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那年，我上了大学

萍水相逢

高三四班荆芷萍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场面，尽管我们已接近耄耋之年，但1966年的那个夏天，却有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些画面… 那些个临近高考的夜晚，晚自习结束后，从教学楼回宿舍楼，几百米的距离，我和同学手拉着手，肩並着肩，抬头仰望夜空，只见满天的星斗璀璨；我们穿过校园的小路，树木和花草散发着夏日的芳香，不知名的虫呜好像呢喃着对我们送出祝愿；我们满怀信心的憧憬：再过一个月，我们将考入心仪的大学，奔赴祖国各地继续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的心愿，早已铭记在我们的心间。 我们按一类、二类、三类报名参加高考，一类是理工科，二类是文科，三类是农和医，报名费是2元钱。然而命运和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在马上参加高考的1966年6月8日，国家宣布废除高考，这意味着我们将无大学可念。高中三年级的我们，真的不知所措，下一步去那里？我们面临的将是什么局面？嘴里虽然高喊着拥护中央决定，却昏昏噩噩地过着以后的每一天。 大学就这样的与我们擦肩而过，高中毕业的我们，在城里晃了两年。前方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只能顺其自然。 1968年，我们上了山下了乡，成为了一代知识青年。身份已经改变，读大学已经无望，但坚持学习这个习惯我们都不曾改变。不管是春夏秋冬的田间地头，还是烟熏火燎的煤油灯前，读书写文章，数理化的知识照样钻研，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你传我，我传他，做起题来依旧心无旁骛，孜孜不倦。虽没有大学可念，我们依旧不放弃，似乎在给自已留有悬念。 时间就这样地流失了11年，我们在迷茫的生话中经受住了精神到肉体的考验。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标志着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恢复了大学的教学秩序，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个消息让我们这一代人很振奋，但对于我也有点遗憾，因为我的预产期是12月初，正是1977年高考的时间。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命题，录取新生27.8万。那年实验老三届好多同学都参加了高考，好多同学都是本地区的状元。 1978年高考和1977年高考中间只间隔了半年，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录取新生40.2万人。当时我在昌图五中工作，我不能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尽管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备课，还要洗衣做饭照顾家里的那个小不点。我的家人十分支持我参加高考，为我寄来了复习材料，只要有点时间我就要瞄上几眼。 1978年6月，我在昌图县报名参加了高考，此时也正是我们上山下乡的第十年。已经30周岁的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走进了考场，感谢实验中学老师为我们学习打下的坚实基础，面对考题居然无一丝慌乱。监考老师一直站在我的旁边，看我神情自若，一道题一道题全部答完。 这张准考证记录了当年考试的科目和时间。 1978年的高考题我觉得並不难，一共考五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外语作为参考学科，不计入考生的分数线。 成绩单发下来了，不出所料，考得不错。数学92分，物理96分，化学97.5分，语文和政治也不错，总分426分，我对自己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接着体检、报志愿，当年的录取分数线好像是190分左右，按我的成绩，我觉得轻轻松松地进一所好大学应该不难。但当年招生的政策是当教师的考生，只能报考师范院校，于是我报了两个志愿。第一报表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第二报表第一志愿：辽宁师范学院。 各种原因，阴差阳错我被辽宁大学数学系录取。数学系78级共5个班，两个数学专业班，二个应用数学班，一个计算数学班。78-1和78-2班是数学专业班，78-3班、78-4班是应用数学班，78-5班是计算数学班。78-3班全是沈阳籍的考生，是走读班，我被分在78-2班。在数学系的77级有实验老三届好几个同学：有高3.2班的阿向朴，高3.3班的董林茂，高3.4班的丁志强，高2年级的陈四平，还有初3.3的韩平…。还记得文革前高考流传的话：一清华、二北大、三军工、四哈大，实在不行上辽大。今天有这么多老实验的高才生聚集在辽大，心里也不免哑然、感叹。数学系78级全体师生的合照 我们班共35名学生，大部分来自辽宁的各大城市和下属的十几个县。数学系男生多，我们班30个男生，5个女生，年纪最小的15岁，年纪最大的是我们两个30岁的老高三。