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二师在皖东（一）——征战纪实

鲁宁

编辑：夏鲁宁

图片来自新四军纪念馆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从皖南渡江北上，筹建江北指挥部。这是叶挺（前排左五）、张云逸（左六）邓子恢（左四）等在庐江。

“老 八 团 ” 出 征

在豫南桐柏山脉和伏牛山脉的交叉处,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缘的盆地中央,坐落着一个小镇,四周山峦起伏,奇峰兀起,层峦叠嶂。小镇人口不到一千,一条由老式民房组成的东西长街一字排开,周围的土城残缺不全,但小镇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竹沟。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竹沟地区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烈火,杨靖宇发动的武装革命斗争曾席卷确山,即使在国民党血腥“围剿”最疯狂的日子里，这里的红军游击队始终没有屈服,坚持开展了英勇顽强的三年游击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下，经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和国民党政府谈判,竹沟镇附近纵横150里的边区各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对外称副团长)。

1938年春天的竹沟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闹,残雪消融,杨柳抽枝,镇外蜿蜒的大沙河清澈的河水流淌得格外欢快,河东岸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中,像雨后春笋般错落有致地冒出了一片茅草棚。镇上那条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时不时还有一队队新四军战士经过。新四军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就在这个时候从延安、从武汉走进了这个小镇。罗炳辉来了,彭雪枫来了,从延安中央党校、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派出的红军骨干和优秀知识青年也来了。竹沟地区的领导力量不断得到加强,第八团队越来越显得正规起来。

清晨，大沙河上刚刚升起晨光,嘹亮的军号便将人们催醒,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战士们就在小镇东头大沙河岸的沿河沙坪上进行队列训练了,精神的呼号声一阵阵回荡在大沙河两岸。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陪同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沿着街巷的石板小道也走出了小镇,道旁和远近房屋的墙上,烟墨、红土、石灰作颜料写成的抗日标语醒目地映人眼帘。“抗敌救国十大纲领”“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条文简洁明了,鼓舞着抗日军民。一路走着,很快就来到了训练场。看着那些“老桐柏”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有军人味,周骏鸣心里十分地欣慰。正在组织训练的团参谋长赵启民向三位首长报告了正在训练的情况。各营营长都亲自在各自的指挥位置,严格而认真地要求着部队。“委屈你们了!”周骏鸣就近走到了一营营长成钧的面前,他知道这些刚从延安过来的干部中有许多在长征时期就是红军的团长了,成钧就是其中一个,让一个团长来带一个营,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说着与成钧握了一下手。成钧标准地向团长敬了个礼笑笑说:“当红军时，我还只是个啥也不懂的穷孩子,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彭雪枫点点头,向成钧、赵启民等投去赞许的目光,背着手向别的地方巡视去了。成钧,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湖北省石首市人,1911年5月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24岁就担任了红军团长的“小伢崽”,从洪湖、湘鄂西开始千万里转战,历经百战,战功累累。长征途中,余秋里就是为了救成钧而负伤失去了右臂。赵启民,陕西蓝田县人,1910年8月生,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泾阳游击队队长,红七十八师参谋主任,独立一师三团团长。成钧和赵启民目送着首长们远去,相视一笑。他俩算是老相识了，虽然成钧是贺龙麾下的一名战将,赵启民是刘志丹的老部下,但是延安抗大把两人拉到了一起,不仅同是军事队的学员,还都是班长,据说两人在抗大运动会上的射击比赛中,成钧三枪打了个29环,赵启民三枪打了个28环,分获冠亚军。从此两人开始经常走动,因为情趣相投,逐渐来往密切。赵启民读书较多,能说会道,身上透着一股老夫子的味.

新四军五支队领导：从左到右，郭述申（政委）张劲夫（政治部主任）罗炳辉（司令员）周骏鸣（副司令员）

儿,成钧就开口闭口地称他为“老夫子”了。这次又先后来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工作,成钧曾对赵启民说:“老夫子,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哩。"然而事实上两人的缘分才刚刚开始,在以后的战斗生活中,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成为一对亲密的搭档,长期共事十年。

成钧刚接任营长,就知道一营的绰号,“叫花子营”。除了他和营政委李木生及几个连长来自延安,全营“老成分”只有十来个人,其余大部分来自豫南收编的“民军”、由党组织动员来的青年学生和农民，以及歼灭大土匪吴骚部后争取来的俘虏。没有正规的军装,长袍、短褂,战士们穿什么的都有,有人衣服破破烂烂,和叫花子相比,其实也强不了多少。手里的武器,一半人拿的还是大刀和长矛,有数的“汉阳造”、“老套筒”都成了宝贝。至于机关枪,一挺也没有。正规的军事训练从来没搞过,不少人对于日本鬼子到底是人还是鬼一直也没闹清楚。

这兵怎么带?几个连长挠了头。这素质,不要说没法和红军、八路军正规部队比,就是连当年的赤卫队也比不了。可成钧不气馁,决定从军事训练抓起,整顿部队的游击作风,提高整体素质。

上任伊始,他集合全营,让营政委李木生当“教练员”,自己当“列兵”,以身作则当示范。成营长干脆利索的动作,给全营官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连长到班排长,再到每一个士兵,都见识到了这位看起来斯文而又和气的营长的严格作风。不久,“叫花子营”发生了质的变化。

