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总体战的一个典型缩影

卿卿如来

（山西·杨尚军）

　　黎城是著名的抗日老根据地和老解放区，是集抗日中心县、实验县、完整县与晋冀豫公安保卫直辖县于一身的抗日模范县。1937年11月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实现了共产党在黎城的实际执政，由此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运动，并于1943年5月打退日军最后一次“扫荡”，较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局地胜利。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555位开国将帅曾在这里战斗生活，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军工部、129师师部、晋冀豫党委、冀太联办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与冀南银行、黄崖洞兵工厂、总后医院、抗大、边区农场等众多机构、工厂、后勤保障单位曾在这里诞生驻扎，神头岭伏击战、东阳关大捷、黎城整军、黎城会议、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太行首届群英会、长宁空运等重大事件曾在这里谋划发生，由此留下了八路军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小平桥、伯承桥、黄崖洞兵工厂、广志山总后医院、黎城会议纪念馆、冀南银行纪念馆等众多红色遗址遗迹，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博物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压迫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兴奋起的重要起点。其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赢得胜利的中坚力量和决定因素，具有独立的战略意义。历史已经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黎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总体战的一个典型缩影。

所谓“总体战”，就是综合运用国家一切力量进行的战争。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的1937年6月23日，朱德在接见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彼森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抗战，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着重加强组织上的一元化领导，实行党政军民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地实施总体战方针，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

　　一、军事抗战，是抗战总体战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日持久战的战略制定者与模范执行者，还是敌后抗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具有独立的战略意义，在抗战相持阶段使敌后成为巩固的抗战堡垒，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速亡中国的企图和赢得抗战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黎城，山西省长治市属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东临河北涉县，东南接平顺，西北交武乡，北界左权，南毗潞城，西连襄垣。太行山脉从西北部入境后分为东西两列，西列横亘与武乡、襄垣交界，山崇岭峻，东列延绵与涉县接境，交错盘结。上党“母亲河”浊漳河自西北入境西南而出，留下80里最美水段，黎涉界河清漳河于东北穿流而过，构成两漳襟带地理总图。东阳关隘口为晋冀咽喉，是晋东南出省必经通道，向有“三省通衢”和“太行南大门”之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国难当头，国民党从实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出发，产生了抗战“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抗日“持久战”这一唯一取胜战略和敌后抗战方针。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简称八路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左权任参谋长）率领下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正式拉开敌后抗战大幕。11月，太原失陷，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迅速崩溃，标志着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华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开始。对此，毛泽东电报八路军领导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石拐会议后，129师执行八路军总部决定，一方面派出地方工作团到晋东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全师主力沿浊漳河南下进入黎城境内，寻机歼敌。从此，作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黎城，成为太行抗战的桥头堡和晋冀豫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8年3月16日，129师经（黎城）杨家庄决策，386旅设指挥部于黎城正社村，以强攻黎城县城为饵，诱使驻涉县、潞城日军救援，在邯长大道黎城东西两端黄须与神头岭设伏，取得神头岭伏击战胜利，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8人。此役，不仅是抗战以来日军首次伤亡超过中国军队的一场战斗，也是八路军首次生俘日军的一场战斗，大大打击了侵长日军的嚣张气焰。神头岭从此被日军称为“伤心岭”。

3月31日，129师又决策（黎城）南桑鲁，由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在黎城东阳关至河北涉县椿树岭之间响堂铺地区设伏袭击日军辎重运输车队，全歼日军2个汽车中队共181辆军车，毙伤日军400余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取得著名的东阳关大捷（又称响堂铺伏击战），被刘伯承师长评价为“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

两次战斗，连战连捷，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山地游击战的战略优胜和实战威力。

八路军挥师晋东南，使日军感到极大威胁，遂于1938年4月4日集中3万多兵力发动对晋东南九路围攻。4日、5日、6日、9日，129师相继在黎城西井、乔家庄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反围攻作战方案和具体部署。根据刘伯承提出的向外游击、先发制敌指导方针，129师在黎城人民支援下，跳出日军合围圈，4月16日发动长乐村战斗，歼敌一路2000余人，给予日军主力108师团以沉重打击，迫使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25日，129师收复黎城县城，随后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取得第一次反九路围攻胜利，建立起以黎城为核心区和战略支撑点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此后，1938年6月21日至12月1日，129师师部相继转驻黎城子镇、北社、正社、东阳关等地，先后组织发动了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次对日交通总破击战斗，予日军交通线以持续破坏，阻止了日军进攻步伐。

1939年7月，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5万余敌对晋东南实施“一号作战”（即“第二次九路围攻”），8月8日第二次侵占黎城县城。129师特务团、688团在黎城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沿邯长大道开展以围困战、袭击战、破击战、伏击战为主的游击战，先后伏击日军20余次，打毁日军汽车10余辆，歼灭日军600余人。12月8日，129师直属队、385旅、青年纵队、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各一部及115师344旅发起长邯战斗，25日光复黎城，30日取得第二次反九路围攻最后胜利，确立了黎城“抗日完整县”基础。

1940年3月5日至11日，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和129师刘伯承师长驻黎城南委泉总指挥部指挥，邓小平、李达亲赴前线，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独立支队、129师特务团、386旅新编第1旅一部为右翼纵队；先遣支队第1支队为左翼纵队；又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设伏；115师344旅、129师385旅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顽军，共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维护了团结抗战。

1940年4月末，左权受彭德怀委托，在黎城北社129师师部召开会议（《彭德怀传》等史载称“谭村会议”，根据参会者陈赓史料推测应为北社时代号“谭村”之故），部署实施白晋路破袭战，并首次商讨提出了正太路大破袭（即“百团大战”）设想。5月5至7日，129师兵出黎城，发起白晋战役（即“白晋路破袭战”），在沿线8000余群众配合下，向白晋线之日军发起五路进攻，经两夜一日作战，歼敌350余名，破坏铁路50余公里，大小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一列，取得百团大战“试验战”胜利。

