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巴山蜀水——走进川博

行走的父子

　　三星堆、金沙这些网红新秀的崛起，让川博的存在感弱了不少，甚至很多人说省博不如成都市博。四川很多国宝级文物分散于各个博物馆，不像很多省集中在省博，一家独大。换个角度看，可以说四川省博胸怀更大。

　　走进“史前时期的四川”展厅，盆地内诸多遗址分布迎面而来，坛罐山遗址、龙垭遗址、富林遗址及川西高原遗存等重要遗址，生动重现了先民在巴山蜀水间群居生活、劳作生产。

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土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资阳人”头骨，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其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5万年。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市黄鳝溪建桥施工中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跋山涉水，在四川盆地交汇，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圈，甘肃、青海的先民就带来了纹饰精美的彩陶，其他族群还带来了稻作文明、粟作文明。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这里河网稠密、环境优渥，周边文化不断汇聚于此，逐渐形成了蜀文化之源头——宝墩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出现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8座史前城址，三星堆文明逐渐灿烂辉煌，随着不同聚落、城址之间的交流融合，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其他早期文明并辉。

　　人面形玉佩，大溪文化，黑色玉石制成，可能是先民的护身符。

　　大溪文化，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为中心，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年代为4300B.C.~3300B.C.，可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比肩，堪称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明珠。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种植水稻，红陶为主，也有红衣黑彩的彩陶。

　　彩陶瓶，从形制和纹饰上看，大溪文化或许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大溪遗址出土了若干陶响球，红色，球面有镂孔，还有整齐的纹饰，就像一个微缩的篮球，中空，内有弹丸或砂粒，摇动可发声，可能是一种娱乐工具。从中可看出大溪人的数学与几何知识不一般啊！ 走出洪荒，点燃文明的星火；平原筑城，开创古蜀的荣光。“远古四川”的神秘面纱于此渐渐被揭开；那些遗忘在尘埃中的真相，终于逐渐在世人面前展现。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蜀国因蚕丛、鱼凫等历代蜀王，赋予了迷雾重重的神秘色彩。通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以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和竹瓦街窖藏等为代表的遗存，才逐渐揭开盛极一时的传奇王国，然而寥寥数语的历史记载，古蜀国仍留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位于川东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交流融合。在此阶段，巴蜀古国与中原、荆楚互动往来形成王权至威，礼乐兴盛的特色。

先秦时期，蜀地的交通路网已较完善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以及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

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兼并巴蜀，结束了巴蜀古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巴蜀被秦国视为统一全国的战略后方，大力发展水利、农业和工商贸易，巴蜀文化从而逐渐融入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尚书·牧誓》中记载了蜀人出征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争，揭示了古蜀国与周人的密切往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两次发现的青铜窖藏，属于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出土了40件精美青铜器，其中的青铜礼器带有强烈的西周文化烙印，见证了周人与古蜀国密切的文化联系。

　　青玉大牙璋，就是燕道城首次在三星堆发现400多件玉器其中一件。玉璋在下端的阑部两侧有牙状的突起称为“牙璋”，起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后成为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器物，三星堆和金沙出土了大量牙璋，是二里头文化辐射的结果。

　　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国为开明王朝统治，它凭借物茂粮丰的物质基础，在与秦、楚的武力较量和文化交流中，形成了重祭祀、精工艺、尚滋味、好文采的礼制与习俗。在成都平原的考古遗存中，不少具有中原、荆楚文化因素的器物与蜀文化器物并存；两湖地区也相继出土了不少巴蜀器物，它们是古蜀与中原、荆楚频繁互动的重要见证。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1959年彭州瓦窑街窖藏出土了五件罍léi，以此件最为华丽。巴蜀地区青铜礼器以罍和尊为主，且有“尚五”之俗，器物常作五件一组，与中原地区单鼎双簋有明显区别。

　　邵之飤sì鼎，共五件，成都马家木椁墓出土，专家认为最小最精美的的一件为楚器。“邵”即“昭”，为楚国王族三姓之一，其余四件是蜀地仿制的。

　　新都马家木椁墓，是迄今为止四川省内发现的战国时期规格最高的古蜀墓葬，可能是战国早期古蜀国开明氏王朝的墓葬，因为积水，铜器未锈，金光灿灿，出土的鼎、壶、戈、矛等也为五件一组，呈现出蜀人“尚五”的礼制。。

