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 陈莹：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写作与历史语境

汐钰文艺范

摘要：普鲁塔克自称为“传记”的作品既运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具备一定历史思维，又尤为突出地表现了对人物性格和道德的关注。《希腊罗马名人传》完成于罗马帝国统治者频繁更替的时代，见证了希腊城市的兴衰。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语境中讨论他的写作特征，并认为普鲁塔克的作品对他所认识的历史作了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重构和解释，展现了以人物“传记”来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关键词：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传记；历史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创作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采取将希腊与罗马著名人物对比的编纂体例，被后世学者认为是继奈波斯之后纪传体史学的典范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普鲁塔克一方面宣称自己的作品为“传记”而非“历史”，认为传记是一种独立的体裁，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承认“传记”与“历史”的紧密关系，以“探询”（historia）的态度置身于历史学家的行列中。与普鲁塔克本人的模糊表述相对应的是后世学者的不同解读。传统意义上，普鲁塔克被置放于古典史学的研究思路中，《名人传》被看作是理解和重构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史料依据。斯凯蒂诺（M. Schettino）详尽分析了普鲁塔克对史料的引用与取舍，认为尽管《名人传》充斥着道德说教，但作品本身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事实和史料来源，并且具有一定的史料批判精神，因而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依据。与之相反，许多学者强调《名人传》的传记特征，据此质疑其作为史料的可靠性。通过对普鲁塔克六篇罗马人物传记的研究，佩林（C.B.R. Pelling）指出，普鲁塔克经常调换史料顺序，甚至删改、曲解史料来实现对笔下人物性格的塑造，根源在于作品的体裁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据此，他在为《新保利百科全书》撰写的“普鲁塔克”词条中直接将《名人传》归类为传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历史是已发生过的事件，如亚西比德所做的和遭遇的。”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在通过人物来定义历史的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历史”与“传记”是密切相关的，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正是体现这一点的典范。正如玛林科拉（J. Marincola）在《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指南》一书中所说，历史书写常常取决于当代的考量，很多历史学家记述过去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他生活时代的现实需求。基于上述研究，对普鲁塔克《名人传》的解读同样离不开公元1世纪的历史语境。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作品的史料来源和运用原则，揭示他创作的历史背景，重新考察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写作特征。

图1：普鲁塔克

图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Plutarch#/media/File:Plutarch_of_Chaeronea-03_(cropped).jpg