8月20日，八路军总部指挥打响“百团大战”。10月下旬，日军三路出击，双向夹攻黎城黄崖洞兵工厂，129师385旅与总部特务团及黎城民兵配合，在黄崖洞周遭地区分别阻击。27日，日军冈崎大队摸到黄崖洞外围宽章山，385旅14团第1、3、12连与日军激战，毙伤敌200余人，掩护兵工厂人员设备安全转移。385旅14团亦付出重大伤亡，守卫主阵地的12连战至最后只剩两个班十几个人。28日，冈崎大队撤至武乡关家垴，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29日下午，一直在黎城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彭德怀从平头村急驰武乡石门村，指挥发起著名的关家垴战斗。31日，129师决死一纵队一部在黎城截击由潞城北援之日军，并在黎城渠村、河南村一线阻击由东艾铺北犯之日军，共毙伤敌100余人。11月1日，决9团7连在黎城长畛背阻击黎城日军600余步骑炮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杀伤一部。该敌进至黎城三十亩、茶棚滩时，又遭决7团1营在南委泉东北高地继续阻击，进攻10余次被阻，无法前进。三次阻击，有力配合了关家垴战斗。14日，太行区反“扫荡”结束。“百团大战”取得辉煌战果，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使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此后，日军接连对黎城发起“三光”大“扫荡”，均被129师和八路军总部直属驻黎部队粉碎。

1941年10月31日，日军7000余人发动对太行区“扫荡”，分3路侵入黎城。11月11日至18日，为保卫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打响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以1200余人对敌5000余众，激战8昼夜，歼敌1000余人，我方仅伤亡166人，取得敌我伤亡6：1的悬殊战果，被八路军总部总结为“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和“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全军学习黄崖洞保卫战”的殊荣赞扬。

期间，129师奉命展开黎涉大道交通战斗，支援黄崖洞保卫战。16日，385旅13团采取围魏救赵战术，利用地道袭入黎城县城，向日军司令部发起袭击，被日军战史记载为“对八路军作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道战斗”。19日，129师385旅、386旅、新1旅部共5个团在曹庄、长畛背伏击自黄崖洞撤退日军，歼敌400余人，日军连受重创，连夜撤出黎城。战后，刘伯承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打破了日军在黎城建立据点长久盘踞的企图，打破了日军打通邯长大道的企图”，对黎城反“扫荡”给予高度评价。

1942年5月14日，日军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25日左权在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合击中牺牲，26日彭德怀率总部从十字岭突围后，27日拂晓转移至赵姑村，摆脱日军追击。至6月初，129师各部总计在黎城大小作战96次，成功掩护了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和晋冀鲁豫党委、边区政府向黎城转移脱险，度过抗战中最危险关头。

8月2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南委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南委泉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滕代远接任左权牺牲后空缺的参谋长职务，充实重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同时，新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4个区党委，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任副书记，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任委员，在八路军遭受抗战以来最大损失、华北敌后抗战前途遭遇最严峻考验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最严重危机的总情势下，实现了“台坍了，搭起来再干”的豪迈斗志，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抗战及领导地位，消除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对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悲观犹豫情绪，坚定了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信心。会后，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贯彻并有创造性地执行会议提出和重申的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一元化”领导“总体战”对付日军“总力战”和实行“敌进我进”斗争策略，充分发挥党政军民整体力量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军事斗争为总线，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斗争有机结合起来，迎来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恢复与再发展、再上升的新时期，使“持久战”得到坚持，直至抗战胜利。

1943年开始，中共解放区发展进入最后之第三阶段发展、反攻时期。

1943年5月6日，日军分东西南北4路“扫荡”黎城，129师率领全县军民奋起开展反“扫荡”作战，部队歼敌2500余人，民兵歼敌98人。22日，日军“扫荡”被彻底粉碎，退出黎城。此后，再无力侵犯黎城。黎城率先取得抗日战争局地胜利。

1944年夏，黎城独立营跟随八路军主力向陵川、襄垣日军发起局部反攻，成为晋东南第一个对日开展反攻的县，为迎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了黎城力量。

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四进黎城，驻居河南、西下庄、西井、仟仵等村，129师师部十进十出，长驻北社、南委泉、乔家庄、子镇、正社等村，共413天。由此，黎城一度是八路军抗战指挥中心，129师“雄师摇篮”“大军本营”。

　　二、政治抗战，是抗战总体战的内在根本。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实际组织者与模范执行者，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首先，是创设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抗日组织，动员全民抗战，确立共产党敌后抗战的领导权和政治力量，确保抗战持久进行和最后胜利。

早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侵略两个月后的11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发表的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对外宣言中，针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响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布停止进攻革命和准备抗日。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共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但是，国民党一方面不相信民众力量，迷信军队抗战，一方面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其统治地位，并且在抗战胜利后继续这个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人民大众的抗战。相反，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指出，中国抗战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广大人民，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才能赢得抗战胜利。而要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就必须实行民主，给予人民以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深刻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由于国民党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全民抗战的倡导者、领导者和组织者。

从黎城实践来看，1937年11月石拐会议前后，八路军115师与129师地方工作团相继抵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首先，创建了中共黎城地方组织，继而，发动群众扣押驱逐了不抗日的国民政府县长，推翻了国民党阎锡山在黎城的黑暗统治，11月18日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从而把抗日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使黎城抗战进入到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崭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历史正是这样，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即十分注重宣传抗日，动员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武装和组织抗日团体。1937年12月下旬，组建起了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黎城牺盟游击队。不久，又相继成立了公安大队、漳河游击队和新华游击队。半年时间，总人数达到近2000人，“在晋东第一个开展起游击战争”（张南生1940年1月9日晋东武装工作会议报告）。同时，普遍成立农民抗日自卫队，在“不武装，活不成”的口号鼓舞下，1941年全县民兵发展达到22856人。此外，1938年6月，相继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9月，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1939年4月，成立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全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6万多人，童少青壮群众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各群众团体纷纷制订抗敌公约，发动会员坚壁清野、除奸反特、支前参战、拥政爱民，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动了抗日持久战的深入发展。

