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书画类印鉴标准之建立

天夫

鉴古录（七十二）

今因见一视频播主讲古书画买卖，莫名妄议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如何伪造假收藏印，从而联想到文物鉴古学标准如何建立以及学术风气等问题。

主要涉及宋代贾似道所钤“秋壑图书”与金章宗完颜璟所钤“群玉中秘”二枚藏印，以该二印见诸名品者确实存有显著差别之样本，但据此论断真伪则要先辨明孰真孰伪。辫析明了，建立印章鉴古学标准之后，方可论断真伪是非。而一旦误以伪印充作论据标准，即不免冤枉栽赃古人！

有一种指说其实是和眼力有关的，如该播主说宋代贾似道的“秋壑图书”印与明代项元汴的“项墨林秘笈之印”印色一样，然从图片见二印印色其实存在一定差异，并不完全相同。

公孙名学称“牛合羊非马”，“羊与牛唯异”，前者指显著差别，如牛羊有角，而马无角，一望即可知；后者如牛羊俱有角，大体相同，二者差异故须仔细端详，甚或掰开唇口查看牙齿等。而文物鉴古学论断是非大多应如甄别牛羊那样，要仔细审详再三，未可颟顸盖帽。

《自叙帖》中的“秋壑图书”与“项墨林秘笈之印”二方藏印，如放大图片作比对则可更明显地看出二者印色的差异，“项墨林秘笈之印”印色显然要略深一些（见下图）。

又有一种指说属不负责任者的瞎扯，说这方“秋壑图书”印制作粗糙，诚不值一论哉！行里人都应知道，这是印戳盖在绫本上的缘故，绫本表面未如纸张平整，故会呈现这种漶缺之态，而原印见诸《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下文简称《印谱》）印面篆刻即属无可挑剔者。再者，即盖在绢绫上的印戳因材质渗透性不如纸张故，又屡经重裱之后纸本的印章会更淡化些，故盖在《上阳台贴》纸本上的该印就比盖在《自叙帖》隔水绫面上的要淡许多（比对见下图）。

且该印频见诸名品，《印谱》收入的也是该印。故以此指说“秋壑图书”印为项元汴所造伪是毫无道理的。

此篇论印鉴标准之建立，主要指诸如金章宗“群玉中秘”等历代公私藏印。以见诸博物馆收藏名品该“群玉中秘”印确实存在显著区别之样本，故须辨明厘清孰真孰伪之。

问题其实是源于《印谱》收录的该印出自名品《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本为东晋顾恺之所绘，原有12段，久已佚。后世仅有其摹本9段，曾藏于清宫内府，而迭遭庚子之役，被英军掠去，现为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

此图前辈鉴定家们俱认为乃唐代摹本，迭经宋、金、元、明、清历代递藏，传承脉络非常清晰。但该图所钤“群玉中秘”印“秘”字左旁“示”字少一横，实属不符文法者。“秘”字左旁正当从“禾”字，或“示”字，俱可。唯不合作如《女史箴图》本那样左旁“示”字脱一横画者。笔者以为，此乃作伪之人翻刻原印莫名脱漏笔画所致。事实上此类工稳一路画法之名作最有可能被摹仿。另一件也是工稳一路画法，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天水摹张萱捣练图》亦尔，所钤“群玉中秘”印与《女史箴图》同，应为同一人所操刀。

比对结果，《女史箴图》与《天水张萱捣练图》所钤“群玉中秘”印“秘”字俱少一横，属一类相同者，笔者谨判伪之；而《宦远贴》与《自叙帖》所钤“群玉中秘”印“秘”字不缺画，属另一类相同者，笔者认可其为真印。

毋庸置疑，《女史箴图》卷乃流传有续之名品，其上所钤盖的历代藏印正常应该都是真的。然何以此图“群玉中秘”印却为伪印哉？

有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是，古书画真迹名品竟然会被盖上伪印。其实这是古代制假售假者所惯用的一种构奸伎俩，要刻意混淆视听故，会先将一些经其手的真迹名品盖上其专门炮制的伪印，待收藏家入其慤中，误以这种伪印作为鉴定标准后，构奸者方从容收其渔人之利。若前清内府藏品中属此类鱼目混珠者其实为数不少，当时为清廷赉藏古代书画珍品的宫中近臣，如高士奇等人俱脱不了此干系。

