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的风雨人生 “正部级”副总理的晚年生活

至简

话说纪登奎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目 录

纪登奎的风雨人生

九号院里的“副总理”——“正部级”副总理的晚年生活

纪登奎的风雨人生

作者：霞飞

纪登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原本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国务院领导职务，直到1980年才辞去党政领导职务。他的经历很特殊。

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的赏识

纪登奎长期在河南省工作，但他老家却不是河南省。他于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乡县。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仅 15岁的纪登奎就参加了革命，第二年，16岁的纪登奎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小八路”。建国后，按通常的说法，他算是个“老八路”。纪登奎参加革命工作后，长期做地方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晋东青年救国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年救国会主席、中共鲁西区委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中共冀鲁豫第一地委民运部长、冀鲁豫区委党校组织教育科科长、中共鲁山县委书记。他经历过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也经历过命运决战的解放战争，但却很少做军事工作。他后来回忆说，他也算是打过仗，但那只是指挥地方武装部队去剿匪，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经他指挥的部队也不算多，顶多算是指挥过一个团的“地方部队”。他从未指挥过正规部队，更没有指挥过正规部队的大兵团作战。因此，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地方干部。“文革”中，毛泽东曾让他担任军职，出任北京军区政委并让他参与军队的重要工作，但那完全是由于毛泽东信任他。他坦然承认：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取得政权的，因此，在建国初期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党政高级干部中，大多是有过许多战功的军队干部，另有一些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工作或者在边区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而纪登奎并没有这些经历。然而，建国初期他的职务却很高，已经是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了。那么，纪登奎这样一个经历的人，凭什么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地方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凭的是他的领导能力和对革命工作的热情。纪登奎确实是个领导能力很强，在工作中有一定创造性的干部。在战争年代，他做地方工作时，无论承担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干出成绩，他的工作作风是稳健扎实又富有创造性，担任领导职务后，总是在自己领导的范围内，干得有声有色。此外，他干工作有一种拼命精神，不干好决不罢休。他自己干工作常常是夜以继日，顾不上休息。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工作狂”。他的子女们也管他叫“拼命三郎”（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正是因为纪登奎领导能力强，有高度的革命工作热情，才赢得了组织上的高度信任，以他这样没有正儿八经带过兵打过仗，也不是中共早期党员，没有担任过白区工作或者边区高级领导职务的经历，却在建国初期就担任了河南省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党委书记——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来，纪登奎又先后担任河南省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周恩来与纪登奎

纪登奎的经历和特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还是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得知有这样一个年轻又能干的地委书记，便破例单独召见当时还是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听他汇报工作。那是纪登奎人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关键点。那次，毛泽东听他汇报工作后，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和工作作风，还风趣地称年纪比自己小30岁、属于他的晚辈的纪登奎为“我的老朋友”。

从那次毛泽东单独召见纪登奎并听他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他。从建国后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视察有十多次，每次去，毛泽东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的汇报。可见毛泽东对纪登奎是十分赏识和信任的。

正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在任上干得很出色，他在“文革”前的职务就不断地往上提。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经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纪登奎同当时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一样，也受到了冲击。“文革”刚刚开始时，纪登奎也同许多干部一样，认可毛泽东关于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斗争的形式，能够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因此，他对“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正由于他是年纪较轻的领导干部，又拥护“文化大革命”，因此，省委在考虑成立“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简称“省委文革”）时，安排他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此时，他一身三任：担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文革”副组长。

这三个职务中，要数最后一个最为重要。因为“文革”中，省委、省政府领导人都是被打倒的对象，省委也被搞瘫痪了，不能正常工作了，而“省委文革”则是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事实上也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纪登奎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实际上等于是行使省委副书记的职权了。

纪登奎在农村调研

但是，纪登奎却对怎么样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清楚，对“文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和现象，他很不理解。对一些重大问题，他的一些看法也很独特。例如，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毛泽东严厉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此情况下，纪登奎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要被归入刘少奇一伙、十分顽固和反动的一类人，但奇怪的是，纪登奎在“文革”初期却没有被打倒，他还在“省委文革”当副组长。

