠，猪屎污染了肠子就会让人感到很内疚，对不起人家主人家。猪大肠是弯弯曲曲的，要把粘附在肠子上的脂肪掐断或摘除掉，理顺成长长的一根，先用温热水灌进去，冲走肠子里的猪屎，重复灌水冲洗直至里面没有猪屎，再把肠子的里面翻到外面来才算清理好。 杀猪帮忙不很重要但又不大好做的事就是清理猪肠子，清理时要小心谨慎，不要清理出一副臭烘烘的猪大肠。杀年猪时是冬天了，有时候寒风刺骨，毛雨纷纷，僵手僵脚，有时候也会下雪或结冰，这些时候清理猪肠子特别不容易，既要趁猪肠子还热着，又要不弄破肠子。因为如果你不趁热清理，一会儿后那些脂肪凝固了就更难清理了。 杀猪帮忙这个事我是很年轻时就开始做了，到我读文师出来回到董干中学工作了还继续做，到我离开董干中学为止才很少做了，也不想做了。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每年杀得起猪过年的人家多了。好多人家不仅仅才杀一头猪过年了，都杀到两头了，我家也是如此。 有些年，整个村的年猪差不多在同一天宰杀，我回家去帮助杀猪，我家一般都是杀两头。猪杀倒后就只有个把人和我一起刮毛，要把猪翻起来刮毛都翻不动。我家杀年猪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俗，那就是把猪打理干干净净，剖开猪肚子，取出猪的全部内脏后，不要肢解，要把整头猪抬到堂屋神龛前祭献祖先后才肢解。这样一来，那些年，我家的两头年猪就要等到差不多天黑了，帮忙杀猪的人忙完了别的人家的年猪才来完成我家的任务。 杀猪时还有一件事是腌腊肉，我还小的时候，每年杀了年猪，我爹把砍好的猪肉腌好盐后，先放在一个木缸里腌制十来天，然后再取出来，拿到楼上一个专门的挂腊肉的架子上挂起来。后来村上有人不再用木缸腌制腊肉了，杀猪那天腌好盐后直接挂在架子上了，我爹也学着不再用木缸腌了。我能帮上忙后，我就和我爹一起腌腊肉了，我们把砍好的肉放在簸箕或大盆里一块块的抹上盐巴，一块块的提到楼上挂起来，在架子下面放一个大簸箕，在簸箕里铺满厚厚的猪糠接盐水。同样，每年腌腊肉这个事，只要我在家，就是我参加起做了，一直到我工作离开董干为止。 爱看书的人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小学时期我就看过《安徒生童话集》、《红岩》、《暴风骤雨》、《春回地暖》、《创业史》、《义和拳的故事》等，这些书是我哥读中学时弄来的，就放在楼上山墙边的那个小书架里。我还看过从其他人家借来的《红旗谱》、《西游记》等。有一本彩色连环画小人书《出盐的宝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真的是可以倒背如流。 中学时期，学校有图书室，我经常去借小说看，知道哪个同学手中有好看的书也会借来看。我记得在读中学期间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道游击队》、《红旗飘飘》、《大别山上红旗飘》、《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吕梁英雄传》、《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在人间》、《我的童年》、《在克里米亚地下》、《三探红鱼洞》、《洋铁桶的故事》等等。好些书都是在课堂上边听课边看，把书放在课桌里打开着。我还记得我跟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秦光恒借过书看，那本书叫《李宗仁归来》。 中学毕业回乡务农期间，有一次不知怎么会去了者挖小学曾经教过我的一位老师的宿舍里，在那里我发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立即向他借了这两本书回家看，看完后我才拿去还他。 文师毕业刚开始工作期间也看了不少书。我记得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万山红遍》、《金陵春梦》、《希腊棺材之谜》、《基督山伯爵》、《战争与和平》、《茶花女》、《恶魔导演的战争》、《牛氓》、《希腊神话传说》等。 我的视力应该是很好的，中学时期我管学校广播，为方便课间放广播体操，在教室里我都是坐在最后一排，从没感觉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但到了云南大学毕业后我就感到眼睛近视了，需要佩戴近视眼镜了，这完全是因为我长期躺着看书造成的。 在水洞子家里，我一个人睡在楼上，那些年又没有电，都是用煤油灯照亮。白天要劳动，只有晚上才能看书，并且是推完磨后睡觉才能看书，凭借一盏马灯看书看到很夜深了才睡。 即便上了云南大学，我也躺在床上看书，同学们睡午觉，我就躺在床上，关着蚊帐看书。这个时期极大多数是看专业书籍，通读过《英美概况》、《英国文学简史》、《美国文学精华》等。我买的《张道真英语语法》、章振邦的《新编英语语法》两大本、《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等都全部通读过，很少看小说，记得只看过一部《红与黑》。不过有一部短篇小说倒是看的很特别。云大开办文学讲座，邀请国内知名教授来讲当时流行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海报贴出来后还差两、三天时间，我的舍友恰好有一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了能全面理解主讲人的讲座，我在去听讲座前突击看完了这本小说。 读云大期间，我购买了许多书。除英语专业方面的书外，我买过一些时尚的书，如《第三次浪潮》、《2000年大趋势》、《未来的震荡》、《迎接未来的挑战》、《超越生命》等。我当时就定下了一个规矩，我买的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要力争全部看完，无论专业的书籍还是别的什么书籍都同样对待，我也确实照办了。我买的书基本上我都看过，特别是那些专业书籍。尔后，每每在工作中一旦遇到疑问，眉头一皱，想一想自己看过的书，这个问题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查一般都八九不离十，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受益很多。买书必看这个规矩一直贯穿我工作的一生。 除此之外，我还买过一些关于学校管理方面的书籍，比如《学校管理》、《怎样当好一名校长》等。说真的，读云大期间，我满腔热血，踌躇满志，很想干一番事业，希望未来有机会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只可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多年以后才在麻栗坡县一中被任命为一个小小的教务处副主任，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我看书和买书是与时俱进的，专业的书是如此，其他书籍也是如此。比如《素质教育在美国》、《学习的革命》、《学习的革命批判》、《较量》、《裂变》、《知识经济》、《创意闪电》、《细节决定成败》等，这些书我买来全部读过。 再后来，我喜欢看传记之类的书。比如，我看过《拿破仑传》、《希特勒传》、《爱因斯坦传》、《林彪全传》、《江青传》、《康生传》、《蒋介石大传》、《美国历届总统小传》、《德国纳粹元帅沉浮录》、《废都》、《穆斯林的葬礼》、《将军激战岂止在战场》等。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打工作以后，我对“择吉”、“八字命理”、“阴阳五行”、“风水术”、“易经”、“八卦”、“术数”等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前前后后买了很多很多的书籍。大多买来通读和了解，深入不到研究层次。但对“择吉”，我是很认真的，也是很在乎的。凡做什么大事，如婚丧嫁娶、乔迁、大买卖、交易，我都是要亲自看的，有时也帮亲戚朋友看。尽量做到趋吉避凶，努力寻求吉利最大化。 我看书还有一个习惯，当看到好的语句，我会作摘抄。像一些好的诗句、俗语、警句、箴言等，抄了两三本。可惜，我送儿子去读大学时，朱华在家里收拾杨柳中小学用过的教科书、笔记本等拿去当废品卖，把我的读书笔记以及收藏的所有珍贵的连环画小人书全部搜去卖掉了。 卖猪儿 卖猪儿就是卖小猪仔。我爹妈是养母猪的能手，在方圆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家里常年养着一头母猪，一年至少要卖两次猪仔。 不知怎的，那年头我爹妈喂养的小猪儿又胖有壮，很好卖。村里也有别的人家养母猪，但是，他们喂养的小猪儿总是赶不上我家的。直到多年后，杨善华家养母猪，他家老婆通过亲自实践才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若要猪儿好看，粮食不上算。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几乎全靠卖猪儿得来，我和我二姐同时在董干中学读书五年也主要靠我爹妈养母猪来赚钱供我们。 每当猪儿长到可以售卖的时候，就要或挑或背到董干街上去卖。那时要把一只小猪儿拿到董干街上去卖挺不容易，要用四根木棍或竹棍编一个小夹子，然后把小猪儿的四只脚捆住，放在夹子里，再用绳子从脖子、胸脯、后腿处固定在夹子上。 每次卖猪儿几乎都是全家上阵，我记得还很小时就帮助抱猪儿，就是一次要拿几个猪儿去卖，我爹先把猪儿从母猪圈里拉出来，一人抱住一个。抱猪儿还讲究技巧，要让猪儿不叫唤、不乱摆动或逃掉，双手捉住猪儿的前脚，坐在凳子上，再用两腿夹住猪儿的腹部。这样，猪儿就不叫唤，也不摆动。随后大人来捆猪儿的脚，把它们一个个地捆绑到夹子上。 小猪儿全部捆绑到夹子上后，大人一人挑两个，我们小人就一人背一个，要走两个小时才走到董干街，把小猪儿放在集中售卖猪儿的那段街上，然后站在大人旁边看他们卖猪儿。 卖猪儿去的最远的街是铁厂街。这一次是我和我爹妈、我哥四个人，我爹挑一对，我哥挑一对，我和我妈各背一个。铁厂街距我们家很远，要走三、四个小时才到达，我们天不亮就挑着、背着猪儿出发了。当时我哥在新寨公社摆谷小学代课，把猪儿挑到铁厂街后，我哥就从铁厂走路回新寨公社摆谷小学。 到读中学后期，我家卖猪儿时，每次我就可以挑一对猪儿了。到达董干街，我就把猪儿放下，跟我妈要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后，我就去学校了，我爹妈就站在那儿售卖猪儿。猪儿好不好卖，全靠运气。好卖那街，钱就卖得多点，不好卖的那街就不好说了。猪儿不好卖那街，有些人家就觉得卖了划不来，下午又把猪儿挑回来。我爹妈的规矩是，不管猪儿好不好卖都全部卖了，从来不把挑去卖的猪儿挑回来。不过，我爹妈凭借经验，卖猪儿那天，挑猪儿出门还未到达大路上时，最忌讳碰到挑着空桶或背着空背篼的人。从我家到大路上要经过小水井，人们每天早上都要来小水井挑水，还要经过杨善碧家门口、仓库院坝和者挖大队队部才到达大路。一旦碰到了，猪儿要说是好卖就要打问号了。但是，真的碰到了，他们也是不会回头的，管它好不好卖，都要把猪儿挑到董干街上去卖掉。 卖猪儿这种事一直到我读文师回到董干中学教书后仍然持续，有时我帮爹妈挑猪儿到董干街上，有时他们自己挑去，因为这时已经改为每六天赶一次集，我要星期天赶集才能帮他们。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爹还是让我帮做。那就是我爹他讲究猪夹子要编的光滑好看，他常用一种我们叫“葛藤”的绳子来编猪夹子。这种藤子粗细均匀、光滑，还可以从中撕成两半，中芯是白色的。葛藤又结实又好用，我们家水洞子的山坡上很难找到象样的葛藤，而董干我姑妈家的万洪亮老表知道他们的山上有不少这样的葛藤，所以，每当要卖猪儿时，我爹就叫我从董干弄葛藤回去给他使用。我要么自己去董干的山上扯葛藤，要么叫我老表上山劳动时帮我扯来，我再到他家去拿。 父亲讲的故事 我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能说会道，讲起话来很难有人能插得进去话。他们那一代老人还喜欢抽水烟筒，我爹往往一只手提着水烟筒，另一只手拿着要抽的烟丝或燃烧着的、用来点燃烟丝的香讲话，讲个没完没了。他的同伴们常常开他的玩笑，把他的水烟筒拿掉。换一根柴或木棒让他拿着。 我爹讲过很多故事，有些故事是关于穷人与财主斗智的，有些故事是关于手足相煎的，有些故事是关于励志的，等等等等。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下面这个故事是最有意思的。 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阮顺七要去考学，他早早的就起床准备出门去赶考了。可是，天快亮了，他还没有出门，他父亲就感到有些奇怪。于是，父亲躺在床上问他儿子。 “顺七！顺七！你为什么还不出门啊？”父亲问。 “我看见她们乱撒尿。”阮顺七不紧不慢地回答。 那么，阮顺七指的是谁呢？就是他的妻子。农村人有个习俗，如果家里有人要外出门去搞买卖或是办什么要事，看到妇人撒尿就认为是不吉利。 阮顺七的妻子听到了他们父子的对话后，马上大声的叫道：“阮顺七，你过来。” 阮顺七顺从地去到他的妻子身旁。 “你恰进来！”他的妻子把阮顺七拉到大门边说。叫他把一只脚踏在门槛上，一只手扶着门框。 然后她大声地说：“手掌门框，脚踏门槛。公鸡不叫母鸡啼，别个不中，中我阮顺七。出门去！”就这样，阮顺七就出发去赶考了。 阮顺七走后，阮父就问他儿媳妇：“姑娘！姑娘！你刚才那么说是些什么意思啊？” “一户人家，大门是主事的。”儿媳妇说。 “那么公鸡不叫母鸡啼呢？”阮父又问。 “一个学校有校长、有主任，校长说不行，主任会说行。”儿媳妇回答。 这就是我爹讲过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敢说他不只一次跟我们讲过，还跟水洞子好多人多次讲过。 多年后，我听说村里有两个人曾经模仿过我爹讲的这个故事。 第一个人是杨应聪，我们的堂三叔，人称“聪三爷”。据说当年他去参加高考时，他二哥、我们的堂二叔杨应明请来他家的大舅裴兴明来这样说“手掌门框，脚踏门槛。公鸡不叫母鸡啼，别个不中，中我聪三爷。去吔！” 还真有意思，杨应聪后来果真考起了。 第二个模仿的是谢朝海家谢明会。据说谢明会参加高考时，谢朝海请来龙少仁家爹龙通德（他是我外公的老四弟，我们叫他“四公”。）祝福他家姑娘去参加高考。结果是谢朝海家弄一顿好菜好饭给我四公吃了后，他把谢明会送到村头杨家丫口上，然后跟谢明会说：“明会啊，你慢慢的去啊！” 其结果是谢明会名落孙山。哈哈😄 第六章回乡 高中毕业没路奔， 回家种地是根本。 村村寨寨生产队， 集体劳动抢工分。 春耕夏锄秋收忙， 爬坡上坎汗满身。 喀斯特地栽包谷， 旮旯见石不见人。 打塘丢粪覆盖土， 我只盖土或丢粪。 烈日当空汗如雨， 风吹两眼进灰尘。 薅锄包谷叶擦身， 额头眼睛辣难忍。 收割小麦扛在肩， 麦秸戳脖像细针。 各种农活都干过， 犁地改土加称粪。 称粪实属最无奈， 又脏又累记忆深。 〔注〕 1. 打塘丢粪覆盖土: 栽包谷时，一人在前面用锄头挖一个小坑，丢几颗包谷种子进坑里；一人在其后挎着一个撮箕或背篼，里面装着泥巴灰相伴的猪牛粪，抓一把丢往坑里；一人又在其后铲土把坑覆盖好。 2. 称粪: 谁家的猪圈、牛圈里的粪满了，就得去生产队找一个人来一起把粪挖出来，放在一个大撮箕里称，每一撮记多少工分是固定的。每次称完粪，手、脚、腿上以及衣服上沾满了猪屎、牛屎，全身都是屎臭味。 务农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务农了，除了高中毕业回乡成天务农，中小学寒暑假，特别是初中、高中阶段，周末也参加务农。 还在小学时期，生产队劳动抢工分，文革期间实行评政治工分，每个成人社员每天劳动计10分，但不是人人计10分，还要召集全生产队员开会评定，能评上10分的人很少，多数人是9.5分，有没有9分的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全体生产队社员集中在我们村的仓库里评政治工分，我好像是在那儿玩耍，在评到龙通绳该评多少分时，我大叔杨应奎说：我们一起从长冲回来，龙通绳看到路边的包谷苗株倒了，他去把那些包谷苗株扶起来，用脚掏泥土踩紧，评9分5。我是生产队参加劳动年龄最小的，背的背篼很小，但是背粪上山总是要背到山坡的顶上才能倒，每天劳动评定为4分工分。有好长一段时期，我们这些未成年劳动力有十多个，各人每天抢的工分也不同，有时候生产队长会单独安排我们做一些活计。比如，种包谷时，有些年，间种火麻子，有些年，间种籼米。收包谷时，火麻子或籼米还未完全成熟，要留在地里一段时间才去收割，这时我们这些未成年劳动力就负责去收割火麻子或籼米。还有油茶果成熟了，到了收获时节，生产队长也会安排我们未成年劳动力去茶山采摘茶果。到了中学阶段，就算一个整劳动力，和其他成人一样了。那时已取消了评政治工分，人人每天劳动都是记10分工分。 上中学后，寒暑假成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抢工分，平时周末也参加劳动抢工分。星期六上午上完课不吃中午饭就跑回家了，到家狼吞虎咽后就去参加劳动抢工分了。到了高中时，生产队劳动形式有了变化，把劳动任务分到每个个人来完成，不再是大家统一步伐来完成了。这时，家里大人就先把我们的那份劳动任务承担下来，我们从学校赶回家，匆匆吃点午饭就赶紧去完成劳动任务了，星期天还要劳动一天，下午黄昏时才返校。 犁地这个活计都是男人干的。我学犁地也很早，大概上初三时就学犁地了。自我学会犁地后，只要我在家，生产队需要犁地时，都是我牵着牛，扛着犁去犁地，我爹就去做其它活计。同样，到了高中时期，生产队犁地也是分任务犁了，一天要犁好几块地，一块块的分着犁，犁完一块再分下一块，分任务时就是把要犁的地块分做若干份，然后通过抓阄来决定你到底是犁那一小块。分的时候也是分个大概，一般都是手指为界，或是以地上的石头或树木、土坎、土堆等为界。地有平地、台地、坡地等，大多都不规则，所以，有时候分得多，有时候分得少，还有各自的牛有走得快的，也有走得慢的，因此，每次任务的完成就有先有后。 男人还有一个活计，就是秋冬季搞农田基本建设，我们的地区大多是石旮旯地，落到实处就是改土。具体说来就是扛着十字镐、撬杆、大锤、锄头等工具去地里捡石头、搬开石头、打碎再清除掉，增加土地面积。地里有的岩石很大，还用炸药炸碎，堆砌成石坎子。改坡地为台地，防止土壤流失。从麻栗坡县上下来者挖大队蹲点的工作队员也常常跟我们一起去改土。我们所做的这些改土工作就是响应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号召的具体体现。 那些年务农中，我觉得又累又脏的活计就是称粪，这个活计也是男人活计。自家的猪圈牛圈里的粪满了，就要叫生产队专门称粪的人来称，肥料也是计工分的。反正我记得自我能抬得起那一大撮箕粪起，我家的猪牛粪大多是我参加称的，除非我不在家。称粪时那个累，那个苦是记忆犹新。先把粪从猪牛圈里挖出来，放到一个大撮箕里，然后两个人抬着满满一大撮箕粪，挂在大杆秤勾上称，基本上每一撮都要确保同样的重量，称好后，两个人将那一大撮箕粪又抬下来倒在堆粪处。就这样一撮箕一撮箕的挖、抬、称、倒，其中苦累就可想而知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每次称完粪，两手、两脚、两腿、衣服裤子都敷着牛屎猪屎，全身臭烘烘的，光把这些洗干净都要花好长时间。另外，我家自用的粪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爹不让这些粪肥被雨淋湿了，确保高质量的肥效，要把它们一撮箕一撮箕的扛到另一间房子里堆放。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一个人扛了，当然我爹扛的也不少，这也是很辛苦的，因为要用肩膀来扛粪，猪屎不仅弄脏手脚，而且肩膀上、脖子上、脸上、头上、头发上、衣服上到处都会沾着猪屎，同样脏兮兮的，臭烘烘的。差不多每年要扛烂一个撮箕。说来好笑，扛粪的撮箕烂了，我爹就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去铳样大土杨光炳大叔家，叫他帮编扛粪的撮箕。有好几次是我跟杨昌育去他家，叫他帮编扛粪的撮箕。再后来，我还去杨昌育家叫他兄弟杨昌恒帮编过扛粪的撮箕。 务农期间会产生一些想法，特别是高中毕业后，不能考大学，没有奔头，只有回乡务农。那时最时兴的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像我们这种在生产队里不被生产队干部看好的回乡务农子弟是很难被推荐着上大学或参加工作的。连我恢复高考考起文山师范学校后，生产队的人感到很奇怪，还有人去董干中学质问学校领导为什么杨芝明得去文山读书，他们都不知道？学校领导回答他说：人家杨芝明是自己考起的，不是哪个推荐的。每当烈日当头，在地里劳作，被暴晒得满头大汗，并且还灰尘满面，地里生长着的农作物刷着眼睛，擦着脸颊，皮肤感觉辣叽辣呼时，想法特多：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头啊？还能不能够有机会改变这一切啊？总之，大脑里翻江倒海，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路在何方，只能隐忍着，顺其自然了。 刚回乡务农不几天，正赶上董干公社植树造林、大办林场。整个公社在麻园村的窑人坨那里开办林场，每个大队都分配有开挖台地的任务，每个生产队都要去窑人坨开荒挖台地。我记得我们生产队去的那天是七、八月份的雨季，我们家一共去了三个人，我和我二姐，还有我大嫂。头天晚上就下雨，我们很早就起来做饭吃，天不亮带着下午要吃的饭，扛着锄头就出发了。经过长冲、小者挖、魏家湾子、麻园，然后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从麻园走很长一段山路才下到没有人烟的窑人坨。一到窑人坨，董干公社林场负责人就分配我们生产队要开挖的地块，我们立即动手开挖起来。天公不作美，我们一边干活，天一边下起雨来了。我们一直挖到下午，中间只停下来吃我们自己带去的午饭，把分给我们挖的地块挖完了才回家，回到家时，天早就黑了。在我们干活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大洞生产队的张国琼不知为什么跟林场负责人大吵大闹起来了，吵得很凶，相互都骂了不少脏话。 回乡务农这段时间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也是有些蹊跷，我和龙少乾大舅送龙少萍大孃家小国徽去新寨公社的马波。我外公有四弟兄，龙少乾是五公家的儿子，龙少萍是四公家的大姑娘嫁在马波汪家，小国徽是龙少萍的大姑娘。这一年，小国徽跟她大舅龙少仁来四公家玩，也不知为什么要我和龙少乾大舅送小国徽回她家马波，只是我爹妈把几个外公家的儿子、姑娘都当亲兄弟姊妹对待，相互之间时有来往，那些孃孃、姨爹来水洞子娘家玩，我们家都会叫他们来家里吃饭。我和龙少乾大舅送小国徽回马波可不容易，我和龙少乾大舅都没有去过马波，也不认识去马波的路，而小国徽也记不清楚了。我们走到董干、八里坪，然后从大卢沟走小路去马波。我们顺着弯弯拐拐的山路走，走到有岔路的地方我们就问小国徽往哪儿走，她说往哪儿我们就往哪儿走，走着走着，看见一排排的白墙平房，我以为快到新寨公社驻地新队了，哪知走近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八里坪部队的营房，我们又走回来了。我们不得不原路返回，这一次，我们只能凭着感觉走了。大方向是翻过天平梁子、下到马龙、上到公路、顺着公路走到新寨公社驻地新队、再沿着公路一直走到马波。当时是寒冬腊月，天平梁子上的那些草木都挂满了亮晶晶的冰块、冰珠、冰条，我们走的那些路根本就不是路，而是放牛、放羊的路，好不容易总算走出了山坡，下到马龙，走上了公路。傍晚七点左右我们接近新队了，听得见新寨公社高音喇叭的广播声音了。从新队到马波这段路，我们完全是在天黑中走的，好在都是公路，不用担心看不见路。龙少萍大孃家属于一工一农，大姨爹在新寨公社的税务部门工作，家里的陈设显得有些寒碜，一张摆饭吃的桌子都有一只脚是不齐整的。第二天早上龙少萍大孃炒了一碗肉，端放在桌子上，不料桌子倒了，肉也泼洒在地上，大孃只好把它们又捡起来放回碗里。吃了早饭，我和龙少乾大舅又去帮龙少萍大孃完成生产队分给她的挖林地任务，还拉着牛去把那些荒地犁翻出来。 在这段回乡务农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令我记忆犹新的。董干八里坪驻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沿中越边境架设军用电话线，架线部队住在我们水洞子村。工程结束后，生产队安排社员们帮部队把架线工具、设备等背回到董干八里坪营部，我也参加了。到达后就吃午饭了，部队行军锅煮的、香喷喷的、白生生的、松松软软的、扑鼻诱人的大米饭，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当然还有炒肉、蔬菜等。那个年代是难得吃上这么一顿美美的饭菜，吃得爽口极了。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都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 家务活 一家人的家务活是很多的，只要你愿意干，随时都可以找得着活干。但我一般就只做几样家务活：扫地、挑水、铡草喂牛或垫猪圈或牛圈、推磨。 这些家务活是我从小就帮助做的。中学放寒、暑假回来在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一、二个月也好，还是上学期间星期六、星期天回来也好，我都是只做这几样家务活。高中毕业回乡成天务农，我仍然只做这几样家务活。 早上起来先把水挑满水缸，看看屋外院坝脏不脏，如果脏了就拿竹丫扫扫一扫。这时生产队还没有到出工时间，我就去楼上我的床上看书，看到差不多到出工时间，我才慢慢下楼，找到当天的劳动工具就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了。 上午放工回到家来等着吃午饭，在此期间，我要铡草喂牛，如果当时家里有其他人，比如我爹、我大嫂、我二姐不在忙的话，我就会叫他们跟我一起铡草。如果他们都没有空，我只有一个人铡草喂牛。 午饭后我还会去楼上看一会儿书，等到村民们都基本出家门了，我下楼来拿起生产工具就去参加下午的生产劳动了。 下午放工回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铡草喂牛。同样，如果我爹、我大嫂、我二姐忙得过来，我就叫他们来和我一起铡草喂牛。喂牛前还要打一盆水喂牛，秋冬季节，我家的牛都是吃干草包谷杆，必须要天天喂水。如果猪圈稀了，需要垫草的话，那就必须两个人铡草，一般也是铡包谷杆来垫圈。 晚饭后要推磨的话，我就参加推磨。无论是在家里推还是背着包谷去其他人家推，我都是推磨的主力成员之一。推完磨就准备睡觉了。睡觉前，我还点着马灯，躺在床上看书看到十一、二点钟，有时会看到更晚才睡觉。 守包谷 每年包谷成熟时到收获前，生产队都要安排年轻社员夜晚去守包谷，这也是抢工分，每个晚上记多少工分是规定了的。 我大姐未出嫁前是她去守包谷，我中学毕业回乡种地也开始守包谷。这守包谷还不只是守同一块地，今晚上守这块地，明天晚上就要去守另一块地，全队分为几个小组，轮流交换。 我的经历是跟杨善华、杨昌培一组。说实在的，守包谷是挺辛苦的，棚子里栽四根树杈，再用树枝或竹条编一个所谓的床板，在上面铺一些包谷秸秆之类的东西就是床了，晚上直接躺在上面就睡了。有的会裹一条毡子或披一床蓑衣就对付过去了，在野外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 老实说，我还真有些害怕，每晚我都是躺在床的最里面，从不敢躺在床的外面。 不过，守包谷一个有趣的事是去那些不安排守包谷的生产队的地里偷包谷来烧吃，真有点滑稽可笑。在长冲守包谷时，我们去陶家壁岩下面偷长冲生产队栽的糯包谷来烧吃，还去坪上生产队的地里偷包谷来烧吃。 第七章赶考 （一） 诸多往事上世纪， 新世纪人都觉奇。 十年浩劫文革期， 读书无用妖风起。 知识越多越反动， 此等论调颠覆你。 不学无术才革命， 专家学者遭痛批。 学校教育闹革命， 课程内容简至极。 无论初中与高中， 毕业深造路关闭。 机关子女当知青， 农民出身回种地。 本人父母农家身， 回乡种地顺成理。 恢复高考第一年， 丢掉锄头去复习。 高考尘封十余年， 何为高考更没底。 稀里糊涂即上阵， 要想考起谈何易。 大学中专一条龙， 独木桥上左右挤。 粗筛细筛还箩筛， 加试英语再拼比。 英语笔试结束后， 等待口试呆家里。 同岁杨兄先录取， 昆明师院外语系。 两家素来是世交， 我上他家先练习。 （二） 隆冬黑夜不见指， 大队值班传通知。 让我县城考口试， 时间紧迫就次日。 父亲找人作陪伴， 立刻动身不延迟。 毛雨纷纷夹浓雾， 崎岖坑洼路滑湿。 普弄梁子原始林， 雾雨嘀嗒冷丝丝。 翻山越岭去叫我， 足足走了两小时。 父亲毕竟上年纪， 已感疲惫力不支。 陪伴与我立马返， 回到家里已寅时。 家距镇上相当远， 路程尚需两小时。 陪伴已累休息了， 所剩路程独走之。 （三） 说起剩下这段路， 心都提到嗓眼处。 村东有一废破庙， 必走大路擦庙屋。 日前庙边停人尸， 死者模样尚在目。 心里早就犯嘀咕， 如何才能过此路？ 越想心里越紧张， 顷刻就到停尸处。 自壮胆子朝前走， 径直走过不环顾。 悬着之心下沉点， 还有害怕在前途。 山坡滚石砸中头， 死者倒地亲眼睹。 下坡走完上平路， 接近死者打死处。 刚到事故正下方， 顿感心跳又加速。 仿佛人抖塑料布， 马灯掉地毛根竖。 捡起马灯细细瞧， 马灯未熄大气出。 瞬间明白是何故， 神经紧张绷过度。 过了此地心落地， 余途再无害怕物。 山尖已露鱼肚白， 心情放松迈大步。 （四） 天明抵达董干街， 得知口试共两人。 客运班车早走了， 要进县城没有门。 每日客运仅一班， 错过车子即是恨。 事非亲历难体会， 赶考之心急如焚。 百余公里进城路， 老师帮找开车人。 有辆货车擦边过， 还好司机善开恩。 搭载两人到漂漂， 下车直往县城奔。 人情世故涉不深， 司机姓甚名未问。 十余公里全徒步， 傍晚时分进城门。 曲曲折折赶考路， 永记助我好心人。 备考 我是1977年7月高中毕业的。由于文化大革命，高考已经停止了十余年，中学高中毕业没有升学的说法，当时还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机关干部子女中学毕业分配到农村去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是农民的子弟，被称为回乡知识青年，社来社区（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化生产队时期，生产队员也称社员），也就是哪里来哪里去。 我记得高中毕业时，学校还请了往届优秀回乡知识青年来给我们作报告，讲述他们回到家乡后如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其中有个姓骆的青年讲他如何帮农民们改造做饭、做菜、煮猪食的大灶，节约柴火。我们离校回家那天，学校还开欢送会，给每个学生带上一朵“回乡光荣”的大红花，同时还发给我们一人一根锄头把。 大概回到家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几个月后，国家宣布当年恢复高考了。学校通知还是自愿，因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回到董干中学来复习时，有董干中学历届毕业的高中生，大家都在一起上课。我们还在学校时，所学的内容都很简单，本来就没有高考，更不知高考像什么样子，如果说叫我们自己复习，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来到学校后就任凭老师编印一些讲义来复习，到底复习了一些什么东西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老师编印的语文讲义里古文《狐假虎威》中的一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子不敢食我也！天帝命我长百兽。 我在董干中学高考复习那段时间是跟杨昌育家兄弟杨昌恒睡，当时杨昌恒正在董干读高中。杨昌育他本来就在董干中学代课，他也报名参加高考，他的那些老师同事们就给他复习指导，我时不时的也会去他宿舍里玩或烤火。 我还记得我们是在考前填报的志愿，招生传单上列举的招生学校很多。其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很是吸引我的眼球，两所学校我都想读，好像都填报着了，哈哈！😄 高考是在麻栗坡县城举行的，是自带行李还是睡旅社，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所有要参加高考的人由董干中学的陈芳伦老师带队，包班车坐去麻栗坡县城考试。在班车开到关告时，经过公路边的两个寨子，陈芳伦老师说一个叫“抠奶”，一个叫“赖茅冲”，我们感到非常好笑。 考试考几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语文科目中有两个作文题供选择。一个是“攻书莫畏难”，另一个是“青松赞”。我觉得“攻书莫畏难”不好写，我选了“青松赞”这个题目。我记得我在作文中把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光明磊落、品格高洁的青松。 各科考试结束后，接下来就是体检，最后一个体检项目是“透视”，也就是“照X光”，不是“照X光片”。我们到达“X光”检查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医生都快下班了，也就是说第二天才能做“透视（即照X光）”体检了。但是，哪个都想当天做完。医生已经关门了，有两个教过我的、同样参加高考体检的老师在门边要求医生给他们把“透视”做了，我跟着那两个老师挤进了“透视”室，当天完成了全部体检项目。其他同学就只好等到第二天才做了“透视”体检。全部考生都做完了体检后，学校又包班车给我们返回董干，才各自步行回家。 也不知从县城参加高考回来多久，又被通知到董干中学来参加英语笔试。当时应该是从高考成绩中选拔出来加试英语笔试。我记忆犹新的是，我高中时和我同班的黄兵同学也参加了英语笔试。黄兵是董干公社党委书记的儿子，还是我们班的班长，我们两个学习成绩也恰好是班上的一、二名。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待考英语口试的通知，我就去杨昌育家复习准备英语口试。杨昌育在董干中学代课就是代的英语课。我们虽是同岁，但他读小学比我早，初中读的又是两年制附设初中班，所以，我读高中时，他就代课了，他还代过熊照兴老师的英语课，教过我呢。他报考的专业就是英语，他已经参加过英语口试了，好像他已经接到被昆明师院外语系录取的通知书了。就这样，我去杨昌育家复习、练习，他还可以给我一些英语口试方面的指导。 直到某一天夜晚，我在杨昌育家已经睡觉了，杨昌育家门口有人叫开门，原来是我爹和杨正银去杨昌育家通知我第二天赶到麻栗坡县城考英语口试。我立即起床下楼来，跟着杨正银就马上赶回水洞子我家，我爹就在杨昌育家休息了。 后来我爹说，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从麻栗坡县上下来者挖大队的工作队员陈同志接到董干打来的电话，叫通知我第二天赶到麻栗坡县城考口试。陈同志去告诉我爹后，我爹先去杨应明二叔家，打算叫杨应明二叔跟他作伴去铳样大土叫我，从我家去铳样大土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呢。可是，我们的六奶睡在床上说：天又冷，毛雨纷飞的，黑的吗萨的，哪个会跟你去？杨应明二叔听我六奶的话就没有同意跟我爹作伴。后来我爹才去叫杨正银作伴，他一去叫杨正银，杨正银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也许是我爹会医病，经常给杨正银医过病的缘故吧。 当时已是寒冬腊月，雾蒙蒙、雨纷纷，路确实不好走。那时候，生态植被还很好，从普弄梁子到铳样大土这些山路，坑坑洼洼、弯弯拐拐、上坡下坡、翻山越岭，大多是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我们从森林中穿过，听到雾雨嘀嗒嘀嗒的响。我们没有手电筒，两个人全凭一盏马灯照亮。 回到水洞子大概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杨正银说：二耶，我就不陪你去董干了，你到家叫二孃陪你去董干吧。杨正银是我们的晚辈，他称我为二叔或老叔，所以他称我二姐为二孃。走到他家门口，他就回家睡觉了。我想过叫我二姐陪我去董干，但是又想到她一个人从董干回来也不怎么恰当，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去算了。从水洞子到董干这段路我倒是再熟悉不过了，独自一个人走没什么问题。最担心的是从村子小庙边到长冲这段路，因为那年生产队在长冲山坡上收包谷时，我眼睁睁的看到村里的小红伟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打死，后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小庙边停放。那个场景在脑海里还栩栩如生，害怕的就是这一小段路，只要走过这小段路就一切都不怕了。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小红伟被打死那天晚上，还正轮着杨善华、杨昌培和我守长冲所有地块的包谷呢。 回到家，我稍作准备。好像我二姐给我油煎了几块包谷饵块粑，我带着就往董干方向走了。来到小庙边，我鼓足勇气，直接朝前走，不左右看，心里边当然是很紧张的。走过小庙边，心里确实放松了一点。但是刚走到小红伟被打死的那块地下面，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好像有人抖塑料布响，我心里一紧张，手上提着的马灯突然掉到了地上。那一刹那，我确实是惊吓的毛根都竖立起来了。我捡起马灯，一看灯还没有熄灭，马上朝前走了。很难想象，要是马灯熄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不会被吓死？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了。我同样只顾往前走，不左右看，走过了长冲彭家，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天亮之后，我到了董干，开往麻栗坡县城的班车早就开走了。董干中学的秦光恒老师在那里帮我们张罗，跟我一起去考口试的还有一个叫汪正辉的人。那个时候，一天只有一趟班车，错过了就要等到第二天。秦光恒老师到处去找那些拉货的解放牌卡车，他找到了一个中年司机。这个司机同意我们搭他的车，但他不进麻栗坡县城，他要从漂漂就直往文山去了。从漂漂到麻栗坡县城还有十三公里路程，我俩搭他的货车坐到漂漂，下车后谢过司机，我们就步行去麻栗坡县城了，天黑之前，我们刚好赶到了麻栗坡县城，没有耽误考口试。 普弄梁子类似森林 第八章读文师 （1978.3——1979.12） 恢复高考第一年， 考取中专赴文山。 文师历史划时代， 开山鼻祖英语班。 拼搏进入此摇篮， 未来生活有饭碗。 从此人生新篇翻， 苦学不问吃和穿。 原想无缘国家饭， 时有窃喜飘飘然。 自鸣得意耍聪明， 学习路上遇麻烦。 一日掏出饭票看， 无聊背面写字玩。 “交给厨房火夫头”， 打饭师傅怒火燃。 拽我去见班主任， 讨要说法死纠缠。 主任弄清事原委， 批我一通才算完。 后为发音拔暴牙， 镶平假牙好示范。 师生误解为相好， 班里班外成笑谈。 壮士断腕为哪般？ 百口莫辩任谣传。 一如既往穷学问， 清者自清排万难。 周末同学都在玩， 我却抄书到夜晚。 春秋两载求学满， 青春作伴家乡还。 文山师范不简单， 英语专业敢挑战。 其实英专另有主， 文山师专借地盘。 恢复高考第一届， 师专英语无大专。 次届英专就大专， 中专大专共发展。 师专建好迁出后， 文师恢复原地办。 首届中专牛不凡， 五人留校教大专。 其余精英听召唤， 奔赴八县把英关。 〔注〕文师: 文山师范学校或文山师专。 文师中英班学生证 文师中英班学生证 文师岁月 说起文师读书，不得不说说我的同乡中学同学、文师中专英语班同班同学汪正辉。 董干中学读初中时，汪正辉在初25班，我在初24班。读高中时，他在高10班，我在高9班。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都到麻栗坡县城参加高考，随后又被选拔参加英语专业笔试考试，在董干中学举行。再后来被选拔到麻栗坡县一中参加英语口试，最后录取文师划时代的首届中专英语班。 去麻栗坡县一中参加英语口试只有我和汪正辉两个人，那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赶考。 汪正辉家在白沙杠大队大寨村，距董干镇（当时称公社）上并不远。而我家距董干镇上就远了，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才到镇上。况且，我爹接到通知时已经是晚上，要求我第二天赶到麻栗坡县城考口试。当时我并不在自己家，还远在距我家有两个多小时山路的普弄大队铳样大土村。 我爹立马叫了一个伴跟他去铳样大土告诉我，他们到达后，我跟那个伴先赶回我家，然后我一个人从我家走到董干。 我和汪正辉会合后，班车早就开走了。那时去麻栗坡县城的班车每日仅有一班。多亏董干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秦光恒老师给我俩找了一辆解放牌拉货卡车，司机同意搭载我俩到漂漂，然后我俩从漂漂走13公里路到麻栗坡县城才赶上了考口试。 我已记不得怎么搞的，我和汪正辉去读文师时也是一同去的。我们在文山北桥汽车客运站下了车，不知道文师往哪里走，碰巧遇到我俩家乡的一个中学同学张洪民，当时他就在北站汽车队工作，他告诉我们怎样怎样走，于是我俩就背着被褥席子，扛着箱子，去文师报到了。入学后，我们就开始了在文师读书生活，汪正辉跟我在同一个小组。更为有趣的是，毕业工作差不多十年后，我和汪正辉又在麻栗坡县一中会合成为同事，我领导他一起工作许多年，直到2005年我离开麻栗坡县一中，应聘到了文山市第一中学，此乃后话了。 我们班有50个学生，只有十四个男生。虽说50个学生来自文山州八个县，但县上来的并不多，农村来的更是屈指可数。 刚入学不久，一天晚饭前觉得无聊，我就在饭票背后写了“交给厨房火夫头”。打饭时夏超发现了饭票背面的字，立即抓着我，把我拉去找班主任曾惠仙。曾惠仙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宽了我的心，叫我安心学习。这事被段明阳校长看到了，他也批评我不尊重厨房的炊事员，之后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但炊事员夏超就不同了，他记住了我，打早点或打饭时，他一旦发现我插队，他就会把我拽出来。 读文师时的生活还是较艰苦的，男生的饭票不够吃，有些吃不完的女生会给我们一些饭票。每年回家过年，家里杀猪时，我妈都会把猪的腹部，我们称为“泡浪”部分油炸熟了，开学我带到学校，早上打早点面条来，抓几块放在面里特好吃。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文山城里的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县上去的学生就留在学校里。有时我和汪正辉一起去商店买东西吃，经常是一人买一根麻花绞，或者两个小甜饼互相分享。 为了找几角钱改善生活，我和化学大专班的赵泰贵、杨应聪还去文山州林场铲过防火线。董干街上我姑妈家的万洪亮老表在林场铲防火线，他是通过他在林场工作的哥哥弄到的这份临时工程。我们去铲万洪亮老表指定给我们铲的那一小段防火线。我们三个人去那儿铲了一天，下午在万洪亮老表的工棚里煮了点面条吃就赶回学校了。刚走出林场不久天就黑了，我们到达学校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但是，在学习方面我是最刻苦的。基本上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我都是在看书学习，整理笔记或是抄书等。我把苏良机老师用英文打字机打蜡纸油印的语法讲义全部转抄到一个自制的笔记本上。赵跃同学从他的中学老师处借来一本《中国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我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把这本书全部抄写下来了，整整抄了两个学校奖给我的笔记本。 其实，我学习在班上是最好的，只是来自于农村，一直都很低调，没有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等我第二次获学习优胜奖后，班主任老师曾惠仙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把我赞誉为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传遍学校四面八方，也传到了我的母校董干中学，学校领导们经常在我的学弟学妹面前津津乐道。 可是，因为我担心我的两颗门牙往外翘，会影响我发音准确，我把它们拔掉了，准备镶嵌平整的假牙。这一来就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误解。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为了吸引班上的某某女生，并且在全校传的沸沸扬扬，我的心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后来，尽管我学习第一，班主任曾惠仙老师和苏良机老师就把学校颁发的学习优胜奖拿给了班上一个学习二流的女生。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班主任老师和别的老师也认为我弄牙齿是吸引某某女生。 我的学习好，确实班上有些女生羡慕。但是，我自己是清醒明白的。我来自农村，属于农家子弟，时常感到自卑。班上那些女生大多打小就生活在州府，我是不敢高攀的。说实在的，对于她们，我是仰视的，根本就没有产生丝毫半点与某某女生相好的邪念。再有，她们这些城镇小姐，本来就很自负，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优越，从骨子里就根本瞧不起我这农家子弟，怎么可能向我示好、抛售橄榄枝？ 这段时间我心情特别不好，看到教室外面的柏枝树，有几株的情况令我感慨，因此我写下一首打油诗: 叹柏枝 柏枝也具四季青，秋冬霜寒奈何你。 如今为何枝叶萎？根裸茎伤水难吸。 毕业时我们班有四、五个人留校教英语大专班，他们的学习均不及我好。我从麻栗坡县来，回到麻栗坡县去，最后被分配到董干镇，我的母校董干中学教书。 具有讽刺意味，又有点滑稽可笑的是，几年后，我在董干教的学生有两个考进了文山师专的中专英语班，任教的除我的那些留校同学外，还有我以前的班主任曾惠仙老师和苏良机老师。苏良机老师是英语系系主任，苏老师跟我的学生说: 其实，杨芝明是我们那一届学习最好的，当年他本来是要把我留校的，但是熊照兴老师硬是要我回去，所以他就没有坚持。其实不是这样的，熊照兴老师要我回去是事实。但我没能留校关键是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关系。熊照兴老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当时在董干中学当领导，他跟苏良机老师有接触、有来往。