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害岳飞凶手之三——张俊

百事可乐

　　张俊（1086年-1154年），字伯英，秦州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张俊出身贫庶，少年从军，16岁时充当弓箭手。宋徽宗宣和（1119年-1125年）年间，在与西夏作战及镇压山东李太、河北武胡等农民起义的战斗中，累功迁武德郎。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攻太原，其随种师中往援。康王赵构任兵马大元帅，张俊即率部往从，擢元帅府后军统制。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任御营司前军统制。苗傅、刘正彦政变之中，宋高宗被废，张俊与韩世忠等在张浚节制下，平定事变，升为御前右军都统制，拜节度使。

　　建炎四年（1130年），张俊守明州城，一度击退来犯金兵，获高桥之捷，旋因完颜宗弼反扑，弃城逃遁。次年，为江淮招讨使，讨伐叛将李成，并多次挫败伪齐的侵扰。时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所部称“张家军”。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南侵，宋诸军迎击，其部将王德收复宿州、亳州。可以说，张俊在平定各地叛乱和抵抗金兵入侵中立下赫赫战功。不过此人贪婪好财，唯利是图，而且有很严重报复心。之前岳飞在张俊的手下当差，后来岳飞越战越猛，军功越立越大，在声名上超越了张俊，张俊对岳飞就很不满，经常对岳飞挑毛拣刺，二人产生了摩擦。

　　当赵构和秦桧想和金国议和时，张俊为了报私仇泄私愤，就积极响应赵构秦桧。议和遭到领兵在外的主战派将领的反对。赵构不想让“黄袍加身”的事件在任何大将们身上重演，极力想收回他们的兵权，特别是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们的兵权。

发生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至三月的淮西一役，宋廷先赢后输，一场稳操胜券的战役落得一败涂地。作为主帅的张俊盲目相信不实情报，判断形势失误，大将杨沂中贪功冒进，指挥不力，均责无旁贷。可是，为了推卸责任，张俊却“栽赃”刘锜和岳飞，指责淮西战败是因为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南宋朝廷也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偏袒包庇，结果张俊、杨沂中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和惩治，反而是岳飞被扣上进援淮西不力的帽子，并在不久以后成为那些奸佞小人构陷他的一项重要罪名，而千里驰援也成为岳家军在抗金战场上的最后一次露面。赵构、秦桧等议和派正好借此收回主战派将领的兵权。

　　“桧知张俊贪，可以利动，乃许以罢诸将兵，专以付俊，俾赞其议。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归于桧，桧深感之。至是，得俊语，复投其所甚欲。”下一步岳飞、韩世忠就不得不交兵权了。张俊知道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首请纳宣抚司兵权，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收回了韩世忠、岳飞兵权。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高宗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升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

　　宋高宗和秦桧准备将这些武将之间的矛盾放大，使其自相残杀，从而使中央彻底掌握军权。他们不仅抗金消极，还让拥兵自重的张俊成为皇帝看重的最佳人选。

张俊早就被秦桧收买，秦桧答应他，只要他能够约束韩家军和岳家军，以后就由他统帅全国兵马。绍兴十一年五月，张俊以枢密院枢密使官职去到韩家军的驻地楚州，名义上是来慰劳军队，实际上是推备肢解韩家军。岳飞虽然与张俊同行，但他事先并不知道张俊的真实意图。等张俊开始分编韩家军的人马后，岳飞才恍然大悟，他表示强烈反对。秦桧让岳飞与张俊同行，只是为了离间岳飞与韩世忠的关系，岳飞的反对并不起作用。韩家军的肢解已经势在必行。但这还不能让秦桧满意，他还想治韩世忠的罪，让他永不翻身。因为之前秦桧派使者去金朝议和时，韩世忠派出士兵装成红巾军，试图在洪泽镇劫持使者，破坏议和。后来消息走漏，使者才绕道去往了金朝。此外，韩世忠多次反对秦桧的议和提议，还曾当面顶撞秦桧，这些都让秦桧怀恨在心。秦桧收买了韩世忠的部将胡纺，让他诬告韩家军的将领试图谋反。

原在韩家军总领钱粮的胡纺，本是个奸佞小人，两年前袭杀张通古计划，就因他告密而未能实施。这时已被秦桧、张俊所收买，便揣摩着当时局势与主使人意图，出面诬告韩世忠的部将耿著“鼓惑众听，希图生事”。耿著立即被秦桧下令逮捕入狱，严刑逼供，秦桧等人的意图，是要把这一案件尽量扩大，企图牵上韩世忠，以韩家军蓄谋造反之罪置之刑典，实行株连蔓抄，最后置韩世忠于死地。

　　岳飞和韩世忠私交很好，他意识到韩世忠被秦桧诬陷后，便派人去通知韩世忠，把秦桧的阴谋告诉了他。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消息后，赶紧来到了宫中，在宋高宗面前哭天喊地，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宋高宗这才没有把案子算在他身上，只是将耿著判决“杖脊，刺配青阳军牢城”。秦桧等人陷害韩世忠的目的没有达到。

宋高宗没有放任秦桧治韩世忠的罪，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靖康之变后，韩世忠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南)对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劝进，他还率军击退了金军对济州的进攻，可以说高宗能够即位，有韩世忠的一份功劳。

