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雯的旧事杂忆2024-07-21

窗外探风

家事回忆

　　我们的父亲王大琮（又名王士瑞）生于清朝末年1898年11月，他的母亲汪氏在生他时难产殒命，父亲由汪氏娘家舅母带奶喂养，与表妹汪照萱共奶长大。父亲的父亲王应伟（又名王硕甫）那时刚刚十七八岁，在上海、泉州等地读书，后来又去日本东京求学，他根本不知道也无法顾及自己幼小的儿子。

辛亥革命后，祖父回国和周氏周秀清（就是我们后来的继祖母）结婚，婚后不久他们又一同去了日本。1915年在日本生下了我们的大叔王大珩。他们夫妇俩在离开苏州去日本前把我们的父亲托寄给了一位借住在我们齐门老屋附近的渔郎桥浜＂安庙＂里的陈姓私塾先生照顾，十来岁的父亲便过着寄人篱下的孤苦生活，也开始了人生的识字之路。

后来父亲考入公立吴县商业学堂（苏州旧称吴县）寄宿在学校。毕业后在他继姨夫章世菼（企韩，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大律师的事务所做文书员。后来又去了当时留园管理处工作，直至抗战爆发后失业在家。抗战结束，父亲在吴县（苏州）参议会做文书工作（办公地点在韩家巷鹤园内），直到苏州解放。解放后再次填写了失业人员的登记申请，因当时年龄较大而未能有适合的工作机会了。

1952年后父亲在家帮助继姨表亲、历史学家顾颉刚（他的继母姨表甥）抄写《史记》、《左传》、《羊公传》等历史资料。1963年突发脑梗而从此瘫痪在床，1981年父亲时年83岁病故。

我们的继祖母周氏出身于苏州的书香门第，她们姐妹三个都称心如愿地嫁得门当户对，一个嫁给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章世菼大律师，一个嫁给悬桥巷顾家（是历史学家顾颉刚的母亲），而继祖母她嫁给了我们的祖父王应伟（天文学家）。继祖母周秀清是个勤奋好学的新女性，在日本接受了许多新观念学了不少新技能，当过小学的音乐老师。回国后常住北京，又陆续生了两位叔叔（王大琪、王大瑜）和四位姑母（王大玫、王大琬、王大珍、王大瑛）。

大叔王大珩（光学之父）虽然与父亲是同父异母且年龄相差17岁，但感情上还是蛮亲近的。大叔深知我们的父亲幼年时受的苦难与不易，所以很尊重父亲这个大哥。他在1948年英国留学回来后即来苏州看望我们的父母，那时我们姐妹仨都已8、9岁了，记得有一次母亲还叫我为大叔洗了手帕。大叔后来又多次托他的同学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回苏州探亲时给我们带吃用东西。1981年大叔还特地来苏州探望晚年瘫痪在床的父亲。

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于幼时的私塾陈先生总是念念不忘，多次对我们提及。他的汪家舅母（我们的舅祖母）年纪大了，父亲经常在春季把她从上海接来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因为父亲知道她最喜欢吃苏州的新鲜蚕豆。

抗战时期父亲失业，没有了收入，家里的生活就相当困难了。我们姐妹仨停学在家，经常跟弄堂里的小伙伴去齐门城头上扒柴草给家里当柴火，母亲也接些刺绣生活来做以贴补家用。

我们的母亲张丽云1911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自小跟我们的外祖母学做刺绣活，20岁时与父亲结婚，二人相差14岁，如兄妹相伴。母亲心灵手巧，我们全家的衣着鞋袜都是出自母亲之手。记得母亲还曾替北京的祖父做老式的袜套寄去，祖父因此一直喜欢穿自己家做的袜套而从不肯穿新式的织袜。

