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

山娃子

1938年深秋，翡翠色的嘉陵江滚滚汇入褐黄色的长江，拉出一条鲜明的青黄界限，江水依旧如常向前奔腾。“古渝雄关”处，有一支约400米长的“动物大军”正挪动向前。

从南京到重庆，1100公里，历时11个月。在炮火掩天的日子里，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兼畜牧场场主——王酉亭，这个在今天很多人听来很陌生的名字，和11名同事护送着一千多只动物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南京城的战火步步紧逼，未被列为军事目标的国立中央大学已被轰炸多次。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迫在眉睫。

9月22日，数百架飞机轰炸南京城，国立中央大学遭遇了第三次轰炸。次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下令准许中央大学搬迁。

从十月下旬开始，国立中央大学正式组织全校搬迁，包括农学院在内的七个学院的4000名师生，以及图书馆仪器等教学资源器械，分批乘渡轮向西搬迁。

农学院的年轻教师王酉亭原本也在乘船西迁的队伍之列，但一个决定，让他比大部队晚到重庆整整一年。

放弃“诺亚方舟”

一名年轻女子扶着三号码头的铁栅栏门，伸长脖子不断张望着远处，她是王酉亭的妻子夏淑哲，正等着丈夫赶来与她和孩子一起登船前往重庆。夏淑哲怀里抱着正在香甜入睡的男婴，是他们8个月大的小儿子。站在她身后的是王酉亭的两名得意门生，帮忙牵着他们年仅2岁和4岁的两个女儿。

码头边，一艘被称为战乱时期“诺亚方舟”的“民生轮”不断鸣响汽笛，这艘渡轮满载国立中央大学的教工家属。对于很多人而言，一声声的汽笛声意味着生的希望。这也是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最后一班渡轮。

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已过去15天。人们能感受到战火正在将南京包围，没有人愿意留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



从火车站月台到广场出口，从热河路到码头，满是逃窜熙攘的人群。从上海撤退的士兵满身伤痕，衣衫褴褛的难民背着行囊举家搬迁。人群中与亲人分别的哭喊声、马蹄声、汽车鸣笛声、报告着最新战情的报童叫卖声，维护秩序的斥责声，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涌在夏淑哲的耳边。

在慌乱的人群窜动中，那个一米八高的熟悉身影迟迟没有出现。渡轮的汽笛一声声紧促地拉响，直穿到夏淑哲的心里。

此时，王酉亭正顶着寒风拼命蹬单车赶往码头。从中山北路过挹江门，到中山码头，初冬的南京气温不到10度，半个小时的路程，他见到妻子和孩子时已经满身是汗。

夏淑哲没有想到的是，她满心焦急等来的却是丈夫王酉亭放弃登船的消息。

“我来迟了，学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今天，我不能和你们去重庆了……”

在临登船前，才突然得知丈夫决定的夏淑哲情绪有些激动。

“学校畜牧场还有30多人，一千头牛羊猪马怎么办？留给日本鬼子怎么行？我要把它们带出南京城！”

面对妻子的不解，王酉亭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虽然校长罗家伦早在临走前已经叮嘱王酉亭：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但王酉亭其实早已坚定决心，要护送中央大学的1000只珍贵牲畜到重庆。

看到妻子眼里不自觉涌起的泪水，王酉亭才猛然感到鼻子一酸。他摘下妻子的眼镜，替她擦掉留下的眼泪，轻吻自己还在酣睡中的孩子。

在那个战乱年代，没有人能知道此时的分别是否就是最后一次相逢。

黎明前的启程

与妻子和孩子分别后，王酉亭正式开始筹备动物大军的西迁之行。

对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而言，留在畜牧场的动物并非是普通的牛马猪羊鸡鸭。农学院作为中大的重点学院，这些动物是农学院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相当于今天大学重点实验室里的核心器材。

36岁的王酉亭在开留守职工大会时就立下决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他带领同事们动手赶制板条木笼，筹集资金、医药和粮草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准备。

1937年12月9日，日军已将南京城三面包围，仅有长江北岸日军还未到达。王酉亭凌晨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在黎明之前，王酉亭和同事赶着动物乘上木船驶至下关。

