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叶嘉莹讲陶渊明饮酒诗-5-“结庐在人境”与寒山诗比较/海陶玮/白芝

青子园

听叶嘉莹讲陶渊明饮酒诗-1-陶渊明的时代

听叶嘉莹讲陶渊明饮酒诗-2-陶渊明的思想/夏吃豆

听叶嘉莹讲陶渊明饮酒诗-3-陶渊明的经历《归去来兮辞》

听叶嘉莹讲陶渊明饮酒诗-4-序言

陶渊明 饮酒二十首（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里也有几个字应该注意：

“车马”，要念“jū马”。

chē是俗音，“自行车”“电车”“汽车”的“车”念chē。

古人没有“车”（chē）的读音，古人的“车”字只有两个读音：一个是jū，押鱼韵；另一个是chā，在诗里押麻韵。

“飞鸟相与还”的“还”，好像读huán，其实念xuán。中国字有时候不止一个读音，不同的读音有不同的意思。

“还”，念huán是“还家”的意思，念xuán时是在空中飞翔的样子，所以这里应该念xuán。

“欲辨已忘言”的“忘”，这里不念第四声wàng，而是平声的读音，当作动词，念wáng。

陶淵明詩講緣 355-357

4-

First time

第一次晋朝的时代,

第二次讲作者，

第三次我们是简单地念了诗前面的序文，

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诗。

我们今天开始讲陶渊明的诗，

我们上次已经把诗前面的序文讲完了，在我们所发的这个参考材料，

我们上次是把饮酒二十首诗前面的序文讲过了，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一首诗。

我们现在看饮酒二十首的第一首诗，我介绍这个诗介绍的很慢，像我上次说的，介绍了时代、作者、诗前面的序文，现在在正式

讲诗之前，我还要简单地说几句话，就是说怎么样欣赏这一组诗， how to appreciate those poems，

陶渊明的诗写的都是哲理，一种哲学的理论，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今天在讲诗以前要讨论的，如果只是说道理的话，能不能写成诗？

本来我们在以前介绍陶渊明作者的时候就谈到过了，中国过去有一本文学批评的书「诗品」，他说，如果诗只是讲道理的话，

「理过其辞」，

说道理的话，超过了文辞的美丽，然后你的诗就是

「淡然寡味」，

你只是说道理，超过了文辞，就让读者觉得太平淡了，就没有什么滋味了。

因为这个道理是要用理性去了解的，可是诗常常叫我们用感性去感受的。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说理的作品，不容易写成诗。

我现在很想用一个比较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在1960的早期，在美国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喜欢中国的一个诗人的诗，

the Cold Mountain，

他们很喜欢寒山的诗。像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有一个教中国文学的教授

Cyril Birch（白芝），

美国汉学家西里尔·白芝（Cyril Birch，1925—2018年），

他曾经编过一本中国的诗文的集子，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都是英文的翻译，他里边选了很多首寒山的诗。



可是在中国诗歌的传统说起来 in chinese tradition，

Chinese scholars 中国的学者，他们不以为寒山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中国一般的学者，他们不以为寒山是真正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a great poet.

其实寒山写过一首诗跟我们第一次讲的陶渊明诗里边的“结庐在人境”那首诗是很相似的，道理差不多，

寒山的诗，

西方的人Westerners they like Han Shan.1960早期，

日本人Japanese 他们也喜欢寒山的诗。

我想一般说起来，对于外国人来说，

do some translation

当他们做翻译的时候，一般说起来，

意思mean比较容易翻译，

into foreign language

但是poetry feeling诗的感觉是很不容易翻成英文的。

有些中国人觉得很好的诗，把它翻成外国的文字以后，你不觉得、不懂得、不知道它的好了。

从翻译来说，也许寒山的诗更容易得到一般外国读者的了解，可是在中国觉得他道理说得也差不多，跟陶渊明的道理有的地方很相似，可是他诗的感觉是不同的。

我这样说是很空洞的一句话，所以我要举一个例证，

寒山写过这样的一首诗：

君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

问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

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

The Cold Mountain「寒山」是唐朝一个僧人的名字，他住的地方也叫做寒山，他写了有这样一首诗：

君问寒山路，你问我去到寒山的路，

寒山路不通，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不能够走通这条路，你们不能够走到寒山去。可是我怎么到那里了？

