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情（6）

一抹嫣红

女孩终究会长大的。

厂里一位退伍军人对我很好，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照顾我，他宿舍里有个小炉子，自己买点肉之类的，做好了就叫我去吃，因为妈妈去世后很少有这种温暖的感受，他的意思我也知道，他在部队当过五年兵，是农村人，又比我大十一岁，但他的成熟稳重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其实我也知道爸爸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很纠结，曾经二次跟爸爸说我想调工作，调回宜春，可是爸爸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好直接了当的说，结果还是没调走。

我找了和我同一个车间的王玲玉师傅说出了我的困惑，让她给我拿个主意，王师傅是南京人，也是过来人。她想了想跟我说，“XXX虽然年纪大了点，但他成熟稳重，会照顾你，我看还是可以的”。

1974年元月，我回到家里和爸爸宣布我要嫁给本厂职工退伍军人XXX。

爸爸一怒之下，乘车到无线电厂找厂长，厂长派人让我去一趟他家里，我知道事情不妙，一进门看见爸爸拉着脸，当着厂长对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嫁给XXX，就登报纸断绝父女关系。

爸爸走后，厂长也不好过多干涉。

我们的婚姻自由，后来爸爸还是在这件事情上让步了。

1974年过完年，爸爸和王姨张啰在家里摆了三桌酒，我叫了几个在宜春工作的同学来家里喝结婚酒，爸爸也叫了几个他的老同事来祝贺。

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不用回去看王姨的脸色了。结婚后单位很快也给我们分了房子。

1975年4月，大女儿在万载人民医院出生，丈夫照顾不过来，打电话把在宜春下放的妹妹叫过来帮忙数日。在后来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我又没经验，经历了千辛万苦，丈夫负责买菜做饭。而带孩子，所有的事情由我自己一个人完成，比如孩子晚上吃奶，吃一阵哭一阵，后来回忆起来，我因为奶水稀少，根本不够孩子吃，这点常识我都不知道，硬生生地让孩子饿。三个月后才每天蒸一个鸡蛋给孩子补充。

有一次爸爸下乡检查工作（三阳离万载很近），在乡下买了很多鸡蛋送过来给我补充营养，我心里明白，爸爸心痛我…

有一次丈夫出差，厂里福利，发了一盆猪内脏，我从来没有弄过这些东西，这边孩子又哭又闹，只好等孩子睡觉后才拿到食堂外的水池边去洗净，看到这一堆东西边洗边想呕吐，硬着头皮简单处理好放盆里，再撒上盐，这还都是同事教给我的。

恰巧过了二天，丈夫的战友从外地来万载看望他，我真是无可奈何，孩子又小，又要做饭（本来自己就不会做饭），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那时正值工厂搬迁宜春，食堂停业。

1976年5月，我们最后一批搬家到宜春，分了一套上下楼的房子，我在四车间上班，给收音机外壳打磨喷漆。

宋厂长调离后，厂里又来了新的厂长，名李景龙，南下干部。

一次运动中李厂长被查，后来问题查清后李厂长回到厂里，所有以前对李厂长阿谀奉承的人都避之远离他，而我认为李厂长没有架子，而且对每个职工还是不错的，我还特意去他家看望，李厂长很感动。

我认为一个领导走红的时候，人人都去奉承他，我就离远点；但他遇到事倒霉了，我会力所能及给予对方一些人性的温暖，将心比心，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一帆风顺，都有倒霉的时候。

后来我调到生产科上了二年班，之后为了能加上一级工资又调到幼儿园当老师。

孩子二岁时，有一天晚上我俩都去车间加班了，留她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半夜里隔壁杨医生（杨瑞萍）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她马上起来到我们车间叫我回家看看，当我一开门上楼，就看见孩子抱着她自己的衣服站在楼梯口上，不敢下来，哭得头发都湿透了，我忍不住流下眼泪。

1977下半年做了一次人流，实在没有勇气再生二胎了。

1978年，杨医生告诉我，你再不生就开始搞计划生育了，将来想生都不能生，趁现在还年轻，再生一个，以后二个孩子能够相互陪伴，所以78年备孕，79年生了第二胎，二个都是女孩，还好我们并不重男轻女。

