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猷回忆录》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下河阳原因

木人

谈老一团西进①

唐才猷

一、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的组建和任务及活动情况

1944年冬，吴、化、廉、梅起义后，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第二支队宣告成立。不久，第一、第二支队主力由李筱峰、黄景文率领开向合浦。而我奉特委指示回到雷州半岛敌后的遂溪等地发展武装力量。返回遂溪后，我们以第一支队留下的同志为基础，很快便组织了一个团，团长是我，政委是陈恩，政治处主任是黄其江。我们以遂、廉边境的新塘区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战，建立人民政权。

西进合浦的部队先后分三批开回新塘区之后，特委于1945年五六月间在遂溪山家决定将高雷部队整编，成立5个团。第一团团长是黄景文，政委是我，政治处主任是李廉东，团部参谋是黎汉威、林杰。政治处有个政工队，团部有个技术队。从部队的来源说，第一团主要包括三部分:从合浦回来的第一支队的同志，他们多是参加过1944年8月老马起义的(而从合浦回来的第二支队的同志基本上被编入其他兄弟团队);从海康、徐闻回来的同志;在遂溪组织的这个团的同志。全团共800余人。后来群众惯称的“南路老一团”，就是在山家整编时组建的。当时特委指示的任务是迅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部队，扩展新区。第一团是主力团，根据特委的意图，可机动地在整个南路地区活动。但当时活动的重点在遂溪、廉江，后扩展到海康，总的方向是向敌后发展。

第一团组建后的第一个大行动，是攻打日伪占领的杨柑，打开整个遂西区的局面。后来部队开向海康，途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将部队拉回遂溪待命。

二、第一团的西进斗争

（一）第一团西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围西进十万大山坚持斗争

当时全国范围的内战未爆发，但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第六十四军及新一军压向雷州半岛地区，妄图一举歼灭我南路人民武装(黄景文:新一军前卫部队在我部从遂溪突围时到了廉江，但没有继续往南压，而是开向广州)。然后到海南岛消灭琼崖人民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遂溪坭地一个村庄隐蔽待命，突然接到特委的来信，要我们将部队开到十万大山去，以保存力量，并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遂溪县城和城里、城月等处都驻满第四十六军的部队;而我部则处于分散隐蔽的状态，其中，第二、第三营还在海康北上途中。我当即和黄景文同志商量并决定:坚决执行特委指示，分批突围西进。先由黄景文带领团部及第一营突围，到达廉、博边境等候;我将其余部队收拢后再突围。第一批突围后翌日拂晓，敌人向我部进攻，但我们行动迅速，隐蔽地点选得好，群众协助封锁消息，使敌人扑了个空。第一批突围队伍在廉江塘蓬与敌人打了一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进入敌人包围圈外的山地——博白县马子嶂等候后续部队。第二批突围是20天后。其间主要是收拢部队，还进行了两个行动，一是攻打遂溪军用机场，二是伏击敌人的汽车。伏击汽车除了缴获一大批钞票，更重要的是截获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接着，部队向廉江方向突围，最后在马子嶂与第批突围的同志会合。

我们在马子嶂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到合浦、灵山与当地党组织联系;二是进行部队的整编和动员工作。此外，还在部队附近打反动派，补充西进的给养。第一团在马子嶂前后活动了一个月时间，就是积极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当时特委很关心我们，派杨甫同志到马子嶂，传达指示，对第一团的西进起了督促作用。杨甫抵达马子嶂时，我们同合灵部队也联系上了，于是继续向十万大山推进。沿途获得合浦、灵山、钦县地方党组织、武装和群众的支持、配合，部队顺利到达十万大山贵台地区。

