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佛教造像展

斜月三星觅道处

探寻佛教艺术的璀璨光芒。

那石窟中的佛像，宁静而庄严，

慈悲的目光，穿越千年的沧桑。

北魏的造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融合了汉文化的儒雅与飘逸。

线条流畅，如诗意流淌，

刻画出心灵的向往与皈依。

青州的风格，独特而神秘，

中原与西域在此交融相依。

菩萨的宝冠，闪耀着智慧的辉芒，

天衣的飘拂，似梦幻的云裳。

唐代的菩萨，丰腴而端庄，

S 形的身姿，舞动着慈悲的乐章。

色彩绚烂，如繁花绽放，

艺术的魅力，在心中久久荡漾。

佛塔高耸，供奉着神圣的希望，

舍利的光芒，照亮信仰的方向。

经文的吟诵，在空气中回荡，

心灵在这片净土中找到安详。

千手观音，慈爱无尽伸张，

面孔慈祥，手执法器与光芒。

工艺精湛，艺术的殿堂辉煌，

佛法的智慧，在细节中深藏。

佛教艺术，如繁星照亮黑夜，

引领我们走向心灵的彼岸。

在这神圣的画卷里沉醉，

感悟生命的真谛，灵魂不再迷茫。

比丘道休造弥勒佛像出土于广饶县杨赵寺村皆公寺遗址，为北魏时期的造像。

这尊佛像具有典型的北魏造像风格，呈现出“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特点，它反映了北魏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文化的崇尚和继承。其造像衣纹流畅自然，展现出古代工匠精湛的技艺。

“褒衣博带”指的是宽大的衣服和长长的衣带，是当时汉族服饰的典型特征；“秀骨清像”则形容人物清瘦秀丽，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这种风格在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中较为常见，融合了汉族文化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

这尊佛像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是研究当时佛教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展示了山东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独特魅力。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其教义强调通过个人的修行和觉悟，来达到解脱生死轮回、超越苦难的境界。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两汉之际。据相关记载，汉哀帝时，佛教可能已传入中国；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这一事件也被部分学者视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

据学者赵凯球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佛教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末至西晋为第一阶段，是佛教开始传播的时期，今山东的东南部在当时已和佛教有了接触，西晋末年有竺潜、道宝两位有史可考的山东籍僧人。十六国东晋为第二阶段，佛教得到显著发展，传播以泰山为中心，主要集中在西北部的清河、东阿，中部的泰山、济南、临淄、青州，南部的任城、金乡、高平、东莞和东部的牢山等地区。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著名僧尼，如在山东本土建寺传法的高僧竺僧朗，他于前秦皇始元年（351）移卜泰山，在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该地后来被称为朗公谷，寺亦名朗公寺，又名灵岩寺，这是史籍记载的山东地区最早的一所寺院。南北朝为第三阶段，是佛教鼎盛的时期。

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既反映了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也展示了不同时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果，为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创造力。

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异彩纷呈，受多元文化的浸染，呈现出风格多变的显著特征。早期的造像或许深受犍陀罗艺术的熏染，洋溢着浓郁的西域风情；而后期则渐次融合了中国本土的艺术因子，进而塑造出独树一帜的北魏风格。

北魏时期的佛像，其面相丰腴饱满，额头开阔宽广，眉毛纤细修长，眼睛微微闭合，嘴角噙着一抹微笑，整体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且慈祥温和之感。

佛像的服饰往往奢华精美，运用了海量的装饰与细腻的细节，彰显出超凡的工艺水准。

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尤为注重对人物动态与神情的刻画，借由细腻入微的雕琢和栩栩如生的表情，让佛像更具感染力与艺术魅力。

线条运用：造像的线条流畅自然，例如佛像及菩萨像的衣纹线条，深刻而隆起，既能表现出衣物的质感和形态，又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展示了高超的雕刻技艺，宛如绘画中的线条运用，富有韵律和节奏感。

