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参观三星堆博物馆记

阮玲蓉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畔，面积约12平方公里， 年代距今4500- 2900年，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时期都城遗址。

三星堆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单位，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三星堆博物馆园区位于三星堆遗址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约1000亩，以其文物、建筑、陈列、园林四大特色享誉中外。

三星堆博物馆系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2021年12月，全国首个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投入使用。2022年3月新馆奠基，2023年7月博物馆陈列馆新馆开馆运行，面积5.44万平方米，陈列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2000余件珍贵文物，对三星堆考古发掘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展示。

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巍巍壮观的文物群体中，是最具历史、科学、文物、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以“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为主题，分设“世纪逐梦”、“ 巍然王都”、“天地人神” 三大展区，展陈面积2.2万平方米，共展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1500余件(套)，系统展示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研究成果，绘就出三星堆宏大、夺目、光辉、奇绝的文明画卷，让游客能沉浸式与文物“对话”、与历史"对话”。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畔，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期古城古国遗址。

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大型聚落。约当商代前期，已有城墙和大型建筑。约当商代中期，城址规模宏大，冶金、制玉、丝织技艺达到高峰，独特信仰体系建立，展现出王都气派。

1986年、2019年， 三星堆先后发现八个祭祀坑。两次发掘出土珍贵文物近 2万件，包括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 青铜神坛、青铜人头像、青铜纵目面具、金面具、金杖等稀世之珍，被誉为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的发现实证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中心，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创新创造的典型范例，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河文明版图。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大多都与河流或海洋有密切关系，如尼罗河孕育了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巴比伦文明；爱琴海则是浪漫古希腊文明的摇篮；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孕育了古印度文明；而中国的长江和黄河则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在夏商时期，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陆续出现了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殷墟、湖北武汉盘龙城以及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一系列遗址。这些遗址的出土文物、造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面貌也呈现出关联性，体现出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互通有无的蓬勃发展进程，犹如满天星斗一般，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的青铜器群在世界青铜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

“蜀”字屏。殷商与西周的甲骨文都有“蜀”的记载。关于卜辞中的“蜀”，一种观点认为在四川地区，甚至就在成都平原。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对“蜀”的解释：“葵之蚕也”，就是桑蚕的意思。甲骨文关于“蜀”字的造型就像是长着大眼睛蜷缩着身子的蚕。

史学传说中的第一代蜀王叫“蚕丛”，因教会人们种桑养蚕，而被推举为蜀王，“蜀”由此而来。“蜀”作为一个国名、族名、地名沿用至今，三星堆正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

位于博物馆一楼的一展区：世纪逐梦。

上世纪20至30年代， 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进行了首次发掘。50至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不断开展调查和试掘。1980年，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队，在三星堆地点东侧发现18座房址，为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碳十四标本测年距今4500年左右，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最“老”房子。1980年后，三星堆考古进入系统发掘和研究阶段，“三星堆文化”命名。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大批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出土，其文化来源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城墙、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发现，三星堆古城格局逐渐明晰。2019年以来，六个祭祀坑的发现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百年逐梦，矢志追求。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谱写了三星堆考古的世纪华章。

1927年的春天，四川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村民燕道诚、燕青保父子在自家院子前掏挖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批形制各异的商代玉石器：玉圭、玉璋、玉琮、石璧等等，之后，广汉玉器名噪一时，引发学界关注。有学者推测在燕家院子附近可能存在手工业作坊。这批玉石器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目前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1931年，英国传教士董宜笃将收集的1927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的部分玉石器，送交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保管。这批遗物，随后引起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传教士葛维汉的注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玉石器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

大石璧。商代。1927年燕家院子出土。

1934年3月6日，在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支持下，葛维汉应邀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旁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约10天。这次发掘面积共108平方米，采集、出土玉石器、陶器及残件400余件。全部送交县政府，后转送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保存。

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小组在广汉月亮湾一带进 行考古调查。

1953年， 配合宝成铁路建设，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带队到广汉中兴乡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

1956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祐、江甸潮等对月亮湾、横梁子等地点 进行调查。

1959年至1961年，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多次到广汉中兴公社开展考古调查。

196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组成联合发掘队，在月亮湾地点进行科学发掘。发现房址、灰坑等遗迹，出土玉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等遗物。