进入十万大山纵深地带之前，部队在钦县与防城交界的马笃山进行了一次比较重要的战斗。

第一团进驻贵台圩后，附近的广东、广西民团接连三天前来骚扰。第四天，尾追的广东保安团也已迫近。我们连夜撤出贵台，向马笃山方向转移。那里的地形易于防守，在群山之中又有一条隐蔽小路沿着十万大山南麓通向防城的小峰、大勉。翌日清晨，敌保安团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我部发起进攻。我们决定还击(黄景文:力求在大面积杀伤来敌后，利用夜幕掩护撤出战斗)。这一仗，全团打得很坚决、很勇猛，特别是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直到黄昏，敌人还冲锋了一次，也被打退了。可惜我团一个很好的连长廖培南牺牲了。但总的来说，我们伤亡仅几人，而敌伤亡100多人。我们坚守了一天阵地，达到了目的，晚上便有次序地安全转移了。

进人防城的十万大山地区后，部队很快同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取得联系。沈鸿周、彭扬等同志在大勉和我们一起商量把部队拉到哪里。沈、彭等建议继续挺进峒中。峒中靠近越南海宁省，可以利用中越边境周旋，但如果同越南的关系没有打通，进入峒中就像钻入了牛角尖。我同黄景文商量后，还是决定进去，至少可以看一看十万大山到底是什么样子。

进入峒中后，部队休整了一下，敌人又追了上来。那里都是山地，敌人要消灭我们不容易，而我们要消灭敌人也不容易，如果要打，一定是一场恶仗。我们考虑到部队刚到，立足未稳，不能同敌人硬拼，便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按照地形情况将部队分散，以营为单位展开兵力:第二营在那良、滩散、峒中;第三营挺进十万大山的北仑、北基;第一营推向那湾、那梭方向，威胁敌人县城。团部只带一个警卫连转移到中心地区大勉。现在看来，当时不同敌人硬拼，而将兵力分散，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是对的，是能否打退敌人第一次扫荡的关键一着。

部队一展开，首当其冲的是第二营。记得我们团部几个人最后离开峒中，到六市坳第二营的指挥所时见到了林敬武。那里地形很险要，但我们发现山后有被折断的树枝，像是一些标记，便提醒林敬武，敌人可能企图从山后包抄过来。林敬武也觉得要注意这个问题，决定天亮前撤离。果然，天亮前敌人从山后摸了上来。指挥部还没有转移，战斗便打响了，林敬武等10多个同志不幸牺牲。在北仑的北婆村，第八连也遇敌袭击，有的被冲散了，但伤亡不多(黄景文:我方牺牲4人，敌方死8人。肖汉辉:轻机副射手袁马就在成斗中下肢被打断，为坚守阵地，掩护全连转移，多次谢绝战友的救援，被俘后遭敌杀害)。第一营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一些小战斗的胜利。这样，敌人退了回去，对我方的第一次围攻被击破了。同时，我们在地方同志的支持配合下，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装，发展部队，在峒中建立了乡政权和民兵大队，工作是有进展的。

不久，刘镇湘率正规军一个主力团和两个保安团及地方民团联合向我方围攻。我是在小峰接到情报的，当时说刘镇湘率一个正规师来扫荡。我同黄景文研究，敌人兵力太多，而十万大山纵深不大，如长期坚持，补给有困难，决定暂时避过敌人的锋芒，将部队撤入越南边境。

部队撤入越南，事前请示过上级，并得到了越南党的同意。记得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时，我同防城党组织负责人谢王岗研究过地方工作，还向特委汇报了几个月来的斗争情况，并提出如果敌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能否进人越南的问题。当时，我们还考虑到，为了坚持十万大山的斗争，必须利用中越边境开展活动，但这涉及中越两党的关系。所以，我们派朱兰清人越同越南党联系。后来，朱兰清在河内见到黄文欢，黄文欢代表越共中央答复说，如果我们坚持作战有困难，必要时可以进入越南。这样，当刘镇湘部大举向我部进攻时，我们才决定入越。当时，我们只是准备入越休整一下便打回来，故此部队驻在离边界不远的地方。后来，越共中央认为边境容易暴露叫我们进驻高平、谅山一带。