父母生育了我们姊妹仨，大姊锦雯，我雅雯，妹妹育雯。我们小时候最开心的辰光是晚上，一家五人聚在房间里听父亲给母亲念唐诗、古文观止和各式老式小说，有时听着听着我们姐妹仨就睡着了。柳宗元的《桃花源记》就是那时听熟的，当时幼小的心里也极其盼望着能遇到这样的世外桃源呢。天天如此，母亲也渐渐提高了识字阅读能力，后来居然也能给去北京读书的大姊写信了。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我们复学了，三人都进了西北街的北街小学（以前是天后宫）。校长张一贯（钱穆的原配妻子，她的二个女儿钱易、钱辉是我们的同学）。小学毕业后大姊考上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女师），我考入苏州振华女中（现在的十中），妹妹进入苏州一初中（现南显子巷内）。大姊在苏女师读到初二上学期，北京的叔叔姑母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把她接去北京读书了。初二上学期大姊在北京家中自学，补上因转学落下的课程后，插班进入北师大附中的初三。大姊的聪明勤学深得北京以学为重的祖父、叔叔、姑母们的表扬。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1961年回国后分配在南京工学院工作，后又因高校院系调整到镇江，开展成立镇江农机学院（江苏大学的前身）的创办工作。

母亲身体虚弱，印象中一直病怏怏地，于1956年病故，时年45岁。

祖父北京的全家福

祖父王应伟，继祖母周秀清

外婆

母亲

父亲

父亲的表妹汪照萱

父亲抄史的钢笔字、母亲学字后写的信。

老屋的百草园

　　小时候我们的家在齐门路营门弄2号。房子很大，最后一进有个长方形的后园。园子四面围着不高的砖墙。南面的砖墙上有两扇木门，门打开沿着石条台阶走下去便是一个大池塘，这是娄门到齐门的内城河的一个大弯兜，所以是流动的活水。河水清澈见底，附近的居民淘米洗菜洗衣服全在这个池溏里。我们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喜欢抢着去河滩头洗东西，因此也曾有好几个小伙伴跌落水里，幸好都有大人及时发现被救起，但我们小孩子是不懂危险的，还都要抢着去做这些洗涮的事情。

夏日里，傍晚的河面凉风习习，四周开阔安静，隔壁人家院子高墙上的柳条摇曳着拖至水面，像是仙女在悠悠地梳理着美丽的长发。有时候河面上摇来小渔船，渔民熟练地一把撒下渔网，又轻轻地把它拉起来，网里就有了活𨂃乱跳的鱼儿。我们羡慕得恨不能也坐到这荡笃悠悠的小船上。有的渔船船头横着的一根竹竿，上面蹲着十几只水鸟。渔民一边轻划小船，一边用脚不时地哒哒哒地敲击一块木板，然后把水鸟都赶下水去，不一会儿水鸟嘴里都衔着鱼儿飞回船上，我们那时很奇怪为什么水鸟不把鱼儿吞下它们的肚子里去呢。每当这时候，我们都被渔船上的忙碌情形牢牢地吸引住了，哪里还记得是在洗东西，大人们在家等得不耐烦了或许更是不放心我们的安全，赶来河边催我们回家。

有时我们偶尔也会用淘米箩去兜小鱼小虾，大鱼是肯定捉不到的，淘米时掉出的米屑、蛀虫吸引过来的窜条鱼总是会一群一群地聚集起来，如果你用米箩轻轻地想去兜，它们却轻捷灵动地一下子分散逃蹿开来，你不动，它们一会儿又聚集过来寻食，这样试着几个来回，淘米这件事总要花很长的时间，大人们不放心也总不愿意让小孩子们去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的后园虽然不及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但这里也有各种各样可以治病的草药。春天万物复苏，园子里的树木萌发出细嫩的枝芽，小草也悄悄地从地里钻出来，鱼腥草、蛤蟆草、耳朵草、藿香、薄荷叶、蓓蕾叶．．．．．．一簇簇一片片地。解放前，医疗事业极不发达，经济条件也相当有限，普通居民的孩子生了小毛小病，父母都是在园子里摘点相应的草药来治病，很少有带孩子去看医生的。最常用的藿香、蓓蕾叶，谁头痛发热了就用这两种叶子一起煮水熬汤，临睡喝下后夜里出一身汗，到第二天就退烧了。如果有耳朵里流脓的，就采耳朵草捣碎敷在耳朵上，过几天就不流脓了。这种草叶子肥厚，每根嫩枝上托起一片叶子，叶片上长有细小的毛刺，夏季开两个花瓣的小白花，形状很特别，我们经常把它的嫩枝采来折成不断开的一小段一小段，连在一起就像一串串的珍珠，小时候的我们觉得很好玩。夏日闷热难熬的日子，去园子里摘几片薄荷，放在鼻子前闻闻，顿时眼目清亮。或者把新鲜的薄荷叶放几片在煮好的绿豆汤里，可以清凉解暑。大人们常常也把薄荷叶摘下晒干后研成粉末贮存在瓶子里以备后用，譬如过年时常做的薄荷糖年糕，蒸熟了就是碧绿生青好看好闻的吃食了。