我们班的四个小女生 我们班的辅导员姓董，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对我这个高龄的大学生很尊重，因为我的高考成绩分数最高，就指定我做了学习委员。董老师很年轻，只有二十几岁，一说话就脸红，尤其在我们这些个年纪大的学生面前，好像还有点腼腆。我们78-2班的辅导员 这是我们的班长，内蒙古人，是一名共产党员。 班长右边的是和我一起报到的抚顺老高三，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他的体育特棒，曾是110米栏全国青少年冠军，多次打破全国纪录，如果不是文革，也许和刘翔一样，站在了世界的顶端。 左边的那个女生是我们班的团书记，她来自鞍山，是一名共产党员。 入学后的一个月，国家为了满足年龄超限、成绩很好的考生有大学可念，78级也进行了扩招，我们班增加了4名新同学，全部是老高二和老高三。这里有我在金家中学的同事，他原来是11中的老高三，实验老三届高二四班的冯晓也分到了我们班。我很开心，因为在班级里多了同年龄的学习伙伴。扩招到78-2班的“老高”们，右1是高二四班的冯晓 这是我们班的男生，最大的30岁，最小的15岁，是不是年纪相差得有点远。 因为我们班的很多同学的家都在外地，周末大家会结伴去北陵公园玩。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穿戴很朴素，军大衣是标配，我们班这几个小同学毕业后读研，去了高校做了教员。 左边戴墨镜的同学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他很热心，毕业后我们班的聚会都是他张罗操办。 我们班的四个小女生，典型的理科生，穿着打扮和外语系、中文系相差太远。那时我们都羡慕文科生，看小说听歌剧都是在学习，哪像我们数学系的同学只能扎在图书馆，一道题一道题的抠个没完。 看我们班的小同学们，青春年少，在以做题为主的数学系努力钻研。我们班的两个小男生 那时同学们在学校里锻炼身体的器材是单杠、双杠。 羽毛球也是锻炼身体的重要手段。 每年春秋学校都要开运动会，我们数学系的女生太少，我们班的4×100米接力，我居然还要跑第四棒，是不是让人有点汗颜。 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把孩子也带到学校里来，爸爸学生、妈妈学生也是校运会上的一道光鲜的风景线。 前排左1是我的孩子，左2是高二四班冯晓的孩子。 大学四年中，我们的专业课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微分几何、高等几何、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抽象代数、近世代数、数论、泛函分析、拓扑学、模糊数学。看看这么多功课，当时是怎样一本一本地学完！ 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数学系好多老师也刚刚从农村抽调回来，他们以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教材为蓝本，自行编制教材，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推荐很多版本的数学专业书给我们，恨不得让我们能把损失这些年、少学的知识一下子补回来，其良苦用心人皆所见。这些老师的競競业业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我们学习起来一点都不敢怠慢。 至今我还保留大学四年各门功课的学习笔记，字迹工整，重点难点都用红笔标注在旁边。 现在翻看这些笔记，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努力刻苦学习的场面。大学四年中，我和班里的同学一样，下了课就直奔图书馆，菲戈金克尔茨的习题集一本一本地把它做完。尽管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聪慧的头脑，但我理解能力强，我认识到了数学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是人类对事物的抽象结构与模式进行严格描述的一种通用手段。 除了专业课，我们的公共课有英语和政治，英语教材采用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英语，教我们英语的朱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老师，所以他教的英语有点俄语的味道。因为中学我们学了六年俄语，有时我还会用俄语和老师说上几句，开个玩笑。政治课好像有中共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课我们只是应付考试，考试前老师会给大家划范围，还有复习题，所以这些课对于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难。 人过了30岁，带着孩子上大学真的挺困难。大学四年，我只在学校宿舍住了三天。当时学校有规定，住宿班的同学不得随意离校，但我的孩子才10个月，辅导员给我特殊照顾，让我晚上回家照顾小孩。 那时我们没有独立住房，和公婆住在一起，晚上院里好多人会到家里来看电视，说话、唠嗑、吃零食常常打扰着我，我也只能在外间堵着耳朵温习课程，並保证把当天的作业做完。 上大学前我的工作已超过五年，带工资上大学也挺圆满。那时双方家里的老人还没有退休，孩子又小，我只能把孩子放在邻居的家里请帮忙照看，那时我的工资是41.5元，邻居照看孩子我们付费15元。