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位。要从职位上说，这是因为拥护“文化大革命”才能担任此职的，是受到信任的。但从纪登奎本人来说，他又不是造反派出身，而是属于老干部行列，河南省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也不信任他。加上他在心里边还是同情“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们的，因此，他两边都不靠，只是按中央精神努力维持局面。

那是一个非常不好当的差使，实际上是处于风口浪尖上。造反派们要造反，要夺权，要揪斗老干部，纪登奎作为“省委文革”副组长，不能不表示支持，但他又不愿意看到造反派夺权，不愿意看到老干部被批斗，就出面做工作，尽力保护干部，但造反派们并不听他的。老干部们被冲击，被揪斗后，心中不服，也来找他求助。他既要帮助他们，又不能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包庇，因此，他处处小心翼翼，在工作中，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有时一不小心，惹着了造反派，他就要被揪来揪去，到处挨批判，作检讨。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每天都要接待大量造反派，也要接待一些受到冲击而不理解的干部。同时，他还尽力维持全省的工作秩序。这样既辛苦劳累又胆战心惊地维持到1966年底。

没有想到，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全国开始了大夺权的风潮，纪登奎也被打倒、揪斗了，而且斗得很厉害，被造反派强迫“坐直升飞机”一百多次。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 1967 年 1 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河南省委在‘夺权’浪潮中瘫痪了，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家里人只有在开大会批斗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纪登奎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呛了个半死，甚至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

但是，纪登奎在被打倒和批判半年后，却奇迹般地“解放”了。这是在1967年六七月间中央解决河南省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宣布的。纪登奎被“解放”的原因，不好用一句话来表述，或许是毛泽东过去称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这句话帮助了他，或许是因为纪登奎在“文革”初期没有说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或许是因为纪登奎尽力维持河南省的工作秩序有一定效果，或许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总之，纪登奎仅仅被打倒半年，就重新工作了。重新工作的纪登奎被委以重任，中央决定让他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当时，无论是中央文革小组还是河南省的各种造反组织都承认他是“革命领导干部”，算是“三结合”的一个方面的代表。1968年春，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纪登奎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这一段时间，纪登奎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开始“文化大革命”，又要努力稳定局势，保证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被打乱。为此，他费了不少心血。

纪登奎与陈永贵等在山西昔阳县大寨

1968年底，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大，在拟定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时，纪登奎被列为候选人。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前，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大会。

纪登奎刚到北京住下，九大主席团就派人来找他谈话，主要意思是让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纪登奎却推辞说：我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九大主席团派来的人问，那么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呢？纪登奎说，刘格平、王效禹应该算，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这时，来谈话的人只好亮出底牌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你应该服从。但纪登奎还是拒绝发言。来找他谈话的人很为难，说：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纪登奎说，你就把我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情况。他表示：我就是要他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九大主席团的人又来到纪登奎的住处，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一下，纪登奎再也不好推辞了，只好临时准备在九大上的发言稿。

九大召开时，除了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外，还有几个人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周恩来、康生代表中央领导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代表工农兵，尉凤英代表妇女，纪登奎代表革命干部。九大的报道在讲纪登奎发言的代表性时也是这样写的，这多少有点出乎纪登奎的意料。

九大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更在纪登奎的意料之外。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非同小可，这表明，纪登奎已经进入中央高层了，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了。他不会留在河南省工作了，肯定会到中央来任职。果然，在九大之后的两个月，即1969年6月，纪登奎奉调进京，到中央工作。他也属于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之一了。尽管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可以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讨论了，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主席了，也和中央高层各位领导人熟悉了。中央每搞重大活动，在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名字时，总能听到“纪登奎”三个字。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最初一段时间，主要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两派问题，也协助周恩来管一些政府方面的事情。1970年，纪登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此时，他已经作为中央高级领导人，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了。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出任军职

前文已有叙述，纪登奎没有做过军队工作，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自己不懂军事。但在“文革”中，他却出任了重要军职。这是发生在毛泽东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时的事情。

