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纳知青首批北上请愿团史实揭秘（上）马平

进勇

版纳知青首批北上

请愿团史实揭秘

（上）

马 平

　　公元二 00 五年八月，本书的编辑和部分作者专程前往重庆，就1978 年岁末至1979 年初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返城大罢工、北上赴京请愿的历史事件，向当年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两名副团长一一涂清亮、邹新德进行了专题采访。两位已过天命之年的战友谈起二十五年前那场席卷全国、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仍不失当年的激情，不但对采访者讲述了许多从未披露、鲜为人知的史实，而且无私奉献出了他们几十年来视为生命、精心保存的那段悲壮历史的珍贵图片和文献。在为广大知青的命运作出殊死抗争义举的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为填补这部知青史书的缺憾再次作出了无私地奉献。

一一作者

　　1978年11月，邓小平说：“在对知青下乡的问题上，我们花了 300 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此前一个月，在远离京城的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们，已经自发地掀起了一场质疑在中国大地强制执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坚决要求返城的浪潮。1978年10月16日，一封由上海知青丁惠民发起《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版纳垦区各农场中由秘密到公开地传开后，整个垦区像炸开了锅般，５万８千多知青第一次开始直面审视自己的命运，几乎是在一夜间就不谋而合地团结起来，公开喊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一场前所未有的锋芒直指上山下乡政策的风暴骤然来临。

　　1978年10月20日，三名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骑着自行车，身背水壶和馒头，顶着烈日，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莽莽的雨林，经过几天 200 多公里的艰苦跋涉，来到版纳地区最偏远的勐腊县所属的勐腊、勐捧、勐满三个农场，带来了景洪地区知青“我们要回家”的呼声。这呼声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勐腊大地，随即数万知青要求回家的大字报、集会、讲演在勐腊、勐捧、勐满街头，各农场、分场公开出现。

　　继而各农场知青开始民主推荐赴景洪地区的知青代表，农场、分场一级的知青运动筹备分组、小组纷纷成立，自愿接受版纳知青返城运动发起中心－－景洪农场知青请愿筹备总组的指挥。当时的勐满农场三分场八队支书重庆知青涂清亮、勐满农场二分场五队重庆知青邹新德，在各自分场知青的民主推荐和拥戴下，担当了农场、分场知青返城请愿活动的组织和领导重任。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各级政府已到了非认真对待不可的时候了。其与版纳知青的抗争要求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大激发了知青斗志。

　　版纳知青为自己命运抗争的大决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1978年11月下旬，涂清亮、邹新德与41名勐腊地区各分场民主推荐出来的代表，赴景洪参加由丁惠民主持的版纳知青第一次预备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联名信》在知青中产生的影响，收集了知青们对自己前途、命运思索的观点和看法。1978年12月8日，版纳地区70多个农场的120多名知青代表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景洪招待所正式召开。代表们历数了八年来在农场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劳动强度持续大幅度偏高；知青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不在少数的干部作风恶劣，捆绑吊打知青、奸污女知青事件层出不穷；病残知青得不到及时治疗；男知青婚姻无法解决……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赴京申诉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选举产生了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请愿最高指挥机构--版纳地区知青赴京筹备总组(各农场、分场设分组、小组)，向社会公开说明，一旦请愿完成筹备总组及分组、小组将自行解散。会议最后通过了凝聚版纳5万8千名知青心声的《请愿书》。筹备总组决定各农场知青迅速募集经费、选举请愿代表、收集控诉材料……5万８千金戈铁马之声，已隐隐可闻。

　　时为“两个凡是”仍是基本国策的拨乱反正的转折时期。数十年极左思维的惯性使然，版纳州委、农垦分局明确拒绝了知青依法上访的要求，顽固坚持“知青要返回各农场抓革命促生产，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此举激怒了已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知青们。1978年11月12日中午，版纳地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一声令下，罢工命令出现在景洪街头，５万８千知青举行了总罢工。当日，景洪街头出现了数千罢工知青的游行队伍，阻断了景洪市区的全部交通。至此，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分场领导权也被知青迅速接管。罢工知青们严格执行罢工纪律，各分场罢工知青自发成立了纠察队，维持罢工期间的社会治安。

　　5万８千知青紧密地团结在“回家”的旗帜下。为展示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决心，一些知青开始焚烧劳动工具。历史终于要以沉重的代价重新检验上山下乡运动。云南省委深感事态严峻，星夜派工作组赶赴版纳，劝阻知青北上，防止事态扩大。12月14日，经过知青筹备总组两次与省委工作组的会谈，工作组作出了“知青罢工事出有因，可维持罢工现状”的承诺，但仍坚决阻止知青进京，想把版纳知青问题就地消化。