You ask me how can I get there? 我怎么能到那里呢？

与君心不同： because my heart is different from yours. 是因为我的心跟你们的心不一样，

君心若似我：If your heart as same as mine，你的心也跟我一样，

还得到其中：then You will get there too.你也就到那里了。

他说的是什么呢？主要就看你的心，

他现在这个「寒山」用在这里，is not only referring the mountain不是只指的那个山了，是symbolic象征的一种你的精神的境界。

他说主要是看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如果你做到跟我一样了，你就也到了寒山的境界了。这个“寒山”是跟外边隔开的、分隔的，外边的人是不能够到达的。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诗的时候，有的今天在这里的朋友，第一次没有来，

The No5

the translation，英文的翻译也有，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有一本translation

by professor HIGHTOWER 海陶纬在他那本书的P130有第五首诗的翻译，这个英文其实我不要念，我英文又不好，念了也不对，而且我觉得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还是回来看中文。我们要跟这首诗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同样是写哲理的诗，为什么有的诗就更有一种诗的感觉，是很好的诗，有的时候它说的道理差不多的，但是它只是整齐的句子、押韵，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很好的诗。为什么缘故，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欣赏陶渊明诗的很重要的一点。

他的诗你要怎么样来欣赏，他是说理的，为什么也是很好的诗？我们现在就看他的第五首诗，跟寒山这首诗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首诗，可是那一天讲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讲义，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车”，我们普通说话的时候就念chē，在诗里、文言文里边，普通人都念“jū”，念“jū马”，不念“chē马”，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你看这两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问你，I ask you 何能尔，how can you do that?你怎么能够这样？“尔”就是如此这样，

心远地自偏：因为你的心要是距离这繁华的喧闹的世界远了，你的地方自然就远了。

跟这两句很相似，问我何由届，你问我为什么能够到了寒山的路，因为我跟你的心不一样。都是说到这个心。问君何能尔，是因为心远就地自偏。他的意思、他所讲的哲学的道理是很相似的。可是从诗的感觉来说，陶渊明的诗是比寒山这首诗比较好的一首诗。怎么样使它比较好起来的？我们刚才说了，主要诗歌不是只要说给你知道，是要说给你感受， not only knowing that，feeling that，

你要感受，要透过你的感觉，不是只让你的头脑知道这件事，是透过你的感觉，

那陶渊明的诗，怎么会使他带着一种诗的感觉？

我以为，就是我读陶渊明的诗，我这么以为，我以为陶渊明的诗能够带给读者一种感受的缘故，有两个、两种原因：

使陶渊明的说理的诗有诗的感受。是哪两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当然，是他的形象化的表现，他不是简单地说明，他有形象化的表现，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说理，陶渊明所说的道理，当他叙述、写的时候，他叙写的层次，是跟他的内心的活动，内心的感受，他的feeling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教训人一个道理，说你应该这样做是好的，可是他自己对他所说的那个东西没有信心，也没有爱好，他只说这个是好的，他自己没有真实的一种感觉，他只是把一个很枯燥的道理说出来给人听。这样的话，就不能使人感动了。所以他叙述的时候，是带着他自己内心的活动，是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活动，带着这种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的诗就写得好，就有诗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还是先把这第五首诗作为例证，用这两方面的看法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讲他第一首诗。我们看这首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我刚才把寒山的那个擦掉了，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写下来的，寒山说

