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的地方志

赵应书多彩贵州

明代贵州的地方志

明代天下统一，对地方志的修纂极为重视，是方志广泛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特点是：方志种类增多，修志遍及州县，讲究文辞、条理，但记述往往浮夸。一统志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它带动了全国各种志书的修纂。洪武三年（1370年）诏纂《天下州郡地理形势及降服本末之书》，十七年（1384年）又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七年（1394年）诏修《寰宇记通衢书》，景泰七年（1456年）修成《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年）折衷群书而成《大明一统志》。明代各省皆有通志或总志，现存三十余部，遍及辽宁、陕西、山东、浙江、福建、河南、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以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最多，而且往往数次增修。贵州建省后，在全国性总志中自然有其位置，与两京及其他布政司并列。《寰宇通志》卷一百十四，《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八都列有贵州布政司的专卷。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编成的《广舆图》，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沈一贯所辑的《大明一统舆图广略》及明末的《舆图总要》，均为全国地图总集，按两直隶及十三布政司编排，有专门的贵州舆图。正因为明代方志中保留了大量资料，清初学者加以整理，出现了一些私家编纂的全国性志书。明末清初，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广泛搜集史料，是研究经济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其中对贵州的地理形势、河流水道、矿产资源、交通、屯田、水利、户口、田赋、徭役、官署、边防、关隘都有较详论述。其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对贵州的战略地位作了中肯的评价，在《贵州方舆纪要序》中指出：天下之险，“非贵州之不足恃也”。由此可见，随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人们对贵州的认识日益深化。自贵州建省以来，修志之风日盛，万历年间达到高潮，从永乐至崇祯二百余年间，共修方志七十余部。省志在成化间即已修纂，是书早已亡佚。弘治间重修省志，取名《贵州图经新志》。其后，有（嘉靖）《贵州通志》和（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间，郭子章又纂《黔记》。崇祯间龙文光所纂《贵州通志》，现已不存。

府志共25部：（嘉靖）《贵阳图考》（二十六卷，谢东山纂）、（嘉靖）《贵阳图考八议》（丘润撰）、（明）《程番府志》、（天启）《平越府志》（二十卷，奚荣先纂）、（明）《乌撒军民府志》、（永乐）《思州府旧志》（崔彦俊纂修）、（万历）《思州府续补志》（蔡懋昭纂修）、（明）《镇远府志》、（弘治）《镇远府志》（周瑛纂修）、（嘉靖）《镇远府志》（八卷，程节修，刘向阳纂）、（万历）《镇远府志》（张守让纂修）、（成化）《黎平地理考》（四卷，留让纂）、（万历）《黎平地舆志》（十二卷，何东凤纂）、（万历）《黎平府志》（九卷，袁表纂修）、（崇祯）《黎平志》（八卷，胡宗虞纂修）、（万历）《铜仁府志》（十二卷，陈以跃纂修）、（嘉靖）《思南府志》（八卷，洪价修，钟添纂，田秋补）、（明）《铜仁府志》、（万历）《铜仁府志》（七卷，张锡修）、（明）《思南府志》、（万历）《重修思南府志》（十卷，赵恒修，萧重望纂）、（明）《石阡府志》、（成化）《石阡府志》（十卷，祁修纂修）、（隆庆）《石阡府志》（十三卷，李兖纂修）、（万历）《遵义军民府志》（二十二卷，孙敏政修，舒德裕纂）、（明）《遵义郡志》。宣慰司志五部：（明）《贵州宣慰司志》、（明）《贵州志》、（明）《播州宣慰使司志》（三册）、（明）《播州宣慰司志》、（明）《播州志》。州县志二十部：（明）《安顺州志》、（明）《安顺旧志》、（明）《安顺续志》、（明）《永宁州志》、（明）《永宁州志略》（马光纂）、（明）《广顺州志》、（明）《定番州前志》、（明）《定番州后志》、（崇祯）《独山州志》（王希曾纂修）、（嘉靖）《普安州志》（十卷，高廷愉纂修）、（永乐）《普安州志》（沈勋纂）、（明）《普安州志》（四卷，娄广纂）、（万历）《普安续志》（蒋杰纂）、（崇祯）《清平县志》（王锳纂）、（万历）《天柱县志》（朱梓纂修）、（万历）《仁怀县志》、（明）《正安志》、（万历）《桐梓县志》、（万历）《绥阳舆图志》（詹淑纂修）、（明）《婺川县志》。

