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何要把陕西回民西迁？真实原因：看关中汉回仇恨有多深？

守望孤独fubin

官府的分而治之策略，在平定回民起义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治元年，清军收复陕西时，朝廷下达了一道命令：“将王阁村等处巢穴悉数扫荡，务令拔其根株，以渐解散。”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清扫行动，而是一次彻底的根除。

在这道命令的授权下，清军对王阁村、羌白镇、仓头、渭城湾等地的回民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和驱逐。这场军事行动之后，陕西关中地区（除了西安城内）几乎再也见不到回民的踪影。同治十三年（ 1874 年），在肃州平定之后，清军又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迁移行动，使得河西走廊 2000 余里的土地上，回族人几乎绝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府隔绝关内外穆斯林的统治目的。

这两起事件，都是经过朝廷的上谕、军政大员的命令，公开实施的，是典型的分隔族类的政治考量。然而，在回民起义的历史研究中，其他诸多屠回事件往往被过度定性。实际上，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不过是分散的、民间的、或半官方的行为，它们并不像上述两起事件那样，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朝廷的直接命令。

对于陕西的回民而言，清末那所谓的国家军事力量介入，实际上不过是对他们家园的一场漫长而无情的"驱离"行动。

1 、关中汉绅阶层的仇恨

在镇压了那场混乱之后，官方可不是闲着的，他们忙不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什么迁徙、禁教、强制教化，手段多得很。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些回民和他们原来的汉族邻居彻底分开，和甘肃的回民也分开，让他们再也没机会回到自己曾经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汉绅的意见可是举足轻重，他们的话有时候比圣旨还管用。

回民起义给陕西的广大乡村地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可以说是一片狼藉。但是城镇却基本安然无恙，汉绅阶层基本上都集中在城镇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士绅在清朝朝廷处理地区事务时，向来都是重要的顾问。在回民起义期间，国家军队还得依赖他们来解决粮饷和地方治安的问题，他们对国家机器的影响力因此大大增加。他们积极介入清军和官府的决策，对今天西北地区回汉分布的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军开始平定起义的回民之后，有些汉民心里可是乐开了花，他们想着借助朝廷的兵力把回民一网打尽，既能报私仇，又能除后患，这算盘打得可真精明。

汉绅们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积极地在清军耳边吹风，游说加强对回民军的攻势。这些人的言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他们的民族仇恨，或者说得更直白点，就是那种“种族主义偏见”。

就拿同治元年（ 1862 年）十二月末来说，多隆阿将军在进攻起义回民据点王阁村的时候，回军派出了被裹挟的前清回民将领哈连升来求和。那时候，人心惶惶，县里的举人张逢午和其他汉绅们纷纷上书反对和解，他们说回民性格难以捉摸，狡诈得很，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今天结盟明天就变卦，从开始到现在，诡计多端。他们认为，即使现在回民军受挫，但只要没有彻底摧毁他们的老巢，他们就不会真心服从。而且，听说这些反叛者还在勾结外援，企图抵抗，他们求和的话，实际上只是为了争取时间。

说白了，这些汉绅就是希望清军能够一鼓作气，彻底消灭起义的回民。到了甘肃战争阶段，汉绅们的影响力依然没有减弱。

贺瑞麟，陕西三原人，是当地的汉绅，也是学古、正谊书院的主讲者，关中理学的泰斗。

瑞麟这样的人物，他的思想深受传统的夷夏观念影响，成为了华夷之辩、驱逐回民的积极倡导者。他的家乡在同治元年五月被回民军攻破，家园被毁，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痛和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他多次上书给大员，坚决反对抚局，也坚决反对将受抚的回民重新安置在陕西。

在他的《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中，贺瑞麟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

1 . 他认为回民的本性狡猾，他们的投降和投靠都是虚假的，不可信任。他写道：“夫逆回豺狼之性，狡谲百端…则今日之投诚，安可遽保无他。”意思是说，回民的本性就像豺狼一样，狡猾多变，今天他们可能投降，但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有其他企图呢？

2 . 他主张对回民应该剿灭而不是安抚，以绝后患。他写道：“今逆回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惟有君臣上下，始终一心，有进无退，有剿无抚。”意思是说，回民杀害官员，屠杀百姓，这是天地不容的行为，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坚决剿灭他们，而不是安抚。