同时，熊照兴老师还是曾惠仙、崔炳坤老师（大专英语班老师，我们的第二年文师就招大专英语班了）在昆明师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读书期间有几件体育方面的事情令我记忆犹新。 一是学校开冬季田径运动会时，我参加了班上男生的越野接力赛长跑。因为我们中英班男生少，总的就十来个，所以全部都参加了。 二是练习打排球时，我把球抛起来，认真使力向正前方拍打过去。不料这个球刚好打着一个女生王于昆的脸，她一下子捂着脸蹲下了。我的第一反应是闯祸了，这下子把我吓坏了，我生怕把人家的眼打瞎了。还好，她蹲一会儿站起来了，没伤着眼睛，脸被排球伤的不轻。 三是学校举行军训队列比赛，我无论怎么训练都走不成正步。开始时老师把我编在队列中间，想让其他同学遮住我走的不和谐，但是经过反复训练还是走不好，最后比赛时老师叫我干脆不上场了，去教室里躲着不要让人家清点人数少了人就行了。 四是五十米、一百米短跑不合格。最后一次测试还是去文山州的体育运动场上进行的，连续跑了几次都没有跑合格，因此我就没有获得青年体育合格纪念徽章。 救火 文师刚入学不久，一天下午，文山城里位于小西门红卫街的房屋着火，我们在文师都看得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同学们，你呼我喊：“救火啦！救火啦！”我拿起洗脸盆就跟同学们跑着去救火啦。 红卫街是文山旧城里的一条街道，街道不宽，消防车开去了，但开不进去，根本灭不了火。街道两面都有房屋，所有房屋相互连在一起成一排，全是土木结构，最易着火，燃烧的很快。我们到达时，火已经烧了差不多半条街了，谁也不敢接近正在熊熊燃烧的房子。人们只能爬上接将要被火烧着的房子上，先把瓦片揭下来，然后抬水去浇湿木架子房子、木板壁、木楼板，阻止火向这些房子蔓延。与此同时，用水浇灭前面燃烧过来的火，慢慢地我们就进入到已经着火的房子里了。 救火的人很多，楼上、楼下、房梁上都站有人，房屋高处的火很难被浇灭，人们就用盆传递水去浇。我早也就爬到楼上去灭火了，根本不可能自己拿自己的盆端水上楼去浇，只有把盆当作共用了。因此，我的洗脸盆在把火灭掉后就丢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学校去参加救火的人相当多，象我这样洗脸盆丢失的同学不在少数。那个时候，一个洗脸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值钱的财富。我们去参加救火是做好事，学校给予了表扬。后来，学校经过统计，给我们丢失洗脸盆的同学一个人买了一个新的洗脸盆。 利用亲戚资源 我在董干中学读书时，常常去董干街上的姑妈家、舅婆家蹭饭吃。到了读文师时，还在时不时的故技重演，但并不是每次都有收获。 我姑妈家的大儿子万洪光在文山州上的林业部门工作，我跟我一起读文师的堂叔杨应聪通过打听，找到了万洪光老表家，认识了老表嫂。但仅仅就是认识认识，也只去找过一次，过后就再没有去过了。 那个时候，从文山回董干老家要先从文山到麻栗坡住一夜，第二天才坐班车回董干，两天才到家。 有一年放寒假，我到麻栗坡后不想花钱住旅社，我就去找在麻栗坡县邮电局工作的四姑爹。四姑爹很温和，对我也很热情。四姑爹老家在董干公社（后改为董干镇）的马林，他家立新房时，我和堂大叔杨应奎、堂三叔杨应聪一起去帮忙。那是冬天，天冷有毛雨，还下雪米子。上午把三格房子的木架子立好，午饭后要去木架子上安装“瓜儿”、承重、梁条等东西。天又冷，木柱子又湿滑，谁都不愿意爬到木架子上去安装这些房屋零部件。我和我堂三叔杨应聪不顾这一切，勇敢的爬上房去安装，四姑爹夸奖我们两个好样的。 这一次，四姑爹去食堂打饭来给我吃，晚上我就跟他睡。第二天，四姑爹也要回老家过年。我们买不到班车票，我们就去找解放牌卡车，请人家拉我们回董干，当然除了我们俩，还有其他人。经过大家认真恳求，货车司机张华同意拉我们回董干。其实，张华就是兴隆寨的人，离我家不远，我们还互称老表呢。那个时候，开汽车的人非常了不得，他们根本不同情任何人，哪怕你是他亲戚，甚至连他爹妈要坐他的车，他都是爱理不搭的，更不用说还要开给他钱了。那天，张华就说：“我爹妈要坐我的车，我也是这样”。 文师时的伤痛 （一） 从小机灵大人赞， 自恃聪明喜沾沾。 有时难免耍聪明， 两次耍出大麻烦。 童年翻窗进队屋， 大锅熬药真好玩。 父亲回来闻此事， 绳索抽身棍打断。 已在文山读中专， 再耍聪明教训惨。 一日饭前感无聊， 随手拿出饭票玩。 饭票背面乱写字， 此票招致心胆寒。 打饭师傅叫夏超， 并非有意翻面看。 顿时双眼上睑翻， 双手紧紧把我攥。 拽我去见班主任， 目的给点颜色看。 可怜我这农村娃， 早已被他吓破胆。 瞬息思绪千千万， 担忧前程要完蛋。 主任弄清事原委， 晓之以理细细谈。 此事惊动段校长， 体恤安慰把心宽。 主任校长那番话， 至今回忆心里暖。 尔后夏超记住我， 早中晚饭不“怠慢”。 一旦发现我插队， 一把拽出靠边站。 〔注〕 1. 队屋：生产队的一间仓库，用来堆放东西，平时社员开会、搞活动等就在仓库里进行，集体熬大锅药也在仓库里熬。 2. 饭票背面文字: 交给厨房火夫头。 （二） 毕业即将英语教， 发音准确很重要。 两颗门牙往外翘， 担心影响定不小。 不假思索牙拔掉， 欲镶假牙心愿了。 不料此举遭误解， 招致师生共取笑。 莫名其妙生联想， 吸引女生为相好。 不胫而走流出班， 好事之人有知晓。 假作真时真亦假， 奈何几人不信谣。 百口莫辩心滴血， 人言可畏亲领教。 美女云集中英班， 城镇出身小蛮腰。 农家学霸乡巴佬， Who 抛橄榄高眼瞧？ 谈情说爱莫须有， 满腹苦水向谁倒？ 懵懂多情姑不表， 爱美之心谁可抛？ 身体伤害有药治， 内心伤痛哪寻药？ 若非一番伤彻骨， 隐忍痛楚谁知道？ 郊游 两载似日夸父追， 美好时光值回味。 春暮夏初阳光日， 组长赵跃显神威。 率领一组西山游， 自卫还击战士陪。 城里组员带单车， 无车组员坐后背。 一路铃声一路歌， 你追我赶笑声飞。 轻骑倩影到山脚， 立马停车登山北。 野草荆棘来挡道， 更有树枝擦眼眉。 徒手登上山包顶， 心旷神怡不觉累。 岩边午餐凉卷粉， 或蹲或站品美味。 山顶树上挂团旗， 或站或坐笑容美。 放飞心绪日西斜， 徒步推车把校归。 注：自卫还击战士：1979年2月17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实施自卫还击战， 一个月后撤回国内，防化连的部队就 驻扎在我们文师，我们中英班跟一些 战士关系很好，我们去郊游，也叫这 些战士跟我们一起去。 2018年11月9日于文山 迎凯旋 一九七九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作战，一个多月后撤回国内休整。部队撤回凯旋进入文山县城，全城各族人民群众，各政府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大、中、小学学生从凯旋门沿街道两边列队到东风路，一直延续到文师旁边的当年的“八二部队”驻地。人们的手里不仅拿着五彩缤纷的小旗子和小标语，还拿着包子、馒头、煮鸡蛋、水和水果等要送给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为迎接解放军胜利凯旋，文山城在现在称为凯旋门的地方搭建一个凯旋门，当年那个地方就是从麻栗坡方向来文山进入文山城的必经之路。原来那个地方并不叫凯旋门，就因为迎接自卫还击战的解放军威武之师胜利凯旋而搭建凯旋门，从此那个地方就称凯旋们至今。 迎接解放军凯旋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一大早就起来，吃了早点就出发了。我们文师的学生安排在靠近凯旋门的地方列队等候，大概到了中午十分才迎来解放军浩浩荡荡的进城，战士们全是站在缓缓行进的卡车上。沿途欢迎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五彩旗，高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簇拥近卡车跟亲人解放军握手、问好，递给他们吃的、喝的等东西。 防化连部队就驻扎在文师校园里，好多战士跟我们中英班的关系都很好，我们相互以小组形式与战士们开展联谊活动。我们第一小组组织了一次骑自行车去西山郊游，有几个战士都跟我们一起去了。 我记得我还专门结识了一名战士，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个子不高，身体也比较瘦小，他说他是练举重的。我原以为练举重的人应该魁梧高大，但是我错了。他说那种魁梧高大的人举重是要吃亏的，因为你举起的重量要减除你自身的体重。另外，个子高的人举重时把杠铃举到肩上时要比个子矮的人费力一点，要多出一段距离。这是我对举重这项运动的初步认识。我们每次见面，他都会拿一块压缩饼干给我，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就把我买的一本医用英语语法书给了他。 我与王中 王中是我们中英班的同班同学，我和王中还有点不打不相识的一个小插曲。刚入学时，我们因高低床床位发生了争执，谁都想睡上床，不愿睡下床。经过一番争吵后还是王中占了上床，他个子比我大，他是城里长大的人，又当过上山下乡知青。 因为两个人睡同一张床，他上上下下或在床上活动，总会影响到我。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我们经常会说说话，慢慢地我们却成了朋友，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王中把一件他穿着已经有点小了的劳动布工装送我穿，我也经常让他跟我分享我妈给我弄的“泡浪油渣”，每顿打早点面条来，抓几块放进面条里特香、特好吃。 王中喜欢音乐、唱歌，弹得一手好吉他。他经常在晚饭后和周末时间在宿舍外面弹吉他，不仅男生们站在他周围欣赏他弹吉他，而且不少女生也被他的吉他声吸引过来驻足欣赏。 我和王中经常在一起，受他的影响，慢慢地也喜欢唱歌起来，跟王中一起唱歌，他也教我唱一些歌。我对乐器也很感兴趣，王中跟我住同一张床，他的吉他对我来说是近水楼台，可我不论怎么学都学不会。我哥会玩各种乐器，家里有二胡、笛子、三弦，我曾经也学过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同样是学了百回千回还是一样都没学会，我没有玩乐器的天赋。 我和王中经常一起散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王中下乡当过知青，比我见识多，经历的事也多一些。他说他的食指跟中指差不多一样长，这种人偷东西不易被逮着。我们就去蒋亚雄老师家房背后偷摘梨吃，尽管屋内亮着灯，没有人发现我们。 有一次，王中带我去文山盘龙河里洗澡，我们从文山县第二小学下面公路边那个地方下到河里。我是不会游泳的，我开始时只站在河边上用水洗洗身上，王中则游到河中间洗。后来王中拉着我到稍微靠近河中央的地方教我游泳，他双手扶着我的肚子，我用手划水，用脚蹬水学游泳。游着游着，王中却放开了双手，自个儿游走了。我一下子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手不听使唤，脚开始下沉，头也快完全没入水中。我害怕极了，我憋着气拼命地挣扎，呛了好几口水。后来，王中才游过来提着我的头，把我拉到了河边。其实，王中是故意这样做的，让我自个儿游，看我能不能游。 还有一次游泳，差不多要了命。这一次倒不是王中叫我去的，好象是差不多我们班的男生们都在场。大家去“八二部队”的游泳池里洗澡，由于我不会游泳，我同样是下到水池边上玩水，双手抓住水池边上的栏杆，让身体漂起来。水池里的水很深，站立起来几乎踩不到底。玩着玩着，不知我是想试着游泳还是怎么的，我却离开了水池边，水漂动的很大，我手又不会划水，脚又踩不着底，头完全没入水中。同学们见状后，抛来一个救生圈，我使劲抓住了救生圈，借助救生圈的浮力，我才慢慢回到游泳池边上，这一次也把我吓得够呛。这次我呛了好几口千人洗澡水，味道难喝死了，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读文师时，看电影还是很难得有机会。有时隔壁邻居“八二部队”放电影会通知学校，学校也会集合全校学生去观看，电影放映前，文师的学生还会与部队战士们互相拉拉歌唱。除此之外，就是学校包电影看，有时候去州电影院看，有时候去州影剧院看，每次看都是先发票，然后再集合队伍走着去看。我和王中有两晚上上晚自习时，偷着跑出去“八二部队”看电影。那是我们无意当中发现“八二部队”放电影，他们不是在广场上放映，而是在礼堂里放映，不对外开放。我俩就跑到他们礼堂外面的窗子处，踮着脚尖透过玻璃窗户看。看到的电影是《解放》，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当时看到画面上有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某地跟德国军队作战，德军出动的军队名称、人数、指挥官元帅是谁、飞机多少架、坦克多少辆以及苏军部队的相应情况统统交代的清清楚楚，令我大为惊奇，我还以为是适时战争纪录片呢，多年后才知道那是战后表演的。 我一直以为王中是文山人，因为读文师时，他就有家在文山城里，周末就回家。原来他爹在文山某银行工作，他也是在文山长大的，他上山下乡当知青也是在文山县的红甸公社。好像毕业之后我才了解到他是麻栗坡人，他家的房子就在麻栗坡县医院背后。 毕业那天，王中请我喝酒，我不胜酒力，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只知道我喝醉了，躺在学校操场上一堆木料下，昏睡了一下午，吐了一满地。 毕业后，我分回到麻栗坡县董干中学，王中分配到广南县第一中学，我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当时跟他一起分配到广南县城里另一所学校的同班同学还有刘跃芬，我对刘跃芬有好感，希望王中帮我介绍刘跃芬作为女朋友，王中也确实帮提出了，我跟刘跃芬通过一、二次信。最后，刘跃芬没有选择与我交往。 后来，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假期回来，途经麻栗坡县城，我都会到王中家找他，在他家蹭饭吃。吉他火的一塌糊涂那些年，我还碰到过王中在自己家里举办吉他培训班，学员很多，自然吸引了不少的女粉。王中弹吉他名气很大，在全文山州无人能敌，因为他曾在文山州吉他大赛中荣获第一名，可以称得上是文山州第一吉他手。 1988年4月我几经周折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几年后，王中也不知为何也从广南县一中调到麻栗坡县一中，我们又成为同事若干年。我的音乐细胞是王中激发出来的，时不时的高歌一曲。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期间，我们一起多次作为学校演唱队员参加县级组织的歌咏比赛。我对电影录音对白特感兴趣，有一次，学校开文艺晚会，我邀请王中跟我排演巴基斯坦还是印度电影《人世间》中法官与公诉人之间的对白片段，在麻栗坡县电影院给全校师生演出。再后来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直至退休，王中也就在麻栗坡县一中直到退休。 我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期间，对王中给予过帮助。王中从广南县一中调到麻栗坡县一中后，开始教了一年还是两年的英语，在停薪留职热时，王中也离开学校加入到停薪留职潮流中。后来收回来，他就没有教英语，就教劳技之类的课了。他的中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定也是难了有难，直到我在县一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经多次美言才评上。但是没有岗位，兑现不了工资，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了。 岁月流情谊留 （1978——2018） 长夜漫漫见曙光， 高考大船重启航。 独木桥上左右撞， 冲到对岸争上榜。 广阔天地放炮仗， Bye-bye 红心练兵场， 吻别高中花季期， 来自八县城镇乡， 汇聚文师中英班， 我们有缘成同窗。 二度寒来与暑往， 专学英语有方向。 晨背单词看谁早， 几多挑灯借烛光。 教室朗读扯开嗓， 课堂提问争先抢。 听说读写样样练， 兴趣小组课外忙。 大树花棚庇荫处， 看书不顾蚊叮伤。 学习间隙自娱乐， 高歌献舞展特长。 男生王中弹吉他， 醉倒多少校女郎。 文艺表演挑大梁， 代表学校更争光。 女生宿舍值赞赏， 楼前方便洗衣裳。 可怜男生人数少， 搭班合住没商量。 一搭中数女生楼， 男住底层女楼上。 二搭化大住平房， 旧屋一间靠操场。 同学门写总统府， 四面无窗闷得慌。 三搭语大地下室， 舞台底下显荒唐。 练功练琴又吊嗓， 朝朝免费听交响。 每月伙食定斤两， 面条米饭加杂粮。 打饭递出票一张， 师傅饭菜一起上。 校园生活苦枯燥， 骑车郊游缓紧张。 西山踏青赏春光， 郊外田野看稻黄。 偶尔前往影剧院， 学校统一看包场。 八二部队隔条路， 时有电影露天放。 学生自耕校农场， 抢种抢收支农忙。 情谊时时在加深， 知识天天在增长。 春秋两载一晃过， 奔东奔西奔边疆。 欢声笑语同学情， 四十年过也难忘。 蓦然回首问上苍， 青春流浪去何方？ 千呼万唤老同学， 银鬓雪发可安康？ 芳华不在莫悲伤， 《涛声依旧》送同窗。 同学情谊深似海， 化在歌中听我唱。 注：1.中英班有三类学生：一是回乡知识青年；二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三是高中在校生。2.中英班：中专英语班；中数：中专数学班；化大：化学大专班；语大：语文大专班。 2018年12月 了得，我的中英班 ——写在文师首届中专英语班 四十周年（1978——2018）同学聚会之际 恢复高考新篇翻， 四九英才聚文山。 咪哆吉他无人敌， 咪啋歌舞校之冠。 文师历史破天荒， 开山鼻祖英语班。 五人毕业教大专， 其余八县把英关。 注：1.四九：首届中专英语班共 四十九名学生。 2.咪哆：苗族语“男孩”； 咪啋：苗族语“女孩”。 鼻祖中英班赞 文师鼻祖中英班， 群英荟萃非笑谈。 前无学子相并论， 后无来者能追赶。 岂料次届成大专， 满身光环顿暗淡。 为求学历大专本， 几多同窗向上攀。 2018年11月 忆读文师 文师首届中英班， 三分之二州府人。 其余来自县乡镇， 寥寥无几是草根。 我本地道农家身， 平凡朴素默无闻。 书山学海任我行， 学校奖我笔记本。 周末回家没有门， 抄书打发苦更深。 何以未惧板凳冷？ 惟有书痴这般笨。 〔注〕 读文师时，赵跃同学从他的中学老师处借来一本《中国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我爱不释手。不能拥有，又购买不到，故萌生抄录全书之念头，后付诸行动。用两个我因学习优秀学校奖给我的笔记本抄录。赵跃是我读文师时的好友，他能文能武、能写能画、能唱能跳，可谓全才。我叫他题写了书名和目录。 28/01/2020于文山 赵跃题写的书名及目录 第九章董干中学教书 （1980.1——1987.7） 文师毕业分董干， 中学英语教八年。 开始就当班主任， 不怕困难勇向前。 满腔热血勤挥洒， 初中高中教个遍。 周六回家帮父母， 周日干活一整天。 常邀学生去我家， 帮做农活村民羡。 学有方法可仿效， 教无定法自钻研。 因材施教学先贤， 学生宿舍听写念。 组建英语俱乐部， 培养兴趣有实践。 了解男生睡前话， 先藏宿舍听表演。 该睡不睡还吵闹， 带出学校坐路边。 违纪学生就几个， 多少无辜受牵连。 明察秋毫施说教， 学生自知不狡辩。 全校集体早操前， 领生公路跑一遍。 教育教学双丰收， 用心用劲是关键。 三尺讲台路漫漫， 董干历练是本钱。 董干中学大门（2010年代） 剥削学生劳动力 文师中英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董干中学教书，那时土地已经下放到户，我家一大家人，只有三个人劳动，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几乎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回去帮家里干活。 春天种包谷，夏天薅鋤，秋天收包谷，星期六和星期天我都会叫一些学生跟我去我家帮助干活。 除此之外，那个时候在董干中学做饭都是用柴火，一般都是买柴烧。董干周围是没有柴山的，卖柴的大多是台子上、马鹿塘、耿家丫口等村寨的苗族同胞或用马驮或用人背到街上来卖。于是我就在用柴火方面打起了学生的主意，我想到学生家砍柴用车拉到董干中学来。 第一次是我当初38班班主任时，我叫南利的学生汪光兵和田茂林帮我烧炭，好像又叫了几个学生跟他们一起去。第二个星期六，我叫董干街上的学生找手推车去南利河边拉那些炭，在拉回到大丫口附近，又到公路边的山坡上砍了一些柴放到手推车上拉到了董干。过了好久，董干街上那个学生才说，那次拉炭和柴，他家手推车的轮胎都拉坏了，我感到很过意不去的。 第二次我叫几个学生一起去天平梁子砍柴扛到学生汪正良家公路边堆放着。那时学校有一辆手扶式拖拉机，第二天，我出了点油钱，叫学校的拖拉机把那些柴拉到了学校，这些柴烧了好长时间。 第三次是我教高23、24班，我当高23班班主任的时候，也是星期六，我叫了几个学生一起去普弄学生王昌福家，我们去普弄梁子那面砍柴扛来堆放在王昌福家旁边。回到学校后，同样是出点油钱给学校，找一天下午叫学校的拖拉机把柴拉回到董干中学。这次拉的比较多，后来开拖拉机的人告诉我说拖拉机的大梁都裂了，真是好险。 当年做的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为什么？我叫学生去帮我家干活计，又叫他们烧炭、砍柴，万一学生发生意外，砍柴烧炭引发山火等，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当年胆子真大，头脑太简单，只顾眼前利益，丝毫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我暗自庆幸我非常幸运，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命中吉星高照，有祖宗庇护，有菩萨保佑，一路走来，最终功成身退。 朱华的麻师同学 朱华她们麻栗坡县师范学校师四班有将近50个同学，毕业后有六个同学分到董干公社（后改为董干镇）工作。他们分别是：朱华、韦功菊、朱良国、郑传会、张邦崇和徐世珍。朱华和韦功菊分在董干中学，朱良国、郑传会和张邦崇分在董干小学，徐世珍分在董干公社兴隆寨小学。 徐世珍是朱华在读麻师时最好的朋友，分到董干来工作后，每逢赶街天，徐世珍都会来朱华那儿逗留。朱华还把她宿舍的钥匙拿一把给了徐世珍，她可以随便出入或住宿。同时徐世珍还是朱良国的女朋友。 他们刚分到董干时，有一段时间，张邦崇经常来朱华那儿坐一坐，有想跟朱华谈恋爱的意思。后来，由于我的介入，张邦崇就很少来朱华那儿了。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朱良国却跟徐世珍分手了，而跟郑传会好上了。我跟朱华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朱华看到好朋友徐世珍被朱良国甩掉后，就把她介绍给董干中学的王吉兴老师。结果，他们真的一拍即合成一家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徐世珍对朱华却象一般认识的人那样了。 韦功菊在读麻师时跟班上的同学有相好，同时她又是董干中学陈宗能老师的老相好，他们是铁厂老乡。韦功菊分到董干中学后，又跟几个年轻光棍乱了一阵。后因抵制不了不嫁给陈宗能就不能去云南师范大学进修的诱惑，最终嫁给了陈宗能。 朱良国在读麻师时，朱华就和他认作家门，朱良国称朱华为姐，自然朱华就把朱良国当作自家兄弟了。后来，我和朱华结婚后，我们与朱良国的爹妈、兄弟、妹子来往密切。我们叫朱良国家爹妈为叔叔、婶婶，他们还经常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朱良国家爹患半边风，我读云南大学时，我还帮叔叔去昆明金殿旁边的制药厂买过“灯盏花素片”。儿子杨柳长到三岁左右，还去跟朱良国家爹要钱买冰棒吃呢！我和朱华对朱良国的爹妈一直都像对自家的爹妈一样。后来，我们调离了董干，我回家都会时不时的去看望他们二位老人。即使叔叔去世了，有一次，我和朱华回董干做客，我们都去看望婶婶。我一个人回家，我都还单独去看过婶婶一、二次。 做红娘 我从文师毕业分到董干中学教书，当时与我年龄差不多的男青年很多，前前后后聚集了十多个，大家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但是，各单位的年轻女同志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打起灯笼都难找。我们那个年代从农村拼搏、挣扎出来工作的人，谁都想找一个吃国家粮的女朋友。哪怕她是站柜台卖货的也好，还是在单位上食堂或厨房煮饭的也好，只要有工作就行，要求并不算高。 我来董干中学的第二年，熊照兴老师把韦堂华从马林小学调进董干中学教初中语文，跟我搭档教同两个班。我们同为大龄男青年，互相帮忙介绍女朋友。其实，韦堂华在读文山州民族师范学校时处了一个女朋友叫查天芬，分工分在新寨公社（后改为新寨乡）新寨小学。后来，麻栗坡县一中教过查天芬的老师们把查天芬介绍给王富明，王富明也在麻栗坡县一中教书。就这样，查天芬就跟韦堂华分手，选择了王富明。 我有一个我们村姓杨的妹子叫杨昌菊，她当时高中毕业已被吸收为小学教师，她恰好就在新寨公社新寨小学，跟查天芬在一起。我就把杨昌菊介绍给韦堂华认识，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不久就确立恋爱关系，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其实，当年我给韦堂华介绍杨昌菊是有点违反民间传统习俗的。因为人们一般不会为跟自己同姓的女子做媒，人家会说是嫁不出去了才自家挑起“臭肉”卖。但是，为了帮助朋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冒着炮火寻医 1979年2月17日，中国展开对越自卫还击战，一个月后，中国军队撤出越南，越南军队迅速占领边境一线的一些山头。此后，双方摩擦一直不断。到1984年，摩擦升级到互相炮击。 1984年杨柳还未满周岁，不知怎么搞的，他夜间老是咳嗽。看起他睡得挺好的，突然一下子就咳嗽起来了，咳的挺可怜的。我和朱华因为杨柳的咳嗽争吵了不知多少次，朱华把杨柳的咳嗽归咎于我妈来照看那段时间落下的。她说下霜天，我妈每天都抱着杨柳出去外面大半天，又没有用抱褥包裹好，被冷伤了才导致的病根。我是有苦难言，杨柳咳嗽是事实，但要怪罪于我妈造成的，我心里不好受，我妈也感到很委屈。所以，我和朱华经常为此争吵。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朱华说杨柳的咳嗽是我妈传染给他的。我妈经常咳嗽，这是她的老毛病了，应该是老支气管炎。但我妈来帮看护过一段时间，因此就硬说是我妈传染给杨柳的咳嗽，我实在是有口难言，只能尽量找药医治。 治疗杨柳的咳嗽，我们除去镇医院开药来医治外，还遍访民间偏方和草药医生。 我家有个亲戚叫姚祖荣，我们称呼他为姨爹，他是个乡村小学教师，同时，他也是个草药医生，我去找他找药来治疗杨柳的咳嗽。他在靠近边境的小马林教书，小马林离中越边境很近，处于越南军队炮火射程内，也是属于当时越南军队的炮击范围。 很不凑巧，我去找这位姨爹时，正值中越军队边境互相炮击时。还好我去的那天没有打炮，但头一天打了。我到了小马林小学，找到了我姨爹。他说头一天打炮，炮弹落在学校附近爆炸了，操场上都散落有弹片，他还捡到一些拿给我看。他说炮弹落到一家人的猪圈房上，猪被炸死了，他领我去看了现场，猪圈炸塌了，被炸死的猪还躺在猪圈里，场面挺吓人的，如今仍然记忆犹新。 杨柳的咳嗽毛病一直持续着，经常咳嗽，如果感冒，咳嗽就更加厉害，我们也很头疼。他只要咳嗽发作，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 我上云南大学读书了，县教育局把朱华从董干中学掉到了董干小学，董干小学又将朱华调到白沙杠村小。在白沙杠朱华认识了一位姓谢的村民，他懂草药。杨柳咳嗽时，朱华请他找了几副草药来熬吃了，效果还挺好，从此我们就常常叫这位村民帮找药治疗杨柳的咳嗽，后来，朱华调回了董干中学了，一旦杨柳咳嗽她就请这位谢医生找药医治。即使在后来我们调到麻栗坡县一中，杨柳中考前咳嗽得很严重，朱华都又耽误工作，坐班车去董干白沙杠谢家拿药来医治。 迁坟 迁坟这个事与我爹小时候有关。对于我爹的成长经历，在他时不时讲起的那些年我没有好好的听过，也没有关注过或询问过。只零零星星的记得他说过：他四岁没有爹，六岁没有妈，他们有两兄弟，他是弟弟，好像他们是寄人篱下长大的。还听他说过，我奶奶去世时，由于我爹他们两兄弟还年幼，是他们的叔叔帮操办安葬的。他说：那位叔叔说他就随便把我奶奶下葬，待我爹他们两兄弟有能力了再重新择地安葬吧。 我奶奶安葬后就是若干年。我爹从旧社会历经磨难，当过中央军，走南闯北，参加过土匪后脱离，参加过农协会、减租退押，迎来解放，又历经清匪反霸、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社会变迁，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直到人民公社解体，土地下放到户的八十年代，我爹才计划迁我奶奶的坟。 迁我奶奶的坟还有另一个因素，当时我的哥已经进监狱坐牢了。据说我哥早就请人算过命，算命的人说我哥会因我奶奶所葬之地而吃亏，结果他真的倒霉还蹲班房了。 我爹决定将我奶奶的坟迁到我家房子后面的自留地里，六十年代初饿饭时，我婆去世就葬在那里了。随后，我爹就请来了风水先生到我家自留地里确定将我奶奶的坟迁来安放的具体位置，那时我已经在董干中学工作了，风水先生来看地那天，好像是周末，我碰巧也从学校回到家，也看到风水先生看地了。 将我奶奶的坟迁到我家房子后面自留地里来，本来是一件人们很少做的，除非迫不得已才做的普通事情，但是，实施起来可谓是一波三折，受到层层阻挠，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实现。这是为什么呢？ 我家居于后头山脚，房屋座西向东，我家的位置高于其他同向人家的房屋。我们把我奶奶的坟迁来安放也是跟房屋同朝向，那些人家就说，不让我家奶奶的坟向从他们家的房屋上方打过。在寨子对面居住的人家更是百般阻挠不让我奶奶的坟朝向他们。农村这种愚昧的思想，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但又确确实实让我们焦头烂额。 我家要把我奶奶的坟迁到我家自留地来差不多遭到全村人的反对，此事在全村、寨邻炒得沸沸扬扬。全村人越是反对阻挠不让我家把我奶奶的坟迁来我家后面的自留地，我爹越是坚定决心就是要把我奶奶的坟迁到那里来。 于是，我爹与他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那些反对的村民扬言我家要把我奶奶的坟迁到我家后面的自留地里来是万万不行的，他们是坚决不同意，不会让我们家达到目的的。 这些反对的村民，他们不仅公开联合起来不准我家把我奶的坟迁到我家后面自留地里来，他们还到者挖大队反映他们的主张，要求大队干部出面来说服我爹不要把我奶的坟迁到我家后面自留地里来。 者挖大队的干部晏文武支书、王兴荣大队长、马红林文书确实按那些反对村民的请求，亲自到我家来做我爹的工作。本来还有一位者挖大队的民兵营长杨光济，他是我们村的人，他就是反对强烈又坚决的人，为了避嫌，他当然就没有露面了。 他们三个大队干部来到我家，我爹热情招待他们，还倒酒给他们喝。他们对我爹说：人家半个村的村民都反对、不同意、不允许你家把那个老人的坟迁到你家后面的自留地里来，你还是不要把坟迁到那里了。我爹说：“我就是要把它迁到这里来，我看哪个敢来阻挡？”他们说：人家会背起枪来。到时候你叫我们来，我们也不会来。我爹说：“你们不来更好，到时候不论哪个来，我一挖锄一个，挖死他在这点。他背起枪来，我才不怕呢，我把他的枪两抌抌抌断它。你拿那个枪是打敌人的，你拿那个枪来干什么？你们说你们不来，到时候我干翻几个在这点，你们不来？你们还给我来快点！”说完，把酒收了起来又说：“没有酒给你们喝。”就这样，三个大队干部没什么好说的，只好灰溜溜的一走了之，不再过问此事了。之后，我爹按计划如期迁我奶的坟。 我爹先去跟人买了一棵杉树，把最粗大的那一段做成一合完整的棺材，用来装敛我奶的遗骨。棺材做好后，择日迁坟。 迁坟的时候，我在董干中学工作。我回到家的头两天我爹他们就把我奶的遗骨取出放在棺材里，已经抬到我家外面停放着了，只等着第二天下午按所择吉时良辰下葬。 重新下葬那天，我爹请了不少村民来帮忙，包括那些反对的村民。当然还找了不少附近村寨的亲戚、朋友。摆午饭给村民们吃的时候，我、我爹和兴隆寨的陈华五舅、陈嘉隆大舅等就把装有我奶遗骨的棺材扛去放进我家后面自留地早已挖好的坑里了，用土覆盖好，在周围还砌了些石头。 奇怪得很，一切很顺利，村民们吃完饭上去看现场时，那些曾经大吵着不准安放朝他们房屋上方打过或朝向他们房屋的村民，蹲在新坟处向坟前方望了望，大多没说什么，帮忙砌坟和立碑的人们只管忙碌着。 突然，一位老者上来阻拦，大声嚷着不准葬在那里，不准坟墓从她家房梁上打过。这个老者是我们的六奶。一下子，那些反对的村民就发言了，一个个的跳出来说不准坟墓从他们的房梁上打过，不准坟墓朝向他们的房屋。顿时，现场就乱了，砌坟立碑的人也就停下来了。 其中反对的人叫嚣要用大锤把石碑砸烂。这时，陈嘉隆大舅说：“好！现在在这里，既有大队的干部（杨光济是大队民兵营长），也有董干派出所的干部（杨光润是董干派出所干警）。（手提大锤）来！大锤在这里，你们尽管砸！” 陈嘉隆大舅这么一说，那些反对的村民渐渐的声音小下来了或直接不吭声了，因为他们知道陈嘉隆是个懂道理、懂政策的人，在方圆十里八乡是有威望的人。这时，只有我们的六奶一个人还站在高处叫骂不停。帮忙砌坟立碑的人又继续干活了，陈嘉隆大舅、陈华五舅等他们看见那些反对的村民已经闹不起势就走了。他们走到杨家丫口上坐着观看好半天才回家。 事情到此，我家迁坟的事算是尘埃落定。过后，我反思我家迁坟之所以遭遇这么大的阻碍，其实是我爹“聪明反被聪明误”所导致的。 我爹虽然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的大脑好用到无以伦比的地步。他自小年幼历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饱经世间人情冷暖。他走南闯北，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练就了遇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泰然处之的心态。特别是他天生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加上他人生感悟“手捏锄头把，犯法都不大”的信念，他才没把迁我奶奶的坟来我家后面的自留地里遇到的这些阻碍当回事。他早就胸有成竹，那些阻碍和困难最终都将化为乌有。 为什么我说我家迁坟这件事遇到的阻碍是我爹“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我爹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聪明伶俐和过耳不忘的天赋使他知道和懂得的东西比别人多得多，同时他也毫不掩饰、自鸣得意的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他时不时的会谈到他当中央军时，听到人家教授日语的情景。我学过日语，对比起来，他说的日语假名（即日语字母名）和一些日语单词，确实是有模有样，完全正确的。 我家迁坟遇到的阻碍也是他经常讲起他在他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而引起的。 我爹是来我外公家的上门女婿，他跟我妈结婚时还是解放前，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客栈，供一些赶马客商居住，这些客商来往于中国和越南的普榜。 这些赶马客商中有好些是四川人，其中有一个叫宋青银的人能掐会算、特别会看风水，经常跟我爹妈讲他掐算到的或他看到的情况，经过事后的验证，宋青银说的都是对的。这些赶马客商当年来往于中国和越南还配戴着枪支呢。我爹多次说到，有一天夜里，有盗贼来拔开我家的篱笆墙，我爹听到响声，抓起宋青银留下的手枪，扣动扳机，枪响了，盗贼吓跑了。我爹点灯一看，子弹打穿了他的裤子，通了两个洞。有一个在我家逗留过的赶马客商回四川买田买地，解放后土地改革，划阶级成份被划为地主。结果土地被没收了，他还给我爹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到：千年田地八百主，白来银钱水推沙。 六十年代中期，我爹带着我们村的几个村民去上八二姨妈家帮助她家进行房屋整修。他发现二姨妈家房背后有一座坟，联想到他知道的有关坟墓风水影响住房人家家运方面的东西。于是，他就大讲特讲房屋挡着坟墓朝向或坟墓朝向从房屋上方打过会有什么什么的不好，对居住人家会产生怎样怎样的不吉后果等，他讲的这些东西给村里人很深的印象。因此，到我们家要把我奶的坟迁到我家后面自留地里，坟的朝向居高临下的从一些村民房屋上方打过或朝向村民的房屋，村民们就自然而然的，牵强附会地群起而反对。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家迁坟遭遇的阻碍也可以说是我爹“祸从口出”。 我家迁坟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封口嘴”。为防止下葬那天有人跳出来捣乱、阻挠、说三道四等，我爹妈请陈华五舅用他知道的民间术数进行“封口嘴”。有趣的是：事过之后，他们才回忆，当时他们“封口嘴”时，漏封了我家六奶，也就是没有把她计算在内。 我家迁坟这件事，虽然遇到这么大的莫名其妙的阻力，但是在我爹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魄下，成功的化险为夷。因此，之后我爹就给我出了一道思考题：他百年归世要葬在我家后面的自留地里，看我能不能办到？ 在随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时不时的跟我爹讨论他给我出的这道思考题。我对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如果到时候仍然有人出来反对的话，找不到人来帮忙，只有我们孝子自己把你拿到那里去安放，请你理解和原谅。” 虽然最后我爹去世没有安葬在我家后面的自留地里，但是他出给我的这道思考题确确实实困扰了我很长时间。 董干中学礼堂前假山水池留影 第十章读云大 （1984.9——1986.7） 成人高考刚起航， 与时俱进再上场。 独木桥上争先抢， 云大录取高中榜。 英语专业正规学， 听说读写才像样。 语音语法词汇学， 文学翻译门门上。 废寝忘食非夸张， 白天黑夜全用上。 不惜时间加汗水， 更战日光加灯光。 争分夺秒两春秋， 英语知识猛增长。 尔后工作鱼得水， 游刃有余又顺畅。 毕业自序 回首寒来暑往二十七， 征途坎坷坷坎多惨戚。 纵有平定乾坤之绝技， 怎奈生不逢时之运气。 自古君臣黎民难相比， 凡事知足常乐慰自己。 莫叹流水落花春去矣， 笑看满园春色尽桃李。 注：之前工作，五年有余。时虽不长，凄风苦雨。志气凌云，伯乐不遇。而今添羽，即将返旅。前路几许，故有此序。 毕业记念 年/近而立精力旺， 青/春作伴好还乡。 人/寻位置各相异， 志/在千里驰疆场。 当/代英雄洒热血， 存/亡攸关国民强。 高/山垂首敬忠魂， 远/源流长万古芳。 注：1. 内含“年青人志当存高远”。 2. 背景：我来自麻栗坡县中越边境线 上。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实施 自卫还击战，一个月后，中国军队 撤出回到国内，越南军队迅速占领 麻栗坡县边境线上的老山、者阴山 等山。1984年4月又打响了收复老 山、者阴山等山的战斗。1986年我 云南大学毕业时，正值中国人民解 放军老山十年轮战正酣时期。 读云大时在宿舍看书 云大学习和生活 1984年成人高考首度开启，我报名参加考试，董干中学还有一个数学老师骆开兴也报名参加考试。当年的考点全州只设一个，我们都上州府考试，考场在文山州一中。我还记得第一场考试语文结束后，考生们走出州一中，人们在说有一个考生卷子考错了，那个人好像就是刘锦能。我考的非常好，被顺利录取，而骆开兴却落榜了，以后再也没有参加成人高考。 当年是第一次全国首次开始成人高考，整个云南省只开设一个英语专修班，招收50人左右，由云南大学开办。所以我们这一届云南大学英语专修科的学生是荟萃了云南全境英语各路精英，遗憾的是我们的学历是大专，第二年招的英语专修科学生学历是本科。尽管云南大学外语系领导向省教委反映说把我们第一届英语专修科的学历改成本科，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我们的学历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历一直开我的玩笑，当年读文师时，我们是开山鼻祖中专英语班，第二届就是大专英语班，学校领导也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把我们转成大专班。结果也是未能实现。对于学历问题，我一直耿耿于怀，云大还未毕业，我就去学校函授部咨询有没有英语本科函授，回答没有，不要说英语本科函授，英语专业还没有开设函授课程。我又去云南师范大学函授部咨询，同样是没有英语本科函授，也是没有开设英语专业函授课程。过了将近十年，各大学逐步开设了英语本科函授，可那时，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惰性剧增，早没了提高学历的锐气，当年那种誓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所以，再没有去报名参加考试读书提高学历，就让大专这个尴尬的学历伴随一生。因此也导致了不能申报中学特级教师的终生遗憾。 我去云大报到的那一天，从文山坐客车到达昆明汽车西站已经天黑了，我知道云大离西站并不远，于是我背起被褥行李，扛着一个大箱子就往云大走去。 进入云大，来到学校礼堂门口，新生接待处已经拆了，人们正急急忙忙的进入礼堂看电影。还好有一个人，可能是负责接待新生的人，也可能是学生会的人，他安排我当晚先住在学校招待所，第二天再去办报到手续，学校招待所就紧挨着礼堂。就这样我便开始了云大的学习生活。 我们吃住在东二院，东二院是在学校外面。上课是在四合院，听力课在北院。北院也是在学校外面，不过仅隔一条大马路。 每天早晨起床后，洗漱完毕就去食堂打早点吃，一般都是面条、包子之类的东西。然后背起书包就去四合院周围，钟楼周围，水池旁，银杏道边读背英语单词。 每天上午上四节课，午饭可在离四合院不远处的食堂吃，也可以回东二院吃。下午很少有课，一般是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或是在四合院或北院找空教室自习，或是去北院语音室听英语录音。 每天晚饭后，天黑前，我们又背着书包到校园里的钟楼周围，银杏道旁，水池边，草坪上看书或记背单词。天黑了，我们或去图书馆学习，或去教室学习。每天晚上都差不多十点左右才回东二院的宿舍睡觉。 我在云大的学习可以说是疯狂的，废寝忘食的。我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东二院对面的学校田径运动场跑步锻练，然后才吃早点，吃了早点就带上吃饭的大口缸赶去四合院。上午上完四节课后，就在四合院附近的食堂打午饭吃，吃了午饭，立马去空教室看书学习，我偶尔也去图书馆看书学习。这一坐就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直到五点多六点才回东二院吃晚饭。吃了晚饭，又背起书包走回到校园里看书或记背单词，有时候参加同学们在排球场托排球玩。天黑了，我又去教室看书学习到教室熄灯才回东二院宿舍睡觉，又是将近四个小时的学习。在北院的教室里学习，我几乎每晚都等到巡楼熄灯员来关灯才回东二院。回到东二院宿舍，灯也是早就熄了，我还去校外承包食堂打碗夜宵吃了才睡觉，夜宵一般也是面条。 下午如果有课，我就回宿舍。舍友们都睡午觉了，我关上蚊帐，躺在床上看书，几乎没睡过午觉。有意思的是，我利用午睡时间去逛昆明城。可以说，在云大读书两年，我逛遍了昆明市区的大街小巷。 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很少。一般周末星期六晚上，云大礼堂会放映电影，我们会去买票看电影，平时也会去学校附近的圆通电影院或新建设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不过，我们宿舍八个人有六个喜欢打拱猪。我们打起拱猪来可以说是打的天昏地黑，不分工作日或周末，见缝插针的打。把饭一打来，一边吃饭一边打。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打对家，两个人还讲究合作。打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就是钻桌子底下，输家在钻桌子底下时，赢家噼里啪啦拍打桌面，哈哈大笑。有时晚上宿舍熄灯了，我们点起蜡烛打拱猪，我们是乐此不彼啊！好笑得很，我的学生赵云在云南师范大学读书，他每次去找我，我都在打拱猪。 除此之外，有时候我们也去逛逛公园。圆通山动物园就在东二院后面，很方便。翠湖就在云大门口，到翠湖逛逛，沿着翠湖边上散散步是常有的事。期末考试前，我们还会去公园里复习。 我在云大读书期间，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思想上不断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断增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1985年我获得云南大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云南大学共青团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85年12月我被党组织吸收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在云南大学读书印象最深的是我认识了中华民族较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小时候只知道过“八月十五”，饼子吃过，但不知道月饼之类的东西。吃黑桃，吃栗子，吃花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农村土产，没觉得有什么特别。还有一个八、九岁时候的模糊记忆: “八月十五耍瓜瓜香。”就是拿一个南瓜，把香点燃插在南瓜上，再拿一根木棍插在南瓜上，然后手提着这个瓜瓜香去跟小伙伴们玩耍，我依稀记得我外公帮我做过一个瓜瓜香，我拿出去玩。 我们那里的农村对中秋节并不很重视。到了云大读书，进了大城市昆明，才算是真正认识了中秋节。中秋节那天，学校给每个学生都发了几个月饼。晚上我们宿舍的舍友相约去翠湖公园赏月，结果进了翠湖公园才使我大为惊讶，公园里哪里还有空地方让我们坐下来赏月，全部都被占满了，听说有些人是下午就去公园里占地方了，不知道城市的人们对中秋节是如此的重视。 第二年中秋节依然火爆。那天下午，我特意去东风路溜达一趟，所感受到的是各大、小商店里的饼子都被抢购一空，那年月，国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 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外语系组织的一次活动也是记忆犹新，那就是两天的夏游。 