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英国穷人标配——红茶、罐装牛奶、面包、土豆

敢夫

1905年，自由党议员莫尼（L.C.Money）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富与贫》。他在考察英国当时贫富不均的情况时说：“国家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九分之一享有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

土地是最坚实的财产，新富和老富都以土地为归宿，将土地看作财富和身份的最终标志。1873年进行的一次土地调查表明：全国80%的土地掌握在7000个私人手里。

20世纪初，第十七代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拥有好几个大庄园，7万英亩土地，从矿井、房租和地租中每年收入30万英镑。

军火商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靠军火生意发财，但他在1900年去世时已经有两个庄园，1.6万英亩土地，曾经花125万英镑改造他的第二个庄园。

第一代威斯敏斯特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在1899年去世时，留下1400万英镑财产，他的金融帝国分布在四大洲，而伦敦市中心则有他的300英亩土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伦敦市中心地价极贵）。

1896年，一个美国富豪的女儿嫁给第九代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温斯顿·丘吉尔的堂兄），带来了价值200万镑的嫁妆，给这个古老的家族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贵族与金融巨头之下，是中等阶级的行列。那时，一个成功的律师年收入可达2.8万英镑，高等法院法官的年薪5000英镑。10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可以维持很舒适的生活，而500镑收入则可能随时感到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有四年教龄的私立学校教师每年只有200镑的薪水，即使教满十年达到教师的最高薪金，每年也只有300英镑。小学教员每年的收入不到100镑，一个乡村牧师每年薪水也差不多100磅。

中等阶级可以外出旅游，伦敦开往海滨的专线列车在19世纪末就开通了，为中等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的上层提供了方便的交通工具。

自行车在英国的普及，星期天远足成了殷实家庭青年男女时髦的游乐。私人汽车在20世纪初只限于上层阶级，但中等阶级上层也开始加以追求。

除了这些有产者之外，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每周27先令，即年薪70英镑。技术工人可达到每周40先令，非技术工人则只有20先令多一点。

1899年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18%接近于贫困线。贫困线是指家庭收入只够“单纯维持体力”，这意味着一家人“决不花一个子儿去坐火车或坐汽车，不到乡下除非走路去；不花半个子儿买报纸，不花一个子儿买音乐会的门票；他们买不起邮票，所以决不给外地的孩子写信；他们不给教堂募捐，不给邻居提供花钱的帮助，他们不能储蓄，也不能参加医疗互助会或工会，因为交不起会费”；“孩子不买玩具，父亲不能抽烟喝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除了维持体力所需要的东西外，他们不能买任何东西，要买东西就必须是最简陋最省钱的品种”。

1904年，对2000个工人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每周收入在25先令以下的家庭，要把收入的67%用于伙食，而且只能以面包、土豆、红茶和罐装牛奶为主。

以上摘自《英国通史》第三篇《社会》，第二章《财富、贫穷和福利制度》。

红茶在英国是生活必须品，红茶和牛奶组合也是穷人最基本的主餐内容，如果细加考量或者严格来讲，英式红茶不是中国人习惯意义上的喝茶或饮茶，而是标准的最基本的充饥！

则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对茶叶的基本诉求，如：色香味形、品鉴欣赏等，在（牛奶+红茶）混合物里，根本无法体现茶叶独有的感官之美和艺术之美。与其说他们在喝茶，还不如说他们在“吃茶”，吃茶也就是充饥，即主餐（土豆和面包）的配汤。

故，后来更低成本的工业化的CTC红茶在英国、在西方大行其道。有数据表明，世界红茶产量的90%是工业化的CTC红茶，我把此茶比喻为标准化的人类牧草，如果以预制菜进行类比，（罐装牛奶+红茶）堪比标准化的预制汤。

注意这句话“要把收入的67%用于伙食，而且只能以面包、土豆、红茶和罐装牛奶为主”，由此可知：（红茶+牛奶）在英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时尚生活，这四种食物的单调组合与被动重复，恰恰是英国穷人100年前的餐食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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