　　12月15日。新华社播发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闭幕的消息。会议精神仍然强调“坚持知青上山下乡路线，巩固知青上山下乡成果。”这给已成燎原之势的版纳知青返城运动无疑是当头一棒，更给焦头烂额的云南工作组打了一剂强心针。12月15日下午，省工作组再次对知青施压，阻止北上。面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压力，知青代表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12月15日晚，筹备总组在州府礼堂召开了100余名各农场知青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丁惠民为首的部分知青代表认为：知青问题已引起了云南省委的重视，应适可而止接受工作组意见，放弃北上计划与工作组就地会谈。

　　另一部分代表则认为：从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到刚闭幕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对知青问题的态度有两种声音，正是当前全国拨乱反正，否定文革错误的大好形势下，妥善解决知青问题的关键契机；请愿知青提出的要求并非是仅仅要求改善待遇，而是对上山下乡运动国策的否定，关系到全国数千万知青命运的大事，农场和地方当局根本无力解决，必须进京找中央；５万８千知青既然已经举行了总罢工，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局势一旦半途而废，之后如达不到目的想东山再起，则必将回天乏术，后果不堪设想。

　　更有知青代表当场指责丁惠民在官方的高压下胆怯、背叛了广大知青的利益。双方言辞激烈，僵持不下。全体代表即以举手民主表决的方式，70%赞成通过，推举产生了以上海知青黄玉海为团长，重庆知青涂清亮、邹新德为副团长的首批北上请愿团。丁惠民本人同意留守大本营。筹备总组当即拨给了首批请愿团横幅、旗帜、照相机、油印机各一部，七千元北上经费和数百斤粮票。首批请愿团迅速动作，在黄玉海、涂清亮、邹新德的领导下，进行了细致地分工，宣传、出纳、保卫人头到位。全体团员都庄严承诺：我们要有铁的纪律，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能有负５万８千知青的重托和信任。

　　1978年12月16日，首批赴京请愿团的43名知青，齐地跪在景洪街头，举起左手庄严宣誓：一定要完成版纳5万８千知青及云南农垦10万知青的重托，排出万难誓死北上，向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农垦知青真实情况，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解决农场知青回城问题。在万众瞩目的悲壮送别下，41名知青代表打着红旗沿着昆洛公路，向几千公里之遥的北京进发，开始了改变云南知青、乃至全国知青命运的悲壮之旅。

　　景洪距昆明800多公里，由于各地政府和交通部门早有省委指示：凡请愿团知青一律不准售票、搭载，43名知青在团长黄玉海、副团长涂清亮、邹新德的指挥下，打着红旗，唱着《北上请愿歌》，徒步向昆明进发。沿途不断地向过往司机和旅客发表演说，散发传单，赢得了不少司机和旅客的同情，个别胆大的卡车和军车司机开始搭乘请愿团知青。一路走走停停，请愿团于12月17日抵达前云建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边陲重镇思茅。思茅分布着数千农场知青，请愿团决定在此休整一天，进行宣传、募集经费，请愿大字报、北上讲演随即出现在思茅街头。此刻省委工作组和版纳州委，已乘车从景洪追来，企图再次劝阻请愿团北上。为了摆脱纠缠，请愿团毅然终止休整，继续北上。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请愿团在远征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自身是代表５万８千版纳知青形象的团队精神，所到之处宣传不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受到沿途群众好评。18日下午，请愿团顺利抵达距昆明 300 公里的通关。通关本是昆洛公路上一个小小的驿站，人口稀少，只有过往车辆旅客在这小息加水、吃饭。当几十名请愿团员挤在一个小食店进餐时，上海知青郭永祥保管的装有全团经费的黑色提包眨眼间不翼而飞。在几乎没有和陌生人接触，找不到外部线索的情况下，六神无主，惶惑不安的请愿团内部顿时陷入混乱，互相猜疑，人人自危。有人成立了“专案组”严密清查，在寒冷的天气中，每个知青都脱光衣裤互相搜查，没有人抗议和不满，人人都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清查无果，一些情绪激烈的知青就逼供老实巴交的郭永祥，郭被打得惨不忍睹时仍跪在地上发誓：绝没干对不起５万８千版纳知青的事！所幸逼供被头脑清醒，怀疑事出有因而非真正窃案的团长黄玉海和涂清亮及时制止，并对郭进行了安抚。请愿团领导班子紧急商定：决不能停小北上步伐，大家全部捐出私人的零钱，就是忍饥挨饿也要赶到昆明，再做从长计议。

磨砺因追忆而回甜P71，罗顺江 著

《滇疆岁月》，P128

回忆、作业和笔记 ，202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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