而且，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成为人民军队无尽不竭的兵员来源。1937年12月底，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征集500名青年加入115师东进冀鲁豫。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晋东南第一次有规模成批量和人数最多的参军运动。1945年开展“争当胜利军”运动，全县一次参军1061人。抗战期间，黎城共参加八路军5000余人，占人口比例近7%，为八路军坚持抗日、壮大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政治宣传和组织起来作用巨大，一方面激发了各阶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意识与志气，一方面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决心和行动。1939年9月，日军在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期间二次占据黎城县城。为了变短暂占据为长期统治，预谋在黎城建立日伪政权。由汉奸告密，抓捕了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民主人士谢好礼，威逼利诱其担任伪县长建立伪政府。谢好礼大义凛然，虽身遭剧创，仍不予屈服，终使日军企图未能得逞。黎城人民在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一方面配合八路军驻黎部队对日军开展“围困战”，将其基本困死在据点中，并最终于12月30日光复黎城县城；一方面通过开展“说理”斗争和“欢送‘敌工团’到敌占区”斗争运动，彻底清除了境内不利于抗战的蒋阎反共顽固派的公开势力，粉碎了春夏之交在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派所谓“国民党黎城县党部”“敌工团”来到黎城“收复失地”复辟的企图，取得“前门打虎后门拒狼”两方面胜利，确立了共产党在黎城的绝对领导，从而使黎城成为了“版图上完整，政权上统一”的抗日完整县和太行区最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和赢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是积极推行、模范实施和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三三制”政权，为民主建国做准备。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后，政策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紧随蒋介石步伐，亦由联共抗日转向反共。并于1939年底1940年初发动“十二月事变”和第一次反共高潮，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此，在军事斗争的同时，从坚持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坚持与维护抗战进行、坚持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并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的下步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重申了在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指明了政权建设中的重大方针政策。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军队与地方党合组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了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政党的领导。并于11日至26日，在黎城县北社村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参加和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杨尚昆、刘锡五、李大章、张友清、杨献珍，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129师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冀南区杨秀峰、宋任穷、李菁玉，太行区李雪峰、戎伍胜、徐子荣、黄镇、李一清，太岳区薄一波、安子文，晋豫太南区聂真，晋西北根据地赵林，晋察冀根椐地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等各方面各地区领导。会议贯彻党中央指示，总结了华北地区两年十个月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取得的明显成绩，作出了加强根据地统一与政权建设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华北“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的“统一团结”方针和“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工作”任务，开启了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建设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指出：要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央《指示》贯彻“党要治国”，搞好政权建设，“培养治国人才”，实行民选政府，推行政府法令。并决定通过联合办事处的形式，统一太行、太岳、冀南的政权。8月1日，华北第一个我党独立自主建立的统一政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实现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专署、15个专区、115个县的政权统一，奠定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基础。

之后，1940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在黎城西井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九月高干会议”），进一步就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和决定。指出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为了支持长期抗战，而且是为了树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从而把抗战与建国实际联系起来。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战略方针。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在政策上，在成分上，都是统一战线的，是各个抗日阶级（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坚持“三三制（即在政权中国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组织形式。

九月高干会议更进一步促进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1941年4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具体提出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十五项主张，正式开始在全边区实施“三三制”政权建设。据此，中共黎城县委在全县组织开展了“村政大选”，通过宣传教育、发动农民、调查户口、登记选民、划分小组、进行选举等步骤，采取“烧窟窿”（用香在自己选择的候选人名字下面烧洞表示同意）、“滴豆豆”（在候选人名字的碗里放一粒玉米或豆子表示投票）等符合实际的简易形式，选举产生了“三三制”村政委员会。由于村选是具体实施民主的政治活动，直接关系到各阶层的利益，因而广大群众十分关心，积极参与，大部分村庄投票比例达到80%以上，有的高达95%左右。之后，中共黎城县委按照“三三制”组织原则，吸收各界抗日代表人物参加，成立了黎城县参议会，并选举非党爱国人士谢好礼为出席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代表。谢好礼到会后，受到大会热烈欢迎和授匾“大义凛然”表彰，并当选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全区共190余县，2500余万人口，成为中共19块抗日根据地中的最大一块，为华北敌后抗战的坚持和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是发挥我党我军政治工作优秀传统和优势作用，打造“党军”和“铁军”的八路军，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朱德曾指出，中国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就是要采取政治工作等有力措施使中国军队达到“同一政治目标”，使每个官兵都能够“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军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同时，只有通过政治工作，才能提升中国军队的士气，保证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士气，乃是依靠政治上的优势”。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展华北敌后抗战，深受群众欢迎，部队发展快速，以129师为例，1938年10月成立一周年之际，全师已扩充至5万余人，增长近5倍。为了锻造“铁的党军”，129师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决定，1939年3月开始率先在黎城开展了政治整军运动（史称“黎城整军”）。所谓政治整军，就是把政治整训放到了首要位置，突出强调了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建设。参加整训部队共16个团，分两期进行。每期大体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全体战士特别是新战士认识到八路军战士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其次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指挥枪”和连队建立支部制度，要求党员战士比例保持在30%以上；最后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整训中，各部队突出和深入开展进行了抗日教育、阶级教育、反对军阀主义教育、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提高了部队战士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确保了“党指挥枪”和“人民军队忠于党”建军原则的落实。同时，建立健全了学习、操课、会议、报告、管理等各项制度，密切了官兵关系，规范了部队管理。通过整军，提高了部队素质，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主力团中党员人数一般占到了总人数的40%左右，其他团也达到了30%以上。同时，极大促进了129师部队新的发展和进一步壮大。1939年底，全师达到11万余人，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中最先发展超过十万人的“主力中的主力”和“铁军中的铁军”。1940年4月黎城会议上，刘伯承在《党军建设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铁的党军”的建军目标任务。5、6月间，129师贯彻黎城会议精神，继续开展政治整军和大建军工作，一举发展到了12个正规旅的空前规模。百团大战中，129师投入参战总兵力38个团，取得辉煌战果，大显“刘邓大军”威力，使“刘邓大军”威名远扬。

