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博物馆

郑

镇馆之宝——地藏寺经幢

又名大理国经幢，系宋代大理国（公元937-1253年），议事布燮袁豆光为超度都阐侯高观音之子高明生所造。

经幢呈塔形，高6.6米，通体由砂石制成，七层八面。上六层刻释尊、菩萨、罗汉等造像，并配以宫殿、楼阁。下层刻四天王踏鬼奴像，手持斧钱，披甲戴宵，其旁刻梵文《陀罗尼经咒》。懂身与幢座之间的界石有八面，上刻《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及《造幢记》。下为须弥座，上刻蟠龙。所有雕刻均刀痕道劲，造型精巧，被中外人士誉为滇中艺术之极品，也是研究大理国时期云南佛教艺术和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幢在昆明金汁河畔原地藏寺旧址内。地藏寺始建于南宋，明宣德年间重修，清咸丰七年（1857年）寺毁，经幢被瓦砾和荒草湮没。1919年为有识之士发现，1923年昆明市政公所将地藏寺修治为古幢公园，幢立草地，护以铁栏，供游人观赏。古幢公园一度进驻了一些工厂。1987年昆明市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决定："在古幢公园"内建设昆明市博物馆"，搬迁公园原址内的工厂，加强对古幢的保护。1997年 9月29日市博物馆一期设施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而地藏寺经幢作为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纳入展厅开放，从而结束了经幢历经千年沧桑，保护不利的窘境。

基座由象征须弥山的鼓形须弥座为底，上面有八条浅浮雕海水龙王，两两相对，遒劲有力，动感十足。八条蟠龙代表八大龙王，即天龙八部中的龙众那伽。那伽是佛法的守护者，在与释迦牟尼有关的传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佛陀打坐时为其提供庇护等。另外那伽和迦楼罗的同时存在，也可知天王守卫的即是从海洋中升起的须弥山。

鼓形须弥座上面为八面八方界石，阴刻铭文四篇，分别是汉文的《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弘誓愿》。铭文皆为楷书，呈顺时针、单方向自右向左直排式，字迹镌秀工整，法度庄严。其中《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即《造幢记》,记述的是造幢的缘由。

经幢第一层由四位天王和上方的八面佛雕华盖组成。该层造像为密教四大天王，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依次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其中三尊天王足踏地鬼。东方持国天王脚下地鬼右手执矢；南方及西方天王足下地鬼皆戴镣铐；北方多闻天王足下有三身造像，居中者为地天（坚牢地神），双手各托天王一足，两侧为地鬼，呈忿怒像。四天王镇守四方，对经幢内的坛场有"结界"的含义，意即诸鬼神不得进入。

另外天王身后左右两侧的幢身表面，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咒》，经文顺时针方向自上而下旋转雕刻，字迹清晰有力。经幢上所刻的绝大多数都是密教陀罗尼的经咒，均为从古印度传来的梵字本音译而成。但不同的僧人对同一陀罗尼的翻译存在差别，就产生了发音或者译本的优劣之辩。为了避免争议，后期干脆将梵字陀罗尼原本镌刻在经幢之上，因此在佛经的翻译中，陀罗尼成了所谓的"五不翻"之一，不作意译，只有音译。

经幢第二层由四面佛龛和上方八面佛雕华盖组成。四龛内供养的主尊是密教金刚界五方佛，由于大日如来作为密宗供奉的最高神格之尊，以经幢本身替代之外，东方阿阳佛、南方宝生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不空成就佛等四方佛，则全部现身幢上。四方如来背后均雕有佛、弟子、菩萨各一组。在佛龛上部均有浅浮雕坐佛六躯，结跏趺坐于云端，呈肃然听法状，对照《大日尊发愿》文中"二十外金刚，一十六贤劫"的记载，这层以及第一层同位置的化佛，正是贤劫佛中的十六贤劫；另四角均圆雕密迹金刚一躯。

此外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应县木塔）第三层内有四尊坐佛，分别位于东南西北方向，当为阿閑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未出现大日如来，这也是以塔本身代表毗卢遮那佛。云南崇圣寺千寻塔内亦曾有部分五方佛出土。崇圣寺千寻塔内亦曾有部分五方佛出土。

