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的“世俗文法”“虚文苛礼”

昆云山房

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处于认知水平的高端，他不仅预测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进展，而且针砭时弊，切中肯綮。例如他对当时朝野普遍存在的“好尚虚文，习用苛礼”，与西方国家的“专精简一”风气的对比，认为“夫文多者内必寡，世专者力必优。”是造成中西力量越来越悬殊的原因。

这里赵烈文说的虚文苛礼，在另一处地方，他又称之为“世俗文法”。有一回曾国藩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他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国藩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是成了十之五六。赵烈文这里总结了曾国藩战胜太平军付出的精力，与太平作战十成精力只占了三四成，而与朝廷和整个官僚机构的各种繁文缛节协调关系就占了曾国藩全部精力的六七成。因此，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看来，曾国藩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是与“世俗文法”之战的胜利。

所谓虚文苛礼，所谓世俗文法，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各种潜规则。身在官场，身不由己，即使是手握大权的曾国藩，也不得不拿出大量的精力，去应付这些“世俗文法”，从官场交际到奉承上司，从明哲保身到钻营投机，从揣测圣意到送往迎来，从唯上是从到登门参谒，从被盗官员不敢认财到大秘记载领导“阴事”……

下面我们从各种清代的史料中摘出一些官场“潜规则”，可以管窥蠡测当时丑陋的官场习气。

逢迎上司是第一要务。

奉迎上官是清代官场的最重要的潜规则（今天如何？），所以每个做官之人，这方面“十分精神”亟需用上“七分”。除了终日送往迎来、登门参谒，不敢有丝毫懈怠，还要屡屡“馈送”（即行贿），以博得上司的欢心，求得“定官评之优劣。因为你的升迁考评，决定权都在上司手里，如果巴结不好上司，且不说你的升迁无望，平时的日子恐怕都很难过。对官场逢迎上司的风气，顺治朝后期任职刑科给事中的任克溥在奏折中说：“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迎送细节也，有因失而受辱者矣。参谒屡禁也，有渐远而获谴者矣。馈送严饬也，有以奔竞之疏密定官评之优劣者矣。有司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弥逢上官之不暇，而何暇于政务乎！”从这个奏折中可以看出，有些官员，因为送往奉迎不到，迎来不周，而受到上司侮辱，甚至被遣送回家的。

揣摩上意是官场升迁的秘诀。

身在官场，如果你不了解上司的心理需求，那你就摸不到升迁的门路。因此，凡是希望“积极上进”的，必须得不断揣摩决定你前途上司的心思。近臣得摸皇帝的底，下官得摸上司的底。赵翼在《檐曝杂记》记载了康熙朝近臣高士奇通过太监揣摩皇上心思而不断升迁的经历。高士奇每日入朝当值，去时“金豆满荷嚢”，归时则“倾囊而出”，一颗不剩，原来是“结近侍探上起居”，全部给了太监宫官，“报一事，酬以金豆一颗”，“以是宫庭事皆得闻”。“偶天语垂问，辄能对大意”，“为帝所崇信”。所以高权倾一时，“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高士奇通过给太监宫官给金豆，摸皇帝的底，掌握动向，了然喜恶，投其所好，心意默契，“为帝所崇信”而官运亨通，由监生充书写官拜直南书房、礼部尚书，“既居势要”是花了心思和血本的。

近臣摸皇上的底，地方官员也得摸上司的底。就是一个知县，上面有道台、知府、布政史、巡抚和总督等一群需要“孝敬”的大老爷，都得不断打点。浙江绍兴人杜凤治1866年赴任广东，十几年里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罗定、佛冈等地州县官。他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且大部分都保存至今。杜凤治在广东为官十几年，留下370多万字的日记，其中就有记载详尽的“孝敬”官员的记录。杜凤治为了弄一个富饶地方的实缺知县，举家族之财力花费了4680两银子（这一切都是需要回报的）送给那些有决定权的京官，到任后又高息借了3600两白银孝敬地方官员，因为他要做好知县，地方上的各级头头脑脑的香也要烧一遍。

不敢先言唯上是从是官场生存的法则

清代官场办事唯上是从，说话也是唯上是听，“不敢先言”，“各抒己见”乃是官场之大忌。从而造成了“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局面。真有官员敢于“各抒己见”，有时候出现的风险是你无法承受的。例如慈禧在向十一国宣战前，召集御前会议，商议对策，她本来就想向各国宣战，但又表示“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她所谓陈奏，不过是想把宣战的锅让大臣来背。于是上演了一出战前杀主和派以立威，战后杀主战派以卸责的闹剧。可怜那些主和派官员，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户部尚 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为代表，因为主张议和被砍了头。到义和团杀教民，杀外交使臣，酿成大祸，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当初那些主张开战的大臣又成了顶锅侠。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狩猎”西安，联军在与清廷谈判时声称要捉拿慈禧。此时，慈禧早已没有了与列强“一决雌雄”的豪气，只有低头妥协，以处死主战派大臣来换取联军早日退兵。她把义和团当作“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划除不可。”血腥镇压的同时，还将宣战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那些主战派官员身上。主战派大臣庄亲王载勋、工部右侍郎英年、军机大臣赵舒翘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军机大臣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问斩，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军机大臣刚毅因已病故免其置议，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免其置议。就是在她流亡途中危难时候救驾有功，诚心侍奉的毓贤也不能幸免。算起来，一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

对于清代官场唯上是从的习气，晚清时先后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英国驻华公使、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的威妥玛在使华日记中写下了清朝官员在官场上说话的情形：“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总理衙门），诸人相顾无敢先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以下各官，亦轰然应之，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明哲保身敷衍塞责成官场普遍积习

潜规则盛行，即使是想正直廉洁想干事的官员，只要你在官场，就不得不按照潜规则行事，否则你寸步难行。进入这个大染缸里，你只有顺从跟随。曾国藩给咸丰帝写的《应诏陈言疏》里，对当时的官场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乾嘉道之际，两江总督梁章钜在退休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也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吊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从圆滑办事到贪图享受，从官场交际到奉承上司，从明哲保身到钻营投机，面面俱到，这就是清代官场的普遍现象。

我们对满清灭亡的认识，以及中国历史周期性动荡循环规律的认识，许多依然停留在表层。赵烈文看到的“世俗文法”“虚文苛礼“，与咸同年间动乱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历史周期性动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这种官场积习，无论是曾国藩还是赵烈文，都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产生的根本原因，更不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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