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断想——“开端就是顶点”

宁静

“中国有一些诗人，他的创作生命是短促的。”有人这样说。当他像春天一样茁壮苗子破土而出，当他像一把火带着耀眼的光芒突然显现，人们都在望着他，可是人们也随即把惊喜换上了失望——一个生命的春天竟是这么短暂，火焰似的跳了一下就黯淡下去了。

按一般创作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步步高升，大器晚成的一个创作者，他活的越久，他的经历的越多，他的生命也就充盈，他的精神，结果也就越丰盛。但是有人说了，这种情况并不适合，诗是感情的产物，诗是青年人写的，青年人广义的说都是诗人，可是一入中年，经受就多了，诗兴就死了，人也就变成了“散文型”的了。

这样一种说法当然是非常片面，也非常有害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击破他，如果以世界范围来讲，产生了《浮士德》的歌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个诗人的作品——诗篇，真可以用产生它的时间来判断优劣与成败吗？我想这是很可笑的，在诗歌创作上不可能悬上这样一条:什么年龄才能写诗、才能写得好；什么年龄就不能再写了，再写也写不好了。

可是在中国新诗方面确有一种情况——如何其芳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在他们引起人们注意的成名作以后，常常就不能再超过那样的水平，甚至不能再保持那样的水平。“这种“越发展”越衰退，“越前进”越落后的“倒上桥”的现象看起来真是有点儿奇怪。

5年前，10年前，甚至十五年前的我们那些诗作，在今天看起来也许觉得有点儿过时了，在雄伟崭新的现实之下，那声音显得微弱了，光彩显得暗淡了。然而在当时那的确是一种声音，许多人（多半是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在当时还有没有能够把诗的读者圈子扩大到工农兵，统统包括进去的程度）骨鲠在喉似的想把它喊出来，那的确是一种颜色，使黑暗中的眼睛为之放亮的。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于给要求战斗的人们擂了一阵子鼓。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穷苦男女农民为主角的恋爱，通过了对地主恶霸的斗争，而终于翻了身，成了眷属，这确是富有新鲜气息的和时代意义的。这不过是引了几个显著的例子，推上去讲，不论是郭沫若，闻一多，凡是当时起过影响的作品，可以说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精神，对于一般读者群众说成为一个鼓舞的力量。他们反抗旧的，呼唤新的，他们喊出了许多人的苦闷，也喊出了许多人的希望，引导他们向前看，向革命的道路上走。

一个作品，所以引起注意，所以能够引起影响，不但是由于他们的内容是新的，也常常是因为它们的形式有着创造新纪录的意义。当然，那样一种新形式，只有在那样一种新内容的要求下才能够创造出来。田间的短行，李季的上下句信天游是都是以崭新的姿态意义出现的。也都是以他们的内容分不开的。一种新的东西，它必须是从旧东西里产生出来，而又能推陈出新。一本把作者送上诗坛的诗集也是如此。

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成功或成名之作，看起来好似平地一声雷，但实际上这是多年辛苦摸挲的一个结果。也是作者把长期生活体验、时代感受凝炼成为一个结晶。这种体验与感受是他个人的，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人的，他说出了别人想说的，也唱出了别人想唱的，就是这个意义上，诗人才有资格接受预言者这个称号，诗人才可以成为他那个时代暴风雨中的海燕。

已经很明白的摆出来了，一个诗人只有当他和时代精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当他深刻的全生命投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又能把这种生活真实生动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当他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者，战斗者的时候，他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是杰出的，有力的，受群众欢迎的，甚至是不朽的。比如杜甫，虽然我们爱他的《秋兴八首》也爱他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一类的句子，但比起这些来，他的《兵车行》《出塞》“三别”“三吏”《北征》三首却更能打动我们。

一个真实意义的诗人，应该是一个永远年轻的人，永远投身在火热斗争里的战士。是不是一个诗人一旦成名之后就不会再超过他的成名作而前进了，是不是“开端就是顶点”了？无可否认，成名是一条很严的界限。在这边和跨越过去对于一个人的创作是有关系和作用的，成名之后，有的借这个名弄别的什么去了，有的把当年追求成功的那股认真苦干的劲儿松下来，因而作品便粗俗起来了，有的照旧顺着他自己的道路向前走，而主观上限制，使得他不能深入斗争生活，结果他成了一个诗人，然而已不再是火热生活中的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