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物传奇之许地山与莫幹生、莫庆淞、利铭泽（牛津大学校友同学）

羊羔书话

对当下的大陆民众来说，19-20世纪香港的买办家族，是相当陌生的。

但在上个世纪，莫家、利家，是港澳的大家族，因买办起，但也因买办制度的结束而衰落。

莫家是现在珠海唐家湾人。

利家，在澳门也曾是大族。

在鼎盛时期，莫家、利家子弟都被送到英国留学。1924年8月许地山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论文硕士之后转往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士学位，期间结识刘锴、梁定蜀、莫庆淞、利铭泽等中国留学生。当时，牛津大学的留学生聚会在莫庆淞在伦敦的家中举行，几乎每周一次。

这使得许地山与他们关系很密切。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许地山与港澳莫、利两大家族人物的关系探究

文：飞

许地山与“太古买办”莫幹生、莫应嵩

1、莫幹生在胡适之前介绍许地山到香港大学

莫幹生于1934年曾介绍许地山到香港大学任职未成，莫应嵩是许地山的同学，这些资料出自《陈君葆日记》：“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星期四，遇见国芳谈起许地山来，说好些时以前许原自投函来似的，并有莫幹生从中为之先容，但不知怎么，贺耐竟把事搁置起来！现在闻聘了许地山，他觉得异常满意。这件事原来颇有来历，〇棠曾力称许东木的手腕。凤坡今晨写了一封信来嘱许来后介绍他相见。原来国芳早已和他说过，莫应嵩和许地山是同学”。

陈君葆这则日记提到了莫幹生、莫应嵩两个香港世家子弟与许地山及香港大学的某种渊源。原来在1935年胡适先生推荐许地山任职香港大学之前的1933-1934年间，许地山早有到香港大学就职的意愿，而且莫幹生“从中为之先容”，即从中帮忙联系，但是当时港大校长贺耐（又译成韩耐尔）并没有马上答覆。

早在一年前，胡适就与香港大学有接触。香港大学本有请胡适就职的意愿，为此还于1935年请胡适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及演讲。胡适在1935年7月14日的日记日写道：“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寿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

2、胡适的举荐助许地山入香港大学

胡适说的“一年”，说明此事起于1934年的7月左右，而此时胡适与香港大学口袋里的名单有陈寿颐、陆侃如、许地山、容祖庚等人。陆侃如、容祖庚后来都没有到香港大学，反而是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先生在许地山的邀请下来到香港大学，自此开启许地山、马鉴、陈君葆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三驾马车”、相互合作的时代。

大约是1935年7月，香港大学派人到北京专门了解许地山情况。就在7月14日这一天，胡适、许地山、罗伯辛、陆侃如、毛子水等一同游北京西山（秘摩崖为西山名胜），在得知许地山精通中文、国学精深，留学英美，英文基础相当扎实，虽不是广东人，但在自幼在广东生活超过15年，能用粤语写作，在新文学创作、宗教学研究上已有卓越的成就，香港大学故在7月中旬正式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7月15日，许地山用英文给当时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罗伯辛覆函，正式表达接受港大聘为讲座教授之愿：

Dear Sir,

I beg to inform you that I am willing to accept the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terms which you propose are quite satisfanctory to me . I thank you heartly for your special Journey to Peking.

Believe me,

Your very sincerely

Hsu Ti-shan

许地山在7月22日写信给胡适，感谢胡适的推荐：“谢谢您给底相片，我底也不好。奉上一哂。这次承您介绍，心感之极。”

许地山与胡适不仅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而且父辈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渊源。许地山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只是一旦离开北京和知识朋友，倒有一点舍不得。附上先父诗集一册，您与台湾有点关系，想必喜欢一读。集中好歹全收，因为我自己是个外行，不敢轻易删削，先父底朋友也多不在了，无从请教。希望您指示指示。前日是在秘摩崖所见底对子‘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就请为我照写一对如何？”（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已书社1994年版，第100-102页）胡适的父亲胡传（号铁花），甲午战争前任台湾省台东直隶州知州，负责后山的防务，后在回到大陆的途中病死于厦门。许地山父亲许南英为台湾籍进士，1894年后投笔从戎参与抗日保台运动，台南失守后，在乡亲的掩护下内渡福建，率子女将户籍从台湾改为福建漳州龙溪。从时空上来说，胡适父亲与许地山父亲是“同僚”，坚守到日军最后占领台湾的那一段时间。

虽然1933下半年到1934上半年许地山通过莫幹生求职香港大学的事情没有回音，但说明了许地山与莫家子弟来往密切。

许地山1924年从美国转往英国牛津大学摩斯菲尔学院攻读比较宗教学，而莫应溎1925年从英国留学回港，莫应嵩又是许地山的同学，说明这三人都是在英国留学的期间认识的。