人物形象：主尊佛像面相方圆，大眼横长，两侧菩萨像头挽高髻，面相端庄慈祥，身体匀称。这些形象的刻画细腻生动，仿佛一幅立体的绘画，呈现出人物的庄严与慈悲之态。

背光与飞天：背光中央上方的龙虽龙头形象不太清晰，但仍可看出龙衔缠枝莲花的造型，富有想象力和艺术感。而背光上部的飞天造型更是引人注目，手持不同乐器的飞天优美曼妙、灵动飘逸，其姿态和神情仿佛是在空中翩翩起舞，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雕刻如同绘画中的精彩场景描绘，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画面布局：整座造像包括主尊佛像、两侧菩萨像、背光以及各种装饰元素，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画面。各个部分的比例和位置安排得当，既突出了主要人物，又使整个画面丰富而不杂乱，体现了一种平衡与协调的美感。

艺术风格：该造像体现了北魏时期佛教造像的独特风格，融合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艺术特点。其在绘画艺术上可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例如面相清瘦、身材修长、服饰飘逸等风格元素，反映了当时的绘画风格和审美倾向。

色彩想象：虽然造像本身可能没有实际的色彩，但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推测其可能具有的色彩效果。例如，佛像的袈裟、菩萨像的服饰等可能会有怎样的色彩搭配，以及这些色彩如何与造像的整体氛围相融合，从而进一步增强其艺术表现力。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欣赏和分析，可以从绘画艺术的角度深入领略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的艺术魅力，感受其在雕刻中所蕴含的绘画艺术之美。同时，这也需要我们对北魏时期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特点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进行鉴赏和理解。

贾智渊造背屏三尊像是山东地区现存最精美的北魏石刻造像之一。该造像制作于北魏正光六年（525 年），原出土于山东益都（今青州）西王孔庄古庙，民国前后被发现，抗战时期曾险些被日本古玩商运走，后被留于县城金石保存所。其主尊佛像、菩萨像雕刻精美，背光处的龙与飞天造型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研究北魏时期佛教艺术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青州风格的三尊佛像和单体佛像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

在造型方面，三尊佛像通常主尊高大庄严，两侧的胁侍菩萨形象优美，身姿婀娜。佛像面部表情宁静祥和，眼神深邃，展现出超凡脱俗的气质。单体佛像的造型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表现力，姿态各异，有的站立挺拔，有的跏趺而坐，尽显庄重与宁静。

从雕刻技法来看，线条流畅自然，刀法娴熟细腻。衣纹的处理飘逸灵动，富有韵律感，仿佛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在艺术风格上，青州风格的佛像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异域风格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其既具有中原文化的端庄大气，又吸收了西域艺术的灵动与神秘。

这些青州风格的佛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更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为研究当时的宗教、文化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曹仲达以其独特的“曹衣出水”绘画风格著称，其特点是人物衣物紧窄，仿佛刚从水中而出，紧贴身体，凸显出人体的线条美。

青州佛像的圆雕在造型上呈现出相似的特征。佛像的衣物雕刻细腻，紧密贴合身躯，线条流畅且富有韵律，生动地展现出衣物的质感和纹理，仿佛是真实的布料贴附于佛像之上。

这种艺术风格的传承与影响，不仅使青州佛像在艺术表现上独具特色，更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通常，佛像的着装可分为袈裟和法衣。袈裟多为简单朴素的款式，颜色以红色、黄色、棕色等为主。其质地可能是粗布，体现出修行者的简朴和超脱。袈裟的披挂方式也有多种，有的整齐规整，有的则较为随意，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寓意。

法衣则更为华丽庄重，常常绣有精美的图案和装饰。这些图案可能包括佛教的象征符号，如莲花、卍字等，以表达佛法的庄严和神圣。

佛像着装的款式和风格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也有所差异。例如，印度早期的佛像着装较为简单，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文化交流，在东亚地区，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地，佛像的着装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菩萨头戴宝冠，宝冠的样式繁多，有的镶嵌着珍贵的宝石和珍珠，璀璨夺目，象征着菩萨的高贵与智慧。

菩萨的上身常披挂着天衣，天衣轻薄飘逸，线条流畅，仿佛随风而动，给人以灵动、超凡之感。天衣的材质可能是轻柔的丝绸或纱质，上面常常绣有精美的花纹和佛教图案，如莲花、祥云等，寓意着吉祥与神圣。