1980年以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持续在三星堆遗址开展系统调查和科学发掘，初步建立起遗址的分期及年代序列。

青铜单翼铃。商代早期。1970年出土于三星堆月亮湾台地冷家院子附近。

1980年5月至1981年5月，三星堆地点考古发掘获得重要成果，发掘者认为：通过这一次发掘，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故我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1980–1986年出土的陶器。

1986年3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较大规模发掘。发现房屋、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玉器、石人雕像、漆木器等文物。第三发掘区文化堆积多达16层。此次发掘，丰富和完善了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和年代序列。

陶尊形器。商代后期。1986年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

1986年夏秋之际，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相继发现，出土文物上千件。神奇的纵目面具、威严的青铜立人像、高大的青铜神树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展现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

一号祭祀坑发现于1986年7月18日，发掘工作持续至8月14日。

一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以南约50~60米、南城墙以内300~ 400米处。该祭祀坑为长方形，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 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龙柱形器、青铜龙虎尊、玉璋、玉戈、玉剑等420件，以及象牙、海贝、骨器残片等。

青铜人面像。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部分玉璋。

二号祭祀坑发现于1986年8月16日，发掘工作持续至9月17日。

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以南约50~60米、南城墙以内300~ 400米处。二号祭祀坑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坑口距地表深0.55~0.65米，坑口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都经夯打。

二号祭祀坑中出土文物金面罩、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青铜神坛、青铜神树、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璧、玉戈等1300多件，以及象牙、虎牙、海贝等。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身形牌饰。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1987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城墙与城壕、仁胜村遗址、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存进行了多次发掘，对三星堆古城范围、功能布局以及建造过程有了基本认识。

2019年秋至2020年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勘探发现六个祭祀坑。2020年10月至2022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考古科研机构对祭祀坑进行发掘，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本次发掘开展跨领域、多学科合作，开创了三星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模式。

六个祭祀坑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牙雕等文物共计一万余件，包括青铜大面具、青铜鸟足神像、青铜神坛、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黄金面具、神树纹玉琮等重要文物。

三号祭祀坑紧邻二号祭祀坑，平面近长方形，坑长5.8米，宽 2.1~2.7米，面积约14.1平方米。 三号坑方向、出土器物及埋藏状况都与二号坑极为相似。出土了以青铜器和象牙为主的大量遗物。三号坑出土代表文物有青铜爬龙器盖、青铜顶尊人像、青铜神坛、青铜大面具、青铜神树、青铜顶坛人像、戴立冠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青铜圈口方尊、金面具、玉璋、神树纹玉琮等。

四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东北部，平面近正方形，坑口东边长3米，南边长2.8米，西边长2.8米，北边长2.7米，面积约8.4平方米。坑壁斜直，壁面较为平整，近底部有疑似工具加工痕迹，底部不甚平整，整体南高北低，坑深1.5~1.6米。该坑内器物层上有一层较厚灰烬层，经鉴定，灰烬是在坑外烧成再倾倒入坑内，主要原料有竹、芦蒿、楠木等植物。此外，该坑出土的丝织品实物，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丝绸实物。四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有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金带、金箔、玉凿、玉琮等。

五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南部居中位置，平面近方形，坑口北边长1.52米，东边长1.96米，南边长1.47米，西边长1.96米，面积约3.5平方米，是面积最小的一个坑。坑壁斜直，东南角弧度略大，坑壁未见明显加工痕迹。器物层大体水平分布，其中东北部埋藏堆积明显相对较厚。该坑出土器物以小件器物为主，金器较多，十分零碎。五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有金面具、金鸟形饰、金箔、牙雕等。

六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南部偏西，坑口近宽长方形，坑长1.94~2.33米，宽1.67~1.95米，面积约4.1平方米。坑口到坑底均为填土，厚度与坑深一致，以黄褐色、灰褐色黏土为主，土质较致密，夹杂少量烧土颗粒、炭屑和卵石，靠下部还夹杂黄褐色粉沙土。坑内埋藏文物极少，主要器物为一个长1.5米，宽和高都是0.5米的木箱子，经过初步清理，发现木箱子内有丝绸痕迹，或许是存放丝绸之用。此外，该坑还出土一把玉刀。

