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助烈士诞辰110周年

海纳百川

王助（1914年6月26日～1941年9月21日）出生于闽侯县亭江镇象洋村（现为马尾区亭江镇）的一个书香之家。青年时期于福州英华中学求学时就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参加“反帝大同盟”，翌年夏，加入共青团，并被选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193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从事学运工作，是年冬被指派回福州进行白区工作。1933年夏到厦门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白区学运工作，是年冬末，当选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遂离厦门赴瑞金参加会议，1934年8月被派往闽北工作。历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闽东北军分区政委、中共闽东北分区委书记、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闽赣省（闽浙赣）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38年初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此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福建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长、福建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41年9月21日率部挺进建瓯、南平、顺昌一带开辟新区，途中遭土匪袭击，壮烈牺牲。王助的一生是戎马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为进一步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传马尾红色文化，2022年，由马尾区委宣传部、党校、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档案馆联合编著的《王助传》已公开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书香之家的爱国启蒙、艰苦卓绝的苏区斗争、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敌后战场为国捐躯等 10个章节，总计7.5万字，配有118幅珍贵的历史照片，首次全面系统介绍马尾籍烈士王助生平事迹。

中共福建省社会保险人力资研究会支部与福建省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研究会，2022年4月23日在福州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王助传》出版发行研讨座谈会。

《王助传》在中共福州市马尾区委、区政府领导和马尾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韩青的高度重视下，以及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刘云刚和王助家族后人王克益、王聪、王克模外孙唐武等人的热心支持下，历时一年多时间得以顺利出版发行。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象洋村是“闽江口十八乡”著名侨乡之一，旧时称闽县合北里象洋墩，象洋村频临闽江，104国道沿村而过，交通便利发达，背负卧牛山、金山、山川绮丽，土地肥沃，村落面积1.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270多人，470多户，旅居海外的华人侨胞及港澳台胞近2000多人，生活在象洋村民多为王、唐、张三大姓氏村民。这里是革命烈士王助同志的出生地。

　　1914年6月26日王助出生于马尾区亭江镇象洋村王氏家族（王审知后裔），其祖上王有树(1785～1870年)，字万滋，号植庭，祖籍长乐，世居马尾区亭江镇象洋村，系道光癸未(1823年)进士，任主事签分吏部验封司，兼文选司。道光十七年（1837年）升文选司郎中，补授四川夔州知府。第二年因丁母忧回乡（旧时丁母忧即遭逢母亲丧事，要回家守丧，三年内不得做官）。咸丰三年(1853年)，负责办理福州团练。同治二年(1863年)又办海口团练，前后奏加道员衔，赏戴花翎。道光三十年(1850年)捐资创建怡山院天后宫（今福州市亭江中学），耗资铺建了乡村官板路、云岩寺。晚年时，福州已沦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仍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王有树、王助故居，王有树一家数代均居于此。现为马尾区最大古民居，故居在象洋村卧牛山南巷，坐南朝北，土木结构，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故居三进五间，外有风火墙，内有前厅、大厅、后厅，左右各有前厢房、后厢房，有3个天井；两边有披榭、回廊；后有花园，还有假山鱼池，人称“花庭”。老屋前面“老爷埕”极宽旷，石板铺的地坪，原是为收成时晒谷用的，前方则是一望无际的稻田。

　　王氏祠堂始祖王审知，王延喜为二世祖，世居长乐十四都旒山，称吴航王。其中一支为避祸移迁金峰塘下。明末，二十二世王聘显迁闽县嘉登里(今琅岐镇)。清初，王聘显之孙王世聪、世培兄弟迁闽江北岸闽县合北里象洋墩(今马尾亭江象洋村)。清代以来，该建筑一直是王氏家族议事、从事家族活动的重要地方。它曾是革命烈士王助同志的童年、少年成长与生活的地方。

　　李德生（1916年4月-2011年5月8日），河南省新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1]。1930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程序（1919年~1998年），福清海口斗垣村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闽江地委委员。1939年，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赴延安，先后入马列学院、中共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沈阳市工委民运部部长，沈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学敏1945年10月出生，陕西三原人。历任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福建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

　　陈元魁，1933年8月出生，福州市长乐区江田镇溪湄村，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历任福州市财政局局长、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福建省投资企业公司董事长、香港闽信集团董事长。

王助烈士生平事迹展长廊

　　英华中学初建，被定名为“福州大学” (Foochow University），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改名为“鹤龄英华书院”，当时福州人称之为“英华斋”。

1927年，英华中学向中华民国办理立案，改名“私立英华中学”。

1928年，英华中学收回教育权，由厦门大学教育学教授陈芝美出任首任华人校长。

1931年王助在福州英华中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助入党之后，成了一个活跃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一个挺立在抗日救亡怒涛中的弄潮儿。在校内他按照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