菩萨的项间佩戴着华丽的璎珞，璎珞由各种珠宝串联而成，错落有致，光彩熠熠。这不仅增添了菩萨的庄严之美，也象征着菩萨的无量功德。

菩萨的手臂上常缠着臂钏，同样以珠宝装饰，凸显出其尊贵。

下身的裙子多为宽松的长裙，裙摆自然下垂，线条优美，可能绣有各种祥瑞的图案。

有些菩萨的装束中还会配有披帛，从肩部或手臂自然垂下，更增添了几分飘逸和优雅。

不同地区和时代的菩萨装束在细节上会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通过华丽而富有象征意义的装饰，展现出菩萨的慈悲、智慧和庄严。

其面部轮廓通常较为圆润饱满，给人一种和蔼慈祥的感觉。佛像的额头宽阔，展现出智慧与豁达。眉毛高挑而细长，形如弯月，透着一种宁静与平和。

眼睛大而明亮，眼神深邃且温和，仿佛能够洞悉世间万物，又充满了慈悲与怜悯。鼻梁挺直，鼻翼宽厚，显示出端庄大气。

嘴唇微闭，嘴角上扬，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传递出安详与和善。面部肌肤光滑细腻，质感逼真，仿佛具有生命的温度。

山东佛像的面像整体呈现出一种宁静、庄严、慈悲的美感，既体现了佛教的神圣与庄严，又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观念，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达到了一个高峰，佛教造像艺术也相应地得到了极大发展。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都有汉白玉石佛教造像，其主要出土地包括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曲阳修德寺以及陕西西安北郊西查村和草滩等地。其中，河北曲阳以盛产质地优良、适合雕刻的汉白玉石而闻名，该地的造像十分发达。例如北齐的汉白玉释迦牟尼佛像，其面相浑圆，身着袒右袈裟，衣纹稀疏流畅。佛像底座还有题记，包含确切纪年、造像者及相关人物信息、所造佛像的佛名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北魏后期的雕像具有一些特征，如面相清瘦，呈汉人特征，额头高宽，眉清目秀；肉髻较高，出现螺发且多为右旋式；大衣流行南朝文人士大夫的褒衣博带，衣摆褶皱重叠，线条流畅细腻；身材比例协调，体态修长清瘦，给人飘逸洒脱之感。这一时期佛背光的形式也有所变化。

- 造型丰富：佛教造像的题材更加多样化，除了常见的佛像、菩萨像外，还有罗汉像、飞天像、供养人像等。

- 风格多样：在造型风格上，既有唐代的丰满圆润，也有宋代的清秀俊逸。例如，唐代的佛教造像多注重表现人体的曲线美和立体感，而宋代的佛教造像则更加注重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气质。

- 技法精湛：隋唐至宋代，山东佛教造像的雕刻技法更加精湛，如唐代的圆雕、浮雕、透雕等技法，宋代的彩绘、贴金等技法，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地域特色鲜明：山东地区的佛教造像在风格和题材上，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受到了北齐时期佛教造像的影响，呈现出丰满圆润、线条流畅的特点；而济南地区的佛教造像，则更加注重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气质。

武则天与佛教净土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她敕令菩提流志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经典，这些译作中有为武则天颂扬的文字，体现了净土思想。武则天还礼遇义净并敕其翻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以利用其在僧俗两界的影响巩固政治基础。

此外，武则天选择净土高僧善导为洛阳龙门卢舍那佛的首席监造僧。善导是弘扬弥陀净土信仰的高僧，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武则天的这一选择，既笼络了众多朝野势力，也有利于提升其政治声望、巩固其地位。

同时，惠简作为信仰弥勒净土的高僧，特意为武则天雕造了弥勒佛龛。武则天为了加强统治，还曾命令僧人伪撰《大云经》，杜撰武则天是弥勒转世的事实，以使其称帝合法化、神圣化。在她的大力推广之下，弥勒信仰在民间也迅速流行起来。

