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川藏道

漠客户外

川藏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自唐以来有一千多年历史，它在藏汉民族团结交往和祖国的统一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我国悠久的古文明通道之一，虽然现代交通取代了古道，它已经成为历史，也渐渐被现代人所遗忘，但它曾经的意义和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

这条茶马古道早在西汉以前就有雏形，当时称为“蜀毒道”，蜀，就是四川，毒，就是指的印度，沟通中国与南亚大陆，四川的茶叶最早就在这条道上显示出它的神奇。随着以茶叶和马为载体的商贸在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不断强化了四川通往西藏的大古道，在世界最高寒、险峻的陆地上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极其复杂的以茶叶为主要商品的纽带，这条纽带网布康巴、西藏，这条古道商路，贯穿了亚洲板块最为险峻的横断山区，连接维系了汉民族和藏民族两大文明集团，把金沙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大渡河、澜沧江、和三江源头连接起来，直至东南亚、印度乃至欧洲等。它所处的文化圈丰富复杂而又多彩，甘孜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特殊的生态、文化格局，由朝廷，由内地、成都经过雅安古道到康定再通往西藏的“官道”、“正道”、“商道”——川藏茶马古道从雅安开始，纵贯、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昌都、西藏，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今天许多有识之士发现茶马古道完全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沟通了我国几大水系，又分布在川滇藏多民族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南亚等文化圈的边缘上，它的历史意义，它的丰富性、它生动的人文生态价值、旅游价值等是世界古道中特色独具、意义重大的古道。

有历史资料对川藏茶马古道论述说：“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

《明史》中说：从碉门，就是现在的四川雅安地区的天全县算起直至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这几千里的历史文化长廊，熔铸的历史文化是极其厚重的，它包容的该是怎样丰富灿烂的多种民族文化？展现的是怎样多姿多彩的人文、生态？翻开时间尘封的面纱，我们看到了茶马古道和过去一样闪烁着熠目的光芒，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将使它成为旅游黄金之路！

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悠久，影响最大，茶马土货输出输入、人众经过最多的政治、商贸、军事的古道，因而也就最知名，川藏茶马道大量开通始于唐宋，兴盛于元明清，特别是在藏汉茶马贸易极盛时期的明代，它成为汉区入藏的正道，它也是朝廷明文规定的官道和贡道。明朝成化三年朝廷令“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明宪宗实录》也载，明成化六年朝廷令藏区僧俗官员入贡要“由四川路入”。到了清代顺治十八年，滇茶也开始输入藏区，云南的胜州开始设茶马互市。雍正年间，川藏茶马市场更深入到了藏区，康定设为打箭炉厅，成为川藏茶马线上藏汉贸易重镇。

川藏古路汉藏门户——泸定

在没有国道以前，在没有二郎山隧道以前，二郎山的路是让所有知道它的人摇头兴叹的路，无论人们是恨它也好，爱它也好，它从来都坚持在那里，成了藏汉族人民交流往来的屏障，成了茶马古道起点上的巨大惊叹号和问号。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就坐落在二郎山以西。这道汉地通往藏区的第一门户，东边接邛崃、雅安地区几县，南邻石棉，北连鱼通，以西就可通往康藏。泸定城依群山，旁大渡河。

从汉朝以来，在没有泸定城镇出现以前，泸定的沈村、昂州（今岚安）和化林坪就已经是边关要地。炉定城镇的兴起与茶马古路，与汉族商人进康藏贸易，与衔接茶马古道的著名泸定桥有着密切的关系。清康熙四十五年，1704年，四川巡抚能泰基于内地与边疆民族商贸路途艰难和巩固朝廷在边疆的政权，向康熙奏，要求于大渡河上建铁索桥，康熙很赞同，下诏拨发库银建桥，历时一年多，铁索桥建成，康熙亲自为此桥命名——泸定桥，又在河西岸半山腰，修筑一条经咱里、烹坝、瓦斯沟到达康定的大道，以便轿子和人马行走。铁索桥的建成，四周开始集聚起居住的人户。清朝雍正六年，为加强边茶茶引制的管理，在泸定桥设置了巡检司，修建了巡检署，这里的人口逐渐增加，街市形成了。到乾隆末期，康定与二郎山以外地区的汉藏货运越来越繁盛，铁索桥边，大渡河两岸的街市也随之繁荣起来。