党的九大之后，林彪集团开始竭力扩张权力，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和毛泽东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陈伯达跳出来为林彪鼓噪。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已经有所察觉，特别是对林彪控制军队十分警觉。1970 年12月，毛泽东决定由纪登奎、李德生二人代表他去参加华北“批陈整风”会议，二人直接对毛泽东负责，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这就是“挖墙角”。之后，毛泽东又特别委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目的是派他最信任的两个干部守住北京军区这个十分重要的阵地，以便同林彪集团斗争。接着，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毛泽东不隐讳派纪登奎担任如此高级的军职是他的意见，更不隐瞒自己这样做是“掺沙子”。毛泽东在纪登奎上任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林彪在军委办事组的亲信也不得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欢迎纪登奎来军委办事组工作。

与华国锋在十大主席台上

可是，纪登奎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后，林彪的亲信们却对他处处小心。一方面，在表面上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时时处处警戒他，对待他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纪登奎生前回忆说：“主席生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林彪对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对纪登奎也很警惕。在纪登奎找他汇报工作时，他基本不表态。中央和军委讨论战略、训练、科研、军工、政治工作时，林彪都不发表意见。1971年夏天，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纪登奎在汇报时向林彪提出：军队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几个副职。林总，你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后，只是说：是啊，那怎么办呢？接下来，林彪便闭了口，连第二句话都不说。

纪登奎出任高级军职后，除了承担“挖墙角”、“掺沙子”等任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打仗。那时，中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一旦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以苏联军队的高度机械化，是会很快开到北京城下的。纪登奎当时牢记毛泽东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指示，对此头脑高度紧张，内心极为担忧。他认为，如果苏联军队真的发动突然袭击，开到北京城下，自己就要掉脑袋，至少是民族的罪人。因此，他尽管不懂军事，对国家的军事安全还是很用心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军事，也知道，李德生虽然比他强，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指挥过军和师一级的军队作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没有国家全面防务经验。于是，他在请示毛泽东同意后，把善于打仗，指挥过三野大兵团作战，在军队享有善战盛名的粟裕请了出来。粟裕对党十分忠诚，对国家安危十分挂心，接受任务后，来了精神。纪登奎给他配备了几名最好的参谋，由粟裕带着，坐上吉普车，在边境线上转了好几个月，回来后搞出了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交给军事学院和军队内的老帅们、军事行家看后，都认为可以，纪登奎才比较放心。

纪登奎以一个长期做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而出任高级军职，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也使他自己获得了许多军队方面和军事上的知识。他也先后参与了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就是毛泽东决定后让他起草的。他先后和李德生、陈锡联共事过，后来又与叶剑英共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军队的老总们一起混了七八年。”

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

由于纪登奎在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毛泽东对他更加信任了。1971年，纪登奎除了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外，还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但他主要还是在中央工作，只不过河南省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要经过他同意。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时，纪登奎除了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外，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与“四人帮”存在矛盾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紧跟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凡是毛主席说的，他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调到中央工作后，能够站住脚，也全凭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平时，纪登奎工作中也十分小心谨慎，处事三思后行，遇到分歧问题，表态也很讲究方法。尽管如此，由于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在“四人帮”在党内结成帮派时，他自然并不支持“四人帮”的活动，这使纪登奎与“四人帮”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件事情上看出来。一件事是，在1974 年，当时紧跟“四人帮”的迟群和谢敬宜在清华大学与刘冰矛盾很大，迟、谢二人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了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外，也强调批“走后门”，实际上，他们搞的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三箭齐发”。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也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正好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很关心政治，觉得迟、谢二人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敬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群、谢敬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别的文件上点一下这个事。中央8号文件就是点这个事的文件。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纪登奎说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心中有底，与迟、谢二人的矛盾更大了。后来，刘冰还提出要和纪登奎谈谈。纪登奎不知刘冰要谈什么，遇见吴德时，向吴德询问。吴德把刘冰写给他的信给纪登奎看了，纪登奎心中才有了数。他一直是支持刘冰，不赞成迟、谢二人的说法和做法的。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没有挨批，但也算经历了一次风险。从这件事情上看，纪登奎与“四人帮”是有矛盾的。