外语系系主任杨志达是云南省江川人，非常朴素的一位教授，我很钦佩他，昆明各新华书店和昆明外文书店都有他的《现代英语惯用法》译著卖，我买了一本。外语系组织的这次夏游就是去游江川，游澄江。 第一天我们去游江川。江川是鱼米之乡，江川的抗浪鱼非常有名，非常好吃。我们去看江川捕鱼农民怎样捕抗浪鱼，品尝抗浪鱼。晚上，外语系的女生们准备了一些文艺节目给当地的农民们演出。当晚全系学生就分散在农民家里住宿。 第二天我们去游抚仙湖。抚仙湖是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在全国都是很有名气，其水质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乘坐游船游抚仙湖，那种清新、凉爽、悦情的惬意是难以言表。那种四周都是水天一色的旷达感也是令人耳目一新。游船围着猴岛转了一圈，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猴子在山上、树上、岩石上追逐、嬉戏、打闹，很是赏心悦目。 感恩舍友 夜半三更肾绞痛， 床上打滚腰如弓。 呻吟惊扰舍友梦， 七脚八手把医送。 前世有缘住一室， 乐融相处似弟兄。 两载时光去匆匆， 点滴关怀记胸中。 贪财的代价 1985年暑假，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没有回家。朱华带着杨柳跟杨昌育去云大看我，杨昌育是去昆明云南师范大学改高考试卷。我带着朱华母子游览了昆明西山龙门、大观楼、金殿、筇竹寺、翠湖、圆通山动物园等，玩了十来天后我才陪她们母子回董干中学。 有一天，我们刚从云南大学东二院出来到云南民族大学门前的岔路口，碰到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块黄颜色的表。那年轻人说他拿的是一块金表，是军队上军官用的。他从外地来，他急着用钱，想尽快的把表卖掉，他要600块钱。我们说没有钱。这时，旁边马上就走过来一个昆明本地人。他一看: “哎哟！金表，要多少钱？”那人说: “600块。”那个昆明人问我们要不要，我们说没有钱。他说他去银行取钱来，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我们也是鬼迷心窍，觉得金表是很值钱的，就这样眼睁睁的让金表被别人买走很可惜。于是就跟那年轻人讨价还价，最后用我的一块日本精工表和朱华的一块老上海表，再补他几十块钱把他的金表换过来了，心里感到喜滋滋的，觉得赚大钱了。结果是上当受骗了，那黄色的金表是当时从海外走私来的“独钻表”，也叫“粗马”表，至多值五十元，我们真是有苦难言。我的那块日本精工表是我刚开始工作那两年几乎全部的工资买的，还是叫董干中学的同事从重庆买来的。朱华那块上海表是她父亲给她的礼物和留念。我们才涉入社会不久就上这么大的当，吃了这么大的亏，真是欲哭无泪，教训刻骨铭心。 此后，我们再也不贪财了。我家父亲经常说: “贪财必有害。” 如果当时耳边响起父亲这句话就好了，也许就不会被骗了。这次受骗的代价实在太大，随后好几年我都没买手表戴。又到了我们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好几年了，我才在麻栗坡县土产公司的门市部买了一块同样的日本精工牌双历自动表。 后来我就学乖了，见钱掉在地上我都不捡了。 有一年，我上昆明开高考研讨会，从麻栗坡坐夜班车到昆明下车后，我走路去云南师范大学报到，大概八点左右，我走到书林街，突然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迎面而来，经过我身边时，自行车上掉下一沓钱，我看到了，没有停下来，骑自行车的人也往前走了，街边小店门前有一个人看到了也没有过来捡。 我有了前次的教训，我不去捡，也不停下脚步，反而还大步大步的往前走，也不回头看，生怕人家追上来害自己。多年后才在媒体上了解到那是人家设的陷阱，你只要伸手去捡钱，你就上当了，你就说不清了。我庆幸我很聪明，当年没有去捡钱。 另外有一件事也是在我去昆明开高考研讨会时发生的，这次是有关差一点就丢失钱的事。我觉得我在昆明读了两年书，我非常熟悉昆明，我去哪儿都是大大咧咧的，毫不害怕钱会丢失或是被偷。 那一年我去昆明开高考研讨会，顺便带一只腊猪脚去给昆明肿瘤医院的一位当年跟我们在董干中学一起教书的老同事。 我坐公交车去找她，我穿着一套西装去，那套西装有点小，我没有扣纽扣。我上车后，挎包里背着腊猪脚，一只手抓着车里的横杆。有一阵子，我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我腋下动了动，我注意到了，看到我身边有个人往车子另一头去了，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我到达那老同事家，我才注意到我西装左面胸袋那边有点不对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的西装胸袋被人从衣服腋下里子处划了一刀，我的钱就装在胸袋里，差不多要掉下去了。这时我才发现社会不同了，时时刻刻都要小心自己的财物，不要再大大咧咧的了。 走夜路 读云南大学期间，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就走了一回夜路。家在董干，那年头从昆明回到董干挺不容易的，要三天时间才到董干，最少都要两天。 选择三天到达是这样走: 第一天从昆明汽车客运西站坐长途客车到文山住一夜，第二天从文山到麻栗坡。虽然文山到麻栗坡并不远，但那时候麻栗坡开往董干的班车每天只有早上一班，到麻栗坡又不得不住一夜。第三天才能从麻栗坡坐车到董干。 选择两天到达是这样走: 晚上在昆明火车北站坐小火车到开远，天亮后下火车奔向开远汽车客运站赶开往文山的早班车。到达文山后已是下午，再买从文山开往麻栗坡的班车，到达麻栗坡住一夜，第二天从麻栗坡坐班车到董干。 说起从昆明北站坐小火车，我也是记忆犹新。每次去坐火车都是站票，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合部，摇摇晃晃地站一夜到亮，煞是辛苦，但又不得不去受这样的罪，因为那是回家唯一最快的方式。 那时候从昆明开往文山的客车非常少。我记得有一年放寒假，小西门云南饭店岔路口的那个客运站挤满了各个地区要回家的学生。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还没有加班车来，我心急如焚的等着，天黑了等来一张卡车代班车。卡车连晚连夜的开到文山，我们乘客坐在车厢里东倒西歪，我还给小孩买了一辆儿童三轮车，在车里摇摇晃晃，那些螺丝钉都全部抖松掉了。 这次走夜路是这样发生的。我从昆明来到麻栗坡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班车回董干。当时正值雨季和修路，从八布方向去的公路或修路或塌方事先就知道通行不了了，班车绕道从西畴方向走。不料，班车刚到达西畴县城，就传来公路前方也通行不了了，班车就停在西畴县城了。 怎么办？是在西畴县城住下来等路通吗？谁也不知道公路什么时候会通？一天、两天或更长？ 大姨妈家就在西畴县城里，我去大姨妈家坐了一会儿，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我本来就归心似箭，在路上是一点也不想耽误停留的，反正这路明天是肯定通不了的，即便住一夜天亮了还得步行回家，不如现在就走，连晚连夜的走，明天上午就可以走到董干了。于是，我就起身离开了大姨妈家，踏上了回董干的远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到过大姨妈家。 这时已经是下午了，几点钟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是时间不早了。既然是下定决心走夜路，我就什么都不顾了，一心只想早一点回到董干的家。 我当时穿着皮鞋，背一个大挎包，包里还装着两个饵块粑和其他别的东西。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当时正是雨季，从西畴到铁厂这一段几乎都在修路，公路上积水一洼一洼的，新挖出的泥土都形成了泥滩，白天还看得清选择着往哪儿迈步，天黑了就看不清了。 夜晚很寂静，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只听见我踩着水和稀泥滩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时不时会经过路边修路工人搭的工棚，里面有人说话，我什么都不怕。 就这样顺着公路走啊走啊。从西畴县城到董马这一段路倒还有些印象，因为小时候走过，而从董马到铁厂这段公路是全陌生的，也才通车没多长时间。当年跟两个姨爹去大姨妈家参加大老表的婚礼时，好像听他们讲到，铁厂到董马之间的七角巷，曾经是盗贼常出没的地方，但我也没管着了，况且还是晚上，我又不知道哪里是七角巷。 走到哪儿天亮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走到坪子与去新寨岔路口处遇到了我教的一个学生叫李再田，他已经当代课教师了，他也走路去董干。时间差不多是十点多十一点了，我已经相当疲惫，几乎走不动了，两条腿都直了，不能弯曲了。可是距董干还有一小段路，不能停下来，还得继续往前走，一旦停下来歇一歇就再也走不动了。所以，我坚持往前迈腿，慢慢的拖着脚走。 那天，大概中午时分，我终于走到董干中学——我的家啦！ 这次走夜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感觉我胆子真够大的，独自一人走这么远的路。现在想起来我还真有些后怕，当时敢一个人走这么远的夜路，那是在昆明读书半年，实在是想家了，家的吸引力是无穷的。 探监 我家有两弟兄，我和我哥。我和我哥生肖一样——属狗，我哥刚好比我大一个小轮回——十二岁。我妈健在时期经常说我和我哥就是筷子一双，意思就是没有多余的，二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小时候，我特崇拜我哥。我哥聪明好学，读书很，能写会画，字写得好，画什么像什么，吹拉弹唱都会。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我哥比我厉害、比我强，我没有他聪明。我跟我哥一起割过草、砍过柴、做过不少农活，也一起进行玩耍。我还记得我对我哥做过一次恶作剧。那是一天晚上，我俩去外面玩耍回来，我走在前面，离他有一段距离。我家小水井那儿周围的大树茂密，掩盖了上去我家的那段路，我突然抓起一把泥巴朝树林撒去，泥巴稀里哗啦从我哥头上掉下来，我哥以为是鬼撒泥巴，把他吓坏了。后来他知道是我撒的泥巴，很生气地训斥了我几句。 小时候，我哥在家的时候并不多。他在董干中学读书期间就遇上搞文化大革命并参与其中，在学校还多呆了一年，后来他又被叫去董干小学代课。所以，我哥他很少回家。我记得我哥在家最长的一段时间好像是他患什么病，不得不呆在家里吃草药医治。 我还在董干中学读高中时，我哥就不知怎么回事到新寨公社代课，最后是在摆谷小学代课。我记得有一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还和董干中学高七、八班的新寨公社老马街方向的同学去摆谷找我哥要过钱。在那里，我看见我哥床上放着一本小说《小城春秋》，第二天早饭还吃到香味难忘的鸡枞菌。饭后，我哥给我五块钱，我就和那些同学返回董干中学了。那时候，五块钱够我在学校花一个多月了。 我对我哥回到家中的一个现象特别记忆犹新。那就是他喜欢睡懒觉，大早上了还不起床，每次我爹都因此而发火。我爹叫了他半天，我哥才慢腾腾的起床，起床后又干咳好一阵子。那些年，我对我哥的这个习惯也感到有些纳闷，他为什么不主动早一点起床呢？老是让我爹生气。 时间来到了七十年代末，那时恢复高考了，我已经考起文师中专英语班了。我哥代了十多年的课，仍然是个代课教师，没能转正。后来还因被人诬告强奸幼女，被拘押在麻栗坡县看守所。在此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家没有任何人去看过他。大约是1980年，我哥被人家起诉，被判刑十五年，送进昆明第二监狱服刑。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哥的狱友、老乡、老表张贵逸刑满释放，他回家来时带来了我哥的刑事判决书和他写的申诉材料。我重新整理那些材料，为我哥进行申诉，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投递了好几次申诉材料。可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我哥在服刑期间也时不时的写封把家信，信中常常透露出他的无奈、无助，对老人不能尽孝，对子女尽不了扶养责任，显得悲观、茫然，给人有气无力的感觉。我回信总是鼓励他，给予他信心，希望他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出来与家人团聚。 我知道我哥的不幸遭遇对我爹妈的打击非常大。我哥有三个子女，全都未成年，最大的才十岁。本来是我哥自己要把他们养大成人，但他却坐牢了，把子女养大成人就无从谈起了。虽说还有我大嫂，但我大嫂是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下地干活，不知道怎样经营人情世故，要怎么养大三个子女谈何容易。现在这个担子就落在我爹妈身上了。我爹妈为了给儿子争气，默默的付出，不把我哥的三个子女扶养成人誓不罢休。 我哥的不幸遭遇，我同样难过，也无能为力。他递出来的申诉材料，我都尽我的能力多次向麻栗坡县人民法院重新申诉了，可是法院始终未予受理，对他的判决和刑期没有起到丝毫半点的改变作用。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安慰他，给他鼓劲，希望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家与父母、妻儿和家人团聚。 时间又到了1984年，我参加成人高考考起了云南大学。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我萌发了想去云南省第二监狱探视我哥的念头。俗话说：兄弟是手足，兄弟情是手足情，兄弟关系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俗话还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怎样才能看到服刑的哥哥呢？ 我通过打听得知，要到监狱探望服刑的亲人，要持有探视人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开具的证明才能进行探视。 可是，我想去探视的时候又不方便回家来打证明。于是，我就去云南大学保卫处提出申请说我想去云南省第二监狱探视我服刑的哥哥，希望他们帮打个证明。结果，云南大学保卫处，挺同情我，很理解我要回到麻栗坡县上打证明的难处，同意给我打探视证明。就这样，在云南大学读书两年，我两次去云南省第二监狱探望我的哥哥。 每次去探望我哥之前，我都先到新华书店买一些我哥喜欢看的书籍，像医学、绘画之类的书。同时告诉他，家里父母的身体情况，他的子女上学、成长情况，家里要办的事或已办的事的情况以及家庭生产、生活等情况。 每次去探视时，进了监狱大门，递交了探视证明，监狱管理干部告诉我到接见室等待接见。一会儿后，监狱管理干警就把我哥领到接见室来了。我先拿出我买给我哥看的书，监狱干警查看后递给了他，接下来，我们哥俩便开始交谈，监狱干警在一旁等着。我们交谈个把小时后，接见就结束了，监狱干警把我哥带离接见室，我也就离开监狱，回云南大学了。 我哥在监狱服刑期间，对我的学习和工作还是挺关心的，他还让监狱管教干部到昆明外文书店买了不少英语学习和英语参考书籍邮寄来给我。好长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哥在服刑期间，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做到，觉得对不起他，也就是从来没有给他寄过家里腊肉之类的东西。 岁月流情谊留 （1986——2018） 八四考场铃声响， 独木桥上左右撞。 挤倒无数掉下河， 冲到对岸争上榜。 来到云南大学堂， 我们有缘成同窗。 二度寒来与暑往， 校园穿梭求学忙。 听说读写样样练， 语音语法词汇上。 吃完早点备书包， 装笔书本大口缸。 全神贯注四节课， 放学午餐校食堂。 下午正课极其少， 自学为主不用慌。 饭毕寻找空教室， 埋头直到晚餐凉。 图书馆前等开门， 教室挑灯更家常。 银杏道旁留身影， 读背增加词汇量。 钟楼水池草坪上， 低头看书四周逛。 期末复习上公园， 清静气爽好思想。 偶游翠湖圆通山， 放松心情缓紧张。 学习工作须健康， 晨起锻练跑操场。 文娱活动缺单一， 周末电影校礼堂。 最大娱乐打扑克， 见缝插针拱猪忙。 赢者拍手哈哈笑， 拍打桌面震天响。 输家须钻桌底下， 屈身似狗装笑样。 唯一郊游去澄江， 正宗农家品抗浪。 学生住宿东二院， 离校隔路又隔墙。 早晨上课提前走， 晚行迟到没商量。 伙食自买饭菜票， 菜票论角饭论两。 蔬菜肉类加鸡蛋， 米饭面食为主粮。 曾经有年中秋节， 翠湖寻地把月赏。 情谊时时在加深， 知识天天在增长。 春秋两载一晃过， 奔东奔西奔边疆。 欢声笑语同学情， 卅二年过也难忘。 蓦然回首问上苍， 青春流浪去何方？ 千呼万唤老同学， 霜鬓雪发可安康？ 芳华不在莫悲伤， 《涛声依旧》送同窗。 同学情谊深似海， 化在歌中听我唱。 注：1.八四考场：一九八四年首届成人高考。2.抗浪：江川有名的抗浪鱼。 赞首届英专修 云大首届英专修， 荟萃全滇英一流。 千锤百炼钢中钢， 要多优秀多优秀。 岂料次届成本科， 无奈苦笑两春秋。 毕业即忧专升本， 命运若公上天求！ 2018年12月 再回首 （——写在2018年10月 同学在昆明永安聚会之后） 卅二年前会泽院， 风雨无阻四合院。 遇上听力奔北院， 吃住娱乐东二院。 往来穿梭三院间， 求知若渴不知倦。 樱花银杏两轮回， 羽丰翼满飞高远。 〔注〕 1. 会泽院：云南大学行政办公楼。云南大学标志性建筑，民国时期云南都督唐继尧建。 2. 四合院：学校教室较为集中的地方。校礼堂、校医院、教职工食堂、各类球场以及其他教学楼和设施就在附近。 3. 北院：学校新建教学区。原来的大路后改名为“一二.一”大街与学校隔开。 4. 东二院：学校另一个教学区。大部分学生住宿楼、校总务后勤、校食堂、校外承包食堂、医务室、理发室等在此。学校体育运动场在学校院墙外面，运动场对面即是东二院，中间隔条大马路。 5. 樱花银杏：云南大学春秋特有景色。 第十一章大坪中学教书 （1987.8——1988.4） 水往低处人往高， 欲变环境写报告。 申请调往县一中， 方式激怒县领导。 罚配调到大坪镇， 条件不如董干好。 调令我教镇初中， 妻到漫马村完小。 一中要我力未减。 半年之后把我调。 大坪中学仅半年， 学生永远忘不掉。 勤学好问词乏力， 追求卓越是高标。 尊师重道前没比， 后教学生没人超。 几经改造新建的大坪中学校门 独立生活 在董干中学工作那些年，教育局人事调动可谓是死水一潭，铁板一块，尤其像我本来就是董干人，父母和其他家人都在董干乡下，董干中学离自己家就很近了，要想调往别处是没有理由的。当时的社会观念是在家乡工作是很好的事，既可安心工作，又可照顾父母和家庭。人们都不赞同调往别处，我爹妈就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封建思想较为严重，认为养儿防老，本来就在身边了还要调往远处说什么也想不通，尤其是我爹，旧意识、旧观念特重，坚决反对。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不能老呆在董干这种小地方，最起码也要到麻栗坡县城这样的地方工作和生活才行。但是，如前所说，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要求调到县城工作。 于是，我们就以朱华家大坪为借口，说老岳父过世了，只有老岳母一个人在家需要人照顾，向县教育局提出申请调到大坪工作。其实，我们的真实意图是想调进麻栗坡县一中。麻栗坡县一中也确实需要像我这样的英语教师，想必他们是不会把我们调到大坪的。说白了，我们就是想指东打西、曲线进城。 说实在的，我并不很愿意调动。只是朱华经常唠唠叨叨，弄得我确实很烦了，我才付诸行动。我写好了调动申请，刻蜡纸油印了若干份，每隔一段时间就寄给教育局一份，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一份。就这样，触怒了县教育局领导，特别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熊德华。结果就是他们真的把我们调到大坪去了，调令我教大坪初中，朱华由大坪镇中心校安排到漫马村完小教书。这是惩罚式的调动，熊德华还放出狠话说“杨芝明永远不要妄想进城。” 就这样我就开始了独立生活。以前我几乎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吃喝拉撒就完全靠自己了。一个星期吃的小菜基本上从漫马老岳母家背来。 朱华带着小孩在漫马小学，学校就在老岳母家旁边，吃饭就在老岳母家吃了。 当时我舅哥朱辉是大坪镇中心校校长，我大嫂李秀惠也在漫马小学，侄姑娘朱剑飞跟杨柳同岁，也就在漫马家里由老岳母照看。 星期六上午上完课，我就收拾收拾，把录音机放在小背篼里，到大坪小学叫上大舅哥朱辉就一起回漫马的家了。星期天傍晚吃完晚饭我们俩背着小背篼，里面装了一些小菜，就返回大坪。 有一次我刚走到大坪街，天就下雨了，我写了几句打油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过大坪街 雨点扣伞声声凄，行人道旁纷纷立。 门前檐下闲女坐，投来目光似好奇。 在大坪中学工作短短半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每当下雨，地上的泥土会凝聚成团，黏糊糊的，裹在鞋子上，怎么甩也甩不掉，并且还越裹越多。所以，好多老师都穿长筒靴对付。二是学生非常勤奋好学，尊师重道。这里的学生给我一种“过了此山无鸟叫”的感觉，在以后教的学生中再没有碰到过如此聪颖、悟性很高、求知若渴、勤学好问、尊师如父母的学生。 这种独立生活一直延续到我半年后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我进一中时朱华仍然在大坪漫马小学，杨柳已经早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带着杨柳到麻栗坡县一中和我一起生活，每天接送他上县幼儿园。 现在星期六、星期天又轮着朱华两头跑了。她星期六下午从漫马走路下来麻栗坡县一中，煮饭给我和儿子杨柳吃，陪杨柳玩耍，给杨柳讲故事，星期天下午又要走路回去漫马。星期天下午她要回漫马时，杨柳会缠着她讲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其实，杨柳就是不想让她走。 这种独立生活到底当年是如何度过来来的我都记不清了，反正是艰难不易。大约又过了一年，朱华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我才算结束了这段独立生活。 大坪中学印象 大坪中学短教之旅本来是我教书生涯中受到的挫折，却意外的收获了教书生涯中最大的慰籍。这两班学生是我教的时间最短的，但学生对我评价却是最高、最好的。多年后，回想起来，使我感慨万千。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18年11月的某一天早上，我刚送孙女上幼儿园出来，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何昌娥打来的电话，她说他们大坪中学23/24班的同学要举行毕业30周年聚会，许多同学都提出来要邀请我参加。我接到这个电话很高兴，说明同学们还记得我，没有忘记我。虽然我才教他们半年，他们对我却很看重，对我十分尊敬。刘显能同学多次亲口对我说过就是有了我，他们才取得了后来的好成绩，考起了梦寐以求的中专，他们今天工作得如鱼得水，生活得滋滋润润要感谢我对他们的教导。 同学们邀请我参加他们毕业30周年聚会，我很感动。他们在文山聚会，我远在北京，不能出席他们的聚会，我写了几句诗送给他们，以示祝贺： 最美相遇 芳华狂傲浑身胆， 一书激怒芝麻官。 东坡走马到大坪， 中学任教23/24班。 学生个个不一般， 群英荟萃坝塘畔。 晴天迎面一身灰， 逢雨双脚泥土缠。 稚嫩肌肤抗酷暑， 单薄衣衫御霜寒。 朴实无华心纯真， 尊师重道堪典范。 勤学好问词乏力， 求知若渴把边沾。 若问体现在何处？ 无论见闻都震撼。 初衷单一找饭碗， 不上中专誓不还。 上课堂堂不走神， 早起挑灯家常饭。 校后校外松树林， 几多相约把书看。 万籁俱寂不和谐， 被蒙手电听书翻。 男生抢占数理化， 语文英语女生冠。 政治彰显记背功， 自然女生胜于男。 中考改写校历史， 超前为后立标杆。 蜻蜓点水巧遇过， 再无学子令我赞。 回首桃李已数千， 得汝教之终无憾。 为师传道半载短， 授业解惑未流汗。 尔等敬我似圣贤， 深感惭愧报还难。 师生情缘有长短， 最美相遇值万贯。 千言万语道不尽， 师徒佳话自流传。 注： 师徒起止时间：1987年9月至1988年3月底，包括寒假在内。 ——写在2018年11月大坪中学23、24班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之际 时隔一年，我又写了下面几句： 荣幸再回首 大坪短教印象深， 学生大多很本分。 勤奋誓圆中专梦， 苦学何惧板凳冷。 学习个个求卓越， 生活人人不较真。 尊师重道程门雪， 杏坛一世遇几人？ 2019年12月15日于北京 第十二章三口之家五年中三遭拆记 （一） 恢复高考吹东风， 读书有用露真容。 考入文师中英班， 毕业任教县二中。 三年单身变二人， 妻子同在县二中。 二人世界没多久， 观音匆匆把子送。 三口之家乐融融， 不知灾祸在途中。 孩儿还未满周岁， 妻子工作遭调动。 半个家搬镇完小， 生活尚可一起共。 （二） 事发突然料不到， 接下事件更蹊跷。 完小领导上门来， 再把妻子往下调。 命令下来如山倒， 举家搬迁到村小。 祸不单行还有巧， 我赴云大读书了。 可怜妻儿弱又小， 远离亲人无人罩。 （三） 妻子工作艰辛苦， 孩儿幼小无人护。 背着孩儿去上课， 酸甜苦辣咽下肚。 最难孩儿生病时， 高烧烧到四十度。 赤脚医生无针药， 夜半三更哭无助。 天明直奔镇医院， 前挂后背就上路。 （四） 一年磨砺感苍穹， 妻子调回县二中。 我读云大心安定， 苦学春夏与秋冬。 两年毕业回二中， 想换环境梦落空。 申请一封又一封， 希望调往县一中。 寄给教局县主管， 不料激怒县长熊。 惩罚调动放狠话， 永远甭想进一中。 全家调往大坪镇， 明文我教镇初中。 妻子再听镇安排， 漫马任教村小中。 （五） 踌躇满志此下场， 从此进城再无望。 抱定此生困小镇， 乃需时日慢疗伤。 按下命运遭不公， 一如既往工作狂。 端稳饭碗是根本， 教书育人永不忘。 教学真心动真情， 欣慰学生买我账。 周六去与妻儿聚， 周日傍晚返校忙。 （六） 闲来遐想当下境， 县官未免太无情。 自身申请也偏激， 不计后果得认命。 后知一中缺教师， 教局县官闭眼睛。 两副校长去求情， 请调我去当救兵。 两家口劲坚如铁， 不顾学校不领情。 （七） 一中无奈干着急， 两副校长赴玉溪。 直奔师专英语系， 请求帮解燃眉急。 主任问起杨芝明， 我的同窗在哪里？ 回答大坪镇初中， 主任听了顿觉奇。 当年文师中英班， 芝明学习数第一。 我读云大八三级， 次年芝明也考起。 你们一中进不去， 我请他来我这里。 两人听了这番话， 连连摆手忙起立。 谢别主任立马返， 再找县官二论理。 宰相肚里能撑船， 怒斥县官小家气。 我进县城现转机， 不久县官签同意。 （八） 半年之后我进城， 同时带儿上县幼。 妻子仍在漫马村， 不知何时熬到头。 周六进城来看儿， 周日儿缠不让走。 原想进城白日梦， 现实反转添新愁。 一中领导没甩手， 调入妻子一年后。 三口之家终团聚， 苦尽甘来往前走。 〔注〕 县长熊即熊副县长，他曾经是我在董干中学初中时候的体育教师，后来他调到县一中，多年后他任县一中校长，继而成为县教育局局长，再后来又成为副县长，主管教育。当年我读云大时，熊在云南教育学院进修，星期六云大放电影，我经常买两张票送去给他，跟他套近乎。云大毕业后，好长一段时间，只要我进县城，就会买东西去他家拜访。前铺后垫就是想改变环境，希望他开恩调我进县一中。 朱华的白沙杠小学经历 1984年春季学期快结束时，麻栗坡县教育局把朱华从董干中学调到董干小学。由于临近期末，只有等下学期9月份才会去小学工作，朱华原来在董干中学当会计也是麻栗坡县教育局下的文，这次调董干小学就是去教书了。他们下文时，我们的儿子杨柳还未满周岁，我们的生活要以朱华的单位为主。于是我们就去董干小学先要了一格厨房，把一些家具和柴火搬了进去，只等下个学期就去董干小学煮饭吃了。 可是，还没有等到下个学期，董干中心校校长梁正强和董干小学校长代朝辉亲自到我家里去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朱华调到白沙杠村小了。我们感到很突然，但又没有办法，只能照办。 事情很凑巧，1984年我参加全国首届成人高考，考起了云南大学，9月份开学也要去上云南大学了。 我去云大报到前，董干中学已经开学了，我叫了我教的几个学生，请董干镇政府驾驶员杨永柏帮忙，他开着他的解放牌大卡车，帮我把朱华去白沙杠小学要用的被褥行李、锅碗瓢盆、家具、柴火等拉到白沙杠小学，一切安顿好了，我才去云南大学报到入学。 白沙杠小学把朱华的宿舍安排在她所教班级教室的隔壁，睡觉、煮饭吃都全在那一间宿舍里了。有的老师跟朱华讲她住的教室后面埋过死人，朱华很害怕，晚上都不敢熄灭灯睡觉。那个时候又没有电灯，照亮的都是煤油灯，我家经常用的是一盏马灯。晚上睡觉时，朱华就让马灯亮着，把马灯挂在蚊帐里，一个学期下来，整笼蚊帐全被马灯熏黑了，也不能使用了。 朱华的工作和生活很辛苦，既要给学生上课，又要带小孩。有时不得不把小孩放在教桌上面坐着，然后给学生讲课、写黑板或批改学生作业。放学后，朱华还要背着小孩去找柴火、挑水、种菜等。 一天夜里，小孩突然生病发高烧，朱华找到白沙杠办事处的赤脚医生，医生没有退烧针药，只有一支庆大霉素针水。小孩就一直高烧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蒙蒙亮，朱华就收拾收拾，后面背着小孩，前面挎着装满小孩衣物等东西的篮子向董干方向走去，准备去董干镇医院住院医治。 从白沙杠到董干镇上有大约六公里路，朱华走到八里坪粮库遇到一个熟人叫谢富燕，谢富燕帮她背篮子，给朱华减轻了一点负担，从八里坪到董干只有两公里路了。 到了董干，朱华去到医院，她先去高代芳医生家。高代芳是大坪街上的人，她们相互认识，是老乡。朱华到了她家，把小孩从背上放下来，看见小孩脸红精胀、满头大汗，但精神却好了很多，还自己走起路来了，看样子是高烧退了，没有住院的必要了。后来朱华就去董干中学找邢文英老师，邢文英老师对朱华和我都很好，是我们的好朋友。朱华就决定在邢文英老师家住下来观察，看还有没有必要带小孩去医院住院。 邢文英老师是部队家属，她的丈夫是部队医生，叫李克勤，就在八里坪边防部队营部当军医。一般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邢文英老师都是去八里坪部队李医生那里。 就这样，朱华带着小孩在邢文英老师家住了两天。星期天傍晚，小孩的病差不多好了，朱华就背着小孩返回白沙杠小学，李克勤医生还送着朱华直到白沙杠小学。 白沙杠小学的老师们知道这个事件后，有一位年轻的男教师名叫曾荣高说：“朱老师，以后你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叫我好了，我陪你去董干医院。” 一年后，经过我们的努力，麻栗坡县教育局才又把朱华调回到董干中学。 命中有贵人相助 我们梦想调进麻栗坡县城工作，我孤注一掷的把调动申请油印若干份，每隔一段时间就寄一份给麻栗坡县教育局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当时麻栗坡县一中英语教师十分紧缺，麻栗坡县民族中学也刚分离出去，同样缺少英语教师。那个时期，人事调动卡得很死，谁要想调进县城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是组织上需要，下文调动。否则，门都没有。我没有调进县城的正当理由，就以方便照顾大坪的岳母为由提出调动申请，想曲线进城。说白了就是怀着一份侥幸，想必县教育局不会不顾两所县城中学都急需英语教师而把我调到大坪中学。结果我赌输了，他们真的把我调到大坪中学，这属于惩罚式的调动。朱华调到大坪，由大坪中心校安排，后来被安排在大坪漫马小学教书。 既然事情发生了，就必须得面对，只有硬着头皮举家从董干搬到大坪，原来一家三口同在董干中学，现在我在大坪中学，朱华带着小孩在漫马小学，个中滋味一言难尽。据当时得到的消息是，我的申请方式惹怒了主管县教育的副县长熊德华，他放出话说：杨芝明永远也不要指望进县城。我没有办法，只能自食苦果。看来只有在大坪教书一辈子了，我们也打算在大坪街上买民房，还去看过人家说要卖的一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其间，传言说有越南华侨到董干街上来，房子涨价又好出租。我们经不住诱惑，就轻信朱华认的兄弟朱良国家妹子朱花的话，我舅哥和我一起来董干以六千块钱的高价买了朱花家的极不规则、后无出路、也无厕所、很窄的一格房子，吃了大亏。出租两年后，我们以低于原价一千左右卖给了承租户。 没想到天不绝我，命中有贵人相助，半年后，我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我先领儿子跟我来麻栗坡县一中，让儿子进了县幼儿园读大班。尔后一年半左右，朱华也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做勤杂保管工作。 据说我的这一次人生转折得力于我的一个文师同学。当年麻栗坡县一中的英语老师已经全部上三个班以上的课，代都代不过课来了，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还如此对待我的调动申请。县一中的领导没有办法，他们派出两名副校长去玉溪师专请求支援英语教师，一位是秦光恒副校长，一位是王正华副校长。玉溪师专当时的英语系主任是我读文师中专英语班时候的同班同学彭庆华，他问起我的情况，两个副校长回答说在大坪乡镇中学。彭庆华听了后说：杨芝明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在云大读本科的第二年，他也考起了云南大学。他连你们麻栗坡县一中都进不了，我叫他来我这里好了。就这样，两个副校长没有请到英语教师就回来了，但是却坚定了一个信念。他们回来麻栗坡后去找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熊德华说理，其中王正华副校长还骂了熊德华一通，说他小家子气，因为他曾经是熊德华的老师。就这样，半年后我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 由于当时通信还不发达，对于同学彭庆华帮我说话的事，我只是隐隐约约听人说起，没有渠道证实。根本想象不到萍水相逢的同学竟然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当时我没有多想什么，听说了之后就记在心里了。 彭庆华同学是我们文师中英班年龄最小的一个男生，他是丘北人，读文师时，他是高中在校生考起的。读书时，我和彭庆华并没有多少交流，只是到了1984年我参加首届全国成人高考考起云南大学英语专修班，才又碰到了彭庆华也在云南大学读英语本科，我们俩还同上一些选修课，我们又二度成为同学。我们各自毕业后就没有联系了。 彭庆华对我的无形帮忙，我是心存感激的，一直想找机会表示感谢。直到2018年末，我从北京回文山办事，在昆明会见了几个同学，也让他们把彭庆华叫来，当时已经知道他早已经调到云南师范大学了。吃饭的时候，彭庆华赶到了，吃完饭大家就散了，我和彭庆华没有交谈着多少。又到了2020年1月初，我回文山过春节，在昆明我特意停留，看彭庆华有没有时间两人见见面，聊聊别后往事。结果我们终于见上面了，证实了当年麻栗坡县一中两个副校长去找他要英语老师的事。他确实问起了我的事，并对两个副校长说了一些我的情况。更有巧的是，其中的王副校长是彭庆华读丘北县一中时的数学老师，当时王副校长是丘北县一中的教导主任。 2018年末与彭庆华的那次匆匆会面后，我写了几句话，回答那些同学，说明为什么我要求他们把彭庆华也叫来： 君恩难报 庆华与芝明，二度同学情。 同乡不稀奇，异域三生幸。 只想问一句，弟可记得清？ 三十余年前，兄身处逆境。 弟念同学情，助兄噩梦醒。 有人奔玉溪，求你派救兵。 你的一席话，来人细聆听。 改变吾命运，君恩吾永铭。 饭局聚短暂，未叙别离情。 见君均安好，吾心真高兴。 聂游赵李照，相会何点名？ 〔注〕 聂：聂兰；游：游红；赵：赵萍；李：李惠英；照：赵跃。 二〇一九年我又写了下面几句： 我与彭庆华 文师一别南北居， 云大重逢从头越。 前生今世似有约， 难得二度再同学。 每次重逢初相遇， 百年人生几领略。 别离重逢再别离， 何日重逢机缘决。 2019年10月29日深夜于北京 　第十三章麻栗坡县一中教书 （1988.4——2005.8） 命运不公遭捉弄， 梦想进城转头空。 世事无常谁能料？ 贵人助我进一中。 从此稳定十八年， 勤勤恳恳再未动。 想进一中实不易， 曲线进城脱层皮。 鱼龙混杂县一中， 鹤立鸡群需努力。 接手初三教毕业， 转接高一不景气。 学生多圆中专梦， 高中运行至谷底。 优秀学生选中专， 中专又分省州属。 一流省属二流州， 三流选择去复读。 四流五流读高中， 试想教学多辛苦！ 新生最高 300 分， 入学二月返复读。 高中毕业未知数， 只认中专是出路。 生源质量急剧降， 高考改革又赶上。 要想高考先会考， 会考合格才有望。 高考又分科目组， 政史数理生化筐。 几年演变3+2， 地理生物不上场。 3+综合再改革， 地理生物才吃香。 教研组长进校当， 校务委员紧跟上。 职称改革校评委， 教科主任牛脖啷。 教务副职多年后， 忠于职守实干忙。 家和教室教研室， 三点一线轨迹画。 无论平日与周末。 办公室是我的家。 教学风格讲规律， 单位时间求效率。 课堂教学有原则， TE=SM2C如下是。 踏破铁鞋教师觅， 不费工夫学生知。 老师精心讲一斑， 促使学生全豹知。 教师梳理千百度， 学生瞬解无头丝。 学生只观一叶落， 便知提笔赋秋诗。 追求听君一席话， 顿悟胜读十年书。 相信人格有魅力， 影响学生促内驱。 反对时间加汗水， 诟病日光加灯光。 送走七届高考生， 届届高考县第一。 学生总体皆如是， 英语单科更无敌。 口说无凭谁信你？ 证书奖状附后记。 〔注〕 TE= SM2C（T代表老师Teacher，E代表教育Education，S代表学生Student，M代表材料Material，C代表理解Comprehension）即老师的教育教学要力争使学生对教育教学材料或内容达到双倍理解的效应。 麻栗坡县一中八、九十年代校门 麻栗坡县一中与麻栗坡民中合并来溪新盖新校名大门（2010年代） 夹缝中生存 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的18年，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1988年4月，我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朱华还在大坪镇漫马村完小。1990年朱华才调进县一中。朱华是小学教师，进入一中后就没有教书了，被安排搞公物保管、发放办公用品和敲钟等工作。 两个人在县一中工作，要在县一中立足生存，压力是很大的。居安思危的弦始终绷着，丝毫不敢放松，因为我们为了进县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86年我云大毕业，写申请调动工作。当时人事调动卡得很严，严到可以说是铁板一块，谁想调动工作根本不可能。 我们本来是想进县城工作，但是没有条件和理由，只有以朱华家在大坪，她父亲曾是小学校长，已经去世了，以调到大坪照顾她妈为理由向县教育局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提出申请，目的是想曲线进城。因为本人英语专业知识功底深厚扎实，工作能力强，麻栗坡县一中紧缺英语教师。结果申请形式得罪了县太爷，县城没进成，反而被县太爷惩罚调到大坪中学，朱华由大坪中心校安排在漫马小学，县太爷还撂出狠话说: 杨芝明永远也别指望进县城。这是1987年8月的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县太爷的设计去发展。县一中奇缺英语教师的局面促使县一中的两名副校长远赴玉溪师专英语系请求支援英语教师未果，他们又回来跟县太爷理论，县太爷自打嘴巴同意我调进县一中。所以，1988年4月我调入麻栗坡县一中。 尽管我和朱华兢兢业业的工作，县一中的某些领导总是刁难，该给的工作方便不给。 朱华的另一项工作——敲钟，这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钟声是指挥全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信号，来不得半点懈怠。时间观念要强，尽量不要敲错。当时的钟是汽车轮子的钢盆，用铁锤来敲。冬天，无论天气有多冷，都得起床去敲钟。 让我们不理解的是，总务处领导早就买了电铃，但他就是不安装，仍然要你敲那原始的钟，就是要让你累，让你不舒服。后来终于安装电铃了，但他要把开关安在教务处门口，我们要求在我们家里安一个开关，可他就是不同意。我家住在五楼上，白天工作时间打铃倒没什么，可天不亮打起床铃和晚上十点来钟打下晚自习铃可就麻烦了，从我家下来，走出小院，转上若干不均等的石阶才上到教务处的打铃开关处，跟原始的敲钟没什么区别。我们为了方便打起床铃和下晚自习铃，只好自己买来电线，叫懂电的人来帮电线拉扯到我家，在家里安了个打铃开关。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后期有了电子自动打铃器，学校也买了一台，可就是不安装使用。某副校长说怕用坏，亏他还是教物理的老师，肯定不用就不会坏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想给你方便，不想给你减轻负担。 物换星移，学校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朱华的工作都没变化。时间来到2004年，云南省所谓的高中教育改革在整个文山州率先兴起，原来的学校行政格局废止，由新任命的校长罗锋重新组阁，竞聘副校长、各处室主任、副主任；各级教师岗位也实行竞聘；员工同样实行岗位竞聘。朱华参与阅览室管理岗位竞聘可谓激烈而残酷，险些没有竞聘到岗位。 事隔一年，2005年8月份，我竞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当时还是文山县一中）。与此同时，新任的麻栗坡县一中校长罗锋，却撂下校长挑子，自个儿跑到文山州一中去了。这时，麻栗坡县一中副校长升任校长，学校领导调整了朱华的工作，不再让她管理阅览室，以此来作为我竞聘去文山市第一中学的惩罚。他们安排朱华打扫整幢教学大楼的卫生，包括各层楼卫生间卫生，还有学校商场的卫生。以前三个人做的工作由她一个人做，并且分管领导还时常刁难，好在校长理解，没有压稻草。在这种情况下，朱华没有被压垮，又工作了两年，到2007年8月退休。 我的工作开始那几年很顺风顺水。虽说校长是原来的教育局副局长，我申请调动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是局中人。但他不计前嫌，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对我绝对信任，从没有不放心去听过我的课。 但是，后来换校长了，原校长回教育局当他的局长了。新任校长是马关人，我们彼此比较熟悉，当年读文师时，我在中专英语班，他在大专数学班。他升任校长时恰好跟我搭档教同一届两个班的高中学生，他教数学，我教英语，同时我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 我对新校长的真才实学有几斤几两太清楚不过了，他也很了解我的能耐。因此，他时时提防我，打压我，害怕我哪一天会对他造成某种威胁。不过，他有一个特长是我以及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就是走上层路线，而且走得非常好。 我对县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某些领导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做法很反感。他们需要我的时候采取呼之即来、挥之而去的做法。有一次，常务副县长叫我去拿一份材料来翻译，我说我忙上课，叫他们派人把材料送到学校来。当时学校领导还赞同我的做法，可后来背了我就不是那个话了，他们就去向教育局和县领导添油加醋的汇报我的不是，说我不听县上的指挥，难道不是拿县上财政发的工资吗？等等等等。 学校主要领导是裙带关系，教务主任是校长的四舅哥，他们不惜牺牲自家子女的切身利益来压制我。我送走了高三，新学年他们却安排我上初中英语。当时校长舅哥的儿子刚进高三，而上他们英语课的老师是赶鸭子上架的，学生意见很大，学生有问题，老师答不上来，解决不了，希望换教师，年级组长多次向校长和教务主任提出换杨芝明去上高三英语，可他俩根本不理睬。本来那一届的语文数学师资就较弱，英语又是这样一种状况，最后高考他家儿子是那一届考的最好的，只上了西北工业大学。 校长和教务主任演双簧，配合密切，天衣无缝。 县教育局在县城两所完中成立教科室，由教育局下发文件成立。成立那天，县教育局把两所中学的教务主任和即将宣布的教科室主任叫到县教育局开会。会议由教育局主管教学副局长主持，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参加会议。会议宣布杨芝明为麻栗坡县一中教科室主任，罗锋为麻栗坡民族中学教科室主任，隶属教务处，与教务主任平级。 县一中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他们接下来的表演无懈可击。他们把教科室当作学校民间组织机构，而非学校官方行政组织机构，教科室主任不属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而麻栗坡民族中学就是按教育局文件执行，教科室主任罗锋就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享受与教务主任的同等待遇，参加学校行政班子的一切活动。两所学校的区别对待不仅让你出不了头，还让你享受不到当时正实行的结构工资待遇。 尽管如此，你还得做大量教学教研工作，并且还要毫无怨言，不发牢骚。两所中学相隔那么近，不会不知道彼此不同对待，教育局也不闻不问，我也不和他们计较，淡泊名利，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 教科室主任这个插曲播到最后，县一中的杨芝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老师。而民族中学的罗锋则先后任民族中学教务主任、副校长，县一中校长，文山州一中副校长、校长。 虽然你忍气吞声，行为低调，兢兢业业，人家还怀疑你的工作业务能力呢。 1997年文山州教育局举行全州高中教师、学生英语口语技能大奖赛，形式和程序跟中央电视台的“希望英语”一样。每所参赛学校高一、二、三个年级各派出一位教师，五位学生。当时我认为这个比赛要求很高，难度很大，我和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商量后决定不参加比赛了，向学校领导汇报我们的决定，结果学校领导不同意，坚决要英语教研组组队参加比赛。 