经幢第三层结构与第二层相似，四面四龛均高浮雕造像一组，包含主尊菩萨一躯，身旁左右协侍二躯，身后侍众四躯。其中主尊为四大菩萨，均为坐像。根据《大日尊发愿》文中"四佛顶轮王，四智波罗密"的记载，将四尊主佛按东南西北的顺序识别为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观自在菩萨和虚空库菩萨。另北面主尊座下另外还有难陀龙王与乌波难陀龙王，正向菩萨献上千叶莲花。在主尊和莲瓣纹龛檐的上部，左右各有浅浮雕的飞天一组，飞天为曼妙天女状，左右呼应，宛若飞行状；另外在四个角均雕饰供养菩萨一躯，乃四方如来所流出以供养中央大日如来之菩萨，为外供养菩萨。

经幢第四层结构与第二、三层相似，四面四龛均高浮雕造像一组，包含主尊使一躯，身旁分布着菩萨、弟子、协侍和飞天。其中主尊为四佛，均为坐像，分别为东面药师如来、南面释迦如来、西面炽盛光如来、北面弥勒如来。四佛两侧各有协持菩萨两躯，佛后弟子、菩萨四躯，佛上方浅浮雕飞天两躯。

四角为供养菩萨，与第三层不同的是，此四尊供养菩萨均趺坐于云端，宝冠华服，气度庄严，推测应为内四供菩萨。

经幢第五层东南西北四面各如意宝珠一枚，四角各迦楼罗鸟一具。迦楼罗，又名金翅鸟、妙翅鸟或者大鹏金翅鸟，天龙八部之一，传说以龙为食。其本来是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神灵，充当保护神的角色。迦楼罗进入中国之后，与四神之一的朱雀相融合，其原本只是护佑佛法的功能就发生了扩延，延伸到了地下世界，变成了亡灵的守护神，保佑墓主地下生活的安宁以及升天成仙。这一形象在云南较为常见，大理崇圣寺主塔的木质经幢内曾出土有银鎏金嵌珠大鹏金翅鸟立像，昆明的东西寺塔上也均有此鸟形象屹立塔端。

经幢第六层为四面各一间歇山顶佛殿，其构造类似于"中央主殿"四面出抱厦的形式，与敦煌石窟第55窟、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山西金代壁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山西金代壁画中等平面十字的殿阁相似，反映出同时代各地方建筑的相似与共性。

殿为单檐九脊殿（或厦两头造），正脊两端各圆雕一鸟首鸱吻，与敦煌宋初窟檐、福建泰宁甘露庵蜃阁等同时代鸱吻相似。屋面纵向等距排列筒瓦，瓦头有圆形瓦当，瓦当边沿饰环形纹，正中装饰乳状突起。蕉叶形滴水与瓦当交错排列，布局整齐有序。

佛经说须弥山四方各有八天，加天帝释共三十三天。《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曾言"三十三天于善法堂会"，所以在须弥山顶周围绘制了诸天宫殿，可知此类宫殿代表三十三天的宫殿，四面佛殿即所谓"四智境"，与《大日尊发愿》中记载亦契合。

经幢第七层四面四龛均高浮雕造像一组，主尊为尊胜佛母，主尊左右两侧各立供养人一躯，身后两侧各立协侍菩萨两躯，此外四角也各有尊胜佛母一尊，恰好与《大日尊发愿》中"大悲八佛母，猛利八金刚"的记载相符合。

一面四臂的尊胜佛母形象目前多见于云南滇西与滇中地区大理国至元明时期火葬墓碑上。除了地藏寺经幢与《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墓幢》外，大理玉局寺亦出土一尊铜鎏金尊胜佛母像，石钟山石窟第8窟中似亦有一面四臂的尊胜佛母形象，可以推测一面四臂尊胜佛母像体现的是云南尤其滇西地区的尊胜佛母信仰的地方性特色。

幢顶为莲花宝珠顶，由圆形莲台及桃形宝珠两个部分组成，宝珠即如意宝珠或摩尼宝珠，在密教中被认为是大日如来的三昧耶形，而塔也被认为是大日如来的三昧耶形，或者说，塔是大日如来的标志。幢顶置如意宝珠，一方面印证了佛顶尊胜宝幢之塔幢合体的意义，在于表明幢身就是大日如来；另一方面幢顶有如意宝珠，表明此幢是宝幢。

宝幢铭文

经幢基座之上界石顺时针依次刻有汉文铭文4篇，分别是《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弘誓愿》，共179列，1679字。经幢一层天王之间、四棱间顺时针方向自上而下旋转阴刻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咒2000余言。

