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们这一群人，被称为“延安的北京知青”，在延安则被叫做“北京娃”。刚进村的时候，老乡见到我们就叫“这些娃娃”、“娃娃们”。这称呼既新鲜又亲切，刚刚离开北京的我们仿佛来到另一个家，一个即向往又陌生的家。“北京娃”这三个字告诉我们，这个遥远贫穷的家接纳了我们。</p><p class="ql-block"> 陕北人的善良包容和我们的激情投入，使我们很快就自称为余家沟人了。我们是余家沟的后生和女子（未婚女子称女子，“子”轻读）。后队队长李生贵，一脸严峻却很幽默，他看见郭伟时脑袋大，便送他一个绰号:洋芋脑。而我因为胖被乡亲们赐名:胖圪蛋。当余家沟人并不容易，我们中间有许多“黑户”，由于父母的反对，他们拿不到户口，“裸奔”至余家沟。有先斩后奏的王丽丽、溜出来体验一把的郑一淳、偷跑被抓回又再次偷跑的任凡、自始至终一“黑”到底的罗茵。还有大家共同努力诱劝家长，成功免“黑”盛学文，偷了户口本至今不被母亲原谅的郭伟时。无论艰难或容易，我们走进了这古老偏僻山村，开始了一段难忘的人生。</p><p class="ql-block"> 对于满怀激情来“改造世界”的知青们，吃任何苦都不在话下，吃饭这样的小事当然地被忽略掉了。也许吃什么不重要，但怎么把食材变成能吃的食物，却成了当时的重大课题。在这个年龄，无论家境如何，不会做饭的是绝大多数，即使在北京做过饭，也从未用过泥巴糊的柴灶，以及永远不变的大铁锅。刚去时，后庄的延安知青米树亮负责做饭，他拿看大主厨的气派，在灶里续上些柴草，风箱呼啦啦的一会儿便可以上桌了。原来如此壮观。我们个个摩拳擦掌，一试身手，但即刻便纷纷落马了。不单柴灶烧不旺，还被倒出来的滾滚浓烟呛得涕泪横流。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轮流做饭，这看似不重的苦却最难受，每个人都有过做夹生饭的经历。当大家收工回窑，饿狼扑食般地掀开锅盖时，一锅夹生或焦糊的饭，使当值做饭的人恨不得钻进老鼠洞里。那个时期饿是常态，不饿是极短暂的，收洋芋时吃洋芋，收玉米时吃玉米，下苹果时苹果也拿来充饥，有甚吃甚没有存货。即便这样，男生们个个长得黢黑油亮，站成一排秀一下，是最时尚的肌肉男。女生则个个健壮挺拨，草肥水美的样子。有油画为证，当年延安文化馆的斯之林老师创作油画，特地选取面容较好、健康向上的陈克为模特，为她拍照并画进了作品当中。而我则把“胖圪蛋”的称号保持了插队的全程。</p><p class="ql-block"> 知青们的服饰有着自己的特点。一起去的几个男生，进村时清一色的蓝制服，衣扣整齐。但很快他们就个个破衣烂衫，裤筒开裂，衣兜也挂了下来随风飘荡。比我们早到几天的郑一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袭破祆，腰间系着麻绳，好一个陕北后生的模样。只是他烁烁发光又灵动的眼神，和蹦跳的步态暴露了他是个北京娃。进入到夏季，男生们索性上衣都免了，赤裸着上身，清一色的蓝短裤，成了北京男知青的标准行头。起初我想，他们是为了尽快进入角色吧，比老乡穿得还烂包些。现在想想，当年长时间的受苦、高强度的农活，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最简服饰，至少可以少洗几件衣服吧。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知青照片，衣着服饰大都雷同。插兄王克明、王士伟是最标准的装束，或布衫或棉袄，麻绳拦腰一系，头上挽着陕北汉子最地道的标志物——羊肚肚毛巾。尽管都是三道道蓝的羊肚肚，二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法。王士伟结得标准，两个巾角竖直了上翘，英雄结见棱见角很英俊。王克明则挽得松松垮垮，软塌塌地扣在头上，哪有陕北汉子的英雄气概。后经我仔细观察才发现，村里40岁以上的汉子们大都这样，松松地随意一挽，不经意中透露着成熟老到和自信。哈，原来王克明是在真正的陕北汉子发展自己呢！</p><p class="ql-block"> 受苦，就是农业劳动，是陕北人也是知青们占比最重的生命活动。清晨，随着队长比公鸡还要早的一声吼叫，山村醒来，我们衣冠不整，睡眼迷离地随老乡们上山了。