参加周恩来总理追悼会

另一件事是，1976年4月4日，当天安门广场发生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四人帮”坚决主张镇压。江青更是大哭大闹。后来决定派吴德组织人在晚间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拿走。纪登奎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纪登奎特意提醒吴德：把花圈拿走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纪登奎的这个话虽然说得含糊，但也表明了他与“四人帮”的看法不同，表明他很注意群众情绪。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江青曾经要对纪登奎下手，将其置于死地，而纪登奎恰恰知道了这一情况。

这一史实是吴德后来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1993年回忆时讲的。吴德的原话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可以讲一讲。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从吴德的回忆中可以断定：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事，汪东兴也肯定向纪登奎讲过，因为汪东兴能把这件事情对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吴德讲，也就会对纪登奎讲，因为二人当时地位相当，而且江青的话涉及到了汪东兴。

1975年8月，纪登奎在遂平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要知道，江青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话，是相当厉害的，因为这等于把纪登奎推向了敌我矛盾，是重大叛党者，而且，话是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讲的，又是对当时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张玉凤说的，这实际上是要把纪登奎置于死地的。对此，纪登奎心中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并不显露于色，而是藏在心中。但是，从此之后，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可以说是已经解不开了，他在心中肯定是十分忿恨“四人帮”的，他无疑也盼望着早日解决“四人帮”。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以特殊方式向河南省打招呼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时，纪登奎也看出了“四人帮”的野心。当时他并不能够站出来与“四人帮”进行正面斗争，但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他长期工作的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

因为纪登奎一直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一段时间仍然兼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因此，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是常来常往的，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来办事、开会，都要到纪登奎家里去看望他，顺便向他请示一些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纪登奎就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通过他的儿子，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没有想到，纪登奎向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的情况，却被人告了密，告到了姚文元那里。这使纪登奎经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风险。庆幸的是，姚文元没有把这封告密信交给江青或者张春桥。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最早提出解决“文革”中的问题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纪登奎是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已经把“四人帮”抓捕之后，得到中央通知，到玉泉山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才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是高兴的。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上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会议做出由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通过了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中央16号文件。纪登奎对此都表示拥护。

在讨论16号文件时，纪登奎还提出，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文件中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纪登奎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仍然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他的职务没有提也没有降。他是拥护华国锋的，工作中也是努力的。

1977年召开党的十一大，纪登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仍然主管他过去分管的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也包括纪登奎。当时，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给纪登奎提的意见很多，有的意见还很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还做了检讨。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到了1980年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晚年纪登奎

纪登奎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在工作中，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也会给国家带来较大收入的意见，他用“无烟工业”一词形容旅游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他的意见很受中央重视。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这与纪登奎的意见和工作是分不开的。

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

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当“部级研究员”后，对研究工作也很努力。他到一些地方搞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也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经验和新的情况，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1988 年 7 月 13 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九号院里的“副总理”

“正部级”副总理的晚年生活

作者： 赵树凯

记得有一次开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秘书处要编印会议人员名单，我们不能确定纪登奎（原副总理）的职务如何填写，就请示一位副主任，得到的答复是：就写“正部级研究员”。

纪登奎看到名单后，虽然没有表示不悦，但是并不认可，他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正部级。”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明确“降级”，即从过去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降为正部级。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仍然是“副总理级”或者现在说的“副国级”。那么，他是什么级，其实很难说清楚。在这里，我试图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描述纪登奎晚年的“待遇”状况，或者说，呈现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遭到某种贬黜后的生活状况。

干部待遇是这个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史研究，中共干部待遇体制自延安时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时担任五大书记之一时主持设计的，建国以后这套制度逐步严密和完备。

从基本制度框架看，不论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没有大的变化。高级干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两个方面。

构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资、住房、医疗、用车、生活特供等；构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阅党内文件的层级和会议活动。