「君问寒山路，寒山路不通。」你要问寒山的道路怎么样去到那里？寒山的道路你们一般人是走不通的。

可是陶渊明怎么说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寒山那两句诗好像是说一个道理，可是陶渊明所说的是他的一种经验、是他的生活、是他的感受。他说

“结庐在人境”

“结”我建造的，

“庐”一个茅草房，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不是高楼大厦，一个简单的茅庐，

“结庐在人间”也是在「人境」，也是在人类的环境之中，是~。我并没有远离城市，cold mountain，不是在一个山里边，他不是在一个跟人间的距离很远的一个山中，他说，我所盖的这个房子，就在人间的世界，

而无车马喧：

他说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他的经验，

我虽然是住在人世之间，可是我不感觉到有车马的喧哗。这是他自己一个真实的感觉，不是只是空洞地讲一个道理。“结~”

「问君何能尔」？

因为很多详细的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如果你要问我为何能够，“尔”就是如此，

本来这里「君」，说的是你，可是这里陶渊明实在说的是他自己。

在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里边，常常是这样子的。常常是不直接说我怎么样，而用一个「你」字来替代，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如果我要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证：李后主，他的名字叫李煜，他是在中国五代时候的，

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南唐，他是the last emperor，最后的一个南唐的君主，叫李后主，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一个词人。

他曾经有这样的两句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他前面都是说他自己，如果我要再举例证，我怕又会说的太远了，他前边都是说他自己，lost his country 丢掉了他的国家，他的国家灭亡了，他被人捉去了。前面是说他自己的生活，你如果要问：“问君能有几多愁”？问你一共有多少忧愁，这忧愁就好像一江的春水，一直向东流去，是说他的忧愁很多，但是这个「君」呢？实在并不是另外一个人，he is talking about himself 就是他自己。所以中国的旧诗里边常常说问君怎么样，其实就是他自己，在中国古代这种写作的方法叫作设问：就是假设有一个人问你，你回答。所以他说，假设有人问我，「问君何能尔」，这是一个假设，假设有这么一个人问，说你怎么能够做到如此？他说「心远地自偏」，是假如你的心要是距离这种繁华的世界远了，你所居住的地方自然就偏，偏就是僻静，自然就僻静了。

我在第一次的时候曾经讲过，“心远地自偏”这句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你的心heart如果不被外物、外边的事情outside world所干扰，那个时候你就不觉得外边这些个noisy，你就听不见这些个喧哗的事情，这个完全是心理的psychological，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上次也讲到过，是因为陶渊明他自己说他住的地方，上次没有黑板，我没有写下来，是「穷巷隔深辙」，我是住在very poor穷巷，隔深辙，深辙是大马路，古时候没有现在这种马路，都是土路，如果有车马走过，就有很深的车辙的辙印，有深辙的路，都是车马走的路。他说但是我住在一个小巷子里，我不住在马路上。

5-

穷巷隔深辙，我不追求名利，我就住的很偏远，因为我的心远，所以我住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另外是心理上的原因，因为你的心要不被外物干扰，自然你的地方就是很安静的，你就听不到外面那些喧哗的这样的声音，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前面这几句，从“结庐在人境，~”，这几句诗是从他的经验、他的生活、他的感受来写的，这几句为什么有诗的感觉？就因为它不是空口说一句白话，不是你听人家说，父亲母亲教训小孩子：说「你要安心读书，安心读书！」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一个教训，说你要安心读书，不受扰乱。不是的，是他自己真的在生活上，有了这样的经验、感受，他写下来的，这是这几句诗，为什么有诗的感觉的缘故。

可是他后半首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几句他就写到外边的景物、形象，他还是借着生活（感受）写的了。他说采菊东篱下，我采菊花，在东边的篱笆下来采菊花，悠然见南山。