日晒雨淋的辛勤劳作，单调低效的农业生产，我们感受着陕北的落后和农民的艰辛，也享受着劳动換来微薄收获的喜悦。白天我们就是农民，晚上我们褪去农民的外壳，还原知青本色，油灯下搬出带来的领袖著作开始“理论研究”。记得当时最难读懂的是《反杜林论》，为什么读它己经记不得了。想来从那个时期起，远离政治中心漩涡、贴近黄土地的知青们，便开始了对文革和自身命运的反思。后庄的知青组长郭伟时，擅长研读政治理论，勤于独立思考。社会底层的艰苦生活，使他逐渐摆脱了年轻人常见的狂热和肓目，较早地对“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质疑。插兄王克明，从一个人打群架，溜溜达达的顽皮少年成长为大队书记，带领乡亲们打坝造地，科学种田，在当时的条件和认知下改善农民生活。是陕北的黄土地，是贫穷却乐天的乡亲们，是依靠天地而生存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大自然，学会脚踏实地的思考和做事，从幼稚、冲动走向成熟。</p><p class="ql-block"> 受苦，不是我们唯一的生存内容。来到陕北插队，是我一直觉得很庆幸的一件事。在这里“生哈来”（住下来），才真正地了解到黄河流过的黄土地，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并在这里较完整地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学说夹带着“文言文”的陕北话，学唱时而高亢时而悲凉的陕北民歌，我们仿佛走进了远古的时代，回到了人类长大过程的原生态。过年了，我们都没有回北京，和余家沟的乡亲们一起闹秧歌，走场子、打腰鼓、搬水船。那些不识字的乡亲们，现唱现编词，一对一答地对着歌，有着出口成章的好“肚才”一幕又一幕，那沸腾的场面勾着你无法不投入进来，融入直至融化其中。</p><p class="ql-block"> 除了醉心于陕北的传统文化，我们还保留了北京知青特有的小资情调。在那些不开会不学习的夜晚，黑黑的窑洞里，就着微弱摇曳的油灯苗苗，王丽丽拉起了手风琴，我们一首一首地高歌起来。从中国的山歌、小调到外国民歌二百首，从激昂的革命战歌到缠绵的情歌黄曲儿，统统都给它走一遍！村里的年轻人总爱到我们的窑里串，他们说:“红火着咧！”长着娃娃脸的张勇敏有着浑厚的男中音，“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干活间歇时他会在崖畔上吼上个几嗓子，“受苦”的生活随即变得灿烂起来。</p><p class="ql-block"> 知青中最受乡亲们待见的是赤脚医生和老师。每逢节气，老乡就是再艰难也要做些平时难见的好吃食，比如凉粉、豆腐、白面馍，这时老乡就会在门外喊:韩辉，到我家吃饭去。而做老师的罗茵，则会被学生娃娃们拉手牵衣地往自家里拽。想来有点不可思议，自学成“医”没几天的韩辉，一无老师二无实践，一根针几片药就真敢给人家治病，居然还让他给治好了。由于名声在外，曾有外村妇女临产，竟喊这个毛头小伙子去接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就是他的“葵花宝典”。知青中有更多的人则是当了村里的小学老师，王克明、罗茵、蒋申松、韩辉、王辉、孙红、李世瑜，一任又一任，他们把外面的世界带给了沟里的学生娃，娃娃们也永远地记住了这些讲着普通话的乡村教师。蒋申松对娃娃们的教育格外上心，除了上课，他还带着学生们进城开阔视野，为他们今后走向外面的世界打下基础。三年多他和乡亲们学生们建立起的亲情，使他迟迟不愿离开余家沟。</p><p class="ql-block"> 还有，还有更多的知青伙伴们，曹跃进、刘羽、唐运，1969年的插哥插姐们，延安城的知青们，都曾在这里留下年轻的足迹，也都将余家沟注入了心中。</p><p class="ql-block"> 黑白岁月，历练青春；永远的乡情，多彩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在黄土高原的山梁上，在余家沟的窑洞中……</p><p class="ql-block"> （秦 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