诚然，构奸者未必即高士奇，如从高士奇所藏《天水摹张萱捣练图》仅有伪“明昌七玺印”而无伪“宣和七玺印”论，则目前《石渠宝笈》所著录的诸多清廷旧藏中盖有伪“宣和七玺印”者或与高士奇无干。有些清初的大收藏家如梁清标、宋荦、安岐等人应可排除嫌疑，一者为人巧佞迎谀未如高士奇；二者出身门第也俱较高，应不屑做此等龌龊事；三者此等诸人即便欲进贡臧珍于皇帝也必经高士奇之手，如《江村销夏录》卷一记有“宋荦益捣衣图卷”是。有一种说法指吴三桂女婿王永宁所为，唯其人史料不详，坊间传言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揣度。也不太可能为清初大藏家孙承泽所为，以其虽与高士奇一样曾为清廷张罗赉藏诸事，也与高士奇著《江村消夏录》一样，著有《庚子消夏记》，但孙承泽的收藏活动主要在顺治前朝，彼时因兵燹战乱故名迹珍品多有散落民间，其人从事收集此等散落遗珍即可，固无遑顾及炮制伪品赝鼎，如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记载唐阎立本《孝经图》、褚遂良法书等“故明大内物，后归孙北海侍郎承泽家”是。

唯可确言者，《石渠宝笈》等所载诸清宫旧藏名品构伪之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清初康、乾二朝。

如从《石渠宝笈》卷四十二所录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临本上有乾隆御跋“沈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收藏书画之奢侈、鉴赏之精、价值之昂，以为豪举”见，当时宫中赉藏书画除了倚重高士奇之外，至少还有沈德潜、王鸿绪等人参与其事，此诸人等于宫中藏品构奸伪赝者俱不脱干系。当然，最有可能“以赝进上”之人还是高士奇，故民国间罗振玉品评其人“乃竟以赝品欺罔，心术至此，令人骇绝”语实不虚。若宫中藏品伪赝最著名的即莫过于此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伪临本先已经高士奇等手进贡而被乾隆皇帝无限宝爱至题跋几遍，反而真本（即今存浙江省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各半卷是）进宫时却被皇帝老儿贬为次等，打落冷宫。故凡收藏之事，其第一流者莫过于自家是金主，自家有眼力；其第二流者方为自家充金主，他人为掌眼。

故项元汴被后人评为千古第一藏家，即为其实实在在的是第一流人物。而皇帝老儿无论再如何富贵豪气，以眼力不足故，毕竟也只能算是第二流人物。

民国期间上海曾出了一个大收藏家庞莱臣，其庋藏之富堪称可步项氏后尘者。庞氏也有著录刊行，唯其所藏真赝相杂，笔者以前从裱画家严桂荣亲闻解放前诸多庞莱臣制作假画辛秘之事，海派画家中不少人为其操刀，有为其画山水者，有为其画花鸟者，有为其刻印者，有为其题签落款者，而当时庞氏所制假画多售于东瀛日商。故项元汴既然是第一流收藏家，若言他挖空心思构弄此等赝伪之事，那他当时又能卖与何人哉？故文物鉴古之学实宜参现代刑侦学，凡事要多考问其人有无作案动机及有无实施此之可能。

高士奇构奸宫中赉藏伪本之事其实已被案录在另一本手书秘笈《江村书画目》中了，而进呈皇帝的诸名品竟有不少被注记了“赝”“不真”“摹本”等字眼。故构奸宫中藏品伪本，虽不能断言即高士奇所为，但至少其人是心知肚明的。当然，《江村书画目》是在康熙四十四年作为自家书画买卖账册记写的，当时并无流通，皇帝也无从知晓。

《江村书画目》分为九类，九类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无跋收藏、曰永存秘玩、曰自题上等、曰自题中等、曰自怡，其曰进者自然即为进贡皇上者，其曰送者自然即为劣等已赠送他人者，而其曰永存秘玩者应即为被其人视作无上珍品者，生前但自家秘玩，唯高氏死后无奈何被后人售出，又几经辗转或流入宫中，而被载录在《石渠宝笈》续编中，如王羲之《游目贴》是。惜《游目贴》后又流落东瀛而毁于战火，今唯有影印本传世。

又如王羲之《钟太尉千字文》，后来也被收归清内府。而这类属高士奇生前珍秘不舍得进贡者，俱应属流传有续之物，迭经宋、元、明公私诸藏庋，即便今人论此为宋人摹临本，也弥足珍贵，而项元汴所盖藏印也有数十方。

有一种推论的论据其实是不充分的，如金章宗所谓“明昌七玺”的“群玉中秘”，《天水摹张萱捣练图》此印盖在手卷后隔水与拖尾接缝处，而《自叙帖》此印则盖在前隔水与正幅画芯的接缝处，这其实也是一个鉴定标准的问题，都是堂而皇之的名品，你以哪件作品为标准参照依据？唯古人并无此严格之规定，毕竟骑缝章的用印逻辑但只为表明装帧原态，以防被不肖之人移花接木的，如“宣和七玺”中的“宣和”印在《中秋贴》中即被钤盖在正幅与前隔水接缝处（见上图），但《中秋贴》原应为王羲之法书数段相联者，故“宣和”印所钤位置也不见得就是今所见的那样在正幅最靠前的位置。至于上下前后该钤哪方印？一般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者要看印面内涵，再者要与前人所钤印章搭档般配。