这几句话其实很不容易讲的，他的此中的真意，

像菊花、南山大自然的这些景物，还有他采菊的动作，便悠然看到南山的他自己跟这个大自然世界的结合。

陶渊明他只是把他自己当时的动作，很简单地写下来了。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有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陶渊明的诗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不容易讲明白，采菊的时候，他应该有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陶渊明的诗里面是常常说到菊花的，在所有的植物里边，陶渊明最喜欢说的，一个是菊花，一个是松树。我现在还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怎么样欣赏一个好的诗人的诗？一个伟大的诗人跟一个小的诗人的分别在哪里？如果是一个小的诗人，他可以写出来一些～



未完，待续。



序言：谈成书之经过及当年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与我合作研译中国诗词之理念

我与海先生初识于1966年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作为交换教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美国弗尔布莱特委员会的代表来举行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30多年合作的机缘。据海先生后来相告，那一次面谈，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只选了我一个人，而且他立即提出了要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提议。只不过因为台湾大学校长已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签约在先，所以我必须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于是海先生乃退而求其次，邀请我在9月赴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以前，先到哈佛与他作两个月的暑期合作研究。

在这一次合作研究中，我们完成了两篇文稿，一是海先生所撰写的《论陶渊明的饮酒诗》，一是我所撰写的《谈梦窗词的现代观》。

海先生的论文是先由他写为初稿，经过讨论后写成定稿；我的论文是由我先写出来定稿，经过讨论后由他译成英文。就当我们这两篇文稿完成时，恰巧美国的高级学术团体理事会，将于1967年元月在北大西洋的百慕大岛举办一个以“中国文类研究”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西方有名的汉学家，

如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ens Frankel)教授、

加州大学的白芝(Cyril Birch)教授、

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

康奈尔大学的谢迪克(Harold Schedick)教授。还有不少著名的华裔西方学者，

如刘若愚、夏志清、陈士骧诸教授。当时海先生就把我们暑期合作所完成的两篇文稿也提交给了会议的筹办人。完成此一暑期合作计划后，我就离开哈佛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及至次年（1967）元月，海先生原曾邀我先到哈佛大学与他见面后，再一同飞往百慕大，只因我订机票时正值波士顿大雪，飞机无法降落，所以我只好自己一个人由密西根飞去了百慕大。在会议中见到海先生，他说他本来在哈佛为我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只可惜我这位主客没有到场。

百慕大会议中，诸位来开会的汉学家在正式会议中虽必须使用英文发言，但也大多会说流利的中文，一起参会，相谈甚欢。会后，我就又飞回了密西根，而海先生则坚嘱我在1967年暑假与密大交换一年期满后不要再接受延续的聘约，而邀我以访问教授的名义赴哈佛。

于是1967年7月我就如约又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年我除教学外，与海教授又合作完成了两篇文稿，一篇是海教授撰写的《论陶渊明诗中之用典》，一篇则是我所撰写的《论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文稿完成后，已是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本应立即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才是，但当时外子已经以探亲名义来到美国，两个女儿也已于前一年由外子嘱我携来美国，外子之意盖因他曾受台湾白色恐怖之累，被他所任职的台湾海军军法处囚禁过3年以上之久，他是坚决不肯回台湾的。于是海先生乃极力劝我留在哈佛，也不要回台湾了。而我却坚意要返回台湾。关于这种去留之争，我在《中国诗歌论集英文版后记》一篇文稿中已曾叙写，该文已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中，此处就不再赘叙了。总之，海先生既留我未成，他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个研究计划，他要为我争取一笔研究补助，以备我下次再来哈佛与他合作之用。当时我写的就是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写成后，我就回了台湾。及至次年（1969年）春，他把邀请函寄给我后，却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其后乃经由海先生之介绍转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并且于1970年春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终身教授聘约。而海先生之介绍我到加拿大任教，原来也是为了我自加来美更方便于与他合作研究之故。所以我在接受了加拿大的聘约后，当年暑期就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与海先生继续了我们的合作研究。

