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书法艺术的儒雅风范

清峰

亲民总理书法艺术的儒雅风范

周恩来总理是人民心中儒雅俊逸风度翩翩的亲民爱民好总理，亲民总理的书法风范，浑朴凝重雄俊伟茂，同样是国之楷模，引领着人民群众对于东方文化的自信与自豪。

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拜读周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吟哦颂读，对人民英雄心生崇敬，震撼人心的氛围中，伟人书法″瘦硬通神"的深厚功力，亦推波助澜地让朝拜群众经历着庄严崇高的心灵洗礼，世界大同共和共享的信仰更加坚定。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国之大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代人都是饱读诗书之人

周恩来5五岁起学，日练百字，为了把字练好，常常黎明即起，夜不入眠，站在书桌前，悬肘握笔，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纵观周恩来的书法，从发展历程看，他经过了学子书法探索时期、中年的书风形成时期、晚年的书法造极时期。从各个时期看，周恩来的书法艺术，具备了如下特点：学子时期（青年）的刚俊挺健、秀外慧中；形成时期（中年）的藏而不露、浑朴凝重；造极时期（晚年）的敛放自如、雄俊伟茂，神完气足。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前期，周恩来的书法以行书、行草居多，偶尔有楷书、草书。他的楷书字形多呈纵长方形，与他的行书一致，结构严谨，笔力遒劲，静中有动，动中寓静，有清新爽朗的艺术效果。他的草书则势若行云流水，或伸或缩，用笔浓淡枯湿相间，变化自然。五十年代以后，他的书法用笔更加老辣、苍劲，入木三分，章法错落有致，不拘一格，正如古人所说的“人书俱老”、“出神入化

周恩来幼年丧母，幸赖嗣母陈太夫人抚养。嗣母出身诗书之家，能文善书。嗣母用尽了全部心血培养年幼的周恩来读书写字，希望他将来出人头地。周恩来从五岁起学，日练百字，执著追求。少年周恩来非常聪明，对练习书法很有兴致、有毅力、有悟性，十分投入。为了把字练好，常常黎明即起，夜不入眠，站在书桌前，悬肘握笔，勤学苦练，持之以恒，自觉接受书法意识的启蒙教育，14岁（1912年）在东北上小学时，就大笔一挥写下了文书并茂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三周年纪念感言》的大作，一时震惊了整个学校，被视为模范作文传读，后被作为典范作文出版。15岁就为沈阳同学题词“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胸怀大志，笔力遒劲，造型可观。周恩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书法磨练，练就了规范的别具风采的楷书和行书。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繁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还是在和平外交谈判桌上，都始终不渝地用中国传统的毛笔书法书写。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前期，周恩来的书法以行书、行草居多，偶尔有楷书、草书。他的楷书字形多呈纵长方形，与他的行书一致，结构严谨，笔力遒劲，静中有动，动中寓静，有清新爽朗的艺术效果。他的草书则势若行云流水，或伸或缩，用笔浓淡枯湿相间，变化自然。五十年代以后，他的书法用笔更加老辣、苍劲，入木三分，章法错落有致，不拘一格，正如古人所说的“人书俱老”、“出神入化”。

周恩来的一生中，手书了大量的书信、电报、文稿和题词。从早年的《为郭思宁题词》，到全面抗战时期的《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荣宝斋请柬上书题毛泽东诗词》等等，每一件都是风神独具，又饱含情感的佳作。他的笔下，俨如他在处理一个个危机时刻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在他的笔下，如万岁枯藤有千钧之重，凝聚了他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承诺。在他的笔下，每一笔每一画，扎实稳健，朴茂醇厚，不苟牵丝萦绕，犹如他务实勤奋的作风，不注重表面文章，而是立足于当下的丰实与圆满。

他的字法结构，通过笔画的减省和局部空间的压缩，营造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鲜明对比。在平正祥和的大格局中，又蕴含着有取有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辩证思想。他在章法处理上，并不作刻意的连带，而是字字独立，如雪花飘飘，片片飞舞，静穆消融，清净和谐，将一个个“小我”的贡献融化在整体大局中，融化在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大业之中。

到了晚年，周恩来的书法对重心的把握更加精彩，展现了他历尽沧桑后的几分闲适与从容。他落款时的署名也极具特点，“周”字横折钩以奇为正，取势险绝开张；“恩”字略小，敛藏呼应；“来”字竖画放长，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中的气脉和走势却格外的坚定、清晰、明确、贯通，顶天立地，气贯长虹，一如其共产主义信念，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却没有一丝犹疑和气馁。

