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和重渡乌江（纪念长征九十周年）

高枫靓杰

　　九十年以前（1934年），红军三大主力分别为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由王明（原名陈绍禹）的代理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领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军事，根据地位于江西瑞金周边地区（包括福建西北地区），总兵力8.6万人，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集结于都县，踏上长征路。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2、红6军团，兵力约1.8万人，根据地位于湘鄂川黔边界地区。红四方面军为张国焘（原名张特立）领导，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军事，红四方面军最初发起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因遭受国民党重兵围剿，于1932年底转战至秦岭南麓的川陕边境地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兵力从2.4万人猛增至8-9万人，实力最强大。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尚有留守部队红25军，主要由吴焕先（长征途中牺牲）、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于1934年10月单独长征，经桐柏山、伏牛山进入秦岭山脉，再绕道甘肃省，于1935年9月16日最先抵达陕北。

中共早期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共产国际（苏联，1919年-1943年）资助，因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核心人选具有重大影响。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负责人米夫操纵人事安排，将王明（时年27岁）推上中共中央最高行政职位。1931年底，王明赴莫斯科兼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遥控指挥国内的代理人博古（时年24岁）行使职权。军事指挥权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行使，但实际上是李德一人说了算，博古按照李德的意思发号施令。李德的军事主张是正面战和阵地战，即使敌强我弱也要硬刚，既教条又冒险，缺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湘鄂川黔地区转移，打算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计定的行进路线是一路向西，从赣南于都出发，途经广西北部的兴安县（今桂林市下辖县，湘江和漓江发源地），然后向西北经全州县（与湖南永州交界）可进入湖南，能够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国军调集了各路军阀的部队，在沿途部署了四道防线阻击红军，特别是发生在兴安县界首渡口的湘江战役尤为惨烈，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虽然最终突破重围，但损失惨重，红七军团断后掩护主力突围遭全军覆没，红八军团同样断后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下几百人被并入红五军团。红一方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仅为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以及保卫中央领导的中央纵队（总司令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叶剑英）。湘江战役的敌军主要对手是湖南湘军和广西桂军，他们都害怕红军进入他们的领地，因为国军中央军将有理由进驻他们的地盘，湘军全力堵截红军进入永州。中央红军只能继续向西进入湖南怀化山区。1934年12月12日，红军行至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境内，中革军委（红军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召开通道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毛委员（当时称谓）还被排挤在决策层之外，在朱德总司令的提议下列席会议。毛委员提出红军应放弃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重镇遵义寻求战机，因为贵州黔军实力较弱，红军取胜把握大。从遵义还可向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具有战略机动价值。这一提议遭到博古、李德的强烈反对，然而大多数参会人员表示支持，众意难违。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官兵们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极为不满，并对其军事能力产生质疑，不再盲目迷信洋教头。通道会议史称通道转兵，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黔军果然一击即溃，红军顺利到达贵州黎平县，1934年12月18日，即将数九寒冬，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肯定了向遵义方向的正确性，但博古、李德坚持主张红军应继续贯彻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原定计划，他们的行为严重干扰和破坏军心稳定。1934年12月31日，在贵州瓮安县猴场村，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会议明确否决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坚持向遵义的目标不变。猴场村距离乌江只有35公里，乌江又称黔江，系贵州省最大的长江支流，上游自西向东流，在金沙县境内称鸭池河，流经息烽县以后始称乌江，然后转弯向北，于四川涪陵县（今重庆涪陵区）汇入长江。根据猴场会议精神，各军团分别从乌江的江界河、迴龙场、茶山关等渡口过江。

1935年1月7日，中央纵队（又称军委总队）于傍晚假扮黔军混入遵义城，一举拿下城池。遵义位于贵阳东北150公里、娄山关正南50公里处。娄山关的北麓是桐梓县，桐梓县最北边有松坎镇，最近距四川綦江县（今重庆綦江区）不足20公里。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而非博古强调的敌人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周恩来、朱德的军事领导地位，且周恩来为军事决策的最后拍板人。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作为周恩来军事决策的帮助者运筹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向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在遵义，中央红军仍然处于被包围的危险境况之中，北面和西北有四川军阀刘湘统领的川军，最忌惮红军进入四川，所以拼命抵抗红军入川，其先头部队郭勋祺是川军名将，正在逼近川黔交界的习水县土城古镇和桐梓县松坎镇。东面是湖南军阀何键统领的湘军阻挡在乌江沿线，防止红一、红二会合。西南是云南军阀龙云统领的滇军设防。正南面是薛岳统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其中，吴奇伟部正在疾驰遵义，各路敌军兵力达40万人，十倍于中央红军，且装备优良，敌我力量悬殊巨大。