七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南部偏西，现存坑口近宽长方形，坑口长3.8~4.3米，宽3.3米，面积约13.5平方米。坑壁斜直，无明显加工和处理痕迹，底部似较平整。其堆积包括填土和埋藏遗物两部分，填土厚超过1.5米，土色偏黄，以黏土为主，土质较致密。该坑已出土遗物不多，除231根象牙外，其余编号遗物共1278件，其中填土出土176件，埋藏遗物有1102件。七号祭祀坑出土文物有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彩釉青铜人头像、青铜戈、青铜铃、玉璋、玉瑗、玉凿等。

八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南部偏东，现存坑口近宽长方形，东侧较窄，西侧略宽，坑口长5.01米，宽3.31~4.03米，面积约19平方米，是最大也是埋藏文物最丰富的一个祭祀坑。坑壁斜直，壁面无明显加工和处理痕迹，底部情况不明。堆积相对较复杂，可分填土、灰烬、间隔层、埋藏遗物四部分。填土南侧略高于北侧，以黄褐色、灰褐色夹砂黏土为主,土质较致密。灰烬由东南向西北倾斜。间隔层为黄褐色粉沙土，南、北两侧厚而中部薄。八号祭祀坑目前出土文物共5210件，出土的文物有青铜神坛、鸟足曲身顶尊神像、青铜神兽、青铜着裙立人像、猪鼻龙形器、青铜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像、金面具、玉璋等。

青铜持鸟立人像。商代后期。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商代后期。2021年四号祭祀坑出土。

金鸟形饰。商代后期。2021年五号祭祀坑出土。

玉刀。商代后期。2022年六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商代后期。2022年七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着裙立人像。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位于博物馆一楼的二展区：巍然王都。

三星堆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心聚落。约当商代早期，出现城墙、大型建筑。商代中期以后，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制玉、丝织业，复杂的社会结构，成熟的祭祀体系，彰显其统治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的独特地位，可能是某代蜀王的都邑所在。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这里气候温润、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为了解古蜀国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提供了实物例证。三星堆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渔猎、畜养、耕作、酿酒、纺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活图景。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

陶三足炊具。是三星堆陶器中极具地方特色的一类。三足呈鼎力之势，它的足下可以生火加温，三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也可以盛水或食物。有人认为，这种器物是蒸煮食物的炊器，戏称其为“火锅之源”。其独特造型、硕大体型非常罕见。

中者为陶高柄豆。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有数以千计的陶高柄豆。陶高柄豆上部是盘状体，主要用于盛放食物，下部是喇叭形圈足，连接二者的是豆柄。这可能是席地而坐的古人为方便生活而设计的一种很巧妙实用的生活用具。

规模宏大的城邑是国家兴起的重要标志。三星堆古城北面有鸭子河，城内有马牧河自西向东穿越。历经多次营建，城址面积达3.6平方公里。高大的城墙、宏伟的宫殿、庄严的祭祀场所等，气势恢宏、布局严整，呈现出一派王都气象。

三星堆出土黄金器物达数百件，种类多、形体大、制作精，为国内同时期仅见。金质片材加工技术是三星堆黄金制品的代表性工艺。金杖、金面具、金面罩、金虎形饰、金鸟形饰等典型器物，造型独特、技艺精湛，是我国黄金制品艺术瑰宝。

三星堆的金器不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且制作精到，功用特殊，应是作为权利之象征而运用于祭典隆仪。

金面罩。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成都平原青铜文明的重要标志。数量惊人的青铜器，包括尊、罍、面具、人像、神树等，表明这里曾是长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生产铸造中心。古蜀先民不仅吸收了商文化青铜铸造技术，也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铸接工艺，在中国青铜铸造史上写下绚丽一页。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璀璨夺目的三星堆青铜器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举世闻名，堪称世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可分为浑铸和分铸两种。青铜兽面、青铜戈、青铜眼形器、小型无冠青铜人头像等为浑铸。大面具、神坛、神树等，则为分铸和连接而成。分铸和连接技术是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突出特色。

青铜尊残件。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大面具。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蛇头。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玉器以闪石玉为主。器类主要有璋、璧、琮、戈、刀、矛、凿、锛、斧、斤、环、珠、管等，少见动物、人物造型。从玉料选择、玉器形制、制作工艺等方面看，极具地域特色。