　　“五”，在蜀人的宗教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文献记载，开明氏庙有五色、民有五丁、墓有五冢……考古发掘中，竹瓦街一号窖藏集中出土五件铜罍，马家木椁墓所出青铜器绝大多数五件为一组，说明“五”在蜀人意识形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采用的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在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刻画了200多个物，记录了战国时期巴蜀大地的社会万象。壶身用金银嵌错法刻画了四段图案，第一层为习射和采桑，第二层为宴乐战舞（巴渝舞）和弋[yì ]射、习射，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第四层为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或许这些图案也是巴蜀图语，可惜看不太清楚。

　　水陆攻战纹是我国东周时期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新的装饰工艺，画面构图丰富，人物形象洗练逼真，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战争场面，是美术史、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题材。 巴国原是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约春秋晚期，巴国不敌楚国扩张，从汉水上游迁徙到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鄂西峡江地区，他们承袭了中原和荆楚的礼乐制度，成为这一地区土著族群的统治者。巴人民风敦厚、质直好义，善乐舞，信巫鬼，崇白虎。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大致勾勒出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巴人多元的文化面貌。

　　虎钮錞（chún）于，小田溪墓葬出土，顶上饰有一虎钮，栩栩如生。錞于是古代的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是巴文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它在巴人的文化中，一方面作为战争中使用的青铜打击器具，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生活中的宴乐器具。巴人虽然好舞，但民风淳朴，其乐器的种类显得比较单调，主要有錞于、钲、编钟、铃铛等几种。

铜钲（zhēng）

　　虎纹铜戈，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阴刻巴蜀图语。

　　巴蜀图符：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为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蜀，统治巴蜀地区长达110年，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由此应运而生，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秦因巴蜀物质保障变得富裕充盈，巴蜀地区因秦的治理逐渐“沃野千里”，而后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以巴蜀地区为大本营，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进入东汉后，豪族大姓空前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巴蜀地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

历经秦汉数百年，巴蜀地区的水陆交通得到大提升，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干顷繁田，加上路桥畅通，车马驰骋，打通了成都平原与外界联系，产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以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兴盛。东汉豪族崛起后，庄园经济快速发展，男耕女织，六畜兴旺，也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繁荣。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地区，还是一个以文化繁荣而文明的中心，蜀郡太守文翁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推行教化。在儒学的影响下，蜀地跃居文化之邦，才子辈出，蜀学之名威震四海教育、文学突飞猛进，传统的医学与天文学也被发扬光大。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蜀汉政权与魏国、吴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期间以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为代表的蜀汉英雄受到后世尊崇，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东汉画像砖是川博的一大特色，量大类全。画像砖是墓葬的建筑构件，砌在砖室墓的墙壁上，均为模制，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川博经典画像砖有：羊尊酒肆画像砖、酿酒画像砖、车马过桥画像砖、制盐画像砖、七盘舞画像砖、西王母画像砖、讲经画像砖、辎车、斧车、轺yáo车等。

　　制盐画像砖，四川产井盐，画面左下角是盐井，上搭两层高架，架上有辘轳绳索，人在拉绳，汲取卤水，然后通过卤槽导入五个釜中，有人点火烧灶以煮盐，这个画面是汉代四川制盐过程的真实写照。

乐舞百戏俑，四川出土的汉代说唱俑数量颇多，最出彩的击鼓说唱俑存放于国博。东汉俳优正在表演的活泼诙谐憨厚之态，或许就是中国早期的“rapper” 汉代崇尚“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墓葬内多随葬陶塑的人物形象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陶塑动物形象或用具，形成一定的组合，以求构建死后灵魂生活的美好空间。巴蜀地区汉代陶俑人物形象生动逼真，面部表情丰富，艺术水平较高，其中尤以说唱俑最具神韵，艺术造诣极高。 说唱俑又叫俳pái优俑，是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先秦便有，最初的俳优都是侏儒。《汉书》中说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两汉时俳优表演从宫廷到民间都颇为盛行。

　　摇钱树是西南地区东汉墓葬中常见的明器，主要出土于四川。摇钱树由陶底座和青铜树干组成，枝上挂满圆形方孔的铜钱。枝上最常见的形象是西王母居中，周边有蟾蜍、玉兔、四灵、仙人、乐舞、马、鹿等多种形象。树顶常设朱雀造型，衔着不死仙药，对面有跪坐求药的人。