3 . 他强调汉人受到的伤害特别深，心中充满了仇恨。他写道：“谁肯与之共国而处，比屋而居，方将共图报复，以快一朝之愤。”意思是说，谁愿意和回民共处一国，比邻而居呢？汉人心中充满了仇恨，正准备报复，以泄心头之恨。

贺瑞麟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一些官绅对回民的恐惧和仇恨，他们亲眼目睹了回民起义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社会破坏，这成为了他们反对回民的借口。

4 .他提到了所谓的“叛产”，声称那些叛乱者的房屋已经自行焚毁，即便他们想要回来，也难以找到安身之处。他的话中透露出一种冷漠和排斥：“纵使可归，正难安插”。

5 .他夸大其词，声称在西安搜出了铜器械等物品，暗示回族人将要造反。他警告说：“逆回若归，内外勾结，事益难料。”意思是如果回族人回来，可能会内外勾结，事情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料。

总而言之，贺瑞麟的意见是，即便是在甘肃省的州县中与汉民杂居，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于陕西来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容留他们。他的这些激烈言论，显然是出于对回族的深刻仇恨。

然而，这样的言论对主政官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乔松年，接替刘蓉成为陕西巡抚，最初也有招抚陕西回族的意图。但最终他改变了主意，认为陕西民众一听到招抚回族的消息，就会感到痛心疾首，这种情绪不是简单的文告或口舌所能改变的。

乔松年进一步指出，回族的房屋被汉民毁坏，坟墓被汉民铲平，田地也被汉民占有。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根本无法再和平共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除了已经安抚的甘肃回族，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当地土著，对于陕西的回族，必须在北山一带选择空旷且可以开垦的土地，按照亩数分配给他们，提供牛种，教授农耕技术，编入保甲系统，这样或许才能期望他们能够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当时的其他官绅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在处理后事时，必须将回汉两族分开，他们认为双方不可能再和平共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们对太平军、捻军和回民的不同认识和经验。

地方士绅李启讷就曾明确表示：“况捻匪、发逆如果投诚，即为良善汉民。回匪投诚，仍是当日回民，即使王法宽宥，若与汉民相处，依然视为异类，臭味不投，积怨难释，此回匪甘受诛戮而不辞也。”他的话中透露出一种对回民的深刻不信任，认为即便回民投降，他们的本质也不会改变，与汉民之间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陕西按察使张集馨也有类似的看法：“发逆与回逆不同，发逆本系良民，一经改悔，各有籍贯可归，或编入营伍；回逆本系异类，不读孔孟之遗书，不知国家之正朔，自成一教，与汉民冰炭不相能。”他认为，太平军和捻军原本是良民，只要改悔，就可以重新融入社会；但回民则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与汉民格格不入。

后来主政陕甘的左宗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回患与发捻异，长发薙头，捻贼弃马械即与常人无异，故战胜后即可解散安抚，以速戎机；回则习俗既殊，形貌又别于汉民，与之构衅既深，见则必杀，良回虑解后无策自全，匪回则以此劫持其党，得以自固。”

从那些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到高高在上的官员，他们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起义的回民和那些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平军、捻军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这种认识深深影响了他们后来处理事情的政策和方针。

2 、左宗棠的选择——汉回分置

左宗棠在多份文书中坦率地指出，“起衅之故，实由汉民”。这种相对客观的见解让他在处理汉绅的意见时表现得更为谨慎。面对汉绅们频繁上书要求仇视、驱逐、甚至杀害回民的请求，左宗棠不无批评地回应：

“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尽杀’乃止，併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他清楚地意识到汉绅们主张剿灭回民的想法，但对此并不认同：

“惟秦人议论，往往不可尽据。即如汉回争哄，致成浩劫。力主剿洗，万口一声，生心害政，实由吠影吠声致然，虽贤知之士，亦有不免。非兼听并观，折衷至是，不能平其政，祛其弊也。”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当平凉公局绅耆韩尚德等人上书请求将投降的回民安置到远方以示警告时，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原禀称须安插远方，以示畏儆，不思回民籍本陕甘，陕甘汉民不能与之相安，远方之民独相安无事乎？…自古驭夷之道，服则怀之，贰则讨之。即内地兵事，剿与抚亦断无偏废之理，何得异议横生，以势不两立等语居然冒渎。”

左宗棠看似对回民起义的原因有着较为客观的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中，他所划定的抚局及善后基本原则，实质上仍旧是将传统的夷夏之防运用在治回政策中。说白了，他的策略和那些绅耆们的意见并无二致。