三星堆的用玉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牙璋、玉戈等器物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又保持了自身的风格。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料。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料，已有加工痕迹。

玉蟾蜍。长11.1厘米，宽6.5厘米。1980年三星村农民在三星堆砖瓦厂取土时发现的。灰白色，石质较软。器身基本完好，仅一腿残断。蟾蜍姿势呈爬行状，头前伸，口微张，露齿，周身满布疙瘩。传说月宫中有三条腿的蟾蜍称为月神。此蟾 蜍缺一腿，颇耐人寻味。

象牙雕刻。三星堆出士了大量完整象牙和牙雕残件，牙雕制作精细，纹饰丰富，有云雷纹、羽翅纹、卷云等，可能受到青铜器纹饰风格的影响。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雕像群蔚为大观，是三星堆青铜文化重要标识之一。青铜人头像造型生动、内涵丰富，头冠、发型和服饰各异，是当时族群构成与等级秩序的反映。青铜大立人像既具王者之风，又有大巫之仪，应是集神、巫、王身份于一体的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的形象。金杖是古蜀王国最高权力的象征，黄金面具与黄金面罩具有特殊意义。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圆头顶，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戴蝴蝶形花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人像面部特征为蒜头鼻，阔口，其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颈以下前后均铸成倒三角。人像造型优美，神完气足。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大立人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是三星堆文物中的一件国宝。

人像高180cm（冠顶至足底），通高2.62米，重180多公斤，观众们称它为“东方巨人”。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就全世界范围来看，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大立人像系采用分段嵌铸法铸造，身体中空，赤脚站立，由人像和底座两部分构成。底座可能代表一座神山或者是一座神坛。人像头戴高冠，冠上饰两周回纹，冠顶平，冠的前部饰并行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兽面的眉心有一圆形太阳符号，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表现。人像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最外层为单臂式的短衣，中间一层为半袖式短衣，内层衣最长，后摆呈燕尾状。衣服上有纹饰，分上下两组，上组纹饰为虫纹和回纹，组成简单的兽面纹，下组为头戴锯齿形冠的兽面纹。人像右边肩膀上有一条方格形带饰，可能是象征权威的法带。学术界一般认为：青铜大立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体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

这尊人像最引人瞩目的要属那夸张的大手，似乎是拿着什么东西。有人认为大立人手中拿的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大立人手中拿的应是玉琮，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中用以通神的一种法器；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大立人的双手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而是呈弧线，所以也有人认为，大立人手中拿着一枚象牙，因为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人认为，大立人手中什么也没有拿，只是一种空手演法的姿势。

在2019年到2021年，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的三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青铜持鸟立人像，造型与大立人像非常相似，似乎为解开这个千古之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期待三星堆遗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四件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2021年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八号祭祀坑也出土了一件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形状、面部特征，与未粘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基本一致。由于戴了金面罩，使得它在数十件青铜人头像当中更显得威严高贵，气度不凡。

在面部装饰黄金，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美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戴金面者的尊贵身份和地位，证明了古蜀国已经有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金杖。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是用金皮包卷在木杖上制成，出土时，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金皮重约500克，这是目前在我国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发现的形体最大的一件黄金制品。

在金杖一端，錾刻有一段长约46厘米长的图案，图案分为三组：其中一组图案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为两头相向的鸟和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有学者推测，这段图案可能表现的是与鱼和鸟为族神崇拜的部族结盟，建立了三星堆古蜀国，鱼猎曾作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手段。类似的图案后来还出现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可能是蜀王的图腾标志。

至于金杖的性质，学者们一般认为，金杖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王者之气。

从三星堆到金沙，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文明不断演进发展。约当商末周初，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三星堆向金沙转移。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的相似性表明二者为承继关系。新都马家乡战国大墓、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为晚期蜀文化的代表。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蜀地为统一中央王朝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青铜铃、青铜牌饰、玉璋、玉戈、玉琮、陶委等文物，广泛吸纳融合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神树纹玉琮、青铜鸟足神像、青铜持璋小人像等文物，则体现了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特征。三星堆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造性特点的生动例证。