与此同时，为加强和持久开展军队政治军事教育，1938年1月，129师决定将师教导团改建为随营学校，6月，对随营学校教育体制作出调整，正式在黎城正社村开学，主要训练129师连排干部，首批学员1000余名，编制为3个营。此后，相继转驻彭庄、杏树滩、麦仓、东黄须等村，在黎城共举办7期，为129师培养出了大批文武双全的军政人员（其中仅第7期就有2100余人），1940年春根据形势需要转移涉县。1941年1月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4团大部和第1团一部合编改为抗大六分校，重返黎城。

此外，1938年7月19日，刘伯承在黎城霞庄召开129师干部会议，作了《本师现在在确定和恢复的教育工作的报告》，强调指出了军队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规定了军政教育的科目和实施方法。据此，129师自营以上单位到各级指挥机关均设立了“军事研究会”，各级政治机关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会”，由各级军政首长兼任主任，使政治教育成为部队日常工作。1939年4月7日，129师在黎城李庄成立轮训队，对基层干部进行普遍训练，进一步提升了干部队伍政治文化整体素质。

另一方面，全国抗战开始后，日军狂妄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随着华北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迅速崩溃，国民党军士气极端低落。为了提振国民党军士气，1938年3月129师打响响堂铺伏击战之前，朱德总司令特别邀请并亲自带领正在参加小东岭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赴黎城后狄子峪（后峧）山头临阵观战，亲眼目睹八路军如何运用游击战伏击日军。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使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了游击战的威力，体会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对抗战坚持和抗战胜利的信心倍增，纷纷邀请八路军去所部讲解游击战战略战术，提高部队士气和战斗力。

1940年5月，日本陆军省制定通过《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提出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从而转向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八路军总部为此发动了抗战期间八路军最大规模对日战役“百团大战”，予华北日军以前所未有之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日本的企图，高度兴奋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打击了投降派及一切失败情绪，争取了时局好转，挽救了抗战到底。

从次，是开展政治宣传，瓦解敌军。

随着抗战进程，开展对日俘教育改造和对日宣传工作日益重要。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敌军工作干部学校”。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总部也在黎城东长垣村成立了“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专门培养对日工作人员。首批学员主要来自抗大“军事队”毕业生，共130余人。1941年10月，“敌干队”第一期学成毕业，大部分分配到各地各部队，担任了敌工机构的负责人和重要骨干。从此，抗日战场上出现了一支支专为开展“攻心战”的特殊部队的身影。他们张贴日语标语，散发日文传单，对日军碉堡守军喊话，唱日本士兵家乡歌曲，与战俘进行日语谈心，达到了瓦解日军战斗意志，教育改造日俘反战的目的。抗战结束时，华北敌后加入“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等日人反战组织的日本士兵达1000余人。“敌干队”从中做出了独特贡献。

最后，是组成和团结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并认为这也是打败日本的先决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通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相继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了建立反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府的共同呼吁、倡导、推动下，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黎城，1941年8月，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朝鲜义勇队是由朝鲜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在中国组建的抗日组织，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于武汉，后移重庆，1941年初大部队员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月10日与从延安抗大毕业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40多名朝鲜青年学员组成“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曾驻黎城八路军炮兵团首任团长朝鲜人武亭任会长，7月，组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进驻看后、清泉两村达一年之久。黎城成为朝鲜义勇队转战华北的重要根据地之一。1942年5月十字岭突围中，朝鲜义勇队与八路军总部警卫连密切协同，激战竟日，毙伤敌300余人，杀开一条血路，掩护彭德怀、罗瑞卿等总部首长突出重围。战斗中，朝鲜青年联合会、义勇队领导人陈光华、石鼎光荣牺牲，义勇队也遭受较大伤亡，用他们的英勇和鲜血凝聚了中朝人民的友谊，谱写下了一首国际主义壮曲。

此外，1939年10月，德国医生汉斯·米勒随印度医疗队到达太行山抗战前线，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11月率领总部流动手术队和129师卫生3所进驻黎城下黄堂村，经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1942年“五月大扫荡”中转移仟仵村，1943年1月撤离返回延安。前后在黎3年有余，度过抗战最艰苦一段岁月。1939年5月，年仅21岁的新加坡爱国华侨谢宾元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加入“3000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参加中国抗战，1941年1月从延安带病步行来到山西抗日前线，报到驻黎城赵姑村八路军军工部后分配到下属兵工厂工作，从此再没离开三晋大地。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队”在黎城创办，5名教师中的2名日籍教师吉田太郎、杉本武夫是被俘后经过教育改造加入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原日军士兵。同样为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成员的原日俘军医山田一郎（中文名白云，1944年任129师野战医院副院长）1942年至1945年随129师野战医院曾在黎城西村长期工作。1944年12月7日，美军飞虎队一架轰炸机执行任务中被日军击伤，飞至黎城与平顺交界处坠毁，11名机组成员跳伞后被当地村民救起，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在黎城南委泉休整半月多后，由美军飞机自长宁机场接走。据统计，长宁机场使用期间共转运美军飞虎队员70余人。1944年底1945年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惠德赛上尉率员两次乘机自延安飞抵长宁机场，转赴太行军区参观考察八路军太行抗战，最后不幸阵亡于日军“扫荡”，为帮助中国抗日献出了生命。遗体经长宁机场空运延安，中共中央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并将观察组用过的食堂命名为“恵德赛纪念堂”，朱德亲自题写匾额，以示纪念。

　　三、经济抗战，是抗日总体战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开展各项经济建设，保障了军需民用，保证了抗战坚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也提出并实施其“总力战”，即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实行进攻的战略，是日军在新形势下对“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开始进入以“总体战”对“总力战”阶段。邓小平曾总结到：从“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1940年底），这是敌人‘治安肃正’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实施阶段”；从1941年到1943年1月，“这是敌人‘治安强化’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强化阶段”。正是如此，百团大战后，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及百团大战的威慑，使日军更加恐惧，从而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冈村宁茨在取代因推行“囚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的多田骏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职务后，进一步扩大“总力战”范畴，提出并实施了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等为一体的“治安强化运动”。据此，敌华北方面军将各自防区划分为“治安区”(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相应的不同施策。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除加强军事进攻，开展“扫荡”“清剿”外，还逐步开展和强化了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造成根据地空前困难局势。