泸定，是茶马古道上藏汉往来的门户，泸定桥是锁钥，康熙大帝名此桥为“泸定桥”也是有来由的，从清朝起关于它的颂歌，诗篇有很多，它在国家军事、政治、商贸上起到了重要作用，1935年，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名桥又谱写了一曲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颂歌，被誉为“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桥梁，至此泸定桥名声远扬，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条历史名桥熔铸了茶马古道文化，熔铸了红军文化，它的历史意义深远而厚重。

大渡河由南向北纵贯县境八十多公里，在没有桥梁以前，这条河流上，在泸定境内有十几处渡口，连接两岸的有八、九个索道，溜索有竹编制的，铅丝、钢丝等索；渡船有牛皮船、木船；有木桥、竹篾桥、石拱桥、铁索桥，今天，这里有公路桥梁三座，钢丝吊桥七座，因为这些，多桥成了这个茶马要道上泸定的一大特色，桥梁把茶马古路延伸到了远方。

边茶贸易的发展，藏汉商贸的繁盛，使泸定的交通道路显得很重要。人们用足力开辟出了一条条从雅属五县通往泸定、从泸定通往康藏的道路。这些路有的在今天已经消失，有的与公路融在一起。从泸定辐射的古道与前面说过的大路、小路紧密相连。

茶马道上的小茶路从天全喇叭河进到泸定岚安，从汉源泥头出，越飞越岭经泸定化林坪，是大茶路的必经之地，清朝时，在泸定桥、化林坪、沈村、烹坝设置了驿站，备有驿马和船只，主要传递公文和护送官府之人、官物等。

唐代始有的从天全（碉门）到昂州（岚安），经冷竹关到康定称“和川路”。

泸定到康定的路还有一条从雅加埂经过的，那条路在历史上称为“唐蕃古道”，是汉代时开辟之路。它是从飞越岭至沈村，经德威——摩岗岭——磨西——雅加埂，到达康定的木雅乡，往西可越折多山，深入藏区，往东可至康定城，在这条道上还有一条便道通康定。

康熙年间泸定桥架起，开辟出一条进藏的大道，就是从兴隆开始经过冷碛——泸定桥——烹坝——回马坪——冷竹关——黄草坪——达杠到达康定，这条路的开辟，使其他一些小路逐渐行人稀少了，主要走官道，特别是背茶包的，加上清雍正六年朝廷规定凡进打箭炉的茶包一律要通过泸定桥巡检司验“引”，才放行，小路和便道行的人就不多了。

在没有泸定桥之前，泸定的沈村和岚安就已经因为藏汉茶马交易而形成场镇，泸定桥的建成为茶马古道上汉藏的商贸往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涌入康定的商人更多了，也是因为它泸定的城镇和商贸才得以发展起来，产生了化林坪、兴隆、冷碛、烹坝等地的集市和场镇，其中最大的交易市场中心就是雅加埂古道线上的沈村。

明朝时岚安就是“茶马易市”之地。在岚安、化林坪、磨西，我们采访了五、六位曾经从荥经、汉源、天全、雅安背茶包至康定，当过背茶工的老人，其中有三位已经八十六、七岁，当年背茶包的往事在他们记忆里还是那么深刻，是的，人生中许多的事情都可以忘记，许多的记忆都可以随时光的消失而抹掉，但背夫这段历史却无法从他们脑海里拭去，因为那段记忆是他们青春年少直至壮年，在一个人一生中黄金年龄期所经历的，而且在那段经历里他们饱尝了无数的艰辛，提起那段经历，老人们都慨叹道：

“苦，苦得很哦！最苦莫过背茶！”

“来回一趟就要穿烂两双草鞋，还有穷得穿不起草鞋的，在路上拣人家丢掉了的破半节子草鞋，两只斗拢起来穿，穷得很哦！”

七十九岁的余自忠老人，也是从十几岁开始背茶包，直到解放。老人清楚的记得当年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名字，就是八十七岁的王登友老人在身体欠佳的状态下，也把雅加埂至康定的那条线上近百个店名、地名记得清清楚楚，给我们一一道来：