青铜神兽器盖。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这是一件尊形器的器盖。器盖表面有龙形镂空装饰，器盖一侧匍匐着一个屈身倒立人像，顶部站立一神兽，张口露齿，含一铜片，背驮一残缺小型神树，下面为一残尊。

这件器盖造型独特，工艺繁复，属三星堆考古首次发现。其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尚待研究，但明显反映出三星堆对其他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创新。

青铜尊。商代后期。1986年一号祭祀坑出土。

位于一楼二展区“巍然王都”出口处的沉浸式体验专厅“都广之野”。

《山海经·海内经》中关于“都广之野”的描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描绘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都广之野”，提到后稷葬在那里，以及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物特征，如百谷自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等，展现了一个充满生机与和谐的自然景象。

在古代神话中，“都广之野”被认为是上古世界的中心，具有“世界之树”的特征。神树建木位于“都广之野”，被视为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据《山海经》的记载，神树建木是黄帝亲手种植的，只有百丈高的紫色树干，却没有枝丫。这一描述不仅强调了建木的神圣地位，也暗示了“都广之野”在古代神话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是上古时期各族群崇拜的天地中心。

后人研究《山海经》推测，“都广之野”可能就是古蜀国。而《山海经》极可能就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古巴蜀文化的典籍。古代的巴蜀在《山海经》产生的时代，很可能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位于博物馆二楼的三展区：天地人神。

三星堆精美绝伦的文物群体，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日千里的面具、人鸟合一的神像、振翅翔飞的凤鸟、达地通天的神树—深藏着对天地神祗、自然万物的无比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三星堆出土玉器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以玉璋、玉戈、玉琮、玉璧等为重要祭器，祭祀天地山川，沟通祖先神灵，承载着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古蜀人宗教礼仪制度的反映。

璋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之一，在所谓礼拜天地四方之中，璋被认为是用来“礼南方”的器物，一般认为它最主要的用途是祭山。

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商代后期。2022年七号祭祀坑出土。

因奇特外形，被网友称为“月光宝盒”。形如其名，最外层呈网格状，内有一椭圆形完整玉器，青铜网格将玉器牢牢锁住，网格状器物的一侧类似荷叶，附带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根青铜挑带，造型极为奇特，在中国青铜时代出土文物中前所未见。通过微痕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件青铜器外面曾经包裹着丝织物，该器一经发现就被称为“镇坑之宝”。

三星堆青铜尊、青铜罍出土数量众多，出土时盛装海贝、象牙珠、玉凿、铜铃、铜挂架等物品。尊、罍与人物形象结合的造型很多，包括顶尊、背罍、按罍等各种姿态，反映出尊、罍在古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以尊、罍为主，未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簋、觚、爵、斝等礼器，表明古蜀先民在借鉴中原礼器时具有选择性。

青铜尊。商代后期。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方尊高45厘米，宽34厘米，这是目前西南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发现的极为难得的完整方尊。

青铜尊。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尊和罍有方、圆两种形制。大多为圆尊，方尊较为罕见。而在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三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圆口方尊和一件方口方尊。

提到方尊，不由得想起湖南宁乡炭河里出土的四羊方尊，与之相比，三星堆出土的方尊虽然没有四羊方尊器身上诸多的浮雕装饰，却有丰富的刻画、精细的寿面纹等纹饰以及三星堆独特的立鸟等，显得别有一番风格。

青铜罍。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持璋小人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高4.7厘米，宽1.8厘米。

头部残。上身赤裸，两臂平抬，双手执握一璋，小指前指。璋射端为叉形，锋尖一长一短，长锋尖向前。下身着裙，腰间系带，跣足跪坐。

这件跪坐人像非常形象直观地表现了璋在古代作为祭祀礼器的用途。其执握方式在同时代文物中为仅见。

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研究性复原。

青铜神兽。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造型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动物造型，它应该是各种动物的综合体。有学者认为，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人像和这件青铜神兽应为同一件文物。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出土多座青铜神坛模型，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制作精细。各类青铜人像或立、或跪、或坐、或卧，还有神兽、凤鸟、建筑等造型，再现了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盛大场面。

青铜神坛。青铜神坛由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上有 13个小型青铜人像的镂空基台，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持鸟立人像，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等部分拼合而成。