它起源于神树，是连接凡间和仙境的桥梁，是墓主“升天成仙”的凭借，也是墓主财富的源泉。最高大、工艺最复杂的摇钱树则是收藏于绵阳博物馆，为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赤壁赋图青花瓷碗，此碗上书写的是《前赤壁赋》，曾捧起这只饭碗的人，在玩赏之间，追慕苏东坡这位伟大文豪的卓越风采、品读他在字里行间留下的人生感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公元263年魏国灭蜀国，至公元965年后蜀为宋所灭，长达七百年的时间跨度，古代四川从战乱迭起到偏安一隅，形成了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化，不仅先后经历10个政权频繁更替，其中成汉政权割据巴蜀42年，民族结构也遭遇“大换血”，土著居民大量外徙，少数民族居民陆续迁入。

同时，随着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兴盛，成都逐渐成为当时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域的重要枢纽，商贾、使团、僧侣、行人东来西往佛教造像艺术也在四川融合发展。

而后来到，开启盛世华章的隋唐五代时期，这个时期的四川整体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一派繁华。不管是在唐朝时期，将四川行政区域划分为“剑南三川”，还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先后被前蜀、后唐和后蜀政权统治，都呈现出一派西南胜景。

这个时期，巴蜀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也日趋繁荣，其中酿酒业、茶业制糖业、井盐业兴盛发达，制瓷业走向成熟繁荣，蜀锦、蜀纸、雕版印刷亦享有盛名，乃至在唐朝后期，成都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的美誉。

正是在政局安定经济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活跃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教育，在巴蜀地区生长起来。自古诗人例到蜀，促进了唐诗达到中国古典诗歌之巅峰。五代画院开历史之先，以及孟蜀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陵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王建（847~918年）的陵墓，1941年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是首次科学发掘帝王墓。有王建石雕像、玉大带、兔形玉谥宝等遗珍。 兔形玉谥宝：谥宝是仿制生前的玺印，然后将谥号刻于玺印，陪葬以显示死者的尊荣。兔形是因为王建属兔，谥宝上的谥号有“神武圣文孝德明惠”，均为美谥。 玉大带：和田白玉，是附着于鞓tīng（革带）上的饰物，现存銙kuǎ七块，鉈tuó尾一方，银扣两个，鞓已腐烂。鉈尾有长篇铭文，记录了玉大带的来历：永平五年（915年）王宫失火，次日烈焰中发现宝玉，因圣德庇护而温润洁白，制成此带。 王建哀册，为玉石册材质，其上所书相当于现在的悼词。“周之子孙，克比尧舜”，这是“悼词”中给与这位已逝君王的最后荣耀。永陵刚开始发掘时，并不知道陵墓的主人是谁，正是哀册中出现的“永陵”、“嗣皇帝臣衍”等字样，揭示了墓主人王建的身份。

　　哀册，亦作“哀策”，古代用于颂扬帝王、后妃生前功德的韵文，多书于玉石木竹之上。古代帝王逝后，将遣葬日举行"遣奠"时所读的最后一篇祭文刻于册上，埋入陵中，称为哀册。陵中用玉策始于唐初，是帝王身份的象征。

　　唐“石涧敲冰”七弦琴，盛唐之琴，传世精品，除故宫“大圣遗音”、山东“宝袭”之外，“石涧敲冰”七弦琴也是唐朝名琴的代表之一。阴刻“玉泉”方印，曾被耶律楚材拥有过。（耶律楚材，别号玉泉，为元代中书令，其钟爱古琴艺术，平生藏琴无数）

　　后蜀《毛诗》残石：内容系诗经，一面为《周颂》，残存十行，经文大字51，注文144，另一面《鲁颂》，经文大字59，注文110。

　　孟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后蜀广政元年（938年）由当时的宰相毋wú昭裔主持刊刻，最大的优点是加刻了经文的注释，注释用正楷，为参看理解古代经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时刻成十经，碑石上千块，立于孟蜀太学。北宋又补刻，至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十三经均完成，字数在133万字以上。目前，蜀石经仅存7块，川博收藏6块，国博收藏1块。

　　石经是古代儒家典籍的标准文本，一般由官方刊刻，最早的一部是东汉的“熹平石经”（175年）。

　　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