　　

红1军团和红9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贵州省最西北的赤水县猿猴场进发（猿猴场位于土城古镇下游15公里处，距离四川泸州60公里）。红3军团和红5军团向习水县土城古镇进发。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昭通地区，自南向北蜿蜒流入长江。因情报错误，获悉川军在土城只有四个团的兵力，红军应该有能力吃掉它。但实际上川军在土城是六个团，其中两个团包抄到中央纵队后方，而且川军没有走红军设伏的山谷，而是占领青杠坡高地与红军对峙。土城青杠坡之战打得相当艰苦，朱德亲自上阵督战，毛委员急忙叫来中央纵队干部团团长陈赓，带领干部团上前线保护朱老总，仗打到焦灼状态，敌军增援部队从四面八方向土城集结 ，形势对红军相当不利，说明硬碰硬根本不行，毛委员果断决策撤出战斗，丢弃辎重，一渡赤水。红1、红3军团从赤水县猿猴场渡口渡河，红5、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从土城浑溪口渡河。

土城河西即是四川古蔺县和叙永县（与云南昭通地区扎西县交界），红1军团在叙永又遭遇川军堵截，短期难以突破，红军只好从叙永转向西南的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会合，打算通过佯攻扎西，调动金沙江沿岸的滇军孙渡部，然后趁机向西渡金沙江，但是孙渡按兵不动，固守原地等待国军主力持援，红军再次陷入被动僵局。1935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扎西会议，会议认为当下虽不能完全脱离共产国际，但要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因此选举洛甫（原名张闻天）接替王明为总书记。会议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方案，参会人员都拿不出对策，寄希望于毛委员拿出对策，毛委员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应放弃从泸州、宜宾之间的渡江计划。据悉川军已将土城交还给黔军管辖，黔军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遵义周边区域，这个软柿子还要继续拿捏，出其不意地杀他个回马枪。红军转回头向东北经四川古蔺重返贵州。从土城南面的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快速占领桐梓，重新夺回娄山关。毛委员为此写下《忆秦娥 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咽: 多音字，发音yè“叶”，指声音嘶哑哽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贵州军阀王家烈是桐梓本地人，正在遵义为其母亲祝寿，获悉娄山关失守，慌忙逃往遵义西南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次拿下遵义城。红1军团与红3军团设伏于遵义西南的老鸦山和红花岗，围歼前来增援黔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二个师，吴奇伟部在红军前后夹击下败北，率残部仓惶南逃，红3军团一路追击到乌江边，吴奇伟的车子刚过乌江桥，就命令炸毁桥梁，还来不及过乌江的国军全部被俘。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歼敌2400多人，俘虏3000多人，取得自长征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获得大量补给，史称娄山关大捷。



　　红军再夺遵义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急忙从汉口飞重庆督战，增调国军上官云相部驰援松坎、桐梓，加强围剿力量。老蒋接受吴奇伟冒进失败的教训，不许各部单独行动，必须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逐步缩小包围圈，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红军当然清楚敌军的战术，正在积极寻找突破重围的对策。战事暂时处于僵持状态，红军再次撤出遵义城，来到遵义西南的鸭溪、枫香一带休整，林彪、聂荣臻致电中央，提出按照之前的成功经验，攻打遵义西南方向约四十多公里的打鼓新场王家烈黔军，可进一步获得补给。1935年3月10日，中革军委在枫香乡苟坝村召开会议，讨论该作战方案的可行性，史称苟坝会议，参会人员有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刘伯承、陈云、李富春、博古、邓小平、张云逸、刘少奇、凯丰（原名何克全）、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维汉、叶剑英等18人。红1、红5、红9军团因为驻扎在周边数公里开外，没有人员参会。毛委员认为打鼓新场的四周都是大山，进去容易出去难，有被敌军围困的风险，战略意义不大，所以坚决反对。会议开了一整天，以凯丰为首的绝大多数人支持该方案。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表决，决定实施攻打方案。决议文件准备第二天下发各军团，毛委员回到住处，打开地图反复推演，结论非常危险，深夜提马灯去找周恩来和朱德，把推演结果分析给他们，打鼓新场的北面有周浑元部、东面为郭勋祺部和吴奇伟部、西面为孙渡部、南面为薛岳的国军主力，很容易对打鼓新场形成合围。黔军看似一块肥肉，实则为一个诱饵，进攻打鼓新场很可能要落入陷阱。经过分析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再开会讨论，期间收到最新情报，国军中央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印证了毛委员的判断，会议最终采纳了毛委员的意见。鉴于决策效率过低，表面上是民主决策，实际上是另一种右倾冒险主义，不利于在复杂形势下的快速反应，苟坝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新的军事三人团，直接决策军事战略方针，无需再经过复杂的民主决策。