为了在经济上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和“总力战”战略，1940年4月黎城会议提出要搞好根据地内的财政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发展国民经济，搞好工农业生产，并对财政制度、货币金融、生产建设、商业贸易等作出了政策原则和指示意见，作出了安定民生，发扬民力，正确贸易，屯积公粮，投资生产，统筹统支，建立金库，维护冀钞等具体决定。此外，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统一财经领导。九月高干会议进一步指出财政经济建设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必须密切联系起来；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今后敌后战争日益频繁与扩大，需要财政经济上支持供给亦将愈多；敌后战争局势是犬牙交错的千百次“扫荡”与“反扫荡”、“围攻”与“反围攻”的艰苦战争的局势，必须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安定与改善民生，才能支持战局。强调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重大工作，是历史上的创举，是党与全国人民付与我们必须完成的光荣任务。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原则方针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特别指出抗日战争中华北乡村战胜城市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保证。从而将经济战争、经济抗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个方面，是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进行货币斗争。

抗战开始以来，抗日根据地大部分仍以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其造成的后果，一是根据地内许多物资被国民政府用法币套购，造成物资紧缺，供给困难，经济停滞；二是随着国统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法币严重贬值，面值增大，流通不便，影响到根据地的商品流通；三是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军队和抗日政府限制供应，逐渐断绝，根据地军需民用无法保障，抗战无力坚持。另一方面，日伪政府大量印刷假币、伪币，以假充真，以“伪”乱“法”，冲击市场，破坏根据地经济，严重扰乱了根据地金融和商业贸易，助长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到抗战进行。为了打击敌人掠夺，保障军需民用，发展边区经济，支撑坚持抗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做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遵照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在根据地发行地方本位币，同时严禁法币流通、敌伪币流通及保存，取缔一切杂钞。1939年6月在黎城西井成立冀南银行筹备处，10月15日正式成立冀南银行，总行设于黎城县小寨村，开始发行冀钞。

冀南银行的成立，结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货币的多元形态，使晋冀鲁豫区第一次有了统一币（本位币）——冀钞。开创了根据地自己印刷发行本位币的历史，开辟了晋冀鲁豫边区财政金融斗争的新阶段，成为红色金融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冀南银行在黎期间，驻黎所属机构和配套部门达30余家，仅印钞点就有26处，至抗战胜利前夕发展成为敌后最大的银行，直到1948年12月组建为中国人民银行才陆续撤离，时间长达10年之久，共印制发行冀钞2012亿元，发放生产贷款100余亿元，成为太行抗战货币供应中心和“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另据统计，1939年成立当年移借给军队经费33万元，占同期军队全部开支的5％。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后，成为太行部队军费开支的主要负担者。1940年移借给军队经费达到21850518.613元，占同期军队全部开支的69％；1941年最高达到33585030.785元，占同期军队全部开支的96%。1942年以后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比例虽逐年下降，但仍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占同期军队全部开支的51％，1943年占23％（1944年和1945年，军队以历年来节约的粮食和总行的利息，全部还清了向冀南银行的借款），极大支持了太行抗战的坚持与胜利。因此，被称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和“新中国金融摇篮”。

第二个方面，是发展军工建设，依靠自身生产保证武器供给。

打仗没有武器弹药不行。1938年初，129师在黎城阳和脚设立师属枪械所，开创了八路军太行军工生产历史。1939年6月，八路军军事工业最高领导机关军工部在黎城上赤峪村成立，同时，在黄崖洞建成了我军第一个大型兵工厂，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是八路军最大的兵工企业和整个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开创了我军建设大型兵工厂的先例，成为红色军工发展的一块里程碑。1940年春诞生第一批步枪，使我军兵工生产进入正规生产阶段；8月，诞生第一枝制式步枪，改变了人民军队没有制式兵器的历史；1941年1月，诞生第一门火炮和第一颗炮弹，使八路军首次拥有了自行制造的火炮和可与日军基本抗衡的火力。炮弹总产量占到太行兵工同类产品90%以上，抗战期间我军炮弹总产量的35%，步枪总产量的45%，被称为“兵工第一厂”，朱德亲切视为“掌上明珠”。此外，以军工部驻黎为龙头，1940年3月，八路军第一所子弹厂“军工部复装枪弹实验厂”在下赤峪村建成，是根据地当时最大最先进的子弹生产单位。以后，在黎境几经迁移发展，1945年2月开创八路军制造全新子弹的历史。1946年秋并建为黎城彭庄晋冀鲁豫军区兵工六厂，产能居华北各解放区之首，共产枪弹800余万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始建于1942年4月的源泉炸药厂，不仅开创八路军生产现代火炸药的历史，而且是根据地最大的炸药生产单位，产品质量和威力居当时全国之首。整个抗战时期，相继入驻黎城或在黎城建成的兵工单位共计逾30家，人员总数累计近5000人，占据太行军工半壁河山甚至更多。抗战胜利后，由这些兵工厂发展组建的赫赫有名的淮海机械厂、惠丰机械厂、清华机械厂、长治钢铁厂、晨光机械厂、陵川机械厂等，构成了新中国军工大格局。由此，黎城被称为“太行兵工第一县”，黄崖洞被誉为“新中国军工摇篮”。

第三方面，是发展战时各行各业，建立后勤保障基地。

两漳阻隔、环山屏障的独特地势，使黎城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逐渐发展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重要和首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太行抗战“后方之后方”。

1938年春开始，八路军总后第三野战医院、草帽厂、129师卫生所、386旅贸易局、酒坊等战时保障和经济单位即随军进驻或成立于浊漳河沿岸黎城平头、岚沟、中庄（广志山）、正社等村。此后，随着黎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特别是成为抗日完整县，越来越多的129师师属和八路军总属后勤供给部门大批转进和建立。如129师供给部入驻西井，八路军总后供给部入驻上马岩，八路军总后被服厂入驻西下庄，太行第一毛纺厂进驻王家庄，八路军总部贸易机构“德记山货行”在南委泉成立，新华印刷厂在清泉建立，129师卫制药厂在背坡成立，等等。