这支由一千多只珍贵牲畜和12名职工组成的特殊队伍，在轰炸与战火随时都在发生的时刻，走上了从南京奔赴重庆长达1900公里的“长征”之路。

12月13日，南京城内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正在城内发生。此时已经抵达南京城外百里的王酉亭完全不知道，他们刚刚与死神交臂而过。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动物们的安全，王酉亭审慎地为全队制定远离战场的行进路线。

在行进途中，无论面对怎样的险境，王酉亭和同事们永远把自己挡在动物们的前面。牛马驮着鸡鸭鹅，猪羊走在最后。王酉亭背着双筒猎枪走在全队最前面，导航领路。长队的中间两侧各有同事守护，以防行进过程中有动物相互撕咬，队伍的最后有三四名同事押尾，关照可能掉队的动物。

动物长队行进缓慢，王酉亭就和同事雇佣沿途各地农民的木板车和驴车，载着行走缓慢的动物前行。

到了夜晚，人们会先给动物围起栅栏，用几十斤重的铡刀割饲草，支起大铁锅为动物煮饲料，等动物吃饱喝足休息后，王酉亭和同事们才开始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他们用干草铺在地上为铺，每两个人挤在一张被子里，等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每个人的胡子上都会挂起一片冰凉凉的白霜。

这支浩浩荡荡地长队，就这样横穿了整个安徽省，在1938年初进入了大别山的六安区。队伍的前期经费全是由王酉亭变卖自己在南京城的两处家产和遣散费组成，然而行至此时，他们的经费已经所剩无几。

动物大军抵达位于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六安叶集时，经费已经见底，米糠、麦麸、玉米碎、杂豆，这些平日里喂给牲口的粮食，王酉亭和职工们也会拌在一起吃。即使在最饿的时候，他们也从没有想过宰杀一只牲畜来充饥。

此时正值隆冬，气温跌破零下10度，叶集的河水已经冻成冰坨，很多兔子等不耐寒的小动物们都没能挺过寒冷。

凛冬温暖，绝处逢生

极寒之下，也伴有温暖的希望出现。王酉亭终于致电联系上了已到达重庆的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同时也报告了费用方面的困难。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集邮局转交。

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王酉亭还亲手迎来了两只牛犊的诞生，初生的牛犊温热又湿润，动物的新生和农历新年相继到来，给整个队伍带来希望。在这个相对安全的村庄，他们将休整到春暖花开时再继续前进。战火时刻蔓延，这个小镇也并非是“世外桃源”。

一个安静的夜晚，王酉亭拿着双筒猎枪守在夜间休息的动物身边，以防附近的饿狼袭击。举着火把的村民喘着气跑到王酉亭的面前焦急地求助：“王先生，长官有请！我们有十几位兄弟负伤了，请您快去帮忙！”夜已深，动物们粗重的酣睡声异常清晰，王酉亭用冷水抹了把脸，二话没说，提着药箱就跟村民向部队营地走去。

临时安置伤员的祠堂不断灌进寒夜的冷风，伤员们身上的军装已被暗红的血浸透，祠堂里每个角落都回荡着呻吟声。王酉亭和村民们就着马灯的微光为伤员们清创，从血肉模糊里取出碎弹片。直到天微微亮时，王酉亭才喝下村民送来的热汤，此时热汤已经凉透。

回到动物们的驻扎地后，王酉亭与同事们思虑商议很久，最终，他们忍痛亲自宰杀了几只一路呵护的鸡鸭，同时也挤出牛羊的鲜奶，用来慰问抗日军队里的伤员。夏雨霏霏，艰难跋涉

天气转暖，“动物大军”在春天从大别山北麓启程，到六月中旬抵达河南潢川附近，沿着公路一路向西行进。

梅雨季悄然来临，天气常常阴雨连绵，在公路上与这支“大军”相伴的还有很多难民和徐州失守向西撤退部队，浩浩荡荡地车马人群在公路上前进。

忽然间，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逼近人群，人们还没能来得及反应，炸弹刹那间落下，气浪瞬间冲散人群，炸出血肉横飞，人与动物的惊喊声和嘶鸣声混杂在一起，空气里满是血腥、浓烟与树木和尸体的焦糊味。一些动物浑身焦黑地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畜牧场的一位职工被炸得面目全非，到死时手里还在紧紧攥着牛的缰绳。

