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那墓地、张雄夫妇墓地～新疆考古百年（五）

布衣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约40千米的阿斯塔那及哈拉和卓附近，南邻高昌故城。占地约10平方千米，是3~8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

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现存墓葬500余座。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三个时期，依姓氏家族分区埋葬，基本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偏室墓：前者为大型墓，多夫妻合葬；后者多属单人葬。总体上前者渐为主流。墓中多葬汉人，也不乏车师、匈奴、昭武九姓等人群，高昌郡太守沮渠封戴、高昌国名将张雄、唐北庭副都护高耀等显赫人物亦魂归于此。从清末到20世纪初，英国、日本、俄国、德国等国先后在此盗掘。20世纪50至60年代，清理墓葬数百座，出土珍贵文物数千件，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绢像

历史沿革

阿斯塔那古墓群最早从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最晚到唐大历七年（772年），时间跨度为500多年。在晚清之前，这里因由数量较多的古墓，便有盗贼时常光顾，但规模较小。

20世纪初，阿斯塔那古墓群遭到英国的斯坦因、俄国人科兹洛夫、 德国人勒科克、日本人橘瑞超等盗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国二年（1913年）到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英国斯坦因分别于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盗窃文物和书籍无数。仅仅在民国四年（1915年）9月和10月两个月，他就从高昌遗址附近的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盗窃了323大箱文物。

民国元年（1912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外国探险家首次在这里发现了干尸。下半年，吉川小一郎又独自一人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取大量干尸。民国三年（1914年）他们将干尸装箱运到了日本。这次运往日本的阿斯塔那干尸共有10具，计有男尸5具、女尸4具、小孩尸1具。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过发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在阿斯塔那发掘墓葬4座。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中国记者杨帆群在阿斯塔那发掘墓葬11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对阿斯塔那古墓群的第一次发掘是1959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下属的东疆文物工作组主持，随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分别进行了数十次发掘。[19]出土了数万件文物，包括丝绸织品、壁画、陶器、木器、钱币、各种墓俑、墓表、墓志等，尤为珍贵的是这里还出土了2700多件各种古代文书。在发掘过程中，工作者们清理了近400座古墓。

建筑特点

阿斯塔那古墓群东西长约5千米，南北宽2千米，占地10平方千米左右。由于阿斯塔那古墓群所在地区的气候十分干燥，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地下水位距离地面20多米，而墓室一般在地下3至5米之间。

阿斯塔那古墓群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古墓平面形状如“甲”字。墓室前方，是一条10多米的长的斜坡墓道，墓道尽头连着墓室，是死者安息的地方。墓室一般高为2米以上，4米见方大小，平顶或穹窿形顶。死者多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炕或简易木床上，他们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绢锦织品制作的衣服。死者四周，或陈放模拟的亭台楼阁、车马仪仗、琴棋笔墨，或陈放葡萄、瓜果、饺子、面饼等食品，供死者阴间驱使或享用。有的墓室后壁，绘有人物、鸟禽、花卉、山水壁画。

文物遗存

文书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书，经学者们多年精心整理，拼合出总数2700多种。文书上的纪年，最早是西晋泰始九年（273年），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年），前后历时五百年，其中晋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文书100多件，约占全部文书的5%；割据的高昌王朝时期的文书700多件，约占全部文书的30%，其余为唐代文书，约1700多件。

按文书形式分，有契约（包括租佃、买卖、雇佣、借贷等），籍帐（手实、计帐、户籍、受田帐、欠田帐、退田帐、差科薄、定户等帐等），官府文书（符沾状，审理案件的辩词和录案，授官授勋告身行旅的过所和公验、收发文薄、收支帐历等），私人信札、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所及，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纯属私人生活的琐事，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中高昌郡时代和曲氏高昌王朝的文书填补了本地区历史记载的空白。这批文书已经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分十册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古尸

