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笑忆人生苦难·再现溪光过往

平凡

92岁的插树花永梅老人自嘲专干些“金仔活“（孩子做的事），回忆起她一生的艰苦岁月，如讲别人家的故事般轻松，谈吐清晰、记忆犹新、侃侃而谈，她说：“人的一生讨生活蛮坏过（挺不容易），想要日子过得没有欠债，厝内（家里）吃的、用的都能满到、安心没那么便（容易）。一起来听听她的苦难趣事吧，她的人生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溪光的过往，涉及到一件件溪光的人事物，再现了溪光历史的昨天。

王永梅，1933年出生于时下福建省福鼎县前岐镇下一个名叫王桐小山村的地主家庭里。含着金钥匙出生却没有享受到优厚富足的地主生活待遇，她人生的前七十年历经坎坷、尝尽苦头，用她的话（闽南话方言）说：我早年多冤亲（冤屈）说不来了，苦险苦、难险难（苦极了）。事情一出又一出，在娘家苦，到夫家难，两边都没好过，金仔一大班（四男六女），吃不饱穿不暖，皇天没地叫，多么劫果（艰难困苦）都没人晓得。

她19岁时（1951年）嫁到溪光下厝李孔义家。1952年，溪光开始土改运动，土改工作组根据评级分配田地、房产、财产，有地主、资方、富农、手工业、贫下中农、雇农等身份，如上一代或家底富有的、做生意的、烧矾的、田产多的，都是土改对象。因此，顶厝朝钦公，家财富有，又是当时有名的矾头家，矾窑在曲樟潭湾，被评为地主，他的老厝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的无房户。其实溪光的地主不是书里写的欺压老百姓的地主恶霸剥削阶层，是靠自己勤劳节俭，田产租金、做生意致富的。清末民国到解放前后，溪光是重要的明矾产地，从曲樟潭到礼拜堂沿水渠一路而下都是窑子（明矾厂），李孔义16岁（1947年）就去矾窑当挑工，干完矾活就和他小弟弟李若求一起去矾窑沙埕尾捡废矾沙里的砂砾（还含有少量的明矾），他父亲在自家房子旁边搭起灶台架上锅，把他们捡回来的砂砾烧溶成矾浆水，又挖了土窟做明矾结晶桶，由于直接从别人不要的半成品开始溶矾无需经采矿石、煅烧、风化等费时的前道工序，不用什么成本，也能产出晶莹剔透的明矾，慢慢积累越烧越多，一家人觉得挺有意思，就这样自己烧了一年多，他父亲觉得有利可图想扩大规模，可是没有资本，于是找她欧厝的舅公合股，烧大锅把它做大，那时还没有灵矾公路（1957年通车），下厝对面有一座山岗子，就在这个山岗开了几口大锅，挖起了大矾桶间做明矾结晶池，形成了小规模矾窑。可是没烧多久遇上土改，谁家是地主、谁家是富农，谁家是中农，他父亲被定为资方（资方是指有投资做买卖非靠农业收入，资产达到一定金额的工场主），他父亲觉得就搞几个砂砾烧烧怎么变成资方，不合理，他不要无理地定为资方，有人说他父亲资方不要就给他儿子兼吧，当时根本不懂这身份给后来职业生涯带来各方面的不公平待遇。

1955年，他的窑子被并入公私合营，后来溪光所有矾窑并到矾山平阳矾矿，原八条工场矾窑的工人正式编入成为矾矿职工，不想去矾山继续当工人又接近达到退休年龄（50周岁）就办退休，有适龄孩子就顶替父亲一个名额，孩子还没达到年龄（19岁）等到长大再“顶工人“，那时当矾矿工人相当吃香，等于拿到了铁饭碗吃国家口粮成了居民户。正身强力壮的李孔义就去矾山继续当工人，这土改定下来的身份就像摘不掉的帽子，给孔义的生活和就业带来很大的麻烦。那时正式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七十多，他只能拿三十多，提干加工资也没他的份；生病了，别人都可以补助报销，他什么都没有，向矾厂借钱也借不到，生活必需品的购物票也被取消，还分派最差最难干的矾活给他做。这身份到七几年才平反，由于孔义人高马大，渗沙、挑担力气大、做人实在、干活勤快，任劳任怨，技术过硬，获得大家的认可，受到矾矿领导看重，慢慢恢复了和正式工人一样的待遇，且看他的家里有十个孩子，生活极其艰苦，确实也够不上资方的条件，才撤销了这个身份认定，情况慢慢好转，领导想提拔时他身体开始不行了，拖着病体干到退休，由第三儿子顶替他的工人职位。