西迁行程已经过半，动物大军熬过了凛冽的寒冬，却在此时痛失了四位同事和没有准确统计数量的动物。在这段前途未卜的旅程，没有人能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王酉亭没有时间难过，他迅速调整路线，改走崎岖山路，专挑小路，哪怕多花力气爬山，也要保护好剩下的兄弟和牲畜。至8月中旬，这支队伍才抵达河南信阳附近。

王酉亭原本计划从汉口乘船西上重庆。罗家伦校长的急电告知日军已经逼进武汉、军民正在紧急疏散，指示他们尽快绕过武汉战区，越平汉线西行。从信阳前往汉口的计划行不通，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转向“川鄂咽喉”之地——宜昌。

1938年深秋，距离王酉亭出发已经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疲惫不堪的“动物大军”终于抵达宜昌。

西南地区已经成为战时的大后方，从华北、华东、华中地区搬迁的难民、物资、工厂都要经由长江进入川渝地区。这座仅有10万居民的宜昌古城，成为联结前线与后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

当王酉亭赶到宜昌市的民生运输公司怀远路办公楼时，楼下已经挤满了等待货物被安排登船的人群，拥挤程度丝毫不压于码头边的景象。

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办室门外，被人群围堵得水泄不通。国军将领堵在卢作孚的办公室，嚷着安排船只送撤退部队到重庆，城里大批难民和物资也在等待被安置。

自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距离武汉仅有300公里的宜昌涌入了数十万的官兵、难民与数十万吨的物资。而此时12月的长江枯水期又即将到来，远方的码头边搬运工们的口号声整齐响亮，峡江两岸的拉纤号声低沉回荡，即使码头日夜不休地发船，也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运货搬迁需求。

“僧多粥少，老天爷也帮不了忙啊！”，当王酉亭能和卢作孚说上话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的卢作孚，拒绝了王酉亭的请求。

王酉亭深知卢作孚的无奈，但是能从宜昌坐船进入长江的黄金航道，是这支动物大军能到达重庆的最后希望，他不愿轻易放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被拒绝就来第三次。

第三天的清晨，王酉亭第三次来到民生运输公司敲响卢作孚办公室的门。“咚——咚——咚”。疲惫的卢作孚打开办公室门，与王酉亭四目相对时，他露出些许惊讶，终于还是邀请王酉亭进门喝一杯茶。

一盏茶的工夫，卢作孚和王酉亭谈起去年民生轮船公司资助中央大学西迁之事，听完王酉亭一路带领“动物大军”西迁的经历后，卢作孚不禁发出感慨：“王先生，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可敬可佩!”他当即吩咐秘书记录安排，同意无偿提供船只、挤出舱位运输动物到重庆。

于是，在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帮助下，王酉亭一行终于在宜昌乘上渡轮逆江而上。五日后，这支动物大军抵达重庆朝 天门码头。

一年后的重逢，朝天门码头边，天色灰蒙蒙地泛着白。动物长队到达重庆这天，与王酉亭在中山码头边与妻子分别时的天气有几分相似。

动物们身上原本白色的部分早已蒙上了一层灰黄。走在最前的是甩动着尾巴的荷兰牛，它们的背上驮着用很多手工小笼子，里面装着鸡鸭鹅，啾啾嘎嘎地叫个不停。在队伍的末尾慢慢跟着的，是黑的、白的、花色的美国猪与澳洲羊。

他们到达中大重庆校址时，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欢迎队拥挤着欢呼着，连窗子边也挤满了张望的脑袋，一个紧贴着一个。人群爆发出的掌声与欢呼声如春雷般，盖过了牛羊的脚步声，也盖过了笼子里鸡鸭鹅的叫声。

此时正站在一旁赶牛的王酉亭，被校长罗家伦描述为“像是苏武塞外归来”的人，他的皮肤黝黑，须发长了3寸，蓬乱不堪。在他的身上混着农家饲料的清新草药味，也混着炮火中尘土飞扬、牛粪与血腥的气味。人潮涌动中，看不清王酉亭脸上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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