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写在母亲一百年诞辰之际

一片祥云

　　二00五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十六）是我母亲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年仅六十一岁的母亲，被多年的疾病夺去了生命。母亲虽然离开我而去三十九年了，但她对我的耐心教育，她的处世为人对我的影响，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指导着我已度过了六十八年。

母亲姓宋名俊卿，出生在广饶县城五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的外公亲兄弟两个，每人两个儿子，唯有母亲一个女孩。母亲聪明，从小爱学习，尽管在那个年代没有几个女孩能上学，可外公还是让母亲上了学，最后，她读到女子蚕业学校毕业。母亲生了姐姐、哥哥和我三个孩子。我的父亲是个文化程度不高、心地善良、为人忠厚的庄稼人。那时家里很穷，一家五口人租种着三亩薄地，住着三间破草房。每年不是旱就是涝，再加上虫害、雹灾，收不了几个粮食。除了交地租外，汉奸、土匪这家要那家抢，到头来，一家人连糠带菜也填不饱肚子。一九四一年，家里穷的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就带着五岁的我到城里有钱人家去当佣人，靠着母亲一双灵活勤劳的手不停地给人家干活，给我挣碗饭吃，挣上几个钱，添补家用。我跟着母亲在人家家里，天天都躲在做饭的小屋里不敢出门。主人家也有一个小女孩，小我一岁，叫领，（她是领养的）。我什么都要让着她，因为她是主人，她总欺负我。吃饭的时候，得等人家吃完了，剩下来的残汤剩饭我们才能吃。母亲总是叫我先吃饱，最后剩多少母亲吃多少，我小不懂事，也不知道母亲是饱还是饥。她总是面黄肌瘦的，还是起早贪黑地干活。晚上，她在灯下还得给主人家大人、孩子做针线，等主人熄了灯，我们才敢睡。有时，她也偷偷教我学几个字，或是教我画个花啊草的。姐姐大我十岁，母亲外出干活，十几岁的她便担起了全部家务，因而养成了勤劳吃苦的好品质。哥哥大我六岁，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也被生活所迫出去干活，给人家看小孩，常常被打骂得跑回家。有一次跑到母亲干活的地方，哭着说再也不去看孩子。我也拉着母亲的衣角央求道：“娘，别叫哥哥去了吧？！”母亲心疼地抱着儿子，泪如泉涌，说：“咱不去了，说什么也不去了，和你父亲姐姐在家种地、拾柴、拾粪、挖野菜！”哥哥频频点头。母亲带着我在人家没白没黑地干，可还是因为带着孩子，主人不满意，母亲又不忍心把我扔在家里挨饿，所以被辞退了。又找了两家，同样都看中了母亲的活，但都因带着孩子，不长时间就被辞退了。母亲只好带着我回了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一筹莫展。看着她的愁容，哥哥说：“匀，咱俩要饭去吧！”于是，他领着我，一人拿根打狗棍，一个破筐，到周围庄里去要。到了村里，好门楼里有吃有喝，我们不敢进，不是大门紧闭就是有恶狗看门，一听狗叫，我吓得直哭。没门没墙没狗的人家和我们一样穷，也没什么打发我们。要了一上午，只要了一小角糠窝头，哥哥硬是没舍得吃，给了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哥哥对我的那份爱。中午回到家，兄妹俩个怕没要到东西挨母亲说，可母亲只是把我俩拉到怀里，不停地掉泪。我说：“要了一小角糠窝窝，哥哥让我吃了。”母亲含着泪笑了，她说：“你哥长大了！”母亲手巧，会剪各种花样子，鞋面上的、枕头上的、帽檐上的、袜底下的，花草鱼鸟什么样的都会剪。她白天下地，晚上就剪花样，再拿到周围集上去卖，有时根据买主要求当场剪。卖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自己常常是饿着肚子或是捎块糠饼子啃啃。那时我六七岁，有时跟着去赶集，看见卖吃的，或是人家孩子吃什么，我眼巴巴地看着，不敢要，因为母亲挣个钱太不容易了。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候快散集了，人家卖的货底子，便宜点，给买几块小地瓜什么的，给我一块，给姐姐和哥哥留一块。但到了家，姐姐的那块舍不得吃，再分一块给我。姐姐对我的那份爱我也永记不忘。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我的家乡在一九四六年解放了，我们家也翻了身，分了房，分了地。母亲十分高兴，她识字，接受新事物快，非常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是个思想进步的女性。她主动办起了识字班，教年轻的妇女姐妹识字，给她们读报纸，教她们唱歌。她德高望重，在村里深受尊重，还当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乡人民代表大会，参加讨论国家大事。家乡解放不久，为了帮助村里建立、巩固新政权，发展生产，党和政府派来了工作组。三位同志住在从地主家斗出来的房子里，就在我家前邻，他们常到我家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我的父母待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家里有啥好吃的就做啥给他们吃，母亲给他们洗衣服、拆洗被褥。因为刚刚解放，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地主、富农、特务分子经常夜晚出来破坏、杀害工作组同志。我的父母像保护自己的儿子一样保护他们，夜晚常让他们睡在自家的床上。有人来查问，父母亲就说是自己的儿子。工作组的同志们含着眼泪说：“大爷、大娘，我们就是你们的儿子。”后来他们调往别处工作，还时常回来看望我的父母亲。村里动员青年参军支前，哥哥受母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年龄才十五岁也报了名。母亲就这么一个儿子，年龄又小，很是啥不得他远走，但还是响应共产党、八路军的号召，忍痛割爱，把哥哥送走了。十五岁的哥哥参军走远了，母亲牵挂他的心就被悬起来了。她常念叨：他在家好尿床，行军尿了床可怎么晒啊。哥哥很喜欢羊，解放后母亲曾给他买了两只小山羊，哥哥如获至宝，回家先看看他的羊，抽空就牵着它放，割草喂他。哥哥走后，母亲让我好生给哥哥养着这两只小山羊，说这是哥哥的心爱之物，谁要也不给，谁买也不卖。母亲还常常给哥哥写信，勉励他努力学习，好好工作。母亲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不管自己家多难，多么忙，只要有四邻八舍的穷乡亲们来我家借东西、要家什么，她宁愿自已不吃不用，赶快去给家拿，如果有人找她帮忙做什么事，她再忙也要停下自家的活，爽快地给人家帮忙办事。这一点，对我们仨影响很深。姐姐受母亲影响最大。她大我十岁，家务活总是她抢着干，有什么稀罕东西也先让给弟弟妹妹。她的两只手从不闲着，走到谁家就忙到谁家。东家姐姐出嫁，西家兄弟娶亲，都要找她帮忙绣花鞋、绣枕头、做绸缎嫁衣。谁家生了小孩，她就忙着绣兜肚、做爬鞋、缝小帽。因此，姐姐的朋友也非常多，处处受尊敬，这是母亲的精神在她身上的延续。哥哥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在部队干过卫生员，复员到家后政府安排他到县医院工作，他拒绝了，因为他要回家孝敬父母，为村里的父老乡亲服务。复员到家后，他成了大忙人。不论白天黑夜，晴天雨天，严冬酷暑，出东家，进西家，打针、开药方、针灸、拔火罐、拿胳膊、按腿……什么都干。村里谁家有红白公事，少不了他帮忙；谁家打架吵闹，少不了他说合劝架。哥哥还经常出村帮忙，在周围的十里八乡小有名气。这是母亲的精神在他身上的表现。家里我最小，哥哥姐姐都让着我，我对哥哥姐姐也很尊重。在学校里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在岗位上服从领导，和同事们和睦共事。虽然自己家里贫寒，但上学时还是将助学金让给同学，在工作单位上将应享受的福利费让给同志。哪个同学、同事、邻里乡亲有困难或遇上什么事，我都竭尽所能给予帮助、支持和关怀，这也是母亲的精神对我的影响。