一、多重的史料来源

从《名人传》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普鲁塔克引用了来自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埃夫罗斯（Ephoros）、泰奥庞浦斯（Theopompos）和波利比乌斯等古希腊史家的历史著作。据统计，在他的作品中直接、间接共出现了来自135位历史作家的材料，其中近百位为希腊语作家。相较而言，普鲁塔克笔下来自拉丁作家的材料要少得多，这种局限可能出于普鲁塔克对拉丁语的掌握有所欠缺，尽管随着写作的进展，他的拉丁语水平有一定进步，作品中也显示出对拉丁史料的引用，如苏拉回忆录、提比略格拉古演说、西塞罗、恺撒和李维等作家和作品，但语言的障碍导致普鲁塔克仍然无法自如地运用拉丁文献，希腊文献仍是他主要的史料来源。从总体上说，《名人传》征引的古典文献著作极其丰富，涉及的时间范围从希腊的城邦建立到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化时代，从罗马建城和王政时代到罗马皇帝的帝国时代，几乎涵盖了古希腊、罗马历史的全部内容。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大陆上的彼奥提亚小镇喀罗尼亚（Chaeronea），殷实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不仅帮助他接触到众多的古典文献著作，也让他具备了广泛游历的条件。普鲁塔克在成年后还担任了公职，被选为使节去过罗马和意大利数次，遍游希腊大陆各地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区。他在《德摩斯梯尼传》中展示了他获取史料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凭借阅读材料来编写历史，而材料又不在手边，甚至国内也找不到，大部分都在国外，并且分散在不同的藏书家手里，那么对他来说，首先必须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住在一个爱好文艺、人口众多的著名城市里，以便大量搜集各种各样的书籍，并通过传闻和探问获得那些被作家们遗漏了而在人们的记忆中更忠实地保存下来的细节。这样他才能避免发表的作品缺少大量必须记载的事实。”可见，四处游学的经历和广泛搜集问询的过程都是他获取创作资料和创作灵感的源泉。这体现在普鲁塔克记叙笔下人物在具体地点的活动时，常常表达自己对当地的记忆或对景观的主观感受，由此透露了他亲身到访的踪迹。比如他在《地米斯托克利传》中提及优卑亚岛上一片海滩上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围绕神庙的大理石碑被手摩挲后散发出藏红花的色泽和香气；普鲁塔克还写到另一座建于地米斯托克利居所附近的阿尔忒弥斯神庙，他表示神庙里的立身雕像在他的时代仍然存在，雕像上第米斯托克利的面貌不仅有英雄气概，也具备英雄的外表；在《阿里斯提德传》中，他详尽描述了普拉提亚战役后，当地人为战争中死去的希腊人举行葬礼的过程，并说明直到他自己的时代普拉提亚人还在举行这种纪念仪式；又如他提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他的长矛，仍旧保存在斯巴达，与其他人用的并无不同”，以此说明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Agesilaos）的简朴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坚守；在伯利克里和费边合传的比较中，他表示“伯利克里以宏伟的雕像、神庙和建筑装点了雅典城邦。相比之下，直到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罗马人所孜孜以求的辉煌壮丽都显得黯然失色”。这些评价显然也是他通过游历观察得来的。除了历史著作和亲身见闻，普鲁塔克的作品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口传资料。作为一个喀罗尼亚人，他有机会获知流传于当地的名人事迹并记录下来。如他讲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会战中的英勇表现时提到，“直到今天，西菲苏斯（Cephisus）河畔还有一株古老的橡树，人们称之为‘亚历山大的橡树’，当年他在那棵树下搭过帐篷”；同样，这里也曾是苏拉对抗米特里达特六世的战场，普鲁塔克对地形的熟悉使得他对发生在彼奥提亚平原的战役描写得详尽而精彩，并从当地居民口中听到很多流传于战前显示罗马必胜的神谕；普鲁塔克还记载了流传于当地的“达蒙鬼魂”的传说：“我们的父辈提到此事……甚至到今天住在邻近的人，经常看到出没的幽灵，听到可怕的声音。”此外，普鲁塔克从他祖父口中听到名医菲罗塔斯（Philotas）的见闻，描述了安东尼宴饮的奢华，包括食材种类和数量的丰富、制作的精细以及黄金器具的名贵等；根据曾祖父的故事道出了亚克兴战后希腊城市所遭遇的危机和凄惨处境：所有的金钱、奴隶、马匹和驮兽被劫掠一空，城市居民被鞭子抽打着把谷物背到海滨，直到安东尼战败的消息传来，征粮官和士兵逃走，全城人民才由此获救。同样能体现普鲁塔克对当代口传资料利用的是《伽尔巴传》和《奥托传》。这两个罗马皇帝距离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仅二十年之久，因此几乎可以看作是普鲁塔克依靠当代文献撰写的“当代史”。如普鲁塔克叙述了奥托即位后的一场战争，并指出：“上面记载的经过是参战人员提供的信息，然而他们对于细节还是所知有限，主要是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根本没有出现统一的军事行动。”在此基础上，普鲁塔克根据一位卸任的执政官梅斯特里乌斯·弗洛鲁斯（Mestrius Florus）的回忆，描绘那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尸体堆积成山，最高处甚至够到了神庙的山墙。”