1940年九月高干会议提出晋冀豫边区1941年经济建设计划，要求工业上，太行山区建设一个大规模药厂、一个模范纱厂、一个模范织布厂，加强造纸工业，创办、开办火柴、硫酸、酒精、硫磺、牙刷等厂，棉织品、食盐等做到自给自足，农业上，太行、太岳增加粮食10%，副产20%至30%，种棉花50万到60万斤，组织各级生产促进会、农业试验场等，在黎城得到很好贯彻。诸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被服厂、印染厂、鞋袜厂、皮革厂、酿酒厂、毛纺厂、肥皂厂、卷烟厂、火柴厂、造枪厂、造炮厂、雷管厂、炸药厂、医院、银行、农研所、农场等，抗战期间累计超过100家以上战时经济后勤保障单位落户黎城，门类齐全，应有尽有。

其中，1938年6月，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在黎城正社开学，为解决学校用纸，在黎城东北部山区源泉河下游石壁底村成立晋华纸厂，开始手工造纸，年产麻纸140万张。1940年交由地方经营，改名新华纸厂。1942年后开始为《新华日报》和冀南银行生产专门用纸。1945年春边区政府进一步将其扩建并更名为太行造纸公司，直属4个造纸厂和1个试验所，工人达1400余人，基本实现机械半机械华生产，年产仅印钞纸一项就达2352令。作为根据地最大的造纸集团，有力保障了军民用纸和银行用纸。新中国成立后，大部搬迁至天津，改建为天津造纸厂（今天津造纸厂有限公司）。

1939年7月，八路军总后被服厂转驻黎城西下庄村，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全厂工人200多名，机器30多台，设9个生产班，当年生产单军衣4万套，单军帽1.5万顶，棉军衣23348套，棉军帽1.5万顶，棉被3345床，棉背心3500件，以及大量绑腿、鞋袜、子弹袋、干粮袋等，成为太行根据地最大的军服生产单位。后迁至平头、岚沟等地。1945年9月扩建为晋冀豫被服厂。

1940年7月，八路军总后卷烟厂进驻黎城吴家庄村，对外称“建国烟厂”，扩建后共有干部职工130余人，分抽烟筋组、配料组、烟丝组、卷烟组作业生产，是八路军所属最大的卷烟厂。1943年9月迁离，新中国成立后迁往天津改建为天津卷烟厂。

　　1940年12月，129师生产部与边区政府生产部合署，进驻黎城南委泉村。鼎盛时期，下设农业、水利、推广、经贸、运输等多个部门，人员500余人。在留美农牧学博士张克威部长领导下，建起了太行山上首个农业生产技术实验场，引进培育出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玻璃秀谷子、美国花猪、美利奴羊、来亨鸡、西红柿等优质高产粮蔬畜禽先进品种，开办了货行、商店、磨坊、油坊、豆腐坊、奶牛场等经贸机构，出口山货药材，买卖日用百货，开展多种经营，既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又繁荣了根据地贸易，改善了边区群众生活。仅1945年就在南委泉周围育种169小麦3500亩，金皇后玉米24720亩，此后逐年增多，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推广后，普遍增产30%左右，为全区种植农业新品种和保障抗日军民粮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期间，西红柿种子还由刘少奇带到延安种植。

1940年底，原驻黎城北委泉村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与原驻黎城背坡村129师卫生部制药厂迁往黎城龙洞沟合并组建为八路军最大的生产制药单位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材料厂（对外使用“利华制药厂”名称），下设5个分厂和2个研究所，1941年研制出我军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中药注射液“柴胡注射液”，开创了中药注射液生产的历史，受到晋冀鲁豫边区大会奖励。最高月生产制剂10余万盒，药品、医用品品种100余种，保障了军民健康和前线用药。解放战争中随军北上南下，分建为北京制药厂（今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制药厂（今武汉远大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2年秋，八路军总后纺织厂进驻黎城后家庄村，逐步扩建为拥有厂房（窑洞）10多间，干部职工100多人，设纺线、织布、织毛巾、织绑带等多个班组的固定工厂，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才搬离。

此外，八路军总部、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还以黎城白宝峧、宋家庄、后贾岭、和尚坟、洞山等为主，建立起垦荒生产基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仅129师11个单位统计生产总值就达215.4万多元。以西井为中心，孔家峧、黄草辿、东井、五十亩等为主仓库，建立起粮食储备供给基地。其中，仅孔家峧一村遗留至今的账单显示存拨粮食就在416670斤以上。黎城成为八路军坚持太行抗战的“粮仓”。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44年8月八路军在黎城建成“长宁机场”，是根据地除延安外我军唯一的一个飞机场，搭建起了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与党中央之间前后方联系中转的一条重要的“空中走廊”。1945年“825”空运，将远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等20名高级将领急运前线，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战略布局抢夺先机，加速全国解放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方面，是发展社会经济与民生基础建设。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主阵地是农村，根据地在农村，发展社会经济主要的就是发展农村经济，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为此，中共黎城县委贯彻上级指示，1940年秋冬针对和响应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急需的春耕生产资料和资金困缺，以及压在身上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的意愿和反映，在全县开展起了一次清债退押运动。144个村庄参加，占总村数60%；参加群众43300余人，占总人数一半以上；召开斗争大会429场，清债129180元，退押土地1931亩，退租粮食144石，退废文约3886份。通过运动，广大农民不仅经济上得到实惠，政治上坚定了信心，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发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后，中共黎城县委在全县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从7月中旬开始试点，到11月开始普及全县，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很大成效。以曹庄村和西井村为例，曹庄村中农由36户增为56户，占比由30%升为48%，反之贫农由56户减为36户，占比由48%降为30%；西井村50户贫雇农，占有土地从83.5亩增为132亩，户均由1.67亩升为2.64亩，增长58%，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更加加深了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引发了对抗日工作的巨大活力和支持。次年春季征兵，上级下达任务120名，报名的就有400多人，多个村庄出现了退兵难。群众反应说：“当个兵比挑个女婿还难！”不少干部感慨说：“减租减息，迸发出的力量真大啊！”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打击日军“以战养战”经济掠夺，促进和保护根据地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和九月高干会议提出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如建立边境关税制度，保护根据地资源；对外贸易统制，对内贸易自由；取消田赋制，实行统一所得累进税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税制；发展合作社，活跃市场，平抑物价，改善民生；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统一收支；保证工农业发展，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工业；集中领导，分散建设；等等，从根本上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