二是苗刘兵变时，叛将苗傅和刘正彦不满宋高宗的宠臣和宦官祸乱朝政，逼高宗将皇位禅让给他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fū]，杀死了高宗的宠臣王渊等人；高宗退位后被软禁在临安；正是韩世忠率军前往临安，才将高宗解救出来，让高宗复位，之后高宗给韩世忠手书“忠勇”二字，以示表彰。

韩世忠保住性命后，只在枢密使任上呆了半年多，就离职回家赋闲了，再也未重掌兵权。

　　张俊与秦桧沆瀣一气，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追随秦桧制造伪证，促成岳飞冤狱。他先是在岳飞下属里物色攻击岳飞、罗织岳飞“罪状”的奸侫之徒，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收买到张宪属下一个名叫王俊的前军副统制，为能升官发财，王俊拟好一份“告首状”，在岳飞的爱将张宪(宣抚副使，岳家军副统帅)外出时出面告发张宪和岳飞长子岳云(岳家军背嵬军统领)谋反，指控“张宪与岳飞通书谋据襄阳为变”，再以握有其隐私胁迫、暗示岳飞部将王贵（游奕军统领，岳飞离任后总管岳家军的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就范，派轻骑将王俊的告状急送镇江枢密行府张俊处，以牵扯出岳飞，一招治死之。张俊仅凭王俊一纸诬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张宪与岳云秘密逮捕扣押，在行府私设公堂，亲自审问张宪和岳云。

　　几个月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王贵在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秦桧和张俊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毕竟是岳飞信用的亲将，他说：

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

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隐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专事搏击，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王雕儿”。他自绍兴五年(1135年)编入岳家军后，寸功未立，一官不升，却屡次因奸贪而受张宪的制裁，因此怀恨在心。秦桧党羽林大声到鄂州就任湖、广总领后，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岳飞的部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鄂州全军二三百名武将中，收买了四名败类。

王贵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末，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八日，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说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状词并非是刀笔吏的高明手笔，却是一派拙劣的谎言。张宪既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居然在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

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前来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恐坏乱祖宗之制”。陷害病狂、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他命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没有屈服于淫刑毒罚，不肯招承。张俊便命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

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他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

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

然而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

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

　　张宪，岳云不愧都是硬汉，任凭张俊严刑拷打，就是不低头，不画押。因为“首状”纯系捏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况且，王俊的“首状”破绽百出，最大的漏洞是“首状”后面所附的小条子。王俊是个名副其实的“雕儿”（奸滑之徒），他一时未摸清张俊唆使他诬告岳飞的背景，担心万一整不倒岳飞，或将来“露馅”，于己不利，于是在“首状”后面特补上一条子，作为退路。条子上写道:

张太尉（宪）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王）俊却不见有人来，亦未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

　　“首状”揭发的是岳飞与张宪串通，企图谋反的“书证”，可是“小条子”却又称不曾亲眼见到岳飞派人来张宪处，也未见张宪派人到岳飞那里去。这样王俊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自己否定了作为人证的资格。显然，这样的“首状”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载，张俊奏称：

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状。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

　　从这份奏状可以看出：

一、此状为张俊密奏；

二、据张宪的供词：岳飞亲自写信给张宪，张宪收到岳飞信后阴谋造反；

三、张俊奏状由镇江枢密行府签署发送朝廷；

四、赵构批示：在大理寺（宋朝最高法院）设立岳飞专案，加以彻底追查。

　　然而，不管张宪承认不承认，也不管王俊的“首状”能不能自圆其说，张俊还是捏造了“张宪供通”材料，诬陷岳飞去职后，写信给张宪，串通“谋反”。赵构也不问证据属实与否，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随即下令将威名震世的大将岳飞逮捕，交大理寺会审，最终促成了岳飞冤狱。

　　在岳飞被害的那一天，张宪和岳云也绑赴闹市，执行斩刑。张俊按捺不住狂喜，还亲临刑场观看。所以说，张俊是第一个大力出手将岳飞推入火坑的人，正如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言：

先臣之祸，造端乎张俊。

　　岳飞被害后，张俊在赵构的极度恩宠下享尽富贵。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张俊被罢枢密使，进封清河郡王。张俊把贪婪好财的本质发挥到了极致，仗着勤王功不可没和迎合上意害死岳飞，巧取豪夺，疯狂敛财，大肆兼并土地，年收租米达六十万斛，贪占的财富多到闻名于世，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

　　高宗曾亲临其家，礼遇优厚，朝朝廷文武大臣皆不能比，君臣之间的关系堪比后来的乾隆、和珅。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10月，张俊大排筵宴，以奉宋高宗，留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桌筵席，因此而官拜太师。绍兴二十四年七月二日（1154年8月12日），张俊卒，终年69岁。赵构亲临其丧，“哭之恸，追封‘循王’”，后谥号“忠烈”，葬于湖州府长城县（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张俊虽然生前荣华，但对于整个民族，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其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后人为了表达对张俊恶行的愤恨，特塑造他的塑像，反绑双手跪于岳飞墓前，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