图2：修昔底德

图源：维基百科

二、史料运用的批判性与偏见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不仅使用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资料，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批判精神。正如普鲁塔克在《忒修斯传》中所说：“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情理，具有历史的容貌。但是，如果有些荒诞无稽之处实在难以更动且毫不足信，那就只好请求宽厚仁慈的读者对古人的故事姑妄听之了。”这种对史料的明确意识很大程度上继承自古典历史作家。普鲁塔克曾对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做了苛刻的批评，认为他作为历史学家，缺乏“知识和智慧”，更缺乏中立客观的表述，作品“充满混乱和矛盾”，从而使读者产生迷惑和谬见。尽管如此，普鲁塔克还是吸收了来自希罗多德的材料，并在很多情况下体现出希罗多德式的有闻必录的写作风格。比如他引用希罗多德的记载说明梭伦离开雅典后的去向，认为梭伦来到小亚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有过会面。事实上，希罗多德记载的这则史料存在明显的年代混淆问题，但是普鲁塔克仍然表示这样一个和梭伦的名声相称的故事是值得记录的。再如在忒修斯是否和赫拉克勒斯一同出征阿玛宗人的问题上，普鲁塔克引用了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六位古典作家的不同说法。普鲁塔克不仅列出不同史家的说法，还会针对相互矛盾的材料进行分析讨论。在介绍伯里克利的性情时，普鲁塔克引用了诗人伊昂（lon）、哲学家芝诺（Zenon）和预言家兰蓬（Lampon）三种不同的说法，并分别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诗人伊昂说伯里克利傲慢自大的话不可尽信，哲学家和预言家都是正确的，前者关注的是伯里克利学习哲学对其性情的影响，后者揭示的是这种性情必将达到的成就。同样，在记载伊多麦奈俄斯（Idomeneos）对伯里克利因嫉妒杀死厄菲阿尔特（Ephialtes）的指控时，普鲁塔克认为这纯属污蔑，并指出伯里克利思想崇高、有荣誉感，灵魂中是不会有这种禽兽般的野蛮想法的。在此基础上，普鲁塔克进一步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厄菲阿尔特的真正死因是贵族的暗杀。又如《名人传》中记载，喜剧诗人诽谤伯里克利和菲狄亚斯（Phidias）的交往是为了引诱良家妇女；萨摩斯人就伯里克利攻占萨摩斯一事指控雅典人和伯里克利的惨无人道，但是，普鲁塔克一一批评这些作家不实事求是的文风，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事实既不易掌握也很难通过探询获取，因为后代人要认清事实将面临时间的障碍；如果探询同时代人的事迹和生平，或者出于嫉妒怀恨，或者出于讨好逢迎，从而损害和歪曲事实。”相比之下，普鲁塔克对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更为推崇，在《尼基阿斯传》中他再次将自己置入历史学家的行列中，恳请读者不要妄图期待他的叙述超过修昔底德的极具感染力、生动且富于变化的描绘。事实上，普鲁塔克不仅将修昔底德的作品视为可靠的材料来源，而且对自以为超越修昔底德的提迈奥斯（Timaios）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提迈奥斯将出发前往西西里前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损视作神意，将远征失败归于赫拉克勒斯的惩罚等笔墨，有刻意标新立异之嫌，且这种嗜好让他质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大师，甚至妄图媲美修昔底德，都显得愚蠢透顶。因此，普鲁塔克对提迈奥斯的记载始终保持警惕，如关于远征期间斯巴达人往叙拉古派援军时的情况，提迈奥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普鲁塔克将它们都陈述出来，并表示后一种说法更可信，原因不仅在于斯巴达领袖本身的威望，更在于修昔底德和当时叙拉古人的撰文证实了这一情况。在批判萨摩斯人对伯里克利的指控不实时，他的理由仍是“修昔底德、埃弗罗斯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此外，在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普鲁塔克还有意地模仿修昔底德的创作手法，如在罗马皇帝伽尔巴和奥托的传记中，他竭尽所能地搜集材料来详述事件的始末，并且也会像修昔底德那样根据事件的发展想象或复原当时伽尔巴军官的对话以及奥托的演讲内容。