先，观察其造型与姿态。唐代菩萨像的造型通常端庄而优美，身姿婀娜多姿，呈现出 S 形的曲线，展现出一种灵动而和谐的韵律。注意菩萨身体的比例和线条的流畅性，感受其姿态所传达出的优雅和动感。

其次，关注面相与表情。菩萨的面容丰满圆润，眉毛细长如弯月，眼睛微睁，流露出慈悲、温和与宁静的神情。通过面部表情，去体会那种超凡脱俗又充满关怀的情感。

再者，审视服饰与装饰。唐代菩萨像的服饰轻薄透体，华丽精美。观察衣物的纹理、褶皱以及所佩戴的璎珞、臂钏等饰物的细节，感受其工艺的精湛和装饰所营造出的庄严与华贵。

然后，留意色彩的运用。唐代菩萨像的色彩鲜艳夺目，色调和谐。分析色彩的搭配和层次，体会其如何通过色彩增强形象的感染力和视觉效果。

佛塔，最初是为了供奉佛陀的舍利而建造的。在佛教中，舍利被视为极其珍贵和神圣的物品，代表着佛陀的智慧和慈悲。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塔的供奉对象也逐渐丰富起来。

除了舍利，佛塔中还可能供奉着佛像、佛经、佛菩萨的象征物等。佛像供奉在佛塔中，让信徒们在礼拜佛塔时，能够感受到佛的庄严和慈悲。佛经的供奉则是对佛陀教法的尊崇和传承。

在供奉的方式上，往往会有严格的仪轨和规定。供奉的物品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处理，以表达对佛法的虔诚和敬意。供奉的过程中，信徒们通常会持诵经咒、燃香点灯、献花供果等，以积聚功德，祈求平安和福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佛塔供奉在不同的地区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比如在古代印度，佛塔的建筑风格和供奉方式就与中国有所不同。在中国，佛塔的形式多样，从早期的楼阁式佛塔到密檐式佛塔等，供奉的方式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马鸣寺碑，亦称《马鸣寺根法师碑》。此碑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为纪念去世的根法师而立，原立于今山东省东安县大王桥。

该碑通高167厘米、宽87厘米、厚21厘米。圭首凸形，高31厘米、宽30厘米，顶端为竖排单行阴刻“马鸣寺”三字，下方为竖排四行阳刻“魏故根法师之□□”八字（每行两字，皆魏体楷书，其中□□为残损难以辨认的字）。

碑文为阴刻魏体真书，直排22行、满行30字，字直径3厘米许，共计639字，前序后铭，主要记述根法师的生平事迹和功德，包括他“爰自弱年，英年早集”“禅念求道，终生莫辍”“授讲后生，四方慕义，云会如至”“造经数千，布满缋素，刊建圣颜，抽珍裁饬”等。不过，由于碑首行损泐，根法师的原来姓名已无从查考。

马鸣寺碑的书法独具一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字体结构紧凑茂密，左抑右昂，横侧生姿；笔调丰腴厚沈，转折方折，波发饱满锐利，侧、掠、弯钩之处则带有弧形，可谓方圆对比富于变化，收刚柔相济之妙。

《大般涅槃经》记载，二月十五日，佛祖临涅槃，普告众生：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大弟子大迦叶、护法金刚力士、佛祖的最后供养人纯陀居士等立于左右，聆听佛祖最后的垂训。鎏金银椁上，只见诸众生举手拍头，捶胸叫唤，其中或有身体颤憟，瘫倒在地，涕泣哽咽。

但有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罕见地出现在鎏金银椁上，令人惊奇。佛祖脚下，有一个女性形象。专家们推测，银椁刻画的这个在抚摸他双脚的女性，应该是他的生母摩耶夫人。据佛经讲，佛涅槃时，感动了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她从天宫来到人间，和儿子告别。

另外一些形象，却让专家们感到匪夷所思。在这幅静谧哀戚的佛祖涅槃图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面孔。此人不但三头六臂，还头戴骷髅，手举日月。他们认为，这是左道密教护法神中的阿修罗王，他在佛即将涅槃的时候，护卫道场。