周总理书迹

周恩来喜用浓墨重笔，这是其个性语言的重要标志。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述书下》中说：“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之大关键已。”沈宗骞说：“笔者墨之帅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

用墨难于用笔。古人用墨多有“瘦硬通神”之说，而使用重笔浓墨恰到好处尤难，这是功力与修养的综合表达，非有精湛的功力、至高的法眼、渊博的学识不可及也。刘墉喜用浓墨，腴而得趣，笔势雄浑，空间分割对比强烈，强化抒情效果。

周总理书迹

周恩来的用墨很可能受刘墉的影响，润如春雨，浓而不滞，肥而不腻，厚中见秀，实中见空，浑厚古拙，绵里藏针，重轻相间，相映生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等墨迹，笔力内敛，气象浑穆，情感沉郁，一寄于书，读来给人以淋漓顿挫、苍郁浑穆之感。

周总理书迹

周恩来晚年的题词朗现浑穆苍秀之特征，特见精气神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书于1963年，多用中锋圆笔，似不见侧锋方笔，时见垂露，主笔圆浑，似古木森森，给人以浑穆厚重之感，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雷锋这一时代英雄的钦敬之意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他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一生诠释“鞠躬尽瘁”。也许他的书法，在他赫赫功勋之中实为不显，在后人眼里，容易被其卓著政绩所掩盖。事实是，周恩来那沉着凝重、雄俊伟茂的行书，点画沉着，笔力遒劲，轻转重按，一气呵成；或伸或缩，或浓或淡，或正或欹，章法似乱石铺街，若飞花散雪，道法自然。周恩来与毛主席是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亲密搭档”，同样，在书法方面，周恩来总理行书，与毛泽东潇洒险峻、奇逸开张的草书，堪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书法艺术中的两座巨峰！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整编最全周恩来总理书法欣赏，伟大魅力不止人格

周恩来致张冲的一封亲笔信，堪称书法精品大作。在用笔上以晋唐小楷为范，突出了晋唐小楷的精髓，有“写经体”的端庄肃穆，还添加了行书的笔意，更加稳妥，更加有内涵，非常生动活泼，灵动多姿，笔笔有照应，字字有回应，上下笔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牵丝引带，但是笔意始终贯穿，气韵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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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辉榜样

李洪峰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仅因为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叶剑英生前讲过，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毛泽东的格局，周恩来的气质。吴玉章在《自励诗》中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怀抱这样的人生信念工作和奋斗的。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是以身许党许国、献身党的事业的一生。除了党和国家利益，他没有丝毫个人利益。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获得了永生。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又是为理想信念而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一生。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永远的榜样、光辉的榜样，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远的榜样、光辉的榜样。

一、周恩来是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光辉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员意识，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在这方面，周恩来堪称全党的楷模。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几乎参与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所有重大决策，经历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所有重大事件，有高潮和胜利的喜悦，也有低潮和挫折的磨难，但他对伟大祖国的光明前途始终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为党和国家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周恩来曾援引过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说，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很多暴君、皇帝、独裁者，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奴隶、被压迫者、农民牢牢地站住了。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毛泽东一生，举重若轻。举重若轻是毛泽东领导风格的突出特点。周恩来一生，举轻若重。举轻若重是周恩来领导风格的突出特点。毛泽东和周恩来实现了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完美配合。而他们两个人，又都实现了各自的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举轻若重和举重若轻的完美统一。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作，可比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没有周恩来就没有今天的毛泽东；周恩来最离不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也没有今天的周恩来。叶剑英生前讲过，他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周恩来，毛泽东的格局，周恩来的气质。吴玉章在《自励诗》中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怀抱这样的人生信念工作和奋斗的。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是以身许党许国、献身党的事业的一生。除了党和国家利益，他没有丝毫个人利益。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获得了永生。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又是为理想信念而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一生。

周恩来用毕生奋斗践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

二、周恩来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光辉榜样

周恩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主要培育者之一，也是以身作则，践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杰出榜样。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共产党人，那么周恩来作风则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

1943年3月18日，在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七条修养要则，周恩来信守一生。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的知识修养，既注重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又注重学习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他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言行一致、行重于言。他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有一句名言：“跟着新生的力量走，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并具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这样才是正确的。”周恩来终其一生，永不懈怠、永不自满，始终保持思想的敏锐和精神的进取。