“……母猪坪———石灰垭——潘麻子坎坎——土地沟——皮房子——长河坝……怀抱石——偏岩子……；大石包——新甸子——两河口——三倒拐……，草坪子——麻花桥——干海子——雅家埂——关门石……，……老玉林宫——白扬弯——热水塘——四马桥……，公主桥——乱石窖——进康定城南门……”还有许多店名和地名加起来有一百多个，我们真是佩服这些曾经吃过苦受过累的的老人，在耄耋之年，还有这样好的记忆和精神。

瘦高个的余自忠老人显得十分精神，讲诉那段难忘的经历时老人还很激动，那时他和本地的背茶工常走的是这条路，到天全背时，就从五里沟出，经两路口——大金坪——木叶荫——二郎山——磨子沟——烹坝——二道水——柳阳——升航——康定。老人说，那时的康定真冷，到了康定，把茶包子交给指定的茶店子后，买些粗尼氆氇，就打转身下升航或柳阳歇。汉源泥头（宜东）来的背夫到了康定，许多爱买牛骨头烧成骨灰背回去，用于地里施肥种庄稼用极好。岚安在很早时（明朝）就是茶马互市地，在这里藏汉交易地有几处，烂泥窖处和埂子山垭口坪处都是互市地点，至今这里许多曾经是古道的石板路和许多青石包上在千百年的磨砺中，清晰的留下了马踢印和拐子窝，还有深浅不一的人的脚印。在这些坚硬的青石板、花岗石上要留下这样多的凹痕那是要有多少人、多长时间、多少次地踏踩过才能如此这般烙印下深刻的印记，让今人赫然震慑，川藏茶马古路如此强烈的被这些印记披露出了在久远的岁月里这条朝廷规定的官道，商道，来来往往的人众、背负着山一样高茶包的背夫，一步一个脚印，一群一群，一代又一代，几百年，上千年，把汉地的茶背进了藏汉门户，背进了茶马古道重镇打箭炉（康定）。

在岚安，留下的茶马古路遗痕太多，这里还有关于红军长征经过时留下的许多悲壮故事传颂着。1935年，红军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三十二军一部分及第四军全军转移时，从康定鱼通进入岚安，在岚安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并在此进行了土地改革。那时，还是儿童的余老人，参加了儿童团。

余自忠老人与茶马古路有着不解之缘，刚解放，又参加了川藏公路的修筑，还获得了西康人民政府颁发的“川康青筑路纪念章”，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老人才给我们展示了他所获得的奖章，原来不止一次得奖，还几次获“爱国生产模范”奖。

川藏茶马古路历朝历代当政者都没有轻视过，从天路成为“官道”，“商道”，“正道”，成为“天下第一茶马路”，再成为公路、水泥、柏油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努力。民国27年，国民政府令重庆行营公路监理处派员测线，选定自雅安开始，从天全，翻越二郎山干海子到泸定，过大渡河再经冷竹关到达康定，27年开工，29年（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全线初通。由于技术、经费、时间等原因，路基跨塌不能通车，因此，民国30年，交通部成立“川康公路改善工程处”，继续对公路整治，第二年正式通车。但是，由于路段垮方严重，整修起来十分艰难，1944年以后公路停用。

1950年，人民解放军十八军西进西藏，随军队进入的有筑路工程技术员，解放军工兵，整修川康路，架设桥梁，1951年后川康公路全线畅通，1955年，把这段从成都到拉萨的川藏茶马古路更名为川藏公路。从那时起，一首表现了解放军战士不怕艰险，为巩固国防，为这条道路的修筑而英勇战斗乃至献出生命的歌曲在全国流传开来：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黄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公路修到那西藏。……”

漫漫长长艰难险阻，历史悠久，在各历史时期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川藏茶马古道，终于变成了公路，川藏公路的建成，背茶工这种特殊行业也就消失，背茶工走过的茶路，今天有的地段仍在318国道上，有的道路已经随着茶马古道的结束而荒废在漫生的树木荆棘丛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茶马古道的公路再一次换上了新装，成为金光大道。古路变成了坦途。

