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制度（尺制）更张研究

天夫

《鉴古录》（七十三）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是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

自古以来，每有朝代更迭必然遵此之道“改正朔，易服色”。但比历法正朔、服色变易更重要的是制度更张，而制度更张首先是尺制长短的变更。

制度更张了，新新朝代方告正式建立。

08年笔者著《古尺考》，考三代以来至宋代的古尺近百支，而宋以后尺制未及。一者，愚意汉唐以后于制度上并无所建树；再者，当时以为元蒙、满清乃属异族所建立，于考华夏古制意义不大。然持这种观点者不免有些偏颇，称元蒙、满清为异族即为受儒家文化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事实上，元蒙、满清俱为黄帝胤裔，蒙古思韦之族多承自黄帝颛顼氏之后，而满清鞑靼则多承自黄帝有熊氏之后。

元尺从未见有公私收藏者，唯笔者著作《古尺考》期间得到一刻至元四年铭文铜封筒，其长度即应为元尺一尺（等分十节，见上图）。于前年又从网路得一支元尺（五寸制，有八思巴文，笔者读为“孛尔只斤可汗”，见下图）比至元四年铜封筒尺制略长些。

明、清制尺变化不大，存世量亦甚多，尤其清代木尺。明代制尺相对比较少见一些，有明确年号铭款者未见。据云，传世明代尺可考者原有五支，其中以嘉靖牙尺为最精，尺长32厘米。又文献记载明钞与尺相校正，案朱堉载《律吕精义》曰：“钞尺（笔者注：裁衣尺，亦即古之布帛尺）与当钞纸外边齐，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而实测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完整之明宝钞三十九张，误差甚微，墨边平均长31.90厘米，纸边平均长34.01厘米，推算量地尺长32.65厘米。故可知明朝有三种尺长（小数点后两位数皆四舍五入），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7厘米；裁衣尺：34厘米。若十松山房所藏明代黄花梨木裁衣尺（见下图）：33.7l厘米，即属裁衣尺。

非但明、清尺制变化不大，事实上汉以后的尺制变化均不大，大概是因自东汉以来一种所谓“黍尺”的理论渐渐成为了主导。黍尺即以排列百粒黍（有横排与竖排之分）为一尺。儒者这种黍尺论原也应属古代制度之一种，或农耕民族者以此为建立制度之原。然真正属于伏羲文明的古制是不偏颇于或农耕，或游猎，或捕鱼，或经商及手工业的，而农、工、渔、牧、商制度原各有所本，亦即与伏羲文明古制五行寸度相关联。故黍尺之流行，其实即为古制之殆丧，儒生之偏废。黍尺之说虽汉儒已有，然汉朝主要还是采周制，太常每以宫中庋藏周尺为据。而汉朝尺制变动之频繁，即因陆续会有新出土的周尺，制度便随之而更张。

辛亥革命之成功，中华民国之建立（1911年），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照理各方面都应有所革新更张，然其制度变革却甚属不明。

见诸文献记载，民国曾三度订立度量衡制，第一次是民国初年订立《权度法》，于1914年1月6日由大总统明令公布，采用甲、乙两制。甲制以公尺论，即今之国际标准；乙制为营造尺，1营造尺约等于0.32公尺，其实即为承清制者。清高宗钦定权度，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见，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一致。若十松山房所藏清代工部营造折尺（见下图）寸制为3.15cm。

而十松山房所藏清末宣统三年七月制铜尺（残）寸制合3.42cm。

第二次是1928年7月18日民国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以米突（英文meter音译)制为权度的标准制，市用制则为辅制。

标准制长度以1公尺（100cm)为标准尺，容量以1公升为标准升，重量以1公斤为标准斤。市用制，长度则以标准尺的1/3为1市尺（即33.33cm）。地积以6000平方市尺为1亩。容量以1标准升为1市升。重量以标准斤的1/2为1市斤，1市斤为16两。

第三次是国民政府1929年2月16日命令公布的《中华民国度量衡法》，实际施行日期为1930年1月1日。

1930年10月又成立全国度量衡局，掌握全国度量衡划一工作，该局在1947年改名中央标准局。

而《度量衡法》公布后，直到国民政府垮台，人们并未遵照实行，也没有一个地方做到真正的划一。其实即因该制存在诸多不应理处，不仅仅是执行不力的原因。故制度之建立，一要有所本，二要应于理，三要通于俗。

以上见诸文献记载的民国三次度量衡制订立，其实并无建树，约只引入了国际公制，公尺、公斤、公升，另即晚清尺制与公制之间的换算关系，市用尺（即裁衣尺或布帛尺）约等于1/3公尺而已。

唯近年因网路信息交流之便利，十松山房收获了二支特别有研究价值的民国尺。

一支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铭文铝尺（见下图）。

古尺收藏每注重这种带有明确年款铭文的，属官方正式颁布的标准器，即为富于文物研究价值。该尺之难得，除了民国时期铝属于贵重金属之外，即錾刻十二生肖图案之精美，且錾刻铭文字体与民国货币上的字体也非常相似，应该是出自同一人手笔的（见下图，资料显示是董必武手书）。

1948年的这种民国尺长度35.2cm，从制度上说已与清朝旧制刈然有别，故民国其实是有代表改朝换代的制度订立，但只是新新制度之订立在理据方面尚欠妥当，故事实上也未能很好地通行。

十松山房原藏有一支铜折尺（见下图），长35.2cm，无款铭，但其铰链纹样类乎青天白日徽文，故推知为民国尺，今则知亦应为民国三十七年后所制者。

民国35.2cm尺制相对来说贯彻得比较到位，乃至1934年伪满政府成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尺制（见下图康德元年铜尺）。

而另一支“民国丙寅年”（1926年）铭文铜尺（见下图）的发现，更见证了从清代到民国的鼎革之变，即为该尺长37.5cm已完全不同与旧制。

民国丙寅，1926年，北洋军阀三派割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以推翻军阀政权、统一全中国为目标，开始了北伐战争。这一年的北伐战争开始后，迅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对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统一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此尺正面中心图案见即为当时国共联合北伐者，图案从传统双钱文表黄帝族左右二部者相联，而与“朱”字合文表明朝朱姓汉族者，寓意推翻满清腐朽政权而走向共和新时代（详释见下）。故辛亥革命及北伐的成功非仅靠军事武力，更应归功于革命者的文化成就，这种文化之成就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若古人说天心文运者是。

从制度本原论讲，晚清尺制寸度3.2cm，约当于水运倍程；而民国丙寅铜尺寸度3.75cm，约当于金运倍程。故1926年该民国尺制其实属逆五行者。后1948年国民党当局更制3.52cm寸度者，大体介于金、水运程寸度之间，略与晚清末帝宣统三年七月制尺相当（见上文）。玄学方面则不宜更多地展开，故民国诸前人虽用心良苦，惜制度上却未得古法之正，唏嘘哉！

而对错之间信自有冥冥者在矣。

2024/08/17

Ψ

是断是度

是寻是尺

是半是倍

慎乎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