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风潮里，文艺宣传队遍地都是。语录歌混着忠字舞的步点，塞满了那年月的大街小巷。手管局下属厂子的工人和几个中学生，十来个人凑在一起，自称“乌兰牧骑”宣传队。后来随着中专生、社会青年的加入，队伍呼啦啦涨到三四十人，改名叫“红宣兵”。 孟宪洪，徐州乐器厂的小青工，十九岁的肩膀，挑起了队长的担子。拢人头、扒谱子、借道具，汗珠子砸在排练厅的水泥地上，硬是挺了下来。后来，他考进南京师院音乐系，迷上了做乐器和写歌，成了行家，还获得了中国柳琴制作终身成就奖。 欧知柏，淮南煤校的学生，握着指挥棒。是他第一个把和弦、分谱带进徐州，让二胡、笛子跟西洋乐器融合在一起。“文革”后，调入市工人文化宫，他编排的大型演出，活跃了无数个文化节，受到市政府表彰。 有这几员干将撑着，那节目的火药味儿，渐渐揉进了艺术范儿。除了独唱、舞蹈、合奏，我们还串排了《红灯记》《沙家浜》……八个样板戏的折子，赶排过糅合各国舞步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创作了《英雄颂》组歌。如今看来，不免透着股子稚气，可那会儿人的心思单纯，澄净得像山间的泉水。 孟宪洪、欧知柏、张广仁、李玉钦、臧思勤、吴孝文、张广胜、赵基根、张洪喜、王再和、阚延贵……这群滚着热乎气的年轻人，成了我一辈子的老铁，更是我们俩恋情的“神助攻”。<br> 最难忘的是那些散场的夜。<br> 一长溜二八自行车，哗啦啦碾过昏暗的淮海路。车前梁坐一个，后座驮一个，笑声歌声追着风跑，一路飙向火车站的油茶摊。手捧着粗瓷大碗，热气混着油茶香，直往鼻子里钻。几个调皮鬼，总是“不小心”碰翻她的碗，茶汤泼湿我的前襟。他们就挤眉弄眼，笑得前仰后合，连摊主那张核桃皮似的脸，也笑开了褶子。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 几十年后聚会，宪洪灌了半斤烧酒，舌头打着卷儿冲她嚷嚷： “你是……俺那会儿的……梦中情人！”一桌老家伙立马炸了锅，敲碗拍桌子跟着起哄。<br> 她一扬眉，脆生生甩回去：“你看你个样儿！”<br> 逗得大伙哄堂大笑，有人笑出了泪花。<br> 就是这群没正形的老伙计，用他们的喧闹和笨拙的善意，给我们的青春，烙下了最滚烫、最鲜活的印记。<div><br></div><div> （未完待续）</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