有一个看似比较有力的据证是，怀素《自叙帖》中金章宗的“群玉中秘”印盖在了所谓明代权相严嵩的“南昌县印”上了，时序前后颠乱，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问题是，“南昌县印”是否确定为明代严嵩所用印？而从一篇《自叙帖、千字文、书谱中“南昌县印”断代探赜》学术论文标题见，学术界虽然有人署文论此者，然其标言“探赜”即已存探讨之意，其实是不能充分成立的。

而作为一个鉴定标准之建立必须非常之充分，不然则应遵从古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

是故，凡论断是非者，务必谨慎从事，小心求证，如履薄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逻辑推理上更要环环相扣，严丝合缝。

当然，宫中佞臣经手构弄的此类伪印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如宋徽宗“宣和七玺”等，徐邦达等前辈已多有指陈。笔者以为，凡《印谱》中此类名家印章相近雷同者，必然是一真一假，或俱属假。无论是书画家和藏家的用印逻辑，自然是不会制作二方或多方雷同相近的。如“宣和”朱文印，有二方看似相近，但间架结构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者（主要是二印“宣”字中部回文不一样），一出自王羲之《奉橘贴》，一出自李隆基《鹡鸰颂》卷，必然一真一假，但孰真孰假，虽然目前多数业内人士倾向于王羲之《奉橘贴》所钤为伪印，保括另一件王羲之名品《中秋贴》亦尔。但事实上此等印鉴标准的论证工作并未梳理比对充分，故还是先别作结论的为好。

从古画鉴定的角度讲，越是藏印多的，其仿制难度越高，以古人无现代制版技术，其翻刻印章之难！故诸多名品之中，如《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卷为宋徽宗真迹的可能性就很低，以此卷仅引首有宋徽宗题签（或曰乃金章宗摹瘦金体书），并无“宣和七玺”，也未有项元汴等历代藏印，但有所谓金章宗的“明昌七玺”及清代高士奇等人的题跋和数枚印章。而今人竞以此种明确属存疑之作中的金章宗“明昌七玺”为印鉴标准，其无理之甚！居心叵测哉。

有一种问题是和人们思维缜密与否有关的，比如，何以王羲之《七月都下贴》既然有金章宗诸玺印，又有“绍兴”连珠印哉？笔者以为，一者，连珠印“绍兴”二字取绍继文脉，兴昌文明之意，未必表宋高宗年号。如宋徽宗“宣和七玺”中常用“宣和”印与“政和”同钤于一卷，并非既表宋徽宗宣和年号又表宋徽宗政和年号。故“绍兴”“宣和”“政和”乃当时宫中所钤闲章，未必即表年号者，从今宁波天一阁藏王羲之《摹刻神龙本兰亭序》（下图）见“绍兴”印在和所谓“宣和七玺”的“政和”同一行，但所钤位置在最上方，从正常的藏印钤盖顺序见，则“绍兴”印钤盖的时间应更早前。

故“绍兴”连珠印笔者以为不一定即南宋高宗所用；再者，还有一种可能，即历史上南宋朝廷与金朝屡有和亲之事，而和亲之时王羲之《七月都下贴》即作为陪奁贡品呈献给金朝，这完全有可能，金章宗素喜汉族文物，故会有此“绍兴”连珠印与金朝内府收藏印同时存在。此暂不作定论，世事深奥难明。

又，其人指《七月都下帖》除了项元汴及清代诸藏印为真印，其余历代宋、金、元诸藏印俱伪。如这些藏印均是项元汴伪造的，能伪造这许多宋、金、元藏印就足以售假牟利了，项氏又何必再盖上自己这许多藏印哉？此地无银三百两，真岂有此理哉！

比较来说，《上阳台贴》除了有项元汴四十多方藏印外，还有赵孟坚“子固”、“彝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及元代张晏、欧阳玄等诸多藏印，故其赝伪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小，这一方面还与历代藏印印色新旧有关，流传有续的真迹名品，这些藏印盖在本幅与隔水、引首、拖尾等处会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层次，而这是最难仿制的。故鉴古学有一个重要原理，凡人为加工的，属技术类的都可被仿制。唯有岁月痕迹是模仿不出来的。

有一种指说更是滑稽可笑，竟然说《奉橘贴》、《宦远贴》、《上阳台贴》的题签“这些都是同一人所书”，这些是宋徽宗的题签，当然应该是同一人啊！当然书法容易被临摹，未如印章鉴别来得可靠。