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尸体在当地干燥的条件下保存良好，高500多号墓穴中，80%的尸体没有腐烂，形成了干尸——木乃伊。干尸大多完整无损，有的睫毛和眼缝中显露的黑白眼珠都可见。其中，高昌国名将张雄的干尸身高1.9米左右，须发衣物，保存完好。

绘画

阿斯塔那古墓群中所见的绘画有壁画、版画、纸画、绢画、麻布画等多种形式，内容可分为人物画、花鸟画和天文图。[9]前期（晋至十六国时期）墓葬的壁画，主要描绘地主庄园生活，绘画风格与河西魏晋墓壁画相近，中期（麴氏高昌时期）墓葬中出现大幅伏羲、女娲画像。后期（唐西州时期）墓葬中出现伏羲、女娲的绢画。长安年间（701~704年）以后的墓中，发现一批表现贵族优裕生活的绢画和壁画，画面多用条幅式屏风，时期较早的主要描绘人物，时间较晚的则偏重于描绘花鸟，其风格、技法与同时期中原地区唐墓壁画相同。

如高昌郡时期的哈拉和卓第98号墓的壁画，画面分成五组九个方框格，中心是墓主人一男一女拱手跪坐，身后两名侍女站立，还有多人在劳作，有的执盆，有的推磨，有的牵牛执鞭，画上有高轮牛车和鞍马，有田地和葡萄园，是地主庄园生活的写照。高昌王国时期的墓有的张挂着大幅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绢画，伏羲手中并持墨斗为其他地方不见。绢画还每以侍女为题材，画她们栾棋玩耍，一幅仅存头胸手的绢画，穿小袖翻领“西装”是古画中较美的妇女形象。

随葬品

阿斯塔那古墓群随葬的日用品多数是陶瓷和木器，有些是仅具形式的明器，波斯银币和少量东罗马金币及其仿制品含在死者口中，还有镇墓兽和各色木俑，墓中还出土有墓表、墓志、墓砖。

文物价值

阿斯塔那古墓群按家族种姓分区埋葬，以天然砾石为界，区域分明。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墓葬形制是以一个家族的习俗来营造自己的墓地。在墓区处处可见井然有序、界线分明的一个个茔院。墓区内是一个父系大家族的墓园，按照祖、父、子、孙辈份大小，依次进行排列，比较正规。墓葬皆为土洞墓，墓室中大多是居住在当地汉族人，少数为兄弟民族。

阿斯塔那古墓群是新疆地区发掘晋唐墓葬数量和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存，对完善新疆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新疆地方史研究乃至更深广的中国中古史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该墓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晋至唐时期墓葬建立了年代标尺，文书、墓志等文字材料，不仅给墓葬定年提供了参照，更推动了吐鲁番学的发展。其中的织物遗存也具有较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与河西乃至中原一脉相承的墓葬形制与聚族而葬的丧葬方式，更是西域各族居民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及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生动展示。墓中数以百计的千年古尸，是研究历史上新疆居民的种族、民族特征的珍贵人体标本。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镇墓兽

张雄夫妇墓志，1973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墓志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青石质地，正方形，边长74.5厘米。楷书志文30行，满行30字。碑述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583—633)与夫人麹氏生平事迹。