竹沟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各地的爱国有志青年纷纷前来,于是,教导队成立了。后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河南省委也迁到了竹沟豫南特委也秘密地设在这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一度也设立于此,胡服(刘少奇)、李先念、罗炳辉、郭述申、朱理治、张爱萍、谭希林等领导人也都先后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从这里走向抗日的前线。小小的竹沟成了人们心中的一块圣地,被知识分子们称作是“小延安”。这里出版过《拂晓报》《小消息报》,这里成立了“拂晓剧团”,这里还成了党中央到敌后的中转站,特别是从这里走出了后来新四军第二、第四、第五师3个师的基础和骨干。就在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头并进,兼程前往皖南集中的时候,当时唯一没有到皖南集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在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的率领下,于1938年3月8日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召开东进誓师大会后,离开战斗多年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开赴皖中,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巢县和无为地区,活跃在江北抗日前线。周骏鸣带着第八团离开竹沟镇的时候,竹沟人民夹道欢送,妇女和老人们这个往战士们的口袋中塞两个鸡蛋,那个又递上一把红枣,还有的将刚做好的新鞋插进亲人的背包,一派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打鬼子的热烈场面。部队还没来得及换上军装,穿着游击队的便装,佩戴着新四军的臂章,雄赳赳地出发前往新县整编。从此,竹沟对外便称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这天,第八团到达信阳尖山附近时,遇上了一支佩戴八路军符号的小分队,带队的是个瘦高个子的年轻指挥员。成钧和赵启民一眼便认出他是在延安抗大就认识的张震。交谈中得知,张震正奉彭雪枫的通知，带领秘书罗若遐、王子光、通信队长熊梦飞和一名电台工作人员,以及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教导营抽调组成的经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手枪班和一个冲锋枪排,还有抗大十多位河南、山东籍的毕业学员,从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出发前来竹沟留守处工作的。老战友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途中相遇,无限话语在心头。在信阳邢集，第八团出征前,罗炳辉从武汉专程赶来,传达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欢送八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发给经费5000元。第四支队进入皖中后,迅速展开,其具体部署是:第七团进驻无为石涧埠地区(后移至任家大山一带);第九团进驻巢县高林桥、散兵镇、望城岗地区;支队部进驻槐林嘴地区;经周恩来介绍随后到达归第四支队指挥的东北抗日挺进团,从槐林嘴渡过巢湖,进至皖东的巢县、全椒、和县、含山、合肥一带抗战。司令员高敬亭因在立煌(今金寨)双河养病月余,于5月上旬率詹化雨为团长的手枪团、后方机关到达舒城西南

“小延安”确山县竹沟镇原中原局、河南省委旧址

蒋家河口伏击战

之西蒋冲地区,指挥第四支队作战。

第八团随第四支队东进后,驻无为县沭家集、魏家坝地区,成钧率领的第一营驻扎运漕镇。在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关心下,部队已经换上军装,精神饱满,正规而英武。部队加紧训练,武器不足,成钧想出了“一把米做出一锅饭”的办法,就是用一条步枪训练出三个射手,而且还特别注重特等射手的培养,像在竹沟练兵时一样,给部队加钢淬火。

皖中美丽的天空,此时正笼罩着阴云,到处是杂乱一片。刚刚占领了合肥、巢县,控制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的日军,所到之处,设据点、建炮楼、修工事,并不断下乡“扫荡”。国民党军队像是跟新四军第四支队换防似的,已经从津浦路沿线退至大别山地区。国民党的地方政权也都呈瘫痪状态,民间土匪四起,横行乡里,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长驱直入的日军来到皖中后,经常外出烧杀抢掠,因为国民党军队不敢触犯日军,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打击。致使日军外出“扫荡”都已经肆无忌惮的地步,狂妄至极,来去如入无人之境。

第四支队官兵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5月的一天,高敬亭与参谋长林维先和第九团政委高志荣一起来到巢湖边。三匹大马在山坡上一字排开,远处的湖面就成了他们最好的背景。

巢湖,拥有三百六十汊,水路四通八达,西纳南淝河与合肥相勾连东灌濡须水与长江相吞吐,自古为江淮咽喉要塞。公元189年2月,曹操统帅 40万大军,由巢湖和西关分水陆两路进攻孙权。孙权在东关建造濡须坞,使曹操受阻濡须口,双方相持一月有余,后春水陡涨,曹操见局势不利,下令还师。宋人姜夔缅怀此战作诗道:“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

高敬亭一行在湖边走着,一路勘察着地形。一汪浩渺的湖水,激发着他们打击侵略者的勇气和豪情。走着、走着,高敬亭突然站定，两眼望着湖水,看得很远很远。他决定由第九团迅速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打第一仗,压一压日军的嚣张气焰,严惩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为了摸清日军的活动规律,高志荣回到团里立即安排团侦察队化装成农民,前往巢县附近侦察敌情。他们深人群众进行调查,从当地老百姓口中获悉,日军派出的小股部队经常到蒋家河口一带“扫荡”。蒋家河口距巢县约5公里,位于运漕河(即裕溪河)西岸。侦察人员专门前往驻地侦察,经过3天的全面观察,他们发现河口一带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河埂圩堤便于隐蔽设伏。而日军每天都要来这一带骚扰,多则几十人,少则十几人,乘着汽艇,洗劫一番后,扬长而去,戒备比较松懈。我第四支队九团政委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召集二营长黄仁庭、教导员李士怀及侦查参谋们开会研究后，决定侦查队和四连在蒋家河口打一个伏击战。

5月11日15时,第四支队九团侦察队和第二营四连的同志们激动地在银屏山下集合,即将参加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都情绪高昂。磨刀、擦枪、捆扎手榴弹,一切战前准备过细而严密。特别是第二营营长黄仁庭,更是忙前忙后地检查着部队的准备工作,这位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右眼的基层指挥员,身残志不残。自1929年参加红军,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红二十八军的特务营营长,同高敬亭一起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机敏过人,善于打伏击。高志荣亲自向四连作了动员,结束后他意味深长地在黄营长的肩上重重地拍了几下。黄仁庭完全领会高政委这几拍的含义,胸一挺,自信地笑了笑。部队就在当日晚间出发,翻山越岭,直插蒋家河口,于拂晓前,完成了潜伏准备。团部侦察队隐蔽在河口西岸的堤埂后,准备从正面截击敌人;四连二排隐蔽在侦察队后面的小村子里,为预备队;四连连长率一、三排潜伏于离河口2公里多的北面小山包下,警戒并准备阻击巢县可能来援之敌。太阳已经升起,河口的水面上清风徐徐,波光闪闪,四周死一般的沉静,折磨着摩拳擦掌、情绪激昂的新四军战士们焦急等待的心。大家的眼睛瞭望着远方的水面,水面波澜不惊,依然一片沉静。“注意!”8时许,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的脑子顿时精力高度集中,一颗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眼。在河流深处,隐隐地传来了连续的“突突……”