茶马古道第一商贸重镇康定——达折多

历史最为悠久的川藏茶马古道上有著名的三个重要的商贸集散重镇，就是达折多（四川康定）、察木多（西藏昌都）、结古多（青海玉树），商人和马帮们都习惯称“三多”，也是因为这“三多”鼎立支撑起了意义深远的茶马古道。

藏语“多”是交汇融合之意，这三个重镇的名字都与水有关，奇迹的又形成了藏汉商贸交汇点，这第一个重镇，也是最为重要的会聚点就是达折多——康定。

康定，因为一首溜溜调的情歌而传遍了世界；情歌为它编制了一道美丽浪漫的光环，使世界许多人都向往能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登上飘荡着溜溜白云的跑马山；其实，康定，这个积淀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小城，岂只是一首情歌就能涵盖的，它像一本由玫瑰色的情歌装帧的经典书籍，深沉、浪漫而厚重，不翻开它，就不会发现它蕴涵的魅力有多深，正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底蕴才产生了世界传唱不衰的经典情歌。翻开这本书的扉页，就能发现它的产生与茶马古道息息相连，它因茶马古道而诞生，或者说，古道因为它而延续，因为它而辐射西藏、藏东和内地。茶马古道封存在历史的尘埃里已近半个世纪，康定却没有因为古道的消失而陈旧颓败，康定在发展，在日新月异的走进新世纪。

康定地理位置从唐朝开始历代统治阶级就十分关注，在政治和经济上，在国家的统一上，它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就连“康定”这个名字的由来都是与历史上统治者的政治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康定之名的政治含义已淡化，它更多的是包含了“情歌”的魅力。茶马古道开通时，它还有个名字更让我喜欢，那是藏商、马帮们给它取的，这名字虽是地理现象的概括，我认为同时也包涵着茶马古道的实意，引申了茶马古道包容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达折多”，藏语意为“两河交汇的地方”。

从北向南，雅拉神山和雅拉英措圣湖流下的冰雪之水雅拉河与自南向北流来的折多河水交汇在一起的地方，似乎预示了一种深意——两水汇合向东流入大渡河，流入长江；内地通往康藏、通往藏区腹心地带的大通道，“正道”——官道，正好就从这里开始。由于气候、和政治等原因，藏区来的客商多数也到此就打住了，汉区的商人到了这两水交汇处，也不再前行，各自的困难和不便在康定这个民族杂居区，得到了解决。语言不同，有人翻译，民族习俗差异所需生活物品，有人供应，藏商的骡马牦牛有草坝放牧，更有充当着媒介作用、经纪人身份的藏区或者说是世界独有的、形成一整套完善规则的中介组织——锅庄！它在藏区商贸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藏区的皮毛、珠宝、马、鹿茸、虫草等名贵药草和土特产品于这里会聚，源源不断流入内地；内地的茶叶、布匹、生活日用品等也源源不断的集聚在这里，流入整个藏区，于是，“达折多”成了汉藏两个文明集团为主的文化、经济等交汇之处，它的产生就与藏汉商贸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边茶贸易直接相连，成为国家统一，民族交流往来的民族文化大走廊的一个焦点，这样也因此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所以才产生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溜溜情歌”，不要说这首情歌是哪个民族的，如此优美的歌，它只能是达折多的，只能在这块藏汉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的土壤里诞生！

宋神宗时，北方马源阻断，朝廷在西南开辟了马源，四川的雅州、黎州成了“茶马互市”的重要市场，并规定雅安地区茶专门用于易藏地“京马”，那时从达折多输出的藏地各种战马上千万匹。明朝时，北方又战乱，朝廷急需战马，恢复了以茶易马制，在天全、汉源设茶马司，负责与藏区交换马匹，从这里输送出的马匹又是上千万。