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在激怒我，想看我的“好戏”。你不是很有能耐吗？你不是出国留过学吗？是骡子是马打出去溜溜吧？ 我憋着一股气，组建参赛队。我是高二年级的英语老师，选了五个学生，其他两个年级也是一样。我们一行共三名教师，十五名学生前往州府参赛。比赛本身要求高，难度大，文山县一中都没敢出队参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赛场就设在文山县一中的电教室。 参赛教师二十多名，比赛时，我一路过关斩将，夺得教师组第一名（一等奖），第二名就是二等奖了，我的学生也有两名获得优胜奖。我们三位教师还有一位获鼓励奖，最终获教师组团体二等奖。比赛结束回到学校，领导没话可说了，“好戏”没看到。 在这两任校长期间，中国社会上流行打麻将，学校本是净土，但不是与世隔绝，老师们也并不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闲暇周末也少不了打麻将。而我却真正是做到了“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无论是平日晚上还是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教研室或办公室看书、备课、打字。当时几乎没有教辅资料，只有少数老师自己买来参阅。我上课上到哪里就把我买的教辅资料用英文打字机打在蜡纸上，请学校油印室帮印出来发给学生。这些资料全是我利用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弄出来的。广南县一中英语教研组的老师来我校搞校际交流，英语教研组长听了我上的课后说: 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我这样的课，真是佩服得不得了。我之所以说我做到“举世混浊我独清。”有我当时写的一首剥皮诗为证: 山外青山楼外楼，麻将搓声几时休。 牌风熏得男女醉，直把九州作欧洲。 后来，领导风水轮流转，校长到了州上，教务主任世袭校长。 再后来，校长升任教育局长，学校迎来了新的校长。 在这一任校长期间，我虽然被任命为教务处副主任，但我已是: 人生漫漫少年狂，岁月匆匆白发旺。 过尽千帆皆不是，小虾难掀万重浪。 不过，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期间，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是，但英语学科是我说了算。我的英语地位在整个麻栗坡县是无人能撼动的。 培训 刚调来麻栗坡县一中工作不久，麻栗坡县举行了一次英语教师培训。集中了全县从湖南、湖北等外省来的以及刚从文山师专电大毕业的英语教师进行培训。培训地点在麻栗坡县教育局。我被麻栗坡县教育局聘请为这次培训教师之一，另一个也是麻栗坡县一中的英语教师杨昌育。 这次英语教师培训主要是语音和口语。杨昌育负责语音培训，我负责口语培训。没有任何口语教材和资料可以借用，每堂课完全靠我自己选编话题，设想交际情景、步骤、过程以及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 培训结束时，我们对每个学员的语音、口语进行了考核。同时还检测了受训学员英语书面表达能力。这次培训的效果很好。据说后来西畴县知道了后跟官方说，以后再举行此类培训通知他们，他们也要派教师来参加培训。 另外，九十年代初，红河州组织了一次高中英语教师在开远培训。他们请了两个外教，培训课程名称由于时间久远忘记了，重点是英语口语训练。红河邀请文山州派英语教师参加，我有幸被通知去参加培训。时间是一周左右，我和我们文山去的几个学员认真听课程专家的讲座，积极主动参与外教组织的各种训练口语的活动，受到外教的称赞和好评，我自身感到很有收获和提高。我在后来的工作中还经常利用我在这次课程培训中学到的东西。 “总设计师” 王伟和赵云是我文师毕业分到董干中学教的第一届学生，我是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后来，1984年我参加全国首届成人高考，考进昆明云南大学读书。当时赵云在云南师范大学读书，王伟在昆明银行学校读书，我们师生三人在昆明相聚，还一起游览了昆明黑龙潭公园。 王伟昆明银行学校毕业后分在麻栗坡县人民银行工作，1988年4月我几经周折调进麻栗坡县一中，随后赵云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也分到麻栗坡县一中，师生三人同在县城工作了。我们之间往来频繁，更多时候是我和赵云一起去找王伟玩，因为我和赵云都住在学校里。 我喜欢打乒乓球，恰好赵云和王伟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学校没有像样的乒乓球桌或场所，王伟他们单位上有一间很不错的乒乓球室。因此，我和赵云就经常一起去王伟的单位约王伟打球。 赵云有一个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叫赵永能，他们彼此早就是铁哥们了，赵永能在麻栗坡县民族中学当老师。王伟也熟悉赵永能，赵永能也经常去王伟那儿玩，只是他的乒乓球打得不怎么好。这样一来，我们四个人就经常聚在王伟那儿，打打球，喝喝酒，混得很熟。 那些时候，我们四个人三天两头就会聚在一起或谈天说地、或打乒乓球、或打扑克、或喝酒。四个人中，我是最不胜酒力的，随便喝两口后我就脸红头昏，倒在王伟的沙发座椅里或床上醉酒，他们三个人常常笑我“小酒量”。那段时间，我给朱华的印象太深了，我根本不管家，把自己与他们三个有所不同忘在九霄云外了。以至多年后，我和朱华因为家庭琐事一发生争吵，她就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的家人是赵云、王伟、赵永能，他们的家才是你的家。当年，只要他们一喊，你把大衣一披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啊！朱华说的没错，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就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呢，而他们三个都是二十出头尚未成家的青年小伙。我们不仅聚在王伟那儿玩，我们还骑自行车到磨山十五团驻地的“八一小学”玩，王伟家爹妈在那里教书，我与他们三个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1992年，我从新加坡留学回来后，带来了一份英语学习资料，就是一个英语基础词汇表。这份词汇表共800个英语基本词汇，只要掌握了这800个英语基本词汇，英语中无论怎么复杂、困难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些基本词汇来表达，我们四个人打算在我们这个地区向各中学推广这份英语词汇表。我把这份词汇表重新命名为《基础词汇八百个，英语全包罗》，赵云拟出学习这份词汇表的重要性以及学会英语这门语言的重要意义，王伟负责把原词汇表重新编排输入进电子计算机，因为他当时掌握着单位的电子计算机，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反复校对无误后才打印出来。 那个时候，会使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是凤毛麟角，一个县也没有几台电子计算机，复印机更是见都没有见过。我们把词汇表弄出来后，只有用王伟单位的打印机打出来，每一份的成本很高，前后共打印了两百份左右，我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麻栗坡县盘龙中学推销，但是没有推销出去几份，剩下的就我自己让我的学生用了。 1992年下半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聊起了出去广东深圳闯一闯的事，他们三个年轻人很想跃跃一试。我考虑我的情况与他们不同，要出去只是他们出去，我是去不了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得不顾。而他们三个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并且还有一个最现实、最要命的问题需要考虑和面对，那就是一旦作出出去闯一闯的决定就意味着放弃现有的工作。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自己十二年寒窗，继而上了大学或中专，好不容易才有了吃穿不愁、还可以回报父母的工作就那么不当一回事的抛弃了。我是有出去闯一闯的心，但没有出去闯一闯的那个胆，我是付不起那个代价的。因此，我跟他们三个表明我是不出去闯的，我只给他们作参谋。所以，他们就把我戏称为“总设计师”，当时正是举国上下大称特称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时期。 于是，他们三个就决定出去深圳闯一闯。1993年春节过完后，他们三个就秘密的出发去深圳了，没有告知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等，更不用说告知单位了，整个麻栗坡县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他们三个出去后，连他们的父母、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麻栗坡县传开了。麻栗坡县人民银行、麻栗坡县一中、麻栗坡县民族中学的领导们只能告诉他们的家长尽快设法联系到他们，让他们回来单位上班。如果超过了国家文件规定的三个月还是多少以上不回单位上班就算自动离职，公职就不保了，人事部门就要将其除名。 王伟是昆明银行学校学金融的，赵云是云南师范大学学物理的，赵永能是云南师范大学学生物的，各自都去寻找与自己所学专业有联系的活干，从最基础的、最普通的工作干起。经历了睡大通铺，三餐不定，饭菜缺乏营养，经常变换工作，加上自身身体素质和水土不服等因素生起病来了，还有来自前途的担忧，逐渐对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了。特别是后来跟家里联系上后，父母、家人、亲戚、朋友、相好等人的规劝叫他们回来，感到压力很大，带去的钱已经花的所剩无几了。最终，赵云和赵永能实在撑不住回来了。虽然他们已经超过了国家文件规定返岗期限，但当年像他们这种现象纯属个别，麻栗坡县还是从赵云和赵永能都是难得的大学生人才出发，仍然让他们两个回原单位工作。就这样，只有王伟一个人坚持下来，继续打拼、磨练，多年后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 几年后，赵云发明了一项专利技术，就是方便可以带电操作的电源插座，我们四个人觉得可以开发利用。于是，我们四个人又合计成立一个公司来开发这个产品。这次还增加了一个人叫邓登昌，他是王伟的朋友，在麻栗坡县政府里面工作，负责招商引资，他对办公司之类的事较为熟悉。我们就决定由王伟在深圳那边联系制造厂家，我和赵云、赵永能、邓登昌在麻栗坡这边负责产品图纸设计、公司章程拟定以及申请公司注册等工作，我还给公司取名为“恒星电器公司”。接下来，我们四个人碰了几次头，叫王伟尽快联系到生产制造厂家，叫赵云尽快设计出图纸，由邓登昌负责公司章程拟定以及申请公司注册。可惜，这个事不知怎么搞的最终没有办成。 王伟、赵云和我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我的兄弟对待。我教他们英语、当他们的班主任三年，后来赵云大学毕业分到麻栗坡县一中，我们成为同事，还一起合作教了两届学生。同时，王伟也在县城的人民银行工作，我们师生三个又在一起互相往来多年，情谊是比较深厚的。因此，2019年8月杨柳率领我们一家去广州、珠海游玩，从深圳回来。去之前我写了下面这首打油诗： 怀念从前 王伟赵云杨芝明，师生一场兄弟情。 曾几何时多亲近，你来我往笑盈盈。 俗话三角最稳定，莫名子龙疏我行。 而今你我常联系，遥说乡愁互聆听。 为什么会“莫名子龙疏我行”呢？2004年，云南省高中教育改革，文山州率先进行试点，赵云应聘到文山州一中。2005年，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开始那两年，赵云和我经常相互来往。2007年后，赵云和我就没有来往了，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了。 旅游回到北京后，我又写了下面两首： 重逢 广州珠海旅游归，我与王伟深圳会。 昔日几多影相随，今日千杯酒不醉。 赞王伟 三友九三闯深圳，王伟赵云赵永能。 二赵志短惧吃苦，压力山大登回程。 王伟只认开弓箭，泰山压顶誓抗争。 摸爬滚打廿余载，自创公司改人生。 我自认为我这个人在看问题和分析问题方面是有一定的独到见解，但叫我冲锋陷阵，我很难做到。给人出谋划策可以，并且实践证明也是有效的。2018年11月22日，麻栗坡县大坪中学23班、24班在文山举行毕业30年同学聚会，何昌娥纠结到底是去参加还是不去参加。我给她分析一番，叫她不要去参加这次同学聚会，因为她是马关县的县长，身份特殊，宁可我负同学，不让同学负我。最后她决定不去参加同学聚会，结果说明不去参加同学聚会是正确的。因此，事后我对何昌娥说：“我这个人成不了刘备，做个军师还可以。”同时也写了下面这首打油诗： 军师称职 三位朋友闯广东，上老下小未跟同。 当年筹谋吃螃蟹，旧友戏称比邓总。 桃李数千何出众，风吹雨打成梁栋。 纠结出席同学会，愿助公明当无用。 注：吃螃蟹：一九九三年，赵云、赵永 能、王伟和我共同策划丢掉“铁饭 碗”去深圳闯荡，结果他们三个去 了，我没有去。 何出众：何昌娥出类拔萃。 2023年1月6日，我突然想起当年我和王伟、赵云你来我往去王伟的单位打乒乓球，去他宿舍里玩、打扑克、喝酒，骑单车去王伟爸爸的学校八一小学打乒乓球，去王伟岳父家别墅玩、吃饭，去王伟家自建房玩、吃饭，有时他俩也来我家玩、吃饭，等等。我想，我要写几句记述我们三个的那些年。于是就有了这几句： 师徒如兄弟 王伟赵云杨芝明， 董干三年师生情。 杨是牛犊初为师， 王擅体育赵聪颖。 天意汇聚麻栗坡， 如影相随同袍行。 酷似桃园刘关张， 曾谋南闯不认命。 06/01/2023于北京 2023年11月19日，我从北京坐高铁回文山和麻栗坡办事，这次回去呆了二十来天。今年9月份，赵云也刚好退休了，他请我吃饭，邀约了以前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的不少老同事，大家高高兴兴的叙了叙旧。我觉得我应该写几句话赞扬一下赵云，于是就有了以下几句： 赞赵云 吾得英才文赵云， 初中省级三好生。 单衣抗寒冷董干， 门门功课都深耕。 高中学习转县城， 英语同辈愧望尘。 人猜高考报英语， 他却无理惊众人。 01/12/2023于文山 师徒仨唯一合影 王伟董干初高中， 银行学校昆明读。 赵云县城读高中， 云南师大物理苦。 杨某二度战高考， 云南大学拓宽路。 师徒同游黑龙潭， 紫极玄都留影处。 注：1、黑龙潭：昆明黑龙潭公园，师徒仨 又分别在昆明各自的学校读书时有 交集。 2、照片说明于2023年3月29日。 两次去叫二姐夫 我二姐嫁在麻栗镇马鹿塘村，离麻栗坡县一中不远，但是路不好走。从麻栗坡县一中出门就上坡，经过弯担坡、牛滚塘再往上走，经过一个有苗族的村寨继续往上走，又走过一个寨子才上到丫口寨，接下来还是往上走两个山坡才到马鹿塘我二姐家。 第一次去叫二姐夫是晚上很晚了，好像是接到了我老家打来的电话，说我的母亲还是父亲病重，我叫杨应聪三叔跟我作伴去叫我二姐夫。杨应聪三叔文山师专毕业就分在麻栗坡县一中，我是后来历经磨难才来在麻栗坡县一中不久，我好像还不熟悉去我二姐夫家的路，杨应聪三叔去过我二姐家，他知道怎么走。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两叔侄一边走一边谈的往我二姐夫家出发了，到弯担坡和牛滚塘的路是公路，但从牛滚塘往上一直到我二姐夫家的路都是山路，也可以说是顺着村寨村民来麻栗坡赶街的大路。虽然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但是天空晴朗，还是基本上看得见路。 我和三叔走到我二姐夫家，告诉了二姐和二姐夫老家打电话来说老人病重，二姐夫就马上跟我和三叔返回麻栗坡。第二天早上，二姐夫、朱华和我坐班车回董干水洞子家中看望生病的老人。 第二次去叫二姐夫是接到家里打来电话说父亲去世了。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多想什么，只想早一点赶到家。早上接到电话，如果我走路去告诉二姐和二姐夫这个事再走回到麻栗坡，那么当天就赶不到董干水洞子老家了。因为那个时候，从麻栗坡到董干一天有两趟班车，第一趟是上午七点左右，第二趟是中午十一点左右。 于是，我想到了麻栗坡县一中唯一的一辆生活手扶拖拉机。我去找王正华副校长，因为王副校长分管后勤工作，经常坐那个拖拉机，当时学校老师们把那辆手扶拖拉机戏称为王副校长的专车。我找到王副校长，跟他讲我想用学校的拖拉机拉我去告诉我二姐和二姐夫我父亲过世的消息，王副校长同意了。就这样，当时开这辆手扶拖拉机的驾驶员龙天美就开着拖拉机拉我去叫我二姐夫。 那个时候，国家已经倡导并鼓励各地村民开挖乡村公路。没有上级资金支持，公路全是村民投工投劳开挖，挖出来的公路基本上是土路，不下雨的话，车子勉强能行走，一到下雨，车子就行驶不了。况且那土公路只挖到了丫口寨，从丫口寨到马鹿塘还没有挖。龙天美驾驶员拉着我到了丫口寨，他在那儿等着我。我下车走去马鹿塘叫上我二姐夫再回来坐他的拖拉机返回麻栗坡。 我去到二姐夫家，他们不在家，而是去地里栽庄稼了。我直接去地里找到二姐和二姐夫，说明来意后，二姐夫马上回家换了衣服就跟我往丫口寨赶来。 我和我二姐夫来到丫口寨，上了龙天美驾驶员的拖拉机。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天下起雨来了。雨下得越来越大，土公路那个滑呀简直难以形容，也无法描述。本来就是下坡，被雨水浸软的泥土厚厚的裹在车轮上，像飞一样一下子滑到左边，一下子滑到右边，我们坐在拖拉机上，身子扭过去扭过来，太危险了。那个时候，谁都顾不了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双手紧紧抓住拖拉机车厢的铁栏杆。好在龙天美驾驶员技术老练，临危不惧，双手紧紧握住拖拉机的两根操纵扶手，硬生生的手脚并用，把我和二姐夫送到了边防十五团驻扎的磨山公路上。我和我二姐夫在磨山那儿拦截中午十一点左右那一趟开往董干的班车，龙天美驾驶员开着他的拖拉机回麻栗坡县一中。又是事情过了好久，龙天美驾驶员才跟我说，那一天好险啊，拖拉机的大梁都快断了。 打儿子 在现实生活中，读书看报也好，听收音机也好，看电视、电影也好，平常与人交流也好，间接的和直接的了解到，许多爸爸从来没有打过自己的孩子，连一个指头都没有动过。说到这方面，我就感到很惭愧。我不仅打过儿子，而且还像当年我小时候我爹打我那样打儿子，惩罚儿子。 有一次，我当班主任，收了学生的书钱和杂费，放在一个柜子顶上。儿子发现了柜子上的钱，偷偷拿了一些去花了。后来我发现钱少了，叫儿子来问，果然是他拿走了。我很生气，将他一顿暴打，儿子被打得哭着求饶说：我下次不拿了！我下次不拿了！我打了他一阵后还不解气，又叫他跪在地上，打一盆水叫他顶在头上，用双手扶着水盆。当年我爹就是这样打我和惩罚我的，想不到多年以后，我用同样粗暴的办法来对待我的儿子。真应了农村那句老话：麻布口袋，一代传一代。 当然，打儿子不仅仅只这一次，只是这一次比较厉害一点而已。其他时候，还有拿金竹丫枝抽打儿子的情况，我下手一般都很重，打在儿子脚上、腿上、屁股上、背上都会泛起一条条红红的血色印痕。有时候也会用手或小条子打儿子的嘴巴和脸部。 灯下黑 “灯下黑”这个词，我第一次听杨应聪说，他说这个词就是说我是灯下黑。杨应聪是我们本家三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恢复高考，一起考进文山师专，他读化学大专班，我读英语中专班。他的命好，一毕业就分配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不像我颠沛流离、坎坎坷坷、历经磨难后才进到麻栗坡县一中工作。 虽然我是个善于学习的人，说来也不怕人笑话，但对“灯下黑”这个词并不了解，从来没关注过这个词。直到儿子杨柳高考考起大学以后，在一次闲谈中才听起杨应聪说我是“灯下黑”。由于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一时根本不明白这灯下黑是什么意思。杨应聪本来说话就阴阳怪气、隐隐晦晦、含沙射影。 后来，经过反复思索和观察，还有儿子他妈朱华的解释，我才逐渐明白“灯下黑”是怎么回事。原来杨应聪教化学实验课，他家儿子杨芝强的化学学科，他都随时给予指导或辅导，他家杨芝强的化学科考试成绩什么时候都很好。而我就不同了，我教英语，平时我没有给儿子杨柳英语方面任何指导或辅导，杨柳的英语科考试成绩不是很好。 我承认在儿子杨柳读中学期间，我没有给他任何指导或辅导，英语科学习全凭他自己的努力。我动不动就训斥儿子，还时不时的打过他，我们父子关系不是很好，有些紧张，儿子也有些怕我，所以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英语方面的问题，我也没有主动的关心过他的英语。相反，杨柳的英语考不好，我还会抱怨他没好好学才考不好，给我丢脸了。因此，自杨应聪说我灯下黑后，一旦说到杨柳高中时候的学习时，朱华就指责我说：人家杨应聪说你灯下黑，你不是吗？平常你没有教他英语上的什么东西，你的英语科考试下来他考不好了，你就不高兴了，你就还怪他没好好的学你的英语。我知道是自己的过错，确实没有给予儿子杨柳英语方面一星半点的指导或辅导，朱华说的是事实，我无话可说，更不敢狡辩。 之所以我儿子的英语学习造成灯下黑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对自家人没有耐心。连平常跟他们说话都大声大气的说，不想多说一句。像儿子学习上的事，我说上一两遍，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我就没有耐心了，说话的声音就大起来了，表情也难看了，因而他就不敢再问了。 分家 由于我哥在我工作之前就被拘押，后被起诉判刑十五年。当时，他的三个子女还很小，儿子老大十岁、儿子老二八岁、姑娘老三五岁。他这三个子女的养育重担，以其说是我大嫂来承担，不如说全部落在了我爹妈的肩上。我刚开始工作，我二姐还没有出嫁，我的两个妹子还在董干中学读书。按一般的农村家庭来说，我和我哥早就该分家了。我哥的不幸遭遇对我爹妈打击很大，他们是为了我们一家，也为了我哥的三个子女，辛勤操劳，苦累在身上，伤在心上，痛入骨髓。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哥分家的事就无从谈起了。 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都竭尽全力帮助整个家庭。星期六、星期天，无论我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我都经常回家帮助家里搞生产，连朱华都跟我一起去，我家那些承包地块，朱华都全部去劳动过。除此之外，在春种、夏锄、秋收时节，我还时不时的叫我教的学生跟我去我家帮助突击农活。我的两个妹子在董干中学读书期间，我们负责她们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我哥的大儿子杨兰洪在董干读初中时，我们除给他一些生活费外，还要出每年家里的化肥肥料钱等。后来我们调到麻栗坡县一中后，我哥的儿子杨兰辉去麻栗坡县一中读初中，我们也给他一些方便和照顾。 大概九十年代初，我爹妈为了给我哥争气，操碎了心，张罗给我哥的大儿子杨兰洪接了婚。不久，我哥也刑满回来了。不知怎么回事，我哥回来没有在家呆多长时间，跟我爹起了争执就离开家去瑞丽畹町打工了。此后，我哥他不仅人不回来，连音信都几乎全无。有一次，我回家来，我跟我爹谈起我想和我哥分家的事。我才粗略的说了一下我的看法，不料我爹大发雷霆。他说：“要分，等我死了再分吧！”接着也不知我说了些什么激怒了他，我爹就去找斧头来要砸煮饭的铁锅，还说要杀了我。我赶紧跑到新房子楼上躲起来，不敢去面见我爹了。好象那天中午饭，我是去我老孃家吃的，吃了饭连家都没有回就去董干了，然后坐车回麻栗坡县一中。 就这样，我和我哥分家的事就搁置下来了。1993年，我爹去世了。我哥本来对父母和他的三个儿女就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和责任，回来不久就一走了之，当时不知他身在何处，通讯又不发达，还玩起了音信几乎全无，我只好独自支撑、张罗、料理了父亲的后事。连我爹去世我哥都没有回来，我去哪儿找他分家。所以，我要和他分家的事又一次无从谈起了。 我爹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妈继续维持老家这个家的正常运转。她又象前些年给大孙子杨兰洪操心他的结婚一样，亲自张罗给我哥的二儿子杨兰辉结了婚，连杨兰辉家两口子接婚睡觉铺的草垫子和席子都是我妈给他们买了扛回来的。 1996年，我妈刚给杨兰辉娶了老婆不久，杨兰洪、杨兰辉他们两弟兄、两妯娌在不到一块了，他们就闹分家了。我和他们的爹的家都还没有分，他们两弟兄、两妯娌却把那个家给分掉了。我的妈，也就是他们的奶奶被晾在一边，谁都不管。 我爹妈勤劳一生，修了两间房子，一间旧房，一间新房。他们两弟兄、两妯娌，一家在一间，我大嫂跟小儿子杨兰辉在，他们两家各居门户，各煮各吃了。而他们的奶奶呢？暂时跟杨兰洪家在着，他们两弟兄、两妯娌分家时根本就没有考虑他们的奶奶应该怎么安置。只是我妈说了她不愿意跟我大嫂在，有想跟大孙媳妇张祥芬在的念头。 两个侄子把我和他们老爹的家就这样处理了，他们的老爹仍然没有回来，这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已经擅自分定父辈都还没分的家后才告诉我他们分家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他们两弟兄、两妯娌之间相安无事了，他们的奶奶已跟大孙媳妇家在着了。但是，作为他们的叔叔我却为难了。我的老妈怎么办？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漂泊在外，不知其行踪，小儿子我身为中学教师，不管她的风烛残年，而今她却寄篱生活在大孙媳妇家，我情何以堪？我心安何在？普通人对这事会不以为然，明理人，人家就会笑话我。儿子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一般情况下，孙辈没有赡养爷爷奶奶的义务。我身为人师，深谙其道，理应为人师表，我面安何处？又怎能教诲他人？ 我经过深深的思索老家家里出现的变故以及我麻栗坡小家的实际，为了我妈能过好来日不多的晚年，我下定决心要回家去重新处理两个侄子分家的问题。事情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我和他们老爹的家分清楚了，我和他们老爹的妈归谁赡养明确了，第二步才考虑分他们两弟兄的家。 学校放暑假了，我专门回老家半个来月的时间处理我和我哥以及两个侄子之间的分家问题。最关键问题就是把我妈安顿好，让她开开心心的过好来日不可多期的时光。我的实际是，我不可能在老家给老人挑水、拿柴，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她生病了，我也不可能去为她寻医问药，把她接到麻栗坡去跟我们小家居住也不现实，我只能让我妈在老家生活。 父母老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赡养他们是我们做儿子的应尽义务和责任。我就要考虑我和我哥两个共同来赡养还健在的母亲，我哥虽然他当时不在家，但我大嫂在家，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家，他们应该要承担我哥那份义务和责任。 我提出的分家方案是，既然我妈不愿意跟我大嫂在，我哥又不在家，我就先把赡养我妈的责任应承下来，抽出旧房子下面零星地里的杉树、竹林、冬瓜树等以及多年来囤积的柴火作为我们两弟兄共养老人的东西。说直接点，这些东西都是我爹妈他们自己苦的，用他们自己苦的东西来养他们，我们两弟兄谁也没有多付出什么东西。我承担赡养老人就是让老人跟我在，住我的房子，我用这些东西请人给我妈挑水、拿柴、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关心她的冷暖，特别是当她生病了，及时请医生给她医治。 我把我的处理方案跟我大嫂、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儿媳妇讲了以后，第二天，我叫杨兰洪他们找来村干部、家门族内、亲戚、说话公道的长者们，一共十多个人来帮我们分家。 经过帮分家的人们评估，每间房子3600元，也就是一格屋子1200元。鉴于之前两个侄子已经各自在一间房子了，我妈又不愿意跟我大嫂在，我就要旧房子，我妈就住我的旧房子，新房子就归我哥和他的两个儿子。我把我妈委托给侄子杨兰洪和侄媳妇张祥芬帮我赡养。他们买我的房子，付给我2400元钱，还差1200元钱，等我妈去世之后再付，因为我妈健在期间要住房子。另外，这剩下的1200元钱是侄子杨兰洪分我哥的房子应得的钱，也可以由我哥或杨兰辉付给我这笔钱。其他要分的东西还有猪牛圈、吊竹林、金竹林和零星的一些杉树等。最后，我写出了我和我哥的分家分关，我和我大嫂、两个侄儿子、两个侄儿媳妇在分关上摁了手印，同时也叫村干部、家门、亲戚以及所有在场人作为见证人摁了手印。我把我妈委托给侄子杨兰洪和侄媳妇张祥芬赡养，我也写了赡养协议，我和侄子杨兰洪、侄媳妇张祥芬摁了手印后，也叫村干部、家门、亲戚以及所有在场人作为见证人摁了手印。 至此，我和我哥的分家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中途我和我大嫂，特别是侄子杨兰辉家两口子发生了很大的争辩，他们认为抽出来养我妈的东西太多了。我说你们认为那些东西抽出来多了，那你们说我妈还会活多长时间呢？有些东西可以用钱来衡量，有些东西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比如，我妈冷了，要找柴火来烧火给她烤，天长日久，一日两日？一年两年？这要合多少钱呢？ 我承认我在处理我跟我哥分家问题上是有些偏向，因为我哥不在家，我妈不愿意跟我大嫂在，跟我在又不太切合实际，她已经选定要跟大孙媳妇家在，才使我朝着侄媳妇张祥芬和我妈事先谋划的路子走。其实，整个事件都是侄媳妇张祥芬太古灵精怪了，她早就把我妈笼络好了，就是要从我和我哥分家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哪知侄媳妇张祥芬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用人心不足蛇吞象形容她是最适合不过了。我的原则是只要把我妈的养老问题处理好，我不在乎牺牲多少家产，老人的家产，我可以做到一分不要。 正因为我处理我跟我哥分家问题有一些偏向，事后，我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说我分的不太合理。我不想和她们作解释，只要符合我的原则就行了。后来，我哥回来了，他也有意见，他也说我分的不合理，他什么都没有。要怎样分才合理呢？那是后话了。 朱华治病 1990年，朱华调进麻栗坡县一中不久，头晕、失眠、眼睛疼，情况相当严重。 晚上睡不着觉尤其严重，不仅她自己难受，家人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每天晚上她都倍受煎熬，抱起枕头从一个房间的床上到另一个房间的床上，颠过来倒过去的睡，就是睡不着。我们当时住在运动场边的楼房上，晚上睡不着觉，她就下去运动场上跑几圈，回来再睡，可是还是睡不着。看着她睡不着觉非常痛苦，我也很难受，但是又帮不上忙。由于睡不着觉，她白天晕晕倒倒、昏昏沉沉、烦躁不安、无精打采。 朱华头晕、失眠，去县医院输液打针，开药来吃，各种安神补脑、治疗神经病类的药吃了个遍，一点都不见效。长时间治不好，我们就叫我家五舅陈华来看看鬼，他来看了，也把鬼抓了送走。当时小河洞还是荆棘杂草丛生，那些送鬼的筛筛簸簸是抬到小河洞送走的。 有人说吃猴子脑髓可能对治疗头晕和失眠有效。当时恰好从越南还能搞到猴子，我们就叫老家的二叔和我侄子弄来一只小猴子，他们把猴子拿到麻栗坡。 人们说要吃活猴子脑髓才有效。怎样才能取出猴子的脑髓？我却犯起了愁，我去向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老教师李学武请教。他说人的头盖骨是由八块组成的，猴子的也一样，但是它们是很难撬开的，几乎是不可能。 要吃活的脑髓，怎么办？我想到了我的大哥杨昌育，他胆子大，我听他说他给校长家杀过猪。 于是，我找来几个老师帮忙杀猴子，叫杨昌育大哥用菜刀劈开猴子的头盖骨。我们用两根木棍把猴子的头夹起来，再把猴子的四肢固定在我们房间门前走廊的栏杆上。一切准备好后，杨昌育就拿菜刀开始劈了。他一连劈了好几刀，终于将猴子的头盖骨劈开了一小块，脑髓露出来了，猴子还在叫唤，场景残忍又凄惨。接下来，他们迅速用勺子把猴子脑髓挖出来放在事先准备好的酒碗里，然后把整个猴子脑髓捞出来拿给朱华吃。朱华有病在身，恨病吃药，顾不得有多么腥气难吃，鼓足勇气，几口就把猴子脑髓吃了。剩下的一大碗带猴子脑血的酒被几个老师喝掉了。随后，我们把猴子毛发去掉，那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婴幼儿啊！我们把它弄来煮吃了，煮的时间短了还是怎么的，吃的时候，嚼不大动，没感觉有什么好吃。 朱华吃了猴子脑髓后，她的头晕和失眠也没有见有多少好转，只是心理作用吧，吃了这么珍贵难得、千金万金都很难买到的东西总会有好处吧。 朱华当年的病不只是头晕、失眠，还有眼睛疼。她的眼睛疼，时间长达若干年。 开始时，也就去县医院五官科检查医治，那时，县医院眼睛检查设备和仪器稀少，眼科医生的水平很有限，朱华的眼病到底是什么也诊断不清楚，说不明白，就只说是什么什么炎症，抹抹眼药膏，点点眼药水之类的药。三天两头去医院开药，县医院医眼睛的药都用遍了，怎么治都治不好。她的眼睛不光疼，还燥辣、怕见光等。 朱华的眼睛疼，有的人介绍一些治疗偏方，用生姜片放在眼皮上，再在姜片上放艾蒿叶，然后用火烧艾叶，好长一段时间，朱华都在用这种方法自治。 但是，不管怎么治，朱华的这个眼病就是不见好转。晚上连灯光都不敢看，坐在门背后，面朝门板，挺可怜的。眼睛不仅疼痛，还时常感到热辣、头晕、失眠交织着折磨她，她痛苦不堪。病急乱投医，只要谁说什么好就去做什么，神神鬼鬼，什么都做。明知那些是骗人的，但为了满足病人的心理要求，只好眼睁睁甘愿被骗，恭恭敬敬把钱送上。两次请人到家里来看鬼化解。 一次是熟人出于关心，找会看鬼的人来家里帮看到底是得罪了哪路神灵才导致长时间医不好。他们来家里摆上看鬼的道具作试验，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观察后，看鬼人说是某个祖宗魂灵不安，要如何如何做方能化解。我回家跟父母讲了这事，他们说根本没有那样的事，况且也不能按照看鬼人说的那样做。好象这次没有要钱，时间久远了，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次是同事介绍的。这次是先准备好两支鸡，这两只鸡是看鬼人看鬼后要带走的。看鬼人说他只留一只，另一只是送鬼。我们做好饭，介绍人领着看鬼人来吃了饭，然后便开始看鬼。他叫我们把三百块钱放在办公桌上，用一个大瓷碗罩着，接下来，他让朱华面向办公桌跪在地上，然后他对着办公桌上的碗，口里念念有词一番，取走碗下面的钱，最后将碗口朝下，点燃纸钱，纸钱燃尽，他将碗口翻过来一看，碗里面呈现一些蓝色、绿色、红色混合的似虫非虫、似鸟非鸟等图案。于是，看鬼人就说这是什么什么吉祥图案，赶快用红布将大碗包起来放在枕头下面，多少多少天再打开。这分明就是在骗钱，但病人不这样认为，她认为这样做，鬼给她解除病痛，还让看鬼人拿走一件羽绒服。 最荒唐的是看神医。听说文山卧龙有一个神医，什么病都医得好，瘫子可以医好站起来走路，驼背可以医直，不用吃药，只通过她摸摸你的身体，吹吹几口仙气，吃吃她返还给你的水果就行了。并且花钱不多，凭你公心给钱，不给钱也行，但是一定要带水果去。 我和朱华坐班车去文山，又走路去卧龙村。真是运气不好，那天正碰上公安局来干涉神医看病。神医，人称“仙娘”不看病了。我们走进那个农家院子，里面仍有许多人，房屋中堂大门开着，摆在屋内正面板壁的神龛上香烟缭绕，蜡烛燃烧着，各种水果堆满了神龛，神医“仙娘”坐在屋内靠近神龛的左边，翘着二郎腿，没有给病人看病。据说是公安局不允许“仙娘”看病，好些病人那天下午坐着农用车去城里的公安局理论:为什么不让“仙娘”给病人看病？ 我们自感运气不好，没有早点来。人们说人家“仙娘”给病人看病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昆明、弥勒、外省、台湾以及海外都有人来找“仙娘”看过病了，并且还说“仙娘”医直了驼背。当时我们确实也看到有驼背病人在那里，我们只恨没有早点知道。 我们远道而来却看不着病很是沮丧，但又不甘心，我们想住一晚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请“仙娘”给朱华看病。我们问在“仙娘”家帮忙的人有没有住处，她说有。于是她就领我们去“仙娘”家附近的一户人家楼上的地铺住，一床席子，一床被子，每个人五块钱。 住下来后，我们再到“仙娘”家等机会。我到“仙娘”家楼上看看，哎哟！楼上挂着数不清的锦旗。什么“妙手回春”、“华佗在世”等等应有就有，在“仙娘”家等着看病的人也很多。人们说:以前平日里，来看病的人排队都排到“仙娘”家院子外面老远老远。我还观察到时不时的有妇女用袋子提着水果从“仙娘”家屋子后面离开。这时我明白了，原来“仙娘”只管看病，家里的其他事专门有人打理，像收拾果品，领人住宿等。用现在的话说，“仙娘”看病已经形成产业链，她们是一条龙的行骗。 我们等到晚上，“仙娘”应病人的要求，偷偷的给病人看病了。 就这样，我们就排队把水果献上，把钱送上，“仙娘”就给朱华看着病了，第二天我们就进城坐班车回来了。 朱华的眼睛疼、燥热、刺辣、怕光等毛病经过神医“仙娘”医治了，仍然没有好转。后来，我陪朱华上昆明五・一路上的一家部队医院住院治疗，天天输液、吃药、打针等，医治了半个多月。 我们听说昆明红会医院是专治眼科疾病的，有一个姓尚的专家一天只看15个病人，要找他看病的人必须头天晚上熬夜排队挂号。我就去熬了一宿挂上了号，让专家尚医生给朱华检查了眼睛，他建议住院治疗，可红会医院总院没有床位，安排到分院。我到分院去看，分院里也没有病房了，要住院只有安排在过道上，那儿的治疗方式跟我们在五・一路的部队医院差不多，住院条件又在过道上。当时已经是冬天了，我们商量后就决定不去红会医院治疗了，就在那家部队医院结了账回麻栗坡了。 朱华的眼病较为复杂，不光疼、热、辣、怕光，还视物不清，感到眼睛前面有点点、网网之类的东西。 从昆明医治回来后，朱华的眼睛也没有多少好转，除了去医院开药来治疗外，经常寻医问药，谁说什么药好就去找什么药，谁说哪个人会医治眼睛就去找谁。 朱华医了这么长时间，眼睛疼痛热辣症状时而轻时而重，看东西一片模糊，点点网网依然存在。听说学校里肖志仁家妈会治沙眼，朱华也不管她的病是沙眼不是沙眼，就去请肖老师的妈帮治疗。她老人家是用她做的工具刮眼珠，还会弄出一些血出来，再用纱布之类的东西擦掉。朱华请她治疗后自感症状有所缓解，看得清楚一点。就这样凑合着过日子，后来，机会合适，朱华又叫肖老师家妈给她眼睛刮了一、二次。 朱华头晕、失眠、眼睛热辣是家常便饭。 有一段时间朱华的表现才令我奇怪。她怕在家里睡觉，把席子、被褥抱到保管室去睡觉。 朱华本来就经常头晕难受，长期失眠、睡不着觉，导致头更晕、更难受、更痛苦。每天晚上从这个房间睡一会儿，又跑到另一个房间睡一会儿，睡又睡不着，她就会坐到你床边说: “我睡不着觉，我太难受了。”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我为了不影响工作，只好单独睡。朱华她睡不着，既难受又痛苦，她一次吃了18颗安眠药，想一睡了之，结果是醒来了。事后，她说我害怕她死才不和她睡。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她吃安眠药的事，但她一直就是这样说的。此后，遇到类似场合，她就会说:“我们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一次吃18颗安眠药没有死，阎王老爷不收。” 她说这些时我也不作任何反应，我知道我对她关心不够，我是亏欠她的。 朱华生病往往不是单一的，不是头疼引起眼睛疼、热辣，就是眼睛疼、热辣引起头疼，或是睡不着觉引起头疼等。 有一年到文山州医院治眼病，我陪着朱华办了住院手续，我因上高三，课程紧、任务重，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她一个人在州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左右，预交的住院费用完了，我又忙上课，不能及时带钱上去，医院又催交钱，否则就输不了液体。病人心里负担本来就比较重，想法多，极易产生各种联想: 这么多年来，我只顾我的教学工作，从来不关心她的病，病得要死了也不管她，还是只管我的教学工作，住院治病的钱没有了也不给她送去。她一时想不开就准备寻短见了。她离开医院，到美发室好好的洗了个头后就去文山城里的某桥边准备跳河而死。她去了几次，桥边都有人，没有跳成，想死都死不了，又慢慢的走回医院。这些是她后来住院回来才说的。其实，当时我正在想办法给她送钱去，我教学工作紧张不能亲自送去，我是叫大坪的岳母下来麻栗坡坐班车去文山把钱送给她的。还好她没有投河成真，要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良心要受到谴责。 紧接着的一次州医院住院治病，不知是何原因，医院建议转神经科医院治疗。我又陪着朱华去神经科医院办理住院手续，一切安顿好了我才回麻栗坡学校。她在神经科医院住了一个月左右才出院。 朱华的毛病很多，什么颈椎病、鼻炎、上颌窦炎都有，在麻栗坡做过穿刺，来文山州医院也做过穿刺手术。 2000年左右，朱华是因为头疼、失眠、眼睛热辣，还是痔疮发作等，她访到了铁厂有个名叫张录兴的草药医生，听说他在医治朱华的病方面很在行。于是我又陪着朱华坐班车去铁厂下车，走路去找到张录兴家，在张录兴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从他家拿了药赶回麻栗坡。 到了2009年，朱华的头晕、失眠、眼睛热辣、难受等毛病又犯了。她退休了，可我才来文山市第一中学四年，正忙着上课呢。叫岳母来陪她，人家不来。我央求大舅哥，请他允许岳母来陪朱华。答复是：都是你家大公子造成的！挂了电话。杨柳在研究生实习中回来陪他妈一、两个月。这次在文山也少不了受同学、朋友的影响去找一些看神看鬼的民间医生驱神赶鬼，化解病痛之类的事。 朱华的眼睛由于多年的疼痛、热辣等因素，视力已经大大的减退了，毫不夸张的说几乎已经看不见了。2014年我们来北京，杨柳领朱华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请特需专家检查，诊断为患白内障，当时五个指头伸在眼前都几乎看不清了，杨柳立即请专家给她两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此后，朱华的视力才基本上能够对付日常生活。 朱华的这些老毛病几乎每隔几年就发作一次，每次发作都相当严重。2019年初，朱华老毛病又犯了，头晕、睡不着觉、眼睛热辣、难受痛苦，脸青面黑，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杨柳又领她去让北京著名老中医特需专家给她调理，开中药来家煨吃，一、两个月后制成丸药调理后，症状才渐渐缓解。 雪耻无声 初中英语试用教材使用过后，人教社推出了新的初中英语统编教材，全国各地先在部分学校试用，然后再全面推开。麻栗坡县民族中学是麻栗坡县初中英语统编教材试点先行学校。 文山州教育委员会举行初中英语新教材课堂教学大奖赛，麻栗坡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克强选王忠琼去参加比赛。据说王忠琼的新教材教得好，统考成绩在全州是遥遥领先。 大赛要求各县出一个评委，出一个指导教师指导参赛教师。麻栗坡县教育局安排杨昌育去当评委，叫我当王忠琼的指导教师。我之前不认识王忠琼，对她的教学能力和教学风格更是一无所知。 作为指导教师，除课堂各教学环节给予指导外，我还用英语给她写了教案提供给各个评委参阅，这在当时是没有几个英语教师能做得到的。 我本指望王忠琼比赛会取得好成绩，拿一个大奖回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王忠琼的讲课没有激情，没有生气，调动不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荣获三等奖，也就是所有参赛教师都获的那一个奖，后来多颁发成鼓励奖。 我真是无地自容，颁奖时我巴不得地上裂条缝逃之大吉，更让我无法面对的是那个写着杨芝明指导王忠琼获三等奖的指导教师奖证。这是对我莫大的羞辱，是麻栗坡县教育局教研室给我的耻辱，这都是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教研室主任王克强不懂英语，他不懂英语课要怎么上，考试成绩好跟课上得好是两回事，考试成绩好可以不择手段取得，而课上得好不是花里胡哨或不择手段可以取得的。所以，王克强根据考试成绩选选手去参加课堂教学比赛，却忽略了课堂教学的特殊性，因而选手一败涂地，连我这个指导教师也跟着蒙羞。 尽管如此，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克强还在不断导演类似的事情。 有一年，文山州举行高中英语课堂教学大奖赛，王克强放着县一中和县民中的高中英语教师不选，而去董干中学选徐明光参赛。我清楚徐明光的英语底子，他就只是我文师毕业的同班同学在民师教他们的那点英语，他是董干中学赶鸭子上架才教的高中英语。 这一次是县教研室副主任张定友来县一中告知叫我当徐明光的指导教师，叫张录斌当评委。张定友先跟我讲这事，我马上跟张定友说我和张录斌换一下，张录斌刚从董干中学调来，他对徐明光比较了解，由他指导徐明光较为合适，张定友同意了。 徐明光先来我们县一中练了一下，我和张录斌都给他一些指导，我们还安排他借我们的学生试讲了一节课后才到州上参加比赛的。比赛结果不出预料，在所有参赛教师中倒数第一。他的英语发音有点南腔北调，课又上得一塌糊涂。这次我是评委，徐明光的出丑与我就毫无关系了。要是我不事先知道，我又要当冤大头，坏我自己的名声，自毁长城了。后来我才听说这次选徐明光是王克强去董干中学巡查，路过一间教室，徐明光正在讲课，王克强顿感还有讲得这样好的老师。于是就这样选定徐明光了。 事情虽然过去，但外行领导内行依然继续。教育局领导和学校领导经常说某某教书教得好，社会上的人送子女来一中读初中都希望某某来上，各个学科的都有。我们是奈何不了的，但我有办法让她们上场表演。 有一年，文山州教育局举行初中英语教师课堂教学大奖赛。在麻栗坡县一中，英语我最有发言权。李志琼深得麻栗坡县一中领导的赏识，学校党支部书记为她歌功颂德，大吹特吹她教书教得好，把她树为县一中的名星教师。他还把她弄为一、两届的文山州人大代表，先后提抜她当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副校长。我觉得就应该要派这样优秀的人去参加比赛。