卫志十八部：（明）《威清卫志》、（正统）《普定卫志》（孙铎纂）、（弘治）《普定卫志》（汪大有纂）、（正德）《普定卫志》（潘瑞纂）、（正德）《普定卫志》（汪大有纂）、（崇祯）《平坝卫志》（谭先召纂）、（明）《都匀卫志》、（明）《新添卫志》、（万历）《新添卫志》（姚世熙纂）、（明）《龙里卫志》、（明）《安南志略》、（明）《安南卫志》、（明）《乌撒卫志》、（明）《赤水卫志》、（万历）《毕节卫志》（高少室、韩襟江纂）、（弘治）《兴隆卫志》（周锳纂）、（明）《清平卫志》、（明）《平溪卫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沈庠修，赵瓒纂，刻于弘治年间，是现存贵州最早的省志。沈庠（金陵人）修书时为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副使，赵瓒（云南大理人）为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书名虽题为“图经”，但实际上是重文而轻图，因在此之前已有“旧志”，故以“新志”名之。书无序跋，亦无修纂始末，仅有《凡例》十二则。全书共十七卷，以地为经，以事为纬，先按行政区划分类，首例贵州宣慰司，次列思州等八府，复次为永宁等四州，最后为龙里等十八卫及黄平、普市二千户所。司、府、州、卫所之下，皆列建置、山川、风俗、土产等二十目。此志尚属草创，体例粗疏，记事简略，显得支离破碎，无所统属，但多搜集“故老所传，碑碣所载，取其可信，缺其可疑”，不失为一个优点。《贵州图经新志》刻本极少，流传不广，万历时的刻版今已无存，惟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刻本一部，而卷一至卷三、卷八至卷十系后人抄配，错落、缺漏甚多。

（嘉靖）《贵州图经新志》，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谢东山（四川射洪人）时为贵州按察司副使，张道（江西湖口人）为贵州宣慰司训导。卷首有原翰林院编撰、著名文人杨慎的序。杨慎因于嘉靖五年（1526年）被谪戍云南永昌，路过贵州，故有此序。体例与弘治图经大不相同，它以事为经、以地为纬，先按内容分为建置沿革、郡名、星野、疆域、山川、风俗等四十个门类，每事类之前有小序，然后再于门类下分列司、府、州及卫所。此志条理清楚，门类增多，内容较为充实，尤详于土田、户田、赋税、徭役，比之弘治《图经》前进了一步。原刻本现存浙江天一阁，流传的多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影印本及传抄本。（万历）《贵州通志》，沈思充修，许一德、陈尚象纂，万历刻本（沈思充，浙江桐乡人，时为贵州按察司副使；许一德，贵阳人，官至云南按察使后乞归乡里；陈尚象，都匀卫人，原为刑科给事中，后因建言削职还乡）。卷首有邹元标、应朝卿、江东之三人的序，并冠以《凡例》十八则。全志共二十四卷，卷次按省会、安平道、贵宁道、新镇道、思仁道、兼制、经略、艺文编排，司、府、州、卫分别列于各道之下，又在其下分述各目。体例上兼取弘治、嘉靖两志之长，既有分述而又以总叙、兼制、经略为统摄，史事各有所归而不相割裂。叙事的原则是：“旧志所载者仍之，新者续之，繁者芟之，漏者补之，讹者订之，旧说可疑而别立新说者两存之；远事据经史，近事据见闻，不以臆说”。观点上力排“别种殊域”的偏见，盛赞贵州山川人物，详载少数民族风俗，体现“俗尚各异”的特点。省会及各属分纪之前均冠以舆图，具有图文并茂的优点。“纪略”“艺文”两门录有大量有用的文献资料，如《宋氏世谱序》《牂牁江解》《沿革解》等。又有“书籍录”以存史籍目录。（万历）《贵州通志》条理分明，叙事严谨，史料翔实，不失为“黔书善本”，“炳炳烺烺，事称大观”。惜其刻本太少，今国内已无原刻本，惟日本东京尊经阁藏有一部宇内孤本。

