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明智县长，在民国时期大庾县深受好评

蓑笠翁(才哥)

两任明智县长，在民国时期大庾县深受好评

文/钟际才

从民国元年（1912年），张肇基署理大庾县知事至1949年建国前夕的大庾县长严奉琦，民国时期江西省大庾县有十多位外籍人担任过大庾县知事、县长。其中刘起时、彭育英被民众称之为明智县长。他俩无论是在大庾还是在其他地方任职，一惯追求光明，勤政爱民，致力于改善民生，热心兴办教育事业。不“围剿”红军游击队，还掩护、资助、营救，释放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积极抗日，反对内战，资助抗战物资，深得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好评。

一、爱国抗日将领——刘起时

刘起时，字伟髯，别字文斌，广东大埔人，1896年生于高陂镇高陂村。幼时入学于大埔县高陂区立“仰文学堂”读书。1917年在大埔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文史教员。

1918年，考入北京“参战军士教导团”，毕业后被派到山东边防军炮兵二团任上士班长。

1919年，回汕头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孙中山卫戍司令部连长。次会议年，他跟随邓演达和叶挺，历任粤军第一师排长、教导连教官、连长、副官、副营长。他与叶剑英共事同居一室两年，交情深厚。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独立营长，刘起时任排长和教导连教官、副官。次年，他由邓演达介绍参加断金学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1923年，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三营营副兼十二连连长，参加北伐战争，进军到江西刚进入大庾时，得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部队回师广州讨伐陈炯明。至1928年，任广东守备军第二团第三营营长。次年晋升为粤军第一师三十三团中校参谋长。1930年，他追随陈济棠、余汉谋，任五十九师上校副官处长。随后任粤军独立第四团上校团长兼南路司令官。

1932年，任江西大庾（余）县县长，任职期间，他为政严肃公正，洁身爱民。特别是他明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行长毛泽民，从苏区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华钨砂公司”，经常来往西华山采矿场收购钨砂，不阻拦，任凭进出。这样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经济取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调任广州市保安总队上校总队长兼广州市警察总队队长。是年，他由邓演达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年，蒋介石调动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在广州则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要犯”的连贯、罗理实等一批中共党员寄宿在他的家中，连贯、罗理实均出自仰文学堂，是刘起时学弟与他们常有联系。刘起时掩护和资助连贯等人到日本留学。这些共产党人才幸免于难。

抗日战争前，刘起时参加武汉洛珈山将官训练班学习。

1937年，将官训练班结业后，刘起时任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独立第三团少将团长。1938年，任独九旅副旅长兼六二三团团长，负责保卫广州。

抗战时期，刘起时经常资助枪支弹药给游击队抗日，深得游击队的好评。

1939年至1944年，刘起时任广东翁源县县长，为十二集团军等筹集军粮。

1942年6月，“南委事件”突发，由于叛徒出卖，时任高陂中学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高陂区委书记王道生与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在高陂镇德和旅店开会时被捕，受尽折磨，王道生在被押往韶关途经翁源时，受到了时任陂中董事会副会长、翁源县县长刘起时一连四天的热情款待。刘起时经多方运作，终于在一年多后的1944年1月才将王道生保释并安置于翁源中学任教。

1944年后，调任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少将指挥官，管辖潮安、饶平、大埔、丰顺地方抗日武装。刘起时接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为潮、饶、埔、丰四县游击司令员，罗明任政委。在此期间，刘起时掩护支持连贯、萧隽英、张醁村、陈维廉等人的革命工作，介绍乔冠华给余汉谋办报。他率领所部在今广汕路增城境内的李伯坳与日寇激战几昼夜。1947年，刘起时调任增城县县长、同年被当选为广东省参议员。他策动翁源、增城和云浮等县地方武装起义，但未成功。刘起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饶彰风等联系，响应爱国民主人士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刘起时等46人在响应宣言书上签名。他利用社会关系介绍安排大埔乡亲工作，鼓励青年参加革命，掩护爱国学生，向高陂中学、高陂镇小学捐资修建教室。1948年后，他居住在广州。

1949年4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先遣总队开赴广州市郊区番禺北部，建立游击区，深入敌后，开展统战工作，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直接威胁国民党反动派老巢广州，刘起时知悉后即和先遣总队搭线，表明不会与先遣总队为敌。这为先遣总队顺利开展工作得到了有力保障。

解放后，刘起时将军受到国家政策的优待而离休养老。

1983年，刘起时在广州病逝，享年87年。

二、“感秘代电”，团结抗日的县长——彭育英

彭育英，别号少武,江西万安人。1893年生于万安县弹前乡旺坑村。早年在家乡和县学读书、获公费赴日留学，1917年10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本，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受到孙中山等在日活动的中国志士的影响，思想较开明。回国后，彭育英得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的国民党要人张群、熊式辉等人的帮助。先是担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熊式辉当了江西省政府主席后，安排彭育英任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