新疆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墓绢衣女俑小考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是古代高昌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由于该地区气候干燥，出土的绘画、泥俑等文物色彩鲜丽如新，保存完好。初唐时期高昌国名将张雄的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极具代表性的绢衣彩绘木俑，展现了该时期高超的面料织造技艺。经过对其中三尊女舞俑在发型、妆容以及服装结构、纹样方面的整理分析后，发现随张雄妻子下葬的木俑不仅反映初唐中原地区舞伎服饰的特点，并且令学界对木俑表演丧家乐的傀儡身份有些许猜测。因此文章主要以分析墓中出土俑的服饰为切入点，向读者具体阐述女舞俑华丽精细的整体以及其作为表演丧家乐傀儡的证据，这对于初唐时期女性整体妆容服饰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也对其他学者进一步分析傀儡戏流变过程具有辅助作用。关键词：阿斯塔那;张雄墓;绢衣木俑;傀儡戏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206号墓葬是高昌国时期名将张雄和其妻子麴氏的合葬墓，于1973年被发掘，随葬品中出土了一批彩绘木俑及绢衣女舞俑，这些是初唐时期高昌国地区服饰风格的实物遗存。由于张雄夫妇去世的时间相差甚远，张雄死于贞观七年（633年），其妻麴氏死于垂拱四年（688年），相距五十五年，陪葬品也是分两次下葬，正好反映了唐朝初期到末期发展迅速的工艺制作水平。与此同时，第二次下葬的墓俑中，出现了服装完整、表情丰富、姿态多变的戏弄俑，据考属于唐代“雕木为戏“的傀儡。这为我们研究唐代丧葬习俗中丧家乐的表演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为进一步分析汉民族文化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丰富例证。

一、张雄墓中出土俑整体介绍张雄去世时陪葬品为木制立俑十九个，其中男俑十七个，女俑两个，保存完整。这些木俑都是用圆柱形木条雕刻出头部与身体，高约22厘米，宽约5厘米。男立俑中有两种，一种是头戴黑色帷帽，着黑衣，下配白裤;另一种头戴绛色帷帽，着绛色衣，下配白裤。女俑头梳高髻，窄袖上襦配齐胸长裙，另外还有四个高约10厘米的小文官俑，头戴黑色冠帽，身着对襟宽袖短襦衫，双手拱于胸前，下配白裤。这些俑的面部刻画简单，属于初唐时期高昌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制作手法。随张雄妻子麴氏下葬的冥器是其子张怀寂为母亲送葬制作，张怀寂九岁随高昌国王麴智盛进京，在长安接受教育成长起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为其母亲所打造的冥器不仅遵照中原制度进行，木俑在制作及造型上也体现了初唐时期极高的技艺水平。墓中出土骑马俑十个，高约33厘米，马长约24厘米，人和马都是由木块分雕而成，最后合成为俑。骑马俑又分为武士俑和文官俑，武士俑戴帷帽，着绛色袍，配裤，脚蹬乌皮靴，文官俑着绯色、绿色、青色官服。有的双手执缰绳，神情泰然，有的一手扶鞍，一手勒缰，顾盼神飞，似交谈问答，氛围轻松，颇为生动。出土的木俑中还有一批彩绘绢衣木俑，服装保存完整，有男女俑之分，均以木雕头部、胸部为木条，在俑的下颌处胶合，纸捻为臂膀，外着锦衣衫裙等。绢衣男俑头戴黑色冠帽，身着圆领袍衫，长至膝下，腰系黑色革带，脚蹬乌皮靴，眉眼上挑，双唇紧闭，嘴角向下，表情丰富，有的左手叉腰，右手向前，似诘问状，有的头部低垂，双手抬起，似理论状，姿态各异，极具生活趣味。绢衣女俑多为舞女俑，窄袖上襦，外套半臂，帔帛绕肩垂下，下配高腰长裙，有两色间色裙和单色裙之分。女俑面部彩绘保留完好，眉眼清秀，妆容完整，朱唇小巧，发髻各异，左盼右顾，仰头颔首，双臂姿态更是多种，彷佛正要翩跹起舞。除了汉俑外，张雄墓中也出现了胡人俑。垂拱年间麴氏随葬品中的牵驼俑即胡人男俑，高约55厘米，头戴高而尖的白色胡帽，也就是浑脱帽，通常是羊皮制成，高顶、尖且圆，帽沿外翻，露出红色内里，内里上绘有绿色植物，身着胡服窄袖长袍，右衽大襟，领口外翻，腰间系有黑色腰带，着高靴，两手前举紧握，作牵引骆驼状。胡人俑高鼻深目，浓眉大眼，胡子卷曲，极具西域特色，可见制作手法的精细与巧妙。整体来说，随麴氏下葬的冥器无论是制作工艺上，还是丰富程度上，都达到了初唐时期墓葬随葬品比较完备的状态。陪葬俑从汉俑到胡人俑，不同于同时期西安地区的墓葬多采用陶俑，张雄墓中皆为木俑，出现的绢衣木俑身上的锦衣更是直接取自初唐时期人们所着的真实面料，极具参考价值。