从北、从西，从南各条道来到康定的茶马路，民间有多种称谓：茶路，茶马路，马道、牦牛路、金香路等。还在元以前这片叫达折多的地方，虽已有人烟，却只是几户散居的牧人家，河两边有一些较为开阔的草塘、坝坳，位居中部，周围有噶达（现称郭大山）山，跑马山，五色海子山、阿里莫公山（子耳坡）等山环抱，由于山势走向不同，树木茂密的岭谷相间，所以气候一天中都是多变的，属明正土司地域。明朝时由于督察管理茶业的茶课司移至碉门（天全）、昂州（泸定岚安），达折多逐渐成了藏汉民间茶叶货物交汇的地方，民间的贸易在此多起来。达折多之名因音译之误，变成了“打煎炉”，清朝时在刑部的奏疏中又把“煎”改作了“箭”，在康熙年间对“打箭炉”的关于诸葛武侯射箭、铸箭一说只是牵强编造的传说，《蜀水经》中说“汉贾至此，从而礼拜（插着经幡的陡峭石山噶达山，藏语意为土石山），造为武侯征孟获，命将军郭达造箭之说，亦妄矣。”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朝廷平定昌泽吉烈于此发起的刺杀土司、勒索过往商人的变乱，康熙四十年，就是1701年，设明正土司，四川提督进驻达折多，1702年，朝廷设征收茶税、管理藏汉商贸的监督局，派出喇嘛达木巴色尔奇、员外铁图等驻此督办，另开始设兵戍守。1729年，朝廷设立打箭炉厅，1730年于南北东三处建城门，并修筑了城墙。康定成了康巴藏区的商业中心，也成了政治、军事中心。关于“打箭炉”名字的由来还有一种历史来源，就是最早时，它是朝廷以马易茶的地方，商旅到了这里，马匹到了这里都要停住并坐下，所以这里就是马和茶必经的路，必屯坐的地方，藏商谓之“达甲洛”，就是“马茶坐屯地”，后来汉商由于音误，渐渐说成“达甲路”，也就成了“茶马路”之意，再后来就演化为“打煎炉”，再演化为“打箭炉”。

在清朝许多关于藏区的史书典籍中都有这里商贾贸易的记载，雍正年间王世睿所著的《进藏记程》中写道：

“西炉群峰高插云霄，中敞一涧，广阔如平地……，四方商贾辐辏，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设有钦差监督税务。”

清果清王到泰宁去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炉城二水夹流，三山紧抱，……。雍正七年移雅州府同知驻此，为通西藏青海之要区，茶货所聚，市肆稠密，烟火万家”。

清还有书籍记载，炉城为“梵僧喇嘛往来不绝于道，实西南之锁钥，藏卫之喉吭也”。

在清朝的《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中还写道，“炉城有三门，山水为城郭，即口外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还有许多古人和近代人的论述不一一列举，竟此几段就足以说明茶马古道大规模开通后康定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商贸的繁盛。

从康熙年间康定成了藏汉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商贾高潮云集的地方，也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之所，藏汉两大文明集团的文化在此得到了十分和谐完美的交融。从此后，这两河交汇处形成了灿烂多姿、丰厚繁盛的独特的商贸现象和多个民族宗教、文化和谐交融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带，中有一涧，三山紧拥，地势并不广阔的达折多，因为藏汉商贸变成了“人烟辐辏，市井繁华”的小城镇，流通的货物真的是特色独具，“为中国本部所无有者，每于此地见之。”

清朝末年，在康定的商帮就有二十一个，商贩三千多人。云集于此的各地商人形成了各种商帮，从经营物种和籍贯分，除茶叶外就有专营洋广杂货的成都帮，约十家，专营麝香、赤金等的金香帮，也称陕晋帮，有三家，专销土布、哈达等的邛布帮，经营收购康藏皮毛和土特产专销内地的渝帮，又称重庆帮，有七八家，以销零星杂货为主的川北帮约四十家，以营销鸦片为主，附带经营杂货和一些滇茶的云南帮有五六家，还有七八家草烟帮，十多家制革帮，四十多家汉源帮，十多家专营银钱调换的银钱帮，七家纸瓷帮等等。其他还有英国人所开吉利洋行，也经营麝香、鹿茸、虫草、贝母、黄金等，还有许许多多的经营各种物类的行商。

西藏官员和西藏三大寺在康定专门设有机构，专人购买运销茶叶，于康定专司茶叶生意的官员叫朵噶本。他们购进的茶叶都是大宗、大批量的，运输队伍也很庞大。在康定长期互市的藏商上百家，昌都著名的康巴藏商邦达昌在康定的资金高达百万余大洋。据一九四一年的调查资料，在康定的仅甘孜县藏商就有二十多家。

