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濮人与千年农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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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濮人源于“元谋猿人”

根据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得知：“元谋猿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以前，比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还要早；1961年云南省考古专家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发现了人类旧石器时代遗址，后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鉴定认为：这是距今约８０万年的人类旧石器时代遗址；1960年云南丽江木家桥发现距今15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旧石器人类遗骸；2003年7-9月，云南省考古人员在位于珠江源头的宜良九乡风景名胜区内，发现了张口洞遗址。经考古发掘，这里出土了10件古人类化石，其中1颗镶嵌在地层中的牙齿化石距今约11万年；2006年3月25日，云南省考古员在富源发现了距今３万至１０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２４００多件遗存，其中大量遗存具有同时代欧洲莫斯特文化典型特征（莫斯特为法国的一个地名，因发现大量旧石器中期精美石制品而得名）；贵黔西沙井观音洞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其早于“北京人”的时代。贵州“桐梓人”也是比“北京猿人”进步的早期古人，四川“资阳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吴金鼎等人撰写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也表明古夷人在点苍山麓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1973年至1977云南考古专家在昆明呈贡龙潭山发现了早在三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昆明人”，提出了“昆明人”在旧石器时代便生息在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上的结论。

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距今12000年至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古夷文陶符，可用彝文破译。从以上考古结果中不难发现西南地区人类活动的连续性，正如中国著名的人类学考古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先生在其1978年发表的《中国大陆上远古居民》

（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所说的“我国西南广大地区，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西南古夷人是真正的西南土著人。

《彝族人类历史》中的记载，远古夷人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他们最初生活在南中地区，其中尼和能两个部落，在远古时，企图从今洱海地区向北发展，但遇滚滚“沙那依麽”（指金沙江），只能沿江而上，从“沙那依麽”上游进入雅砻江、大渡河地区，来到了“旄牛徼外”，并向泯山东麓发展。在距今约一万年的时期，部分古西南夷人北上陕、甘、青、藏和进入了中原地区，成为了后来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迄今具有5000至6000多年历史的青海河湟地区和更早的仰韶新石器文明是古西南夷人、古西域人、古北方人、古中原人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彝族简史》中认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的河湟一带的羌人迁徙而来。”但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宁夏回族自、台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984（4））中得知：河湟一带最早的马家窑文物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又从《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从书》（文物出版社）得知：仰韶文化最早年代距今有5000-7000年的；而按《彝族人类起源》记载西南古夷人进入该地区远远早于这个时期。而且，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发现了距今1.2万年至1万年前的古夷文。（古彝文）陶符；属于仰韶文化型的西安半坡村出土的50个刻画文字，有22个字可用今天的彝文辨释，占总字数44%。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一起作了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今天的彝文的形义相同。

农耕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阶段向农业文明转变的历程。农耕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承载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农耕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此之前，人类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过着游牧的生活。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人口的增长，人们逐渐发现了一种更加可靠的生存方式——农耕。农耕文化的发展就是从此开始的。

　　最早的农耕文化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人们开始选择适合种植作物的土地，研究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并开发出一系列的农耕工具，如犁、耙、镰刀等。这些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让人们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实现了对生活的自主掌控。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农耕文化的兴起催生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古代埃及。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泥沙养育了肥沃的农田，发展了高度集中的农业经济。他们掌握了灌溉技术，建造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使农田得到了充分的水源供应，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同时，埃及人还研究出了一套完善的农业管理制度，确保了农田的可持续利用。

在中国，农耕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约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开始进行农耕生产。他们选择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河滩地，利用河水的滋润和泥沙的肥沃，开垦出了大片的农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种植了小麦、稻米等粮食作物，为后来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

农耕文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形成了稳定的定居点，逐渐形成了村落和城市。农耕文化也催生了农业神话和宗教信仰，人们将农作物的生长和丰收与神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文化不断演变和发展。人们不断改进农耕技术，引进新的农作物，推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农耕文化也逐渐与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业文明。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农耕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农耕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农耕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需要我们的重视和保护。

农耕文化的发展史见证了人类社会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它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农耕文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农耕文化，保护农业遗产，让农耕文化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农耕文化的内涵：