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战士在宣传抗日。

声,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一艘日军汽艇渐行渐近,映人了隐蔽在堤埂旁绿荷下的新四军战士们的眼帘。船头上一名日军头戴钢盔,手持长枪,趾高气扬。船慢慢地靠岸了,日军纷纷下船,1个、2个、3个……20个敞胸露怀的日军,三三两两地上岸了,有的倒背着枪，有的哼着小曲,走在后面的几个还捧一手清凉的河水抹了一下脸。

黄仁庭手举枪响,“叭”的一声,就撂倒了一个。枪响就是信号,就是命令,机枪、手榴弹居高临下倾泻过去。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得毫无戒备的日军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掉头就往船上跳,企图逃命。四连二排立即从侧面以猛烈火力封锁河口,阻敌退路。侦察队的集束手榴弹已将船炸翻,日军被逼得只能下河,难以施展,被歼水中。在汽艇上还未上岸的日军,慌乱中失去控制,造成汽艇急剧摇晃,在河里直打转,丧失了还击力,一个个中弹落水。

抢先跳下水,躲在汽艇尾部的一名日军,妄想逃命,却正被新战士张小华发现。在巢湖边长大的张小华,水性很好,“嗵”的一声潜游到船尾,将鬼子一把提出水面,双手卡住鬼子的颈脖,又按入水中。鬼子挣扎着昂了几下头便再也抬不起来,沉入了水中,手里还抓着悬挂在汽艇上的那面“膏药”旗。张小华顺手将旗子抽出,于是,这面战旗就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

这一仗,仅20分钟时间，20多名日军士兵全部葬身蒋家河口,缴获步枪10余支、手枪1支,新四军无一伤亡。

消息传开,群情振奋,裕溪河一带群众,从四面八方拥向蒋家河口。蒋家河口伏击战,虽然是一场不大的战斗,但这是第四支队东进敌后的第一仗,也是江北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拉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黄仁庭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指挥的这一仗,还开创了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的先河,使新四军军威大振,激发了敌后军民抗战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使日军极为震动,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在进攻合肥的部队中调回一个大队。

各地纷纷发来电报,表示祝贺。5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叶挺、项英:叶、项军长吾兄:隐电悉。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中正铣日

这天,无为城外的一座茅屋里,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正在向一营营长成钧交代任务。为了钳制日军西犯,配合武汉正面战场作战,按照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的作战命令,要求第四支队留在大别山外围桐城、霍山、舒城一带,对日开展游击战。“支队高司令员命令我们撤至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两侧抗击敌人。”周骏鸣指着地图上一条红线对成钧说,“这就是给我们规定的行军路线。”成钧一眼就看清了这条红线从无为一直向西,经襄安、黄姑闸、矾山,到孔城,然后穿过桐(城)舒(城)公路进入大别山的外围地区。茅屋外一场大雨正滂沱倾覆,洒在了皖中大地上。部队到达孔城那天,桐城北面的郊外一串串黑烟直愣愣地冲向空中。“鬼子来得好快呀!”成钧这样想着,他知道鬼子在经过的村庄总是要点上一把火,这是他们互相联系的信号。“老百姓又遭殃了。”成钧有些心痛,一句话从他嘴里蹦出:“国土沦丧呀!”从孔城是不能过路了,周骏鸣决定当夜改道从桐城北20多里的吕亭驿地段过路。然而,桐舒公路上时不时有日军的汽车驶过,给部队的行动增加了难度。他命令一营在夜里11点前后截断公路,将可能遭遇的日军牵制住,掩护全团安全通过。这是第八团第一次与日军近距离接触,成钧的一营更是第一次将与日军交手,第九团蒋家河口伏击战的胜利固然鼓舞着第一营的官兵，但连日军长得是啥样都不知道,第一营官兵心中未免还是忐忑。6月16日,一营的三个连队迅速出发了,他们要赶在全团的前面接近吕亭的公路。成钧带着三个连的连长更是先行一步,他要利用有

第五支队骑兵连在盱眙县马坝

限的时间,提前侦察敌情和地形,这是他长期作战中养成的习惯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雨还在下着,湿漉漉的路边草丛里,成钧和三个连长潜伏着观察路上日军运输车疾驰而过,他们发现日军的运输车队一般是一小时左右一趟,每次是三辆。命令三连向前运动,打第一辆汽车,并注意前方敌情,命令一连打最后一辆车,并阻止舒城方向敌人可能的增援。他强调:“出击要突然、迅速、猛烈,主要用手榴弹炸汽车的大轱辘,不等鬼子下车就要把他们消灭。我和二连在中间会随时接应你们。”

全营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分别选择有利地形进入伏击位置。全团官兵都在看着一营的后背,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压迫着他,他感到责任重大。

晚上11点左右,日军的一个运输车队不出所料地“突突”而来,两只车前大灯像一条怪物的两只巨眼,灯光划破了夜的黑暗。车队很快进入了伏击圈。一连长待最后一辆车来到自己的面前,就扔出了手中的手榴弹,战士们紧跟着扔了出去,汽车一下子燃起了熊熊烈火。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没死的也哇哇大叫。前面的汽车听到后面的爆炸声,踩足了油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三连的手榴弹没有赶上汽车的速度,眼睁睁地看着它跑了。中间一辆车也被吓跑了。第八团大队人马趁着这个当口,成三路迅速跃过了公路向西汤池而去。成钧指挥部队打扫完战场,随着大部队消失在黑夜中。此战,日军伤亡23名,第一营有两名同志牺牲。几年后,陈毅对成钧说:“你那一仗打得还不小哩,我们江南抗日首战韦岗一仗,也就打了日军4辆汽车。”

第四支队经过几仗锻炼,部队对日军的神秘感完全消失,他们甚至开始对日军有些轻蔑起来,战胜日军的信心增长起来。这年的夏秋季节,第四支队密切配合国民党军的武汉保卫战,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频频出击,先后在铁铺岭、棋盘岭、范家岗等地多次伏击敌人，击毁日军车辆百余,歼敌800余人。在对敌斗争中,第四支队得到迅速发展，组建了第四支队直属游击大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将皖中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统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游击第二纵队。