其中《造幢记》共六百多字，主要宣扬大理国鄯阐侯高明生的功德，以及布燮袁豆光效忠高氏，辅佐幼主的勋绩。盛称高氏"文列武列，万国口实而宣威；神风神气，千将若摧而留世。"袁豆光辅佐高氏，在困难时刻"求救术于宋王蛮王，果成功于务本得本。"宋王、蛮王所指至今仍不清楚，但不失为了解大理国对外交流的实物证据之一。

除此之外，虽说经幢幢体并未书造幢之年月，史籍史料亦无载，但是可以通过对经幢上的袁豆光、段进全、高明生等人生平的考据与梳理，对照《姚郡世守高氏源流总派图》和《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等金石文献，再结合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推断出经幢应是为高智升四世孙高明生所建。根据《南诏野史》等史籍对高智升、其子高升祥、其孙高祥明等记载，再与石钟山石窟明王堂须弥座等风格相观照，可推测经幢也大体在十二世纪中期或稍后时期建造。

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

经幢的诞生离不开一部曾风靡全国的佛经典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此经系唐初输入的佛教密宗经典。记述的是佛为善住天子解除七返恶道之苦，而为其极力赞颂称扬此陀罗尼的威力神效，并且教授持诵此陀罗尼之法的故事。

此经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兴修福业、涤除罪障、拔济众生于恶道，并且有免除恶道之苦（包括地狱、畜生、饿鬼与阿修罗）的神奇威力，并兼济生灵与亡者。

另此经有"尘沾影覆"的功效，经文上说，如果有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将它安置在高幢上，或高山，或楼上，或塔中，人若于上述处所见到此陀罗尼，或者与之相近；甚至只要其影映身，或者风吹陀罗尼幢上的灰尘落在身上，则此人所有的罪业皆可消除，而为诸佛所授记，皆得不退转于阿与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即"无上正等正觉")。

八棱三体

唐代由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传和风行，佛教徒开始建立石经幢，其风甚为炽盛。经幢，一般均为石刻六角柱体或八角柱体、四角形、圆柱形、鼓形则为少见。经幢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基座、幢身和幢顶，除单层外，也常见多层幢。白居易在《如信大师功德幢记》就提及一座"六隅七层，上覆下承"的繁复经幢。

经幢的高度从几十厘米到十几米不等。比如河北赵县的北宋陀罗尼经幢就高达18米。建置上可成对出现，亦可单独出现。

经幢最常见的材质为石质，但也有铁经幢（湖南常德乾明寺的北宋经幢）和陶经幢（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地宫和云南大理五台山遗址均有出土）。德乾明寺的北宋经幢）和陶经幢（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地宫和云南大理五台山遗址均有出土）。

关于经幢这一形制的来源，学术界莫衷一是。从佛经记载中看，经幢最初源于古印度纪念因陀罗（帝释天）所立的木柱，上覆华盖；从形制上来看，大概与北凉石塔、南北朝石柱、北朝迄唐代建筑上所流行的八角柱等有关；从意涵上来看，则又有丝织的幡、丝织的幢等源流；还有学者认为经幢未必有单一的源头，是中国本土的碑刻和古印度石刻艺术结合起来的产物；另外有学者认为"柱上刻佛像，柱旁刻佛名"的北京房山雷音洞千佛柱可能是北凉石柱向唐代经幢过渡的产物。

唐时造幢，遍于十三道，精蓝名刹，觚棱相望。"陕西省富平县永昌元年 (689）的经幢是现知纪年最早的经幢。石窟中也有雕刻尊胜经幢，最早有纪年的经幢龛可能是四川巴中石窟的南龛第89龛，龛内雕刻有尊胜经幢，幢体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等字和天宝十年（751）纪年。

除了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后期的经幢出现了越来越多其他大小种类不一的经或咒。此外，一般经幢还会刻上一段题记，讲述建幢的目的、时间以及建幢人姓名，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随着经幢的流行，甚至出现了道教经幢和景教经幢，都是"经幢"这一特殊建筑形式在中国发展的直观体现。