于是，我就跟李志琼说: 你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教学成绩又好，还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理应带头参加比赛。她不好推脱，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同样，要求找一位指导教师，她就找了她的好伙伴李林给她当指导教师。我是州教育局聘的评委。 比赛借文山州一中初中生进行，赛场即文山州一中电教室。比赛下来，李志琼的课没有一点新意，枯燥死板，语音还有点怪声怪调。结果李志琼得了个课堂教学大奖赛倒数第一的优胜奖，也就是所有参赛选手都有的奖。那是1996年的事，事后我写有下列打油诗： 问苍天 九六金秋大奖赛，各路英豪汇州城。 现场教学显身手，都望夺魁扬名声。 当头素来树典型，理应选派红人争。 山外逐鹿恨药湿，试看我朝数谁能？ ——写在文山州优质课竞赛后 党校培训 一九九七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麻栗坡县委党校举办了一期全县专业技术骨干学员培训班，目的是培养党政干部的后备力量。 我有幸被选拔着与麻栗坡县一中另一位教师杨荣跃一起参加麻栗坡县委党校的这期专业技术骨干学员班培训。学员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领会“十五大报告”，县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副部长、县财经商贸部门的主要领导、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县委党校众多老师都给我们作了讲座和讲课。培训期间，有学员学习汇报作业，有学员间的学习讨论、文艺、体育活动等，学习培训结束还对学员举行了考试，考试合格才颁发结业证书。我的表现在这一期县委党校专业技术骨干学员培训班中是相当优秀的，得到了县委党校老师们的充分肯定。 我还记得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的精髓是旗帜问题，就是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问题，旗帜问题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对当时“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现阶段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非公有制经济又是什么以及县域经济等也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讲到，他们到省委党校学习时，每人发了一本《较量》。此书是“人民日报社”的著名记者叶永烈的报告文学，书中内容直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书中的第一部分是“东风吹来满眼春”，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论，诸如此类的问题书中比比皆是。我得知这一信息后，马上到新华书店也买了一本《较量》来阅读，确实感到耳目一新。随后我还买了《改革开放记实》来阅读。大概一年后，我买了叶永烈《较量》的姊妹篇《裂变》来阅读。这些书让我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的事情，从国家领导人的治国理念、思想理论、经济建设、社会变革诸多方面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这次参加县委党校专业技术骨干学员培训班，教育、文化两部门的学员为一个学习小组。我们一共八个人，有县歌舞团的戴忠、县文管所的陆仕强、县一小的李显飞、县二小的邓正榜、县民族中学的秦崇兴、胡国庆以及我们县一中的杨荣跃和我。 我们参加县委党校专业技术骨干学员培训班的人，后来大多被提拔到一定的领导岗位，我被县教育局任命为麻栗坡县一中的教务处副主任，杨荣跃被任命为政教处副主任；戴忠被任命为县文化局局长，再后来又被任命为麻栗坡县副县长；秦崇兴被县教育局任命为麻栗坡县民族中学教务处主任；邓正榜被县教育局任命为麻栗坡县二小教务主任。 北京开高考研讨会 1998年11月左右，我受文山州教育委员会（文山州教育局）的委派，前往北京参加1999年的高考研讨会。回去之后，在文山州教委（文山州教育局）教科所的组织下，对全州高三英语教师进行了1999年的高考复习备考培训。 我们一行共七人。他们是文山州教科所的语文教研员贺国玲，文山州教科所的物理教研员冉飞，文山县一中的高中数学教师王国明，西畴县一中的高中化学教师曾昆华，丘北县一中还是民中的高中政治教师毛树华，文山州一中的高中历史教师王自明，我们全部都是中学高级教师。其中毛树华当时正在北京进修，他就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研讨会。 我们从文山出发前，先集中在文山州教委（文山州教育局）小会议室，州教委主任（文山州教育局长）包忠才给我们讲话，交代去北京开高考研讨会的任务，要求一定要认真学习，认真记录，尽量把国家教育考试中心的高考命题方向或思路搞清楚，把高考研讨会的精神带回去，给我们州的高三教师进行来年高考复习备考培训，提高全州的高考成绩。包忠才主任还提到叫我们联系一个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在的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工作的文山人叫杨跃，希望从杨跃那里刺探到更多具体有价值的高考考试情报。因为，我们队伍里有文山州教委教科所的人冉飞和贺国玲，这个任务就由他们两人全权负责。 这次北京高考研讨会来回将近十天的时间。开始那两天，我们是听了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马兴中关于高考的报告、国家课程教材司副司长关于教材改革的报告并参观了北京101中学。 听了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马兴中的报告后，我们了解了全国的教育教学以及高考的现状，第一次听说了有学生“告龙状”的事。就是学生对当地的教育教学有意见和建议，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反映，没有得到回应或处理，结果学生就把意见和建议直接写信寄给江泽民。学生在信中说他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了他对当地教育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不予理睬、不予回复，因此才不得不给他写信“告龙状”。 听了国家课程教材司副司长的报告后才明白我们国家为什么会经常搞教材改革，每隔几年就换一批教材。因为每届中央政府有任期限制，教材的开发和使用也要与时俱进的与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治国理念同步和吻合。 参观了北京101中学后，我们了解到了首都高中教育教学以及高考复习备考的现状。同时，通过101中学的教学科研演示，第一次见识了远程教育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就分学科由专家举行高考复习备考讲座。我们英语学科请来的是北京四中的高级教师、英语教研组长齐平昌。那些年，齐平昌老师每年都受邀到全国不同的地方作英语高考复习备考讲座。齐平昌老师先分析上一年的英语高考试卷，然后对下一年的英语高考试题进行了预测，最后把他多年来积累的高考复习备考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具体落实到英语高考试题语音、语法单项选择、完形填空、阅读理解、短文改错和书面表达方方面面。除此之外，齐平昌老师在讲座中，也介绍了北京四中的教学常规和学生在高一、二时他们的分班教学操作与指导，特别重视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说真的，我们很佩服北京四中，他们下午三点半、四点左右就放学了，学生又不上晚自习，他们的学生，每年高考都有一半多的人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上大学。 听了齐平昌老师的高考复习备考讲座，我真的感到受益匪浅，收获满满。齐平昌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英语高考复习备考技术非常有用，这些技术一直指导着我后来的各届英语高考复习备考直至退休。 北京开高考研讨会回来，在随后的二个多月时间里，我整理北京高考研讨会齐平昌老师的讲座笔记和录音，同时参考我从北京买回去的高考复习书籍，写了一大本即将对全州高三英语教师进行高考复习备考的培训资料。放寒假前，文山州教科所集中全州的高三教师到州上，我对英语学科的高三教师进行了英语高考复习备考培训，圆满完成了文山州教委委派的任务。 败笔 在麻栗坡县一中任教务处副主任期间，我主管教学、教研，主抓初中教学和管理。 有一年，王济军任年级组长的那个年级出现了不太正常的教学现象，我出面过问并发表看法，不料此举却成为我教书一辈子最大的败笔。 事情是这样的。年级组长王济军与秦槐、万道姝同教两个班，王济军任语文，秦槐任英语，万道姝任数学。王济军向我反映说秦槐和万道姝搞一团和气，秦槐的英语课拿给万道姝上数学。我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英语是英语，数学是数学，难道是学生英语已经足够好了而数学差需要占用英语课时来补吗？还是别的见不得人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不是前者。所以我就指出说她们这样做不对，英语课是英语课，数学课是数学课，不能相互占用。 就这样，我以主抓初中教学及其管理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身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万道姝就以为这一切全是针对她说的，回家去跟她丈夫陆应川讲了这事。陆应川就觉得他妻子万道姝在学校受委屈了，认为是我挑他家妻子万道姝的刺，是我和她过意不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于是，一天晚上十点左右，陆应川提着一根木棒，拿着刀到我家门上来要砍杀我。他在外边猛拍门，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叫我开门出去，他要给他家万道姝“讨公道”。陆应川不仅气势汹汹、杀气腾腾闯到我家门上来，他还寄来恐吓信进行威胁。 这件事发生时，学校校长是李华阳。他很赏识万道姝，陆应川在南朵河口开了个龙泉山庄，学校教职工还多次去陆的山庄聚餐玩乐。我向学校反映这事，学校领导明知陆应川是无理起闹，迟迟不给予解决。 我为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而遭遇万道姝家丈夫陆应川杀上门来，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学校领导碍于面子不及时解决，我又向麻栗坡县教育局反映，要求帮助解决，伸张正义，还我公道。 这事在教育局的介入下，万道姝向学校领导承认了错误，答应愿意诚恳地到我家来当面向我道歉。不久，万道姝在张帮翠的陪同下，提着一些水果和一小筒桂花酒来我家向我作了道歉。我也接受了她的道歉，再没有提起这事了。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它在我心里留下的阴影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尔后，朱华经常对我不满意时就讥讽我，说我当不成领导，当个小小的副主任都被人家拿刀砍上门来。我听着也十分窝火，有苦难言。因为那是事实啊！不是败笔是什么？ 多年后，已经退休来北京五、六年了。有一次，我回麻栗坡在文山城南汽车客运站遇到在董干我教的第一届学生邓兴堂，他帮我买车票，我们一起回麻栗坡。在车上，我们无意中聊到王济军，邓兴堂说王济军当年复读初中时把他爹给的50圆复读费用了，回去哄骗他爹说他把钱交给他家姑爹李华阳校长了。 王济军从小就有些心术不正，做事有些居心不良。遇到邓兴堂后我才突然明白我当年在麻栗坡县一中的败笔完全拜王济军所赐。因为王济军是年级组长，秦槐和万道姝又不太服王济军，他们三人之间平时就有矛盾。王济军知道他要是说万道姝和秦槐的不对，她俩是不会买账的。所以，王济军就借我是主抓初中教育教学，把矛盾转嫁到我身上，让万道姝和秦槐来抓起我不放，他在旁边观看还好笑。结果万道姝家丈夫陆应川把万道姝和秦槐对王济军的怨气发泄到我的头上，我就掉进了王济军设置的陷阱。 好心办坏事 就在万道姝家丈夫陆应川拿刀上我家门来威胁我事件平息不久，好像我某个晚自习时间在学校政教处玩，突发疾病，田万辉老师扶我去县医院看病。事情过了好长时间，一天晚上，我请田万辉老师吃烧烤，对他及时送我去医院表示感谢。 吃烧烤时，为了热闹一点，喝酒有个好气氛，我又叫了汪正辉和张录兵。我们吃好烧烤已经很晚了，大家回到学校，各自回家休息。张录兵发现门卫没有在学校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他就叫我跟他去叫门卫冯育光，因为他是学校政教主任，门卫值班由他管。我们走到冯育光家门口，张录兵敲门把冯育光叫了起来，我们走回到学校大门口值班室，张录兵跟冯育光谈工作上的事，我便回家睡觉了。 哪知，张录兵跟冯育光谈工作时，双方起了冲突，相互之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张录兵还叫来他家兄弟张录华，把冯育光给打伤了，伤在一只眼睛边的太阳穴部位。冯育光就抓住张录兵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打人这个事情不放，要找张录兵的麻烦，他到底要求张录兵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录兵是个敢做不敢当的人，他把他跟冯育光之间产生的冲突怪我请他吃烧烤喝着酒的缘故，把我也扯进其中，简直莫名其妙。我当时是学校教务副主任，也属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事后，好像学校校长要求张录兵跟冯育光道歉，我就觉得学校主要领导处理问题不一视同仁。当初，万道姝老师家丈夫陆应川拿刀砍上我家门来时，他为什么没有迅速作出要万道姝向我道歉的反应。 我和张录兵认识时间可谓很长，我开始在董干中学当老师时，他在读高中，他报考英语专业，我给他一些指导，所以他称我为老师，他毕业时还送我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后来他读文山师专毕业分到董干中学教英语，我们成了同事。不久，我调到大坪中学，半年后才调进麻栗坡县一中。九十年代中期，张录兵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我们又二度成为同事。 张录兵喜欢喝酒，非常能喝，酒量很高，劝酒能力特强。不会喝酒的人，或者不想再多喝了的人，在他一番劝酒话后都会情不自禁或他的劝情难却而端起酒杯来喝酒。我太熟悉他了，我也不只一次的被他劝酒而喝醉。其实，张录兵到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劝人喝酒时，他也是醉了。那天晚上，我请他们吃烧烤，少不了要喝酒，大家高兴，确实喝得有点多。张录兵借着酒劲和他主管范围内的门卫工作就去朝冯育光发虚火，因而就导致了我没有想到的事:我请他吃烧烤、喝酒还请错了，得不偿失了。只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录兵这个人太没有担当了，自己喝醉了，耍领导威风，做出了出格的事，反而怪我请他吃烧烤、喝酒，真是岂有此理！ 岳母家过年 自从我跟朱华结婚后，我就没有回家陪父母过过几个年。在我的记忆中朱华跟我回家过年不超过三次，包括有了小孩杨柳后。即使刚结婚那两年和有了杨柳，我们就在董干中学，我家距董干就十余公里的路程也没有去我家过年，我们都是去大坪漫马朱华的妈家过年。 后来申请调动被麻栗坡县主管教育副县长熊德华和县教育局惩罚调动到大坪，我在大坪中学教书，朱华被安排在漫马小学她妈家旁边教书，每年过年就更是在岳母家过了。 虽然再后来我从大坪中学调到麻栗坡县一中，一年半左右朱华也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但到过年我们仍然是去漫马岳母家过。后来我舅哥朱辉在大坪买了房子，岳母也放弃在漫马栽地，搬来大坪街上长期居住了。我们在麻栗坡县城住，除了屈指可数年份我们一家三口在县城过年外，基本上每年过年都是去大坪岳母家过。 自我们调到大坪，后又调进县城后，朱华和杨柳就再没回过老家水洞子，更谈不上在老家过年了。 我之所以选择去岳母家过年，开始时是因为我考虑到过年还是人多几个热闹一点，也温馨一点。我岳父在我还没有跟朱华结婚就去世了，当时家里只有岳母、舅哥和未过门的大嫂李秀惠，过年会显得有点冷清，出于这种考虑我才跟朱华去岳母家过年的，后来去岳母家过年也就延续下来，成为常态了。 由于我自结婚后，无论平时的寒暑假还是过年，除了少数在单位上度过外，几乎都是去岳母家过。杨柳对爷爷没什么印象，因为没见过几次。对于奶奶有些印象，那是因为爷爷过世后，奶奶时不时来麻栗坡马鹿塘我二姐家，同时也会在我家呆一些时日的缘故。所以，我的兄长姐妹们对我非常有看法，爹妈自然是鼻子大压着嘴巴了。他们认为漫马、大坪才是我的家，朱华的妈才是我的妈，杨柳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没有老家概念，没有什么亲情关系可言。他们对朱华当然是有意见了，每次我回家少不了要听他们一一数落，如何如何的对老人不好啊，如何如何的对兄长姐妹不好啊，等等等等。我只能隐忍内心的痛楚，听他们倾诉，很少反驳。 英语为县域服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〇〇二年的十年间，我用我学的专业英语为麻栗坡县域经济、教育发展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3年，麻栗坡县以边境贸易为主打参加昆交会，我被县委、县政府聘请为参加昆交会成员，为麻栗坡县参加昆交会的商品贸易产品和贸易项目作翻译。 九十年代中期，我翻译了麻栗坡县政府、县教育局使用外资改善办学情况汇报、图片展览以及对外宣传进一步吸引外资等材料。 麻栗坡县天宝国家级口岸第一届交易会在麻栗坡船头举行，我翻译了给外国嘉宾的邀请函、交易会开幕外国嘉宾的代表证以及在主席台就坐的外国嘉宾座位牌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外援办和麻栗坡县教育局翻译了“麻栗坡县一中综合楼”、“马街普留塘小学、普元小学”、“大坪阿老小学”、“南温河中心校、小寨小学、戈令小学”校舍改造及重建项目建议书等材料十余份。为麻栗坡县能及时很好地利用外援资金改善办学条件作出了贡献。 项目建议书只是项目总的名称，其中包括很多小项目，比如项目设计、项目预算、资金配套承诺书、项目建成后管理承诺书，等等。各种投资、预算、工程要求涉及太专业化的表述。诸如，填土夯实后干铺丙种石垫层、浇C15砼地坪、分色分格水磨石面层、轻钢龙骨吊顶等应有就有。要准确译出这些太专业化的词语表达，对于我这个“英语万金油”的外行人来说，挑战难度是可想而知。 项目建议书等资料 项目建议书等资料 硬座体验 最早坐火车是1980年我工作后。那年暑假，我去昆明师范学院（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杨昌育那里玩，他当时还没有毕业，他的女朋友吴兴美也在他那儿玩。麻栗坡县一中的王富明在昆明师范学院参加化学实验员暑期培训，他带着他的爹妈和他的女朋友去昆明玩。我回来时，王富明托我把他爹妈带回到麻栗坡。我们去昆明火车北站坐小火车先去开远，然后才赶开远到文山的早班车。 以其说是坐火车，不如说是站火车。我们根本没有座位，就站在两节车厢的结合部。火车很慢，只听见车轮滚过铁轨发出“哐——哐——当”、“哐——哐——当”的响声，听起来倒是很有节奏感，整整站了一夜，天亮才到达开远。下车后，我带着两位老人一路小跑到开远汽车客运站买票，王富明家妈还笑着说我领他们上操呢。 后来，到1984年，我在云南师范大学参加高中英语教师培训，接到通知回文山参加成人高考英语口试，我又去坐小火车赶往开远，同样是站了一夜到亮的火车。再后来，就是我读云南大学时又坐了一两次的这趟小火车，每次都是从晚上八点左右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才到达开远。 1998年，文山州教育局选派我到北京开高考研讨会，从昆明到北京，来回都是坐火车。这次，我们一共六位教师，他们买的是硬卧车票。虽然是硬卧，坐着并不舒服，其中有三位老师各带一个小孩，有时候不得不相互挤着坐，所以不舒服。 时间来到了2001年9月，儿子杨柳参加高考考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送杨柳去安徽合肥上大学。本来我们可以买火车硬卧票的，但我想要给杨柳锻炼一下，吃点苦，坐坐硬座，同时我也去体验一下硬座的滋味。 火车硬座的座椅靠背是直的，时间坐长了就会感觉相当不舒服，头仰着好难受呀，双手趴在那内座前的小桌上也不好受。从昆明站坐到南京西站将近50个小时，好像是要坐一个白天两个晚上才到。之前，我就听说过到了晚上，硬座车厢的乘客就会横七竖八的睡在座椅下。于是，我早就预备了一张塑料布，晚上实在熬不住了就把塑料布拿出来铺上，头往座椅下面伸进去，缩着脚就睡了，管它舒服不舒服，更管不了他人的臭脚、臭鞋、臭袜子了。 这次经历我亲身体验，到了深夜，座位上的人你靠我我靠你，歪头斜脑，横抌在座椅上的，脚翘在小桌子上的，躺在过道上的，应有就有，上厕所脚都下不去。好不容易，终于熬到了南京西站下车，又去找汽车客运站，买班车票坐到合肥。 有过这么一次硬座经历，以后长途我就再也没有坐过硬座了，实在是受不了，送杨柳到安徽合肥返回云南昆明我就买的是硬卧票了。 第十四章出国留学 （1991.7——1991.12） 云南教育开先河， 层层选拔考TOEFL。 选拔十人派出国， 进修TEFL新加坡。 天赐良机迎面来， 千载难逢垂青我。 走出国门开眼界， 远涉RELC添薪火。 外一首 一九九一已远去， 顺念倒读两无异。 深深嵌我人生旅， 浓墨重彩一大笔。 向来不畏板凳冷， 伸手抓住迎面机。 出国留学睁眼看， 平凡人生亦传奇。 〔注〕 1.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Language (托福考试)，作为外国语的英语考试。 2.TEFL: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 3. RELC: 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Regional Language Centre, 东南亚教育组织协会区域语言中心。 出国留学准考证 出国留学准考证 本人（后排左二）与云南省教育委员会李副主任、师训处李处长和其他留学学员合影 本人（后排左四）与云南省教育委员会李副主任、师训处李处长和其他留学学员合影 RELC学员身份证 RELC（区域语言中心） 在RELC国际酒店前台大厅看报 在RELC国际酒店客房学习 在RELC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书籍和学习 在RELC自助电脑文印室作业 云南TEFL学员与RELC部分教师结业时合影 云南TEFL学员与各外国学员合影 云南TEFL学员结业典礼 RELC中心主任颁发结业证书 忆一九九一 一九九一回不去， 意气风发刚而立。 寒舍教室教研室， 学生英语书本笔。 二〇二一三十年， 三点一线昨日里。 卅载河东当年事， 卅载河西成追忆。 15/01/2021 　第十五章文山市第一中学教书 （2005.9——2013.8） 文山教育逢改革， 招聘教师赐良机。 我想应聘市一中， 专科超龄不可期。 学生昌娥竭力荐， 局长校长赏识极。 学校破格聘用我， 看重能力和业绩。 抛弃安逸找折腾， 从头开辟新天地。 老牛明知夕阳晚， 不用扬鞭自奋蹄。 注：昌娥，即学生何昌娥。何昌娥本来是 麻栗坡县建设局的副局长，2004 年，她由文山县政府公开招聘，竞聘 为文山县建设局副局长。 文山市第一中学正门（东门） 文山市第一中学侧门（南门） 抛弃天时地利人和 2004年云南省教育改革以文山州作为试点率先展开，全州县城以上中小学校长实行竞聘产生，学校中层领导由校长组阁，也通过竞聘产生，教师和员工实行全员竞争上岗。文山州一中和文山县一中可以在全州范围内招聘教师，允许不受档案约束。条件是学历为本科，中职以上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 在这个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山州八县高中的优秀老师基本上都跑到文山州一中或文山县一中了。各县一中和县民族中学大伤元气，导致有些县一中或县民族中学严重缺乏能胜任高中高考学科的教师，麻栗坡县民族中学就是这样。因为钟子俊原是麻栗坡县民族中学副校长，后去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再后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最后任副县长到头了，仕途没有上升空间了，恰逢云南省高中教育改革由文山州率先进行，他竞聘上了文山州一中校长，所以，麻栗坡县民族中学高中骨干教师几乎全部跑到文山州一中去了。 2004年，我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已经18个年头了。事业上不说顺风顺水，起码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了。况且，船已驶向码头车驶向站，经不起多少折腾了。因此，在这一次教育改革中就没有去当弄潮儿了。再说，文山州一中和文山县一中在全州招聘高中教师的三个硬性条件“本科、中职以上、45岁以下。” 我才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中学高级教师。其中两项: 专科、47岁，远远达不到要求，因此也没有考虑过要去应聘。 到了2005年，我在麻栗坡县一中教的高三学生参加高考，理科生王付雄高考总成绩斩获麻栗坡县高考状元。王付雄的英语高考成绩更是获得文山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般的好成绩: 143分（满分150分）。后来文山州再没有学生英语高考超越此成绩。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有当高中教师的，也有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建议我去文山州一中或文山县一中应聘，我很犹豫，难以决定。 我心里很矛盾，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应聘不上很正常，本身就不符合应聘条件。万一应聘上了，那就意味着我要抛弃已经天时地利人和、轻轻松松、轻车熟路走到退休的工作环境，而要以奔天命的年纪去开辟新天地。时代变了，环境陌生，人缘陌生，前途不确定因素很多。而对于我早已安逸现状、不思进取、惰性十足阶段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山州一中和文山县一中都在州府，环境条件当然比麻栗坡县城要好些。我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和朱华商量后，艰难的作出决定还是去试一试。 其实，早就有人向钟子俊建议叫他把我吸纳进入文山州一中。钟子俊对我的情况是了解的，我对钟子俊的底子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钟子俊拒绝了这些人的举荐。当然他拒绝也是情在理中，毕竟我本来就不符合聘用条件。 最后在学生何昌娥的鼓励下，我去文山县一中应聘。2004年，何昌娥经文山县公招任文山县建设局副局长（当时还未撤县改市），之前何昌娥是麻栗坡县建设局副局长。何昌娥到文山县建设局任职后，负责巡视文山县新建县一中项目，与文山县教育局局长黄勇有接触，当然也就与文山县一中的校长李靖（2004年文山县政府公开招聘的）有接触。何昌娥向黄局长和李校长举荐了我，黄局长对我表示感兴趣。因此，我就去文山县一中应聘。 我先把个人材料递交后，文山县一中通知我去试讲课。试讲课由文山县一中主管教学副校长何元海主持。面试教师有文山县第一初级中学校长王子明（原文山县一中副校长、高中英语教师）、文山县一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唐艳红以及文山县一中高三年级英语备课组长毛志娟。 通过试讲面试，文山县一中居然决定破格聘用我了，我成了文山州这次教育改革中学历不合格，年龄远超聘用范围的唯一一人。麻栗坡认识我的老师知道这事后大为不解，深感意外。 应聘上了，接下来就要面对挑战。既然选择了，就要勇于接受挑战，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走了，麻栗坡县一中为了发泄他们对我的不满，就把气发泄在朱华头上，在工作上给朱华小鞋穿，有些领导还百般责难，这一切我们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我不顾一切的去我的新学校——文山县一中开荒。 真想不到，我快到五十岁了又开始独立生活。这一次独立生活与从麻栗坡县董干中学调到大坪中学不同。当年在大坪中学是住在学校，只是自己煮饭吃而已。也与第二次从大坪中学调到麻栗坡县一中独立生活不同，在麻栗坡县一中同样是住在学校，自己买菜煮饭吃。而来到文山，没有住处，没有吃处。开始那半个月，因为没有租到房子，我是在朱世文三叔家吃住。赵泰贵（原在麻栗坡县一中，我们是同事，后来他去县教育局当副局长，再后来去了州教育局）在文山州教育局管理后勤总务，我还去找他打开州教育局招待所的房间给我看，我曾打算租一个房间对付。后来，我在钟楼宾馆后面的原文山州运输公司的职工住宿区租到了一间有卧室、有厨房、有卫生间的宿舍，然后才回麻栗坡带上被褥行李、生活用具等来正式开始第三次独立生活。我自己买菜做饭，每个星期六朱华都从麻栗坡县一中上来，有时候她星期五下午干完她负责的工作就上来了。朱华在学校内的空地栽了一些小菜，她来时就顺便背一些来，她给我准备好吃早点的杂酱，买来够我吃一个星期早点的干米线，星期一她才坐最早的班车赶回去麻栗坡县一中上班。一年后，我搬到我在云龙商场买的那套旧房子。两年后，朱华退休了。就这样，我又过了两年的独立生活。 到了文山县一中就接手高三两个普通班（就是慢班）的英语课，想不到学生英语基础是如此的差，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与我在麻栗坡县一中教的不分快慢班的学生相比，英语基础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两个班的班主任都说就是英语差，两个班的总成绩在本届高三平行班级中是倒数第一、第二。 我从一开始教书，虽然辗转了几所学校，我的教书风格都是让学生适应老师，而非老师适应学生。可是，来在文山县一中就不同了，我的一贯教法行不通了，等到学生适应我时，学生都已经高考结束了。 怎么办？还有选择吗？自古华山一条路，只有老师适应学生了。教什么？怎样教？教到什么程度？我都得事先问学生。要不然我忙也是百忙，学生根本不懂。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我当时教的有多不容易。学生已经进高三了，来年六月份就要高考了，学生要求明天要听写哪几个英语单词和词组，今天必须告诉他们，而且听写的顺序不能打乱。 我也说不上用了怎样的耐心和精力，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这两个普通班的英语成绩赶上了其他平行班级，与他们平起平坐，学生没因为英语而拖了他们高考的后腿。 就这样，我在文山县一中，后撤县改市更名为文山市第一中学如履薄冰似地工作了八年，一直站在讲台上直至退休，其中有五年上高三。 到文山市第一中学，我感到还是有收获。比如，接连上高三，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上完一届高三还可以出去旅游，这些在麻栗坡县一中是不大可能连续获得的。特别是外出旅游，2009年我若不是要搬新家，我就和那一届的高三教师去西藏、四川九寨沟、峨眉山旅游了。 附： 2013年6月5日下午，我上最后一节英语课，这两个班是我教师生涯收官之学生。于是，即刻构思写了下面几句话送给学生： 英语教师寄语 ——致高三13、14班全体学生 年/方十八真阳光， 青/春亮丽刚绽放。 人/生追梦各相异， 志/在四方共兴邦。 当/今身肩中国梦， 存/亡主靠自身强。 高/考命运转折点， 远/求学问赴他乡。 注：内含“年青人志当存高远”。 第十六章百味平凡人生 我的贵人 所谓贵人，即风水命理术数中的无形贵人和现实生活中的有形贵人，特别是困难时、关键时提供帮助和伸出手拉你一把的人，我相信人生中是有贵人的。有的贵人是你的亲人或亲戚，有的贵人是你的同乡、同学、同事，有的贵人是你的上司、师长或下属、晚辈以及后生，有的贵人是你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贵人的出现往往是出乎你预料的，他们出现时，你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你的贵人。我直到退休后，回望走过来的路，才发现我人生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贵人。 陈同志 这个姓陈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当之无愧的贵人，没有他，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陈同志是麻栗坡县上派到者挖大队下乡的工作干部，者挖大队就在我家水洞子村。1977年，我高中毕业在家务农，陈同志有时参加我们生产队一起劳动，我们一起改土，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1977年恢复高考，12月份才考试。我去麻栗坡县城参加高考回来不久，又被叫去董干中学参加考英语笔试。在等待英语口试期间，我去普弄大队铳样大土杨昌育家复习准备。 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在者挖大队住宿的陈同志接到电话，叫通知杨芝明第二天赶到麻栗坡县城考英语口试。陈同志接到电话后去我家告诉我爹，叫我第二天赶到麻栗坡考口试。我爹得知这一消息，连晚连夜找人和他作伴去铳样大土杨昌育家叫我。就这样，我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陈同志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因为那些大队干部都是本地人，但都不是我们水洞子村人，他们一般都不在大队住宿，他们有宿舍，晚上基本上都是回自己家的。如果那天晚上不是陈同志，很难想象我的人生会是怎样？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根本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当年他参加我们生产队劳动时，人们称呼他都是叫“陈同志”。好像好多年之后，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个村民说到这个陈同志名叫“陈廷山”。如今，不知这位陈同志是否还健在，也不知我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并当面说一声“谢谢！”我只能说“好人一生平安吧！” 2023年末，终于打听到“陈同志”叫“程连山”，我如愿以偿。 杨正银 杨正银是我们水洞子村的人，同是姓杨，但不是一个家族，论辈分，他是我的侄辈，他叫我二叔。 杨正银是我的贵人，也发生在陈同志通知我爹叫我去麻栗坡考口试那天晚上。开始时，我爹去叫我们本家二叔杨应明跟他作伴，结果我二叔的妈，我们叫她六奶，不同意他跟我爹作伴。后来，我爹才去叫杨正银。杨正银虽然睡觉了，但他马上起来就跟我爹去铳样大土杨昌育家叫我了。 那是一个隆冬的夜晚，有雾，冷飕飕的，毛雨纷飞。杨正银陪着我爹凭藉着一盏马灯照亮，翻山越岭，走了两个多小时崎岖不平、坑坑洼洼、上坡下坡的山路到了铳样大土杨昌育家。 我们早就睡觉了，我爹和杨正银到达后，我迅速起床，知道他们去叫我的目的是天亮前我必须赶到董干坐班车去麻栗坡考口试。我爹上年纪了，就在杨昌育家休息了，而杨正银还得陪着我从铳样大土又立马返回我家水洞子，从水洞子到董干才是我一个人走的。 所以说，杨正银也是我人生中的贵人。那天晚上，他要是不愿意给我爹作伴，也很难想象我爹会怎么办？从而也难想象我的人生会怎样？ 秦光恒副主任 秦副主任名叫秦光恒，我在董干中学（当时的麻栗坡二中）读高中时，秦光恒是我的政治课教师，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 秦光恒老师跟我很有缘，秦老师家夫人是董干卫生所的医生，我爹懂很多中草药，会医伤风感冒、头疼、肚子疼等疾病，他还会医治骨折、跌打损伤和拔牙。他跟董干卫生所的好多医生都熟悉，所以，秦光恒老师也认识我爹。我读初中时，学校让我管广播，每天要播放什么节目就是秦光恒老师安排的。我记忆犹新，每天早上6点30分起床，要播放收音机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秦光恒老师是我的贵人，也是在他通知我去麻栗坡考英语口试就出现的了。他是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我估计当时高考考生考试这类具体事务由他负责。就是我接到考口试通知，连晚连夜赶到董干时，开往麻栗坡县城的班车早就开走了，在那里等我和另一个考生汪正辉的人正是秦光恒老师。 那些年，董干到麻栗坡县城的班车每天就一班，错过就只有等第二天了。考试时间是固定不变的，也是不能等的，如果当天赶不到麻栗坡，我和汪正辉的英语口试就泡汤了。 于是，秦光恒老师就在董干街上四处转悠寻找解放牌货车，看有没有货车司机愿意搭载我俩去县城。嗨！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秦光恒老师还真的找到了一辆解放牌货车，货车司机同意搭载我俩到盘龙漂漂，他从那儿就直往文山，不进麻栗坡县城。漂漂距麻栗坡县城还有13公里路程，我俩可以步行去县城。 秦光恒老师是我的贵人还体现在另一件事情上。那是我申请调动工作得罪了麻栗坡县主管教育的县太爷，他把我和朱华惩罚从董干中学调到大坪，我在大坪中学，朱华在大坪镇漫马村小学。后来，麻栗坡县一中紧缺英语教师，秦光恒老师当时已是麻栗坡县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他和一个姓王的副校长去玉溪师专请求支援英语教师未果。他俩回来后去找主管教育的熊德华副县长理论，后来我才调进麻栗坡县一中。秦光恒老师应该为我说过好话，所以，他也是我当之无愧的贵人。 陌生的货车司机 我认为为了能及时赶到麻栗坡考英语口试，我天亮赶到董干，进县城的班车已经开走了，秦光恒老师帮我们找到的那位同意搭载我和汪正辉的货车司机也是我的贵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会开车的人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司机，尽管他驾驶室就他一人，他都是不随便搭载路人的。有些汽车司机不要说是搭载路人，就连他们的亲戚、亲人乃至父母都不愿意搭载。所以，这个货车司机同样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只可惜当时我们都还涉世未深，懂不了多少人情世故，连人家这位好心司机姓甚名谁都没问及。汽车到达漂漂，我们俩就下车，直奔麻栗坡县城步行而去。 熊照兴老师 熊照兴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们高中才开始学英语，没有教材，一般都是老师编印讲义进行教学。熊照兴老师成为我的贵人主要体现在我工作后。 我读文师中专英语班毕业后分到董干中学（当时的麻栗坡二中）教英语，据说就是熊照兴老师强力要求把我分到董干中学的。 熊老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现在我又回到母校与他一起教英语，熊老师对我自然是关心有加。在英语专业方面继续给我指导，在教育教学业务能力的提高方面给我帮助和指点。熊老师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关心，四处张罗给我找女朋友。当时董干中学聚集了十多个大龄小伙子，董干中小学以及董干镇政府（当时的董干公社）所在地的机关五大所的适龄女青年简直是化学中的稀有元素，打起灯笼都难找。相邻的铁厂公社、马街公社和新寨公社也是一女难求。朱华，麻栗坡县师范学校毕业分到董干中学当会计，在熊老师的大力撮合下，朱华最终选择与我结合成家。 所以，熊照兴老师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也是当之无愧的。 邢文英夫妇 邢文英是我和朱华在董干中学工作时的同事，邢文英老师教政治，她丈夫李克勤是董干八里坪边防部队营部医生。平时，我们的关系处的很好。 1984年，我参加首次全国成人高考，考起了云南大学。与此同时，朱华被从董干中学调到董干小学任教，还未到董干小学工作，又被调往乡下白沙杠小学。 就在我读云南大学读书期间，朱华在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在白沙杠小学教书。一天深夜，小孩高烧四十一、二度，白沙杠大队赤脚医生没有退烧针药。第二天天未亮，朱华前挎背篮，后背小孩步行前往董干卫生所医治。 邢文英老师主动让朱华母子食宿在她宿舍里，她去八里坪部队营部她丈夫李克勤那儿住。后来，小孩的病好了，朱华回白沙杠小学，李克勤医生还亲自护送朱华母子到学校。 从表面上看，邢文英夫妇是帮助了朱华母子，但他们间接的帮助我解决本应由我承担的责任，他们就是我的贵人。 王正华副校长 1987年，我向麻栗坡县教育局提出申请调动工作，曲线的要求他们把我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或麻栗坡县民族中学。可能是因为我递申请的方式让教育局领导，特别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反感，他们惩罚我，把我调到只有初中的大坪中学，把朱华调到大坪镇漫马村小学。 此时，王正华是麻栗坡县一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学校英语教师严重缺乏。有些初三班级的英语课，老师们都代不过来了，王正华副校长就和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秦光恒前往玉溪师专请求支援英语教师帮解燃眉之急。 事很凑巧，他们两个副校长到玉溪师专找到英语系借老师，英语系系主任彭庆华是我文师中专英语班时的同班同学。彭庆华问起我的情况，他们回答说我在乡下的大坪中学。彭庆华听后说，你们来借英语老师，杨芝明是我们英语班最优秀的，他连你们县一中都进不了，我叫他来我这里吧，我们也没有英语老师借你们。 两个副校长无功而返，但却坚定了一个信心。据说王正华副校长去找主管教育的熊副县长理论，说他小家子气，就因为杨芝明递交申请调动方式得罪了你，你就把他调到大坪中学了。 可能是王正华的话触动了熊副县长，也可能是熊副县长良心发现。半年之后，县教育局下文把我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 所以说，王正华是我的贵人。要不是王正华的据理力争，我有可能就永远被困在大坪那个小镇上了。因为，据说熊副县长曾说过：杨芝明永远甭想进县城。 同学彭庆华 彭庆华绝对是我的贵人，我们虽然读文师时是同班同学，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他是高中在校生直接考进来的。他是丘北县人，我是麻栗坡县人。我俩刚好南北相对，我们读文师时没有太多的交流。 但是，我和彭庆华很投缘。1984年我参加全国首次成人高考，考起了云南大学。而彭庆华读玉溪师专毕业于1983年保送读云南大学本科，我们二度成为同学。在云大时，有些选修课，我俩也是同堂一起上的。毕业后，我俩再没见面或联系。 很难想象，当时麻栗坡县一中紧缺英语教师，那两个副校长去玉溪师专借英语教师，彭庆华已是玉溪师专英语系系主任，他的一席话却帮了我的大忙，使我摆脱了那个不堪回首的窘境。 学生何昌娥 何昌娥是我被惩罚调动到大坪中学所教的一名学生，她很有读书的天赋，英语学习成绩也很好。尽管初一、初二阶段的英语教师是赶鸭子上架教英语的，学生几乎全部放弃学英语了。就在初三上学期我接手他们的英语课，用我满腔热情、闻一知十、一叶落知秋、窥一斑知全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教学方式重新点燃了他们行将熄灭的英语火花，许多同学的英语学习燎原起来了。何昌娥的中考英语成绩94分（满分100分），创大坪中学历届中考英语之最，后再没有人超过。 何昌娥是我的贵人主要体现在她让我应聘到了文山市第一中学。2005年，云南省高中教育改革第二年，文山州率先试点，文山州一中、文山县一中（当年还未拆县改市）在全州招聘高中教师。条件是：大学本科学历，中学一级及以上教师职称，年龄不超过四十五岁。我只有职称是高级教师符合，学历专科不符合，年龄已四十七岁更不符合。但我有一把杀手锏，2005年高考，我的学生王付熊英语高考成绩143分（满分150分）。他的英语高考成绩这么高是全州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也再没有学生英语高考成绩逼近此记录。我还有一个优势是我曾经去新加坡留过学。 何昌娥凭藉她是文山县建设局副局长，负责文山县一中卧龙新校区项目监督管理、质检等工作，与文山县教育局长和文山县一中校长有所接触，用她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举荐我，感动了县教育局长和县一中校长，最后他们同意破格聘用我进文山县一中。 所以说，何昌娥这个学生也是我的贵人。 生病住院经历 在云南大学读书时，一天夜半三更时节，我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直不起腰来，整个人弓着身子躺在床上，滚来滚去，呻吟不止。舍友们被我的叫唤声惊醒了，全部起来把我扶到东二院的医务室去。我疼得实在难忍，那种难受有想死都不想活了，医生给我打了杜冷丁。疼痛缓解了之后，同学们扶我回宿舍还是就在医务室休息，已经记不清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云南大学四合院内学校医院检查。