1938年8月下旬,第四支队第八团奉军部命令由舒城西汤池地出发,向皖东敌后挺进。第八团官兵后来才知道这是周恩来副主席自作出的决定,出发前,周副主席还专门发给经费500元、军衣1200套、军毯500条、电台1部,以解决第八团的生活困难和通讯联络问题

第八团在合肥以西穿越六(安)合(肥)公路进入寿县地区休整。9月,经合肥北之吴山庙、众兴集进入梁园地区活动。这是一片被日军称作“占领区”的地方,碉堡、据点像棋子一样沿淮南铁路密密地排布着。国民党军早已从这片被他们称作“沦陷区”的地方撤走,而新四军第八团却偏要在这里开辟一片“抗日敌后游击区”。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称谓,反应了战争各方的不同战争观和迥然不同的态度。

第八团越过淮南铁路后,与东北抗日挺进团会合,挺进团(1938年9月被编散)归第八团指挥。此后各分队主动出击,战斗不断。这天，第八团一营营长成钧率领全营又出发了,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合肥以东30里的店埠镇(今肥东)。经多日侦察和分析敌情、民情和地形环境后,经报团首长批准进行的一次奔袭作战。店埠镇驻扎的是被老百姓称作“鬼变子”的伪维持会,成钧要他们尝尝傍着日本人为虎作伥的恶果。战前,一营作了认真的动员,对每一仗他都是当做第一仗来对待的,尽管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但他从不马虎。驻地离店埠镇30公里,出发前,成钧站在队伍前审视着即将出征的战士们,他摸摸这个肩上的枪支,拉拉那个腰间的手榴弹,有时还蹲下身子为战士紧紧绑腿。他看到每个战士都精神饱满,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成钧要求部队做到迅速、勇猛、果断。

在“鬼变子”还不知怎么回事时,店埠镇已经被一营围得水泄不通。成钧那天手握着小八音手枪,特别的神勇。他的小八音手枪向前一挥,部队就按照战前的部署向镇里冲去。寨门口的哨兵都没吱一声,只觉得一个黑影一晃,一道白光飘来,脑袋就落到地上,身子向前蹒跚几步后沉闷地倒下。200多个“鬼变子”还没来及反抗一下,就束手就擒。在日本留过学的“鬼变子”头目刘孟乙从他野老婆的床上被拖出来,迷迷糊糊地就与他父亲一起被擒获了。

营长让部队赶快搜寻武器,他要为部队换一次装。从此,一营有了两挺机枪、百余支步马枪,其中还有三八大盖,以及10匹大洋马。成钧心里暗自高兴着。

这批武器装备,很快就在1939年春节发起的阻击日军进攻梁园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梁园是第八团团部和直属队的驻地,日军正是利用中国人的传统佳节从合肥出发突袭梁园的。这天日军首先逼近的是三营的阵地,进攻猛烈,三营官兵连大刀都用上了,双方都伤亡惨重。成钧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团参谋长赵启民的命令率一营顶上去的。他们刚刚在东山口的山头上展开,日军新调来的三路纵队也正齐刷刷地到达半山腰。一营的两挺机枪迅速安装好,就射出了子弹,连同手榴弹一起砸得日军连头都抬不起来，一时山下有些安静。成钧知道安静并不是好事,但他不知日军想干什么。成钧在山头上某一高地的巨石后,举着望远镜搜寻着山下的小鬼子。望着、望着,他突然叫了起来:“狗日的在调炮呀!”连忙命令部队进入侧面阵地,减少正面山头上的兵力,而且要拉开距离,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好。在自己隐蔽之前没有忘记向三位连长交代:“让那些特等射手藏在那些灌木丛和杂草堆里,专拣小鬼子的小头目和重武器手射击,一个一个地‘点名’。

刚布置完毕,日军的炮弹就轰了过来,阵地上泥土夹杂着弹片飞扬。

山侧草丛中,特等射手的三八大盖一个个都瞄准了各自的目标,日军的火炮、掷弹筒炮手、机枪射手换上一个倒下一个,于是炮声、枪声也就变得时断时续了。尤其是小头目的毙命,更是乱了日军的军心。当成钧的机枪重新响起的时候,日军一下子就支撑不住了,眼看太阳落山,他们无心恋战,扔下150多具尸体,退出了战场。

第八团的身影频频在皖东各地出现,淮南线和津浦线的铁路频频被破坏,各地的汉奸武装一个个被清除,第八团在战斗中不断壮大。

1939年4月24日,第八团在全椒大马厂扩编为两个团,以八团一营为基础加上团警卫营编为挺进团,成钧任团长,祝世凤任政委。

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他部队在参谋长林维先的率领下,先后在潜山、怀宁、无为、庐江等地活动,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汉奸和伪军,剿匪安民,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迅速打开了皖中的局面。

林维先(1912~1985年)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后加入共青团并转为共产党员。1934年4月,林维先任红八十二师师长,率部配合主力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恢复和保卫苏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作为红28军指挥员之一,率部转战鄂豫皖边区,出生入死,8次负伤。毛泽东曾称他为“游击专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林维先任新四军4支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第7师副参谋长兼19旅旅长,转战皖中及大别山区,开辟皖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林维先任华东军区7纵队副司令员,转战苏鲁等地,参加宿北、莱芜、鲁南等战役。上海解放后,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1955年1月,林维先协助张爱萍指挥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0年春 ，第五支队第十五团在津浦路东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胜利后合影。

为了迅速扩大战果，乘胜歼敌，6月，8团在合安公路舒(城)、桐(城) 地段，两次伏击西犯日寇，毙伤敌50多名，活捉1名，创下了新四军生俘第一个日军的新纪录!不仅如此，8月17日，支队特务营突袭舒城大圩街守敌，经过激战，歼敌50多名，缴获步枪7支。

但是，由于国民党军不停地向后撤退，皖西的桐城、六安、潜山、太湖等十余县城又相继失陷。而日军在占领徐州，控制了淮南铁路全线后，以长江为中轴线，以长江南北为两翼，多路向武汉推进。驻合肥地区的日军用一个师团的兵力，直趋安庆，经大别山北麓西犯武汉。因此，合(肥)六(安)和合(肥)安(庆)公路，成了日军进攻重要补给线。