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北平出发。周恩来和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赶考对”。临行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和这段著名的“赶考对”，影响了周恩来后半生。周恩来用一生的实践，践行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践行了艰苦奋斗；他同样用一生实践，向党和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为全党作出了榜样。

周恩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在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堪称典范。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严守党的工作纪律，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从不超越权限办事；在国外参加会议或访问，每天不管多晚都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他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绝不泄露半句。

周恩来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贡献越大，他越是谦虚谨慎。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周恩来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有人称他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周恩来长期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此自居，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周恩来没有孩子。延安时期，他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他和邓颖超，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是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典范。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严以用权是周恩来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他对党的责任担当。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和邓颖超一生的工资积蓄全部交了党费。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周恩来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的工作日程总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他没有节假日，还经常通宵达旦，甚至昼夜不眠。1968年，胡志明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的回答是——“我做不到。”据有关方面统计，1974年1月到6月1日住院期间，除去在医院检查和重病休息的日子外，共139天。他抱病工作的情况是：9天工作12至14小时；74天工作14至18小时；38天工作19至23小时；5天工作24小时；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他以76岁高龄的重病之身，有44天工作18至24小时，

三、周恩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周恩来一生情系国家和民族。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地之子”。他时刻关心人民的安危冷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在他胸前带着的徽章上，铭刻着的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宗旨。

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自己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们。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有关注细节的惊人才能。

周恩来一生倡导按唯物辩证法办事。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在外交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许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

周恩来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他号召大家“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抓工作深入细致，一丝不苟，既有超凡的远见卓识，又能够极为周密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有一次，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恩来回答说：张治中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应该持盈保泰。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他经常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做决策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他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做事情总是事必躬亲。

周恩来一生诚恳待人，平等待人，关心同志，没有架子。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劳动者。与民主人士交往，他尊重对方，礼贤下士，被尊称为“周公”。他喜欢与群众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到剧场看演出，他总是在开演后悄悄地进场，不打扰别人。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万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根本在于一个诚字。他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鞠躬尽瘁为人民，是周恩来伟大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总是说：把我推上这个历史舞台，我得用一切精力把工作做好。周恩来一辈子都贯彻这个主导思想，从没有考虑过自己。1971年6月28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曾经当面向他请教“养生之道”。周恩来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生之道’吧！”这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的养生之道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是可以穷尽的；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不可穷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的就是不可穷尽的伟大精神宝藏。这种伟大精神宝藏，同我们民族的一切精神宝藏一样，愈久远而愈珍贵，愈久远而愈光辉。

周恩来勤于交友真诚待人 一碗甜粥暖人心

《红岩春秋》刊发杨耀健署名文章《周恩来在重庆的统战实践》，其中提到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壮大了革命力量，他率先垂范，求同存异，以情感人，以诚待人，以理服人，善于将党的方针政策与个人的人格魅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呈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他勤于交友真诚待人，用一碗甜粥温暖人心。

现将原文摘编如下：

致公党领导人之一黄鼎臣，曾留日学医，抗战时期在重庆挂牌，医术高明，门庭若市。一些达官贵人欲以高薪聘他去做家庭医生，被他谢绝。而当新华日报社聘请他为医药卫生顾问时，他却不怕戴上“红帽子”，毅然答应。原来，黄鼎臣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后因联系人被捕失去组织关系，但他并没有彷徨气馁，仍自觉地为党服务。

从此，黄鼎臣常到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出诊，给共产党人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和其他南方局人员。他挂上听诊器时是医生，摘下听诊器时则成了学生。他津津有味地听周恩来讲时事政治，从中汲取进步思想的营养，以充实自己的人生观。

南方局党组织也注意团结黄鼎臣，指定许涤新负责与他联系。当时，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会，讨论抗战形势，寻找民族前途，黄鼎臣也是座上客。聚会中，只要周恩来到场，气氛就异常活跃，他对各界人士一视同仁，推心置腹。给黄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对不同意见从不强词夺理，而是通过透彻的分析讲清道理，使大家心悦诚服。他的精辟阐述，给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各界进步人士指明了方向。黄鼎臣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有什么事情，他都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找大家商量。”正因为如此，党外民主人士对周恩来都敬佩有加，言听计从。

周恩来勤于交友，真诚待人。在黄鼎臣的记忆中，一次，周恩来在郭沫若家召开座谈会，其间，大家品尝到了周恩来带来的“小礼物”——用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的甜粥。一时间，大家心里都甜甜的，暖暖的。