再说说她的遭遇，1951年，她和孔义结婚带来一点嫁妆，被拿去投入到合股窑子买柴草了。由于在娘家，爷爷（前岐王桐人）是正宗的地主，父亲自然就是地主儿子。刚结婚不久的她作为地主后代的孙女即使出嫁也躲不过，被叫回去接受改造，那时定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没有公诉的机会。地主的家庭成员被叫地主狗、地主婆，家里几口人被叫几只狗，被批斗得抬不起头。当时和她一起改造的有十几人，有点文化的抄写土地证，不识字的就安排打扫卫生、烧饭、种地等苦力劳动。她读到小学毕业算是女性中的文化人，被分配在土改组办公室写土地证，那时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害喜很厉害，根本吃不下饭。被恐吓地主狗有什么资格叫苦，必须写，完不成任务回不了家；还不能写错字，错一个罚3元，那时干一天活才几角银，挑一趟工只有几分钱，3元是什么概念。她看着堆满房间的土地证，心里直打鼓，这是往死里整啊！净吃些黄黄的芥菜茎叶、番薯丝，吃不饱，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还不准回夫家。为了不被扣钱，她只好老老实实硬着头皮一笔一画认真写，果然没写错一个字，还被表扬字写得很正楷，整整抄了三个月，到孩子快出生才回家。

娘家这边，虽然爷爷是地主（一年收租几百担，有很多田产、房产、佣人），她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居然自愿放弃富有的产业，被她爷爷（天主教不拜祖宗，不讲家族根基香火延续，亲人死了也不哭）排除家业继承权，把所有产业交给她小叔，只分给他一些没水的稻田、贫瘠的山地和几间住房。她从小生活也是很苦，她母亲说女孩不能打扮太漂亮，专做些黑色上衣、素色粗布裤子，让她穿得很朴素（教义里认为女孩打扮太漂亮会引来男人的野心-犯邪淫，走上犯罪之路）。在当时重男轻女和生活困苦的年代，女孩根本没机会进学堂，她是极少这么幸运有条件读书的女孩子，就是一直被同学欺负（因信主有些生活方式和常人不同）哪有心学习。她小学毕业前去前岐镇中心校参加毕业考试，穿一条由她母亲手工缝制的连衣裙（布料是她阿太留下来的上等绸缎），由于线头没打紧，还没走出王桐，她的裙子开裂，对于一个女孩要命啊，她心灵受到极大的耻辱，考试也没参加就不愿继续上学了，对外只能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读不起来，其中的苦楚只有她自己清楚。即便如此，都没有击倒她笑对人生的勇气。没有她爷爷的产业支持，家里一贫如洗，他父亲只好向厝边借钱度日，向这家杀猪的借几元，向那家种烟户烟叶卖了借几元，也总能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停学后，她就跟着母亲一起织布染布，自己织土布、自己染、自己缝制衣服，成为一家老实、自产自足的小农户。

1958年人民公社化，溪光生产大队开始合办食堂。顶溪光食堂办在顶厝庄孝喜家，下溪光食堂在礼拜堂，礼拜堂的教会被解散，很多圣经诗歌堆在乡管所（溪岗乡人民政府）门口焚烧，教堂除做下溪光食堂，正堂用来做小学教室（二、三年级一个班、四、五年级一个班），高年级孩子上午上课，下午去生产队捡麦穗、捡稻穗。48、49、50年出生的孩子在这里上过学，因为一个调皮的孩子和国汉老师打架全班被停课，后来这个班的孩子跳级直接跟四年级班上。公私合营后八条矾厂总食堂在新窑李新珪的家属住房区（评为工商业地主，其女儿李彩凤一家十一口人被迫赶走），生产队按工分买一天的伙食，那时每家每户不管男女都要出去参加劳动，病老者都靠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赚取的工分换回口粮。有做有吃，没做没吃，做不好拿不到多少工分同样换不到多少吃。

她没干过农活，连锄头都拿不好，别人站在畦垄边翻地，翻完往后退，她站在上面往前走，等于翻松好的地方又被她踩平了，被一班渣某（女人）大笑。有时分派拔草，她为干活轻松点，就做了一个稻草垫坐着慢慢拔，人家拔完一块地了，她才拔一垅，最后拿到的工分可想而知了。因为读过书，有人提议既然农活干不来就去记账吧，队里安排她给社员记工分，当天记录的工分还要按三七分换算，农户根据她算好的工分换取当天吃的口粮（番薯、芥菜、带柳丝、咸鱼）和生产队收成回来的作物（如麦子、菜籽、粮食）。她白天干事，晚上要学打算盘，加上已有三个孩子才几岁都还小，填不饱肚子，心里乱糟糟，根本没心思学打算盘，这记工分的工作还是干不成怎么办。这时土改时的资方、地主身份家庭又被拿出来说事，李孔义白天干矾活，晚上接受学习改造，食堂里到处贴着大字报，谁是老虎、谁是老鼠，谁是大青虫。矾厂工人的伙食比生产队的食堂好，有米饭、馒头、带鱼。她拿着丈夫的饭票去矾厂食堂打饭菜，在排队时看着这些大字报，她觉得很好笑。有人就打报告她菜都忘了打，站在那里发笑。那天丈夫干完矾活被叫去批斗十一点才回来，回来后叫她再去接受思想教育。