尽管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继承了古典史家的传统，并具备一定史料批判意识，但是让普鲁塔克饱受诟病的还是他过分强调人物性格，甚至他对史料的取舍都以人物性格为标尺。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他对人物性格的关注：“最辉煌的壮举并不总能揭示美德与邪恶；微小的琐事，如一句赞美、一个玩笑常常比血腥战争、金戈铁马、攻城略地能更好地展示人物的性格。”“我将尽力搜集……采用那些有助于了解人物性格和气质的资料。”普鲁塔克对人物性格的关注首先体现在用虚构的心理活动来演绎笔下人物。关于梭伦改革的始末和立法的内容，普鲁塔克主要援引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但是，和亚里士多德客观陈述的风格相比，普鲁塔克对改革的内容充满了主观评价和解释，在谈到战神山议事会和四百人议事会并立的情况时，普鲁塔克甚至虚构了梭伦本人的心理活动：“他(梭伦)想，城邦有了这两个会议，如同船安上双锚，比较不会受到巨浪的震撼，民众也就会大大地安静下来。”据此，从外在的行动和内心的想法两个方面共同烘托梭伦的公正无私的品格。其次，体现在将重大历史事件完全归咎于个人因素。普鲁塔克记载，伯里克利为了情妇阿斯帕西娅（Aspasia）的缘故攻打萨摩斯，由此构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与亚西比德的野心、贪婪不同，普鲁塔克着重刻画了尼基阿斯诚实、谨慎而又怯懦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在当选西西里远征的将军之后频繁地表现出种种决策上的优柔寡断，据此强调正是人物的性格弱点导致雅典走向毁灭性的灾难。此外，普鲁塔克还将罗马共和国内战的爆发归罪于恺撒，认为他同亚历山大和居鲁士一样，出于无法抑制的权力欲望和野心才发动战争；将帕提亚战争的惨败归咎于克拉苏缺乏谋略，以及过分贪财与野心；将罗马“后三头”斗争的结果归因于安东尼的骄奢淫逸，认为他受到克里奥帕特拉的蛊惑丧失理智，招致最后悲剧性的结局。再次，体现在史料的选择、取舍服务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在庞培对恺撒威胁性的认识这一问题上，普鲁塔克在《加图传》《恺撒传》和《庞培传》三篇传记中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记载。在《加图传》中，早在公元前55年《特莱波尼乌斯》（Trebonius）通过时，加图就已经提醒庞培，受他提携的恺撒会威胁他本人，甚至共和国，但庞培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和运气，对此不以为然；两年后，恺撒的权势不断增强，庞培想起加图过去的警告才感到大祸临头。《恺撒传》中庞培也是一直对恺撒不以为意，认为恺撒受自己栽培，难以与自己抗衡，直到晚近才对恺撒产生猜忌之心。相比之下，《庞培传》中庞培的形象有所不同，他早在克拉苏战死东方的时候就对未来的局势有所警觉，随后他还认识到恺撒不愿交出军队，便只能运用在城市所拥有的职务和军事指挥权加强自己的实力与之对抗，甚至庞培对恺撒的蔑视被解释为有意识的战略，直至公元前50年他备受民众的拥戴才把过去的克制和容忍抛弃，由此而来的自我膨胀最终导致无视恺撒在眼前构成的威胁。不同的历史记载背后反映的是普鲁塔克对三位人物的形象塑造。在他的笔下，加图始终未放弃维护共和国的立场，对潜在的威胁高度警觉；恺撒早就处心积虑利用民众的力量培育自己的势力；而庞培也毫不逊色，他所刻画的庞培忠诚且长于谋略，为丰满这一形象甚至不惜做出与前文叙述相悖的评判，特别是他笔下的庞培因人民的青睐放弃了警觉，从而导致悲剧的命运，深刻体现了典型的普鲁塔克式的道德教化特征。虚构人物的心理活动，强调个人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以及史料的选择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三个方面都是后世学者指控普鲁塔克《名人传》流于“传记”，而非“历史”的证据。在琼斯（C.P. Jones）看来，道德教化才是普鲁塔克的写作目的。因此，他在叙述过程中更关注人物性格，而未深入考证史料的可信度或准确性。盖格（J. Geiger）认为普鲁塔克对待材料既不严谨，更缺乏批判精神，花费大量篇幅叙述主人公的幼年，为塑造人物不惜选用经不起考证的逸事。而佩林对六篇罗马人物传记的分析更是被广泛引用为普鲁塔克随意添加或删改史料的证据。