9月初，为了迅速适应华中敌后战场上新的形势和任务，4支队根据武器装备等情况撤销了9团的番号。同时根据毛主席“大规模破坏交通线，破坏其运输线，直接帮助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指示，积极研究出了一系列对策，并决定在公路上设伏，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发生在下面几次大的战斗，一再有力地证明了第4支队官兵不怕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9月1日，7团3营在范家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1辆,毙伤敌20余人(内有意大利派到日军观摩的3人)。

9月3日，支队特务营和7团3营在桐城棋盘岭设伏，一次烧毁敌汽车50余辆，毙伤日军100余名，生俘4名。

9月6日，7团1营在三十里岗发现1000余日军在该地露营，当即组织精干小分队突然插入，用排子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毙伤敌 100多人，牵回战马3匹。这次战斗也是4支队主动向千人以上日军出击的第一次!

9月9日，支队特务营再次在范家岗设伏，烧毁敌汽车60余辆,俘敌运输队长1名。......

11月中旬，7团3营(欠1个连)再在六安棋盘岭设伏，上午11时许，3营7连一个排将敌第一辆装甲车击毁于隘路口上，炸死日军 10余人。第二辆装甲车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多数被杀伤。此时，3营警戒班发现敌骑兵60余人、步兵300余人，向棋盘岭逼近，3营遂边打边退，这次战斗历时70分钟，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80余人，伤6人，击毁装甲车2辆。

“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4支队的一系列奇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没有一天好过的日子。短短的两个月，4支队四处歼敌，在合肥舒城、桐城一带公路上连续打击敌人，取得了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铁铺岭等30多次战斗的胜利，毙、伤日军 1000余名，俘日军10名，击毁汽车15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改善了部队装备，迟滞了敌人交通运输，牵制了敌人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保卫武汉的作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话说日本军国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起， 就加紧了全面侵华的准备，把积贫积弱的中国从头到尾摸了个一清二楚，特别是看到中国一盘散沙，便打着“东亚共荣”的幌子，一直在扶植亲日派和伪政权上煞费苦心。今天说来，中国的抗战之所以损失巨大，伤亡惨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个战场上最复杂的一局，这与无耻的汉奸背叛家国不无重大而密切的关系。

与其他敌占区一样，4支队也面临着艰巨的双重任务，一面要打击日本侵略者，一面要横扫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治安，往往是腹背受敌，不得不双管齐下。在日军威逼利诱下，国民党无为、庐江两县县长卖国投敌，组织反动武装，勾结日伪，到处收税纳捐，鱼肉百姓，无恶不作。高敬亭等人决定扫除敌后抗战的障碍，并派支队林维先参谋长率领，发起了对无为、庐江的讨伐战。

7团2营接受任务后，团参谋长高昆率3名干部化装潜入镇内详细了解了敌情、地形，然后又研究拟订了奇袭作战方案，做好了战斗准备。9月28日夜，2营经40里行军，秘密潜入镇内，4连解决了敌哨兵后悄悄进入敌碉堡内，那些敌人来不及穿衣服就成了俘虏。之后又包围了镇东部的敌人，经过劝降，全部放下了武器。6连摸掉伪大队部门口的哨兵后迅速冲入进去，击毙大部敌人，只有少数逃入碉堡内顽抗，战士郭纪仁、夏大耿匍匐前去，将手榴弹捆在一起，投入碉堡内，全歼逃敌。此战，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并俘虏200余人，经过教育后绝大部分加入了4支队，共同打击鬼子，在敌伪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随后，手枪团和特务营攻打襄安镇，歼灭无为县保安大队等反动武装600余人。7团和特务营攻克无为县城，歼灭其5个保安大队，在枪声中，无为县县长结束其反动的一生。又经过10小时激战，攻克庐江，活捉警备司令，歼灭其反动武装28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并且护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派的新县长上任，这一系列的动作，很快获得了民心，有力地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形成。

高敬亭明白，红28军能够在大别山打败国民党军队，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而且抗日战争是项艰苦的斗争，既要反对亡国论，又要反对速胜论，同时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等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醒、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这是抗战初期最严重的情形，也是急需解决的艰巨任务。因此，4支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首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

1939年夏，第五支队领导合影。左起郭述申、张劲夫、罗炳辉和周骏鸣。

就在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扩大,皖中抗日斗争形势迅速向前发展之时,国民党桂系军队也由大别山向皖中伸展,企图把新四军挤出皖中地区。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肩负着贯彻中央东进敌后的战略方针,督促第四支队迅速东进,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使命,跃马过江。

1938年仲秋,皖中山区,满坡红枫,遍山板栗,二姑尖山上一串子、猕猴桃、山里红阵阵飘香,二姑尖山下庐江县东汤池小镇行人攘来熙往。这天,新四军特务营渡江列队来到了小镇,一式的军装,步伐整齐,年轻的战士,个个身强体健,引得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队列前面,张云逸骑着一匹枣红军马,身着一件皮猎装,昂首挺胸,标准的军人姿态,方脸大耳,无边眼镜后,一双不大的眼睛却放射出睿智的光芒。看着这位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与邓小平一起领导发动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参与创建过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将领,人们争相传颂,关注着这支新四军的小分队。

皖中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淮河横亘南北,守江守淮,影响着全局,也决定着全局,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上曾经上演了多少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谢安率8万精兵，破苻坚百万大军就在这里;刘邦起兵于泗上,朱元璋雄起于凤阳,他们都曾鏖兵淮上。这里,北逾淮北,则兼并中原,南逾淮南,则吞江表。面对铁路沿线,大江南北,林立的日军据点,立足皖中意义重大。

张云逸知道江北(即淮南、淮北)日军投入兵力5万多,在津浦路沿线日军第十二、第十三混成旅团分驻于滁县、蚌埠、凤阳、宿县、定远，向西延伸到合肥,向东伸向来安、天长。这一带江河纵横,山区、平原、丘陵兼备。大别山麓及其余脉,东连江苏省界,北至淮河,南至巢湖和张八岭南麓,自霍山向东延伸至洪泽湖以南,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呈东西向弧形,横亘于江淮地区中部,便于部队运动,可水战，可陆战,可运动战,可游击战。