园子里长得最多的是鱼腥草。春天鱼腥草一大片一大片地向四周蔓延开去，地上像铺了层嫩绿嫩绿的地毯，摘下一大把洗干净后放在面糊里一起烘制成饼吃，据说可以治眼疾。蛤蟆草可以治皮肤溃烂，我们的小伙伴阿釆，有段时间脚踝处溃烂，她姑妈每天去园里摘新鲜的蛤蟆草叶子给她贴上，不久就痊愈了。这种草我们小孩子还有另外的名字叫它打官司草，到秋天的时候它会长出长长的穗条，我们拔下后，两人把穗条交错了用力拉扯，谁的穗条结实拉不断，谁就赢了＂官司＂，其实在我们小孩子的认知里哪里懂得＂打官司＂的含义呢。

春天是脑炎流行的季节，那时根本没有打预防针一事，大人们就用土法，采来园子里的黄杨树叶和荸荠一起熬汤给孩子们喝，只要一家熬了药汤，其他各家的孩子也都一起分享。年年如此，大概这药汤的确能起到预防作用，弄堂里的一大群小孩子真的从来没得过流行性疾病。

园子里最名贵的草要算专治疬子颈的草药了，因此大人们总不让我们随便摘。这种草是丛生的，地下有块根，枝条长得一尺多高，每根枝上托着一片叶子，夏天有些枝条顶端会开出一朵像郁金香形状的白花，深秋枝和叶都会枯萎，到第二年春天地下的块根又能萌发出新芽来。这是我母亲特地从一位朋友那里挖来的块根种植的。那时。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来家里讨要这个药草，据说熬了汤治疬子颈效果极好。那时我们也不知道疬子颈是什么毛病，现在想来可能是一种结核病吧。据说如果不治的话，病人痊愈后会在耳后到脖颈留下一长串的疤痕，我们听着都很害怕这难看的疤痕，所以大家总是很关心、保护这一丛药草。

除了这些药草野花外，园子里还有高大的楝树、苍翠的柏树、桑树和香椿树，还有四棵高出房顶的桂花树。

五十年代房屋公私合营，我们这群弄堂里的小孩子们也都渐渐长大，很少会有人再去关心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了，后来就有人把树砍去，圈起地来种蔬菜了。以前园子里种草药是方便大家治病防病，而种了菜后就各家自顾自地独享了。再过了些年，园子的这块地上盖起了煤球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厂房仓库了。

童年时的＂百草园＂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野趣

　　小时侯，家住在齐门附近的一条东西向的小弄堂里。从弄堂口朝东望就看得见＂北禅寺＂大雄宝殿的山墙。傍晚的余晖照在土黄色的墙上煞是耀眼，在我幼小的心里，这偌大的建筑留下了庄严肃穆的感觉。

弄堂东面尽头有个小池塘叫＂砲潭＂，其实那应该是北禅寺原来的放生池。据说这北禅寺在明清时期规模相当大，占地极广、香火极盛，可在我们的小时候，已经破败得只剩下山门到大雄宝殿的几进房子了。记得那时的当家和尚法号＂仁善＂，兴化人。＂仁善＂和尚对我们这些住在附近的小孩子也确实很和善，我们可以经常三、五结伴进得北禅寺去玩。那时北禅寺山门前有一座石桥，桥下一弯清澈的小溪，是用来灌溉桥南大片蔬菜地的水源，这里就是苏州城内的北园地。