二、绢衣彩绘女俑整体介绍绢衣木俑中有男俑七尊，保存完整的有两尊，有女俑十七尊，其中三尊服装、发髻、妆容都保持较为完整，且身上服装的面料、花纹以及织造工艺都极具代表性。判断三尊女俑为舞俑而不是侍女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大将张雄的孙子张礼臣的墓中出土描绘乐伎舞者的绢画六屏，画中女子妆容服饰与阿斯塔那206号墓葬出土女俑极其相似，额描朱钿，发挽青螺，卷草纹半臂下粉胸半露，红裙曳地，足踏彩履，身姿婀娜，真实反映了武则天当政时流行的衣裙妆容;

其二，阿斯塔那的绢衣女俑与中原地区墓室壁画所绘乐舞伎服制相同，小袖长袖内衣，披帔帛，着单色长裙或间色长裙;其三则是窄袖襦装是唐代的流行服饰，而且便于乐舞伎们的乐器演奏和舞蹈动作施展。图1女舞俑头梳双刀半翻髻，形状有点像翻卷的荷叶，身着窄袖短襦，配红色高腰裙，披有帔帛，隋唐时期的襦已经发展出不同的样式，衣袖有长短之分，领口也有圆领和坦领之分，除此之外，门襟有右衽的大襟，或者如图1中女俑的襦是左右对称但敞口，不用纽扣束于高腰裙内的对襟。初唐女性上襦多为窄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受西域胡人服饰的影响，《新唐书行志》中曾记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另一方面，受到隋朝遗风的影响，凸显女性纤细的体态，上身窄袖襦衫，下配高腰长裙，束于腋下。《文献通考》说到唐初的衣裙“尚危侧”，“笑宽缓”。女俑下身所着的大红色高腰裙，由八片布片组成，也可称为齐胸裙，裙带有系于腰线上，也有系于胸线附近或者胸上的长裙，且唐代裙装多褶裥。初唐时期长裙多窄小，后裙摆逐渐变宽，上窄下宽，下垂至地，不施边缘。图2女俑头梳双环望仙髻，上身穿窄袖U字领短襦，坦胸，下身穿红黄相间的间色条纹齐胸长裙，披鱼子缬帔帛。间色裙，通俗来講就是以两种及两种以上颜色的布条互相间隔而成的女裙，始于晋十六国时期。到了初唐时期此类间裙更为兴盛，多为年轻女子穿用，武周之后常著七破间裙。而该女俑所着间裙接近四十破，可以说相当奢华了。除此之外女俑所披帔帛上有鱼子模样的绞缬工艺，以3个为一组的不规则小圆圈鱼子缬，大小如同米粒一般，可见当时工艺水平之高。而披帛的质地属于纱罗组织，罗的孔眼状组织有极好的透气性，适宜春夏季衣料，绞经组织又极具稳定性，不易抽丝，轻薄舒适，披挂方式多种多样。如该女俑就将披帛一头系于裙腰内，一头绕肩垂下，尽显女性妖娆之美感。图3女俑头梳双丫髻，身着绿色窄袖短襦，外套联珠纹锦半臂，下穿红黄间色微喇长裙，长裙外面还有一层已经破损的薄纱，呈青色。女俑肩披绕肩帔帛，面料是橙黄色鱼子形的散点花纹绞缬罗，腰间系缂丝腰带。在黄能馥和陈娟娟所著的《中国服装史》中将女俑上襦外套的服装称为裲裆。裲裆，也作“两裆”，背心式服装，一般制成两片，“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肩部以带相连。而小女俑所着上衣虽然袖身极短，但是一片式对襟，并且肩膀处没有带子连接，不像是裲裆的形制，反而更符合锦半臂的特点。除此之外，该女俑服饰形制也与张礼臣墓出土的乐舞伎屏风中着卷草纹对襟半臂的舞者极其相似，所以判断张雄墓女俑上衣所着应为锦半臂。图案是联珠团窠对鹊纹，系斜纹经锦，主题纹样是相对的立鸟，鸟的上方和下方均有植物纹，外环联珠环，联珠纹以四个为一组，每组五个排列，中间由四个回形方块隔开，联珠环之间的辅花为十字形花叶纹。女俑腰系缂丝腰带，缂丝，亦作刻丝，是一种融合绣织于一体的彩色平纹丝织物。旧传缂丝起源于宋代，但正是由于1973年出土的阿斯塔娜张雄墓女俑身上的缂丝腰带，表明唐代初期不仅已经出现缂丝这项技术，并且就织造水平来看也已趋于完善。该腰带长9.3厘米，宽约1厘米，以草绿色为底，由大红、橘黄、土黄、海蓝、天青、白等多种颜色织成几何菱形纹，至今保存完整，颜色鲜艳，织物纹理清晰。仔细观察三尊女俑以及第二次下葬的绢衣男俑等，发现女俑的上襦、下裙和男俑的袍服都有精致的菱形格暗纹，大小不一，历经千年，依旧能够辨认，服装的色彩仍是鲜艳如初。而女俑的面妆中除额头花钿图案不同外，面部全部涂红妆，脸颊两侧画斜红，唇两侧点面靥，黛色浓重描双眉，樱桃小口点朱唇，向世人展示了初唐女性妆容之美。