从遂溪突围到十万大山，部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特委交代的任务，只是在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才暂时入越休整。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当然，不入越的话，敌人不一定能把我们消灭，但我们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而不是“文革”中某些人说的什么逃跑主义(黄景文:当时国民党不承认华南有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党中央对南方的方针是收缩、保存力量，广东各地的游击队正根据中央的方针北撤)。应该根据党中央总的意图和联系全局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从局部来看，这也是必要的(黄景文:当时我们驻在离边界不远的地方，以便一有机会就随时打回来，后来越南党要我们驻远一些，是怕国民党军队追过来)。

第二阶段:入越整训和参加抗法斗争

入越后不久，我们根据越方的要求，将部队拉到谅山。他们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和打算，并提出要我们派一部分部队参加他们的卫国团(越人民军前身)，另一部分帮助他们做华侨工作。不久，周楠由上级派到越南，任区党委驻越共中央的联络员。经周楠同意，我们一部分队伍进人越南中部义安省，参加他们的卫国团，一部分到北江省开展华侨工作。我们考虑到将来要回国参加解放战争，开展边境地区工作，故决定在高平举办干部训练班。

到义安去的是第一、第三营，由黄景文率领，军事训练、政治训练都搞得不错，部队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射击技术大有进步，涌现不少神枪手，后进战士的转化工作也做得细致，部队组织纪律性很强，同越方部队的关系也很密切。高平训练班的学员除了原来第一团的同志，还有从香港来的一些同志，经过学习，政治水平、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有提高。此外，派到边界开展工作的一批同志，也积极为部队回国创造条件。

在参加越南人民抗法斗争方面，较为主要的，一是派干部和部分队伍做华侨工作，建立华侨武装，直接参加抗法战争。这项工作主要在北江、海宁、广安等省展开，因为这些地区华侨较集中，越南方面的工作又没做好，他们最感棘手的问题是同当地华侨关系不好。我们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华侨部队，后正式组建成“独立中团”，黄炳任团长。二是黄景文率领的部分队伍编人越南部队，增强了越南中部的战斗力(黄景文:两次准备参战，但没有打成)。三是派干部帮助越南办干部训练班，培养军政干部。记得胡志明曾写信要求我们替他写个训练计划，周楠把这个任务交到高平来，我便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拟了一个计划送去。四是派干部到越南敌后做情报工作，有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以上几方面的工作，说明我们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是做出了贡献的。

第三阶段:部队进入桂西、云南开展武装斗争

部队原来是决定回广东参加解放战争的，后来从保下回国经过河内至谅山铁路时，敌人在我部拟通过地段增派了兵力。当时我们将行军路线向香港分局做了报告，分局发回一个电报，根据周楠的传达，大意是:你们是否考虑不回广东，将部队改向广西、云南方向发展。周楠找了个别同志商量，认为分局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从当时的形势看，向西发展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因而同意分局的这个意见，改变了部队的发展方向。现在看，分局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具有战略眼光，对部队的发展和边区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黄景文:可以说这是个战略性的转变，是非常正确的)。广东南路原来就有基础，我们不回来影响不大。

　　在广西，我们主要是开展靖镇区的斗争，其次是派干部到左右江地区帮助地方党组织进行武装起义。

关于靖镇区的斗争，从军事上说打了许多胜仗——果梨、百合、弄蓬等，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局面。这几次战斗打得很漂亮，基本上是歼灭战。当时我们在军事理论上懂得不多，从实践上看，大都是采取晚上运动、拂晓袭击、四面围攻的战术。在主攻方向上，力求避开敌人的正面而选择守敌之侧面或背后，出其不意实行突袭。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战术思想的。但在军事斗争上也有缺点。

一是发展方向有问题。我们打下百合后，由于靖西那边打了几场胜仗，便想将主要方向转向靖西，而未能抓住在镇边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镇边山高林大，敌较靖西薄弱，又有回旋余地，如果把这块地区拿下来，回旋余地就更大了。而我们向靖西方向打，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敌人很快便来了，我们才急忙转回镇边。转回镇边后，不是分兵去发动群众，占领广大乡村，而是企图集中主力去进攻镇边城，在德窝前线与敌对峙，以致失去了时机。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企图集中力量一下子将局面打开，但我们毕竟只有500多人，力量小，搞得十分疲劳。总之，部队进入靖镇区打了好些胜仗，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点。