大致上，能够从这种种待遇观察推测一个人的体制内地位。

01

我并不知道高层关于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是如何规定的，但是，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大致上描述他的生活待遇概况，从而可以探测高层领导人失势后的生活状况。

如果是现在，很容易从工资看出级别，因为现在的工资是与行政级别直接对应的。

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这样，因为行政级别是和工资级别分开的。如一个干部的职务是副部长，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可以比一个老处长还低。因为工资待遇和职务级别没有内在联系，从工资无法判断他卸任后的真正级别和待遇。

纪登奎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当地委书记和副总理的时候，工资都是拿九级工资，每月230元左右。

纪登奎的工资关系不在九号院，每月领工资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有三个人工资关系在外单位，除了纪登奎以外，还有从林业部常务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杨珏，从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武少文。

这两位部长为什么工资关系没有转来，他们自己说为了退休还回原来的部里，因为这些部委的待遇条件更好。当时，高级干部工作调动并不转工资关系，情况是比较多的，连他们的司机、秘书也有这种情况。

在工资之外，不同的中央机关，对于高级干部的待遇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主要依据这些部门自身的条件。1990年九号院（即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时，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被农业部接管。但是，中央办公厅曾专门通知，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不必退到农业部老干部局，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部门。这三个人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行政级别分别是五级和六级。据说中办对老干部的照顾更好。后来，张平化、张秀山都转到中办了，杜润生则表示不愿意离开农口，继续留在了农业部，成为农业部的退休老干部。

纪登奎担任副总理时，住在西单附近，是一个有独立院落的二层楼，家里驻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

1980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后，搬到后来的住房，是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这是过去清代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房。

纪登奎说，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再住原来西单的房子。这个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居住，后院主要住工作人员。这个院落的北面是正房，东西各有厢房，正房和厢房还有耳房，约有二十来间。显然，这所房子不如原来西单附近的房子，但明显高于一般部长级干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级干部住房，部长基本都住在单元楼里，一般五六个房间，面积一百八九十平方米。

纪登奎家里还有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的厨师。根据内部规定，部长级干部家里没有厨师。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纪登奎在世时这个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从工资里直接扣除。纪登奎家里没有通常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

 根据内部规定，高级干部去世以后，遗孀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房，遗孀去世后，原住房将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则被另外安排。

对于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即用多少公寓房来换取家属同意搬离原住房。纪登奎去世不久，夫人还健在，有关部门曾经商谈过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属不满意，没能协商好，就继续住了下来。

2011年夏天，纪登奎夫人王纯去世。现在，这个房子还继续归纪登奎子女居住。有关部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让纪登奎家属搬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一般情况是，领导人夫妇均去世以后，原住房会比较快地被调整安排，别的领导人要搬进来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关部门就会在谈判中让步，会尽量多给子女住房，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

纪登奎当时有一部专车，是进口的日本车，并配一名专职司机。司机老张是他在位时候的两位司机之一。纪登奎离京外出坐火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安排一个软卧包厢。从这种交通条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属于正部级待遇。

按照规定，正部长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同时，随行工作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即另买两张软卧车票。换一个说法，即一个正部长外出乘火车，按照规定可以报销六张软卧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当时出差，纪登奎愿意我们与他坐在一个包厢里，只用了四张票。这样，就不必另买工作人员车票。如果是副部级乘火车，则只能报销本人一张软卧票和一位随行人员的软卧火车票。副总理外出坐火车，按规定是乘坐“公务车”，即在某列火车上单加一节领导人专用车厢，车厢里有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还有随从人员包厢。

纪登奎的司机老张经常与我聊天，他说原来是他当副总理时的司机，那时候是配备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另外，家里还有一辆生活用车，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家务事用的。

来到九号院的时候，纪登奎已经没有警卫员。按照规定，副总理享受二级警卫，是有警卫员跟随的。如果出差，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仅有随身警卫，而且有关保卫部门也会派出人员负责沿路的警卫工作。

就二级警卫的一般要求来说，通常在路过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执勤人员，在宾馆下榻时通常会要求所住楼层实行封闭。一级警卫则有更高要求。