母亲不仅心灵手巧、乐于助人，还非常热爱生活。解放后，她亲手纺线织布，给我们缝新衣服，给全家添被褥。她很爱养殖小动物，家里养了鸡、鸭和鸽子。她还利用她所学的知识教我们养蚕，收获的蚕茧，自己抽丝、上色、织成布做衣服。她常用抱窝的老母鸡孵小鸡，21天后，老母鸡孵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领着满院跑，可爱极了。我们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菜、树木，窗下种着红、白石榴树，墙边还有一架葡萄。除此外，她还亲手嫁接了一棵能结多种果子的树。南墙外，光小枣树就有园陵枣、躺枣、脆枣好几种，我想吃哪种都行。我家东院里有小菜园，种着许多青菜，庭院边沿种着月季、步步高、江西腊等各种花草。我们姐、兄、妹三个都受她的影响，喜欢种花、种树、养鸡、养猫、养鱼等。母亲一向很重视教育培养孩子。姐姐因为从小家境困难，没能上学读书。对此，母亲很是遗憾，她总是抽空教姐姐识字、学活。姐姐后来回忆说：“早些时候，妈妈叫我学习我不知道用功，光知道干活，想起来真后悔。”母亲教我和姐姐做针线活，总是以身示范，精益求精。她常对我们说：“做什么都要完美，尤其给人家做活，不要这里缺一针，那里少一线的，叫人家拿过来还得再缝一番才能用。”我记得，她曾给外孙女素真用旧衣服改了一件棉袄，连接带补三十多处，都是横格对横格，竖格对竖格，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是改做的。哥哥小时候非常贪玩，解放后，母亲千方百计地叫他上学读书。那时念的是私塾，回到家来，母亲便叫他背书、写字。