至于《自叙帖》存在“双胞胎”本问题，前辈如徐邦达、傅申等人虽亦质疑其真伪，但并未作终结性论断。这二件近乎完全雷同的双胞胎，其实是影摹本（或称映本），古代一般是宫中钦命内府高手所为，唯其影摹技法早已失传。而其钤盖“建业文房之印”即有可能出自南唐内府所制，此不作确论，还要看其上有无更早前的藏印记录。若北宋苏舜钦或苏沂也承此绝技影摹此名迹者，其影摹本当然也可被视作珍品收藏。故以此推论南唐“建业文房之印”为伪印即属不应理。

应该知道，这是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不得已之举，名书法帖要流传一者是靠勒石碑拓，二者即为双沟填墨，三者即为制作影摹本。当然，古人制作影摹本技术之不可思议，竟然能如此惟妙惟肖！故其同样会被藏家珍视，而称之为“下真迹一等”，此类影摹本固非赝品，其珍弁程度与原迹几无差别，故项元汴天籁阁藏珍中或有属此类者也决不可以赝品视之。

笔者以前从徐伯清师所见的小楷摹法是，先将书法原作复印，然后用透光的油纸或近乎透明的薄宣纸覆在复印件上摹写的。而古代影摹技法则无从知晓，或曰要假日光映射原作再事摹写，云云。古人绝技，望尘莫及。

有一个鉴古学的逻辑问题，即为反推法，假设此为伪本，伪笔、伪藏印、伪装帧，作伪者但只要书法写得足够好，加上装帧材质和藏印做到位了就可以充真品兜售了，又何必将字写得如此惟妙惟肖近乎雷同哉！

所以，这是一个推理逻辑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解力的问题。学者质疑古人固可，然世间事物俱属深奥难明，故还是莫草率论断为好。

文物鉴古学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问，许多时候应采用刑侦学手段方法，故论断他人作伪者，应先鉴判其有无作案之动机。如指说项元汴作伪印，首先要问他有无此作案的动机？答案显然是不太会有的。以项元汴出身名门世家，从宋代到清初，家族中有十三人中举，十一人中进士。而其父项铨颇善经营，传至项元汴时已然是富甲一方，故其承家族祖业之殷厚十几岁起便广事收罗前贤名迹，且极精于鉴赏之道，向被评为千古第一私家收藏巨擘，又其所交往者俱如文征明、文彭、文嘉父子等名士，或如董其昌、詹景凤等鉴赏大家，如此身家交游者岂有行此等不端自毁天籁阁声誉之理哉！而目前的资料显示，有见某某售某名迹于项元汴者，也有项元汴转售高价购入之名品于族兄者，却并未见项元汴有售名迹于其他诸人者。事实上项氏天籁阁所藏诸名品是在清军屠城嘉兴，为千夫长汪六水劫掠后方散落民间的。故项元汴造假构弄伪印售假的前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自己造假，自己收藏，岂有此理哉！

还有，如《上阳台贴》等已有许多前朝藏印在，的然传承有续之名品，项元汴又何必要加盖金章宗“群玉中秘”伪印呢？这岂非画蛇添足之举哉！项家人素善经营，会有这么傻的吗？

造成目前中国各公私博物馆所藏古代书画名迹真伪莫辩，扑朔迷离现实的浊流源头大约是在清初，概因满清统治者一开始就有这种要通过收藏文物来承继华夏文脉的心思，于是乎就会有巧佞辈如高士奇等权臣来从中构奸作弄此事。故事实上的清浊分水岭就在清初。而如前些时在日本以50亿日元被国内某藏家购入的黄庭坚草书《释典卷》但有项元汴一百多枚藏印及宋、元递藏诸印者，即属侥幸未淌混水之清流异珍，而诸如金章宗“内殿秘玩”贾似道“秋壑图书”等印鉴自然也应以此为准（伪印分析见下图右）。

年轻人被当下网红流量风气裹挟，上奸佞之当，不明就里地瞎胡说，此情有可原，不知者不罪。唯蓄意迎奉构奸，或知错不改者，方为不可宽赦也。

大约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收藏界中便不断有人推崇《石渠宝笈》著录本，凡与皇家沾边者俱价格直线飙升，其实这就是前清遗老遗少们的皇权思想痼疾发作的缘故，而一众学痞浊流们也迎奉作说之，肆意泼污栽赃明代私人收藏家项元汴，说白了就是些封建余孽残毒在继续贻害人间。

故鉴赏之家，一者公，二者博，公、博不可或缺。而当下的中国，学术风气之恶劣！诸多狎私无聊之徒竞相标新立异作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纷乱不堪，满目苍夷！令人怅叹不已耳。

这是鉴古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人心的问题。

在目前这个所谓“博流量的时代”，正面和负面都空前地会被无限放大，凡人一旦涉入其中即易沦为夸漫轻薄之徒。故一个谦慎学子多些质疑固然是，唯论断真伪是非实宜三缄其口。

毋妄断是非，毋藏否人物。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20240801

Ψ

求真辫伪

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