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中原腹地与塞外草原的农牧交错地带，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战国至秦汉，长城南北，中原王朝与匈奴对峙数百年。魏晋南北朝，内迁山西的北方各民族先后崛起，相继称雄。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北魏，雄踞山西，推进汉化。其后魏分东西，延及北齐、北周，各民族水乳交融，共同发展，催生了隋唐盛世。北魏平城、北齐晋阳，是北朝“丝绸之路”东端的国际大都市，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空前繁荣。 长城内外。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兴起于北方蒙古高原，游骑南下，侵扰中原。秦始皇连接战国秦、赵、燕长城，构筑万里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山西北部长城关隘成为汉匈战争的要塞。东汉初年，匈奴分裂，南匈奴依附，曹魏时分其为五部，多数安置在山西境内；北匈奴在与汉王朝的百年角逐中，逐渐西迁，脱离汉境。魏晋时期，北方的羯（jié）、羌、氏（dǐ）、鲜卑等民族陆续内徙。西晋末年，南匈奴后裔刘渊在离石建立汉国，揭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其后200年间，山西成为北方各民族碰撞融合的中心舞台。 铜人形镇，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朔州市出土。 嵌贝铜龟镇，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朔州市照十八庄村出土。 鸭形薰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朔州市照十八庄村出土。 四神染炉，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朔州市出土；高24cm。染是一种调味的豉酱，又有浸、蘸等动作之意。染炉可盛装调味酱，燃炭加热以供蘸食，是汉代上层社会的高级饪食器。 清河太后中府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太原市东太堡村出土。 提梁筒形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雁鱼铜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襄汾县吴兴庄村出土。高53.8cm，长31.3cm，灯由衔鱼的雁首、雁身、两片灯罩及带曲鋬的灯盘四部分组成，可拆卸。鸿雁伫立，回首衔鱼，雁颈与灯体以子母口相接，鱼身与雁颈、腹腔中空相通。圆形灯盘附柄，可自由转动，盘下圈足与雁背直口套合。鱼腹部与灯盘相对应为圆形覆口，覆口与灯盘之间插立两块弧形屏板，交错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亮度，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腹和雁颈导入雁腹，可防止油烟污染空气。屏板、鱼鳞和雁翅均有彩绘。 镂雕兽面（上），鹰虎互搏饰片（下左），铜山羊形带钩（下中），犬马相斗带饰（下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虎噬牛饰片（上左），铜鎏金虎形带钩（上右），马纹带扣（下左），铜刷捉手（下中），铜鎏金兽面带钩（下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安邑宫鼎，西汉.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洪崖洞县李堡村出土。 胡傅温酒樽，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右玉县大川村出土。通高24.5cm，口径23.4cm；通体鎏金。盖中央有提环，周有三凤形钮，熊形三足。腹部饰上下两层浮雕动物纹，有虎、羊、骆驼、牛、猴和龙、凤等神异动物十余种。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中陵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县治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南。 胡傅酒樽，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右玉县大川村出土。高34.5cm，口径64.5cm，出土地处于匈奴与汉族杂居区域，酒樽通体鎏金彩绘，中原器形与草原装饰浑然一体，技法十分罕见。器身虎、象、鹿、马等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更显富丽堂皇。口沿刻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勮阳、阴城均为西汉雁门郡辖县，勮阳在今应县北，阴城即阴馆，在今朔州市东南。 骨尺，东汉（25年—220年），朔州市出土。 金箔饰片，东汉（25年—220年），朔州市出土。 平城时代。卑族拓跋部早先游牧于鄂伦春草原，后逐渐西迁，南下山西。338年，首领什翼犍在繁峙（今浑源县西）建立代国，后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398年，拓跋珪（guī）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史称北魏。此后，平城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平城时代，辉煌百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文成帝拓跋濬开凿云冈石窟，孝文帝拓跋宏掀起改革浪潮，更服改姓，推行汉化；494年，迁都洛阳，将改革进行到底，全面促进民族融合。 木雕鸠鸟，北魏.永平元年（508年），大同市东郊出土。 鸡冠帽武士俑，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宋绍祖墓出土。宋绍祖墓出土仿木构石椁和大量陶俑，陶俑共170余件，由骑兵、步兵、伎乐和侍仆等组成盛大的出行队伍，既承袭中原传统，更显示鲜卑特色。 陶鞍马，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宋绍祖墓出土。 伎乐俑和舞俑，北魏（386—534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 杂技俑，北魏（386—534年），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高20-26cm，由7件胡人俑组成，均为深目高鼻的胡人。一件俑伫立仰首，额正中有圆孔，头顶长杆，上有两个儿童正在做惊险表演，这种杂技叫缘橦。其余六件神态各异。 石雕柱础，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高16.5cm，底座32×32cm，出土共四件，应是插在棺床前，固定木屏风的插座。这件柱础顶部莲花形，鼓部高浮雕蟠龙和山形；方座四角各有一圆雕伎乐童子作击鼓、吹觱篥、弹琵琶和舞蹈状。石雕上伎乐、盘龙及莲花、忍冬纹等装饰题材和雕刻作风与大同云冈石窟中部窟群的装饰艺术风格相类似，是秦汉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同时还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元素。此件柱础，无论是简洁优美的造型、娴熟细腻的雕工，还是绽放的莲花、流畅的忍冬纹饰，无不显示出北魏时期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和流行的装饰风貌，堪称杰作。<div> 司马金龙墓为砖砌多室墓，是北魏贵族司马金龙与其妻钦文姬辰的合葬墓，发现文物450余件，既有充满游牧风情的器物，也有江南意趣的器物。<br></div> 釉陶驮粮驴，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 釉陶骆驼，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 女乐俑，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大同市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 石雕人物动物砚，北魏（386—534年），大同市南郊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