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完成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而海教授则因为与我合作的缘故，而引发了他对于宋词研究的兴趣。白天我与他一起读词，晚间则我一个人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继续我对王国维的研究写作，海先生甚至向图书馆争取到了我晚间在图书馆内使用研究室工作的特权。所以此一阶段我们合作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而且在1970年的12月，我们曾共同应邀赴加勒比海的处女群岛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学评赏途径的国际会议，我所提交的就是由海先生协助我译成英文的《论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文稿。当时来参加会议的学者，除了欧美的多位名教授以外，还有日本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会议余暇，在谈话中他们问起了我有什么诗词近作，我就把1968年夏我所写的《留别哈佛》3首七律写出来向大家求正。一时引起了吉川教授的诗兴，他次日上午就写出了3首和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也立即写了3首和诗，一时传为佳话。有人把这些诗抄寄给了美国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竟然也写了3首和诗。诸诗都已被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迦陵诗词稿》中，读者可以参看。当时吉川教授的和诗中曾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之句，表现出想要邀我赴日本的心意，而我因初到加拿大任教，要用英语教学，工作甚重，而且有老父在堂，不敢远行，所以未能赴日本讲学。吉川先生的愿望，直到13年后才由九州大学的冈村繁教授完成。而自此以后，我的词学研究遂引起了北美学术界的注意。其后，1990年加州大学的余宝琳（PaulineYu）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教授曾联名向美国高等研究基金会申请专款补助，于1990年6月在美国缅因州举办了一次专以词学为主题的会议。我所提交的一篇论文《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这也是我与海先生合作的又一篇成果。在这次会议之后，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曾经写了一篇题为《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的文稿，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第20卷第5期。文中曾提到“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又说叶氏“论词概以其艺术精神为主。既重感性之欣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疑是一大鼓舞”。孙教授的过誉，使我愧不敢当，而这一切若非由于海先生之协助把我的论著译成英文，则我以一个既没有西方学位又不擅英语表述的华人，在西方学术界是极难获致大家之承认的。我对海先生自然十分感激，但我深知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把我的文稿译成英文，其实并非由于他对我个人的特别看重，而是由于他对西方学人之从事中国诗歌之研著者，原有他的一种极为深切的关怀和理念，下面我就将对海先生的理念略加叙述。原来早在1953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所出版的一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的文稿，在那篇文稿中海先生曾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即使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可以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的古今有绝大的歧异。以中国文学传世之久、方面之广，所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占有重要之地位的。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的西方学者想要知道的是，他是否会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任何可以补偿他学中文之一番心血的东西，同时他也想有人以他所熟悉的东西向他讲解。海先生还以为，“中国文学值得研究在于它的内在趣味，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又说，“一些最令人心折的文学批评是出自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语文分析，把语文分析用到文学研究上，使我们领悟语文和文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是如何发挥作用产生文学效果的”。更说，“这种透彻的中文研究只能由那些彻底精通中文的人来作”。海先生还以为，“中国学者一般缺乏中国以外其他文学的良好训练”，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而毫无疑问，海先生与我的合作正是按照他的理念来做的。他在合作中一方面要我把中国诗歌的语文作用对他作详细的说明和讲解，另一方面也介绍我读一些西方的文学理论著作。