清末民初，康定的民间金融发展起来，一些资产雄厚的商家兼办金融存放款和期票汇兑业务，以信誉为保证，有名气的有得泰合、协顺生等近十家兼办金融业务。民国时出现了几家经营银两、银圆等零整兑换业务和商户期票兑换的钱庄。另还有便利居民和背茶工等民间对银圆、银两、铜圆交换的钱摊子，以及官府开办的兑换所等多种形式的金融结构。

康定是康区和西藏进出口要埠，藏汉商往来日益频繁，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于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定出全国三大商埠，即上海、武汉、康定为总商会，此三处为三大商埠。

从货币的历史变迁可以窥见康定在整个康藏的中心地位，以及甘孜州这片康巴区域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地理位置和经济、政治等重要地位。同时当年茶叶在货物交换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也成为商品比价的一个衡量媒介，与黄金一样成为一个衡定的物品。

清康熙年间，外省商人输入了生银交换，雍正六年时，达折多的商务已经发展得十分繁盛，名为大宝的银两于市面流通；西藏的商人也带进了印度的银砖和金条到这里；在康区的理塘、巴塘等在清朝乾隆年间还流通过“西藏银币”，就是“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这是清政府为抵制廊尔咯银币，于西藏铸造的指定流通西藏的银币；光绪十九年，即一八九三年，清政府与英国签定了《藏英条约》，西藏亚东开为商埠，并且是英印等进口货物不抽税，所以，大批的英印货物商品充斥西藏、康区，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版面是英国威廉四世、爱德华七世帝像、英文字样的印度的卢比也随之大量流进藏区，在一度时间里还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光绪二十七年，驻打箭炉（康定）厅的清府官员，刘廷恕特上书奏关于“印币亡边”之事宜重大，为抵制印币的入侵，开始在成都专门铸造在康藏地区使用的与卢比重量相同的银币，银币正面铸有汉文“炉关”两字，背面是藏文和花纹，这就是藏洋，也叫藏币、藏圆或四川卢比，后来又改制为光绪皇帝像，有“四川省造”几个字。藏洋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一九三0年后，藏洋的制币厂移康定，藏洋的发行，有力的抵制和削弱、限制了印度卢比的侵入，挽回了国家的权利，也就形成了以康定为中心的辐射面，影响、扩大到康藏地区，藏洋成为康藏的主要货币，直到一九五八年，藏洋在康区整整流通了半个多世纪。

清末民初，版面有光绪、宣统龙洋、袁大头、孙中山像等十余种的银圆开始在康区流通并增多，成为康区的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之一；民国时流通的还有纸币、藏币卷、金元卷等，一九五0年初，康定解放，老版人民币开始流通康区，与银圆、茶叶包、黄金、藏洋等同时并存流通。经过几年的过度，一九五八年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币为正式合法使用的唯一货币，从此结束了康藏多种货币流通，货币不稳的局面。

甘孜州是富饶的，所产药材极其丰富，从全藏区来的名贵药材等也均集中于康定，然后由各路药商分销国内外，经营药材业的除成都、重庆、上海等地的商人，陕西、山西商人为多，陕商中最著名的就有德泰合、聚义生、泰来恒、如义和等，川商中有忠信仁等，大药行有大兴药行和云发药行。大兴药行是甘肃、青海等省的客商开办的，他们运来皮毛于此，收购麝香、虫草、鹿茸、贝母等名贵药材。住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荣发药行，运销此地的是人参、龟胶、高丽参、鹿胶等，收购以上与大兴药行相同的名贵药材，还收购熊胆、牛黄等。经营这些名贵药材的商人，还有从康藏、西藏、青海来的大藏商，其资金雄厚就远远超过了许多同行的庄客们。那时的康巴藏区，虽有丰富的矿藏，茂密广布的原始森林，但商业是中心，只有商业成为了康巴、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互通有无的活动，康巴藏人善经商的说法一点不为过，西藏的宗教，安多的马，康巴人卓越。