唐以后的10-13世纪是中国立幢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时期，经幢从单纯的佛教语境开始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延伸，造幢的地点也由佛教寺院转出到寺院之外，在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对孝道的提倡相结合的过程中进入民间葬俗，产生出了丧葬语境中的经幢﹣﹣墓幢。目前存世的经幢中，墓幢所占的比重最高。现存证据表明，从中唐到明代，墓幢一直是很多地区所采行的丧礼之一。云南现存的经幢即多为墓幢。

佛事映像

结合艺术史我们可以得知，经幢主要是通过书写陀罗尼经于其上的方式，赋予普通的石质媒材以佛教层面的灵性，以期达到填补心理层面上的某种恐惧与寄托的作用。而且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造型，其不仅仅将时人的政治意图和宗教理想形象化、具象化外，还蕴含着无名工匠的努力，其母题和风格由时代政治背景和宗教演变的大趋势所决定。另外，其存在不仅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幢有内在关联，还应该将其放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观看"。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127年的靖康之乱，使得北宋王朝灭亡被迫南迁建立偏安杭州的南宋，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中讲述的故事亦发生于此一历史时期。《造幢记》载"净边遏疫，定远珍奸。东海浪澄于惊波，楚天宵净于谗雾""楚方罢喧，东京辍照。本州为兄弟之土，将相怯上下之权"等句亦显示，这一时期的云南时局也并不太平。

由于大理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与力量的失衡，在经历两次杨氏之乱后，平叛的高氏的威望达到顶峰，"时段氏子孙不振，国人皆归心高氏"，以至于在公元1094年，大理国段正明禅位于高升泰，改国号大中国，改元"上治"。然由于"人心不尽忘段氏也。"大中国建立不足二年高氏复又还国于段氏，但高升泰之子高泰明依旧牢牢把握着相权，与段氏共治理国，"段氏拥虚位而已。"接替高氏即位后的段正淳在并没有做出多少有案可稽的政绩之后，禅位于其子段和誉。段和誉任内，由于与高氏存在权力上的摩擦，加上地震等灾害频繁，此时时局依旧动荡。1147年继任的段正兴在受高氏势力控扼之后，转而沉溺于佛教，在位25年后更是禅位于更加痴迷佛教的懒于朝政的段智兴，出家为僧……

在某种程度上，地藏寺经幢充当了宗教和世俗权力互动平台的角色，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将这些看起来是神圣的场所与物件当作了他们的竞技场和力量展示舞台。就高氏来说，其通过对经幢的营建，一方面是试图将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实力转化为宗教影响，再通过宗教回馈于政治影响，完成权力的转化；就布燮袁豆光来说，也是借机在统治者高氏与民众的面前，彰显自己在动荡时局中立下的赫赫功劳，以期提升自己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影响力，经幢即是其用于展示和转移权力的有效象征形式；就当地的民众来说，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动荡的时局和频繁的战乱使人感到恐惧不安，所以也虔诚信奉佛教，支持建造佛塔经幢，以求得自身平安，或追怀亡者。

疆理一家

在唐代，全国各大寺院都先后建起尊胜经幢，官僚、僧侣、社邑信众等纷纷发愿刻造，并由当时负有名望的文学家撰写赞、颂，书法名家为之书丹，刻石巧匠为之镌刻。诸如李白、独孤及、白居易、柳宗元等文学家都曾为尊胜经幢撰文，李商隐亦专门写有《佛顶赞》；书法方面则另有徐浩、柳公权、胡季良、奚奖、牛僧孺、王奂之、于僧翰等名家。

就云南来说，汉晋年间已有郡县之学。唐代则是一批接着一批官贵子弟到成都学习儒家文化，少数优秀者还有机会到唐都长安就学。《全唐文》卷八十二记载高骈在《回云南牒》中说：唐朝对南诏"赐书习读，……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同书卷八十七记牛丛《报坦绰书》也说南诏"蔼有华风"。刘敦桢在《云南塔幢建筑综说》中亦有精彩论述："……大小爨碑以下，金石遗文，与南诏大理二代传世诗词，文辞惟雅，书法道劲，方之中土，绝无逊色，尤足证其时统治阶级汉化程度之深，及以汉文为通行文字也。"

大理国时期则通过家庭教育和以寺庙为平台，培养了不少既懂佛又通儒的"释儒"和"儒释"，并借由开科取士之途径选拔其中俊杰为官吏。郭松年的《大理行记》就曾记载："师僧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崇儒重道以行教化，是儒学重要的政治功能，也可见中原文化对云南的浸润。