在我与他合作的第一年，他就介绍我去读勒内·韦勒克(ReneWellek)及奥斯汀·华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一册《文学之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我当时还曾翻译过其中之一章《文学与传记》(Literature and Biography)，并对中英对译之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此篇译文曾被台湾大学学生刊物《新潮》于1968年发表)。我非常感谢海先生对我的协助，后来我自己更去旁听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的课，并曾经引用西方文论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文字。其中的一篇长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被海先生见到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提出要与我合作将之译成英文。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篇于1990年提交给美国缅因州词学会议的《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的文稿，就也是经海先生协助而译成英文的。只不过自从1974年我利用暑期回国探亲，及1977年回国旅游，又自1979年回国教学，更自1981年赴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首届年会以后，就被四川大学的前辈教授缪钺先生相邀每年到川大与他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于是我与海先生的合作就一连停顿了数年之久。海先生后来在英文版的《中国诗歌论集》中曾经提到，他的本意是计划与我合写一系列论词的文稿。后来这个论词的系列著作是由川大缪钺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完成了。不过海先生还是把我在《灵谿词说》中所撰写的《论苏轼词》与《论辛弃疾词》两篇文稿译成了英文，而他则已曾与我合作完成了《论柳永词》与《论周邦彦词》两篇文稿。另外他又曾协助我把我的《论晏殊词》、《论王沂孙词》和《论陈子龙词》也都先后译成了英文。遗憾的是当我于上世纪90年代初写成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论文时，他的视力已经极度衰退。本来他对我的这一篇文稿甚感兴趣，以为我在此一文中所提出的朱氏爱情词的“弱德之美”是指出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特质。他曾经把我在此文中所举引的朱氏之《静志居琴趣》中的9首爱情词都翻译成了英文，并鼓励我把这9首英文译词和我的那篇论朱氏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中文稿，提交给了1993年6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一个以“女性之作者与作品中之女性”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可惜的是海先生终因视力下降未能完成这一篇文稿的英译。其后有一位我在温哥华的友人陶永强先生中英文俱佳，曾经选译过我的一些诗词，出版了一册题为“Ode to The Lotus”(《叶嘉莹诗词选译》)的集子。他曾有意要把我那篇论朱彝尊爱情词的长稿译成英文，后来终因我的文稿太长和他的工作忙碌，未能完成。海先生当年颇以他未能完成这一篇长文的译稿为憾，而我则更因为自己当年忙于回国讲学及与川大缪先生合作，未能及时与他合作完成此一长篇文稿的英译而深感歉憾。2001年我被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期间，曾利用春假的机会到康桥去探望一些老朋友，与海先生及赵如兰、卞学鐄夫妇有过一次聚会，那时海先生与他的一个孙女在康桥附近的地方同住，视力已经极弱。此次相晤以后，我每年圣诞假期都会以电话向他致候。及至2005年圣诞，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想他可能被儿女们接往他的故乡德国去住了。及至2006年2月，我忽然收到了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一封电邮，说海先生已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哈佛大学将为他举办一个追悼会，希望我能去参加，并且说他将在仪式中提到海先生与我的合作，他以为在北美汉学界中，像海先生与我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能在一起合作研究，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我收到韩南教授的信后，曾写了一封回邮，表示了我对海先生深切的怀念和哀悼。只可惜路途过远，我当时正在天津南开讲学，未能及时赶去参加海先生的追悼会，至今仍深感歉仄。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我把一些论诗词的文稿译成英文，并非只为了个人之私谊，而是由于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诗词的汉学家，他有几点极深切的理想和愿望：其一是西方汉学家要想研读中国诗词，首先需要有大量英译的文本；其次是中国诗词在中国独有的语文特质下，也需要有精通中国语文特质和中国诗词之美感的华人学者的密切合作。

尤其是“词”这一种文体，其美感特质更为窈眇幽微，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此更深感难于着力。但一般学者大多追求一己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具有像海先生那样的胸襟和理想，愿意与一个如我这样的既无西方学历又不擅英文表述的华人学者合作。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藉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同时我也想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理念或者也可以提供给今日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者们一点参考，故而不惮繁琐历叙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经过如上，但愿我们的合作经验或者也有一点可供参考之处。