背不来、写不好字就不让他出去玩。后来，又让他到离家五里外的綦许村去求学读书。但不久他就参军走了，许多东西是在部队学的。兄妹三人数我运气好，家乡解放后，九岁的我便上学了。母亲对我的要求同样很严，每天学的东西回家都要再做一遍。她常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以及“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之类的古诗句来教育我，激励我要好好学习。村小毕业后，母亲送我到了城关完小学习。读完完小，我又考取了县一中，后来考入北镇师范学校中师班学习。在完小、中学读书期间，母亲从不缺席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几次亲自到校询问老师，向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假期里，她便让我一边抽空复习功课，一边参加劳动，学做家务活，使我的学习和生活本领都得到锻炼。受母亲的影响和教育，我的思想一直是进步、向上的。刚上小学不久，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后来又当上了大队长。一九五二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在师范读书期间，我便早早递交了入党申请，但是因为社会关系问题，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才被党组织正式接纳。我一九五八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积极肯干，一九六零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同时被省妇联命名为省级“三八”红旗手，还被团省委评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现在仍享受每月三百元的劳模补贴。同年，我还被教育局提拔为广饶县三中教导副主任，走上了领导岗位。一九八九年又被评为“山东省小学特级教师”，享受每月八十元的补贴（后来改为三百元）。一九九零年我又被评为东营市优秀共产党员。这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母亲多年教诲的结果，姐姐哥哥支持结果。解放前，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不停地奔波、操劳，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十分不好，整天面黄肌瘦，曾经得过黄疸，因为进不起医院，最后利用一些偏方好歹给治好了。当姐姐由于生活所迫，十六岁便以半斗高粱的身价被迫出嫁时，孱弱的母亲的心又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后来解放了，全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她又开始日夜思念远走的儿子，常常伤心落泪。一九四七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的哥哥一年多没给家里来消息。有人说他被国民党俘虏了，也有人说他早掉到长江里淹死了，母亲的心被吊得高高的，父亲也没了主意，跑去请盲人打卦算命，两人脸上整日里不见笑容。由此开始，母亲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后来就在她的左腹部发现了半个砖头大的一个硬块。大医院看不起，小医院又看不出病因，有的说气臌，有的说“积聚”。哥哥不在家，我和姐姐就四处给她求医问药。姐姐到桓台求来了神药，我则去“神湾”捧回所为的“神丸子”，但都无济于事。我记得还有一个乡村医生给开了一个方子，叫忌一百天的盐，我们便陪着母亲不吃盐。受那时的影响，我到现在仍然不喜欢喝咸汤。这个药方不但没有治好母亲的病，因为不吃盐，母亲的身体变的更加虚弱。后来，又用了很多土方，也大都不管用。突然有一天，哥哥来信了。他在信里说他原属第四野战军，由于年龄小，夜行军掉了队，被第二野战军捡到，跟着去了西藏。还有一张在拉萨拍的照片，并且

还说他不久就会复员回家。父母高兴得不得了，天天盼着儿子回来。哥哥回来后，妈妈的精神一下子好了很多，病似乎也轻了不少。一九六一年我调到牛庄工作，又带着母亲到牛庄的医院去看病。在那里，医生诊断出是脾脏出了问题，需要手术摘除脾脏。那时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的技术也不高，母亲的身体状况也很差，手术把握不大。而母亲又觉得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经济条件很差，坚决不同意手术。我们三个也担心手术中会出现万一，也就没坚持。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母亲突然大量吐血，把我们吓坏了，赶快到县医院请来比较著名的上官正昌大夫。上官大夫诊断后说是食道静脉血管破裂引起的大吐血，叫做“班的氏综合症”。因为母亲失血过多，需要住院治疗，我们赶紧把她送进了县医院。医生说，母亲需要输血才能挽救生命。当时，医院没有血库，只能用亲属的血，我和哥哥姐姐都抢着要输血给母亲。可是姐姐有吃奶的孩子，我因在重災区工作，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医生不允许我输血。哥哥说：“谁的也不用，我是她的儿子，就输我的！我在部队经常给人输血，三百毫升没有问题！”母亲一听哥哥要给他输血，说什么也不干，哥哥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说通。母亲还是很舍不得，就叫父亲赶紧回家，把那只老母鸡杀了熬汤给儿子补身子。就这样，哥哥的血流进了母亲的血管里，母亲得救了。回家后，在姐姐和哥哥的悉心照料下，母亲又活了四年多。期间，她又得了肺心病，虽多方治疗，却始终没有奏效。一九六六年的二月二十四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的病逝，给早已沉疴缠身的父亲以沉重的打击，也病情急剧恶化，两天后，抢救无效也去世了。父母双棺出殡，一天送走了两位可敬的老人，我们全家当时真是撕心裂肺、悲痛欲绝，那种感觉我永世难忘。

在党的领导下，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乡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母亲的子孙后代如今生活是一代比一代强，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彩电、冰箱、电脑都进了家门，电动车、摩托车、私家轿车也不断更新换代。看看现在不应淡忘过去，不应忘记我们的前辈，借母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写一篇短文，缅怀她一生中的为人处世以表怀念。我也永远学习母亲的品质，并继续发扬她的精神。

写于2005年2月。于2024年8月整理修改

这是一九六四年夏天我的全家福！

这是我的姐姐。

这是我的哥哥在西藏拉萨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