接下来的战略方针还是采取运动战的战法，主攻方向是仁怀县鲁班场的国军周浑元部，鲁班场位于打鼓新场北面，这里的机动空间略大，就算发生僵持状态，短期内不会被围困，因为距离最近的打鼓新场王家烈部没有能力驰援国军。周浑元刚刚目睹吴奇伟的失败，对红军心存几分忌惮。红军也不准备与其硬刚打消耗战，仅仅试探性攻打一下，然后从仁怀县（今仁怀市）茅台镇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四川古蔺县。红军派遣一个团的兵力携带中革军委的常用电台出现在古蔺县城附近，但大部队都隐藏于赤水河西岸附近。这一操作给蒋介石的错觉是红军仍然计划从叙永方向渡长江，因此电令周浑元部、吴奇伟部、郭勋祺部集结古蔺，上官云相部进驻遵义城，防范红军再打回来，薛岳主力也被调往古蔺。蒋介石这次踌躇满志，携宋美龄从重庆飞贵阳，打算就此一役将红军歼灭于古蔺境内。毛委员洞察到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全部调往古蔺，贵阳防御空虚，决定抓住战机逼宫贵阳。红军秘密从古蔺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四渡赤水，回到赤水河东岸。这次不再去攻打遵义城，而是从茅台与遵义之间穿插向南。

红九军团断后，袭击打鼓新场以迷惑敌军，主力红军悄无声息地抵达乌江，然后重渡乌江，绕过息烽县城，从东面直逼贵阳。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惊慌失措，急电距离贵阳最近的滇军孙渡部速来救驾。孙渡号称滇军小诸葛，作战风格稳健，一般不会轻易被调动，鉴于蒋总裁电令，只好赶往贵阳救驾。主力红军来到贵阳东部，在清水河上架起了浮桥，明摆着要过河向湘西与红二会合的姿态。老蒋再次被迷惑，判断红军的真实目标还是在湘西，随即命令所有国军抄近路向东追击，主力红军反手掉头向西，于龙里、贵阳之间直插昆明，就此摆脱了国军主力的围堵，此时昆明的设防也很空虚，龙云得知红军向昆明驰来，急忙调遣驻扎在金沙江防线的滇军回撤昆明，金沙江防线如足球空门，主力红军到达昆明附近，虚晃一枪转头直扑空门，红九军团也摆脱了敌军的纠缠，抵达金沙江畔与主力部队会合，经皎平渡、洪门渡等渡口渡过金沙江（长江在宜宾上游称金沙江），然后是飞夺泸定桥，强渡过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乌蒙磅礴走泥丸。中央红军著名将领萧华（1955年授上将军衔）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写道:

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

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

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毛委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指挥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云贵川边境地区，迂回穿插于四十万敌军之间，牵着敌军的鼻子走，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积极寻找战机并抓住战机各个击破敌军。这场战役使用的计谋包括无中生有、暗渡陈仓、瞒天过海、金蝉脱壳、浑水摸鱼、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等，最终摆脱了十几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云贵川边境的计划。在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带领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从黑暗走向光明。四渡赤水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与其说用兵如神，不如说神人用兵。四渡赤水作为经典案例写进了许多国家的军校教材，包括美国西点军校。



