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的思想改造

早

彭真与1966年前的北京市政府

——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始末（节选于《新中国地方政府疑案》）

朱健国

1、吴晗1949年的思想改造

2、彭真1951年推动思想改造运动

3、吴晗对梁思成和右派的批驳

4、彭真对《海瑞罢官》的救援

5、从北京四中看北京市政府

6、思想改造的第一推手周恩来

7、毛谱中的思想改造

8、吴彭悲剧揭示思想改造必然制造悲剧

1、 吴晗1949年的思想改造

研究彭真与1966年前的北京市政府，会发现北京市政府对新中国最独特的贡献，是全力争当“思想改造”的先锋——新中国持续几十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于1949年10月悄然发端北京。

其中关键人物有两人，一是1948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后兼市长的彭真，一是1949年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的吴晗。前者是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的一线指挥者之一，后者是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率先响应者、实践者。

依据，可先看看吴晗1949年的三篇文章。

其一，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毛泽东三次题写刊名的《中国青年》杂志，1949年2期发表吴晗杂文《给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写于1948年12月2日），其中特别强调：

“在这个新环境（华北解放区）中，我希望能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来为人民大众服务。……”（《吴晗全集·第9卷·杂文集外集》，吴晗 著，常君实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2019年6月第2次印刷，页189）

吴晗此处的“改造自己”，意指改造自己的思想。其背景是，几个月前毛主席当面和写信均建议他改造思想方法，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毛谱”记载：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读完历史学家关晗送阅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后，委托秘书胡乔木送还书稿，并致信吴晗：‘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1945年8月—1949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逢先知、副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页400 ）

其二，吴晗1949年5月6日的大会发言稿：《青年与文化——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发生了一次大革命，这个文化革命，由于得到以毛泽东思想为集中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军事战线的胜仗一样，在文化战线也打了胜仗。……在中国历史研究工作中，真正能说明中国社会进化的真相的，不是那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之流，而是应用历史唯物论的新史家。……解放区的报纸，……新华社和各地报纸的真实性，甚至敌人也不敢怀疑。……建立新民主的文化，每个青年都有责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谨向革命的青年和文化工作者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努力的方向：第一，决心改造自己。……”（《吴晗全集·第9卷·杂文集外集》，吴晗 著，常君实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印次 2019年6月第2次印刷，页193）

吴晗在此以“在中国历史研究工作中，真正能说明中国社会进化的真相的，不是那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之流”之批判恩师胡适，践行了他向毛泽东许下的“我希望能改造自己”的诺言。在君主和恩师不同的教导中，吴晗最终选择了君主。

黄裳在《吴晗全集序——忆吴晗》中曾说——

“（吴晗）他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吴晗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决裂的始末。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

黄裳这一判断是有误的，可能没看到吴晗1949年5月6日率先批判恩师胡适的文章。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动全国批判胡适，但吴晗深知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开展，不批判，就无以让几千年来一直拥有道德解释权的知识分子放弃解释权，接受党的思想改造。

据吴晗1956年写给组织的《吴晗自传》，胡适对吴晗的重要帮助有二。

其一，胡适鼓励其当明史专家。

吴晗自述：1927年夏，我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读了一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社会历史系。“中国文化”课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很赏识，介绍大东书局出版，得了八十元稿费。暑假到北京考大学，来晚了，北大已考过，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京图书馆读书。过了一个月，经顾颉刚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做编目工作，读了很多书。工作半年积了一点钱。就辞去工作自修，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这位主任一看是胡适介绍的，立刻给我整理清代档案的工作，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二十五元工资。并且预定我毕业后留校教明史。从这一年起，我开始专门研究明史。在《清华学报》和《燕京学报》等大学刊物上先后发表我的论文。……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致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疑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虽然因为和另一些人接触，在文章里出现了一些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话，遭到他们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吴晗全集·第1卷·历史卷（1）》，吴晗 著，常君实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2019年6月第2次印刷，页91）