校 歌

《英华颂》

欹欤休哉，唯我英华，肇造自鹤龄。欹欤休哉，唯我英华，雄踞闽江滨。闽山苍苍，闽水泱泱，济济萃群英，蔚成学府兮，负盛名。 欹欤休哉，可爱哉我英华， 欹欤休哉，可喜哉我英华！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创福我邦家，嫏嬛福地兮，我英华！

欹欤休哉，唯我英华，教泽遍闽疆。欹欤休哉，唯我英华，令闻播四方。学参中外，理究天人，才具皆栋梁，丞我髦士兮，邦之光。 欹欤休哉，可爱哉我英华， 欹欤休哉，可喜哉我英华！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创福我邦家，嫏嬛福地兮，我英华！

1932年秋王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创办于1919年，1928年春，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1930年代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燕大诞生于五四时期，作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一开始便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结下不解之缘。1932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他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时值“一·二八”事变后，他不仅从事学运工作，并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去，发动罢课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而且深入虎穴，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要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王助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恐慌，要他离开燕大。党组织考虑到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调他回福建工作。

　　1932年冬王助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由叶和中同志设法办了转学手续。当时厦门地下党也遭到破坏，好些同志被捕，厦大的工作局面也难打开。王助遂于一九三三年秋转入厦大经济系，住在囊萤楼103号，同室有洪冠瑜、洪履和、叶兴杰等同志，都是曾经风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这间寝室实际成了地下党的指挥部。在这里。他们讨论过重大的决策，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刻印过革命的传单。王助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魄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他组织和发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时以张汝砺，叶兴杰，洪冠瑜等为骨干，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开展各方面斗争，如出版刊物《现代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马列主义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街头剧等，搞得十分火红，使校园内外政治气氛大为活跃。

关于王助烈士的一份回忆稿

厦门大学学子江世泽撰写于一九八五年的手稿一份五页。题目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主要内容是回忆了他的同学，厦门大学反帝大同盟、现代文艺社的主要组织者王助的事迹。这是亲历者所撰写的有关王助烈士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作者：江世泽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国共两党进步势力及一切爱国力量进行全民族抗战，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回忆了1935年前后几年中的事情：

一、在厦门大学的学生时代。我认识了王助，当时他是北京转学来厦大的。自从他来到厦大后就成立了“反帝大同盟会”（听说该会是由宋庆龄发起的)，我们房间里（囊萤楼13号）住了洪履和、张汝砺及我。王助经常不在校，有时回来把应做的一些工作，如发动抗日救亡战争的宣传及张贴标语等交给洪履和去安排，有时也请名人来校演讲。当时主要是以“反帝大同盟会”的旗帜发动抗日救亡工作，参加人数很多。

厦大这个“反帝大同盟会”是以囊萤楼13号为活动中心，许多人都由此进进出出。过了不久王助离开厦门，听说是到苏区去。这个抗日救亡工作一一“反帝大同盟会”就留给洪履和几人担下来。我们这些人每个星期都有开会。过了不久，厦门白色恐怖进入白热化，进步人士在厦大有的被捕了，洪履和也离开厦门，回到福州。他当时是住在程埔头他哥哥洪履权家中。我因他们都离开了，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还记得把房子里留下的进步书藉及传单等装了一袋藏在厦大生物系附近的一个空洞里。我因迫于形势也离开厦大，躲在厦门市福州人开的杂货店里，过了几天也回福州了。在福州时，还经常与洪履和碰头好几次。他逗留福州时间很短就北上到西北去，以后就很少来往了。解放后从报纸上阅及他在苏联工作（化名李何)。我因解放后不知他的去处，也无从联系，不过在30年中经常与洪履权接触，因此略知洪履和的一些情况。

二、xx年我在福州时与双江台英专补习学校同学高缉光(另名力夫)重逢，他从福州青年会中学毕业后进入伪中国银行工作，我当时在伪中央储蓄会工作，彼此因思想较为接近，鉴于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不堪，通货膨胀惊人，人民生活窘迫，对现实极为不满。xx年由高力夫发起成立了“民廿七读书会”，地点设在福州南台仓前天安寺福华里高力夫家中。当时大家集资购买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参加者有高力夫、吴钧沂、叶森然、陈秀玉、林忠水.....等人。经常在高力夫家中讨论学习进步刊物。有一段时间在程埔头人和里高力夫家成立了“民先”组识，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学习。

在1938年间，我有一次和高力夫前往安民巷27号找王助(当时王助任新四军驻榕办主任），并介绍高力夫在福州的一些情况，因为王助以前在厦大时与我相处时间较长，同时我对高力夫也非常了解，故借此机会彼此介绍。