三、出土绢衣木俑与丧家乐习俗出土的这二十四尊绢衣木俑，在面部表情刻画、服装头饰搭配、整体姿态动作上都不同于普通的殉葬俑人，一般殉葬的俑人多是模拟死者的侍从仆人，应当毕恭毕敬，严肃谦卑之态，不宜挤眉弄眼，滑稽挑弄。张雄墓木俑臂膀皆由纸捻所作，或拱于胸前，或垂于两侧。女俑有的仰头右盼，有的斜睨左边，保存完整的两尊男俑面部更甚，完全无肃穆优戚之情，立眉瞪眼，嘴角向下，面部扭曲，尽显嘲弄之态。罗隐《谗书·木偶人》中曾记载傀儡的制作方法是：“以雕木为戏，丹雘之，衣服之。”木俑面目以彩色描绘，身体又以绢布为衣，与史料记载一致，而《旧唐书·音乐志》中认为“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因此这些俑并不是普通陪葬冥器，而是在葬礼上表演丧家乐的傀儡。所谓丧家乐，从狭义上理解就是我国殡葬习俗中由丧葬乐队在殡葬奠仪场合中所演奏的音乐;从广义上理解则是丧葬乐队人员组成、乐器搭配、表演，以及其表演的音乐等各种因素的统称。傀儡的作用也就是在丧葬场合配以音乐操纵木偶表演，达到“眩耀路人”的效果。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保存完整的两尊男俑皆着黄色袍服，但据记载总章元年（668年）出台政令“始一切禁服黄”，所以木俑所着黄衣应属于戏曲中表演的历史人物。《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倡优”类引《赵书》曰：“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擞单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馆陶令着黄绢单衣，与出土男俑一致，男俑表情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戏文中因贪污下狱的狼狈之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张雄墓出土的这一批绢衣木俑是反映初唐时期傀儡戏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相关傀儡戏流变也有特殊价值。