在所有出土文物中，舍利金瓶光彩夺目，里面盛装47颗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它通高13厘米、重达62克，纯金制品，瓶体为宋代典型的瓜棱形，顶端一比丘宴坐清静道场，神情肃穆，坐姿庄重，合十行礼，雕刻落锋利索，线条朴拙有力。碑刻文字中有“安葬舍利金瓶一两”，即是指此金瓶，为国内首次发现。

出土的石函，也令人称绝。石函左右两长侧，刻画了佛祖将欲涅槃，众弟子、护法神等得知纷纷赶至，劝请佛继续住世，接受最后供养这一场景，并有“梵王众”“帝释众”“天王众”“波旬众”“比丘众”等榜题铭文。前后两侧分别为菩萨和天王形象，函盖刻画了龙、牡丹和金翅鸟图案。人物线条精美流畅，形象栩栩如生，图案纹样饱满，颇有唐风，这在国内现有的宋代文物中绝无仅有。

石函内的鎏金银椁长0.45米，宽0.25米，高0.28米，以银做成棺的形制，表面鎏金，采用了打作、捶揲、钑镂、錾刻、铆接、镶嵌、鎏金等多种工艺手段，是已知宋代金棺中工艺最精细、图像最丰富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我国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鎏金银椁，同时期出土的相似佛教圣物中规格无出其右，上面錾刻的佛祖涅槃图让参与研究的专家们睁大了眼睛。

这尊千手观音像拥有十一张面孔，它们巧妙地分作五层排列。主面孔居于正中，那慈祥的神情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慈悲与宽容，目光柔和而深邃，让人一望便心生敬畏与安宁。四十八只手姿态各异，有的手持法器，如象征智慧的法杖、寓意清净的莲花；有的则施出各种手印，每一个手印都仿佛蕴含着神秘的佛理。尤为独特的是，手中还少见地刻有法眼，那法眼栩栩如生，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的真相。

其整体设计精妙绝伦，错落有致。每一只手的位置、姿态，每一张面孔的神情、朝向，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从任何角度观赏，都能感受到一种和谐的美感和庄重的氛围。制作工艺更是复杂至极，无论是细腻的线条刻画，还是精致的装饰雕琢，都展现出了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和对佛教艺术的深刻理解。每一处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整尊造像宛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艺术感强烈到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千手观音像通常多为立像，而这尊如此大型的坐像实属罕见。在博物馆中，它被放置在高度有限的矮台上展示，这使得参观者有幸能够近距离走到跟前平视。当站在它的面前，巨大的体量瞬间带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仿佛能将人整个包容其中。丰富而精细的细节更是扑面而来，每一道线条、每一处装饰，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和深邃的佛法。那精湛的工艺、庄严的姿态，无不令人沉浸在这神圣而美妙的艺术氛围之中，心生无尽的感慨与赞叹。

明代的其他金铜佛像也各有特点。例如，有的表现的是三世佛中的阿弥陀佛，其大头高髻，肩宽腰壮，气势宏伟，深受元代佛教造像的影响，采用失蜡法铸造，这在古代是最为精细的铸造方法，但工艺难度大，前期的修胎和后期的修补打磨步骤极其繁琐。

还有一些明代永宣时期的铜鎏金佛坐像，具有汉传佛像的特点，同时也融合了一些藏传佛像的风格，如宽肩收腰、头顶的髻珠以及双覆莲的莲座等。这些佛像雕刻精准，开脸饱满庄严。

也有一些明代民间寺院制作的佛像，例如头戴宝冠耳坠耳珰的释迦佛坐像，它在开脸上是汉地的脸型，注重面部表情的刻画，祥和慈悲感十足，而宽肩收腰的表现形式则深受藏传造像的影响。

这些金铜佛像不仅展示了明代佛教造像的高超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文化、审美观念以及社会风貌，是研究明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在艺术风格、造型特点、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之处，吸引着众多参观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佛艺辉煌岁月悠，庄严造像韵长留。

线条婉转禅心现，色彩缤纷法意收。

菩萨慈悲辉宝冠，观音妙手耀神州。

千年魅力传佳话，神圣光芒照眼眸。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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