医生初步诊断为膀胱或输尿管结石，我拿着检查单子和医生开的针药单子去划价取药治疗。我刚走到划价窗口，肚子又疼起来了，又是疼得直不起腰来，我低着身子，把手使劲往上伸，想把药单交给护士，但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手都够不到窗口。室内的护士看到了，赶紧开门出来，拿走药单，先配针水给我输液，叫我输液结束后再去付钱。输完液后，医生建议我多喝水、跳绳，喝不了过多的白开水的话，可以在水里加点白糖，也可以调些麦乳精喝，目的就是把结石排出来。 看这个样子，我应该是患了肾结石。接下来，我除了尽量按医生所说的做外，我也去昆明昆华医院照X光片看看有没有肾结石。当时我的一个学生罗华在昆明昆华医院进修，他领我去照了一张X光片。由于照片的不是专业医生，影像也看不怎么清楚，有没有肾结石也说不清楚。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肚子也没有再疼，我就没有再管它了。但是，由于肚子疼起来，让人受不了，非常害怕出远门，万一在路途中或车上发作就糟糕了。这个阴影在脑海里很长时间，也至于云大毕业时，我想去怒江我妻子的老孃家一趟都没敢去。 大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又两次犯肚子疼了，那时我已经来麻栗坡县一中工作十来年了，每一次疼都要打杜冷丁才会好。 有一次好像是在学校政教处玩的时候犯病，一个老师扶着我出了学校大门，刚好另一个老师来到校门口，看见我被人搀扶着，赶紧叫过来一辆人力三轮车，两个老师跟着把我送到了县医院。 这次肚子疼也是与第一次疼那样。疼得受不了，我是疼得大喊大叫，根本没管自己是一个老师的尊严了，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下晚自习了，我还没有回家，朱华就打我的手机，我根本没听见，也疼得接不了电话了。送我去医院的老师听见手机铃声响，从病床下面捡起手机来回朱华的电话。朱华知道我在医院里，马上赶到医院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巧，当时岳母在我家，她也跟朱华一起去看我了。 说来不怕人笑话，我这次去医院出丑了，不仅大喊大叫，整个门诊楼都听得见我的叫唤声，值班医生半天不来。好不容易医生来了，他看了我疼的样子，不但不安慰我，反而还说一些话吓唬我。他说：你这个肾结石肯定是叉叉角角的，很大很大。我实在是太疼了，忍不住了，哪还容得他调侃开玩笑，我叫他赶快开杜冷丁来打。那天晚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医院被我闹得鸡犬不宁，害得老岳母和朱华守护我一夜。 另一次肚子疼好像是在中考期间。每年中考我一般都被安排作中考场外巡视员，负责五个左右考室，但我并没有耽误监考工作。初中劳技、生物、史地等会考时，我作为县教育局派的会考巡视员去县民族中学巡视，我跟教务主任秦崇兴交流着有关肾绞痛的事，他说他也有过，他也怀疑是有肾结石，还作过肾造影检查，并且说做肾造影检查时非常难受，你会感到好像肚皮被压得紧贴后背。这次疼后，不管有多难受，我也要去做肾造影检查，结果检查后，仍然没有查出肾上有结石。 大约2000年左右我住了一次院。这次也是肚子疼，但不是肾绞痛，也不是肾结石疼，这次应该是属于肠胃炎疼。 这次住院治疗前先作了胃镜检查。说起胃镜检查，我又是表现得很异常，医生一次次把镜子从我喉咙放进去，我一次次地把镜子拔出来。因为我感到镜子一放进去我就想吐，情不自禁地就把镜子拔出来了。医生不得不开导我，叫我主动将镜子吸进去。我太难配合医生做检查了，医生好不容易完成了检查，我却是眼泪婆娑、口水哩啦，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这次胃病，我在县医院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治好。住院期间，年级组的老师们买了水果、藕粉、营养麦片等东西去看望我。 两次下礼 “下礼”是老家的一种委婉语，就是哪家有老人去世了，就要派一个孝子去村子里挨家挨户报丧并请人家来帮忙，把去世的老人送上山。一般由一个族人领着主家孝子去给人家下礼，具体说来就是给人下跪。每走到一家，一见到人，报丧的孝子立即单膝下跪，由带领的族人向人家报告说，主家某老人过世了，请你们去帮忙把老人送上山。听到这个话之后，那人就会过来把下礼的人扶起来，并说：“罚起！罚起！” 一九九三年，我爹去世了，我哥又不在家，他出去滇西畹町打工了，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只有我去给人家下礼了。 给老人办丧事是大事，一般都需要全村人来帮忙。过去集体生产队时候，就我们水洞子村人就够了，很少加上坪上村的人。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下放到各家各户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次我爹过世，除了去给本村的人家下礼外，还要去坪上村给人家下礼，帮忙的人才够。 我大叔杨应奎领我去给人家下礼，首先去给本村的人家下礼，然后才去坪上村以及王家洞子村给人家下礼。 十年之后，我妈去世了。得知这一消息已经是下午了，当时我还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要及时赶回董干水洞子老家，早就没有班车了，我们自己又没有车子。还好，幺妹杨芝会跟县民政局局长很熟，并且是朋友，由他帮忙派一辆小轿车和驾驶员，把我和朱华连晚连夜拉到了我家水洞子。 这一次，我哥早就回来了，但是，去给人下礼的事还是由我去，我哥负责张罗家里的其他事，还有给我妈寻找埋葬的地方。 这一次比十年前难多了，无论本村、外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出去外地或省外打工了，在家的人大多是老、弱、病、小以及妇女。因此，除本村外，我还得去附近的村寨给人家下礼才能保证有足够的人来帮忙把老母亲送上山。 这一次，是由我二叔杨应明领着我去给人家下礼。他先领我去本村寨给人家下礼，然后领我去坪上村和王家洞子村给人家下礼。此外，还从坪上村的辛院山坡上翻过去水井湾村，再给人家下礼。之后，估计人力还不够，我二叔又领我向兴隆寨村去给人家下礼，好在去的路上，我哥他们给我妈找好了坟地，他们看见我们了，说是人员够了，就这样才没有去兴隆寨村给人家下礼了。 两次骨折经历 第一次骨折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具体是哪一年已经记不清楚了，这次骨折是右手桡骨骨折。 骨折是在我打排球时，冲到网边接球时发生的。我两只眼睛只顾看球，双手伸出去接球，没注意旁边扯着固定球网的网杆绳索，脚绊着斜拉起固定在地面上的网杆绳索，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就这样到县医院一照X光片，右手桡骨就骨折了。 那些年，麻栗坡县一中的教职工们特别喜欢打排球、篮球，大家都住在学校里，晚饭后，基本上都来球场上打排球或打篮球。无论打排球还是打篮球都是自由组合分组轮流上场打，打赢的小组继续留在场上，打输的小组下场，轮其他小组上场，大家往往玩得不亦乐乎，忘乎所以。因此，我的右手桡骨骨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可以说是乐极生悲。 我还清楚记得那天下午，我应政教主任李俊的邀请，跟李俊和他办公室的侬廷顺老师一起去麻栗镇的楼梯寨小学搞初中流失生调查，回来后，吃了晚饭就出来打排球了，心情较好，打球的兴致很高，一不小心，骨折就发生了。 我家爹本来就是医治骨折的，那药我也知道，也会加工，但那是在老家呀。在麻栗坡县城，我到哪里找那些药，况且又不熟悉那些山，自己还受了伤，根本不可能上山采药了。我二姐嫁在麻栗镇马鹿塘，离县城不远，她家那里的山上找得到我们家用来治疗骨折的草药，她也曾经给村里的人找过这些药。可是，谁去告诉她我受伤了呢？所以，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只好叫我们学校的熊代强老师帮医治了。诚然，各师各叫，各个医生有各个医生的医治办法。熊代强老师治疗骨折的主药是需要一条河里的鱼，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草药，至于怎么样才能弄到河里的鱼就由他自己去想办法了。他给我上了好几副药，每次上药，都要一条小鱼，真是辛苦他了。由于我们是同事，熊老师又喜欢乐于助人，他就这样免费给我治疗骨折了。 右手桡骨骨折了，治疗期间右手还上了夹板固位，吊着绷带挎着。但是，教学工作不能停呀。我天天上课，练习左手写黑板字。开始用左手写黑板字时，既要写汉语，又要写英语，写的歪歪斜斜、弯弯扭扭，很是难看。写一会儿手就酸了，手指不灵活了，拿粉笔也拿不住了。不管怎么难写，不管手多么难受，我都坚持用左手写黑板字，不能光用嘴巴说或念作用于学生的耳朵，也要用左手写黑板来作用于学生的视觉感官，这样多器官同时作用参与到学习中，学习效果才会好一些。整个治疗期间，我都用左手写黑板字，一天天地，手练习的灵活了、习惯了，无论汉语还是英语也渐渐的写得好看了。等右手骨折治好后，我已经练会了用左手写黑板字了，这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或技能。 自我这次右手骨折学会了用左手写黑板字后，我就一直用左手写黑板字。我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心理学上说，经常训练左手的灵活性对大脑有好处。另一个是言传不如身教，当学生看到老师能用左手写黑板字时会无形中感到对老师的敬佩，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此时会产生无声胜有声的影响学生用心学好英语，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长期一直坚持用左手写黑板字，无论我平时上课，还是上公开课以及上级教育部门来检查督导听课都是如此。有一次，省上教研部门的一位官员来听了我的课，开会反馈意见时，他说：“这位老师的英语课上得挺不错，就是用左手写字。”我想他这样说并不是他觉得用左手写字不好，而是他根本没见过用左手写黑板，从而感觉有些不习惯吧。原来在麻栗坡县一中，英语老师和少数其他教师都知道我用左手写黑板字，已经见怪不怪了。2005年我应聘到了文山市第一中学后，我依然用左手写黑板字，有的老师看见了我用左手写黑板感到惊讶并大加赞赏。 第二次骨折发生在2018年2月4日（农历丁酉年腊月十九）。巧得很，这一天刚好是下一年的立春日，虽然农历腊月一般人们还是称丁酉年，但严格按农历历法算，应该是戊戌年的第一天了。 这次骨折说来也有些蹊跷，我领着小孙女到小区外面散步，走回到泰禾拾景园与我们世界城的结合部路口，我没有看路，右脚踩到一块坚硬的硬纸板，凹凸不平的硬壳纸板在地面路砖上一滑，我就滑倒了，右脚就崴了失去了知觉好几分钟，我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试着迈步，还勉强能行走，脚裸当时已经麻木了，只感到胀胀的，感觉不到多少疼痛。当时我的手还拉着小孙女，小孙女也摔倒了，好在她没有摔伤。这次骨折真有点迷信的说法，戊戌年恰恰是我的本命年，你说奇怪不奇怪，民间的一些说法就是人逢本命年会有些不顺，而这一天恰恰就是戊戌年立春日，我的本命年的第一天。 慢慢走回到家里，脚很快就肿胀起来了，我试着走走，活动活动脚裸，看有没有骨头脱位等，根本看不出来，也感觉不出来。只是凭直觉，应该没有造成骨折，猜想是韧带和肌肉严重拉伤了，如果骨折的话，就走不了路了。我们马上用农村的土办法来处理，朱华先拉着脚左右扭动扭动，让那些拉伤的韧带和肌肉复位。然后把玻璃酒瓶砸碎，用玻璃瓦针来刺肿胀的脚裸、脚背，希望那些瘀血流出来。再后又把高度白酒倒进碗里，用火点燃，朱华手抓酒火放在受伤的脚上拍打，我们叫做“烧酒火”治疗。晚上杨柳下班回来知道我的脚崴了，提议去医院照片看看，骨折没有，我说没事，我还能走，应该没有骨折。 第二天，朱华叫小区里的一个会理发的老张来给我理发，他说他也经常崴脚。我跟他说我的这个现象，他也觉得应该没有骨折。就这样，我用正红花油来搽抹，每天用热水洗脚，希望消瘀血、消肿。可是，没有多少好转。 到了第四天晚上，杨柳回家来，询问我的脚伤情况怎么样。我说没有好转，肯定要慢慢的好，俗话说伤筋动骨要一百天嘛。他感觉不对，应该去医院照片看看才行。我还跟他争论了几句，就是坚持没有必要去医院照片。不过，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是听杨柳的话，去回龙观积水潭医院照了片检查，殊不知脚脖子真的骨折了，有个地方还错位了一毫米，不是太严重，暂时不用动手术，采取保守治疗。但是要打石膏，脚不能落地，拄双拐。哎哟！这骨折不骨折还真的不能凭感觉啊！医生马上开药，技师给我打了石膏支架固定，我们买了双拐，我拄着双拐就回来了。 接下来的养伤真难熬啊！受伤的脚不能落地，要尽可能的保持平放。晚上睡觉只能让脚尖朝上，因为裹着石膏支架的脚是不能随便动的，如果脚要侧面放的话，要转动身体来配合。因为受伤的脚一直都是肿胀着的，十分难受，脚裸那些凸出的部位被支架压迫的钻心的疼，那种滋味真是除了难受还是难受。成天除了坐着、躺着还是坐着、躺着，什么也干不了。起居、洗涑、吃饭、上卫生间之类的事在平时好脚好手时不以为然，现在拄着双拐做这些事就显得相当困难。 就这样从腊月十九摔倒受伤到过年以及新的一年整个正月间，我都是拄着双拐度过的，直到50多天后去医院进行第二次复查后才把裹着脚的支架卸下，我才慢慢的丢掉双拐练习走路。开始时，走着还感到脚疼，走的一瘸一拐的，感到脚底不踏实，要摔倒要摔倒的样子。真是人要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 这次骨折还导致我成了“张仕贵的马，一到关键时刻就拉稀。”或者说关键时刻掉链子。为什么呢？因为小孙女3月份要报名读幼儿园小班啦。南邵中心幼儿园在2017年和2018年报名读小班的幼儿特别多，他们只招收200名，可报名的幼儿有400来人。正式报名登记前要白天夜晚排队两、三天，我受伤的脚到小孩报名时虽然说取掉了石膏支架，不拄拐了，但是还不能久坐、久站，哪家需要报名的都是一家人轮流去排队，有的直接出钱请人排队。我真的是没有用，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帮不上忙。我们不得不叫我教过的学生王付雄来帮我们排了一晚上的队，他在西二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刚好离我家南邵这儿不远。 越南走亲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越南关系很好，边境居民互相往来很随便。像我们村就有好些人家有亲戚在越南，我家也不例外，而且我家还更特别，因为我家大姐就嫁给在越南的亲戚。 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粮食不够吃，很多村民都去越南买粮食来吃，据说我爹就是想得到粮食，我大姐才嫁到越南去的，我姐夫比我姐小整整五岁。 1975年我刚刚初中毕业，暑假期间，我和我二舅跟我大姐去越南她家。她家在越南斑麻，要走一整天才走得到。从我家出发，过了几个村寨才到中越边境大卡。大卡是我们那一带进入越南的大路，除此之外，就是那些与越南接壤的村寨有通往越南的山路。 越南国家很小，翻过大卡那面不远就是越南的同文县城，我们当地俗称铺榜。 由于当时年纪小，记不住所走过的地方。不过，有一处地名是记忆犹新的，叫“姑娘屙尿”。路边有一个岩石，岩石上有一个裂缝，恰似女性生殖器，从裂缝中还冒出水来，所以人们就形象地取了这个名字。 我们当天没有直接到我大姐家，黄昏时分到达龙坪，在龙坪休息住宿。龙坪是一个集镇之类的地方，我家有不少亲戚在龙坪居住。说来也巧，我大姐夫家叔家就在龙坪，大姐夫的婶子还是我董干二姑妈的大姑娘，我们也叫她大姐。还有更让人感到不好理解的是我亲大姐的婆婆妈，我们也叫她大姐，她是我妈的侄姑娘，哎呀，关系太复杂啦。我大姐都领着我和我二舅去各位亲戚家走了走、坐了坐、看了看。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去斑麻我大姐家，从龙坪去斑麻就是一路下坡，一直下到斑麻。 当年国内盛行熬木姜籽油，木姜籽是一种树结的籽。我二舅本来是想去我大姐家那里熬木姜籽油，结果到了那里发现没有多少木姜籽树，结籽的树都被人家砍掉熬木姜籽油了。 我在我大姐家玩了多少天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跟我姐夫的弟弟一起放马、骑马，去山里玩，吃芭蕉、香蕉、菠萝等。 其实我姐夫家是华侨，姐夫的爹是西畴县水淹坝人，识文化，汉字书法很好，经常给人写红白喜事对联，年轻时在铺榜县（即同文县）居住，以制作桐油雨伞（俗称“撑子”）为生，人们送外号“张撑子”。 我早就听大人说姐夫家爹抽鸦片或大烟，很是花钱。越南是六天赶一次集，每次赶集，我姐夫都要用马驮包谷到龙坪街上卖，然后买鸦片或大烟回去给我亲爹抽。我爹说话有点夸张，他说我姐夫家的包谷有我们整个生产队的多。虽然那么多包谷，大多都被我亲爹抽大烟抽完了。 不过，有一个民俗传统是我去我姐夫家才看到的，之前在我家是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做的，回来以后也没有看见哪家这么做过，直到结婚后在麻栗坡县大坪漫马的岳母家看到岳母这样做过。 那时，我亲爹除了躺在床上抽大烟、吃饭、喝酒、喝茶外，已经没干活了。他成天披着一件衣服，斑麻很热，所以就没有穿什么内衣之类的衣服。双脚踏着布鞋，鞋后跟是被踏扁了的，方便脚伸进退出，那鞋也就成拖鞋了，走起路来就“啪嗒、啪嗒”的响。 我看到的那个民俗传统是这样的。我看见姐夫的爹在房屋中堂的板壁边摆上一张桌子，每天午饭时，他都亲自炒菜做饭，在桌子上烧香燃烛，然后端饭菜去桌子上祭献，我看到了根本搞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家也有献饭的时候，但是，是在中堂的正中央摆桌子，对着背后的神龛，在神龛上烧香、点灯，这些事我在家大多是我做。 后来在岳母家，岳母也是把桌子摆在中堂板壁边献饭，我才听她说这是“接老祖公”。 原来是每年农历七月初一都要以这种形式，就是在堂屋板壁边献饭“接老祖公（已过世的先祖们）”，迎接老祖公进家，到七月十四“送老祖公”才拆掉在堂屋板壁边献饭，还原到堂屋中央献饭。我只知道七月十四是过“七月半”。在岳母家才弄清楚了七月十四是“中元节”，缅怀先人、逝者，吃饭前献饭，天黑了给先人、逝者烧钱纸、烧包，也就是把纸钱用纸糊的包装着拿去外面烧，纸包里还放一些用纸或最简便的布料做的衣服、鞋子等之类的东西烧给先人、逝者使用，纸包封面上除了要写清楚某某逝者冥中收用外，还写寄钱人身份和姓名，也就是与逝者的关系以及称呼。 有些民俗传统和形式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国内看不到了或很少看到了，但是在国外的华人还保留着。比如“猜灯谜”或“打灯谜”这种游戏，我在国内没见过何为灯谜。1991年我去新加坡RELC留学进修TEFL时，我们受邀去参加新加坡德明中学的“中秋提灯会”，晚会上不少人提着灯笼，灯笼上写着谜语让大家猜，我才弄清楚“猜灯谜”原来是这么得来的。 第二次去越南是1976年我家修新房子前，这次是我和我爹妈一起去的，好像也是与修新房子有关。修新房子前，一是必须要备好木料，木料问题我爹早已计划好了。二是必须备好钱，房子修好要付给师傅和工匠工钱，钱我爹妈已经叫我哥在他代课的地方摆谷跟熟人和朋友借了。三是准备好粮食，修房子要请很多人来做工，人多要有饭吃，当年集体生产队劳动抢工分分粮，除了自家吃的口粮是没有多少余粮的。所以，我爹妈就打主意去越南借粮食或买粮食。 我爹妈叫我跟着他们去的是解放前他们去越南逃难躲匪的那些村寨，他们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与那里的一些人家很熟，当时还让我哥他们拜那些人为干爹，我们称那些人为保爷、保娘。我跟着我爹妈去，左一声保爷，右一声保娘的喊就显得亲切，我爹妈提出跟他们借粮食或买粮食，那些人就不好得拒绝。 这次去不是走大卡大路，而是从大卡边上的一条山路翻过一座山到达越南插弄，然后到大弄，我们就在大弄村吃饭。大弄那里居住的基本上都是苗族，他们生活很简单，又不太讲究卫生。吃饭时，我看到盛饭的碗黑乎乎的，长时间没有好好清洗的污垢糊在碗口边沿处，我们俗称碗都脏得戴项圈了。我没敢用嘴唇接触碗口，直接将嘴巴伸进碗里，像猪吃食那样吃饭。 在大弄办完事后，我爹妈又领着我去下一个地势较为平缓的普腊村走了走，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汉族华侨，大慨呆了一、两天我们才回来。 第三次去越南已经是新世纪2010年左右的事了。这一次是我家大姐家嫁幺姑娘。 我大姐家早就没有在龙坪斑麻居住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越南反华，将华侨往越南内地驱赶，他们被驱赶到先光省地区居住，我姐夫家爹经不起折腾就死在先光了，后来两国边境摩擦导致1979年2月中国对越采取自卫还击战。仗打了一个多月，中国军队撤回国内，越军迅速占领了中越边境线上的一些山头。198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打响了收复老山、者阴山的战斗，随后两山轮战将近十年才结束。又过了几年，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两国渐渐恢复友好关系，越南准许他们华侨回原居住地居住，我姐家没有选择回原居住地，而是选择去河江省离河江省城不远的一个地方居住。 这次去就不像前两次那样自由随意了，要办理边境通行证才能去。我家二姐、三妹、幺妹，还有朱华都一起去了。她们户籍属于麻栗坡县，在县公安局很容易就办到边境通行证了，我的户口已转到文山市，办起来就复杂一点，要到船头即天宝口岸边境管理站，以到越南旅游者或经商者身份才能办到边境通行证。 我和朱华从文山坐班车到麻栗坡与几个姊妹会合，她们办到边境通行证后，我们一起做农用小客车去船头。 在船头即天宝口岸那里，我还要以旅行社旅游者的身份才办得到边境通行证。所以，我先找到旅行社，缴纳一定的费用，由他们出具我是旅游者的资料，再交给办边境通行证的公安机构办理。我在那里填表、采集信息、照相等，呆了三个小时才拿到边境通行证。通行证有效期为一年，一年之内可通行往来多次，可惜我只通行往来一次。确切点说，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连24小时都不到。 我们通关后就坐越南的像吉普车一样的小客车就直奔我大姐家了。我大姐家离天宝口岸并不远，30来公里就到了。沿途看到许多茅草盖的民房，接近河江省城的路边才看见一些较为现代的法国建筑风格的小楼。过了河江省城不一会儿我们就到我大姐家了。 我大姐家那儿是农村，房屋依然是茅草楼房居多，楼下关牲口、堆杂物，楼上住人。砖房一般都是平房，只一层，我大姐家就是这样。 在我大姐家那儿看不到别的村寨，来做客的基本上都是骑着摩托车来。 我们在我大姐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吃了午饭后，我们几姊妹就打道回府了。 我们在大姐家那儿感到最不适应也难以接受的就是没有厕所，连个用几块遮羞木板或塑料布或搭或扯起来的茅房都没有，谁要想方便就走出户外想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纯天然的方便。人家那地方就这样，家家如此，只有入乡随俗了。 醉酒记 儿时初醉。大约十岁左右，有一年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傍晚，我爹叫我去坪上叫我老叔杨应交来我家过年。本来是叫他来我家吃饭，他反而叫我在他家先吃点饭，然后跟我下来我家再吃。吃饭时，他倒了一小杯酒叫我喝，我喝了酒，没吃什么饭和菜，本打算回家来才美美的大吃一顿。那年月还很穷，过年才得饱饱的吃大米饭、吃肉和别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哪知道，我跟我老叔下坡来到我家已经酒醉了，脸红筋胀、昏昏沉沉，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我好后悔，大过年的，那么多好吃的却没精神吃，这次经历是刻骨铭心啊！ 我一喝酒脸就红。其实，我根本不胜酒力，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就喜欢喝起酒来了，并且还喝得稀泥烂醉，失去记忆，丑态百出数次。 文师毕业醉。同学王中让我喝酒，不知喝了多少，当时就醉了，躺在操场边上还是校舍边上的一堆建筑木材下面呕吐，昏昏欲睡大半天才醒过来。 在董干中学工作那些年，生活还比较艰苦，酒之类的东西还算是生活奢侈品，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人享受得起。 从董干中学调到大坪中学，后辗转来到麻栗坡县一中。那个时候，我在哥兄老弟、老师同事聚在一起吃饭时都是不会喝酒的，还是他们教我喝、劝我喝，我喝不了几口。 那时候，学生王伟在麻栗坡县人民银行工作，赵云、赵永能和我经常去王伟单位那儿打乒乓球，有时候也会在王伟那儿喝酒，往往是我喝几口就喝不下去了，脸红发热，倒在床上休息，王伟、赵云、赵永能他们几个经常笑我小酒量。 后来，不知是怎么搞的，也许是日常生活中酒已经变得很平常了，练习喝酒喝多了，我就渐渐的能喝一点酒了。也或许是酒壮英雄胆的缘故，喝着喝着就忘乎所以了，我看后者最符合我的情况。 教研组内醉。麻栗坡县一中农场上种有碰柑，时不时的学校会组织教职工到农场劳动，有时是以教研组为单位在农场自己煮吃，有时是教研组安排人员在教研室煮好饭，其他老师去农场上劳动，回来教研室吃饭。有一次，头天晚上的饭菜没有吃完，我们就叫组员第二天午饭再来吃。我们男的几个吃了之后，分组划拳喝酒，直到傍晚吃晚饭才结束。我和侬仕芳一组，张录斌和汪正辉一组，张方杰负责打酒。英语教研组喜欢邀约其他教研组打排球或打篮球，每次打完球都要集体吃晚饭，吃饭也少不了要喝酒。有时后还会去组员家里喝酒，所谓的喝“冷淡杯”。有一天晚自习后，我们聚在汪正辉家喝“冷淡杯”，结束出来，到达大树边阅览室门口的花园处，我站不稳，突然就倒下去了，只听到“咔擦”一声响，他们迅速把我扶起来，架着我回家了。第二天我来查看，头天晚上我倒下去压断了一根白枝树。还有一次不知是在哪儿喝酒，我回到家打他们的电话，他们赶到我家，这次还有语文组的谭勇。我又是喝多了难受，谭勇给我扭痧，这是人酒醉时通常采取的做法，认为是发酒痧了，有时候朱华也给我这样处理。我光着身子，谭勇一边扭一边说我的两个奶比有些女人的都大，真是搞笑。 打扑克杂花连喝酒醉。县一中的好多男老师都喜欢分组打扑克杂花连喝酒，既考牌技又考酒力，既有乐趣又有挑战性。学校政教处就是大家打杂花连喝酒的地方。一天晚上，我和汪正辉一组对阵其他两个人。总是输多赢少，输牌就得喝酒，输得越多喝得越多。越输越不服输，越输越激动，注越下越大，所下的注一般都被自己喝了。结果就喝醉了，连家都没有回得成，人家把我弄在政教处值班人员的床上睡了一晚，我把人家的被褥吐的脏兮兮的，朱华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害得她把人家的被褥拿去清洗。我的眼镜也弄坏了，砸坏了一块镜片，好几天后我才明白过来。 家里好客劝酒醉。这一次醉酒之前到底在哪里喝酒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醉前家里有卢风、朱良国。我手里提着酒瓶追朱良国和卢风喝酒，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二天朱华劈头盖脸的把我数落得体无完肤，她一边说一边都还抑制不住火冒三丈。我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也就是喝酒喝醉了，失去记忆了，只依依稀稀记得前半段的事，而后半段发生的事一概记不起来了。更使朱华难以忍受的是，她那天晚上把我泡的几瓶红豆杉酒从五楼上扔到楼房后面的垃圾堆里，第二天发现酒瓶还没有烂，她又跑到垃圾堆，捡起酒瓶重重的把它们砸碎。 年级组聚餐醉。这是我刚应聘去文山市第一中学（当时还叫文山县一中）的第一年，还在钟楼这边老校区教高三。一次年级组在永通桥附近的稻香酒家吃饭，不知怎的，没有人劝酒，又没有划拳喝酒，我却喝高了。散席后，从饭店走出来，差点走进盘龙河里。因为饭店门口是公路，公路坎下面就是盘龙河。当时好像正在整修河堤，河堤边堆放着一些木材，我径直朝那堆木材走去，还看见木材后面亮亮的，定眼一看，原来木材后面亮亮的是河水。我赶快停下脚步，再没有往前走，当时就我一个人，自己眼睛又不好，真是好险啊！ 喝喜酒醉。杨昌周家娶儿媳妇，在文山城南敖家花园设席。原麻栗坡县一中的几个老同事吃了饭后邀约去卢风家坐一坐，打杂花连喝酒。结束后我又把王济军、刘忠学、卢风、徐绍才叫到我家去，到我家后，我又倒我泡的红豆杉酒给大家喝。不记得又喝了多少酒，大家都醉了，我只记得徐绍才倒在沙发上，红豆杉酒泼洒了一满地。我还记得我把卢风安排到一个房间的床上睡了，又拖着徐绍才到另一个房间的床上睡我才睡的。当时已经很晚了，朱华早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朱华早就起来出去了，卢风起来直接从我家那儿去学校上课了。我到房间里看徐绍才，他正在鼾声如雷、呼呼大睡。我顾不了这么多了，赶紧赶往学校上课了。上午上完课，我回到家，朱华自然是不会在家里了，她已经早就厌烦我的这些行为了。我进房间看，徐绍才还在床上睡着，像死猪一样。到了傍晚，朱华仍然没有回家，徐绍才仍然没有想起床离开的迹象。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要是徐绍才发生意外或是死在我家里，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越想越后怕，只希望徐绍才赶快起床离开我家。快要到上晚自习的时候了，那天我也确实有晚自习，我不得不跟徐绍才说：我要去上晚自习了，你起来走吧。他才不得而也的起来离开了。 招生醉一。2009年，文山市第一中学派我去麻栗坡县招生，允许带两三个好玩的人一同前往，我叫了易定洪、杨昌勇和我一起去。我们先去麻栗坡县城宣传招生，然后到董干招生。在董干时，我们住在杨芝会家的旅馆。晚饭时就喝了不少酒了，晚上我们又去杨芝会家旅馆对面的烧烤摊上吃烧烤喝酒。不知是因为什么，我与烤烧烤的人发生了争执，吵了起来，本想杨芝会会出来过问，结果至始至终杨芝会和杨芝荣都没有露面。我觉得失了面子，一气之下背起包包就往八里坪走回水洞子。易定洪和杨昌勇慌了，赶紧把事情告诉了杨芝会，杨芝会又告诉了杨芝荣。结果潘少书和杨昌勇骑着摩托车去追赶我，八里坪翻过小卡丫口后才赶上我，于是我就和他们回董干了。我跟烤烧烤的人发生争吵时，杨芝会她们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因为她们知道我那时是无理起闹，发酒疯，她们才不管呢。 招生醉二。这一年我叫新搭档钱永宏跟我去麻栗坡县招生，钱永宏的朋友、县一小的一位体育老师请我们在南朵河口吃了狗肉，少不了喝酒。晚上我联系汪正辉和张录斌，汪正辉请我们在麻栗坡县教育局过去的桥头边，即隧道口旁边的烧烤摊吃烧烤，又少不了喝酒。散场后，汪正辉与我们道别先走了，张录斌跟我们一起走回酒店。走着走着，张录斌发酒疯，无话找话说，找我和钱永宏的茬，我们就和他争吵起来。张录斌摆着一副维护麻栗坡县教育利益的架势，认为我们去招生，挖走了麻栗坡县的优秀生。其实根本不可能，我来麻栗坡县招生好几次，麻栗坡县的优秀生都去文山州一中了，文山市第一中学从来没招到麻栗坡县的优秀生。张录斌明显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不管这么多，只管来完成任务，走走过场。可张录斌抓起不放，他打110电话叫来了警察说我们是文山市第一中学来招生的，叫他们把我们抓起来。钱永宏就跟张录斌争吵，警察也确实来了，还用手机拍视频，钱永宏也不示弱，你拍我也拍。这事闹的简直有些荒唐，警察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后就劝各自回家，好像张录斌叫来的警察有认识我的，他们没有和我打照面。 送亲醉。这次醉是杨芝会家嫁姑娘杨平，我们六姊妹除我哥走不了之外，我大姐、二姐、三妹加我和朱华同为送亲客从董干送杨平去堡堡上姜朝科家。我当时对杨平的情况不了解，只觉得嫁给姜宁一个驾驶员有点委屈杨平了。我同样是在喝酒喝多了的情况下说话就不靠谱了，说到哪里也不管了。有些话过分的夸耀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得了，还就人家姜家祖坟说三道四，说人家不懂墓碑碑文称呼等。在大庭广众面前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懂，说得人家主人家和其他人都不大爱听了还在滔滔不绝的说，在场的几姊妹和朱华都听不下去了，这都是因为酒喝多了的缘故。她们打电话给杨芝会告诉她我在姜家的表现，杨芝会打电话跟我说我不了解情况，杨平不听话，她都头疼死了，我还说这样那样的话。就这样，我这次送亲搞得灰头土脸，回到董干被杨芝会和其他几姊妹一顿数落，还有朱华在一旁凑火柴头，一起骂我。当然发生这一切都是酒惹的祸。这次经历真正教会我“大哥有女大哥嫁，二哥无女不说话。” 我后来也努力并确实照此做了。 去越南做客前一晚醉。这一年，越南的大姐家嫁幺姑娘，我和朱华头天下午赶到麻栗坡，第二天到县公安局办理边境通行证再去越南。当天晚饭是由姜朝钧安排的，住宿也是姜朝钧安排的。吃饭时，自然是少不了喝酒。吃完饭，我们去麻栗坡县一中找杨应聪玩。杨应聪先烤茶喝，叫来了刘富才、赵太良。一边喝茶，一边倒酒来喝，那天晚上又喝醉了。从杨应聪家出来后，我打陈瑞兰的电话，还要去她家玩，明显是酒醉了。朱华拿起我没办法，说我我又不听，拉也拉不住我，我只管向陈瑞兰家那边跌跌撞撞的走去。陈瑞兰接了电话后确实也赶过来接我们了，朱华跟她说了是怎么回事后，她也没坚持要我们去她家了，我和朱华就往酒店回走了。那天晚上我是推倒过朱华几次，过后她说我把她推倒，伤着坐骨神经了，半年后都还在疼，后来只要屁股一疼朱华就说是我造成的。 做跟跟客醉。孙晏教的学生家长请他们任课老师去砚山吃饭，孙晏叫我一起去。中午吃饭时你一杯我一杯，大杯大杯的喝，喝醉了。我离开去逛诸葛寺庙，吐了一路。晚饭我没喝酒了，人家吃烤全羊，我都没感到有什么好吃的味道。晚上去KTV，喝了不少啤酒，又醉了，失去记忆了。第二天醒来，朱华说孙晏和门卫把我从车里拖出来，两人架着我好不容易才把我弄上到我家三楼。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我一丝不挂还嚷着要下楼去砸小区的路灯。 与杨征、杨俊醉。2014年，二叔朱世喜去世。把二叔送上山后，朱敏在西华路的江川石锅鱼店请各位亲朋好友吃午饭，当时喝酒的人有我、杨征、杨俊、陶兴安，350毫升一瓶的白酒喝了10瓶左右。午饭后，大家集中在朱敏家，我自然是喝醉了，倒在朱敏家的床上就睡着了。傍晚醒来就在朱敏家吃晚饭，陶兴安拿出3瓶茅台来大家喝。饭后我叫杨征、杨俊去我家，先由朱海瑞安排去吃烧烤，喝了一瓶酒，回到我家，我又倒我泡的红豆杉酒给杨征、杨俊两弟兄喝，我自己也喝，结果醉得一塌糊涂。杨征到床上睡，杨俊睡沙发，我进我们房间睡，醒来才发现睡在床边的地板上，衣领处吐了一片，几天后才发现床垫边有许多呕吐物。 与亲家过年醉。2015年2月18日过年，黄丽慧2015年2月16日生了小孩——年年，两家老人共同照顾黄丽慧坐月子。大年三十那晚上两亲家喝酒，我是真心诚意的喝，毫无保留的喝。与亲家喝酒嘛，我真正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的心态喝的。其结果肯定又是喝醉了，话越说越多，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我只记得我十分兴奋，很激动，感到脸烫呼呼的，脸红是自然的了，只是自己看不见。我拿出何昌娥送我的1000块钱一条的大重九香烟平半分，一人五包。我又叫亲家跟我出去南邵那边转了转，这之间又说了很多话，特别是很多掏心窝的话，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些话会在日后带来天大的灾难。 朱华对于我喝酒也是无能为力，多少次写离婚书叫我签字，贴在三门柜门后。她也把我喝烂酒的丑事向杨昌育讲，杨昌育也确实劝说过我。 人生真是世事难料，想不到我这个不会喝酒，一喝脸就红，又不胜酒力的人，喝酒却成为了我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理解学生 “理解，理解。”说起容易做起难。特别是一个老师要做到理解学生，恐怕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得到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碰到过好多老师对他们的学生在校时的某些举动不理解，对他们离校后的某些举动同样不理解。 刚参加工作就当班主任，这对一个没有任何教育教学经历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班上有两个女生不能和睦相处，一个是农村来的，一个是机关干部子女。农村来的这个女生明显表现得有些自卑，而这个来自于机关干部家庭的女生显然表现出有优越感。固然在平常的言语交流中会伤害着对方的自尊心。我了解了情况后，我把两个女生同时叫到我的宿舍里去做思想工作。经过我对她们的一番谈心工作后，她们两个互相原谅对对方的不友好，双双拉着对方的手笑着走出我的宿舍。 同一个班上有一个男生爱小偷小摸，班上同学们的好多东西丢失都是他所为，他又爱撒谎，从来不会承认他偷了东西。我是中途接手当班主任，这个男生的偷盗行为早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经过与这个男生交谈，发现他非常健谈，说谎话是从来不会脸红的。我要矫正他的这种不说实话的行为，帮助他改掉小偷小摸这种不良行为。我把他单独叫到一幢教学楼的房顶上谈心，我真的是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谈，答应他不会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任何人。最后他把他所偷过的东西全部跟我讲了，有些是同学们反映的，有些是同学们没有反映到的。我了解到这个男生在家里很得他爹的宠爱，他无论做出什么不规矩的行为，他爹都不会说他，他无论撒什么谎他爹都是相信的，他要多少钱他爹就给多少钱。我到这个男生的家跟他爹作了一次长谈，我把他儿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跟他交流了，我希望他与我配合，我们共同教育做工作，让他儿子改掉在学校的不良行为。最后这个男生确实转变了，再没有偷任何东西了。一个赶街天，我到街上去，碰到这个男生的父亲，他硬是要拉我在街上蹲着跟他一起剥花生米吃、喝葡萄酒。我不胜酒力，喝几口葡萄酒脸就变得通红，我回学校都不好意思经过操场，因为有班级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我迅速地走进一个同事的宿舍去醒酒。 送走了第一届初中生，我中途又接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有一天下午在上物理课时，一个女生的举动让这个物理老师生气了，他们闹僵了。这个物理老师来跟我说，如果这个女生不向他道歉的话，他就不上这个班的物理课了。原来是物理老师上课时，这个女生吃干蚕豆干扰了他的上课，他就指责这个女生，而这个女生当场起立来说她坚决不承认嚼干蚕豆，就这样闹僵了。我了解情况后，我就把这个女生叫来谈心。我说物理老师那样说，你感觉你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物理老师把话说到那个地步，他也是维护他作为一个老师的尊严和自尊。不过，你作为学生，哪怕是老师冤枉了你，你也要理解。我们作为学生应该有这个承认错误的姿态，给老师一个台阶下，要不然，全班同学要因为我们一个人的问题而不能上物理课。最后，这个女生尽管她说她没有嚼干蚕豆，还是同意向物理老师道歉，不应该当堂顶撞老师。 后来我新任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班委成员中有两位挺有意思。一个是文艺委员，一个是劳动委员。劳动委员搞单相思，给文艺委员写情书，文艺委员收到情书后来告诉我叫劳动委员不要给她写情书了。我就把劳动委员找来谈心，我把文艺委员的话向他转告了，叫他不要再给她写情书了。劳动委员听着不表态，我也不强迫他。可是，过后他仍然还给文艺委员写情书。同样，文艺委员每次都来跟我讲，劳动委员又给她写情书了。 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期间，我在董干中学教的第一届初中生，有个女生毕业后来到麻栗坡县一中读高中，高考考起西南师范大学预科。预科结束却被分读地理专业，不是她向往的教育学专业。她十分苦恼，给我来信诉说了她的一切想法，我十分理解她的心情和感受。我写信开导她说之所以不想读地理专业是因为对地理还不够了解，等我们真正了解了地理就会喜欢它了。经过几次通信，后来她果然想通了，真的喜欢上地理了。她回信说我对她的开导对她触动很大，很有帮助，她振作起来面对突然的变化，积极主动挑战自己貌似做不到的事。她说我给她的每次回信，她宿舍里的同学们都争相传看。 再后来，我调到麻栗坡县大坪镇大坪中学接任初三年级的英语课。有个男生特别喜欢英语，他不会读多少英语，但笔头学习英语特强，英语考试成绩也不错。他在班上喜欢一个女生，甚至还去过这个女生家。可是这个女生不怎么喜欢他，特别是中考时他考起了中专文山州民族师范学校，而这位女生却为了考中专不得不到麻栗坡县一中复读，那时我已经调到麻栗坡县一中半年了。这个男生痴情得很，经常给这个女生写信，人家一封都不回他仍然写并且把这些情况都写信告诉我，我也是每信必回的。我说人家不回你的信就算了，用古诗词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开导他，让他尽快的从失恋中或单相思中走出来。可他仍然继续给这个女生写信。本来这个女生我也很清楚，她对我也十分尊重，我可以和她说说这个男生给她写信的事。但是，我觉得各人做事有各人的准则，不必去对人家的为人做事准则说三道四。 我觉得我最能理解学生的例子，还是前面我说到的在董干中学时，我新任高中班班主任遇到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叫向德恩，初中在麻栗坡县六河中学读的，高中去麻栗坡县董干中学读，我是他的班主任。但我只教一年，第二年我就去读云南大学了。 当年在董干中学读高中只读两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向德恩考起了文山州财校。他已经读得半年了，一想到当年和他一起从六河去董干中学读高中的数他学习最好，结果高考时，曾经学习不如他的韦堂洪却考起了文山师专，是董干中学那一届考得最好的。他越想越窝火，发誓要退学复读重新参加高考，一定要考个本科超过韦堂洪。 于是，向德恩到文山州招生办凭一己之力跟官方理论。那个时候的高考规定是：如果你被录取了某所学校，你不去读（或退学），几年之内不得再参加高考。他说他志愿没有报文山州财校，也没有在志愿中写服从调配。最后官方输理，同意他可以重新参加高考。于是，他便从文山州财校退了学。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高考复读。 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一个老师会理解向德恩的举动。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说你向德恩从六河那个屙屎不生蛆的地方出来，能考起财校，毕业有个工作，有碗饭吃已经很不错了，你还好高骛远。更有人说向德恩是猪头，脑子进水了，等等。反正不谈也罢，谈起来就遭到人们讥讽、嘲笑。 但我却是例外，我至始至终理解向德恩，信任向德恩，支持向德恩，鼓励向德恩。向德恩也信任我，他说也只有我才能给他以信心，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经过麻栗坡县一中复读、文山州一中复读、文山益智中学复读、自己在家里复习备考等，最终考起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圆了本科梦，终于超越了韦堂洪。 我能理解学生，学生也能理解我。1988年春，我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教结束初三两个班后，当年9月份我任新高一年级的英语课，当一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年级就两个班。 1988年中考读中专疯狂到了最高峰，高中新生生源运行到前所未有的低谷。用下面几句话来形容当年高中生源一点都不夸张：一流学生读省属中专；二流学生读州属中专；三流学生选择复读初三再考中专；四流或者复读初三无望考起中专的学生读高中。麻栗坡县一中本届高一已经报到注册的最高分300分的学生是一名女生，由于抵制不了读中专的诱惑，读了两个月高中后，毅然决然回去大坪中学复读初三再考中专。 我们麻栗坡县一中高一招了两个班，学生中考分数在一百多分到三百分之间。为便于分层教学和管理，学校又把招来的不到一百个学生按中考成绩分段，分成两个班，200分以上的为一个班，200分以下的为一个班，我任200分以下的这个班的班主任。我把它戏称为“贝多芬”（百多分）班。 学生的文化素质已经由中考考分说明了，老师们教学起来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毋须赘言都可想而知了。至于我的英语教学嘛更是比登天还难。 面对文化基础如此薄弱的学生，我以我最大的耐心开展教育教学，不强迫他们，他们能学懂多少是多少，但我的教学热情是很高的，许多学生的进步是难以想到的。 查天任是我当班主任“贝多芬（百多分）”班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我被调到大坪中学接任初三英语课，查天任来问我怎样学英语音标时，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当时已经是初三了，只有最后一年就要中考了，学生的英语基础如此的薄弱。可以说在前面二年的学习中，绝大多数学生完全放弃英语了，到我去接任他们的英语课，我的教学热情和风格才重新点燃他们学习英语的火花。查天任问我英语音标怎么读或念，我就教他学习英语音标。一年之后，查天任中考成绩自然是离上中专较远，再复读初三也无望考起中专，选择进入麻栗坡县一中读高中。经过我的熏陶和他自己的刻苦勤奋，他竟然学懂了高中英语，顺利通过英语会考，其他文化课也相对学得较好，最终获得了保送读文山师专数理专业的资格。与查天任同时获得保送读文山师专数理专业资格还有一位叫杨登聪，杨登聪是200分以上班级的学生。杨登聪的英语基础与查天任就是完全一样的水平。他们两个是本届唯一获得保送读文山师专的两名学生。换句话说，查天任和杨登聪是本届学生中学得最好的学生。 我耐心细致、循循善诱、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实际教学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赞誉。麻栗坡县医院的学生李再权同学跟我说了他的心里话：杨老师，跟你说实话，你的英语我学不懂。但是请你放心，你的课我不会缺席的。