北禅寺山门东西两边有照墻，进山门后第一座大殿里有四大金刚，塑像高达房顶，个个怒目圆睁，站姿英挺，那种威武的样子我们这群六七岁的小孩子是不敢抬头细看的。我们一个个都快速穿过，朝里奔去，真有小偷闯门怕被主人看见的感觉。

大雄宝殿前是个宽敞的庭院。里面古木参天、花木盆景，生气盎然。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小孩子也总是不敢大声说话，只是轻手轻脚地追逐飞过的蜻蜓和蝴蝶。大雄宝殿里面我们是不敢进去的，有时走上台阶，站在高高的门槛外朝里张望，大殿正中有高大的供桌，常年香火不断，供桌后面的大菩萨面目和善，金身闪亮，一点也不可怕。我们有时也会学大人样子，双手合十，可连同大殿四周的各路小菩萨，我们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叫啥，大人们都能虔诚地一一道出他们的佛号名称。庭院东侧是仁善和尚的书斋，有个天井通向里面，曲径幽深，台阶前的小径旁长满了青苔和鱼腥草，四周有丛丛修竹。向里望去，玻璃长窗旁，大法师端坐着看书。这里真是幽静极了，我们移步不敢弄出一点声响，生怕打扰了大法师而被小和尚赶走。听大人们讲过，仁善和尚是个读过大学、有学问的人，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他能整天待在这冷清的庙里看书、念经而不感到寂寞呢？

春天的北禅寺，大雄宝殿外墙四周长满了金花菜、枸杞头、马兰头，我们这群孩子喜欢拿着小篮子和剪刀去摘那些鲜嫩的草头。和煦的阳光下，我们说说笑笑，大胆唱歌，有的还会唱上两句弹词＂宝玉夜探＂，有的学说姚慕双、周柏春的滑稽段子。有时我们会为天上飘过的白云像骆驼、像奔马、像仙女、像妖怪而叽叽喳喳地争论不休。这一片旷野是我们弄堂孩子的乐土。半天功夫，小篮子里装满了嫩生生的草头，我们会集中起来轮流让其中一个带回家，当一碗碗油光碧绿的草头端上桌，便会满足地大口咀嚼起来，必然也会比平时多吃上半碗饭，真是无比的美味啊！

夏天，＂砲潭＂水面长满了野菱角，片片绿萍和星星点点的白菱花盖得水面严严实实。站在岸上看成片的红眼蜻蜓盘旋在半空，时不时会有小鱼跃出，把平静的水面打出碗口大小的一块涟𣺈。最有趣的是夏日的晚上，大人们在弄堂里乘凉，谈论他们一天下来的＂新闻＂，而小孩们则偷偷地聚集在大雄宝殿和砲潭之间长满草皮的荒地上。那里有绿底黄花的陶瓷骨灰缸，盖子上一个大大的尖顶，据说老和尚是盘坐在这缸里圆寂的。白天年长一点胆大的孩子敢爬上去，揭开盖子看里面全是白骨和灰土。这片荒地上还有高大的坟塚。我们就是在这里做＂打擂台＂的游戏。每次，总是一个最壮实的孩子爬上坟头做擂主，站在高高的坟头上说：＂擂台，擂台，四面开开，哪个小子敢上来＂，然后一群小子就冲上去拼命把他往下拉，谁把他拉下了谁就是下一个擂主。等他上去后还是这么一番口令，接着又是一阵拉扯。几番下来大家都大汗淋漓，这哪是在乘凉啊。不过现在想来，这种大运动量的活动，既锻练了孩子们的身体又壮了他们的胆量。现在的家长哪里会让他们的孩子在这样荒野的地方玩这种＂野蛮＂的游戏呢。＂打擂台＂总要玩到大人们把他们一个个叫回家才收场。

秋天，弄堂里的孩子们瞒过了大人，拿着盆桶去砲潭里采菱角了。小一些的孩子只能站在岸上看。一棵棵菱茎下面长满了尖尖硬硬的小沙角菱，采的时候要很小心，不然手准会被戳得鲜血直流。虽然孩子们每次因弄湿衣服鞋袜而挨大人的骂，但等菱角烧好后他们总会夸这野菱角硬香好吃，于是东家一碗西家一碗地品尝起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小孩子才敢伸出被戳破的手让大人们看，换得父母的怜爱。这潭水里长出来的野菱角特别结实、饱满而且清香。稀奇的是无人播种的水面，却年年长满野菱，也年年增添了我们儿时的乐趣。