最后我还要作一点说明，就是何以本书只称为“中英参照本”，而不称为“中英对照本”的原因，那是因为以论文而言，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既有不同，中文和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也有很大的差异，要想把中文与英文并列在一个页面上对照列出，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于有些小诗可以对照刊出，则是因为诗歌往往可以把一句作为一个单位，则每句中之原意虽经英译之颠倒，但每句之情意仍可大致保留不变。而论文之论说则往往因中西文法不同与思维方法之异，要作很大的调节和改变，而且海先生原是一位重视整体之意旨的学人，其个别之诗词的译文虽极为讲求切当，但在论述时则不愿受中文语法之拘执，这也是我何以只称此书为“中英参照本”的重要原因，乃在此略加说明如上。

收入的李白作品，包括12首诗，一首词和一篇自荐信，

在1965年和1972年，白芝与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一起主编并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上卷和下卷。或许正是这两卷作品，才让中西方汉学界真正对于白芝这个名字更为熟悉。《选集》上卷涵盖了从周朝到明代的文学作品，下卷在时间上从明代跨越至当代。作品无论是在译文质量上，还是作品体裁与内容的广度上，都体现着编者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底，在当年对于研读中国文学的学者和学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书中的译者包括诸多享有盛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8-1966)，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 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陈世骧（1912-1971）等等。作为第一部在美国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英译中国文学作品选，这部书标志着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经典重构的首次尝试，虽然在具体选编策略和理念上也不乏有失偏颇之处，但总体而言，就历史跨度、取材范围，文学体裁、译文质量而论，这是第一部真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的英译著作。

在1965年和1972年，白芝与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一起主编并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上卷和下卷。

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 1925年3月16日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Lancashire），少时曾就读于英国西北部最主要学府之一的博尔顿学校（Bolton School）。他因为16岁的一次面试彻底改变了其未来的职业走向。在当时的英国，由于战争的需要，要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具有非凡语言才能的人来学习汉语、日语、土耳其语或波斯语，因此就有一个面向中学生招生的培训项目。得到消息后，白芝立即前往伦敦参加面试。他最初的打算是要学习波斯语，可是经过30分钟的面谈之后，面试官对他的语言天赋大为惊叹，因此说服他去学习这四门语言中最难的汉语。紧接着，白芝参加了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设计的为期18个月的中文速成课程，然后被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在英国情报工作部门里担任陆军中尉一职。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继续研修中文，并于1948年获得现代汉语文学学士学位。因为当时短缺汉语老师，他于是就留校任教，并在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和书目学家西门华德教授（Sir Walter Simon，1893-1981）的指导下攻读博士课程。6年之后，他在完成了英国第一篇关于《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研究的论文《古今小说考评》（“Ku-chin hsiao-shuo: A Critical Examination”）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

　　从1948年到1960年，白芝一直在伦敦大学任教。1955年他发表了论文《话本小说形式上的几个特点》，文章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例，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分析讨论话本小说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和特点：入话、说话人套语、散诗、句法特点，以及作为修辞格的古语、口语和套语等。一年后，他又以冯梦龙与《古今小说》作品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冯梦龙与〈古今小说〉》一文。他将《古今小说》中的作品分成四类：宋元话本、明代话本、明代拟话本，以及较少反映话本特征的非口头故事。这是西方汉学界依据文本的“外部和内部证据”标准，较早地对《古今小说》进行细致考察和分类的研究作品。1958年，白芝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同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明代短篇故事选》(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该书中收录了《古今小说》中由其编译的六篇作品, 每篇作品前都有其对于故事梗概的介绍，故事情节设计和人物性格的分析，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作用等短评，并附有一张与主题相关的精美插图。在该书的“导言”中，白芝详细介绍了冯梦龙的生平与影响，使得西方读者对冯及其《古今小说》有了一个相对全面和深刻的印象。由于白芝中文功底深厚，且博士论文就是对《古今小说》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可读性非常强，行文简洁流畅，内容忠实准确，其译文质量与汉学成就受到众多西方汉学家的肯定。

1960年，白芝从英国伦敦搬到了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并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副教授。在同一年，他出版了《中国神话与奇幻故事》（Chinese Myths and Fantasies）一书，白芝在其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