在重新安置回民的计划上，左宗棠为了避免将来再发生回汉冲突，有意将回族和汉族分开安置。实际上，绝大多数需要安置的回民都来自陕西，而他所制定的首要原则便是不允许他们回归原籍，而是要另寻他处安置。

左宗棠在考虑安置地点时，目光转向了平凉府境内，他看中了那里的化平川，认为那里土地广阔、水源甘甜、土壤肥沃。他计划将回民分散安置在平凉的大汊河、华亭的十二堡、秦安的龙山镇等地。但随着回民人数的增多，原先的安置地点也开始显得拥挤，于是又开始考虑将他们分散到静宁、隆德等地。

他挑选的这些地方，大多是山高沟深、人迹罕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汉、回无仇，汉民较少，荒地较多”。这些地方包括了平凉的谢家庄、姚家庄、张家庄、曹家庄，会宁的姚王家，曲家口，静宁州隆德县的王家下堡、刘戴家山，以及安定的刘家沟、石家坪、好地掌等地。这些地方无一不是“水草不乏、川原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最终成为了受抚陕西回民最主要的安置地。

左宗棠毫不掩饰他分隔汉、回的意图，他在文牍中明确指出：“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

3 、陕西回民西迁

作为朝廷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的使命是巩固清廷的统治，因此他毫不掩饰地强调了这一举措背后的深层含义：“暗寓徙戎之意，方可以规久远而免后患。”这句话透露出他对于维护朝廷稳定的坚定决心，以及通过地理上的分隔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动乱。

经过十余年的动荡，回民在清代官员和文人主导的政治文化架构中的地位和处境似乎并未有所改变。左宗棠在处理善后事宜时，不仅将汉、回两族分隔开来，还特别注意到了回民内部的差异和矛盾，这些都是他在安置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左宗棠曾明确指出：“又此次安插回民，有籍隶陕西者，有籍隶甘肃者，当其并力抗拒官军，固无分彼此之分也，一旦缴马模就抚，还为齐民，则甫被新恩，旋寻旧怨，不但陕回与甘回气类攸分，即陕回与陕回、甘回与甘回，亦有不能并域而居者。”这表明，即便是在回民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矛盾，这些都需要在安置时予以考虑。

实际上，那些被安置在平凉府属各地的陕西回民，原本就是被视为应该迁移的“客回”，他们是从灵州、西宁等地的甘肃回民聚居区被押送而来的。

在西宁地区，左宗棠的安置计划可谓是大手笔。他下令将当地的陕回人口，包括壮丁、老弱、妇女，合计超过两万人，分批押送到平凉、秦安、清水等地进行安置。这一行动，据说是为了解决西宁境内所谓的“客回羼杂之患”，让西宁从此摆脱了这些“外来者”的困扰。

而在固原地区，情况也差不多。自陕西肃清，金积扫荡之后，固原的东西山区也逐渐平定。那些曾经在动乱中猖獗一时的回民，许多人逃到了这里，以逃避追捕和杀戮。左宗棠认为，这些“客回”也是需要迁移的对象。

除了陕西的回民外，甘肃的回民数量虽不多，但也被纳入了安置计划，他们被安置在了安定的刘家沟。

经过这一系列的安置行动，原本人口已接近百万的陕西回民，在陕甘回民起义之后，除了西安城中的土著两三万人外，其余的几乎都被迫西行，远离了自己的家园。

4 、对于迁徙回民的安置和防范

左宗棠在安置回民这件事上，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不仅为他们建造了城垣，还发放了牛种，这些举措让他在西北回民中赢得了“左阿浑”的称号。尽管这个名号听起来有点戏谑，但他的工作总体上还是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回民们习惯性地用“左宫保”来称呼他，称赞他在安民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如发给回民土地、口粮、农具和牛等。

河湟地区的回民甚至流传着一句谚语：“左宫保的章程劈两半”，意思是说左宗棠办事公正，深得回民之心。平心而论，这些曾经身处战乱中的回民农民，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在宗教意识和政治认同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与清代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远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善后”工作的核心，是将回民从起义状态转变为臣服于帝国的民众状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官方在统治上需要抛弃成见，重新强调“只分良匪，不分汉回”的原则，对受抚的回汉民众一视同仁。