张云逸来到皖中后,广泛地与第四支队干部座谈,深入地宣传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总方针,多次与高敬亭关于迅速东进的问题交换意见,加强沟通,然而,两人却一次次地意见不相统一。张云逸没想到高敬亭这位长期坚持在鄂豫皖大别山区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对党中央东进敌后决策竟然如此地认识不足,难道是因为长期独立开展工作,局限了他的眼光?难道他有本位主义的思想?难道他是在留恋自己创下的皖中抗日的大好局面?顾虑多端,迟缓东进,必误大事,张云逸有些着急。

此时的高敬亭疾病缠身,牙龈大口大口地出血,身体日渐消瘦,但他依然坚守岗位。他思考着第四支队的发展和前途命运。壮大自己的部队,继续扩大皖中的局面,巩固这个已经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更好地东进去打击日军有什么不好?32岁的高敬亭百思不得其解,他隐隐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张云逸走访第四支队的日子里,特务营充分利用时间,在东汤池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抗日的局面正开展得热火朝天。几天时间,东汤池已经换了面貌。张云逸非常满意。他想第四支队东进后,东汤池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桥头堡。

特务营在东汤池的有效工作,吸引了各地的进步青年争相前来参加。眼看着人越来越多,张云逸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决定举办一个教导队，把有志的知识青年培养成革命的种子。他经常去教导队，亲自给学员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讲党的优良传统,讲统一战线政策,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青年学生们在这里受到半月一期的短期培训后,就被派出去宣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搞武装扩大抗日队伍。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将活动在无为、庐江一带,由中共皖江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人民自卫军,以新四军第二游击纵队为基础,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任命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治委员，桂蓬洲为参谋长。又恢复了已被解散的第四支队九团和挺进团。就这样东汤池到处都能听到新四军的战歌,到处都是充满激情的口号。

为了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有一个合法的编制,不给国民党留下擅自扩充军队的话柄,做到仁至义尽,体现国共合作的诚意。1939年1月,张云逸主动前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立煌县(今金寨县),与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走之前,细心的张云逸准备了两匹缴获的日本军马和3名日军俘虏。一来作为给廖磊的见面礼,二来(也是更主要的)是一路上向人民群众展示抗日作战成果,戳穿国民党说新四军“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的谎言。

对于张云逸的到来,廖磊表示出了很大的热情。这既是因为廖磊对张云逸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宿将的敬重,同时也是因为一年前,张云逸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在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面谈,促使桂系军队顺利地前出抗日前线,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并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了一些私交。所以,张云逸与廖磊的谈判气氛是融洽的。经过谈判,张云逸说服廖磊,争取到了江北游击纵队的部分军饷,并使第四支队东进皖东的问题得到了廖磊基本上的默认。

从立煌县一回来,张云逸就立即组织第四支队的大部分部队东进至合肥青龙厂和全椒大马厂一带。随着第四支队部队的东进,廖磊又担心新四军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并不断壮大后,日后难于控制,他又对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建立根据地,极力加以限制。他要新四军不得自筹军饷,不得收缴民枪,并规定新四军在津浦路西、路东30公里范围内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皖东的定远、古河等地加快设立行政公署,委派行署主任、专员,收编土匪和地主武装,成立第十、第十二游击纵队，委任纵队司令。目的是同新四军争夺皖东阵地,企图把新四军挤出皖东。

罗炳辉、周骏鸣与第八团、第十团营以上干部合影留念。

一代名将高敬亭陨落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桂系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对敌,冲破国民党对新四军的限制,发展新四军的抗日力量。1939年7月,叶挺亲自出马，与张云逸一起再次前往立煌县同廖磊会谈。他们据理力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真反共、假抗日的真相。他们以赤诚的爱国之心,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较量,在战区作战和军饷筹集上又争取到了很大的主动权。

叶挺的这次亲自过江,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主要还是为了迅速完成新四军在皖东的战略展开任务和加强新四军江北各部队的统一领导的问题。其实他早在5月初就已来到江北,同行的还有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桂逢洲等人,他们先来到了庐江的东汤池,后又到达舒城的西蒋冲,看望了重病中的高敬亭。对于高敬亭,叶挺是既有些心疼又有些生气,心疼的是高敬亭憔悴的身体,生气的是高敬亭有些“不听话”,他继续催督第四支队东进。就在这时一个事件发生了。

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安徽的CC势力迅速抬头,经CC分子策划,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携带金银叛逃投靠桂系国民党军。一场在部队中开展揭露杨、曹叛逃罪行的活动,由于涉及高敬亭的一些问题，以至发展成“反高斗争”,高敬亭被暂时隔离。最后由项英批准,分别报告延安的中共中央和重庆的国民党当局,要求严惩高敬亭。

延安的中共中央当时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电报往返时日要晚得多。而重庆蒋介石,接到电报则欣喜若狂,说:“共产党杀共产党,了却我一桩心事,岂有不批之理。”于是一份急电从重庆传到青龙厂:

“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蒋介石将项英所请“要求严惩”,挥笔一改,改作“处以枪刑”,阴险毒辣之用心明明白白。

1938年6月24日,高敬亭被错误地处以死刑,含冤死去。这位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赫赫战将,当时年仅32岁。笔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从资料中了解到高敬亭的被错杀的原因,最关键在于新四军内部是在巩固皖中抗日根据地,发展武装,扩大部队,还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限制发展,搞“精兵主义”之间的争议。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党校看戏时,毛泽东对周骏鸣说:“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刘少奇对周骏鸣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1975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这一事件是高敬亭个人的悲哀,更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一大损失。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的指示要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了,张云逸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前委,由张云逸任前委书记。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新四军江北部队统一了领导。

1939年6月底,江北指挥部整编所属部队,将原新四军第四支队编成第四、第五两个支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由徐海东兼任(徐在延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副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和特务营。第七团团长秦贤安,政委徐海珊;第九团团长由原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改任,政委高志荣;第十四团由支队特务营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欠一大队)等合编而成,团长梁从学,政委李世焱。