有一天上街，在文具店看到一台电唱机，电唱机的声音通常是一种机械旋转和针头在唱片上划过的声音，伴随着音乐的播放。这种声音具有特定的音质，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我很喜欢。

我叫营业员放一张唱片给我听一听，五十元钱欣然买下。

每个车间发一张购买缝纫机的票，这张票有幸给了我。几日后我凭票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有了缝纫机，我托人买了一本上海裁剪书，照着书上给女儿做衣服裤子，古诗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通过母亲给孩子做衣服，表达了伟大的母爱。

妈妈最疼爱的是孩子。

我自己都是孩子的妈妈了，但永远是爸爸的孩子。结婚后回去，吃饭的时候，爸爸永远有个习惯的动作，夹一块肉，把肥肉咬掉，瘦肉放在我碗里，难道爸爸真的忘记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文革结束后，我们终于和浙江的外婆和舅舅联系上了，第一次去浙江瑞安见外婆和舅舅，时隔数年，亲人相见，欢乐无比，外婆和舅舅整天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问长问短，二个舅妈更是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让我们从小就失去母爱的孩子倍感温暖，见到外婆就象见到妈妈一样，我天天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幸福的感觉象电流一样包围着我。正值冬天，外婆早早的打开电热毯把床捂热，生怕我冷着，半夜我被热醒了，迷迷糊糊地看见外婆坐在我身边，用慈祥的目光端祥着我，此时她老人家一定是想在我身上寻找妈妈的影子，她也在思念自己的女儿啊！亲爱的外婆，看见了您就象见到了妈妈，我拥着外婆一起入睡，睡梦中嘴角露出甜蜜的微笑。

1981年，工厂子弟学校建成开学。大女儿六岁，我送她去学校读书，正在上课中，学校宋校长说我女儿未满七周岁，硬是让她背着书包回家，女儿哭了…

这时我就想着我要调离，不想在厂里工作了，这事还得爸爸帮忙，因为那个时候宜春很多单位的一把手都是南下干部，爸爸几乎都认识。

我回家和爸爸说了我的想法，他没有马上答应，当时他说你们一家在无线电厂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要调动工作？我说将来孩子要在城里上小学，条件比厂里的子弟小学要好，但爸爸没有重视，这年我没有回去过年…

爸爸可能知道我生他的气了，年后他找到县供销社的史主任，说了我的事，史主任说那就到我这来上班吧。

1982年我正式去县劳动局办手续，调到供销社二店上班，那时候小女儿才二岁，没办法请厂里职工王文海的爱人帮忙照看，因为丈夫还没调出来，和大女儿都在厂里。

在供销社二店工作并非是我喜欢的工作，每天二班倒，晚上还要睡在店里值班。

王文海夫妇帮我带了小女儿三个月就不带了，我只好请了住在街上的一对老夫妻帮忙带，给他们足够的钱，二十四小时都放在那里带，这样我不必操心了。

有一天带女儿的婆婆跟我说，你这个小孩真是太乖了，搬个小凳子让她坐着看电视一动不动，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明明孩子是怕了他们啊！

后来我跟在九江的妹妹商量，她同意把女儿接过去带，自己的家人带我就能放心上班了。

卖东西和顾客打交道，要学打算盘，我们读小学时学过，这么多年也生疏了，于是我白天练、晚上练，终于得心应手了。

那时候的供销社是很吃香的，过年过节我们每个职工会分各种副食品，我每每提着一大包食品回无线电厂，（厂里接送职工的大卡车停在东风大街粮站门口），很是被大家羡慕。

店里早晨上班，要卸下3米高的木板门，很重，要一块一块的扛到仓库里，晚上下班又要把放在仓库里的门板一块一块扛岀来安装上；我个不高，力不大，太难为我了，拿出吃奶的劲都扛不动，就是扛起来也是东倒西歪，生怕什么时候没扛稳，被门板压倒在地。

这都是人家看在眼里的，也是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干过重活的结果。

那时正值搞承包制，竞争上岗。由店长选人，我有自知之明，显然知道自己不可能竞争的上，如果没选上，可能公司会让我去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因此我又开始萌发想调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