我们班的那些跟我一样学不懂英语的同学，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来上你的课，但我们是在做我们学得懂的学科。 这是学生发自内心对我的理解，也是对我的尊敬和尊重。 有一年，麻栗坡县政府出台一个奖励高考的政策，考起重点大学本科一人，所教教师集体奖励一万元。当年我们有四个学生高考成绩达到这个要求。王仕敏同学是报考英语专业的，如果她不报英语专业就可以报云南大学的其他文科专业。年级组长和班主任以及其他任课教师都叫我去劝说王仕敏放弃报英语。我说报什么专业是学生自愿的，王仕敏坚决要报英语，这是她的选择，我们只能尊重她。我就没有去阻拦王仕敏报英语专业，最终王仕敏报了云南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被录取。结果我们这一届的所有任课老师当然也就少了县政府一万元的奖励。因此，年级组长、班主任以及其他搭档教师对我有些看法，就是我让他们少分得一些奖金。 也许是我能理解学生的缘故，以至于我说对我儿子杨柳在学校里的一些表现表示理解，而对于教他的老师们对他的听课和作业不满意表示不理解。我认为学生在课堂上他知道他要干什么并且在努力地做，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老师不一定硬是要所有学生跟着你的步伐走。所以，杨柳读大学一年后改专业，我们尊重他、支持他。他大学毕业考研经历挫折好长时间还没工作致使亲戚、朋友、同事、熟人、教过他的老师们不理解，甚至还说“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可我和朱华就自始至终尊重他的选择，支持他的拼搏。 真心对朋友 我不善于交朋友，也没有几个朋友。我一旦把某个人作为朋友，就会全身心的信任他、理解他、帮助他。 刚开始在董干中学工作时，我住在陈宗能隔壁，我们都是熊照兴老师的学生，跟熊老师处得不错，熊老师买鸡来杀吃，一般都是我和陈宗能杀，我帮他打下手。有时熊老师买狗肉汤锅来，我们也一起吃。有时晚上肚子饿了，还一起去找我们自己栽的白菜来煮面条吃。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谈校内说校外、评头论足、无所不谈。当时我们都是初出毛驴和初生牛犊，嫉恶如仇，愤世嫉俗。我们觉得当时学校里的李华阳有点傲里傲气的，走路大摇大摆的。陈宗能说：“哼！哪怕你衣裳角落扇死人呢？”他当班主任那个班有个姓侯的女生，她家父亲在麻栗坡县公安局工作，人长得又高又大。每次来学校找他家姑娘，他都是穿着制服，屁股上背着手枪，很是显眼。陈宗能说：“我又不犯法。哪怕你屁股拖一门炮呢？”我自认为我们的关系很好，我把他当朋友看待了。 后来，熊老师派陈宗能去云南师范大学进修，陈宗能就把宿舍腾出来让给刘祥荣住。陈宗能在进修期间给我写过几封信，他在信中称我为“知音”。他说他十分佩服他临走时教的学生刘仕芳，刘仕芳是他当班主任的十八班的班长。他说刘仕芳太会想事了，班上什么事都想得很周到，做事相当稳重。刘长的也很清秀，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天生的淑女，他对刘仕芳产生了好感并且已经动了真感情。刘也接收到了陈宗能对她有好感的信息并且也在作出积极的回应。 有一次，学期中途，陈宗能回来学校，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刘仕芳好好的谈谈。可是，他没有宿舍了，怎么跟刘仕芳见面并倾吐他的心声呢？我就趁董干边境站放电影时，安排陈宗能和刘仕芳在我的宿舍里会面。 这年寒假，陈宗能已决定要选择刘仕芳作为他的未婚妻了，他叫我跟他去他教的另一个男生家预订木板，以便跟刘仕芳结婚时打衣柜用。我二话没说，从家里赶到董干，跟他从董干出发，走新街湾子，爬坡上到台子上，走耿家丫口，下到马桑，又从马桑爬坡才到达亏帮他的那个学生家。在路上，我们还躺在路边的草地上听他畅想并谋划他娶了刘仕芳作妻子的未来。他说他不会犁地，娶了刘仕芳作老婆就意谓着讨了个农民老婆，就要得会犁田耙地栽包谷，他连地都不会犁呢，他这次回来就拉牛来，驾起犁，学犁地了。 多年后，我离开了董干中学。时不时的我回老家也会去董干中学转转，有时也会遇到陈宗能。可是，这时我这个曾经被陈宗能称为“知音”的人好像没多少话说，萍水相逢一般。再后来，陈宗能也调进了麻栗坡县城民族中学，大家偶尔碰面，也只是礼节上的寒暄几句而已。 陈代坤是我老表，他家爹叫陈华，我们叫他五舅。当然不是亲五舅，而是那种瓜藤扯豆藤、豆藤又连着瓜藤的舅侄关系。 陈华会医病，我妈又经常生病，几乎我妈一生病就要去请我陈华五舅来医。所以，我爹妈把陈华当亲兄弟对待，我们也把陈华当亲舅舅对待。这样一来，我们跟陈代坤老表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老表弟兄关系了，我认为是更深一层的兄弟加朋友的关系了。朋友可以共患难，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 陈代坤在麻栗坡县一中读高中期间，我们对他很好。他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煮什么好吃的也会叫他来吃，平时过什么节日也少不了要叫他来吃，大家一起过节。他生什么病了，我们也积极的帮助他医治。在英语学习方面，我尽可能的给他一些指导。在其他学科方面，我也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和他一起共同探讨，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陈代坤高中毕业没有考起什么学校，自己闯荡创业。他先做装璜、售卖建材等，后来又种植三七发富了。我家儿子杨柳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找到了工作，迟早要买房子。我早就跟陈代坤说，叫他借我五万块钱，我们给杨柳凑首付，陈代坤答应借了。 可是，当杨柳在北京看好了房子，需要交首付的时候，我打陈代坤的电话，叫他把答应借给我的五万块钱打过来我的银行账户上时，电话却打不通了。 北京的房子首付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就买不到房子，订金还不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打陈代坤的电话，每一次打都无人接电话。过了首付期限后，我依然继续拨打他的电话，怀着他不会食言，把钱借给我的希望，我拿给杨柳去作装修用。结果仍然是杳无音信，从过年前12月打到来年3月都没有人接电话。 到了8月份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陈代坤的电话，他和他老婆送他家儿子来文山市第一中学读高中。我核对了一下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我打给他叫他借钱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一个数字都没有变。 我依然接待了陈代坤家两口子，他拿给我一只猪脚，我也收下了。陈代坤叫我去文山文新农贸市场吃农家粗粮饭，我也跟他去了。饭后大家到七花广场边上玩了一会儿，我没有提半个字关于打电话他没有接电话的事。 这次会面后，陈代坤就再也没有和我联系过了。 虚荣 我承认我有虚荣心，我爱虚荣。我爱耍小聪明，表现的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什么事别人一提头，自己就滔滔不绝的说过没完没了。总爱表现出比别人懂得多，比别人先知先觉。 我喜欢别人称赞我的聪明才智，教书教得好，很受学生欢迎。我有点藐视那些学问比自己浅薄的人。我也有自我感觉良好，骄傲自满，自鸣得意，瞧不起他人的表现。 别人说到我的某些不足或言过其实的东西时，我反应迟钝，不会当场作出反击、质问，不会及时保护自尊心不受伤害，往往事过之后，回到家里才反应过来，觉得自己当时应该怎么怎么做，但已经晚了，只好自己在家里生闷气，向家里人倾诉自己的委屈以及在外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做事追求完美化，不允许出错，对别人求全责备，批评别人时总带有恨铁不成钢的口吻和态度。 具体体现在对儿子杨柳的教育方面。在我的眼里，总认为别人家的娃娃比自家的厉害，对自家儿子的优点视而不见，只看见他的不足，从来不表扬或鼓励自家的儿子，对儿子百般挑剔，总说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好，看不到自家儿子的一点好处，让自家的儿子抬不起头来，儿子也很少和我交流，可以说根本没有交流。平时对儿子的教育不闻不问，在自己所教的英语学科也不给儿子任何指导或辅导，儿子考试下来，英语学科考得不好，还拿起儿子责怪，认为儿子丢了自己的脸。 对儿子犯错或失误，得知情况后，不是问清事情的原因经过，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儿子吓得不知所措，什么都不敢说了。 儿子是喜欢体育运动的，像打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有一次，我听他妈说，杨柳去体育老师杨新那儿抱了一个篮球来玩，不知怎的，杨新说没有把球还回去给他。我知道这个事情后，我很生气，在没有了解具体情况下就狠狠的训斥了杨柳一通。我说他为什么要去抱球，你不去抱球，人家会找你要吗？儿子感到很委屈，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后来他妈说，此事之后，儿子就再没有去玩过篮球了。 我这个人是两面人，对外人很友好，对家人不友好，好像他们是我的敌人一样。 具体表现在跟外人讲话时，喜笑颜开，和颜悦色，和风细雨。但跟家里人讲话就不同了，往往讲不到两句就不耐烦地变得大声大气，大吼大叫，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面孔，让他们很不舒服。杨柳和他妈经常说：你跟家里人能不能好好的说话，谁愿意看你那张脸？ 我在儿子的教育方面有恨铁不成钢的表现，这种毛病延续到有了孙女后，对孙女的日常行为和学习习惯养成，我也还时常掺杂着我不好好说话，对孙女也恨铁不成钢，板着一副恶狠狠地面孔，也时常忍不住冲她大吼大叫，让小孙女也无所适从，多数情况都是哭了。 我爱虚荣。儿子杨柳高考是麻栗坡县高考状元，考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家说你儿子学习很好，你们会教育，有方法等，这类话听起来很舒服。杨柳大学毕业，没有直接找工作，而是花了两年时间考研，研究生实习期间在清华大学，同事们知道了都十分羡慕。杨柳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人家又说，你儿子很有本事，有出息，很了不起等，这些话听了同样高兴，心里乐滋滋的。 郎舅关系 自我跟朱华结婚有了儿子杨柳后的将近25年里，我和朱辉、我的大舅哥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和朱华谈恋爱，朱华初步决定嫁给我，她把她的决定告诉她家里时，他爹、他妈以及她哥是不太同意的。我第一次来见老岳父、老岳母，是老岳父生病期间，老岳父是大坪中小学校长，在麻栗坡县都是有名的校长。当时，老岳父已经生病好长时间了，他住在大坪小学的宿舍里，成天熬草药医治，老岳母在他身边照料他。第二次见老岳父是他在麻栗坡县医院病危时，我扶着他去做了一个胸透，医生说他肺部有新生物转移，当晚就用医院的救护车拉回他漫马的家了，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老岳父就去世了。 办完老岳父的丧事后，我和朱华就回董干中学了。当年过年，我和朱华来老岳母家过，过完年，我们回董干。离开老岳母家时，老岳母和大舅哥都不十分高兴，以致后来我们各自结婚都没有互相通知对方，直到一年多后，大家都有小孩了，相互才有来往。严格说来，是老岳母与姑娘、女婿互有来往。因为，农村的俗话说“娘家的铁板桥是踩不断的”。我和朱华有儿子杨柳后，儿子一岁左右，假期间，我们就一家人从董干来漫马老岳母家看他们一家人了。大舅哥的女儿朱剑飞只比杨柳小20天。有一年，大舅哥家女儿三岁左右，老岳母背着朱剑飞去董干中学，在我家玩了几个月。 我们和大舅哥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几乎每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来漫马老岳母家，几乎每年过年，也是一家三口来漫马老岳母家过。每次来老岳母家，我们年轻的四个人天天打扑克，我和大舅哥为一方，朱华和舅嫂李秀惠为一方，互相打比赛，玩得不亦乐乎。我们男的打输了，舅嫂李秀惠还拿报纸折高帽子给我和大舅哥戴，帽子上分别写上“输家”、“败将”，朱华和她拍着巴掌、笑得前仰后合，在家里跳来跳去，我和大舅哥也强装好笑，大舅哥嘴里往往还带着“呵呵！呵呵！” 1987年8月我和朱华本来想进麻栗坡县城改变环境，以调大坪为借口写调动申请达到曲线进城之目的。因邮寄申请方式得罪了县教育局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熊德华，他们果然对我和朱华实行惩罚调动，把我调到大坪中学，把朱华调到大坪镇，再由大坪镇中心校安排。 那时，大舅哥朱辉已经是大坪镇中心校校长，朱华就由他安排。我们本来希望他把朱华安排在大坪复兴街小学，那里离大坪街很近，我们一家可以在一起生活。但是，大舅哥他讲清正廉洁，不顾亲情，把朱华安排在漫马小学。这样一来，朱华就只有带着儿子杨柳在漫马小学生活，我一个人在大坪中学独立生活。还好漫马小学就在老岳母家旁边，朱华带着儿子杨柳就在老岳母家煮饭吃。当时舅嫂也在漫马小学，侄姑娘朱剑飞基本上由老岳母照料。换句话说，现在是两家人在老岳母家一起生活。 星期六上午上完课，我从大坪中学过来大坪小学叫上大舅哥，我们就一起走路回漫马了。星期天下午吃了晚饭，两弟兄各背一些老岳母家栽的小菜就走路回大坪了，两家人一起生活得很融洽。 1988年4月，我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我带着儿子杨柳下去读幼儿园。朱华继续在漫马小学教书，1990年朱华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在此期间我们仍然是每逢假期就来漫马老岳母家，每年过年也是在老岳母家过的。 接下来，两家的小孩都上了一年左右的幼儿园后就上小学了，舅嫂也从漫马小学调进大坪小学。两三年后，大舅哥卖掉漫马的房子，老岳母也放弃栽地，搬来大坪街上大舅哥买的房子里一家人生活了。我们一家三口依然不论假期还是过年都去大坪大舅哥家，照样打扑克比赛，两家人一起去大坪周围的山上游玩，吃糕点、水果，很是开心。后来，大舅哥被提拔当大坪镇党委副书记经常来麻栗坡开会，几乎每次来都要到我家来或住或吃。舅嫂李秀惠当了好多年的镇人大代表，每年来县上开人代会或参加小学教师培训也会来我家或住或吃，假期间，老岳母也常常带着朱剑飞来我家玩上一段时间，临近开学才回大坪。 侄女朱剑飞小学毕业后，大舅哥他们把她送来县城麻栗坡县民族中学读初中。朱剑飞星期一至星期五在学校里吃住，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在我家吃住。每逢过节，我们就会通知她来家里吃饭、过节，平时家里煮什么好吃的，也尽量叫她来吃。不到星期六我家杀鸡吃，杨柳吃一只鸡腿，朱华都要给侄女朱剑飞留下另一只鸡腿。朱剑飞最喜欢吃炒廋肉，星期六她来我家，朱华总是大碗大碗的炒了给她吃。有一段时间，朱剑飞头疼，人家说吃鸽子肉会好，朱华就去朋友陈大红家，说服人家把仅有的两支鸽子中的一只让出来给我们，朱华亲自把鸽子打理干净，用天麻蒸给朱剑飞吃。朱华不仅在生活上给朱剑飞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时常关心她的学习，经常与她的班主任陈建波老师联系，了解朱剑飞在学校的表现。朱剑飞出现早恋现象，学习下滑，朱华为了监督朱剑飞学习，晚上上晚自习，从麻栗坡一中走两公里多路去麻栗坡民中教室查看若干次。 初中学习，初二最关键，朱剑飞开始早恋，大舅哥又被官方委与重任到新寨乡当党委书记。大舅哥对朱剑飞的学习退步、思想抛锚、早恋觉察到了，他虽教训过朱剑飞，但收效甚微。有一次，大舅哥从新寨来县上开会，他住在县农行招待所，朱华去找到他，在他房间里，就朱剑飞的问题跟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大舅哥说他对朱剑飞已失去信心。朱华说：“哥，你不要泄气。请你放心，你要相信我，你的姑娘就是我的姑娘。” 因为朱剑飞周末是在我家吃住、复习功课。杨柳无意间发现了朱剑飞写给她恋爱对象的情书以及与其一起照的相片，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朱华。朱华和我老岳母亲自找到那个小伙子家，跟他家老人讲了，要阻止两家的娃娃谈恋爱，大家各自教育各家的娃娃。为了侄女朱剑飞的学习和早恋问题，朱华是操碎了心，哭都哭过好几次，正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杨柳还从来没有哭过。 经过我们一家的不懈努力，扭转了朱剑飞学习下滑、思想抛锚、早恋现象，最后初中顺利毕业，中考成绩优秀，大舅哥他们才有机会把朱剑飞送去文山州一中读高中。我家儿子杨柳本来中考成绩比朱剑飞优秀得多，我们只能让他在麻栗坡县一中读高中。因为县上有土政策限制着我和朱华，如果我们要把杨柳送去读文山州一中的话，官方就要把我们调到像六河、金厂等偏远落后的乡下教书。 在两家娃娃读高中期间，互相来往如常，过年时，即使我们自己一家在麻栗坡过，正月初三、四就去大坪玩到娃娃要开学才回来麻栗坡。 三年后，两家的娃娃高中毕业，朱剑飞考起上海交通大学，杨柳考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娃娃读大学期间，我们和大舅哥家的关系也象过去一样来往密切。有一年，朱剑飞过年前一天来在我家，怕一个人回去，她爸爸会责备她，因为她之前去文山德厚她高中的相好同学龙永兵家了。我们先让朱剑飞在我家提前过了年，第二天，我们一家和她一起去大坪她家过大年三十。娃娃上大学不久，大舅哥要在大坪镇开发区盖房子，我们借给他们5000元钱。他需要来麻栗坡银行借贷款，但没有抵押贷不了款，我们就把我家麻栗坡县一中内的房子房产证拿给他们作抵押，他们才借到了贷款。 2005年8月，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我们需要在文山买房子，也需要借贷款。于是我们就跟大舅哥讲，叫他把我们的房产证拿回来，我们用它去作抵押借贷款。大舅哥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去把房产证拿出来了，同时还了我们借给他的5000元钱。但那个房产证被抵押过，借不了款了。我们买到房子后，叫漫马开农用大卡车的朱书明大哥帮我们把麻栗坡的家当搬到文山的新家来。我还叫大舅哥和大嫂来麻栗坡帮助朱华一起收拾拉到文山新家，他们在文山新家住了一夜才回去的。 2006年暑假，两家人相约一起去上海玩一转。当时，朱剑飞大学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一年了，并且也找定男朋友了。我家杨柳因读了一年又改读另外的专业，2006年才毕业，准备考研究生。我和大舅哥事先商量好我们两家人先去上海，然后再到合肥杨柳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看看，顺便爬爬黄山。哪知到了上海，杨柳都从合肥赶过来陪我们老人去杭州西湖游一游，叫朱剑飞也请一、两天假共同陪陪我们五个老人，包括杨柳的外婆、朱剑飞的奶在内。可是，朱剑飞就是一天假也不请，就杨柳一个人领着我们五个老人去杭州西湖游玩。从杭州西湖游玩回到上海，在商量两家人一起去合肥看看杨柳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去黄山时，大舅哥就不那么情愿了，朱剑飞仍然是不请假陪陪老人去合肥和黄山，杨柳就和大舅哥争吵起来。这一吵就吵出矛盾来了，大舅哥就生气发火了，他说只有官比他大的县长才有资格在他面前讲话，杨柳这个乳臭未干的侄子竟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绝不容许。他说他的目的就是把老岳母领到上海，至于合肥和黄山，他是不会去的，他不管舅嫂和老岳母，随她们的便。商量不到一块儿，还闹的剑拔弩张，不欢而散。最后只有我们一家三口去合肥，看了杨柳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杨柳又领我们去爬黄山，然后又返回上海和大舅哥、大嫂、老岳母一起坐火车回昆明，再坐长途夜班车回到文山。由于在上海闹得有些不愉快，大舅哥就带着舅嫂和老岳母直接从文山坐班车回大坪了。 这次旅游之后，两郎舅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慢慢恶化了，他们不来文山我家了，连老岳母也不让她来我家了。原因就是说杨柳作为晚辈对他不尊敬，除了在上海与他针锋相对的争吵外，还在给他的手机短信中说他是“座山雕”。朱华责怪我，说我曾经在大舅哥不当新寨乡党委书记后来当大坪镇人大主席时，多次说了他一些听着不入耳的话，我说我是说过一些有点讥讽嘲弄的话。我说现在他当镇人大主席就是稍息了、靠边站了。但这些话无关痛痒嘛？“不要怕，还有政协和人大。”社会上人家不是经常这样调侃吗？大舅哥他们不来我家，我们要去他家呀！因为老岳母是朱华的亲妈，我们要时不时的去看她呀！结果，每次我们去看望老岳母，他爱理不搭的，采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的态度。每次我们去都是我和朱华主动去喊叫他，他从不搭理你。我们知道大舅哥在他们家，他是独断专行的，他不让做的事，谁都不要指望能做。老岳母迫于大舅哥的淫威，只能与他保持统一战线，不敢提出到我家文山来。从此，大舅哥就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针政策，拿他管好老岳母的应尽本职来挟制我和朱华。他给朱剑飞结婚，写给我们的请帖是叫朱羽转来的。朱剑飞带着男朋友在过年前来我们家请我们去参加她的婚礼，由于杨柳说了几句她听了不入耳的话，她扯着她男朋友的手就离开我家了。从此朱剑飞也就跟她老孃朱华断绝来往了，把她老孃对她在麻栗坡民中读书三年所付出的血和泪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了，通过邮政汇去400元钱作为礼金。结果，婚礼过后，我的大舅哥却把这礼金邮寄退回来给我们了。我后来把大舅哥写给我们的请帖也邮寄还给他了。 到了2009年，朱华已退休两年了。不知怎么搞的，朱华的老毛病又犯了，什么头昏、头晕、头疼、失眠、睡不着觉、眼睛热、辣等一股脑儿的统统出现了，病的不轻。我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才四年，教学任务重，希望老岳母来文山陪陪朱华。于是，我就打老岳母的电话，叫她来陪陪朱华。老岳母回答说，叫我好好的给朱华医治，她连漫马都去不得了。实际不是这样，后来她还去上海她孙女朱剑飞家呆过一、二年呢，她是怕朱辉、我的大舅哥。我又给朱辉、我的大舅哥打电话，恳请他让老岳母来陪陪朱华。我的大舅哥、朱辉说：“这一切都是你家大公子造成的。”然后挂断了电话。后来，我又写了一封十一、二页的长信给大舅哥。承认我和杨柳对他不尊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希望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宽宏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同时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朱剑飞的婚礼，亲戚朋友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事不能出席婚礼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人去不了但礼去了。至于他把礼金退回来，我把请帖寄回去还他是出于下面的考虑。朱华是他同胞共母的亲妹子，还是他读麻栗坡县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你把礼金退回来了，等于你跟她兄妹做不成了，同学也做不成了。姑且这两者都不算，也应算人生路上结识的一位朋友吧。可是，你把礼金寄回来了，难道你还把她当朋友对待吗？因此，我才把那请帖邮寄还给他，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切就是了。 就这样，两郎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僵下去，2017年，舅嫂李秀惠死，我们未能去看更是雪上加霜。2020年过年前老岳母去世，俩郞舅的关系就终止了。 感恩朱华 婚姻对我来说，就如那句老话所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在我跟朱华谈婚论嫁之前，学校的领导、老师、同事热心的关心过我的个人问题。可是，没有一个向我抛橄榄枝的。他们介绍的人，有的是我曾经的高中同学，有的是他们教过的学生，有的是他们的老乡，等等等等。就连我爹都给我介绍过一个。所有这些都如土话所说“隔山买猫”，称不上女朋友，充其量算知道名字的女子。 彭基梅 彭是从我家水洞子顺着大路下去那个村寨长冲的人，她当时还在麻栗坡县师范学校读书。我爹请她爹彭丕仁来给我家奶和婆打碑，我爹向她爹提起两家联姻之事，彭丕仁有此意向。我认为不可能，可我爹信心满满，硬要我去丢个石头试水深。父命难违，这年过年前，我和我爹去彭基梅家一转，亮个相就回来了。正如我事先预料的，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刘秋英 刘是我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家住马街，她当时好像是被吸收为赤脚医生。学校领导熊照兴、老师邓兴维帮助介绍，还没有去正式提出，熊老师就了解到原董干公社书记黄太友家儿子、黄兵已经跟刘秋英谈着了，他们认为不好意思去挖人墙脚。于是，这个事就没有再提了。 胡代仙 胡是新寨公社（后改为新寨乡）董來村人，她是董干中学好多老师的学生，当时她已经在新寨公社某小学代课了。老师们介绍胡，我认为更不可能。我们那一代人是经过政治洗脑过来的，谁家政治上有污点，像发生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我哥被人诬告判刑就发生在他在新寨公社摆谷小学任代课教师期间。老师们到底有没有跟胡代仙提起我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跟胡代仙见过面，也没有收到胡的任何回音。 李华 李是马街人，我读高中时，李读高七、八班，高我一届。我在董干中学教书时，李已经在马街品罗小学代课。李是由刘运书老师帮介绍。我给李写过一封信，写得很自谦，更多的是夸赞她们当小学老师的辛苦。信中我借用邓丽君的一首歌词表达，多年以后，我自己都认为我太想当然了，怎么会说出那样肉麻的话呢？结果也是未果，无回信，无回音。 骆弟娥 骆是徐世华老师的老乡，家在铁厂关告。徐世华当时在董干中学当代课教师教英语，是我的同事。骆弟娥当时在铁厂当小学代课教师。徐世华把我介绍给他的老乡骆弟娥认识，我和骆弟娥也没有见过面，我的一切情况都是徐世华跟骆弟娥讲。其结果仍然是未果，骆弟娥没有选择与我结识交流。 叶秀英 叶是董干街上的人，当时她在董干永利方向的某小学代课。张承琴老师教过叶秀英，她打算把叶秀英介绍给我认识。张承琴是董干中学的教师，也是我的同行。其实，董干街上的叶秀英我认识。好像有一次，张承琴老师还安排叶秀英来过学校一转，意思是让叶秀英见到我吧。说真的，我看不上叶秀英，我只不过是不好拒绝人家热心帮张罗罢了。我没有表态接触不接触，后来这事也没有进一步发展。 朱华 事情过了一、两年，朱华出现了。朱华是麻栗坡县大坪镇漫马人，麻师（麻栗坡县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董干中学任会计，熊照兴老师极力撮合我跟朱华相好。大家在同一学校，经常见面，我自己又主动与朱华接近，慢慢加深了解，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我感谢朱华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是她选择了我作为她人生的另一半。我的条件很一般，面貌也较为安全。家庭条件也一般，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姊妹多，一点也不富有。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年代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家庭政治关系问题，我哥被判刑坐牢。虽然说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国家也早就不再纠缠家庭成员的政治关系了。但经过谈政治关系色变的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嘴上不提，政治关系上有污点始终在他们心上是个难以解开的疙瘩。我估计胡代仙、彭基梅没有作任何回应应该就是出于我的哥哥是劳改犯的缘故。 二是感谢她为儿子的成长献出的母爱。这方面要分为好几个阶段。 首先，儿子很小时候，不知怎么的就落下了小儿咳嗽顽疾。儿子一生病感冒就会咳嗽，夜里十一、二点钟，你看着小孩睡得根熟，但他一下子就会突然咳嗽起来，咳嗽不停，很是令人揪心。每当这时，我都是困倦的不能自我，只管倒头便睡。按朱华的土话说就像烙煎饼一样：“翻过来黄生生，翻过去黄生生。”而她呢？这时就得起来把儿子背着，这样一来，儿子的咳嗽就会缓和一点。像这样不知她熬过多少个夜晚。 第二阶段是朱华被调到董干白沙杠小学，那时我又去云南大学读书了，儿子杨柳才一岁多不到两岁。朱华不得不背着儿子上课，有时候也不得不把儿子放在黑板前的教桌上给学生上课，批改学生作业等。放学后要背着儿子去挑水拿柴，还要栽小菜吃。母子俩住在教室边上，其他男教师还说一些教室周围埋葬有死人的事，她整夜点着马灯睡觉，生怕马灯熄灭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特别是儿子夜间十一、二点钟生病发高烧，烧到41、2度，白沙杠大队的赤脚医生打了一针，退不了烧，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收拾好东西打算到董干镇卫生所住院医治。朱华她胸前挎着背篮装着小孩住院所需东西，背上背着儿子就走路前往董干了。在白沙杠期间，朱华认识了一个姓谢的人家，男主人会医病，儿子杨柳的咳嗽病，他找的草药吃了还很管用。后来朱华调回到董干中学后，杨柳咳嗽，我们依然到白沙杠找这个谢医生找草药医治。甚至多年后，我们调到麻栗坡县一中，杨柳中考时，咳嗽病又犯得厉害，朱华还耽误工作来白沙杠请那谢医生找药。 第三阶段是我们被惩罚调到麻栗坡大坪，我在大坪中学，朱华在大坪漫马小学。朱华带着儿子边教书边照看儿子。漫马小学就在朱华的娘家旁边，朱华住在学校，吃在娘家，儿子也得到外婆的一些照料，减轻了朱华照看儿子的一点负担。 第四阶段是半年后我调到麻栗坡县一中，我把儿子杨柳带到县城读幼儿园大班。朱华每个星期六都从漫马下来煮饭给我和儿子吃，陪儿子玩耍，晚上睡觉时给儿子讲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星期天下午又要回漫马小学，儿子缠着朱华不让她走，每次临走前总是央求她再讲一个故事才让她走。从漫马来麻栗坡县城要走两个小时，从麻栗坡县城回到漫马要走两个多小时。 第五阶段是朱华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后，这一阶段是最长的，这时儿子杨柳已上小学了。自此，儿子杨柳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连十二年的衣食住行以及思想上、学习上等都是朱华一手一脚操持关照的。早餐时，别人家的孩子，老人是拿钱给孩子自己去买馒头、包子、三角粑、油糖糕、卷粉、米线等吃后去上学。但朱华就不同了，儿子杨柳从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年四季，无论天晴下雨，无论严寒霜冻，每天天不亮朱华就起床出去外面把新鲜卷粉或米线买回来，然后烧汤，烫卷粉或米线，放上猪肉炸酱给杨柳吃了，再让他去上学。儿子杨柳青春期遇到一些思想上和心理上的问题，朱华与他一起讨论并鼓励他努力克服。学习上，朱华经常与各任课教师接触沟通，了解儿子杨柳的学习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积极的配合学校和教师对儿子杨柳进行正确的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儿子杨柳上初中时，社会上就流行打麻将了，许多家有考生的父母都克制不住自己出去打麻将了。而朱华从没有去打过一次麻将，儿子杨柳每晚上，下晚自习回到家，朱华都是在家里等着的，让儿子杨柳感到安全又温馨。到了高中，社会上打麻将成风，数不清的父母早就把家有考生忘掉九霄云外了，朱华依然没有去模过一次麻将。直到儿子杨柳考起大学后，朱华才去接触麻将。 三是感谢朱华支持我的工作，任劳任怨的付出和作出的牺牲。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做、连饭都不会煮、只知道工作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得关心别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朱华除了做自己学校安排的工作，每天还要买菜、做一日三餐、做家务等，还要照料儿子杨柳的起居、冷暖、病痛、思想、学习等方面的事。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对朱华的默默付出、自我牺牲无动于衷，不闻不问，无关痛痒在全校都是出了名的。我对自己儿子的生活、学习、思想、心理等方面是否有问题从来不过问，反而一旦得知儿子的某些不如意反馈就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味训斥、抱怨。我对朱华的三病两痛也是置若罔闻、不积极主动的寻医问药、不领她去检查医治，被叫到陪同前去文山或昆明治疗时，心里只有教学。我的这些行为和反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朱华支持我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和默默奉献吗？ 朱华在学校里的工作是负责公物保管、发放、会议室保洁和打铃等。虽然工作不重，但一天到晚，紧紧张张，十分繁琐。可是，有些领导还百般刁难，能提供方便的都不提供。她在工作中难免会受一些窝囊气，回到家里我还不理解她，不关心她，她都坚强地独自一个人挺过来了。特别是临近退休那两年，我已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了，麻栗坡县一中的某些领导把对我的不满发泄到朱华头上，把三个人干的工作让她一个人做，并且还叫她打扫整幢教学大楼的卫生间卫生。所有这一切朱华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默默承受，牺牲自我，隐忍过来了直至退休。 所以，我要感谢朱华。为了儿子、为了丈夫、为了整个家，她辛勤付出、任劳任怨、默默奉献。 我和朱华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尽管在这漫长的道路上不完全是岁月静好，生活中的磕磕绊绊时有发生，她也曾不止一次的提到如果当年不是害怕熊照兴是校长就不会嫁给我。但是，我还是要说朱华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我这个人是很不愿意敞开我的心扉的，我的人生哲学，从不表现在口头上，只是默默的去做，错了就错了，心里明白，不明言，只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力争不要再犯。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说法。朱华与我组建家庭后的生活中，总认为我瞧不起她，她又是迫于熊照兴老师是学校领导的压力，才不得不嫁给我。生活多年后，她都毫不避讳的唠叨，我和她有婚姻没有爱情。我从来都没有回应过她这个唠叨。她也不知多少次说，我家爹妈、我家姊妹、我家亲戚，都看不起她。她还说，我家妹子说了“我家二哥怎么会讨了她这样一个人，要我跟她离婚”，还说我家老孃说了“杨芝明讨朱华，只是讨了个购粮本”而已，等等等等。我对她这些抱怨和牢骚，也从来没有回应过一句。我喝酒失忆好几次，说了一些胡话，烂醉如泥后，有些有失体统的行为，让她难以接受，多次要与我离婚，写了离婚协议，要我签字。我就是不作回应。至今，在三门柜门后，还贴着这样一张她写的离婚协议。 愧对父母 父母大字不识一个，一生辛劳，生了众多儿女，养活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他们虽然是文盲夫妻，但对下一代接受文化教育却比他们的同辈谁都重视、超前。无论儿子姑娘全都送去读书，这在方圆十里八乡都是少见而有口皆碑。 大哥，杨芝武，读了小学读初中，初中毕业时逢文化大革命，在董干中学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代课教师，代课多年由于自身原因没能转正反而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大姐，杨芝娥，据说她不喜欢读书，不知道她上了几天学就没有上了。 二姐，杨芝美，落后我一年上小学，我小学毕业后，我爹说我年纪小，再读一年小学，我就和我二姐同时小学毕业，一起到董干读初中、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一起回董干中学复习两、三个月后，去麻栗坡县城参加高考，但她没有考起任何学校，后来也没有任何工作就嫁人成家了。 三妹，杨芝荣，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没有考起任何学校。后被董干贸易公司吸收为临时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辞退了。 幺妹，杨芝会，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没有考起任何学校。后当代课教师，代了好几年的课，在看不到转正的情况下自动离职，后来到董干难民办，不久难民办这个临时机构也解散了。 这样一来，我家六个兄弟姊妹都上过学、读过书，最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工作。所以我爹就经常说，我家六个兄弟姊妹就我一个出林的竹子，对我寄以厚望。可是，我却辜负了父亲他老人家的期望。 在我们读书期间，我爹妈还有一个做法是其他人的父母很难做到的，也就是每次跟他们要钱，他们都是如数给足的。家里实在是没有现钱了，他们拿什么东西去街上卖了也要给我和我二姐够花一个星期的钱。我们星期天下午返回学校，我爹妈赶街回到麻园左右，我们会与他们相遇，我妈就会把钱拿给我们。跟我们一起读书的同学经常会说他们星期六回家又没有拿到钱。另外，我妈赶街还时不时的买一些炒南瓜子舍不得吃，在遇到我们的时候，又从衣袋里抓出来拿给我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恰恰体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母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封建意识比较严重。我妈没出过什么远门，她对旧社会外面的世界没有多少了解。对于社会家庭人际关系的了解仅限于本村邻里身边人，至多知晓一点其他寨邻的人和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人，再就是间接听人讲到的人或事。解放前，我爹妈他们开过马店，好多四川赶马小商贩来住店，那些商贩南下越南赶普榜，北往内地赶西洒。我妈听他们讲了很多人和事，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外面世界，也知晓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道。这些可以从平常她对我们当儿女的说教中看出来。比如她说：“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刀不快石上磨，人不会世上学”，“一样的茶饭，百样的手脚”，“一样生来百样死”，等等。 可是，我爹就不同了。他常常说他四岁没有爹，六岁没有妈，从小靠寄人篱下生活，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就不一般。我爹走南闯北，很有本事，很能吃苦，村里没有一个人能苦得过他，年轻时，真的是睡半夜起五更，天不亮，村民们还没有起床，他却去山上割草或砍柴，等天亮他们起床时，我爹把柴草都扛到家了。他常常教育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方能为人上人。用他最直白的话说：要勤扒苦挣。他虽然是文盲，不识字，但他很懂道理，方圆十里八乡没有一个人讲理能讲得过他。他一点都不怕困难，面对困难，总体现出：办法总比困难多。从他常说的直白话：“得截火把照截路”，“撬锅镟补锅底”等，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爹懂得很多为人处世和生活的道理。他经常说：“家中无冷饭，路上无主人”、“晴带雨伞饱带粮”、“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一寸光阴一寸金，拿着寸金难买寸光阴”、“事到头不自由”等。他特别好客，本家外面来的亲戚和客人自不必说了，就连村里其他人家外面来的人，他都愿意去结识，并且还会叫来家里吃饭。他一生认准一个原则，也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手捏锄头把，犯法都不大。一说起他，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对他充满了敬畏。 我爹曾多次讲过一件事，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并队，就是将两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生产队。我们水洞子生产队要与坪上生产队合并，生产队干部全部同意了，其他生产队员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就我爹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不同意与坪上生产队合并。我们叫他大叔的杨光华说：二爷，说得脱是全生产队的福，说不脱就是你二爷的祸。结果，我爹举出许多坪上生产队搞生产马马虎虎、不认认真真的事例。关键是他说生产上你人哄地皮，地皮就要哄你肚皮，说我们不愿与这样的生产队合并。最后，两个生产队合并的事就凉了。 我对我爹的经历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当过中央军，参加过土匪后脱离，也参加过农协会工作。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期间，我爹还被叫去参与陪杀，险些丢掉性命。他走过很多地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对社会家庭人际关系有直接和间接的了解和认识。用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说: 三川四码头哪里都走过，什么样的人和事没见过？可惜的是，我爹时常讲起他的经历时，我年纪很小，对它们不感兴趣，后来长大了，忙于读书，继而参加工作就再没有机会问起我爹的经历。 我觉得我爹妈非常了不起，他们在村里和寨邻都有很好的口碑、人缘以及人脉。我家盖新房时，还是生产队大集体时代，人们除了要去出工做集体的活外，还要抽时间来帮我家盖房子。当然也是要主人家向人家提出要求。但是，由于我爹妈为人很好，人家总是有求必应。有些村民还主动跟我爹说为什么还不找他们来帮忙，我爹说要分批的找来，一时人来多了摆不开。所以，那个时候，无论他们要做什么大事，从来不缺人手。我认为我爹妈了不起还有一个方面，他们的包容、豁达、大度，从不与邻里、亲戚、姊妹起纠纷。他们常常教育我们不要把对人有意见或看法、甚至是愤恨放在脸上，要用心去装人。无论见到谁，都要笑脸喊叫。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见老喊老，见少喊少，喊人不舍本，舌头打个滚。别的不说，光说我妈她们有三姊妹在我们水洞子村。我妈是排行老四，人称四姐，另外两位都是她的妹子，一个是五孃或满孃，一个是老孃。加上两个姨爹，他们六个人在一个村里和谐相处一辈子，从来没有起任何冲突，真是不容易，也很难得，给我们晚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通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我才想起来我爹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一个人的一生不容易，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人呢？他用这么几句话来形容：黄金要下告（地方话，实为“窖”），猴子要撵翻山，牛羊要赶进圈。这几句话听起来很有意思，很好理解也不好理解，说起来轻描淡写，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是需要一辈子来做的。我不知道我爹是从哪儿得来的这几句话，话语形象、简单、诙谐，但意义深刻。它们的意思是：所谓黄金要下告（窖）是指自己的老人父母，要把他们安葬好；所谓猴子要撵翻山是指自己生养的姑娘，要把她们很好的出嫁掉；所谓牛羊要赶进圈是指自己生养的儿子，要给他们全都娶上儿媳妇。我真是佩服我爹了，所以，他健在时常常会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的说“家中的两坛黄金还没有下告（窖）呦”。 我之所以说我愧对父母，就是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无论姑娘还是儿子，他们都无一例外的供你读书，只要你读得去，读到哪里他们都供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读书出来工作，成为父亲所说的出林竹子，也就是读书读成器的只有我。我爹常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言下之意就是说: 杨芝明，你现在工作了，我们两老今后就全靠你了。