冬天到了，特别严寒的时候砲潭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弄堂里的孩子们又有好玩的了。他们偷偷地聚集在砲潭边，带头的孩子把砖头石块掷在冰面上作试探，掷得多了，冰面仍纹丝不动，于是他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走上近岸边的冰面，学起蹓冰来了，可敢在冰面上走动的只是少数几个人，大多数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有时几个人手搀手小心地移上几步，池塘中间是绝对不敢去的。有一次同伴中的阿福竟然学起了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捉鱼＂，他躺在冰面上，嘴里喊着：鱼儿鱼儿快快跳出来，家有老母要熬汤。他的样子逗得我们哈哈大笑，阵阵的笑声招来了各家的大人，于是一片骂声四起，孩子们只得乖乖地上到岸来，一个个被提溜着回家。每人少不了挨了一顿板子，从此没人再敢去冰上找乐了。

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些顽皮的孩子倒并不是害怕溺水而死，因为他们小小年纪根本还不懂死的含义，而是每个人都牢牢地记着这一顿重重辣辣的板子。

五十年代后期，我由外地回苏，当时正值＂大炼钢铁＂，只见北禅寺附近搭起了座座小高炉，一堆堆的火光昼夜不熄。六十年代初，砲潭已经填平，大雄宝殿也已拆除，盖起了煤球厂厂房，隔断了我们弄堂的东口。儿时的乐土已无处找寻。

时过境迁，八十年人生旅途，一切还历历在目，我们弄堂里的孩子都已步入暮年，难得碰上总会回忆起那些儿时的欢乐。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时的长辈对儿时的我们从不娇生惯养，从而培养了我们善于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让我们在几十年的学习、工作中能顺利地通过一关又一关的考验。

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跟许多人的母亲一样，是个勤劳、善良、节俭的中国妇女。她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性格懦弱、文静。母亲的一生既短暂又凄苦。她三岁时失去了父亲，从小就母女相依为命，因此她没有欢乐的童年，到13岁又没了母亲，成了一名孤儿。在旧社会，这样的一个孤儿有谁会想到她呢，亲戚朋友虽然同情，但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只能说这个孩子命不好。

幸好母亲6岁时就跟我们的外婆学做刺绣，她心灵手巧，十来岁就能做得大人们信得过的＂生活＂了。于是经人介绍母亲开始做＂顾绣庄＂放岀来的活。十三岁正是人生幸福的少年时期，大多数女孩子都还在父母的关爱下编织美好的理想，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独立生活。每天从＂鸟叫做到鬼叫＂，失去了少年的欢乐。

母亲常回忆说：那时最高兴的是看着自己一幅幅完工的绣品从棚架上拿下来，当然这种心情不只是像我们现在完成的一篇篇作文、画好的一幅幅画作的心情，更主要的是想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着落。

母亲每天绣的是花鸟鱼虫，可大自然中的这些生灵是很少有时间去观赏的。小小年纪，整日伏在绣架上，绣啊绣的，她说只有在严冬腊月、滴水成冰、手冻得连绣花针也无法拿起的时候才能歇上几天。这个时候母亲同一起的绣花姐妹玩个痛快，尝到一点童年的快乐。有时下了大雪，她们从＂护龙街＂（现在的人民路）南头走到北头，挨个评赏堆在人家大门口的雪人，晚上又从南到北一个一个把堆得不太象样的雪人头敲下来。回到家后，这群姐妹个个捧腹大笑，吹夸着自己＂打雪人＂的壮举。

我们小时候不厌其烦地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些故事，她也是在一次又一次地体会这种难得的快乐，但是我们那时候哪里能体会得到母亲这样不幸的童年呢。

我的童年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与母亲那时相比是大不相同了。虽然从懂事开始，我们也尝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父亲失业而造成的家庭经济极大的困难、辍学的痛苦，但是毕竟不像母亲那样孤苦伶仃。