除此之外，经幢所刻尊胜咒与唐代汉传密僧善无畏所作咒相近，经幢上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正是汉传佛教所有《般若心经》译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玄奘版本，也可以得知大理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之广泛。

一般佛学界与史学界习惯上认为在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之后，密宗在中土式微乃至消亡，实际上，法难之后以唐密为代表的密宗仅是失却了皇室的支持，其在民间的传播并没有受到过多影响。在宋辽的无上瑜伽派密教时期，一些新的密教经典被翻译，再加上辽、大理国等皇室的重视，密宗更是在这些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和发展，各种陀罗尼在修持者中流行，无论是寺院建筑还是平民丧葬习俗等都可以看到密宗普及的迹象。

在西南地区的大理国，崇佛之风亦或更甚。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善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李源道《创修圆通寺记》（延佑七年，即公元1320年）曰："滇俗奉三宝尤至，户有梵字，昕夕熏燎，钟磐声相闻，少老牢自持律，不轻毙一蚁。"虽政权更迭，但民俗信仰不至于在短短几十年有太多改动，可推知大理国人崇佛风尚之盛。

如《造幢记》称尊胜宝幢系"托其填际而建之，铁围即成极乐；临其寒林而起矣，地狱变为莲花。即到于菩提道场，速会于常寂光土。次祝非孤，济于生我育我……建梵幢而圆功"，已经点明了建造经幢为亡者、逝者超度亡魂，破拔地狱的宗教目的。同时"次祝非孤，济于生我育我"，则体现佑护生者的期望。

经幢前世

造幢之年月，幢体与史料都无载。历代文献中最早对经幢有记载的，为明天启年间刘文征所著《滇志》，当时经幢被称作"梵字塔""在府东地藏寺，相传梵僧封邪魅者，周遭皆梵字，上覆一阁。昔人拆其顶，有黑气直指而出，因封之如故"。

"地藏寺"所在的位置，就是现今昆明市博物馆所在地，最早的记载见于《景泰云南图经志》，明馆所在地，最早的记载见于《景泰云南图经志》，明万历李元阳的《云南通志》亦有记载："地藏寺，宋末蜀僧永照、云悟建。"地藏寺于咸丰七年（1857年）毁于兵燹，加上当年昆明发生了特大的水灾，全城片泽国。为防止各河道淤塞，每年的旱季都要疏挖河道淤泥，久而久之，地藏寺的废墟上，堆积如山的淤泥就把这座庞然大物掩埋了，昆明人也就逐渐淡忘了古幢的存在。一直到1919年金汁河河道清理淤泥的过程，经幢才又得以重见天日。

经幢今世

经幢"重现世间"之后，昆明人视之若珍宝，云南省会警察厅厅长秦光第筹资修建了石栏，对其加以保护。民国十二年（1923)，昆明市政公所督办张维翰恳请省长唐继尧拨款对古幢进行修缮并整治周围环境，将古幢周围的坡地铲平，开挖排水沟渠，解决了古幢基座被水浸淹等问题。民国十三年（1924)，古幢所立之处及周围15亩，被辟为"古幢公园"。

建成后的公园规模虽然不大，但由于地势比较平旷，林木繁茂，庭院深深，屋舍轩敞，经过历次修葺，有"停云馆""劝农亭""观瀑棚"及"水榭"等点缀其间，颇为公园增色，特别是这些馆阁亭榭建筑的布局结构，有苏州园林的风格，加上园内古柏参天，群花遍植，更显得僻静清幽，因此与"大观楼公园""金碧公园""圆通公园"等列为民国时期昆明四大公园。后东站附近的石牌坊迁建于园内西侧，园中又添建儿童游戏室，这时的古幢公园日日人声鼎沸。

1971年之后，"公园办工厂"号角吹响，市织布厂、盘龙机器修造厂、电子仪表模具厂、五金厂、市民族织带厂、汽车零件三厂等6家工厂瓜分公园地盘，古幢公园被夷为平地，昔日的幽然静谧的公园荡然无存，仅存古幢和石牌坊被各家工厂围挤在死角，包裹在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污水、烟尘中。这时的古幢公园，是老昆明人心头之痛。

所幸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政府、人大、政协及热心人士锲而不舍的呼吁和努力下，工厂陆续迁出，对古幢的保护重新上了新的台阶。