1940年2月，中共黎城县委贯彻晋冀豫党委《关于春耕运动》指示，成立春耕生产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了抗战以来第一个春耕大生产运动，不仅男人几乎全部上阵，妇女也打破不下地劳动的习惯，70%以上参加了田间生产，全县扩大种植面积4万余亩，取得有史以来大丰收。10月，冀太联办在黎城西井举行生产展览大会，黎城生产的几十斤重的大南瓜和沉甸甸的谷穗，使参观者惊奇不已，受到大会表扬，带动了全区生产运动开展。同时，黎城会议后，为了建立良好的财政体制和秩序，加强经济发展，县抗日民主政府增设了财政、粮食两个科室，成立了合作运动委员会，并在区公所配备了财粮助理员，村公所配备了财粮员，一些区村组织了合作社，建立了苗圃和农牧场，大搞农牧副业多种经营，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维护经济秩序，刺激生产力发展，还成立了县工商管理局，并于1942年开始率先实行统一累进税制，进一步促进了全县各项经济事业发展，达到了团结调动各阶层共同抗日的目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出《论合作社》报告与1943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社论后，黎城迅速响应，1943年3月彭庄村王富锁带头办起互助组，1944年春樊家窑村石寸金率先成立互助社，1945年全县互助组达到1810个，参加农户9600余户，占总户数73%，极大促进了生产经济发展，走在太行区前列。

此外，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还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生发展，大力实施民生基础建设。

1942到1943年，太行根据地连续遭受旱蝗涝灾害，粮食歉收。特别是1943年，黎城减产六成以上，灾情十分严重。边区党委、政府和八路军急群众所急，下发赈灾款148万元、小米26.4万斤，以工代赈组织开建黎城漳北、漳南两条水渠，完工总长47华里。不仅达到了生产渡荒的目的，还实现了黎城人民世世代代兴修水利的夙愿，成为抗战时期根据地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修渠过程中，129师和边区政府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都曾挥汗上阵，军民并肩劳动。黎城人民为了永志八路军及党和政府的恩情，特意将两条水渠上的4座渡槽命名为“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省贤（修渠中牺牲黎城民工）桥”，合称“党政军民桥”。最终，全县包括外地来黎逃荒难民（据1942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1942年11月统计从河南、河北等敌占区逃到黎城与过境滞留的难民数为48555人）没有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许多老年人感慨：“幸亏有共产党这样的好领导。要不是有共产党，这要是放在旧社会，早就使光绪三年的悲惨重演。”经此，广大群众树立起了“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什么也不怕，既能战胜灾荒，也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更加意志坚定，信心十足，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争取胜利。

在此，尤其要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抗战过程中，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成果。如，1940年4月，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翌年3月，相继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注重经济建设的主张，成为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努力经济建设，增加边区财富》的施政纲领，形成了邓小平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思想的最早胚胎。1944年11月，邓小平在南委泉群英会上指出，要把扶助贫困，奖励富农在反对封建剥削上结合起来，目的是要使贫的变富，富得更富，通过富民政策促进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进一步精辟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从而体现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三个有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实现共同富裕，经济要放开等邓小平理论核心论断的思想萌芽，初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雏形。并由此培养造就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治国理政人才，为建设新中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强大基础，具有重大意义。

　　四、文化抗战，是抗日总体战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民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把开展文化斗争，进行文化抗战，作为一件根本大事来抓，极大地唤起了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和抗战斗志，保证了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抗战的最后胜利。

所谓“欲亡其国，先灭其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点策略即包括文化侵略。在其占领区，主要是实施殖民教育，对非占领区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则进行文化摧残。以黎城为例，抗战前夕，全县共有高小6所，初小140所，在校生3140人。经日军“扫荡”，6所高小，131所初小被毁，所有用具、图书、仪器、标本遭损，学校全部解体。日军焚城中，除将全县唯一一所县立图书馆烧毁外，还到处焚毁宗教、文化、历史等建筑。据档案记载，县城23座古建筑被毁20座，全县三分之二以上庙宇、殿堂等古建筑被毁，总计301座，正在印刷中的民国版县志也受到损毁，丢损三分之二，民间藏书被毁不计其数，此外，还掠毁戏班3个，等等，全县文化遭受空前浩劫。这就使得文化抗战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总体战的一个重要组成。

在黎城，文化抗战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开办学校和农校教育，提高抗日人民整体文化素质。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侵略破坏，根据地学校教育遭到严重摧残，陷入瘫痪。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和根据地建设逐步走上巩固化正规化后，开始着手恢复和开创新的教育事业，并提出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工农大众开门办学”的方针。1940年黎城会议特别强调要搞好根据地内的国民教育工作，要求至少“每县办一个两级小学，一个区办一个中学”。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从整顿教师队伍入手，首先恢复了城关、西井、女高3所高等小学校，将一度停课的农村小学校重新复学，基本上适应了抗日斗争开展的需要。教学中，十分注重抗日战争教育，主要是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如何抗日等，还有把日军“扫荡”和我们反“扫荡”中日军的种种暴行和我们的光荣事例特别是抗日小英雄的生动事例，以及儿童团站岗放哨、捉奸防特、拥军爱属等模范事迹编成故事来教育小学生，树立抗日思想和抗战意识，培养勇敢对敌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中还涌现出了少年英雄段铁成、殉国教师王宪章等抗日师生典型。1945年春，董立法等8名黎城模范教师代表参加中共太行区委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的全区文教模范工作者大会受到表彰。同时，黎城开展抗战学校教育“坚持为抗战服务、为生产服务”的先进做法得到大会推广。

与此同时，1938年开始，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利用“民族革命救亡室”对乡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和文化教育活动，1939年冬在此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冬学”，1940年夏秋定名为民校。作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民校将学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政治课的内容多是同抗战和时事紧密结合，文化课则偏重于识字教学。据1943年统计，全县共开办民校421所，参加人数45858人，四分之一摘掉了文盲帽子。不少农民就此不仅能讲出“一套套”抗日理论和革命道理，部分还参加了抗日工作和当上了村干部，走上了革命道路，壮大了抗日队伍。