从我陪同纪登奎出差的情况看，北京方面没有派出任何警卫人员。到了地方以后，省里安排了警卫人员，但是，我以为这是地方考虑到他曾经是副总理，才安排了警卫人员，而不是因为有规定性警卫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检查也属于警卫范围。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外出吃饭，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检查。

记得有一次地方宴请，席间上来了娃娃鱼，这种鱼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陪同的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说，上年总理来了拒绝吃，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规定，作为总理不能带头违反。纪登奎则说：“我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你们既然做了，那我就吃。”

按照规定，副总理以上领导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应，一般叫“特供”。部长级干部没有这种待遇。纪登奎退出现职后，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用品。

在贵州遵义时，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两瓶茅台酒，我告诉他后，他开始说就不要了，对我说：“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里有茅台。”因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从特供点买两瓶茅台。后来在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又说到茅台酒，他说他的孩子们有时候常为这两瓶茅台酒争执，他的孩子有时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下车时，我当着他的面，把两瓶茅台酒给了司机，他并没有说什么。

医疗待遇是干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经有文件，规定某些资历的干部可以享受副部级或者部级的医疗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称为单项副部级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选择。

如我曾经担任秘书的武少文部长，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财政厅长，根据文件可以享受单项副部级住房或者医疗待遇，因为家里住房已经是部长的房子，就自然选择了副部级医疗待遇。

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后来的医疗待遇，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级别。他的医疗关系仍然在北京医院，与原来当副总理时没有什么变化。

按照当时卫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说法，他的医疗保健属于“200号”范围。“200号”是指正部长以上全国约有200人，这个范围的人员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医疗费用。但是，在200号之内的医疗待遇有何差别，如部长级和“副国级”如何区别，“副国级”与“正国级”如何区别，甚至同为“副国级”之间是否有区别，这些都涉及更具体的医疗条件以及相应费用问题，非局内人并不清楚。

02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开始推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经常听到的离退休干部原则是：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因为官员通常都不愿意离开岗位，需要用这种条件作为激励。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原则的准确出处。

一般来说，“生活待遇”是比较清楚的，主要与具体的生活条件有关。“政治待遇”所指何事，似乎不那么清楚。对于离开了领导岗位的人来说，不论是退到二线，还是正式办理离退休，具体的领导职权就没有了。

对高级干部来说，没有了领导职权的政治待遇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我的观察来说，主要就是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知情权，说得更有力点，也可以算是一种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具体形式，就是开会的待遇和看文件的待遇，更集中地表现在看文件的待遇。

纪登奎退出领导岗位后的政治待遇，显然我不可能全面了解。因为，他与中央高层还有一些单独联系，我们九号院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更不参与。从我所知道的参加会议情况看，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重要会议了。

一般来说，退休官员开会的待遇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礼节性的会议，纯属待遇问题，比如中央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新年茶话会、国庆观礼等等，通常是按照官员级别划定邀请范围，象征了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是履行知情权的会议，如传达会议文件和高层领导人讲话，或就某些问题听取一定范围老干部的意见。

一般来说，会议传达到哪一级别，与文件阅读到哪一级别，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会议和文件，可以口头传达到一定级别干部，但要求不准记录。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农村政策的讨论座谈。在我的印象里，中央高层研究制定政策的会议，他没有正式参加过。

对于高级干部来说，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待遇，或者说是体制内政治信任的基本指标。在现行体制中，看文件的级别和范围，可以说是除了实际职权外最重要的权力，或者说是实际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党内文件都有发放范围或阅读的级别规定，一个干部可以看什么级别的文件，直接显示其政治地位。

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之后，看文件的级别显然是部级，并且在部级干部的文件传阅中，排序也不在前边。在他前边的，是现职的部长级干部。

当年的九号院机构里，部长级干部有十五六位，看文件的基本顺序是，现职部长级干部为第一顺序，非现职（或无领导职务部级干部）为第二顺序。

在现职部级干部中，看文件按照排名顺序。如果同样的省部级文件有两份，则现职和非现职同时开始传阅，如果只有一份，则是从现职部长中根据排名开始传阅；现职部长传阅以后，非现职的部长开始传阅。