说到顶厝食堂，那时欧阳亦欢做管理，吴守顺是炊事员，石嫂（溪光哑巴敏蚕的母亲）当帮工，供销社有新品如海鲜分配到，有病人或月子人的家庭有优待。住下厝的她生老四坐月子，听到顶厝石嫂喊：“下厝有一个坐月子的，咸童子（腌制的梅子鱼）给她家多买一条喽”。那时上级还下达各种任务，如烧灶砊畚（就是草皮耙来放在灶里烧，柴草和草皮的火力烧饭，又土烧透和草木灰就可以用来做畚，一举两得。烧火的人要不断地翻两边土层，等土灰烧熟了铲出来，送去生产队做肥料，灶砊畚一年要求烧出多少斤。）、洗铁沙（因大炼钢铁需要，发动社员去溪里洗铁沙，要求每家每户洗多少），一个任务下来，大家就要积极响应，不做就没饭吃。

　　在《那时溪光很风光》里的一张溪光幼儿园照片终于有了“证人“，终于明白一个小山村，那么早就实行幼儿学前教育，比大城市还先进。原来是青年男女都在外面参加劳动，家里的孩子没人照顾，溪光大队部统一办了幼儿园，由专人看管，老师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认简单的汉字和算术。那时还办了托儿所，几个月到两岁内还在吃奶、不会说活、刚学走路的婴幼儿，由老人来照顾。她婆婆（地方人叫老矮婶、老矮婆）和三婶当时都在托儿所照顾过溪光的小小孩，她们也实行工分制，可以领到饭票。那时幼儿园老师是门头底李若贵妻子秋菊，由于孩子太多教不过来，正好缺人，生产队干部就安排她教幼儿班。她自嘲自己都需要再教育，哪有什么书让孩子读，那时女子有读过几年书真就不一样，没想到这时派上用场，还教挺长时间直到溪光幼儿园取消办学。顶溪光到路亭那排屋的一班孩子如李敏狮、李敏象兄弟，她都带过。

1965年文革开始，同时实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打倒牛鬼蛇神，拆宫拆庙各种宗教场所统统清理，这地主身份继续影响她大儿子李敏坚的学业，小学快毕业最后半学期， 去学校老师突然不让他读书。老师解释说：‘’溪光某某人拔（举报）你家外祖父是地主，不能上学，形势如此，不让读就不让读，老师也没办法“。就这样她大儿子只好辍学，小学都没毕业。她说那时候很严，红卫兵随时抄田产/恶霸地主家，革委会让大家提意见，自由表达，不会受处罚，那都是假的。定了身份的家庭时刻被盯哨似的，一句话、一个小举动都被监视着，明里说让你提意见、言论自由，不会受牵连都是假的，报复马上就到，立刻抓去批斗，有人练字抄写《增广贤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父子五人被抓起来，用绳子手捆手，纸糊的酒抽帽戴在他们头上，胸前挂着牌子拉出来游街顶溪光到下溪光，大字报到处贴，在以前碾米厂的大埕（顶窑边）批斗，那时溪光的民兵连（由溪光青少年男女自愿报名组成的民兵队）还要保护红卫兵批斗现场维持秩序。这个期间，溪光的个别人都受牵连，高中毕业（那时高中毕业学历很高了，都能安排一份政府部门正式职业）又在部队当过兵，也被某某人举报他外祖父是工商业地主，上军校名额硬被取消，父亲的工人名额也被别人顶替，只好自谋生路，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到后来拨乱反正期，经过调查，她父亲很早就与地主爷爷脱离关系，没有获得过地主产业，一点土地靠自己种没有雇人，还从她父亲一本帐册上查出她家庭是欠债度日，上面记录着每笔钱的借款时间、借款人、还钱日期，还有未还的大部分债务。调查工作组又按照上面的借款人当面求证，真相大白，她家根本算不上地主，因织布、染布没有参与买卖，地自己种，改为手工业身份，最终洗清她娘家的地主身份。为了在夫家同时摘帽，她又跑回娘家向当地委员会打证明，她在夫家的地主身份才得以解脱。