之二，是创办报刊和文艺团体，运用多种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得力武器。中共黎城县委成立后不久，就创办了机关报——《太行山报》，后改为《黎明报》，用以宣传抗日、指导工作、沟通思想、传递信息，在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各阶层开展抗日斗争，指导各个时期中心工作，报道抗日先进模范事迹等各方面起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鼓舞抗战的重要作用。

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还组建了牺盟游击队宣传队，又称“开路先锋剧团”，以排演抗日话剧为主，以及写标语、画漫画、编唱抗日歌曲等。后来，又对原民间的黎城落子剧团进行了改造，使之由专演古装传统剧目变为以演现代戏为主，并配合形势和时事编演进步剧和抗日剧。1940年，进一步加以整顿，演出队伍达到40余人，并吸收为县营文艺团体，正式定名为“黎明剧团”。不久即排演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袭击我新四军罪行的剧目《皖南事变》。此后，配合抗日工作和中心工作，又相继编剧和移植排演了《劝荣花》《组织起来在仁庄》《合作英雄郎凤标》《万象楼》《兄妹开荒》《家庭会》《二流子转变》等抗日优秀剧目，有效地活跃了群众的思想文化生活，推动了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发展。

之三，是编唱抗日歌曲和抗日小调，助力抗日工作开展，活泼群众抗日生活。

“日本兵飞机大炮机关枪，八路军唱歌演戏贴纸张”，敌后抗战中，抗日歌曲和抗日小调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一首优秀的抗日歌曲如《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甚至抵得上千军万马。1938年春，黎城人民唱出了第一首自编的抗日战歌：“正月十八那一晚，日寇进攻东阳关；高承祖呀当汉奸，引上敌人来攻关；三皇垴上炮声响，李家谷罗扎营盘；川军撤退伤亡重，黎城人民也遭难；男女老少总动员，血债要用血来还。”极大地鼓舞了全县群众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县教育科长李祥周谱写的一首《七七纪念歌》：“廿六年七七卢沟桥之畔，流血事件惊醒同胞四万万，为生存哪怕日寇凶似虎，誓把日寇消灭完。敌人飞机大炮全不怕，巧妙的游击配合运动战，杀得敌人心胆寒。”在刘伯承师长出席的黎城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上一经唱出即风靡全县，影响巨大。

抗日歌曲小调作用巨大，唱之听之，我方军民斗志激昂，精神振奋，敌人闻之心惊胆战，士气沮丧。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每一项工作几乎都有歌声伴随，如《持久抗战》《村政大选》《军民合作》《坚壁清野》《可恨离卦道》《打汉奸》《黄崖洞》《告日本兵》《红缨枪》《冲冲冲》《快快参加抗日军》《一把锄头一把枪》《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翻身喜洋洋》等，在活泼群众抗日生活同时，也极大助力了抗日工作开展。至今，能够搜集到的黎城抗日歌曲小调在100首以上。

抗战期间，黎城曾是太行抗战文化中心，驻扎过抗大总校、抗大六分校、抗大一分校、抗战建国学院、太行中学、太行联中、新华日报、胜利报社、《抗日先锋报》编辑部、先锋剧团、烽火剧团、鲁艺、新华书店、太行文联等文化社团。著名抗战文化工作者杨献珍、何云、陈荒煤、李伯钊、刘白羽、阮章竞、吴伯箫、卞之琳、赵树理、冈夫等在这里工作生活。是《小二黑结婚》《万象楼》等著名抗战文化作品的创作诞生地。1942年1月16日首届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在清泉村召开，来自边区22个文化团体和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太行分区、冀南军分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等6个专署28个县机关团体代表，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共计420多人出席，大力推动了根据地抗日文化发展和抗战文化建设。

　　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行区党委、政府共同在黎城南委泉召开“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暨战绩、生产展览联合大会”（通称“南委泉群英会”）。出席大会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和文教卫生等各方面模范工作者共326名，可谓“群英荟萃”“众星闪耀”。大会会期18天，连同展览共进行25天，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南委泉群英会，是太行抗战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为足食足兵、准备抗日大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方面的坚实基础，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总体战的一次大总结、大检阅，也是对黎城作为其一个典型缩影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了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作为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领导广大爱国抗日人民，坚持全面抗战，实行敌后抗日总体战战略战术，最终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黎城，作为其中一个典型缩影，以特有突出的作用发挥和优秀表现，既是“实验田”，又是“丰收田”，做出了模范贡献。

（注：题图为中宣部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援建黎城“太行山八路军无名烈士纪念碑”，碑名由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题写，碑文段为：“太行巍巍，黄河汤汤；山河表里，捍卫晋唐。尧天日杲，禹甸花芳；韶乐洋洋，国风泱泱。卢沟哀角吹响，倭寇犯我家邦。一路烧杀抢，千村殆“三光”；无数生灵涂炭，多少文明毁伤！烽火照长城，抗日旌旗扬。北上红军共产党，东渡大河击豺狼。太行太岳，崛起脊梁。晋冀鲁豫，摆开战场。读一篇《论持久战》，人民必胜慰炎黄。八路军冲锋陷阵，游击队蹈火赴汤。敌前敌后争踊跃，塞上塞下歌雄壮。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果创辉煌；广志山、黄崖洞，保卫战役皆悲壮。两次反九路围攻，各个击破凯歌唱；百团大战惊雷响，日寇全线陷恐慌。游击战、麻雀战，日伪魂飞魄散；地道战、地雷战，鬼子无处躲藏。三大雄师，驰骋三晋日军屡败心惶惶；六路劲旅，亮剑太行鬼子丧命魂茫茫。人民战争，大海汪洋；统一战线，铁壁铜墙。反围剿、反蚕食、反清乡、反扫荡，除敌特、诛汉奸、铲恶霸、伏降党。倭寇大势已去，天皇宣布投降。金瓯收复，赤县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