有的机密文件，或者有传阅时间要求的，或者是不适宜秘书人员阅读的，通常通知本人来机要室阅读。部长本人到机要室看文件，则不怎么讲究排名顺序，先到者先看，后到者后看。

通常情况下，高级干部阅读文件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在家里。根据规定，送取文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也不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送机要文件，或者是单位派出专车，或者是领导的司机来单位里接。

通常情况下，不是因为开会或者到机要室看文件，纪登奎并不来九号院。大部分文件是送到他家里去，他在家里看完后再退回机要室。纪登奎在辞职后，直到来九号院之前，看文件是什么待遇，我不得而知。

高级干部看文件的范围，并非机要人员确定划分。如果降低了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文件阅读级别，一定是在高层内部有批示规定。

李文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胡耀邦辞职后看文件的待遇变化。李文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在《我与胡耀邦的交往》（见《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中谈到，1988年秋天曾去看望辞去总书记后的胡耀邦。“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辞去总书记的胡耀邦，依然是局委员，他说到好多文件已经不给他送了，显示高层看文件仍然有很多范围的规定或区分。

对于党内高级干部来说，控制阅读文件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控制一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阅读文件的权力，是党内官员的基础性政治权力，阅读文件的范围直接决定于政治地位的高低。

03

 综合来看，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

问题在于，他从副总理位置上发生的这种待遇变化，并没有看到文件依据。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工作安排的内部文件，也没有看到高层领导关于他的待遇问题的批示。

据说，高层有口头传达，说纪登奎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并没有准确出处。

我们同事间曾经议论，他的这种待遇变化，虽然没有公开文件规定，如明文规定其级别从副总理级降为正部长级，但是，一定有某种来自最高层的官方依据。

这种依据可能是某个高层领导人的批示，而这种批示不在党内和社会上公布，甚至在党内高层也不正式传达，仅仅是批示给有关人员执行。

高层有一种比较正规的说法：纪登奎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是，高层对于纪登奎的组织处理，显然与另一种犯错误官员的处理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九号院曾经接收过一个受到撤职处分的部长，即原林业部部长杨忠。杨忠因为黑龙江兴安岭大火灾受到处分，被撤销部长职务，行政级别从正部级降为正局级。

他来到九号院，待遇问题很清晰，一切按照正局级安排，并被安排担任一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一个相当于司局的单位。

杨忠的处理，从官场程序而言，经过了国务院的公共议程，有明确的规则，有明确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的规则和错误，在形式上，处分是完备的。

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连表面上的处理规则和是非标准也无法确立，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处理和说法，似乎没有任何一项错误可以彻底追究。

因为责任是理不清的。这种情况显示，党内当时组织处理的制度化水平不高，随意性很大，不仅对于社会没有公开性，而且内部的程序和规则也不清晰。

为什么高层对纪登奎的处理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处分，但给予了某种惩罚。

当时，九号院一些高级干部时有议论，基本说法是，纪登奎的问题实在复杂，不那么容易处理。不明不白降了级别待遇，其实有深层隐情，就是他的错误也是有些不明不白。

虽然，纪登奎在高层十年间，得罪了不少人，积怨甚深甚众。但是，从党内处理来说，难以通过正式程序给以明确说法。所以问题不明不白，降级也是非正规进行。

为什么纪登奎的错误难以处理，因为这些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在一起，也与当时还在位的李先念等若干领导人纠结在一起，无法往深处追究，否则，会牵扯到更加复杂难办的人和事。也就是说，纪登奎的“严重政治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清算的。

 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清算，是国际范围内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过往政治领导人的清算处理，因为历史事件和政治责任的复杂性，采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办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

具体到纪登奎，如果真要把他的错误和责任梳理分辨清楚，那就不是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披露和梳理一个时期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认定的事件及其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直接关乎众多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和道德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整体形象。

来源：党史博采、中国发展观察、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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