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

梦琪

红岩村位于重庆市嘉陵江畔，这里凝聚了那个觉醒年代中属于山城的红色记忆。从红岩广场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岩革命纪念馆。以及革命先辈们庄严肃穆的雕像。

红岩村一带原为爱国人士饶国模的大有农场。红岩村因其地表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且地形自南向北俯冲而下延伸至嘉陵江边亦称红岩嘴。红岩村、曾家岩50号（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是“红色三岩”的总称。1945年红岩嘴改名为红岩村。

红岩精神产生于抗战相持阶段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1939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国统区工作，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始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长达八年的斗争历程。

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思来、董必武等同志带领下，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一种代表成熟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浩然正气的精神品质即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展示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中这一段段令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今再次重现在我们眼前，震撼和洗涤着我们的心灵，传递着革命志士们追求的红岩精神。

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秘密设立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内（原址在机房街70号），周思来同志任书记，负责领导中国南部广大地区以及港澳等地区党的工作。周思来达到重庆后，考虑到日机轰炸和市区房屋狭小、分散等诸多不便，便委托中共川东地下党在重庆另找地方。

经过实地勘查和了解认为大有农场（红岩嘴）离市区较近，农场内，地广人稀，既出入方便，又能防止空袭，对开展工作很有利。而且农场主（饶国模）的三个子女先后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更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条件和因素。

于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代表与饶国模商谈祖房事宜。根据协议，办事处出资3000元，与饶国模共同建房，房屋建好后，由办事处无偿使用3年，三年后办事处如需使用，每月向饶国模交纳房祖若干。

当年春天破土动工，秋天落成，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外观形似两层，为防日机空袭，楼房外墙涂成深灰色。随着人员的增加，又在农场内修建了礼堂，办起了招待所、托儿所等，俨然成了中共在国民政府乃至整个中国南部的“大本营”。

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董必武离渝赴宁之际，除了亲笔题写“大有农场”四字外，还特意写下了一首《题赠饶国模女士》的七言绝句：“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诗后附有这样的题跋：“倭寇侵逼，国府西迁，重庆襟江背岭，成为战时首都。远地来人云集潮涌，吾辈初至此邦，几难措足。铜梁饶国模女士豪爽好客，渝郊红岩经营农场，欣然延纳，结庐期间，忽忽八年。当胜利还都，赠一绝致谢。”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主要展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在重庆的革命斗争。纪念馆2000年竣工。馆内展示了1000多件南方局历史文物图片资料，运用伟人蜡像、艺术场景、大型声光沙盘模型、多媒体影视等多种高科技手段，再现了这段历史。红岩革命纪念馆包括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桂园、《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等革命纪念地，以主馆设在红岩村而得名。

“大有农场”，是当年饶国模创办农场时自己为农场取的名字。她祈祷自己的农场年年都能风调雨顺，花果满山，蔬菜盈筐，每年都是丰收之年。最初这个牌坊是用竹子搭建的，后改为砖砌。这棵黄葛树，当年饶国模亲手栽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标。

因为往右通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楼，往左则是通往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大楼。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阴阳树，1960年郭沫若重返红岩时曾写下诗甸“农场名大有，榕树界阴阳”，从而得名阴阳树。这棵树的树杆长得不一样，因为在1976年它曾被雷电击中，经过科学嫁接培植，使其成活得更加繁茂。

从农场大门进入，行至不远处，这棵高大、茂密的黄葛树正好立在三岔路口上。当时，祖赁刘家花园的除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外，还有国民党的国民参政院。黄葛树右边的道路向上通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左边的道路向下通往国民党的国民参政大楼。

八路军办事处迁入红岩村不久，进步电影、话剧演员陈波儿一行前往办事处，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国民参政会大楼，幸亏饶国模及时赶到才接应了回来。

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饶国模安排了一位叫黄大娘的在黄葛树下摆了一个茶水香烟摊，为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人指路，黄葛树因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路标”，甚至还有“走红岩，投八路，抬头先看黄葛树”的说法。