1949年6月15日，黄鼎臣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时住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黄鼎臣认为，“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１８９８年３月５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１９１３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１９１７年在日本留学日本。１９１９年回国。1976年1月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周恩来与道家文化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4-22 11:01　　责任编辑: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有不少人通晓中国传统文化，而周恩来和毛泽东又最为突出。周恩来幼承庭训，求学期间又刻苦自励，对博大精深的国学涵咏默会，故对于儒、道、墨、法等传统学派均有精到的体悟。但中外人士谈及周恩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大多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这方面的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和刚毅”。不错，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强调“诚意”、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很容易让人将之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清廉俭朴乃至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但我认为，仅仅专注于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去解读周恩来与传统国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周恩来对道家文化的研究和体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和启示决不在儒家文化之下。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对老子哲学怀有非同一般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那时社会秩序失范，天下大乱，于是异说竞起，各展风姿。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老子比孔子年长20岁左右，曾经为周王室守书，博览文典，又经世变，对成败祸福之道体悟极深。在周恩来看来，老子的明哲之处，就是他知晓孔子“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儒学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不知道“仁义出，大道废；智慧出，有大伪”。鉴于当世人“假仁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的乱象，老子不得不站出来发抒己见，虽言多愤辞，但目的无非是促世人醒悟，回到知雄守雌、见素抱朴的正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特别强调：那种认为老子主退让便是失去了竞争之旨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既然一味主退让，老子又何必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鲁迅曾在一次演讲中透辟地指出，凡文章都关乎人事，一个人既然写诗文，就可以知道他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墨子讲兼爱当然要著书；杨朱就一定不著，这才是真正的“为我”。因为一旦写出书来给别人看，便成为“为人”了。周恩来与鲁迅一样，不愧为英雄巨眼。他认为老子既然著书，就表明老子于世事未能忘情。老子倡无为之说，实际上是仍欲以此治天下。

于是，早年周恩来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确认它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包括孔教、耶稣教和佛教）中，对生死存亡阐发得最为通达的，无过于老子和赫胥黎。这两家学说，一派主退让，一派主竞争，看似有如冰炭不同炉，实则“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周恩来“深思”后的见解是，老子主“无为”，实际上是想做到“无不为”；老子讲柔弱，而柔弱却可以胜刚强，比如水至柔，却无坚不摧；舌至柔，但齿落而舌存；老子崇尚谦冲处下，但谦冲方能受益，如江海为川谷所归。这便是老子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的精义所在。退让与竞争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的国文教师深有同感，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解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恰恰是周恩来以前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论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笑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集中的表达。

《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着儒家、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们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人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共产主义理念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地迈向人格的巅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在他的旧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说：“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做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致陈毅元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郑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在汉武帝时皆位列九卿，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辅国的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共通之处，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清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所以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大智之人。

道家思想对周恩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人生观、道德观方面，而且在其治国理念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史有极深的体悟。早在1939年他就说过：“我们不但要做党的领导者，还要做一个治国的人才。如果参加中国的治国，不懂科学，不懂中国的社会历史，那怎么治国呢。”治国要懂科学，人人都会明白，至于治国还要懂“中国的社会历史”，则不是人们一下子能体会透彻的。但只要我们留意和分析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在治国中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可资借鉴的东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所谓“无为而治”，绝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其实质在于与民休息，讲求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保持一个安定无扰的秩序，让人民在平稳体制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中自由地谋求福利。

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展示了汉初宰辅“返淳守朴、唯施是畏”的治国风范。那时政治上几乎全是道家的天下，汉朝最有名的相国萧何鉴于民众痛恨秦之酷法，“顺流与之更治”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意在使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达到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周恩来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征伐和战乱，这与汉朝立国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平稳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将各项事业纳入《共同纲领》的轨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2年2月11日，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一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应“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1953年1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还是要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办事。”1953年1月下旬到2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全国政协四次会议政治报告的修改稿。这份修改稿在简述建国三年多来的成就之后强调：“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加强。”

周恩来以上“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等观念，与刘少奇1951年3月提出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都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但不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其实是一种误解，刘少奇从未在文章和讲话中使用过这样的提法。

1954年，《共同纲领》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紧接着从1955年起，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步入了一条“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即所谓“不断革命”，往往是一个阶段立足未稳，就向下一个阶段转变；一项政策的应有效果尚没有体现出来，又急忙推出了新的政策，如何在理想主义激情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搞出一个折中可行的方案，就常常成为周恩来苦思焦虑的问题，方能窥见周恩来在进行政策设计时的深层心态。