7月1日,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挺进团等为基础,在定远藕塘成立了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兼,政治委员刘树藩;挺进团改编为第十团,团长成钧,政治委员徐祥享;第十五团团长林英坚,政治委员刘景胜。

根据江北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两个支队迅速向东挺进,在津浦铁路东西两侧敌后作战。第四支队展开于淮南铁路东、津浦铁路西地区,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展开于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10月,江北指挥部及鄂豫皖区党委迁往皖东津浦路西地区滁县太平集的三黄家。

1940年2月7日，第五支队在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集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左起李世农、周骏鸣、邓子恢、郭述申、张劲夫。

开  辟  淮  南

以保卫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顽作战,是津浦路东地区反顽进攻的一次重大胜利。

津浦铁路以东、高邮湖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路东地区,在徐州会战以后,除来安、盱眙两个县城仍由国民党旧政权控制外,都已被日军占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按照党中央关于“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目的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奉命向路东挺进。

1939年8月,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地上热浪滚滚,火辣辣的太阳把小溪、池塘都烤干涸了。干瘪的谷穗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田头的黄牛在硬邦邦不长一草的地上焦躁地转着圈。第五支队却如一支利箭向路东射去。

队伍前面,一匹高头大马上,一名指挥员身材高大,体健魁伟,浓眉大眼,他就是第五支队司令员、有“神行太保”之称的罗炳辉。

罗炳辉“神行太保”的美称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尼姆·威尔斯给起的。辛亥革命发生后,罗炳辉加入了广西朱培德的革命军,他作战勇敢,无畏无惧,很快就升任朱培德部交通组的上尉组长。朱培德喜欢罗炳辉是因为陈炯明叛变时,滇军危急,罗炳辉在10个多小时内,三闯敌区,飞奔200华里,向朱培德报告敌情,使朱培德战败了叛军。

罗炳辉宽大的圆脸盘上总是堆满了乐呵呵的笑容,像弥勒佛一般。他个子高大,但一点也不笨拙,相反他胆大心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他多谋善断,从不离身的左轮手枪,能做到手起靶落。

此时,罗炳辉正带着他的第五支队走在被太阳晒得满是浮尘的土路上,每一步都会溅起一层灰,每一脚下去都感到火辣辣的烫。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部队行军的速度。罗炳辉要把自己这支部队的每一员都培养成“神行太保”。部队像是一脚就跨过了津浦路,在8月下旬先后来到了来安县的半塔集。于是,半塔集就在中国地图上闪亮起来。

罗炳辉首先听取了方毅的汇报。方毅是先期带领第八团二营和战地服务团一部来路东侦察的。他首先介绍了路东的形势:“路东包括来安、嘉山、天长、盱眙、扬州、六合、仪征等安徽、江苏分辖的6县1州。属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势力范围,情况十分复杂。韩德勤所控制的各县保安团,矛盾重重,但都害怕新四军东进，怕暴露了他们假抗日、真投敌、欺压百姓的面目。名目繁多的‘游击军’、救国军’、‘三番子’、小刀会’等组织见风使舵、态度暖昧,争取得好可以成为抗日同盟的一股力量,否则也是地方上的祸水。”

罗炳辉决定兵分5路分别在5个区域内迅速展开工作,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鼓舞斗志,争取人心。第五支队各部按照部署,人不歇脚，马不卸鞍。第八团三营在来安、滁县,一、二营在天长、扬州;第十团在盱眙、嘉山;第十五团在仪征、六合;支队部和直属队在半塔集一带。各部队积极宣传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不断地扩大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日伪顽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五支队在路东的抗日大旗一举起,就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于是一场阴谋开始酝酿,新四军与日军的一场恶战就不可避免了。

9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第六十五大队一部及伪军共300 余人悄悄离开滁县。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此举的目的是迅速攻占来安县城,并以此为依托,歼灭在来安和滁县地区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八团三营,以图切断新四军路东和路西的联系,逼迫第五支队退回路西。

罗炳辉接到日军出动的报告,就摊开了地图,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来安城南的梁庄。梁庄有两个东西相向的小山包,公路从两山间通过。罗炳辉决定在这里给日军来个伏击。他命令第十团和警卫营,进入东西山地两侧,占领着有利地形。令第八团隐蔽于东南侧的百石山,准备阻击日军的增援。

下午3时,罗炳辉接到报告,日军正朝来安城气势汹汹地走来。他来到指挥所外,端起望远镜看了看,只见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呈二路纵队整齐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他心想小日本也太自信了。他提醒部队让敌人靠近了再打,要突然、勇猛、果断,以达到最大的杀伤。

按照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日军为首的指挥官是名叫昌次的中佐。昌次没有想到在进入来安城之前就会遇到新四军,所以,当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地域,随着罗炳辉的一声令下,手榴弹和子弹如鞭炮般在昌次的队伍中开花的时候,昌次一时就有点找不着北了。眼看着部队一点还击的战斗力都没有,昌次也就不顾什么武士道精神了,带着部队一个劲地向来安城里钻去。

昌次进入来安后,天色也已经黑将下来。

罗炳辉觉得这一仗成果没有预想的大,他决定趁日军还没有在城里站稳脚跟,惊魂未定之时,就去扩大一下战果。他叫来第十团团长成钧说:“派一个侦察排去扰扰他们。”罗炳辉目的有两个,一来去试探试探日军的实力,二来是侦察一下他们的部署,以便天亮后再战。成钧的侦察排30多人,一式的精壮小伙子,身着便衣,全部短枪，半夜进城后,很快就摸清日伪军是分开住的。于是他们从中间向两边.