康藏销出的麝香、鹿茸、贝母、虫草等在国内大都市有固定的销售区，在国外也有市场；运至上海的鹿茸、麝香由各洋行转运世界各地去销售，虫草还远销香港、澳门等，在康药行中有的商号在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声誉很好，如陕帮中德泰合，经销的麝香国内外商人只要见了其商号的标记印章，不用开匣验看，都争相购运，相信德泰合的麝香分量足，质量好，每年运销出的麝香，出口的就占十之八、九。资金雄厚的一些陕商甚至在康藏北部的甘孜、康藏南部的理塘开设分店。

历代统治者委派的经边官员都把商贸作为首要大事。清朝川边大臣赵尔丰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把经边之要列了六条，商贸就是其一。康定成为商品交易中心就始于明末清初，康熙年间鼎盛起来。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张献中率兵进入四川，战乱年代许多商民为了躲避战祸，携带茶货，冒险用溜索越大渡河，来到达折多，“适乌斯藏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藏汉杂处，人数渐增，于是始有坐镇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康熙年间泸定桥的建成，便捷了川藏交通，汉地商货和茶大量输入达折多，汉地商人等举家迁移至康定的就多了起来，四面八方来的人众带来了各种文化，各种宗教文化也随之传入，康定这个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了各种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藏区的商人结构是各地大小喇嘛寺庙商，西藏三大寺、康区的大金寺、理塘寺等都有规模较大的商业活动；康区土司、头人都有商队，贵族商人更是频繁的参加各类商业活动，所有的商队都有自己大小规模的骡马队伍。资金雄厚的寺庙商、土司、头人和贵族商派人于康定长驻，采办成批的边茶、布匹、绸缎等等。形成了西来的货物以药材、皮毛为大宗，光绪年间还有大批英国、印度的货物流入；东来的货物以茶为大宗，其次就是布匹、绸缎等。

茶是藏汉大量开通商贸的一个载体，也是因为茶，两河交汇的康定成了兴旺的城镇——茶叶为中心的商业市场，那时可以说，只要拥有了茶，就可以换取你所要的一切，甚至人的生命！故茶商在唐朝以来的几个朝代里以茶往来于汉地和边疆民族之间，所以说茶成了畅销的大宗商品，足迹天下的商人十之八九是茶商，并且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国家收取的茶税也成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

由于茶叶贸易在此如此兴盛繁荣，康定，这个地势成一带状的小镇就出现了主要销售茶叶的街道——茶店街（今西大街）和茶店后街（今建设路），在其他一些小巷道里也有许多专卖茶业的客商。两条街加在一起全长一千多、近两千米，街两边都是茶店，茶铺，几条竹篾条包装的茶码在门窗前的柜桌前，几块黄纸包裹的康专、金尖、毛尖等摆放在案头，而大批量的茶叶是放在仓库里。那时，这两条街是繁华热闹无比，这两条街一定溢满了大茶的清香，人来过往时，鼻息和肺腑间一定充满了这黑茶醇香的味道，好惬意！

由于有了茶的贸易，由于茶叶到了康定还要往更远的地方去，要翻越更加艰险高远的山路，要跨条条江河，又是靠牲畜驮运，所以必须把包装进行改造，必须包装得牢固、耐磨、又防雨雪，于是，康定“缝茶业”诞生了。康定人称缝茶工叫“甲注娃”，这也是藏汉语结合的称谓，意为缝茶的人，都是藏族。缝茶业的兴与衰直接与边茶业密切相关，工人最多年代上百多人。拥有皮塘和皮子等生产资料的是缝茶业老板。茶包的缝制方法分花包和满包。就是用牛皮浸泡后，由手艺高的工人切割加工，再用于缝合。满包用牛皮全包，细条牛皮绳缝合；花包是两头用皮子半包，粗条的牛皮绳缝出花纹，花包中间是按规格用牛皮缝成很均匀的花纹，这都需要一定的手工艺技巧。从雅安地区运来的用竹篾篓包装的茶叶在这里就要切分开，一分为二，叠成方形，计量单位就是“只”了，一只是三条合在一包装，两“只”就是一驮，共120斤，一般畜力都是驮两只。运往理塘、甘孜、德格、西藏、青海和康藏地区路程很远地的一般是满包；运往雅江、道孚等地区的就是花包。这些包装好的茶叶就是这样从康定辐射开来，运往各地。据《卫藏通志》、《西藏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康定辐射的道路主要有：