在治国理念上，周恩来还推崇“无为而治”基础上的“无我之境”。作为举世公认的行政雄才，周恩来历来把政治管理当作一门精湛的艺术来对待。早在1943年他便意味深长地指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显然，这与老子“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思想是一脉贯通的。在周恩来的眼中，一切成功都是人民自己的成功，管理者应当把自身的活动“消融”在人民的创造过程之中，“无处无我而又看似无我”。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施工，本来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但当人民大会堂落成时，他考虑的不是如何突出自己的政绩，而是一再感谢那些为工程的顺利完成付出了努力的人们，他甚至特意安排搬迁的群众回来参观并观赏文艺演出。他的无私和淡出，给中国人留下了悠远的回忆，也为东方式的管理树立了一座丰碑。（摘自：《大智周恩来》　 作者：胡长明

文章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发表

著名书法家及其作品鉴赏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中国书法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永恒魅力。

中国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辈出，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1、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

王羲之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最终“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行书和草书成就相当高。是一位影响及其深远的大书法家。后世尊其为“书圣”.几乎可以说，王羲之决定了其后2000年的书法发展

其作《兰亭序》：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2、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为一代名臣。德宗诏文称之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

在书法史上，颜真卿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颜体”犹如：“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其楷书《多宝塔碑》，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书《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多宝塔碑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大义凛然，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了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史上千百年来不朽的领军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最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

3、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由于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和政治上的位高权重，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同时是一位气贯古今的书画大家，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的这首题画诗已成为我国书画界的座右铭。

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赵孟頫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

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赵孟頫也成为文人画的一代宗师

赵孟頫同时还是元代的书坛领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法作品华美而不乏骨力，流丽而不落甜俗，潇洒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这是赵氏深厚的功力、丰富的学养、超凡脱俗的气质所致。世称“赵体”。到其晚年更是达到：人书具老，超神入圣的境界。为中国书法史立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鉴于赵孟頫在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

4、柳公权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有一位擅长楷书，以骨力清劲著称于世的大家，这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穆宗帝问他怎样用笔最佳，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他的字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竖起了一座巍峨丰碑。人们瞻仰这丰碑时，景行仰止，重其书，慕其人，故书与人并垂不朽。

柳公权的楷书成就之高，以至其后一千年来，在柳体一路中再无名家。所谓：“自古学柳无大家。”

5、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为羲之第七子。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王献之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后世书家所叹为观止的。

中秋帖，鸭头丸帖，洛神赋

6、苏轼

苏轼（1037-1101），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

苏轼有着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皆有精湛的造诣。他是中国杰出的文豪，是北宋文坛领袖。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苏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诗清新刚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宋一代诗歌新貌。词风豪放雄浑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改革了词风，开拓了词境，提高了词品。他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同时是宋代杰出的书法家，居北宋书坛“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首。苏轼书法早年学徐浩、柳公权，中年又学颜真卿、杨凝式，最后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精于行书及楷书。苏轼的行书与黄庭坚的清劲、蔡襄的温淳婉媚不同，而是笔墨丰肥圆润、浑厚爽朗；因其修养广博，故“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天真平淡，格调俊逸，以气韵见胜。其作《黄州寒食帖》用笔浑厚遒逸、跌宕多变，富有情感，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其书风之影响至今不绝。

7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

董其昌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他是海内文宗，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并波及到近代画坛。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虽然康熙有些言过其实，但董其昌的书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董其昌是可以与赵孟頫比肩的扛鼎书家。在其之后再没有一位有如此影响的书法大家。另外，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所无法比拟的。

8、张旭

张旭，（675—750）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工诗书，草楷俱佳尤长草书。

他的草书，名噪当时，影响后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时与李白诗，裴文剑舞称“三绝”，被后世誉为“草圣”。

9、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

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

米芾书法作品（请将手机横屏欣赏）：

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家云山”，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10、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以“狂草”名世。

怀素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刻苦临池，采蕉叶练字，木板为纸，板穿叶尽，秃笔成冢，其后笔走龙蛇，满纸云烟，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

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历代书法名家更是层出不穷。除了以上介绍的10位著名书法大家，历史上的著名书家还有：钟繇、张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黄庭坚、蔡襄、杨凝式、赵佶、鲜于枢、邓文原、祝允明、文征明、刘墉、何绍基等，他们也都是声名赫赫的书法大家，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