1940年秋，新四军第五支队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与第八团营以上干部合影。左起1、龙潜（政治部副主任）4、张劲夫、7、罗炳辉、9、童浩生（团政治处主任）10、周骏鸣、14、朱云谦（支队组织科科长）15、饶守坤（副团长）17、胡炜（团政治处副主任）。

同时开火，一阵猛打后,就迅速撤出。昌次不知是计,两边同时向对方猛烈互射,直到用上了迫击炮后才知道不对了。这时天也开始亮了，一看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有。昌次这一惊不小,看着满地的尸体,他哪里还敢久留,连忙下令部队回撤。走前还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在来安城里放了几把火。

当他们战战兢兢地走到百石山时,第八团并没有撤走,他们等了一夜也不见有日军增援,心里正急得慌,没想到却等到了逃回来的昌次，这让战士们感到像是送来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般。他们如饥似渴地对着气喘吁吁的昌次部队一番狼吞虎咽,把个昌次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回滁县老窝,伤亡一大半,损失惨重,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大把米。

昌次并不甘心失败,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他吃了新四军游击战的亏,自作聪明的他认为研究透了游击战的特点,他准备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1月,当他知道来安城里没有新四军时,感到机会来了。

20日,昌次带领日军一部和伪军王国六部共400多人再占来安，这一次他行进得十分谨慎,并且也作了非常细致的侦察。他让部队一部进入城内,而自己带一部隐蔽在百石山。他也有两个打算,一来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避免在城里再吃亏;二来如果新四军攻城他就可以在此伏击。昌次对游击战的模仿能力应该说是很强的。但昌次没有想到游击战最关键的是信息的全面掌握。所以,昌次这一次又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切行动,早就被当地百姓看在眼里,并通报给了新四军。罗炳辉要求部队作了进一步的侦察后,他笑了笑。

罗炳辉这一次只用了第八团1个团去对付昌次。他要求第八团的一营一部趁天黑秘密入城负责歼灭城内之敌;以第八团二营一部在城外大造攻打来安的声势,以诱惑昌次;而第八团主力则隐蔽于百石山北侧的新河堤圩之中,准备待昌次上钩后伏击之。罗炳辉最关键的一着是要求部队、地方游击队和各抗日团体严格封锁消息,切断城内日军与昌次的联系。这是一着妙棋,彰显着自信。

夜已很深了,月牙躲在云层间,只偶尔地露一下羞涩的小脸,又惊恐地藏了起来。旷野被一层雾霭笼罩着,来安城时隐时现。一支新四军小分队就在这黑暗中,悄悄地通过城墙的一个排水孔急速向城内冲去。城内的战斗在黎明前打响了,日伪军仓促应战,被歼一部后,才仓促还击。顿时,来安城内枪声大作。

城内的枪声惊醒了城外的昌次,这时天已开始亮了起来,昌次发现新四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城内拥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新四军开始攻城了。于是,他搓着双手来回踱步,“不出所料,不出所料!"昌次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内心激动着。他命令部队出击,他要从城内城外一起给新四军来个突然的夹击,昌次似乎已看到了上峰即将给他授予的军功章了。他指挥刀一挥,亲自带着部队向“攻城”新四军压去,新四军似乎有些不支,渐打渐退,昌次紧追不放,很快就追到了新河边,昌次的厄运就在这时临头了。

昌次突然发现刚才的新四军一下子不见了,还没容他反应过来,河堤、圩埂上子弹密集地从他的头上如暴雨般压了下来。昌次大叫:“新四军的狡猾狡猾的,游击战的太可怕了。”说完连中三枪倒地而毙。其实昌次根本就想不到一场信息完全不对称的仗他怎么能打胜呢?所以,他的东施效颦注定是要失败的。昌次的指挥刀一落地,日伪军的军心就散了,纷纷弃城而退,丢下了200多名死伤的同伙。

就在第八团二打来安城痛歼日伪军的同月,成钧率领的第十团在嘉山打击了从明光出犯的日军,歼敌数十名。第五支队各部队在积极打击日伪的同时,还取缔各地为日军维持治安、通风报信、征粮收税的“维持会”,不断缩小“伪化”地区。新四军的威望大增,路东地区的抗日局面一时间蓬蓬勃勃。在那个冬天,在盱眙、嘉山地区,成钧的第十团遭遇了断粮和疟疾流行的危机,如果这些困难处理不好,部队不但无法在当地站稳脚跟，而且部队可能会出现逃亡、减员的事情。

找国民党盱眙县县长秦庆霖借粮,这位当初被鬼子追得“晕头转向”、到处流亡,是第十团帮他赶走鬼子、把他护送回来的县太爷,被“摩擦专家”韩德勤封了一个“常备旅长”的头衔,翻脸不认人，借口新四军第五支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颗粒不借。

本着抗战统一战线的方针,成钧也不和他计较,为解决燃眉之急，他就向地主借粮。正巧,秦庆霖惦记一个大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派手下一连士兵抓走了地主,逼他交出金银财宝“抗日”。一连人留在地主家寻找财宝。地主知道秦庆霖这是变相的“绑票”,想法托人告诉自己在新四军一个地方游击队当队长的外甥,请成钧的新四军第十团出面干涉。成钧立即亲自带人把秦庆霖的那一连人扣住,斥责他们:“抗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但要自愿。人家没有犯法,凭什么抓人家?快放人。”

秦庆霖自知理亏,无计可施,僵持了近十天,只好放人撤兵。

这下地方绅士都知道谁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谁是不抗日但扰民的队伍,就把粮食纷纷借给了新四军。粮荒危机解决了。有了粮大家身体壮起来,疟疾也治好了。

接着,是壮大队伍。成钧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

一次,他问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宋恩光,当地谁家有枪能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宋恩光反问,如果我能拉起队伍,你们能要我吗?成钧说:只要抗日,谁都要。宋恩光在成钧支持下,真的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成钧马上任命他为游击队队长。

“新四军的团长委任地主家的儿子当游击队长!”这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没多长时间,盱眙、凤阳、嘉山一带,起来许多游击队。

成钧趁热打铁,把十团5个连都一分为二,分成10个连,这10个连与游击队合编,游击队长当连长,原先的连长一律当副连长,班排长、党员、老战士混编到游击队中,以旧带新,原来的“乌合之众”一下子就变成了能打硬仗的正规部队。十团从最困难时期的500多人,迅速发展成为有1500多人的大团。

抗日战争时期，蒲云、郑位三、周骏鸣、宫乃泉（左起）合影留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