图3：奥古斯都至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帝国诸行省（公元前27年至公元211年）

图源：A-M. 威特基等主编，《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葛会鹏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三、历史语境与历史书写

如前文所述，普鲁塔克虽然继承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史料批判意识，但是《名人传》的写作受到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刻影响，因此佩林等学者将《名人传》的性质归为“传记”。在此基础上，斯达特尔进一步强调《名人传》是与“历史”不同的“政治传记”，指出：“它并不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因果探询……而是更加关注个性化的人本身。”“尤其是它的叙述更为片段化……总的来说，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传记相对于历史缺乏准确性或解释力，而且即使运用相同的资料，它们的视角和目的也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诚如斯达特尔等学者所言，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相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代表的历史书写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较之下，普鲁塔克集中于对重要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刻画，从人物性格、道德等角度对史料进行编纂和解释。但是，《名人传》对人物的关注并不构成否定其历史价值的依据。事实上，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之所以聚焦于细节性的人物“传记”，恰恰是出自对宏观“历史”的关注。作为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位希腊文人，普鲁塔克所处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再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所处的希腊城邦时代。普鲁塔克约于37年出生在喀罗尼亚一个贵族家庭。他曾经是埃及学者阿摩尼奥斯（Ammonios）的学生，后又加入雅典学院，接受了系统的希腊式教育，《名人传》的写作也采用了希腊语。但是，与希腊城邦时代民众投身于公共事务不同，1世纪前后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罗马帝国的历史变迁体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领袖人物的性格、道德与城邦、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从青年到老年，普鲁塔克的一生见证了尼禄、伽尔巴、奥托、维泰利乌斯（Vitellius）、韦伯芗（Vespasian）、提图斯（Titus）、图密善（Domitian）、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和哈德良（Hadrian）数位罗马元首的统治，也对罗马元首如何掌控希腊城邦的兴衰荣辱感同身受。在普鲁塔克的青年时代，尼禄曾赞助了小亚希腊城邦士麦那（Smyrna）的一位智者，游历到此的普鲁塔克也见证了第二智者运动在此地的蓬勃发展；随后尼禄赴希腊大陆相继参加皮提亚赛会和伊斯特米亚赛会，为感谢希腊人把所有的奖项授予他，他宣布阿凯亚行省自治且免除税收，古老的希腊城邦因统治者的眷顾似乎就要重现生机。然而不久尼禄的统治被推翻，68—69年四位手握兵权的行省总督相继即位，“帕拉丁的恺撒之家在短短时间内住进了四位统治者”。阿凯亚行省乘纷乱之机再起，一个假尼禄盘踞在阿提卡附近岛屿上吸引奴隶准备发动叛乱。70年，韦伯芗即位并稳定局势后，取消了尼禄赋予希腊的自由成为他的第一批政令。图密善在位时，采取高压手段处死了一批元老，与之相关的希腊哲学家也被牵连，其中不乏普鲁塔克的朋友和仰慕者。普鲁塔克本人虽因罗马朋友的庇护得以幸免，但在严酷的环境下他还是选择暂时离开罗马。直到96年图密善去世，紧张的局面才得到了缓和，普鲁塔克也迎来了图拉真和他人生的巅峰。图拉真不仅派出大量罗马显贵去拜访普鲁塔克，还赐予他执政官配饰（tēs tōn upatōn axias）的荣誉，表示伊利里亚行省长官的人选必须咨询过普鲁塔克才能正式任命。他还将阿凯亚行省收归元首亲自管辖，并聘请希腊哲人为顾问。希腊名城德尔菲、雅典等重新受到礼遇，普鲁塔克被任命为德尔菲祭司，在家乡喀罗尼亚乃至整个帝国都享有声望。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创作正是在多位罗马元首频繁更替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从希腊城邦时代到罗马帝国时代，普鲁塔克见证了不少希腊城邦和希腊文人境遇的巨大转变，目睹了他们的兴衰荣辱取决于罗马皇帝的一念之间。不难理解，这种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塑造了普鲁塔克对“历史”的理解，他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从不同民族的习俗中探究希波战争的原因，也不像修昔底德那样通过记载战争叩问人性存在的普遍弱点，而是将历史书写聚焦于对重要人物的刻画与形象塑造。通过回顾历史，普鲁塔克从古希腊、罗马最好的时代中寻找典范人物，进而通过道德垂询，希望能够产生像图拉真那样的理想统治者。正因为此，普鲁塔克笔下的希腊、罗马名人寄托着他对理想统治者的期待。在他看来，好的统治者应该永远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安定城邦、确立法度的来库古和努马，前者保证了他所制定的法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后者则“用智慧和公正赢得了全体公民的心，并将他们带进了和谐融洽的境界”。又如同样在城邦享有美誉的阿里斯提德和加图，能征善战且战功赫赫的客蒙和卢库鲁斯等。普鲁塔克在介绍后一对名人时特别强调，达蒙的惨剧使喀罗尼亚整个城市都面临谋杀罗马士兵的罪责，正是卢库鲁斯给罗马长官回信详述整个事件，才使喀罗尼亚获得无罪的判决。因此，普鲁塔克表示，“虽然这件事距离当今已有数个世代之久，仍旧感觉到这种义务延伸到我们身上”。将卢库鲁斯同最显赫的人物比较，如实记录他的公正和荣耀，才能报答他对这座城市的恩情。相反，图密善作为他心中坏统治者的典型，对他的批判也见于文中。