郭子章《黔记》，乃明代私家修志最为宏富的一部省志。全书六十卷，佚二卷，万历年间刻本。郭子章，号青螺，江西泰和人，万历时为贵州巡抚。《黔记》卷首有贵州名士丘禾实的序；先列大事纪以为经，再列星野、舆图以为纬，其后是山水、灾祥、贡赋、兵戎、邮传、公署等门类，最后是表、传，“千百年之已事，莫不纲举目张”。是书虽为一人之作，而在明代贵州省志中，是卷帙最多、资料最富、体例最严、门类最新的一部，故丘禾实称其为“黔之故实，厘然指掌，虽黔人不稔也”。是书成稿当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前后，所收资料不但可以囊括弘治、嘉靖、万历三志，而且有若干新的补充、校正。例如《贡赋志》详记了历次丈田数、户口及赋役的变动情况。郭子章著书颇得史法，考证精核，记事详赡，对旧说多有订正，且书中多以“𧏖衣生曰”发表议论，对“止榷”“协济”等问题颇有见地，“勒成一家之言”。此书修成后贵州少有流传，原刻仅存于北京、上海两图书馆。（嘉靖）《思南府志》，洪价修，钟添纂，田秋删补，嘉靖十六年（1537年）刻本。洪价（安微休宁人）时为思南知府，钟添（湖北郧县人）为铜仁府儒学教授，田秋（思南人）官至礼科给事中。思南在历史上曾多次修志，明代幸存者仅此一部。卷首有钱塘田汝成的序，其后为田秋的序，并冠以兵备道署、思南府境、思南府署、儒学及水德江长官司署、蛮夷长官司署、沿河祐溪长官司署、朗溪蛮夷长官司署、婺川县、印江县等十图。全书共八卷，有地理建置、田赋、祠祀、官师、人物、拾遗、诰敕八志，后有洪价、张烈、钟添跋。志中除详述思州土司外，对当地少数民族多有记述，尤其可贵的是载有川民流入思南及当地植棉、开采水银朱砂等情况。原刻本藏天一阁。明代现存方志，尚有（万历）《铜仁府志》和（嘉靖）《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陈以耀纂修，万历间刻本。陈以耀，江西人，万历间任铜仁知府。全书共十二卷。此书长期以来被认为亡佚，其实尚有原刻本藏在台湾图书馆及日本东洋书库，今已由台湾影印出版，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有影印本。（嘉靖）《普安州志》，高廷愉纂修，嘉靖间刻本。高廷愉，浙江乐清人，嘉靖三十年（1551年）任普安知州。卷首有蒋宗鲁序，附有永乐十六年（1418年）赖樵沈《普安旧志序》，并冠有州总图、州治图、学治图和景致图。全书共十卷，依舆地、食货、学校、兵卫、祠祀、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的次序编排。志中对普安十二营记载颇详，对罗罗、布依先民、仡僚、僰人也有记述，但一般化的叙述太多。原刻本现存天一阁。

明代贵州修志盛行的原因，是全国修志蔚然成风，在朝廷重视和提倡下，以《一统志》带动全国各府州县及卫所修志。在贵州做过官的文人，如郭子章，离任后将其掌握的大量资料加以纂辑，私纂省志。而贵州籍的文士，关心乡土，也乐于修纂方志如许一德、陈尚象、田秋、丘禾实等。从省志的编纂来看，不但累次增修，而且水平不断提高，从《旧志》开始，进而有《贵州图经新志》，嘉靖志优于弘治图经，万历志又优于嘉靖志，而郭子章《黔记》更臻于完备，足见修志事业逐步发展，在全国亦占有一定地位。

文:孟筑敏

来源:地域历史文化

图图:来源网络

编辑:赵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