1986年至1987年，省文化厅文物主管部门拨出专款，由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负责，昆明市文管会协调，大理市东门乡古建队施工，构筑馆文物工作队负责，昆明市文管会协调，大理市东门乡古建队施工，构筑新基座，升高石幢，以解决原幢基地势地陷遭水浸的问题。并对原来存在的幢体偏歪错位等情况加以校正，归牢复位，设置铁栏杆围护。还对经幢保护范围内地势凹凸不平、杂物乱堆的情况进行清理平整，搞好绿化工作。1987年至1990年，根据市人民政府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的决定，搬迁幢塔四周的工厂，筹建市博，加强古幢的保护。

1997年，为更好地保护古幢，延续古幢公园的人文情怀，在原古幢公园的旧址上，屹立起一座新的建筑，这就是以馆内的"滇"文化遗物和公园的旧址上，屹立起一座新的建筑，这就是以馆内的"滇"文化遗物和地面的经幢为核心，建筑风格融合盘形顶、通天柱、斗拱等中国建筑元素的昆明市博物馆。

这是一个沉睡在滇池畔数千年的神秘国度﹣﹣滇国。

1956年底，在石寨山发掘的考古学家孙太初先生从6号墓底部的漆器粉末中清理出来一枚金印，小心翼翼剔除印上的浮土后，露出了四个篆字"滇王之印"、由此一个古代王国﹣﹣滇国的神秘面纱被渐渐拉开。

石寨山是滇池东南岸边的一座小山，当地人称为"鲸鱼山"、从1955年至1996年，石察山经过5次发掘，共出土文物数干件、随着几十年来的考古探索，天子庙、李家山、羊甫头等墓地相继发现，数万件文物出土，证实了早在2000多年前，来自西北、中南各地诸多族群的部分人口迁徙至以滇池流域为中心的地区，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形成了演人和滇国，并通过"蜀身毒道"等商贸吉道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结。众多不同文化在这里的碰撞、交流与融汇，从而孕育和诞生了以青铜文化为核心的滇文化。

"滇文化"是对以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的考古学命名，才华横溢的滇国人，不仅用艺术的构思和精湛的技艺铸造了用于生产生活的青铜用品和器具，而且以写实的风格，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场景用青铜铸造，让他们的历史文化永远凝固，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青铜史诗。

古滇青铜文化是我国灿烂的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青铜之林独树一帆。让我们跟随精美的青铜器，跨越幽深的时光隧道，走进古滇国，走进古代演人的日常生活，探寻其中的奥秘。

由于文献中对古滇国的记载有限，没有说明它的区域范围，我们只能借助于考古发掘的成果，从埋藏滇文化青铜文物的区域来进行判断。在东到石林、泸西，北至昭通、会泽，南抵新平、元阳、个旧，西到安宁、禄丰大约东西宽150公里，南北长400公里的区域内，所出土的青铜文物风格一致，这个区域应该就是当时滇国的范围。滇国的中心在滇池区域，近年来通过考古调查，在晋宁石寨山下的河泊所遗址发现有木构建筑遗迹，这也许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滇国都城。

滇国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相当于中原的战国、秦、西汉这段时间。

执伞铜跪俑

西汉 俑高56.2厘米伞盖直径35.3厘米／晋宁石寨山71号墓出土

俑为男身，俑曲双膝跪坐于足部，双臂前曲，双手作握物状，上下相叠于前胸。面部五官清晰，头顶束螺髻，身着左衽半袖短衣，腰束宽带，腿外侧配短剑，后腰部向上凸起成锣锅状。跪俑发丝、衣纹清晰流畅。跪俑所执伞盖为圆形拱顶，盖沿垂挂30余枚钟状铜铃。伞盖以长圆柱铜管为伞柄，伞柄可插于跪俑握拳中。

滇文化的消逝

汉武帝虽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但因益州郡的设立，极大地削弱了滇王的权力。不久，益州郡内发生了几次叛乱，汉王朝派兵平叛，相关史籍中都没有了滇王只言片语的记载。从最新发现的滇王相印等文物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滇国已由中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纳入中央集权管辖范围。随着进入到益州郡内汉人的增多，带入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进步的生产工具，也带来了汉地的生活方式。久而久之，滇文化中典型的青铜器逐渐被铁器所取代，汉式器物流行开来。到东汉时期，滇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地区汉文化中典型的汉式器物。滇文化就这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