我六岁上学，在家里早已跟姊姊学会了人手足、山水田、牛羊狗、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等一年级的课文。记得开学第一天，母亲把我送进了离家很近的一所小学，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拿回来了语文识字课本，扉页上是＂富士山＂的风景画，姊姊在惠灵女中附小读高小，她拿回来的语文课本是一本十六开大的日语，父亲见了这两本书，气得叫我们俩第二天别去上学了，我们哭闹着要去，亲戚朋友也来劝说，可父亲还是固执地不让我们去学校。我们家上至祖父母，下至叔叔姑姑们全是读书人，而父亲作出不让我们去上学的决定，我们当时实在是无法理解。

我们天天吵着要去学校，父亲总是对我们讲：等天亮了，你们去上学，去识字吧。六岁的我哪里懂＂天亮＂的意思，所以起先一段时间每天早晨起来总是缠着父亲：天不是大亮了吗，怎么还不能去学校呢？我们那时哪里知道父亲也是为了不能做＂亡国奴＂而承受失业的痛苦。父亲被我们缠得没办法，他向朋友那里要来了两大捆过期的《小朋友》杂志，于是我们姊妹俩（那时妹妹还小）天天埋头于这堆《小朋友》中。我还不太识字只能看里面的插图，姊姊已经能读懂文字了，也就是那时，我听姊姊读＂冰心＂、＂安徒生＂的故事。

就这样，我们一直在家，直到1945年秋季开学，进入当时的北街小学正式上学。

当时在中国沦亡的国土上，父亲不让女儿去上学的悲愤心情，我们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就像法国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里，韩麦尔先生对学生教导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祖国的语言，就像拿着一把能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父亲没有给我们说这样的道理，但他确实也深知，对一个刚上学的小孩，首先要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幸福的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它的回忆可以使老去的人心里感到快乐，也可以感到痛苦。有过幸福的童年，而且能在几十年后回想起它的人是幸福的。

七十年前的一封信

亲爱的姊姊：

这细雨濛濛的天气，我一向就觉得讨厌的。三月三十日，不也是那样的天气吗？这是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带走了我们亲爱的妈妈。到今天妈妈已离开我们整整四个星期了。我清楚地记得四个星期前的今天（星期四），全家人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我整天没有离开过房间，陪着妈妈，握着妈妈的手，摸着妈妈的脸，含着泪问妈妈：你什么地方难过啊？但是每次我已经不能听到亲爱的妈妈回答我的声音了，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地朝我看一眼，马上又闭上了，我听着妈妈急促的呼吸声。来看望的人都说没有希望了，当我听他们这么讲的时候，我是多么的难受呀！我不敢想往后的事。

妈妈终于挣扎着过了白天，黑夜的到来使我更加觉得害怕了，我怕它会带来更多的不吉利，但我也盼望着这个黑夜会把妈妈的病痛带走，就像二十多年前爸爸那次厉害的疾病一样，一夜之间能转危为安。让妈妈慢慢地好起来吧，我不断地这样祈祷着。坐在妈妈的身边，握着她的手，按着她的脉膊……但这可恶的病魔一点也不留情，它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妈妈，本来就急促的呼吸变得缓慢微弱，最后变得非常艰难。妈妈，我看着你真是泪如泉涌，我恨那时我为什么没有一点办法来分担你的痛苦呢？为什么只能看着病魔把你吞噬去呢？为什么我只会无用地流泪？妈妈，你的呼吸真的快要停止了，但是你的眼睛却睁得更大，好像在找人，我终于不得不说出了我不愿意说的话：妈妈，你放心好了，你安心地去吧。妈妈轻轻地嗯了一声，像是有千万句话要对我讲，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我们的，于是我又说：＂妈妈你放心吧，你要对姊姊说的话我都知道，妹妹我会照顾好她的，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你。＂妈妈的眼睛突然很快地闭上了，就这样她和我们永别了。握着妈妈渐渐冰凉的手，妈妈，永别了！我们真的只有在梦里相见了，妈妈！

＂ 妈妈，好妈妈＂，我喊得喉咙哑了，你也不会听到，我哭得眼睛肿了，你也不会看到。看着你直直地躺在那里，我好像还能听到你急促的呼吸声，我模糊的泪眼好像看到你还在被子里抖动。我想起了你最近对我说的一切。