你现在又在董干工作，就在家边，很符合旧社会的传统理念：父母在不远游。你就不要再往别处去了。但是，我的人生走向却和我爹的想法开了个令他怎么也想不通的玩笑。 我和朱华由于想进麻栗坡县城工作，为儿子杨柳受教育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写申请调动工作。因没有充分理由进县城，就以便于照顾丧偶的岳母为由提出申请调大坪，不料寄申请方式得罪了县教育局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熊德华，他们果然把我们全家调到了大坪。我们本来是指东打西、想曲线进城的梦碎了，只得咽下此苦果。父母本来就极力反对我调离董干，此刻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双双坐着我们搬家的卡车送我和朱华去大坪报到。我在大坪中学，朱华由大坪中心校安排在漫马村小学。到达当天，把一切家当下在大坪中学后，父母和我们一起去岳母家，漫马小学就在岳母家旁边。父母在岳母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才自己返回麻栗坡亲戚家，然后坐班车回董干。 我记得我爹在岳母家那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合眼睡觉。只听见他一晚上都在嘟嘟哝哝、七七八八的抱怨这、抱怨那，有时有些话语还刺激着岳母和大舅哥，时不时的岳母会回应他几句。我担心怕我爹接受不了今后的现实，控制不了情绪会跟我岳母和大舅哥争吵起来。还好，我爹就是轻描淡写的说说，没有多少指向性和针对性，没有激怒岳母和大舅哥，天亮就一切都过去了。 实际上，自我结婚后，父母仰仗我在他们膝下尽孝的梦就渐渐破灭了。在董干工作的那些年，春种、夏锄、秋收时节，我除了叫上几个学生回家帮忙突击，每年出化肥钱、供三妹和幺妹读初中、高中外，其他的事就很少做了，比如父母平常的冷暖病痛之类的事，尤其是陪父母过年屈指可数了。 我和朱华结婚后，每年过年我几乎都是去岳母家过的。虽然我家也有一点特殊，我哥在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就蹲班房了，但过年时好歹有爹妈、大嫂和他们的三个儿女以及我的三妹和幺妹，人还算有点多，不会显得冷清。而朱华家就不同了。我和朱华还没有结婚，岳父就去世了，家里就只有岳母、大舅哥和尚未过门的大嫂李秀惠，于是我就去岳母家过年了。后来我们调到大坪，再后来又调进麻栗坡县一中，我就更没有回家陪爹妈过个年了，朱华和小孩也没有回过老家。 我深知愧对父母，年过完后，在开学前，我会找几天回家来看看父母。每逢寒暑假，我都会独自回家呆上一周左右，尤其是父亲过世后，顺便拿点钱给母亲用用。他们的孙子杨柳在两岁左右回家过个年，一直到2001年他高考结束才又回老家一次，那时只有我妈还健在，我爹早已在1993年就去世了。所以，我的哥哥、姐姐、妹妹说杨柳哪里还有老家意识，哪里还有爷爷、奶奶、大爹、姑妈、嬢嬢意识，我也无言以对。无论我们在麻栗坡还是后来在文山，回老家的班车都是颠簸难受的，耗时又长。所以，杨柳在读大学未毕业期间，每当寒暑假他回来，我都建议他考虑回老家看看，等毕业参加工作后就更难有时间回老家了，但最终到他大学毕业、继而读研究生乃至参加工作还是没有能促成他回老家一次。可怜的老妈早已于2003年过世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妈，我做个儿子是特别失败的。父亲过世后，我妈时不时的会去麻栗镇马鹿塘我二姐家玩，从麻栗坡县城爬上坡去还要走将近两小时的路，每次她也会在我家呆一些时日。由于我的软弱和委曲求全，我妈在我家呆的并不十分愉快，连洗个澡都得去龙少育大舅家洗，这是我没有主动关心我妈的罪过。由此，我哥、我姐、我妹对我很有看法，也有怨气。他们说我什么都听老婆的，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说我怕事、怕出头，没担当，从来不为哪个弟兄姊妹、侄男侄女撑头办事，我又是有口难言。 父母生我养我，送我上学读书，含辛茹苦一辈子，而我作为儿子对他们没有做到应尽的孝道，我深感内疚。父母老了，平时他们的三病两痛、冷暖起居我都没有尽到一星半点的照料义务，更别谈他们过世时在他们身边了。因此，每当听到有人唱起《常回家看看》，我心中就不由自主的生出一种难言的痛楚，我也从来不唱《常回家看看》，若是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唱《常回家看看》的话，我就会换频道看别的节目或是关掉电视机。 父母健在那些年，我和朱华的工资都不高，实在也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他们用。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我爹说“不要等到钱没用处时才后悔。”我跟他争吵了起来。我爹说“父子吵架都是钱不是。”这些话刺痛着我，但我也感到很无奈。还有就是，我们叫他姨爹的吴光映碰着我爹的时候说，杨芝明本来在董干中学教书，就在家边了，还要调走。他的意思就是在董干可以照顾我爹和我妈。我爹听了心里很不好受，他就跟我说起这事，我跟我爹争辩说，他吴光映做得到，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的就做，做不到的就没有办法了。 班主任经历 班主任是对学生在学校期间的全面发展起到主要作用的老师，尤其是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引导者和启迪者。我刚一从文师毕业分到董干中学，学校领导就叫我当班主任，我有点始料不及，总想着过几年才会安排当班主任。于是，我就找学校领导说，我刚来还不知道怎么当班主任。领导说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当呢？哪个是一来就会当的呢？我回答不上来，只有硬着头皮就当班主任了。 当班主任是很辛苦的，要比一般的科任教师操心很多，也累得很多。我当班主任时期大多是作奉献时期，后面那几届可能一个月有5块还是10块的补助。在董干中学三次任班主任，在麻栗坡县一中也是三次任班主任。 董干初38班 这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从初一下学期一直当到学生初三毕业。为了掌握学生课后的某些真实言语和表现，我事先跟某个男生讲好，我要在下晚自习前去他床上装睡觉，这个学生就很配合。我就利用这种形式了解学生回到宿舍睡觉前讲些什么，哪些是关于学生之间的，哪些是关于班主任老师的以及其他科任教师的。这样做我就在工作中做到有针对性的说教，也避免通过学生反映不知道真相而作出错误的判断或所做的说教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我认为我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避免反映班上问题的学生不受到其他学生的打击报复和伤害。因此，我时不时的会根据班级情况去男生宿舍了解第一手信息。 为了当好班主任，我还特地买了一本《怎样当好班主任》的书。从书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怎样做家访，怎样做学生思想工作，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方式，怎样成为一名好班主任，等等等等。 这班学生，我做过很多家访。最远的是南利汪光兵家和铁厂杨传宏家。较近一点的是新寨岔路周围的赵云、刘光美家，天平空军部队岔路边上的汪正良家，白沙杠大寨的赵继红家和地棚的曾忠勇家。最多的就是董干街上的王增彪、雷仕方、杨世明、宗吉超、万明刚、吴元英、吴元春、杨红家等。还有杨昌明、陈怀良家，他们两家的父亲都在董干的单位上工作。 学生赵继红爱说谎话，喜欢小偷小摸。我通过家访和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改变了他爱撒谎的坏习惯，矫正了他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 学生王增彪聪明、自由散漫，经常违反纪律，不听说教。我做家访时，他家奶说王增彪只怕她，连他爹都不怕。也就是说王增彪家爹是管不了他的。多年后这个话得到了证实。因我批评教育过王增彪多次，他对我很不满意，对我有成见和看法。后来，他初中毕业考起高中还是没有，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自己学习维修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东西。有一次，他们有几个伙伴到董干中学来准备打一个老师，我在张录斌老师的宿舍里坐着，王增彪脸红红的、话也不说的走了进去，我以为他要去找我算过去批评教育他的账，结果却不是。之后他说，他当年太调皮了，不听我的说教，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他说他只是怕他奶，根本不怕他爹。 学生杨世明，他自由散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经常缺课。他家在董干街上，我也去他家找过他爹交换过意见，可杨世明还是没有多少转变，我自然是经常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也不知是他家庭有变故还是他自身的原因，亦或是他缺席太多已达到学校开除学籍，他自动不来读书了，亦或是我作为班主任觉得他太难管教了的缘故，我没有再去叫他来读书，也没有再去家访。好长时间后，好象杨世明把他没来读书归咎于我。我爹跟杨世明家爹相识，他爹还跟我爹谈起过这事，我觉得我也很冤枉。自然此后杨世明见到我是既不打招呼，也不有什么好脸色。我经过自我反省，我当时血气方刚，从教时间短，缺乏经验，至多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对杨世明的自动不来读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董干高20班 我是学生高二时接手高20班的班主任，原来的班主任李华阳因读语文函授要脱产学习一年。那时高中还是两年制。 高20班有一个特色，就是学校组织的男、女篮、排球队的队员基本上都在这个班，教师队都打不过他们，女生队尤其厉害。这些学生的文化课基础就显得有些薄弱，个别学生更是不重视。有几个学生个子小，学习也相对不错，嘴巴能说会道。我去男生宿舍学生床上假装睡觉，了解到这几个同学对我的一些说教以及人助金的评定有意见和看法。有几个有偷盗行为的学生也在我任班主任的这一年里要给予处分。 学生李兵是学校篮、排球队的主力队员，除了体育运动和打球，可以说他什么都没兴趣。上课无精打采，经常装病请假不上课。一到放学和晚饭后，他精神抖擞的在球场上打球，天天如此。你问他现在怎么不疼了，他总是说现在好了。 蒋顺英这个女生有小偷小摸行为。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她早早起床偷了她们宿舍里另一个女生的钱，然后她就请假坐班车回家了。等被偷女生发现钱丢失向老师报告时，蒋顺英早就坐车回家了。星期天她返校后，我找蒋顺英来问话，她当然不承认了。其实，她偷了那个女生的钱是事实。当时，学校有规定，象这些有偷盗行为的学生都要给予处分，由班上同学讨论决定。时间久了，我也记不得有没有给蒋顺英处分。我只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收复被越南侵占的者阴山时期，蒋顺英是麻栗坡县扬万乡的副乡长，她积极支援前线，被称为“壮家穆桂英”而载入麻栗坡县历史。 曹世华是一个非常聪明，学习也很好的学生。但他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偷东西。他偷同学的东西，偷老师的鸡杀吃，赶街天到街上偷过东西，伙同李兵等人曾去董干公社（后改为董干镇）厨房偷过饭吃。其实他的这些行为是在我接任班主任前就发生的了。好几年后，我才知道他偷鸡杀吃偷的就是班主任李华阳喂养的鸡。好像我接任班主任后，也有同学反映曹世华偷了东西。我自然要叫曹世华去谈话，他当然说他没有偷，他敢保证立下字据他说的是真话。可他前面偷的这些东西，学校要给予处分，我没有办法，只好组织学生讨论到底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处分。因此，曹世华对我就耿耿于怀。有意思的是，曹世华后来高中毕业通过复读考起昆明师专，毕业后分到董干中学，那时我已经离开董干中学了。几年后，曹世华调来麻栗坡县一中还教过我儿子杨柳的高中语文。再后来，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一年后曹世华也努力进了文山市第一中学，我和曹世华还搭档教同两个班的课，他教语文并当班主任，我是英语科任教师，我们合作了高一一年。 董干高23班 这个班是从头开始当班主任，但是才当高一一年我就去读云大了。这个班的班委几经撤换，我都不太十分满意，当然被撤换的学生对我自然也就有意见和看法。我去这个班男生宿舍装睡了解第一手信息的次数较多，有好几次，熄灯好长时间了，学生还在吵闹，我直接把他们叫起来跑公路，跑到屙尿湾，让他们坐在公路边继续闹。另外，学校集体上早操前我带领学生跑公路，跑回来再参加学校上早操。 学生贡发兴是这个班里令我最失望、最想不通的人。他爹在董干公社（后改为董干镇）里面做民政工作。开始时我并没有叫他任班委，后来我发现他敢说敢做就让他当了劳动委员。他单相思喜欢文艺委员，给文艺委员写情书，文艺委员叫我转告他不要再给她写情书了，我也找贡发兴来做过工作，可他仍然继续写，文艺委员又来告诉我，我几经转告后也不再管他们了。 我上云大前，要把班主任工作交给下一个班主任，原来班上栽菜卖得的钱由贡发兴保管，当时他拿不出来，我就说我先帮他垫支出来交给接手的班主任，叫他以后把钱拿给我。可过后他说那个钱他不应该给我，要给都要给班上。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他没有把钱给班上，也没有把钱给我。毕业后他没有考起任何学校，也没有被招收做什么工作。莫名其妙的他把这一切都怪罪于我，他写了一封信说我害了他，我是害人的人，要不是我的话，他早就走上正轨了。他把信叫同班同学梁勇交给我，信中夹带了那笔钱，他还说，这个钱他还得起我的。最终贡发兴被麻栗坡县交警吸收为警员。此后，贡发兴就避开与我正面碰面了，无论是同坐一辆班车，还是在麻栗坡县城出席同一家酒席，均是如此。 县一中高53班 这个班是我进麻栗坡县一中当的第一个班主任。这届学生是麻栗坡县一中有史以来高中生源最差的一届，中考成绩一、二流学生上了省、州属中专，三流学生复读初三再考中专，剩下的复读也无望考起中专的学生才来读高中。我当班主任的53班更是从所录取的不到一百名学生中再分出来的，中考成绩一百多分，最多二百分的班级。 这个班的学生不仅学习很差，日常行为规范问题很大，男生尤其突出。可以这么说，一个像样的班委都找不出，班主任工作相当难做。没有一个好的班委支持，班主任工作可谓比登天还难。 我先是叫县城里的周昌福当班长，他有号召力，也有组织能力，关键是县城里那些学生都听他的。但是班上的工作还是没有多少起色，县城里那几个男生相当捣蛋，一点都不买我的账。周昌福作为班长，那些人又是他的好伙伴，他要维护他们，就开始懈怠起来，我的班主任工作就很难开展。于是，我撤换了周昌福，同学们选王东当班长。王东没有号召力，更无组织能力，他又不说多话，那些男生根本不听他的，我的班主任工作更难做了。 县城里的那些男生更是有恃无恐，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怎么说他们也不听。每周的卫生大扫除，我们班负责打扫的环境区域是运动场上面的厕所，要求带桶或盆抬水去冲蹲坑，还要用木棒认真的捅才行。可是，这些男生每次去都是挎着书包空着手去，既不带桶也不拿盆，什么也不做，就等着回家。无论你怎么说他们也不改变，无论你如何说，他们也不回答。碰着需要扯草的地方，他们更是不会动手了。我不知多少次亲自动手抬水冲厕所、捅蹲坑、扯杂草。就这样一年左右，我又换为周昌福当班长，卫生环境区域也换了地方，班上的情况才稍有改变。 学生罗锡勇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他是县城里的人，他家爹在麻栗坡县教育局管后勤总务工作。罗锡勇个子不高，身体瘦小，学习从来不当回事，不仅自己不好好学，随时都让其他人学得不安宁。课堂上，罗锡勇哪里是在上课，简直是把课堂当演小丑的场所。他骚扰同桌不算，还骚扰前后左右的同学，那些被骚扰的同学也不反感、也不制止，任由他爱怎么就怎么。我作为班主任不知对他说了多少话，一点作用都不起。我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我把他的课桌单独摆一排，正对着黑板，前面就是讲课的教师，其他排的学生课桌离罗锡勇还有一定距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还在时不时朝后面的同学们做鬼脸，挑逗这、挑逗那。德高望重的地理老师陈德贵上课时，实在是忍不住，看不下去了。他说：罗锡勇，班主任为什么要把你单独安在一排？ 因此，罗锡勇恨死我了，对我耿耿于怀。毕业后通过他爹打通关节，罗锡勇上了红河警察学校，后分在麻栗坡县公安局工作。有一次，罗锡勇和几个警员来学校，他看见我还做出很不得了的样子，我并不在乎他的这种表现。再后来，罗锡勇成了文山州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但我并不会后悔我当年对他的管教，他今天的辉煌不代表他当年的龌龊。 县一中高56班 这个班我是中途接手当班主任，就是高三最后一年。这一年的班主任工作没有出现太多棘手难办的事，只有治理不准穿拖鞋进教室这件事值得一提。那些年学生爱穿拖鞋进教室，学校天天抓学生的仪表。可是，无论我怎么强调，总有学生不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你把他的拖鞋收了，丢到教室外面，过后他又去捡回来，仍然在教室里穿着。于是，我就提着一把斧头去教室查看，一旦发现有学生穿拖鞋进教室，我就把拖鞋拿放凳子上，用斧头斩断后再丢弃，这一招果然管用。 县一中高62班 这个班我从始至终当了三年的班主任，由于有了前些年当班主任的工作积累，又加之自己的与时俱进，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进行班级管理，就是运用以变应变、以变治变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管理，这一届的班主任工作就做得比较得心应手，没有遇到多大的麻烦和困难。 我的英语教学 文师毕业分到董干中学，我的英语教学生涯便开始了。当时的英语教学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可以说是“凭着感觉走”。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外语教学才恢复不久，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模式和经验。我只有在实际教学中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提高，努力使自己的英语教学尽快的成熟起来。 我一边教一边学，在教初中英语时我就主动的记背高中英语的单词，督促自己默写，经常用英语写日记，同时学习一些大学英语教材。我详细阅读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和一些教学法书籍。我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陋就简地进行分层次辅导。早自习时，我让绝大部分学生在教室里朗读英语，让少数几个学习超前的学生到教室楼上男生宿舍进行英语听写练习。我对英语教材中的儿歌、童谣、歌曲十分重视。经常教学生唱教材中选的英语歌曲，组织学生表演教材中的英语短剧或小品剧。邓兴堂和徐世斌两个学生表演的英语相声“Do you speak English?”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们的语音更是令我佩服。刚教完第一届学生，英语教学效果就可见一斑。 我教第一届初中生时，使用的教材是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英语试用本，内容多，共六册。许多学校上不完，最多的上完第五册，就连昆明城里的学校到初三结束也是如此，根本没有上第六册。而我却与他们不同，学生初三毕业参加中考时，我是教完了第六册的，我并没有感到时间不够，或教学任务繁重。 我给学生打的英语基础之牢固可以从学生升入高中或中师后看出。我教的那届两个班的所有优秀生全部被录取到麻栗坡县一中读高中了。他们是：赵云、张承银、莫华、张凤、尹云、陶文武、陶顺祥等。三年后，莫华是那一届麻栗坡县高考状元，张承银考起西南师范大学，张凤考起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赵云考起云南师范大学物理专业。赵云同学说：初中我给他们打的英语基础十分扎实，他进入高中后并没有感到英语难学，也没有花时间和力气去学，而他是整个年级英语学的最好的学生，同学们一度认为他要报考英语专业，结果他却报考了物理专业。在云南师范大学毕业时，他是少数过了英语四级的学生之一。那时候，若他考研究生，英语是获得免考的。他分回到麻栗坡县一中教物理，那届学生才一个班，他既教物理又教英语，高二结束，学生英语会考，成绩全部合格。还有邓兴堂同学，他本来应该上高中的，由于他爹是当校长的，他二哥又是董干中学的老师，受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中考后，他上了文山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在麻栗坡县新寨小学教书。后来新寨中学缺英语教师，他来中学上英语课，后面通过信件来往，我给过他一些指导，仅凭初中学的英语知识，他教了若干年英语，还教得很好。 在董干中学后期阶段，我组织成立了“英语俱乐部”，利用课余时间把初、高中爱好英语的学生集中起来开展课堂之外的英语兴趣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训练，成功地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英语晚会”，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好评。 当时，学校订有好些英语刊物，像《中小学外语》、《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学刊》、《现代外语》、《英语世界》等。这些期刊杂志学校很少有人阅读，而我却是它们的忠实读者，并且我还在阅读中作一些摘抄。 在读云南大学前，由于我是文师中英班学习最好的学生，自以为英语学得很不错了，初、高中英语都教过，教书也还教得挺可以。当进入云大正规学习英语后才发现文师那两年的英语学习相当肤浅，可自我感觉良好，太井底之蛙了。于是，我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立志要把在学习期间自己所购买的英语专业书籍看完，而不是把它们买来装点门面。经过两年的全面、系统的学习，我的英语基本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为日后的英语教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云大毕业后，我继续在董干中学呆了一年。后来调到大坪中学半年，继而调进麻栗坡县一中。在这辗转一年的初三英语教学中，我吃透了初中英语教材，认真研究英语中考试题，自己精心编制了六套英语中考模拟试题，涵盖了整个初中英语内容，初中英语教材中的基础、重点、难点、考点一应俱全，一网打尽。我敢说，当年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对待自己的英语教学，大多数老师都是照本宣科、见子打子的教学。 接下来，我基本上是教高中英语，很少教初中英语。不过，我自进麻栗坡县一中起就当学校的英语教研组长，初、高中的英语教学我都要抓，都要管。 那些年，进初中才开始学英语，我认为起始阶段的英语学习很重要、很关键。于是，我提出了要求学生英语字母学习要过关、英语音标学习要过关。每届学生入学后，学习完英语字母就编制笔头过关测试和口头过关测试。学习完英语音标也同样编制笔头过关测试和口头过关测试。这些测试不是任课教师自己随堂进行，而是利用周末时间，全校英语教师一起来对学生的学习过关与否进行测试和评估。 再者，我要求初中各年级的期中、期末考试由教师轮流出题，试题内容由英语教研组全体老师研究决定。具体细化到出几道大题、几道小题、考查内容，等等等等。这一做法就是后来被称为建立题库的具体体现。 高中英语教学涉及到的老师就三个人，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教师任一个年级的课，老师的具体教学就各自为阵。 我的高中英语教学就是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因地制宜地进行，尽量做到因材施教。我在平时博览群书当中看到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中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我顿悟到了我的英语教学宗旨：教好英语，让学生睁眼看世界。我不仅自己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工作，还把我的这一独创英语教学格言以大字标语形式写在学校英语教研室的墙上，与马克思的“外国语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遥遥相对。另外，在实际教学中，我逐渐形成了我自己的英语教学原则：TE=SM2C（老师精心讲一斑，促使学生全豹知）。T代表老师Teacher，E代表教育Education，S代表学生Student，M代表材料Material，C代表理解Comprehension。这个原则的意思就是: 老师的教育教学要力争使学生对教育教学材料或内容达到双倍理解的效应。 为了更好的教好英语，随时不忘充实提高自己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教学基本功。除阅读学校订的《中小学外语》杂志和《中学生英语》外，我自己订阅了《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外国语》等，并且每一期都是要看完的，同样少不了作摘抄和读书笔记。有几年学校订了一份"China Daily《中国日报》"，基本上就是我才能阅读这份报纸。自"China Daily《中国日报》"推出副刊"The 21st Century《21世纪报》"（每周一期）后，我是期期必看，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该收藏的收藏，该摘抄的摘抄。阅读这些报刊杂志对我的英语教学帮助很大，教学中的很多东西可以做到信手拈来，教得得心应手。 进麻栗坡县一中三年后，我凭借我深厚、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参加云南省出国留学教师托福（TOEFL）选拔考试，考试成绩显著，被派往新加坡RELC（区域语言中心）进修TEFL（把英语作为外语来教），又学到了许多先进的教学方法，自我感觉我的英语教学如虎添翼。 回国后，我不但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教学原则，还积极努力的使自己的英语教学与国外英语教学接轨。中国的英语教学长期费时、费财、费力、哑巴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我也只能尽我所能在我的教学中去贯彻“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际”这一原则。 在实际教学中，我多鼓励学生开口说英语，每天上课前背一遍上课誓词。高一、二阶段的誓词是：There are three days in all one's lif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Yesterday is gone. Today is with you. Tomorrow hasn't come. Seize the hour. Seize the day. There are only three days in all one's life. （一个人的一生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今天和你在一起，明天尚未到来。抓紧时间吧。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高三阶段的上课誓词是：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Time presses.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hour. Seize the day.（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接下来，要求学生用英语作值日报告，时间控制在三分钟以内。报告内容除报告几月几号、星期几、天气以及学生出席情况外，其他自由发挥。到后期我使用同步录音的手段将学生的英语值日报告录下来，让其他同学和另一个班欣赏、模仿，激发学生开口说英语。 我的这些做法实际对我的英语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高考实行会考合格后再参加高考以来，英语试题中就有书面表达，或者说英语作文。所谓“言为心声”，作文就是把你要讲的话用文字写出来，你想怎么说，你就怎么写。所以，学生通过三年的用英语作值日报告的反复训练，最终对他们的英语高考书面表达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有意识的学习和无意识的学习相结合。课堂上的学习是有意识的，课间学习是无意识的。我也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学习输入。我利用小黑板经常写一些英语单词、词语的含义、区别、用法等；写一些英语语法、惯用法归纳、总结等；写一些常见英语句型用法、对比、转换等；写一些英语教材中的基础、要点、重点、难点等；写一些英语考试常考点、热点等。课前把小黑板拿到班上的教室里，或放在教室前面的墙角处或挂在墙上，过天把又把小黑板换到另一个班。一个星期两次的这种无声行动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得到了一个化学老师的肯定。 我始终一如既往的坚持利用课余时间，运用一切可能途径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内化为课堂学习的驱动力。在麻栗坡县一中期间，我曾两次成功组织全校学生“英语晚会”，一次在学校礼堂进行，一次在县电影院进行。除此之外，还举行过一次全校“英语讲故事会”。 我的英语教学原则是讲究英语学习的规律性，追求单位时间内的效益，考量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也轻松而收益最大化。所以，我的教学是高一、高二期间，高紧张、高强度、高密度、高标准的教和学。高三期间，高广度、高宽度、高厚度、高精度的教和学、练。 历来我的教学理念都是学生适应教师，而非教师适应学生。但当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时，两个普通班高三学生的英语实际情况给了我这个教学理念当头一棒，我差点没有缓过神来。如果我坚持我一惯教学理念的话，一年后学生的英语高考将不堪设想。我一缓过神来就向学生求教，拜学生为师，学生叫我怎么教我就怎么教，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经过一年的相互磨合，两个英语成绩倒数一、二名的普通班高考成绩赶上了同级普通班，终于没有拖了学生和学校的高考后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从事英语教学一辈子，成天满脑子装的全是英语教学，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到底应该怎样教，学生才会学得懂，学得轻松，学得好。整个思维都交给英语了，已经不会用中文思维了。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学习外语要做到在运用外语时忘掉了自己的母语。因为年过半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用几句简单、精炼，像诗歌那样的中文来总结、概括我的前半生，想了很长时间，试了好几次，还是没能够想出来，最终不了了之。 纵观我的英语教学，我一直在追求“闻一知十”、“一叶落知秋”、“窥一斑知全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我反对时间加汗水，更反对日光加灯光。所以，我对近些年来中学教育一天上十五、六节课，老师披星出门戴月而归越演越烈的低敬业精神十分困惑，大为不解。 　　 想不到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工作退休后我会来北京、中国的心脏——首都生活和居住。 人是擅于想象的。人们往往把难以成为现实的想象比喻成“心想天高，命才纸薄”、“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我从没有想象，也从不敢想象我会来北京安度晚年。但这种“一步登天”的现实就确确实实发生在了我的身上，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这个中越边境出生的山村娃，在者挖启蒙小学上学的时候就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还见同村同姓的二姐、在学校当代课教师的杨昌娥让她家四妹杨昌佑与金竹坪的一个苗族姑娘沈正兰编排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人人都想到北京来看看天安门，能在天安门前留个影更是莫大的荣耀。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是很困难的，只能在歌声里领略天安门的雄伟和庄严。后来又在《雄伟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前留个影》等歌曲中进一步欣赏和了解天安门。图画课上，老师也在黑板上画过天安门，让我们也模仿着画天安门，那是记忆犹新的。 北京在我的心中是很神圣的，正如歌曲《北京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无论是上小学、中学、中专、大学时期，还是工作时期都是如此，只能怀揣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并在天安门前留个影的梦想。哪知我工作退休之后竟然来到北京——祖国的首都——明清两个朝代的帝都、皇城生活和居住，简直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不是白日做梦。这种喜悦真有点像人们经常调侃的那样：“睡着都笑醒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到董干中学上初中的第一年，学校开冬季田径运动会前，有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象征性长跑——从董干跑到北京”。学校的大专栏上用彩色的树状图表示全校初高中各班每天跑公路的路程，看哪个班先跑到北京，每天每班都利用早操时间，班主任带领着学生跑公路。 我现在就来在北京生活和居住了，明清时期只有王公贵族、皇亲国戚、朝廷官员才能出入的天安门、紫禁城、天坛、颐和园、圆明园等等宫殿、园林，我可以每天都想去就去，想去哪就去哪。想去爬长城就去爬长城，想去故宫就去故宫，想去天安门就去天安门，想去天坛就去天坛，想去看北京城内的宫殿、王府以及周边的名胜、古刹、古迹等，一切随心所欲。同时还能享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现代便利。这些是我曾经能想的吗？敢想的吗？特别是到北京来后，时不时的到全国一些旅游城市、名胜景点，像去广州长隆、珠海长隆、海南三亚、深圳、天津方特、秦皇岛北戴河、北京环球影城、北京世园公园、北京古北水镇、雁栖湖、北京延庆度假村等地游玩、度假，往往都是单独去，住宿五星级酒店，有时候住的还类似于总统套房。北京周边的著名风景名胜景区、景点、度假村，一去再去，有些地方都说不清是第几次去了，每次去都是住超五星级酒店，家庭房等。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今天之所以能享受这一切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与我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还有与我妻子朱华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含辛茹苦默默付出离不开的，但最关键的还是我儿子的功劳。我要感谢我的儿子，儿子很早就有与一般人不同的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的气质。没有儿子的不断抗争、不畏失败、不懈追求和拼搏在北京立足，我就是再怎么优秀通天，都是不可能拥有这一切，享受这一切的。 北京有一项户口迁移政策，如果儿女属于独生子女，有北京户口，父母可以把户口迁移来投靠子女，落户北京。2018年底，我就开始回文山、麻栗坡准备材料，2019年底又回文山、麻栗坡补充材料，疫情三年中断，2023年底又回文山、麻栗坡完善材料，呆了近一个月，反复完善人家所需材料，避免我再往返办材料多花费用。差不多都要动用我那个厅局级县委书记学生的资源啦！好事多磨，终于于2024年3月11日，我和朱华的户口分别从文山市和麻栗坡县迁来落户北京，重新照相换了身份证，成为了新北京人！如果没有杨柳拿到北京户口这个前提，我和朱华永远都只能是文山人，麻栗坡人！因此，我写了下面几句以示记录纪念： 特记 2024/3/11， 龙年龙抬头。 户口迁北京， 身份证换首。 11/03/2024 后记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出生在滇东南，距中越边境不过几公里，走路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跨出国门的一个叫水洞子的小山村。从读者挖小学到董干中学读初中、高中，继而到1977年恢复高考考起文山师范学校读英语，再到分配到董干中学教英语，又到自强不息考起云南大学继续深造后回到董干中学。不甘平庸于小镇过完一生，在黑夜茫茫、死水一潭、铁板一块的人事调动中，经过破釜沉舟的抗争，想改变环境申请调到县城工作，不料被惩罚调动到条件远不如董干中学，只有初中班的大坪中学。好在命中有贵人相助，半年之后调入麻栗坡县一中。人说是金子总会发光，还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的人。进入麻栗坡县一中两年多后，经过全省TOEFL（托福）层层选拔考试脱颖而出被公派出国到新加坡RELC（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进修TEFL（把英语作为外语来教），可谓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凤毛麟角。在麻栗坡县一中居安思危，锐意进取，夹缝中求生存。十八年后，即2005年，接近天命之年，不忘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应聘文山市第一中学（进去时还未拆县改市，叫文山县一中）。在超龄、学历不合格的硬性条件下，凭藉扎实过硬的工作能力和出色的教学工作实绩被文山市第一中学破格聘用直至退休。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是在家不远的者挖读小学，还是离家很远的董干读初中、高中乃至到恢复高考考起文山师范学校读英语，学习上如果我是第二的话，第一的人就打起灯笼都难找了。在文山师范学校读英语时，我被班主任老师曾惠仙誉为“山沟沟飞出了金凤凰”，此誉传到麻栗坡，传到了我的母校董干中学，被曾经教过我的中学领导和老师们，在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面前津津乐道。 求学是艰苦的，从小学到中学，赤脚上学是家常便饭，至今左脚的小脚趾头上没有脚趾甲，就是因为赤脚走路无数次的踢着石头，硬生生的把脚趾甲踢掉了。家境贫寒，衣服破旧，但总是洗得干净。穿着我妈用针线补的裤子，线头断了，补在裤子屁股上的一大块圆布片在跑操时啪嗒啪嗒的响，从来没穿过什么短裤或内裤。更有甚者，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坐在山坡的地上，裤裆通洞，鸡鸡全露在外，笑死一起做活的婆娘们。妈妈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鞋总舍不得穿，在董干读书时，几乎都是每天晚自习前，去学校旁边的小溪里洗了脚才穿。星期六下午一回到家，马上脱掉像样的衣服，穿上补丁摞补丁的破烂衣服上山割草、砍柴、参加生产队劳动抢工分或是做自家的某些农活。 工作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获奖众多，全是教育教学实绩奖，还有“县优秀教师”奖，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虚荣奖（像什么“优秀共产党员”、“德育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奖，当然这类奖我也获过）。每教一届高三，学生英语会考成绩几乎都是全县第一名。每教完一届学生参加高考，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均获全县高考第一名，从未有第二名的说法，有获奖荣誉证书为证。有数篇论文获文山州英语教学教研论文一等奖，也有获二等奖的论文。在“文山州素质教育大讨论”中，论文荣获全州“一等奖”。1997年，参加“文山州高中教师学生英语口语技能大奖赛”，在近30名选手中，斩获教师组唯一一个一等奖（第一名）。在《学英语》、《英语周报》、《英语辅导报》、《文山教育》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有文章被收录在全国出版发行的一些学报和文集中。麻栗坡县自恢复高考以来，2002年，有一人考起清华大学，他就是杨芝强，也是我的堂兄弟，我是他高中三年的英语老师。2005年，我在麻栗坡县一中教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参加高考，王付雄同学高考总成绩斩获麻栗坡县高考状元，他的高考英语成绩143分（满分150分），获文山州高考英语单科状元，创造了文山州高考学生英语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话传奇。 在麻栗坡县工作期间，九十年代到二〇〇二年的十年间里，我用我学的专业英语为麻栗坡县域经济、教育发展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1993年麻栗坡县政府边境贸易参加昆交会作翻译；为麻栗坡县政府和县教育局翻译外资办学情况汇报、图片展览以及对外宣传吸引更多外资等材料；为麻栗坡县天宝国家级口岸第一届船头交易会翻译外国嘉宾邀请函、代表证、主席台座位牌等；为麻栗坡县人民政府外援办和县教育局翻译了“麻栗坡县一中综合楼”、“马街普留塘小学、普元小学”、“大坪阿老小学”、“南温河中心校、小寨小学、戈令小学”校舍改造及重建项目建议书等材料十余份。 即使在奔天命之年，我应聘到文山市第一中学，两年后被聘为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我又在文山市第一中学工作了八年，送走了五届高考生，当了四届高三把关教师，先后两次被评为文山市第一中学“优秀教师”。 我从教一辈子，我的教学格言是：“教好英语，让学生睁眼看世界。”此格言乃我独创，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此外，我还独创了自己的课堂教学原则: TE=SM2C（老师精心讲一斑，促使学生全豹知）。T是老师Teacher，E是教育Education，S是学生Student，M是材料Material，C是理解Comprehension. 这个原则就是“老师的教育教学要力争使学生对教育教学材料或内容达到双倍理解的效应”。 往事如烟。功名利禄如浮云流水。蓦然回首，对儿未尽全力养育；对妻缺少相濡以沫；对父母未能膝下尽孝。然一切都不可能重来。 若论人生憾事，那就是我的尴尬学历——大学专科。也许是命中注定吧。在文山师范学校或者说文山师专读中专英语班时，学校和老师努力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把我们改为英语大专班未果。在云南大学读英语专修班时，云大外语系领导也向云南省教育委员会强烈要求把我们转成本科同样未果。后来，我也曾为把学历提高一个档次而憧憬并将跃跃一试，但终究没能战胜意志惰性而未付诸实际行动。学历这个短板伴我一生，制约我与中学特级教师失之交臂。 我的人生道路，总体来说，还是有些坎坷的。主要从董干中学到大坪中学，又从大坪中学到麻栗坡县一中，再从麻栗坡县一中到文山市第一中学，同龄人中，很少有像我这样折腾的人。最艰难的莫过于在麻栗坡县一中的18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那部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回想起来，我都佩服我自己，竟然用微笑面对，隐忍度过来了。总之，自我成家之后到去文山市第一中学前这些年，恐怕与“人不负我，我不负人”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在此期间，这个理念并不清晰，但我的所作所为完全体现了这个理念。因为我不想别人戳我的背脊骨，我不想为我的一切抉择而后悔，我不想做一个“卖了良心才回来”的人，我要为所有我该负责的人和事负责。说真的，我考虑的东西很多，如果我太自私，只为个人出人头地，我的人生道路就不知道又会是怎样的了？ 2020年于北京路劲世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