约在1940年间福州地区国民党对进步人士极为注意，又因力夫所接触之人如卢树渠、陈必猛、郑震霆等许多青年会同学及老师都是国民党所注意的人物。在我记忆中，当时他有创办进步刊物活动，因此当时他在榕也是国民党当局注意人物之一。当时因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为了革命工作故于xx年底农历除夕晚过年夜放弃银行工作，携同他的爱人吴钧布由龙潭角码头乘快艇北上南平转往绍武。高力夫在榕时间与我来往频繁，几乎天天都有相会，因此他离榕时只秘密通知我离榕时间地点。当除夕傍晚，我与我的爱人叶秀群陪同他(她)们上船，看到他们安全离开后，我俩才安心回家。当时此举当然冒有一些风险，可是为着革命的需要及亲友的安全，我是不顾一切，以我的正义感对待一个最亲密的战友。

江世泽

一九八五年

十九路军入闽后，王助曾利用该部上层将领与蒋的矛盾，开展争取十九路军的活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俗称“闽变”)，王助抓住战机，多方设法，携带宣传品，深入十九路军驻厦部队，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官兵爱国精神，号召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收复失地。

1933年冬，王助因参加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离开厦门，乘英商“三海”轮船到汕头，经潮州、上杭，前往红都瑞金。1934年8月被派到闽北，任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创办《红色射手》报，创作《农民骂叛徒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随闽北党政机关退出大安，转战于武夷山区。

大安紧急会议

1935 年 1 月 5日，为统一思想，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大安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德胜、曾镜冰、曾昭铭、吴华友、王助等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关于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中央红军主力总反攻的指示，结合闽北地区面临的形势和斗争实际，进行分析讨论。

对于如何坚持斗争，会议产生分歧意见。以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应采取不放弃苏区寸土的方针，主张重新组织力量，在洋庄、小浆、紫溪岭、车盘等地区，分兵把口，与敌决战，死守大安。以黄道为首的多数人则认为：当前形势是敌强我弱。闽北苏区以 5000 之众对 10 万强敌，是力不从心，要想处处设防，必然是防不胜防。过去闽北苏区所以能够取得历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北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闽北苏区失去了固守的条件，因此，大安是守不住的。与其与强敌争夺大安，白白消耗有生力量，不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现有力量，以期以游击战争与敌作长期周旋，图生存求发展。针对李德胜等的错误观点，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赣东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及闽北前一段斗争实践为例，建议闽北党政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随军分区分批撤出大安，在原苏区地盘内坚持游击战争，将主力撤到深山中去，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群众，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黄道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与会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是在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闽北由苏区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由阵地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1935 年 9 月，王助、饶守坤率领独立师第 2、第 3 团（次年 6 月改为独立师第 1、第 3 纵队）为第 1 路，从崇安岚谷出发，向闽东北进军，执行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并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东进途中，遭到敌第 3 师、新 11 师和反动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部队采取忽东忽西，欲南却北之战术，终于摆脱尾追之敌，于 10 月进至闽东北，到达建（瓯）松（溪）政（和）边境的川石村。王助、饶守坤率部到达这一地区后，为便于与闽北分区委联系，缩小目标，减少给养困难，利于开辟新区，决定再次分兵。周汝春、叶全兴率第 3 团留在这一地区，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第 2 团则在王助、饶守坤带领下，继续东进，选择有利地区开辟新区。

王助、饶守坤率第 2 团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辗转进入建瓯、屏南、古田 3 县交界之地村（属建瓯县玉山乡）。这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又因处于几县交界，国民党军防守兵力薄弱，开辟新区较为有利。但这里的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血腥政策的镇压，不敢与红军游击队接近。这里的反动民团、大刀会猖獗，依仗人多势众，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红军游击队，使独立师处于被动地位。王助、饶守坤为站稳脚跟，决定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把发动和争取群众放在开辟游击新区的首位。白天以连为单位集中，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骚扰和袭击。晚间分散深入到农寨中，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逐步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渐渐消除了恐惧，同情并支持红军游击队，局面有所好转。王助、饶守坤派人送信给当地大刀会首领林熙明，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及对大刀会的态度，表示愿意与大刀会互不侵犯，联合对敌。林熙明接受了王助、饶守坤的提议，随后 1000 多名大刀会徒，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成为独立师第 2团不可忽视的一支联盟力量。同时，用“又打又拉”政策，在闽东北争取了一半以上的保甲长，使他们为红军送情报、筹粮食、打掩护，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对独立师2 团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