其二，胡适希望吴晗不要走错路——

吴晗自述：从1937年-1940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妻子）袁震的病日渐好转，（其姐）袁傅之看护了她五年，1939年秋，她离开昆明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她以后的几年内，通过董老（指董必武同志-编者）和我们通信，因而我们也偶然和董老有通信关系。10月，我和袁震结婚。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党员，作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国民党员，云南省褚辅成的秘书）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道理，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从这时起，开始读联共党史、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眼界打开了，思想认识起了剧烈变化，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成立民主青年同盟：和中国通史班上经常来往的学生洪季凯（党员）、谭正儒（党员）、肖松（党员）等同志商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开始只有六七个人，后来发展到各校都有小组，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建立秘密印刷所：通过民青组织，搞了一个圆盘机，买和偷了一些铅字（经费向民盟要的），翻印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敌后战场》，对处在大后方的我们起了极大的教育指导作用。“一二·一”运动时的大量文件，也是这里印刷出来的。争取和团结有民主倾向的教授：通过个人关系和联大教授张奚若、钱端升、向达等人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进行了以上一系列工作后，在这个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昆明的民主运动，主要是学生运动。……（1946年8月）回清华不久，就团结了一批少壮教授，如钱伟长、孟庆基（党员）、沈元、屠守锷等，通过他们去争取他们的老师参加各次签名运动。也争取了一批老年教授，如朱自清、金岳霖、陈寅恪等。……也曾打算争取胡适，……在上海时，听说他在上海，写信要见他，他不理。到北平后，又到北大去见他，只说两句话，他就走开了。从此不再见面，切断了关系。事后听人说，他曾和人谈起，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可见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很稳的，对我没有幻想。我应该承认，在此以前，我对胡适还是有一些封建感情的，别人骂他，我不作声。我这次见面后，在政治上他死不回头，感情联系也切断了。（《吴晗全集·第1卷·历史卷（1）》，吴晗 著，常君实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2019年6月第2次印刷，页98）

不知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四人帮毒打下含冤去世时，是否想起恩师胡适的“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之预言？是否佩服恩师胡适的先见之明？

其三，吴晗刊于《中国青年》1949年8期的《我的治学与思想是怎样进步的？》，其中说——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成年成月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教书的时候因为讨厌国民党腐败，不愿接触政治，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1937年到昆明时，仍然抱这种态度。但自1940年以来国民党统治愈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

毛主席的著述给我的影响极大。我过去也读过许多书籍，如《资本论》等，但不能彻底了解，而且不会把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自从读完了《毛泽东选集》以后，才解决了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许多问题。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农村调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这些不仅是二十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结，而又是事先的科学预见，这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是特别有价值的。

我进解放区以前，看惯了国民党那套“蒋主席万岁”一类的标语口号，十分讨厌，进了解放区以后，看见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心里有点不习惯，当然蒋介石与毛主席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但总觉得何必也来“万岁”这一套。一直到听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报告及看了《毛泽东选集》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也要欢呼“毛主席万岁！”因为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的革命很可能还要走更多的歧路，偿付更大的牺牲。过去革命犯了许多错误，如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张国焘路线等，一直到遵义会议才扭转了历史；过去错了而毛主席则是完全对的，……

进解放区以前，我们有小资产阶级的孤高性，但自进入解放区，看了《毛选》，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翻天覆地斗争，了解了中国革命历史和现实后，才了解为什么解放区的人民和共产党员是如此衷心地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和如此热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现在我感到过去缺点太多，常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不敢动手写东西了。这一方面表示自己思想尚未成熟，另一方面也表示认识了自己的缺点，更向进步的方向走了。

（《吴晗全集·第9卷·杂文集外集》，吴晗 著，常君实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印次 2019年6月第2次印刷，页198）

吴晗此文透露，他曾不赞同“‘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看见了“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心里有点不习惯，当然蒋介石与毛主席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但总觉得何必也来‘万岁’这一套。”这显示了吴晗的知识分子底线，但是，不久，他通过思想改造越过了这可贵的底线，声称“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也要欢呼‘毛主席万岁！’”。

因为在“思想改造”中越过了这可贵的底线，吴晗一步步靠拢极左，1953年12月28日他批驳梁思成保留北京古城的正确意见是“违反总路线”，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猛批“一小撮右派野心家分子”，1958年2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首都布下天罗地网 鼠雀蚊蝇无处躲藏》，大赞“大跃进”，并写长诗《公社好》。1959年为了迎合毛泽东宣传海瑞的阳谋，“一听风声，就赶写海瑞的长文，最后还跨行染指戏剧，为了《海瑞罢官》，一头钻进死亡之网”（黄裳语）。