上图为大娄山顶峰的西风台。

1、方面军建制

红军原计划以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四军团为基础，扩编为四个方面军，但是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出于实力考虑，认为红一方面军的组建更加迫切。所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率先扩编为红一方面军，暂缓组建红三方面军。接下来是组建红二方面军，1933年萧克奉命带领红六军团从井冈山出发，向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目的是与红二军团组建红二方面军，但是，直到1935年7月，中革军委才正式下达命令，将红2军团、红6军团，加上原中央红军第32军合并为红二方面军，主要原因是通过提升贺龙、关向应的地位，削弱张国焘的分裂势力。红四方面军是由鄂豫皖的红4军与红25军组建而成。由于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加上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组建红三方面军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后，红25军留守鄂豫皖地区，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9月16日最先到达陕北，与当地刘志丹、高岗等领导的红26军、新红27军组建为红15军团。1935年11月，中央红军（时称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仅剩下七千余人，主要原因是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音: mào“冒”）功县（今四川阿坝州小金县）首次会师，然后整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朱德、刘伯承等被编入左路军，张国焘是左路军总指挥。中央及中革军委随同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将领被编入右路军。两军原本计划攻打四川省松潘县，但胡宗南防守严密，被迫放弃计划。位于松潘县毛尔盖，中央政治局在一座喇嘛庙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向西北穿越草地，在巴西镇班佑村等待左路军，但张国焘自恃左路军的实力更加强大，在过草地之后公然另立中央，带领左路军南下，并且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抓捕洛甫、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骨干，然后南下与左路军会合。徐向前、陈昌浩没有执行张国焘的抓捕命令，但是带走了编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人马。红一方面军编入左路军的人马没有回归右路军，编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人马却脱离了右路军，随徐向前、陈昌浩南下与左路军会合。

中央及右路军为避免与张国焘发生冲突，趁夜撤离巴西镇班佑村，虽遭到阻拦，最终还是被放行。进入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旧称“俄界”）召开俄界会议。周恩来健康状况很差，靠担架抬行，主动提出把军事最高指挥权让给毛泽东，会议决定原军事三人团扩大为军事五人团，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为最高军事决策者。鉴于张国焘另立中央，难以判断未来左路军结局如何，加之右路军减员严重，会议决定右路军改称陕甘支队，长征的目的地是陕甘边区，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和红27军，但他们的具体情况不详。当突破了腊子口（今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境内）到达甘肃宕（tàn，音“碳”）昌县哈达铺，从镇里的邮政局得到国民党报纸，获悉红25军已经抵达陕甘，与红26军、红27军组建为红15军团，这一消息让陕甘支队无比兴奋。接下来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一群南方人终于看到了巍峨的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还有那秋日南飞的大雁，自由自在地飞到他们的南方家乡，只有那个意境，才会孕育出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著名诗篇《清平乐 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巻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延安市吴起县吴起街道），进入陕甘边区根据地，11月份到达延安属地甘泉县，与红15军团主力胜利会师，陕甘支队随即与红15军团合并，重新启用红一方面军番号，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红一方面军序列内，存在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例如徐海东、程子华、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刘华清、肖全夫等。1936年初，新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但刘志丹在战役中牺牲，被迫放弃东征。同年5月，彭德怀、徐海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西征，一来可将陕甘苏区扩大到宁夏南部地区，形成陕甘宁根据地，二来可接应左路军、红二方面军北上。西征行程四百多公里，打败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的地方武装，于1936年10月2日抵达甘肃会宁县。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南下后，计划攻打成都，在四川雅安地区百丈关与川军发生激烈战斗，结果受到重挫，兵员折损一半，根本不可能实现攻占成都的目标。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斗争下，张国焘不得不改正错误重新北上，最终于1936年10月9日抵达甘肃会宁，红一、红四（左路军）再次会师。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于10月15日抵达会宁，但红二主力遭遇到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的强烈阻击，只得改道宁夏西吉县，于10月22日与红一主力在西吉县将台堡会师，三大主力终于完成总会师。

长征是在毫无后勤补给，在无粮、无衣、无药的条件下，沿途还被敌军围追堵截，历经生死考验和信念极限考验。中央红军历时一年抵达陕北，总会师却历时两年，红军靠双脚翻越万水千山，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世界军史上的奇迹，树立了史诗级的不朽丰碑，三军过后尽开颜。长征出发时，三个方面军加上红25军总人数约20万人，长征后减员达70%以上，仅剩下5.7万人，这批人就是革命的火种，在陕甘宁边区生存下来，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二年又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公开入侵中国，占领了京津地区，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红军三大主力整体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后改任129师政委）。三军建制成为历史，红一方面军整编为八路军115师，红二方面军整编为八路军120师，红四方面军整编为八路军129师。

2、地名注释

贵州人称集市为场，猴场就是猴子交易集市，猿猴场是猿猴集市，后来改为元厚镇，打鼓新场（今金沙县）相对于永兴旧场而言，称为新场。鲁班场就是工匠手艺集市，后来改为鲁班镇。