1926年11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也就是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任其为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

1936年4月，彭育英突然被熊式辉下令调到大庾县任县长。 在大庾，他热心兴办教育、建桥修路、创办贫民医院等公益事业，释放县内关押的进步人士，受到大庾民众的好评。而他对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并不热心，甚至还暗中资助游击队。

　　中央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等留在赣粤边界打游击，粉碎了国民党粤军及江西保安团的反复“清剿”，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看到这样不行，就任命彭育英兼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来“招抚”、“清剿”游击队。彭育英对这次任命很不情愿，觉得都是中国人，何必自相残杀。但上级有了任命，彭育英也不得不服从，只是表面上作出进攻陈毅的游击队的态势。他在给上司的报告中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掀起抗日高潮。而在大庾境内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分局领导人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一个月后的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并派人送信到县城，告诉彭育英愿意谈判，共同抗日。彭育英求之不得，他派人告诉陈毅表明自己的态度，欢迎陈将军来访。8月27日彭育英正式签发“简秘代电”，派秘书鲁炯雯带着“简秘代电”和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以共产党游击队为友，一致抗日，欢迎陈毅带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并约定双方派代表到梅岭山下钟鼓岩会晤。他还下令，县内不允许再出现攻击、诬蔑红军游击队的词汇，一律称红军为“友军”、称“爱国志士”。

但反对的人四处造谣说，彭育英要跟陈毅勾结。彭育英告诉这些人：我只要当县长一天，就一定要和陈毅谈判，共同抗日！

陈毅书函给彭育英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则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跋山涉水如约前来。陈毅见到彭育英，第一句话就说：“我就是游击队里那个老陈，国民党人要悬赏捉拿的‘匪首’陈毅。 ”彭育英对陈毅早就心存仰慕之情，说：“以前国民党人‘围剿’你们，事实证明是他们错了，红军是对的。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说到做到，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还不时送去酒、肉和乳品，以示慰劳。由于陈毅打游击多住在山中，身上伤痕累累，特别是疥疮，因没有药，以致经常发作。彭育英知道后，立刻拿出重金，派人到广州买最好的药给他治疗。而他趁着陈毅还在大庾县城时，把辖区内关押的所有红军，不管定没定“罪”，全部释放。

1937年9月11日，他亲自陪同陈毅等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代表谈判，谈判成功后，他又以时大庾县县长名义，向南雄、信丰、崇义、汝城、桂东等县发出“快邮代电”，敦促各邻县停止“剿共”,并转达赣州谈判协议。彭育英积极支持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还不畏风险，瞒着上级在执行协议条款中为游击队支拨给养给予方便，先从县财政借拨6000元给游击队补充衣被军饷之急需，表现了真诚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当游击队下山集中池江整编时，南雄、信丰等县一些国民党的顽劣之徒乘机迫害游击队家属，他具函由游击队派代表前往查处，保护了游击队员家属的人身安全。游击队下山改编后，有部分病残伤员，需要复员回家，他让其秘书将几百张盖有县政府大印的空白信笺交游击队自用。此事，杨尚奎同志说：“后来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那些未用完的盖有县政府大印的空白信笺，为许多同志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搜捕，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抗日期间，彭育英利用关系，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方志敏爱人缪敏和毛泽覃爱人贺怡等人，并出医药费给她们看病。

1939年彭育英因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的态度很不满，他感到在大庾呆下去，凶多吉少，便绕道南雄去南昌，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辞呈。此后，退出政界转入经济界，出任景德镇一家银行副行长。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赣南，任江西省裕丰银行赣州分行经理。8月14日赣州解放。一天，彭育英当年的管印文书赖志刚给他找来一张报纸，报上刊登着陈毅已经出任华东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的消息。彭育英不禁心生到上海投奔陈毅的想法。他找到当时在赣州领导工作的杨尚奎，在其帮助下，到达上海，找到陈毅市长，由于他在抗日战争时的进步表现，陈市长把他安排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篮桥区办事处任副主任、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参事室参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1968年12月5日在上海病逝，终年68岁。十一年后的1979年4月17日，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事室，在龙华举行了“彭育英先生追悼会”，公正评价了他的一生。

【作者简介】钟际才，民政干部，赣州作家协会会员，热爱客家文化，钟情于地域文化挖掘和研究，曾游历赣南18县市区，深入大余县105个村的每个自然村庄，特别到偏远山区了解各地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地名文化。有不少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大杂志，报刊和学术网站，独著、合著和主编书籍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