前几天，你突然对我说，要我写信给姊姊时别忘了写上对她同学们的感谢，谢谢她们对你病体的关心，并说要和她们再见了，我当时觉得奇怪，没有答应你，现在真的要代你说这些伤心话了吗？你还几次说等不及姊姊暑假回来了，我责怪你总是往坏的方面想，没有信心与病魔作斗，你马上大声说＂怎么没有信心啊＂，是的，你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起来，健康地活着，看着我们长大成人，你还只有四十多岁啊。

记得我最后一次扶你下床的时候，你是多么的高兴，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你在外房坐了好长时间，似乎把每一样东西都看到了，这些都是你熟悉、经常触摸的东西。回床时你说等天气暖和了要起来晒晒太阳，所以你天天盼着出太阳，可是老天偏偏跟你作对似的，一连一个多月都不见太阳。有一天出太阳了，你自己爬了起来，下床坐在沙发上晒太阳。我放学刚到家，你马上告诉我是自己起床的，我也为你高兴了好一阵子。一个常人极容易做到的事，对于重病在身的你是多么的困难啊。但是真没想到，那一次就是你一生最后晒到的暖洋洋的初春太阳。

每次看到姊姊的来信，你总是那么高兴，但是妈妈你没能看到第二个第三个女儿将来要给你写的信了，永远也不会看到了。妈妈，我只盼着天天能梦中见到你。

姊姊，我知道你是多么希望知道一些妈妈的事，所以抄了些这几天我记录的关于妈妈的事情。你说你会天天想到妈妈，真的同我一样，时刻会想到的。为了妈妈，我流了不知多少眼泪了，以前是为她的病痛，天天晚上睡觉在被窝里流泪，现在我在家的时候心里总是感到空虚寂寞。妈妈病后在床上躺了整整一百天，现在想起来我对她的照顾还不够多，最遗憾的是临终前二天没有请假在家，不然可以更多陪她一些时间。星期三那天我临上学去对她说：我走了，去到学校了，她好像很恨恨的样子说：去吧。我现在想起来，她大概不想我去上学，但又怕耽误我的功课，所以没有说出叫我不要去学校的话，看到我要走心里又不高兴。我那天如果不去学校，妈妈可能还会关照我一些话的，星期四我虽然没有去上学，但是她已经不能开口了，早晨她只是对我含含糊糊地说：你们两人…．她没有讲下去，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妈妈的声音，不知道她想要我们两人怎么样。我猜想她大概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叫我们两人不要去学校了。

她临终前的那晚，我为了她大一次便，从热被窝里起来了五次，到凌晨二点才睡下。姊姊这是我愿意为她做的呀，我总希望她能好起来，活下去，我再为她多做些也愿意。现在在家没事时，更会想到这些事，心里总是一阵一阵地闷，也特别会流泪。我几次想要写信给你，但心里乱得很，有许许多多话要对你说，提起笔来又一句也写不出，收到你的信后，我马上给你写这封信。刚动笔又是一句也写不岀来，我急得哭了，不知怎么现在脑子里会想不出东西写，并时时会头痛。

昨天仁舅由上海来家住了一夜，他是特地来看望我们的，对我和妹妹又嘱咐了一番，叫我们三人要好好地生活。过些时候我会给他写信去的。还有许多事情下次再告诉你吧。你这些天梦见过妈妈没有？我和妹妹只做到二次梦，一次是妈妈问我要大饼吃，她仍旧是老样子。妈妈曾经对我说过，要你戴她的孝，所以我寄给你一块黑纱一副白结。你暑假要回来的吧，五月二日已经是＂五七＂了。有时我在学校里想到一件事，还会像以前一样自己对自己说，等歇回去问妈妈好了，当我马上想起妈妈已经躺在黄土山脚下了，心里又感到一阵剧烈刺痛。

不写了，时间已经很晚了。

祝健康！

大妹雅雯上

4.27（1956年)

三姊妹的芳华岁月

大姊

大姊的留学时光

我

我的中学年代

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