东道通雅安，经木雅——雅加埂——磨西——冷碛的龙巴布——化林坪——汉源的泥头（宜东）——荥经——雅安；另一条是从康定出，经烹坝——昂州（泸定岚安）——天全；出南门就是至折多山——东俄洛——泰宁——雅龙江——甘孜。北道翻达波（大炮山）至丹巴或经过康定的中谷——新店子过大炮（达波）山——台站沟——疙瘩梁子——泰宁等，这三条道都是古官道。还有许多的便道，如东北、东南、西南便道都是通向四面八方的路。

云集在康定的茶商，在边茶贸易最极盛的清朝有多少，没有人确切统计过，仅就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就有大商号三十八家，其中独资商二十三家，合伙商是十五家。名茶商号有藏名是“仁真杜吉”，的姜公兴；“藏巴拉”——余孚和；“尼玛夏杰”——夏永昌；“益革益措”——恒太茶；“根郭沙颍”——义兴茶；“曲升罗布”——天兴仁茶；“益格玛”——聚成茶；“罗布墨巴”——康藏茶叶公司，每一家都有藏族文化或藏传佛教的图案。那时的这些商家就如此懂得利用销售对方的文化来为自己的商品做品牌，懂得入乡随俗对自己产品的意义，懂得尊重、吸收藏文化为商品服务，在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就茶叶的包装上看，就体现出了藏汉文化的融洽结合。在类似于这样的结合中还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藏汉贸易的重要角色，中介组织——锅庄！

兼有货栈、经纪人和内地商行性质，同时又是藏商的代理人的康定锅庄业，是藏汉贸易形成的特殊行业。同时，因为锅庄是在康定明正土司的管辖区内，所以就需承担明正土司家的差务。最初的锅庄只有四家，是明正土司的家臣。随着藏商的大量涌入达折多，锅庄业更加繁荣起来增家到了四十八家。年代最为久远的是瓦斯碉（包家）、甲绒色（木家）、铁门坎（李家锅庄，藏名叫亚巴措）、大院坝（罗家，藏名叫萨根贡巴）等锅庄。关于康定锅庄主汉族姓氏的来历就有许多故事，这里就不赘述。

在这种以民族间进行贸易的特殊环境里，藏汉商相互语言不通，这就要靠锅庄主为他们翻译，藏商对行情了解等都是交给锅庄主办理，一切交易也都听凭锅庄主；汉商和藏商交易，也离不开锅庄主，可以说，掌握着藏汉交易的主要角色就是锅庄主。锅庄主对住进来的藏商不收任何住宿费，就是住上半年或一年都不收分文，还要以藏族的生活习俗款待好，让商人们感到“宾至如归”；与汉商，锅庄主是陪同翻译，从谈生意到收货款、帐目结算、货物包装发运等都是由锅庄包办。这一切都不只是义务服务，因为锅庄对商人进出的商品要收百分之四的佣金，如果商人双方售出和买如十万元的商品，锅庄主就要在双方各收四千元的退头，就这一次的一进一出中，锅庄主就是八千元收入（后来就只收取一方的退头），所以大的锅庄主都很富有。商人们都尊称锅庄主人为“阿佳喀巴”、“阿佳”，意思是“尊敬的主人”。

几百年的历史变迁中，锅庄业有兴有衰，它的兴衰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关。光绪年间，由于英印货物大量涌进藏区，印度茶叶大量流入，来康定购茶的藏商少起来，锅庄业衰退，有的甚至倒闭。抗日战争时期，康定藏汉贸易也受到影响，藏商经营的土、畜产品减少，许多藏商开始经营利大而易销售的外货，英国、印度的纸烟、咔叽、呢绒、手表、 锅、酥油茶壶、博士呢帽等许多民族用品大量涌入，藏商到康定的人数又增加了，锅庄业又兴盛起来。

1939年国民政府建立了西康省，省政府设于康定。茶和药材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1942年后，到了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制，边茶引岸制度自然消除，藏区商人来康的少了，由于在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的诸多政治、历史、经济等多种原因，四川的边茶业元气逐渐衰弱， 1954年川藏公路全部修通，减弱了康定在藏区集散物资的中心地位，锅庄业也就渐渐衰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称谓独特的民族贸易中介行业，终于在五十年代里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