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医的“按图索骥”

四逆

说中医的“按图索骥”

​ 中医在当今医疗界中绝对不是主流医学。然而中医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他存在的道理。

​ 目前对中医的诟病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中医。为啥我这个科班出身的中医也诟病中医呢？就是因为我同学五年的中医本科读下来，虽然我以优异（曾考过年级第二名）毕业，但是并不会用中医看病。曾经跟过几个老师也没跟出个名堂来。看他们看病也是血压高了就用“镇肝熄风汤”，出汗了就用“玉屏风散”，面瘫了就上“牵正散”，如此等等，基本上也都是“套方医”。很少能见到中医倡导“辨证论治”在实战中是如何落实的。

说起来了“辨证论治”一下子又把我带入了“玄学”境界。

如何辨证论治？“观其脉证，随症施治”，所以也就有了十个中医九个方的尴尬局面。就本次疫情来说，几个国医大师对其发病机制认知也是各云其是。我们不会“辨证论治”，莫非国医大师也不会吗？所以中医也就有了“各家学说”的说法。我们就权且理解成是“杀猪杀屁股，啥师傅啥传授”吧。所以这就麻烦了。因为目前中医教育是学院派为主，师承教育就流于形式。流派的传承也就断流了。

​ 然而中医真的如此不堪吗？其实也不是，中医目前可以说是黄金和泥沙混杂，精髓和糟粕混杂。就看自己能否找到门径不俗窟了。

毕竟中医科班毕业，虽然毕业后大部分精力是在学习现代医学，然而几十年来对中医仍然是念念不忘。十多年前偶尔淘的的余国俊老师的《中医师承实录》，遂爱不释手。其中讲解的“金沸草散”、“喉科六味汤”、虚人感冒要选择“柴胡桂枝汤”，我验之于临床也确实卓有疗效。然而此时似乎又不用辨证论治了。因为余老师承蒙江尔逊大师的教诲，讲“方证相应”观。而此观念似乎和中医精髓的辨证论治相违背。大有“按图索骥”的感觉。所以此时我的中医思想就又混乱了。

再后来听冯世纶大师讲课，讲的也是“方证相应”。再后来接触到了肖相如博士，亲聆肖老师教诲，谈的依然是“方证相应”是中医的最高境界。肖老师说：在没有合适的“方证相应”可用时再去“观其脉证，随症施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辨证论治不重要，而是我们大部分人压根就是不精通中医原理灵魂的俗人，所以很难学会辩证论治。因此大部分辨证论治也就只不过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罢了。

​ 中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私下认为中医理论的根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清楚，有严重断档。也就是说中医组方指导原则这一重要“典籍”丢失了。所以说也就不知道了“经方”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知道“所以然”所以就做不到“守正”，没有“守正”何来“创新”？

古文献《辅行诀》的出现也许可以解开古方的组方原理。可惜的是没几个人读的懂《辅行诀》，更别谈如何去指导临床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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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方的组方原理好难理解的。比如说《金匮要略》中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方子叫做“三物黄芩汤”。原方组成是黄芩一两，苦参二两，地黄四两。该方组方很少有人去解释。方中重用的是“地黄”，然而名字却是“三物黄芩汤”，说明黄芩是主药。这和仲景的其他组方命名原则不一致。以方测证，该方子应该是滋阴清热的，书中明确记载是治疗“手足烦热”。手足烦热是什么病不得而知。但是临床经常遇到手足烦热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如何解决？如何辩证？我试着自己辩证治过，几乎无效。

​ 前几天看余国俊老师讲解“三物黄芩汤”治疗手足烦热很受启发，那就是不去辩证直接用，遇到“手足烦热”的就直接用，不去辩证。学到啥就会遇到啥，宋柏杉老师说这是“召感”。前几天一个老年朋友电话垂询，说是全身燥热得不行，光想躺到凉地上。中医往往认为这是“阴虚内热”，所以就建议患者服用“知柏地黄丸”，结果无效。遂前来面诊，恰巧患者就诊前一周我读了余国俊老师的书。我在想，患者虽然不是手足烦热，但是全身燥热包含了手足烦热，所以就直接用了余国俊老师的方法。没成想患者服用一副药后就感觉全身舒服，服用三副药后全身燥热感就明显改善。至此我认识到了“方证相应”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都是滋阴清热，为啥知柏地黄丸就对他无效呢？不得而知。患者平时“胃寒”，为什么服用了大苦大寒的“三物黄芩汤”却没有加重胃部不舒服感觉呢？也不得而知。

​ 中医博大精深是真实的。中医鱼龙混杂也是真实的。中医思想体系混乱也是真实的。我觉得如何弄清中医的组方原理是技术提高的唯一突破口，尤其是弄明白“经方”的组方原理！理论不通实践必然是糊涂的，不要谈有“我有多少临床经验”，那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事。

​ 目前我还不是一个合格中医，所以需要努力提高自己。下一步学习的计划或者步骤是先从肖相如博士《特异性方证》入手，暂时做“按图索骥”的大夫，以期待尽快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下一步读郭生白老先生的《伤寒六经求真》以期待从根本上理解中医原理。如果天假我年能让我有时间研究《辅行诀》那就是最幸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