3、人物简介

王明: 原名陈绍禹，1904年5月出生于安徽金寨县，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受到校长米夫的青睐，米夫后来转任共产国际主席，鼎力支持王明。1931年6月，王明从非政治局委员跳跃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时年27周岁（比朱德年轻18岁，比毛泽东年轻11岁）。因前任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枪毙，给王明留下巨大阴影，他不愿意留在国内冒险，1931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及主席团委员，在莫斯科遥控指挥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扎西会议被罢免总书记职务，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依然进入核心层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以马列主义权威自居，幻想重新担任最高领导人，但国际形势巨变，共产国际解散，王明失去了往日的靠山，他的幻想已不可能再现。1956年，王明携全家以看病名义再赴苏联未归，1974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

博古: 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号称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包括王明、洛甫、王稼祥、凯丰、陈昌浩、杨尚昆等等，都是同期留苏同学。1907年6月出生，比王明小三岁。王明任总书记时，博古才24岁。王明赴莫斯科共产国际任职以后，国内由博古代理王明发号施令。扎西会议被罢免，1945年与叶挺、邓发、王若飞等人同机失事罹难。

洛甫: 原名张闻天，1900年8月出生于江苏南汇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早年留学日本、美国，1925年入党，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博古原本是洛甫的小学弟，总是跟在洛甫后面混，后来成为王明的代言人，洛甫在心理上极不平衡，二人不免产生矛盾，被冷落到与毛委员居住到一起，逐渐接受了毛委员的思想，并支持毛委员进入政治局。扎西会议出于不得罪共产国际的考虑，选举洛甫接替王明。1938年9月以后，洛甫不再担任总书记，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7月病逝。

郭勋祺: 四川华阳县人，国军陆军中将。唯一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同时交战过的川军将领。1922年，郭勋祺与陈毅就成为朋友，并帮助陈毅脱离军阀抓捕。1942年，郭勋祺带领川军设防皖南，与陈毅来往甚密，曾经提出带领川军加入新四军，但被项英拒绝。1948年初在襄阳被俘，陈毅宴请郭勋祺，酒桌上郭勋祺对陈毅发牢骚，说都怪陈毅当年不收留他，不然也不会当俘虏。陈毅解释说当年不是不想接纳他，实属担心得罪老蒋，影响国共合作。现在也没把郭勋祺当俘虏，郭勋祺因此提出那就让他回四川，可以带领一帮弟兄弃暗投明，陈毅说你的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同年，郭勋祺回四川促成国军五个师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交通厅、水利厅长，1959年病逝。

王家烈: 贵州桐梓县人，国军陆军中将，贵州省政府主席，1936年以后，被蒋介石剥夺政治权利，赋闲在家多年，解放后，被政府邀请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王家烈非常惭愧，说自己当年有罪，毛主席让他当下包袱，努力为家乡建设发挥余热。

龙云: 云南昭通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省政府主席，号称云南王。 1949年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同年北上进京投诚中央政府，任民革中央副主席1962年病逝，葬于八宝山。

何键: 湖南醴陵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司令。后来被蒋介石剥夺政治权利，赋闲在家，但是其在职期间作恶多端，杀害杨开慧，挖了毛家和彭家祖坟。1949年国军大势已去，因担心被清算，畏罪逃往香港。

吴奇伟: 广东大埔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军陆军中将。虽然曾经一路追击中央红军达二万里，但后来在抗日战场表现突出，属于抗日名将。1949年帅部起义，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1953年病逝，葬于八宝山。

孙渡: 云南陆良县人，滇军将领和抗日名将，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司令、第六兵团司令，国军陆军中将。1952年在云南被俘，1963年特赦，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病逝。

刘湘: 1888年7月出生于四川大邑县，四川省政府主席，第七路军总司令，抗战期间积极参与，1938年病逝。

周浑元: 1885年5月出生于河北新安县，国民党36军军长，国军陆军中将，1938年病逝。

薛岳: 广东韶关人，国军一级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抗日名将，1949年随蒋介石去台湾，在台期间并不得志，晚年因反对台独，遭李登辉当局迫害，靠租房度日，因欠房租被告上法庭，台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好免除其房租欠款。薛岳于1998年5月病逝，享年102岁。

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作为军事顾问。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援建，在苏联被称为伏龙芝广州分校，可见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时的声誉极高，李德就是军事权威，但接连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威信全失，遵义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李德完成了长征达到陕北，1939年回苏联，病逝于东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