这位香港大学毕业，1934年回到香港大学任职并即将被安排担任许地山“助理”的陈君葆显然对许地山与莫家子弟的关系只知一二。

3、许地山多次出入英国与香港的莫家大宅

莫幹生祖籍广东香山金鼎人。莫幹生，Mo Kong Sang，字履贤，名应才，幹生为号，1882年6月26日出生，比许地山大12岁。莫幹生三代均为香港英商的买办，早协助太古洋行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英资商行。祖父莫仕扬早年在广东十三行的同顺行工作，转到香港后任英商太古洋行香港总部第一任买办。1917年莫干生父亲莫藻泉继任。莫藻泉有妻妾多人，莫幹生是长子，继任第三任买办。莫幹生曾低价买入白糖高价卖出，一举赚得600多万港元，不过于1931年得罪太古洋行大股东而辞任，进而标志莫家势力退出太古，太古买办时代结束。

莫幹生不仅是太古买办，也是启德公司的股东，曾任东华医院和保良局总理，因捐资办学，还是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的终身校董。莫幹生是九龙塘民生书院创办人、香港佛教真言宗居士林的创始人，曾捐资广州的岭南大学。他在香港半山干德道41号建有豪华大宅。其兄弟莫应溎1925年自英国回香港，1928年被太古洋行聘为副买办与律师，1932年曾组织人力物力支援上海19路军抗日。

许地山同学的莫应嵩与莫幹生、莫应溎、莫庆淞应该属同一大家族。

许地山与莫幹生、莫庆淞、莫应嵩有诸多来往。许地山在回忆在牛津大学生活时曾经写道：“中国学生在牛津底很少。我在那里底时候，有正式的学生八九人，如研究院底只我一个。同学们组织一个牛津大学中国学生会，所以我们个星期都会见得着。聚会底地方常在莫庆淞先生家里。因为他夫人在那里，同学们吃中国饭底都跑到他家里去。我是每个星期六都到底”。1934年许地山在写给妻子周俟松的《留印家书》中还提到了经香港找莫幹生的记载。1934年2月家信中提到在经香港前往新马、印度之时，他于2月3日到香港，2月7日搭船TAKADA英国邮船前往新加坡。在香港期间，许地山说：“此次到香港，除到莫君家去吃饭以外，哪里都没有去”。这说明许地山应该是1934年初见到莫幹生、莫应嵩、莫庆淞的。据陈君葆1935年日记，许地山到香港大学任职的没两天（9月3日），许地山就去见了同学莫应嵩：“罗伯辛写通知，许地山先生来了，请到那边去商量事情。见面介绍过了，说了些关于时间表分配的话，然后陪他到中文学院看看地方，选办公室，看完后再到图书馆去会莫应嵩”。后来，陈君葆日记多次记载许地山与莫家的联系。如1936年2月19日，香港大学中文学会选举理事、职员，许地山被选为会长，而职员名单中有莫应彬：“新职员举定了，主席张荣岳、书记李思义、司库胡百贵，均称意人才。编辑举出莫应彬，他似乎和罗宗熊一班人不太融洽得来。大会上复议决进行修改会章”。3月29日许地山约去莫家谈事，1936年8月22日“到许先生处午膳，许太太想借莫应崧的棚游水，谁知也被马拉松破在修理，再过几天才成”。1936年8月29日陈君葆到许先生家里，“他说起中文学院学额恢复起来，并要莫幹生那里做些功夫，我说应该的，不过我想两都都有困难”。1938年，由于日军加大对广州的军事攻势，一些学者试图将国内图书运到香港大学来保存。在这过程中，许地山一个值得依赖的学者，而在进出海关遇到问题时，许地山会想到莫家的人（太古轮船公司的莫思如）帮忙：“一月十二日星期三：……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因此托了船上吴景桢把东西带来。吴景桢是谁大家都不知到。海口船从天津到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我下第一课时发现几个齐集在我的办公室里想计策，徐森玉急得了不得。我说，这事最好找一个熟悉太古的买办的人到他们写字间和海口船上去查查，并且事不宜迟，怕船开了更没办法。一句提醒了许地山，结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轮船公司去找莫思如商量。约一点钟后地山回来，一路进来，一路喘息，说“东西没有丢，正从船上搬进来，徐森玉在小祈园等人来，要立刻去，好在中饭后到太古洋行去领回各行李”（上述陈君葆日记资料，详见《陈君葆日记全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显然，莫应彬等应该也是与莫家有关联的人，这说明在香港期间许地山与莫家同学一直有来往，并在许地山在香港大学立足、主持香港文化抗日运动中得到一定的助益。

此外许地山与莫幹生手上均有《仿王翚山水画》，目前许地山那一册收藏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而莫幹生则是在1938年从书画家李研山订制的《仿王翚山水六开册》。这可能不是巧合，作为古书画与文物收藏家的莫干生与许地山可能同时间点购下了《仿王翚山水六开册》。