四、结语

张雄及其子张定和、张怀寂在初唐时期十分支持国家统一，始终为推动高昌国与中央集权的紧密联系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随葬品的设置、墓志铭的撰写等方面都体现出汉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也侧面反映了高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张雄墓出土的两批随葬俑，尤其是第二批绢衣木俑从服装面料的织造技术来看，已经达到了当时较高的技艺水平，女俑身上的服饰不仅有延续前朝隋代遗风，并且织锦的纹样也体现了西域风格，是丝绸之路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极佳例证。这批在长安制作的木俑，沿丝绸之路一路来到新疆地区，木俑的发型、面妆、服装表现的都是中原流行的乐舞造型，所表演的丧家乐也是内地的戏文，表明初唐时期中央政权对高昌地区执行的政策卓有成效。与此同时生活在高昌地区的汉族贵族家庭，例如张雄所在的张氏家族和其妻子所在的麴氏家族，始终传承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融合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张怀寂为母亲打造的丰富的冥器，也表达了其心向长安的美好愿望。这批木俑的出土对于傀儡戏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木俑作为傀儡表演了有故事情节的剧目，早于文献资料中盛唐以后出现傀儡表演具体剧目的记录，但其制作方式又不同于通常人们熟知的杖头傀儡，如此等等的问题还需相关学者进行进一步的专业分析和研究。

新疆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墓绢衣女俑小考

1. 墓葬背景概述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以东约40公里处，火焰山脚下，高昌古城以北，是魏晋至隋唐时期（3—8世纪）高昌地区重要的公共墓地。该墓群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是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库。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众多珍贵文物。其中，206号墓葬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是高昌国名将张雄及其夫人麴氏的合葬墓。

张雄，字太欢，祖籍河南南阳，因避中原战乱，其先祖迁至高昌国。张雄在高昌国官至左卫大将军，他极力主张高昌与唐朝交好，但未被采纳，最终郁郁而终。其夫人麴氏出身高昌王族，张雄去世后，麴氏举家迁往中原地区，其子张定和、张怀寂在唐朝任职为官。麴氏于垂拱四年（688年）去世，享年81岁，唐朝诏封其为“永安太郡君”。

2. 绢衣女俑形制特征

阿斯塔那206号墓葬中出土的绢衣女俑，是初唐时期服饰和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些女俑以木塑头部和身躯，胳膊则用纸捻成，并插入肩部两侧的小孔内，以展现不同的姿态。女俑的头部多梳高髻，面部描绘精致的花钿，妆容丰富，眉眼清秀，极具唐代女子特征。

服饰方面，女俑身着的绢衣色彩斑斓，多为红、黄、绿等鲜艳颜色，以绫、罗、绢、缂丝等多种丝织品制作而成。其中，缂丝的发现尤为重要，它被誉为“织中之圣”，以往认为起源于五代，但这批绢衣女俑表明，至少在初唐时期缂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女俑的衣裙设计繁复，有团花锦上衣、黄底白花绢制披肩，以及红、黄相间的曳地长裙，尽显高贵典雅之风。

3. 历史文化价值

绢衣女俑不仅展示了初唐时期高超的雕塑和织造技艺，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这些女俑的服饰、妆容和发饰，与唐代文献记载高度一致，是研究唐代女子生活习俗和服饰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张雄夫妇的墓葬也揭示了高昌国与唐朝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

4. 墓葬随葬习俗

张雄夫妇墓葬的随葬品丰富多样，包括绢衣女俑、骑马俑、胡人俑等多种类型的木俑。这些随葬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制作精良，反映了唐代厚葬制度的严谨和墓葬文化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张雄夫妇的去世时间相差55年，陪葬品也是分两次下葬，这体现了唐朝高超的手工艺水平和墓葬文化的独特性。

5. 艺术保护与研究

阿斯塔那206号墓葬出土的绢衣女俑，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保存状况极为完好。这些女俑的服饰、妆容和发饰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制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了保护和研究这些珍贵的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定期维护、科学研究和公众教育等。同时，学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这些绢衣女俑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6. 结语

新疆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墓出土的绢衣女俑，是初唐时期服饰文化和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这些女俑不仅展示了唐代高超的手工艺水平，更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多元文化交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对这些绢衣女俑的研究和保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