“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农耕文化曾经覆盖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那么，农耕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概括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

一、应时：

农业生产联系最直接的是时间与节气。在中国古代，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的。

夏代的历日制度《夏小正》中，已把天象、物候、气象和相应的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便于民间掌握。后来，又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人们依节气安排农事活动。直到今天，节气依然是人们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依据。农业生产，本就是一种根据节气、物候、气象等条件而进行的具有强烈季节性特征的劳作活动，其时间性是很强的。因此，顺天应时是几千年人们恪守的准则，“不违农时”是世代农民心中的“圣经”。“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得时之和，适地之宜”。应时，体现了前人对自然规律的重视。

二、取宜：

取宜主要是对“地”来说的，即适宜、适合。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把“三宜”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种庄稼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取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我们的祖先在农事活动中很早就懂得了“取宜”的原则，周祖农耕文化中的“相地之宜”和“相其阴阳”理念，就是“取宜”的实践经验总结，在指导人们认识自然和从事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守则：

则，即准则、规范、秩序，它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实践原则。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蕴含着“以农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荣、以礼为重”等许多优秀的文化品格。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对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崇尚和谐、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勇于创新等优良品质的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和谐：

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与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就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是农耕文化的核心理念。

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人类与家养动物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人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之一，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进程。

六畜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人们希望年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六畜已溶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如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包含六畜。古人甚至把六畜定为过年的日期。如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是人日。六畜在中国传统中已凝固成文化符号之一，深入人心。

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逐步进入了定居农业文化时代。畜牧业中的六畜逐步齐备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六畜中的猪、狗、羊、鸡等率先发展起来，加上农业的发展，使人类逐步摆脱游猎状态实现定居，过上比较安定生活。新石器时代许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猪、狗、羊、鸡等遗存。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标志着东亚新石器文化的顶峰。正是六畜中的猪、狗、羊、鸡等养殖率先发展起来，让人们过上了安逸生活。如传说中美好的尧舜时期。猪可以说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如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玉猪龙；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有大型玉猪等。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六畜开始得到了全面发展。六畜的功用也开始多样化，从提供肉食来源，到成为人类劳作，运输、战争等的帮手。特别是是六畜中的马和牛，经过人们的驯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逐步发展成为战争、交通等的重要工具，受到高度重视。如周朝专门为马设官职，配人员，负责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繁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马政制度。

牛逐步发展成为运输和农耕等的重要帮手。如《周易·系辞下》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礼记·曲礼下》曰：“诸侯无故不杀牛。”又《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随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东亚社会复杂化；加上农业和六畜的持续发展，中国出现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朝。黄帝金戈铁马，蚩尤铜头铁额，两军交战，血流漂杵。炎黄之战，干戈碎玉帛，象征玉帛古国进入王国乃至帝国时代。商周时代牛、羊、马常用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大夫无故不杀羊”。

六畜在传统文化中已深入生活方方面面。六畜冠名于姓氏、山河、人物等；历代以六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浩若烟海。如历代中文姓名中有六畜：牛、马、羊，猪、鸡、狗的数不胜数。姓氏大多形成于春秋战国以后，《百家姓》中有马、牛、羊，还有司马，巫马、羊舌、公羊等复姓。山河、人物、文学作品中以六畜冠名的更是不胜枚举。

六畜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因其功用不同，重要性也随着变化。如猪在新石器时代非常重要且神圣。夏、商、周青铜时代因劳作，战争需要，马、牛显得更重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入帝国时代，随着牛耕的发展，牛显得更重要。汉民族图腾龙最初包含猪形象，新石器时代没有比猪更重要的家畜。

中国农耕文化传承的是精神和价值

是“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理念。

不要把人和自然割裂，不要对自然一味地征服、一味地开发、一味地掠夺。大自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们的贪欲。要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也是知识之源，千万要善待，绝不可忘记。

我们应该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重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保护文化的源头和母本。

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在发展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借鉴和汲取农耕文化的理念，保护传统民俗、传统民居和地方特色文化，弘扬鲜明的地域文化，传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人文精神，维系生产生态生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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