　　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使独立师 2 团改变了在闽东北阶级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数力量，由此度过难关，建立了以玉山、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6 年 1 月，独立师 2 团乘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4 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各“清剿”部队换防之机，袭扰屏南县城，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接着，在大刀会的配合之下，连续袭击棠口、葛畲、筹岭、大嵩、千仙岗等地，给国民党反动民团以很大打击，游击区域也随之扩大。至年底，独立师第 2、第 3 团开辟了包括福建东北部的建瓯、松溪、政和、周宁、寿宁、古田、屏南、南平和浦城千仙岗以南及浙江龙泉、庆元以西广大地区在内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打开了能够联络闽东红军的通路，第 2、第 3 团也发展到 1000 余人。

　　1936年6月，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在岚谷宣布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委书记黄道、组织部长曾镜冰，下辖四个分区委和四个军分区：

一分区（闽北分区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上铅等县委；二分区（闽中分区委）书记黄立贵兼司令员和政委，辖邵顺建、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委；三分区（闽东南特委）书记吴先喜兼司令员，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四分区（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司令员饶守坤，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和迪口县委。

闽北独立师所属四个团改为纵队建制。

1936年6月，闽赣省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乘"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之机，连续发布了《闽赣省军区政治布告》等训令和布告，推动游击战争向纵深发展。

到年底，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崇安、建阳、浦城、广丰、上饶、铅山、金溪、资溪、贵溪、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将乐、泰宁、建宁、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周宁、青宁、庆元、龙泉、江山等20多个县的广大游击区域，闽北独立师也由原来的四个纵队发展到六个纵队，是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全盛时期。

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及闽东北分区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助先后致函国民党松溪县政府，提出国共合作抗日意见。

1937年11月28日，建松政军政委员会代表游火明，随行宣金堂等3人与国民党松溪县政府代表在花桥乡甲墙举行国共合作谈判。谈判从上午谈到子夜，双方就组织抗日救国会、不打土豪、抗日部队通行、保护抗日宣传等方面达成共识。甲墙谈判的成功，有力促进了建松政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建松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建松政中心县委以“建松政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宣传队，深入各革命根据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掀起全民抗战热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为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决定成立福州新四军办事处。1938年春，新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云逸率王助、徐平羽等十余人，由南昌入闽抵福州，就筹建办事处事宜，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进行谈判。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租赁安民巷27号（今53号）民居作办公地点，门边一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木牌。中共闽浙赣特委宣传部长福州人王助以新四军参议的名义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对外公开联络与活动。中共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为新四军上校秘书，领导内部及与外县的联络工作。这期间，他一心扑在办事处工作上，亲自动员70余位爱国青年到抗日前线参加新四军。主持创办《救世报》、《南台歌咏队》，在市区和农村广泛开展抗日宣传，为发展抗日队伍和新四军后方留守事宜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7年7月,项南在福建长乐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明天剧咏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福州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王助的介绍下，项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生涯。王助牺牲后，项南十分怀念这位革命的引路人。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动员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共历史，学习和研究当下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中共福建省委成立后，利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的有利时机，在闽浙赣地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截至1939年7月，福建省党员发展到6096人，建立党支部550个，其中新发展的党员有4500多人，占总数的75%。这些新发展的党员虽然有着高度的革命性，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仍有许多党性不纯的现象存在。

中共福建省委从1939年秋始创武夷干校马列主义“读书班”，参加学习者有省委机关的红军干部和从外地撤退到闽北的知识分子干部。学习内容为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1940年初开办，福建省委召集闽中地区领导干部参加学习。1940年7月举办，并正式命名为“武夷干校”。由曾镜冰任校长，王助任副校长，卢懋居任教育长。学员多数是福州、赣东北等地的青年党员和学生干部，重点是提高青年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武夷山是福建省委机关的大本营。1938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坑口成立，省委机关进驻坑口村，坑口被誉为红色都城。1939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武夷山坑口村绿村洋山上召开首届党代会，王助被选为福建省委委员，担任宣传部长。1940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建崇安成立福建省军事委员会，曾镜冰任主席，王助任副主席，领导闽北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拟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分局，由曾山任书记，刘英、曾镜冰、龙跃、王助为委员，后因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分局计划尚未实施就被迫结束。

王助烈士给妻子宋梅影的赠言

宋：

愿大家永久的，愿大家幸福的；

愿大家互相让步，愿大家互相尊重；

愿大家互相怜贴，愿大家互相帮助；

在狂风暴雨中，我们同舟共济；

在凶波恶浪中，我们同登彼岸；

记住：我们是在这样紧急形势下；

而认识，而了解，而结合；

我们意义也就在这里！

助 留赠

于阴历除夕

注：此信写于1940年阴历除夕，即1941年1月26日

　　1941年8月，王助率领一支队伍挺进建瓯、南平、顺昌之间，执行省委关于打通闽北与闽南的路线，为省委南迁作准备。9月21日，王助率领的队伍途经建阳茶坊东坑村，与一股土匪遭遇，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王助的忠骨现安放在武夷山市列宁公园闽北烈士纪念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