二、许地山与利铭泽

1925年许地山联合利铭泽等牛津校友呼吁香港华商在内的中国商人不要参加伦敦举办的“帝国展览会”，正是这则史料证实了许地山与香港利家子弟的校友关系。

早在1925年2月13日，北京《晨报》刊登了“华商勿参加-不列巅帝国展览会留英学生之意见”一则消息，在结尾处有“留英中国学生许赞堃、利铭泽、徐庆春”。这是目前许地山研究中很少关注的一则史料。这里的许赞堃，是许地山名，地山是字，落华生是笔名。说明这一事件的发起者、撰稿人就是许地山。那一年他31岁，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24年8月到牛津大学的第二年。

这则《晨报》转发的消息称，1924年夏天，英国在伦敦宛布里召开“帝国展览会”，当时英国政府乘我国内政局动荡，诱惑西藏“无识喇嘛”多人加入印度馆，这是“侵我国权，侮我人民，莫此为甚”。他们认为英国“帝国展览会是英国夸耀帝国主义底一种行为”，展览会展出的物品“都是英国从各殖民地征集来底，他底的特质简直是一个英国殖民生活及殖民地出品陈列所”。这些中国在英留学生发现，“在香港底华商没明白此中用意，争来献丑，所有出口，都是中国内地物产。香港馆中又有数家曾高悬中华民国国旗，致令看会底人多误会中国已为英国半殖民地，如埃及一样”。在得知1925年英国政府又准备举行新一届的帝国展览会、且有一些上海商人也打算参加，一些企业是在中国政府注册、物品在广东制造时，许地山、利铭泽等呼吁国内有人出来阻止来英国受辱。

如果将许地山、利泽铭等人的作为放在1919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迸发的时空里，我们就能非常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了。因为在接下来的1925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1926年开始的省港大罢工，在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反英爱国运动中，许地山们曾经发出的警讯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知识青年爱国的心声与行动。

引发许地山强烈感触的不仅仅是“帝国展览会”，因为1924年10月刚到英国的许地山，与他在北京时的老师易文思一同受邀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帝国宗教大会”。在这个所谓的宗教会议上，许地山接受了大英帝国的“学术傲慢”洗礼，因为除了他自己撰写并且翻译《道教》论文为英文外，有关东亚佛教的只有一篇，而且解释锡兰佛教近代变化是因为英国殖民的结果。不知为何原因，原本英文基础不差、顺利完成哥伦比亚硕士论文的他，却将论文由易文思代为演讲。后来许地山1927年在清华大学兼任哲学教授时，将参加“帝国宗教大会”的一些论文内容刊发在清华周刊上。除了着重介绍来自印度、锡兰学者的研究成果“锡兰佛教的地位与影响”外，提到他自己《道教》一文的主要内容，即主要从历史的眼光讨论中国道教的起源、演变、传播及其宇宙观、道教规则、习惯等。

正是由于1924年“帝国宗教大会”与“帝国展览会”相继举行，相信许地山在参加了上述活动后，敏锐观察到了英国举办此类宗教大会与展览会的企图性，观察到了香港华商在展览会上的展出情况，故在1925年年初向国内媒体发声，要求我国华商勿参加展览会，并且警惕英国对我西藏领土主权的觊觎之心，可谓极具预警性。

从这则消息的文风来看，尤其是用“底”来替代“的”的作法，显示文稿出自许地山之手。明年恰好是此信刊登的100周年，如今我们重读此则消息，感受到这群年轻的中国学子反帝爱国的赤子之情。

与许地山一同署名的留英学生利铭泽，一本《筑桥》一书，介绍了利铭泽的生平。

利家，是昔日港澳老四大家族之一。在广东新会出生的利良奕到美国旧金山淘金，后回到港澳从事烟土等生意，有“烟土大王”之称，靠烟土起家，积累巨额财富。1928年利希慎买下香港铜锣湾大片大地。

利铭泽1903年出生，1983年去世，他比许地山小了9岁。利铭铎是利希慎的长子，幼年时在香港的陈子褒学塾读书，后入皇仁学院，12岁时被父亲和他7岁的弟弟一同送往英国读中学，他在牛津大学读的是工程系，留学期间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中国留英学会总会会长。利铭泽在英国的监护人就是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1926年6月广州发生沙基惨案时，他又带领中国留英学生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1927年在获得学士与硕士后，回港与黄瑶璧结婚。不久到英国，黄瑶璧也在牛津大学深造。1928年父亲利希慎被杀后被母亲召回到香港，在何伦工程行实习三年后任中国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副会长、香港注册工务局画则师等职。他在利希慎创业的基础上，成立了20多家工商企业，抗战期间曾任广州市政府秘书、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后到重庆，直到1945年后才返回香港担任港府谷粮食统制处处长、税务委员会委员、立法局议员等，后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副主席、香港大学校董等。利铭泽的一个兄弟叫利孝和，1960年代与邵逸夫等一道创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开创了香港无线电视的新时代。

如果不是1925年《晨报》的消息，后人怎能知道当年的利铭泽与许地山一道发出了呼吁“华商勿参加不列巅帝国展览会”的声明。

历史如烟，在浩瀚的史料中幸运找到许地山与港澳两大家族子弟的关系，让人感慨万分，这也许是许地山能够在香港快速立足的其中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