当时的左宗棠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他通过处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件，向西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和汉回民众清晰地传达了他的原则和立场。同治十年（ 1871 年）三月，在灵州发生了一起令人愤慨的事件，当地的“痞棍”——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汉族的恶绅吕廷桂和苗维新，趁机敲诈已经投降的回民。他们还捏造了一份所谓的地方绅士公禀，请求总统老湘全军道员刘锦棠派兵进行所谓的“抄洗”。

这两个人还故技重施，向回民散播谣言，说什么“官军虽然暂时安抚你们，但将来会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这种话让一些无知的回民感到恐慌和疑虑。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官府爱回民，不爱汉民”，这种荒谬的言论，实在是让人愤怒至极。

当这件事上报给左宗棠后，他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吕廷桂就地正法，以此向所有人展示他的决心和警示。同时，他还对暂统老湘全军的提督萧章开进行了责备，并将苗维新押回营中进行审讯和惩处。

左宗棠积极地打击战后的地方汉族主义，力求从根本上杜绝因地方统治不当而再次引发的祸端。他明确表示：“如果有汉民借机报复，我已命令府县随时进行惩处，绝不会让他们继续这种恶习，从而引发新的争端。”

同治十年五月，宁夏、宁朔、平罗三县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件。当地官军根据受害汉民的指认，点验并查获了 457 名曾经参与起义的回民，结果这些回民被“即行正法”。朝廷在上谕中对主导此事的金顺等人进行了表彰，但同时也警觉到了其中可能引发的族群报复和矛盾激化的风险。

因此，上谕中特别强调：“惟附近汉民亦不得有意寻仇，致成衅隙，本日明降谕旨一道，着张曜刊刻謄黄，遍行晓谕，俾汉回永远相安，以副朝廷一视同仁至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朝廷不希望汉民借此机会寻仇，导致矛盾激化，而是要求通过广泛宣传，让汉回两族能够长久和平共处，体现出朝廷对所有民族的平等看待。

上谕还提到：“地方官吏遇有汉回事务尤当持平办理，不可稍有偏祖，以昭公允而弭衅端。”这是对地方官员的要求，要他们在处理汉回事务时保持公正，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以此来彰显公平正义，消除争端。

这些举措对于恢复地方的统治秩序，促进社会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5 、迁来关中的外地汉人

清军在西北的善后措施，可不是只针对回民的。实际上，一些地区的汉民也成了迁移安置的对象。陕西的回民被迁移安置后，他们留下的土地，官方可是没闲着，重新分配给了其他人，而这次分配的对象，主要是汉民。

这其中，有本地的汉民，也有从外地来的“客户”。但有趣的是，本地汉民分占的“叛产”数量远远少于那些外地客户。原因嘛，首先得说说，一般汉民对回民的恐惧，他们担心回民哪天突然回来，要收回自己的土地。至于那些敢于大量占地的，多半是些地方豪强，他们可不怕这些。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人口大量减少，许多地方变得人烟稀少，土地广阔。关中的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自然也就没那么迫切了。

再来看看这些外地的客户，其中大部分都是湖北人。这和杨岳斌部下多楚勇，左宗棠、刘松山所率的老湘军，以及宁夏之战结束后刘锦棠新募的楚勇，还有主陕甘战事者多湖湘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客户中还有来自河南和山东的人，这与胜保、多隆阿军中相当一部分士兵都从镇压捻军积累军功并力战陕甘有关。迁来关中的甘肃庆阳人也是客户的一部分。

回民西迁的浪潮中，一些湖北和陕西商洛的汉民，似乎嗅到了机遇，他们自发地涌向渭城地区，开始了垦荒种地的生活。同治六年（ 1867 年），回民军东进的脚步让官府感到了压力，不得不采取武装垦殖的策略，将甘肃的难民组织起来，既是农民又是战士，一边耕种，一边保卫自己的土地。

在这之前，回民军在陕甘交界地区打起了游击战，庆阳府的宁州、合水、环县等地都遭受了重创。战火之后，又逢荒年，无数人流离失所，形成了十数万的流民潮。

清军进入甘肃，开始收抚这些流民，同时清洗土匪，维护地方治安。他们陆续将流民集中起来，同治七、八年（ 1868 - 1869 ），这些流民被迁往陕西，安置在咸阳、泾阳、高陵三县——这些地方的回民已经迁走，留下了大片土地等待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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