在地方工作上，虽然发动了群众，但执行政策有过“左”的地方(黄景文:那是1948年，我们应该高举反蒋统一战线旗帜，凡是反蒋的都要尽可能争取团结过来，但我们不注意这一条，把小地主甚至一般的富农都作为打击对象。后来到云南就不同了，因为总结了靖镇区的经验教训，团结一切反蒋的力量，发展就比较迅速)。

那时，打击面确实过大，搞得群众都很害怕，不敢接近我们。后来敌人从安徽调了一个旅来对付我们。由于敌人的压力太大，我们又执行了过“左”的政策而严重脱离了群众，便决定不同敌人硬拼，而将主力撤出边境，留下廖华的第二支队坚持斗争。这也是对的，不是什么逃跑主义。

进入云南的情况大体是:入滇前，我们同云南朱家壁部队会师于越南河阳。会师后，中共桂滇边工委为开展边区游击战争，决定将我们这支部队分为两部分:第一团一部分和朱家壁部队大部挺进盘江以北，开展滇东地区的斗争;另一部分和孙太甲率领的一个大队结合起来，以中越边境为依托，发动在滇东南地区的斗争。两部分互相策应和配合。根据这个部署，到滇东去的这部分组织了前委，由庄田负责，主要领导人还有黄景文、郑敦、朱家璧等。他们北渡盘江前在西畴观音伐芹菜塘打了一仗，消灭敌正规军一个营，对打开滇东南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在滇东南活动的这部分组织了一个指挥部和滇东南工委(工委由我、饶华、岳太华组成，我任工委书记兼指挥)，在周楠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首先以武工队为先导，深人开展群众工作，接着在边境地区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很快便打下马关、麻栗坡、董干、田蓬等据点，然后向纵深发展。在地方工作的密切配合下，滇东南的局面很快便被基本打开。局面打开得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委率部到滇东后把敌人的力量吸引了过去(黄景文:前委到盘江以北地区后，国民党正规军被吸引到盘江，滇东南只剩下一些地方反动武装)。总而言之，前委在滇东的胜利，为滇东南地区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而滇东南地区的胜利对滇东地区的斗争起了策应作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工作方面吸取了广西靖镇区的教训，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对新区的政策，特别是党的统战政策，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克服了“左”的错误，所以工作比较顺利，很快便着手组织政权，发展扩大了地方武装。

除第一团(老一团)的西进外，后来还有新一团的西进。新一团的西进比老一团的西进更艰苦。新一团同老一团一样，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团队，1949年春进入云南后，与老一团会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一个主力支队，也为开展边区的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老一团西进历经三个省而拖不垮、打不散之因

老一团的西进，经过粤、桂、滇三个省，它拖不垮打不散，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主要原因是:

(1)这支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领导比较坚强，党员人数多(一般连队占20%~30%)，部队成员都是经过党长期教育的基本群众，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2)这支部队有上级的正确领导。上面提到的许多关键时刻的重要决策，都是香港分局、区党委、特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正确决定。例如，西进十万大山现在看来是有战略眼光的，因为那里除地形条件外，还有中越边境可以利用，而且地处偏远，属中越两国、粤桂两省交界，有回旋余地。又如指示我们入越整训，不但保存了力量，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南路主力的企图，而且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起了一定作用，这也是正确的。可以设想，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果没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我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3)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我们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没有全国斗争的大好形势，要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4)地方党组织、兄弟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无论是在雷州半岛、钦廉四属，还是在桂西、云南，我们都得到了这些地区的党组织、武装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爱护和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会寸步难行，要生存发展更是不可能的。(黄其英整理)

注①:这是唐才猷在1983年3月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老一团西进斗争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插话者黄景文为第一团团长，肖汉辉为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指导员。

(摘自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版，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