据“毛谱”记载，1952年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同刘仁、张友渔、吴晗谈话。”

注：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毛泽东年谱1949-1976》1卷 页612）

张友渔对此次见面有详细回忆——在《毛主席、周总理教导我们做好统战工作——回忆与吴晗同志共事时的一件往事 》一文中说——

解放初期，我曾和吴晗同志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一道工作。其间（1952年10月），曾发生过一件生活“小事”。事情虽“小”，却引起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自找我们谈过话，就如何认识并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做了许多宝贵的指示。这些谈话，虽说已经三十年了，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成立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从同年6月起，我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以后一直在北京市工作到1959年。1949年冬，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推选吴晗同志为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志当时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我们党合作得一直很好，表现进步。吴晗同志任职后，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从此我便和吴晗同志在一块工作。

我和吴晗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暑假期间。当时他从昆明回北京，路经重庆，住在民盟四川省机关，我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去看他。他谈了昆明民主运动的情况和民盟的主要活动。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勇敢的民主战士，但还多少沾染一些恃才傲物的文人习气。1948年11月间，吴晗同志从北京到河北阜平县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见毛主席，谈过两次话。除谈政治问题外，还谈了《朱元璋传》的问题。为此，毛主席还给他寄过一封信，……吴晗同志原任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副市长后，仍兼任此职，住在清华大学宿舍，每天到市人民政府办公，一般是在机关午餐，同我和薛子正同志一道用饭。（1952年10月）有一天，我和薛子正同志到市委去开会，没在市府吃午饭。薛子正同志回来后发现，行政人员给吴晗同志开饭时，减了菜。据了解，行政人员倒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吃饭的人少了，菜也应当少，就减了。吴晗同志对此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我们却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很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我一方面找行政人员谈话，告诉他们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同时向彭真同志做了汇报。彭真同志很重视这件事，特别是联系到吴晗同志当时在市府和清华两处任职，工作很忙，并对政府工作不熟悉，曾提出回清华专门教书的事。认为这是关系统战工作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便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汇报。

当时就是这样，有了问题就汇报。无论同级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关系很融洽，很密切。下情容易上达，上情也就容易下达。有了问题，发现得快，解决得也快。

几天以后，毛主席通知我、刘仁、吴晗，下午三点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住处谈话。我们按时去了，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问了吴晗同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大胆工作，安心工作。吴晗同志表示他一定努力工作，但深恐做不好，不如教书有把握。（这次谈话使吴晗同志深受感动，他决心在市政府工作，1951年，终于辞去了清华的兼职，搬进城来，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

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但着重谈的还是有关统一战线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还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说，谁不要改造？都要改造。我自己还不是从孔孟之道，从康梁维新思想一步一步改造过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认为自己不需要改造，不对。认为自己还需要改造，就不敢工作，也不对。思想要改造，工作要大胆。有了错误不要怕，做工作还有没有错误的？最后，毛主席面向刘仁同志和我说：对党外民主人士进行统战工作，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但也要在生活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照顾。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只是吃吃喝喝，那是把统战工作庸俗化了。但只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也不行。

这天，主要是毛主席讲。从三点钟讲到五点多钟。毛主席留我们吃晚饭。……

吴晗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工作有不少成果，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这主要是吴晗同志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满足自己的进步，经常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1954年他给彭真同志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的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我希望在彭真同志有时间的时候，能够有一次谈话的机会。

吴晗同志的这封信，彭真同志批给了刘仁、我和薛子正同志，并指定我“切实设法解决其工作中的问题”。为此，我根据吴晗同志在信中提到的一些要求和意见，进一步地改进了我们对吴晗同志的帮助工作。吴晗同志在各方面也进步的更快。

由于吴晗同志为党，为人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不少工作；他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他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原来，吴晗同志早在1949年1月，就曾寄信给毛主席要求人党。毛主席答复他说，同意他的要求，但实现时机尚值得研究。后来，他又几次提出要求。到1957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吴晗同志人党，但作为秘密党员，不公开。

从此，我和吴晗同志的关系，在形式上，还是统战关系，在实际上已经是党内的同志关系。本来吴晗同志可以多做些工作的，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过早的去世了，这是很大的损失。

（原载《党史研究》，第4期，1980年）

（未完待续）

2024年8月16日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