他用梭伦的睿智和普布利克拉（Publicola）的慷慨无私来讽喻图密善耗费金钱修筑神庙的奢靡之罪，“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当过分把自己的心思用于获取多余的财富”“任何对朱庇特神殿的豪华惊叹不已的人，倘若他也看了图密善宫殿里一个单独的柱廊，或者一个大厅，或者一间浴室，或者他的嫔妃的卧室……他也会激动地对图密善说，这不是虔诚，也不是你的宏图大略，这是疾病，你的狂热病就是豪华的建筑……”同样，他列举了苏拉大肆破坏希腊文物的罪行，如围攻希腊名城、砍伐柏拉图和吕克昂学园的树木做战备物资、闯进希腊圣所抢劫祭品等，并将对希腊神庙充满敬意的弗拉米尼努斯（Titus Flamininus）、阿奇琉斯（Manius Acilius）和保鲁斯（Aemilius Paulus）等罗马将军与之对照，说明这些将领通过法定程序当选，自我节制且纪律严明，他们展现出高尚的心灵和简朴的习性……认为比起畏惧迎面的敌军，讨好自己的部下更为可耻；相比之下，通过私人军队暴力夺权的苏拉等，则不得不花费金钱安抚部下，正是这种习气败坏了国家和军队。在希腊、罗马名人之外，他还为从奥古斯都到维泰利乌斯的八位罗马统治者写了传记。遗憾的是仅有伽尔巴和奥托的传记保存下来。从内容上看，《伽尔巴传》承接已失传的前篇《尼禄传》的内容，说明尼禄被推翻以及伽尔巴被士兵拥戴登位的过程；从第19节起，引出奥托对继承人的角逐。《奥托传》则衔接上文，说明奥托在伽尔巴之后稳定局势的措施，并交代了维泰利乌斯的威胁。两篇传记之间连接自然，同前述传记一样表现出连续的历史视角；且与苏尼托尼乌斯（Sa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相比，普鲁塔克的叙述重点并未放在统治者的生平和逸事上，而是展示伽尔巴的悭吝和奥托的软弱，说明两人的即位和被黜过程以及军队所发挥的作用。在乔治亚杜（A. Georgiadou）看来，这体现了普鲁塔克在创作过程中重新审视罗马统治者得失的思考。由此可见，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写作是基于对当下历史的关注。经历了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巨变，普鲁塔克深刻意识到重要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普鲁塔克通过反思希腊、罗马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方式，为统治者树立可以在品性、道德上模仿的典范与榜样，同时表明历史人物堕落的教训，警示统治者切勿重蹈覆辙。出于对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理想统治者的期望，普鲁塔克选择人物传记这一独特方式来书写历史。事实上，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多次明确表示，他采用“探询”的方法创作“传记”，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复原了古希腊、罗马世界鲜活的历史面貌。从雅典建城立法到希波战争，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城邦内斗，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建城，从罗马共和国到海外扩张，从共和国危机到帝国时代，《名人传》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古希腊、罗马世界主要的政治、军事事件，而且在编撰体例上，前后传记的内容紧密衔接，互相呼应。在普鲁塔克的叙述下，重要人物的性格与城邦的命运始终相连，以他笔下主角为线索呈现的是对城邦重大事件的思考，如伯里克利和雅典民主发展及伯战爆发，又如尼基阿斯和西西里远征等。他有意识地将同一历史时期的相关人物通过重大事件联结起来，由此展示出关于希腊、罗马主要城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普鲁塔克的作品既不缺乏广阔的历史视野，更不乏古典作家宏观层面的探询和归因。《名人传》不是像斯达特尔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与“历史”相对立的独特体裁，而是普鲁塔克基于罗马统治下希腊文人对当时历史变迁的理解，采取的一种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

结语

普鲁塔克强调自己写作的是“传记而非历史”，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道德教化特征，所以《名人传》与现代科学历史学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包括对史料进行曲解、增删，以服务于他的写作目的。随着19世纪实证史学兴起，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被批评为缺乏真实性而受到冷遇。但是，正如斯凯蒂诺所说：“虽然他(普鲁塔克)的写作目的出于教化和伦理，而不是历史学，但忽视其历史价值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他树立的这些正面或反面的典范人物都根植于当时读者的记忆之中。”确实，对于传记和历史体裁的界定本来就受到特定时代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对普鲁塔克《名人传》的研究不仅需要立足于文本本身，而且也需要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作为一位希腊文人，普鲁塔克继承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代表的古典史学传统，不仅引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批判意识；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文人，普鲁塔克对历史的理解相较于希腊城邦时代的古典史学发生了深刻变化，书写人物“传记”成为普鲁塔克保留历史记忆的独特方式。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二十二辑），作者：陈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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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志涛

校对：卢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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