总之，这二十年俩夫妻的身份，那边是地主，这边是资方，折腾得没条没直（没完没了）。红造和司总打起来那个时期，洋油舀不到、带鱼买不到，布票也没有，没有肥皂洗衣服都去龟岭她姐姐家拿茶籽糠（茶籽榨油后剩下的渣），随着孩子们相继出生，吃不饱，经常饿肚子，一件衣服从全新的穿到破烂，补了又补成了百块补丁。她说：一个当家人，祖宗没家伙（家业）留给咱们，起家就难了，金仔比别人多几倍，加上一件接一件的阿渣事。被妯娌看不起，向干部的亲戚求情，如果丈夫要派去当兵，看在孩子这么多的分上，向上级通融一下免去当兵义务，她不想让丈夫去当兵，那亲戚当场打冷笑呵斥道：“你这地主身份有什么资格提条件，还想当兵？谁要你丈夫哦，皮都不要（不要脸）。”公粮买不到，全靠吃私粮，债台就是这样一笔一笔筑起来，到后来真的没办法要不是去灵溪找事做，生活怎么过下去，去灵溪后日子才慢慢好起来，还清了债务。

问到当了一段溪光幼儿园老师怎么没弄个正式工，秋菊后来有养老金拿，您怎么就没有。她笑呵呵道，如果去申请应该是有的，那一二十年被整怕了，像新妇儿（童养媳）一样，人都蔫了，看见官惊（怕）得要死，见到乡长就躲，咱也不去要求别人，麻烦人家。现在有一个月三百多的老人金领，还有矾矿工人的家属抚恤金可以拿，也被关照到了，知足了。

　　几十年的艰苦岁月不管是生活的磨难还是精神的折磨，都没有击垮她勇敢面对困难的信心。积极乐观的态度，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苦中作乐，幽默自我安慰。她说：“人总不能老掉眼泪，哭有什么用呢，又解决不了问题，我看别人没事想起来冤亲（委屈）就哭，我从来不哭，还不如找点事做，办法总会有的，心想开点。“说起夫妻俩的搞笑段子，她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欢笑，最困难时期，孩子刚出生三天，没东西吃，饿得不行，丈夫干矾活还没回家，坐月子又出不了房门，想着哭也哭不来吃的，她是基督教徒，喜欢唱诗歌（圣经歌曲），实在没办法，只好自找乐子，朗读《圣经》，拿出二胡拉起来，唱起诗歌，沉浸在圣歌里就忘记了饥饿。丈夫下班回来，问她：“怎么这么高兴，吃饱啦？远远就听见房间里有歌声，弦拉起来。一定是填饱肚子了。”她偷笑着回答:"哪有什么吃的，肚子饿得快贴到背了，诗歌当饭吃哦！”丈夫不信，进厨房掀开锅盖灶台冷冰冰，碗橱空空的，可以在里面翻跟头了。返回房间反问道：“你真的没吃，马铃薯吃吗？”她乐呵道：“在哪？有还不拿来！”“你等着我去地里挖些回来煮”。不一会儿，丈夫提着一篮鸡蛋大小的马铃薯，洗好马上上锅，很快就烧熟了。她吃得正香，她三婆（其实是她三婶，早期亲属称呼跟孩子叫）过来，看她在吃马铃薯，吃惊地喊道：“月内人不能吃马铃薯不好哦！吃番薯丝喽，怎么可以吃马铃薯呢。”她打圆场道：“三婆，我吃腻了番薯丝现在真吃不下，想换换口味。”即使没得吃她也要给人一种富足的感觉，不把自己的艰难留下一种日子过得很苦的印象。同一个场景，别人看到传出去：白饭不吃、吃番薯，和没东西才吃番薯是完全不同意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总能把自己的苦说得巧妙美好，劝慰别人要开心，放宽心。

　　说到计划生育，她的孩子们正遇上了，她幽默地嘲笑道：“那时可严了，老婆身体太差的，就老公去，总之夫妻两个总得一个去，男人结扎会影响身体，一般都是女人去。该结扎的人是她呀，无限制地生，一生十个，我的孩子她们才生一两个孩子就不让生就要求叫去结扎上环。时代不同了，政策在变，没办法都欣然接受呗。”

老人一生吃过的苦，在她身上没有留下半点忧伤、委屈和抱怨，不恨谁不怪谁，也没怪命运不公，她总是坦然自若，从容以对。言谈举止得体、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思路清晰，一件一件事表述清楚，涉及到的人物、名字、事件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还是一个人生活，不用子女陪伴，其乐无穷，还有去灵溪的十几年奇妙创业故事，再另行说吧，她堪称溪光传奇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