这棵黄葛树在抗战时期战时首都重庆的白色恐怖中，成为党组织成员和外界人士寻访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重要路标，人们又称之为“阴阳树”。

1946年春，周思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几十位同志，在这棵黄葛树下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这棵具有特别意义的黄葛树，在1976年曾经遭遇雷击，后来经过嫁接得以存活。如今这棵黄葛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

红岩村的上空还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密码战。1943年2月6日，苏联情报人员鲍尔沙科夫从重庆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份电报，其中写道：“李米特洛夫同志：我们从重庆得到消息，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代表的电台工作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

其实这封电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有意泄露、乱人耳目的，中共机要人员采用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故意使用一些简单的密码来拍发战报等一般性消息，吸引特务机关集中力量来破译，以保证通报机密事项使用的高级密码的安全。

早在1939年国民党方面就出台《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频频制造反共摩擦。戴笠在重庆卫成司令部稽查处设置了电讯监察科，负责侦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台活动，重点关注、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工作情况。他们每个月都要来八路军办事处现场检查，核对机器型号、呼号、波长等。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设有八部电台，其中三部是公开的，已向国民觉当局登记备案。另有五部为秘密的，其中两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联络对象为延安、雅安；一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与延安试通后备用；其余两部为流动性质，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联络对象为延安。

周恩来是共产党第一批密码专家，他编制了我觉使用的第一本密码“豪密”（由周思来化名伍豪而命名）。在办事处，他亲自领导电台工作。按照规定，在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一般不下楼，连吃的饭、喝的水都是由勤务员送上去。

楼下的人一般也不能上三楼。电台是24小时工作，电台机要人员也是三班倒。电台机要人员的宿舍就安排在三楼，大一点的房间住三人，小一点的房间住两人。为了保密，很多电台机要人员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没有出过门；即使外出也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以避免国民党的策反和抓捕。

1939年夏天，在军统局电信总台（时称电讯总台）工作的张蔚林和军统局电信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突然来到重庆城内的周公馆。通过几次接触，他们把军统局及其电信总台的情况报告给办事处的人，并提供了许多我方还未掌握的情况。经过考验，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决定吸收他们入党。

此后，从延安来渝的张露萍与张蔚林等组成一个特别支部，在军统局电信总台又发展了几名党员。

当时军统的报务工作和译电工作是分开的，冯传庆等电台报务人员并不直接掌握军统的电信密码，但他们想方设法积极工作，除了把军统电信总台的呼号、波长及通信联络网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南方局外，还提供了部分密码的情报，从而打破了特务机关的铜墙铁壁，获取了敌人的机密情报。

1940年3月，张蔚林等人不慎暴露，被军统局抓获，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杀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周思来提前得到情报，连夜召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应对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在《新华日报》上刊发文章揭露事情真相，并亲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挽诗。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方面没能采取更极端的反共措施。

在国民党方面的种种限制之下，八路军办事处秘密使用一部功率仅有五瓦的小电台，保证了对外的通信联络。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这部小电台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民觉特务机关始终没能破译其核心密码。

为纪念那一段红色岁月，今天的红岩村大有农场原址的入口位置建有红岩革命纪念馆。纪念馆于1958年5月1日建成开放，1959年由董必武题写“红岩革命纪念馆”馆名。该馆主要景点包括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双十协定》签字处——桂园、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新华日报》总馆等文物遗址。

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了熠熠生辉的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今天的重庆，红岩村、曾家岩周公馆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组成了重庆著名的“红色三岩”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的瞻仰纪念。

我的红岩村之行，不仅重温了革命历史缅怀了革命先烈，但更重要的是我与所有的参观者一样再一次受到红岩精神的熏陶和洗礼。

红岩精神不仅仅是风雨如磬的战争年代需要发扬的革命精神，同样也是和平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成功必须坚守的巨大精神力量。今天的年轻一代，应责无旁贷地担当、传递起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