买书、交伙食费后，正好把工资花完。我大三的时候，孩子已经三岁，该上幼儿园了，因为我的妈妈和爸爸都在实验中学工作，所以早上起床后我带着孩子坐公交车先把孩子送到实验中学幼儿园，然后再骑自行车赶到学校，因为匆忙，经常早上吃不上饭。当孩子哇哇大哭不愿让我离开时，我会很难受，上课都会想着孩子，学习时分心也在所难免。 其实老三届们拖家带口地上大学，经济、生活和学习方面都很困难。我班扩招来的原11中的老高三，家住昌图，他上大学后，他的妻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还要上班。白天上班时，她怕孩子出去乱跑，就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锅里放着热水温着孩子的午饭。昌图县城的房子很简陋，墙和棚顶都用报纸糊的。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火柴把房子点燃。门是锁着的，孩子出不去，等救火车赶到时，孩子已经窒息。得到消息后，我们班马上组织了救援，我先生单位借车把孩子从昌图拉到了沈阳医大，高压氧舱的紧急抢救，挽回了两个孩子的生命，但最后还是有一个孩子脑子缺氧过久而致残。我们系组织了募捐，那个年代共筹集到3200元钱真的不简单。当时辽宁日报的首席记者李宏林来我们系我们班进行采访，並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水火无情人有情》，这篇文章当年感动了很多人，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撼，可我们深切感受到的是老三届同学念大学的艰难。 大学生活有苦也有乐，还记得70年代还吃定量，还分细粮和粗量。大学生的定量是每月35斤，其中2斤大米，2斤白面。因为我们的户口粮食关系都在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们4斤细粮票，剩下的都是粗粮。细粮票可以买大米饭和馒头，粗粮票只能吃窝窝头和高梁米饭。学校食堂中午会有大米饭，但很少，所以上午的第四节课最不愿意老师压堂，铃声一响，同学们箭一般地跑向食堂，买一盘炒白菜，抢一碗大米饭。 大学四年中，每到新年我们班都要聚会，自已买酒买菜，自已借煤气罐，同学们展示十八般厨艺，教室里充满了酒香、菜香的欢乐场面。 炒菜的炒菜，拼盘的拼盘，叮叮咚咚的声音在教室里传出，惹的别班的同学都过来观看。 看桌子上的餐具，各色各样，都是同学们自用的盘碗。 我们班女生这桌，互相敬着酒，临近毕业的最后一次聚会，互相对伙伴们说出自已的祝愿，照片中左1是我。 我们系里的授课老师来看望大家，那个年代的师生感情很不一般。 这些老照片把当年上大学的时光一一重现，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学，阳光、帅气！他们享受着改革春风带给他们的机遇，和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共同度过了大学生活的四年。 四年的大学我经受住了这么多门功课的考验，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很优秀，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拿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进入了分配阶段。1982年的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按成绩排名前五名可以得到省里统一分配的名额，其中2个辽宁广播电视大学，1个省民航局，2个省建设银行。辅导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去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吧，当老师是我的心愿。我们班其他的同学二次分配到各市县，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进了机关。 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我们班的毕业照，二排左3是我。 我们系78级的毕业照 我们系领导、老师和我们的照片，前排左4是我。 毕业前夕，我们班旅游去了千山，我的学业结束了，我的孩子也陪伴了我四年，前排抱小孩的是我。 大学时光应该是最美好的，但我们老三届在大学四年中有苦也有甜。苦的是年龄的错位，让学习的劲头和信念缺失了一大半，甜的是我终于完成了学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尽管这四年很苦，但上大学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地点。回忆这四年，感慨、感叹都涌上了心间…毕业40年后我们班相聚在大连湾，后排举手机的是我 “缘定辽大40载寒窗友，相聚大连一生同学情”不断。前排右5是我。 我们班的四个女生又聚在一起，当年的年龄差已不明显，右1是我。 去铁岭看望劫后余生的同学的孩子，不忘当年读大学时的艰难！ 美篇撰写：荆芷萍美篇制作：萍水相逢班级：高三四班作者简介：1960~1968 辽宁省实验中学1968~1971 昌图东嘎公社高家六队1971~1972 铁岭师范1972~1978 昌图中学教师1978~1982 辽宁大学数学系1982~现在辽宁电大、辽宁教育电视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