青铜神坛。研究性复原。

青铜神坛底座。商代后期。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2022年七、八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青铜面具。尤以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面具等最为引人注目。他们应是古蜀王国信仰世界中的祖神或天神，被供奉于神庙殿堂之上，受人顶礼膜拜。

青铜纵目面具。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高66cm，宽138cm。

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这件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称它为“千里眼”、顺风耳”。

这件面具的五官极为夸张，尤其是它那柱状外突的眼睛和向两则充分展开的大耳朵，眼睛外突达16厘米，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138厘米，眉尖上挑，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更为精绝雄奇。

这种眼睛外突可能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神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的形象特征。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的记载。“蚕丛”是古史传说中的第一代蜀王，而“蚕丛”最大的特点就是纵目。一直以来，学术界对纵目的理解有很多争议，有的认为，竖起来的眼睛为纵目，或者象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一样，额头上有一只竖眼，但也有人认为，纵目就是眼睛从眼眶里面突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眼睛外突的面具很可能就是“蚕丛”的形象。

青铜纵目面具。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中，最为夸张的便是这件青铜戴冠纵目面具，宽约77.4厘米，通高约82.5厘米。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它有着极为夸张的眼睛和耳朵，双眼呈柱状外突，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面具的额头上镶嵌了一件高达68厘米的装饰物。

如此怪异的形象表现的是谁呢？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曾记载了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它最重要的特征是直目正乘，古文献中并没有解释直目的具体形象。有学者认为，直目可能就是象三星堆这种面具一样的眼睛，这种眼睛外突的面具表现的是上古神话中的烛龙神的形象。也可能是对祖先（蚕丛，第一代蜀王）的崇拜。

青铜大面具。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宽132厘米，高72厘米，是三星堆出土形体最大的面具之一。此面具分两次铸造，头及脸部系翻模浇铸而成，两耳以嵌铸法连接，额间留有方孔，估计原补铸有装饰件。

青铜鸟足神像。研究性复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鸟为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人鸟合一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足神像，人身鸟足，倒立，按罍顶尊。尊盖上有一立人，头戴高冠、双手握龙。这一罕见的青铜艺术杰作是中原商文化与古蜀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

青铜鸟足神像由多个祭祀坑里出土的文物部件拼接而成。考虑结构安全问题，目前文物实体无法凑在一起，于是考古学家利用AI和3D打印等科技手段，结合手工拼对，成功复原了这件“国宝”的相对完整形态。

鸟足神像上的青铜鸟足顶尊神像。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鸟脚人像残高81.2厘米，看起来像是残断了上半身的人的身体，身穿紧身短裙，裙子装饰着精美的云雷纹和竖条纹，人像的腿非常壮硕，腿上有眼睛的纹饰，脚则演变为鸟的爪子，鸟爪强劲有力地钳住下面的鸟头，下半部分的鸟头造型极为抽象，大大的眼睛，弯钩状的喙，身体则从颈部以下演变成龙、蛇之类的动物形象。

曾经许多学者对这件器物的完整造型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直到2022年6月，青铜鸟脚人像终于在3000年后找到了它的另一半，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西北侧出土了一件腿部残缺的屈身倒立人像，该器物下座有方座，座上为圆罍，人像倒立于圆罍的盖子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鼓形尊，人像双手大于正常比例，支撑在罍盖前端，双臂微屈，昂首挺胸，目视前方。

修复专家将鸟脚人像和它拼接成功，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件文物的完整造型。这件器物被命名为“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呈U型，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如同杂技中的柔术动作。这件造型复杂奇异的文物，让我们看到了古蜀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一罕见的青铜杰作是中原商文化与古蜀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

鸟足神像上的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残件。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高83厘米，立于尊盖之上，戴冠，耳部有尖状类似象牙的耳饰，人像身着华丽服饰，形制与纹饰接近青铜大立人，双肩平台，双手抱握龙头杖形器，器身残缺，双脚戴镯穿鞋。据相关研究认为，该人像与青铜爬龙器盖、鸟足屈身人像为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件。

鸟足神像上的青铜爬龙器盖。商代后期。2021年三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龙形器，爬龙器盖便是其中之一。出土于三号祭祀坑，保存较完整。盖内径23.8厘米、外径25厘米、通高23.6厘米。盖钮呈花瓣状，盖面微内弧，子口，方唇，口沿处有九个等距分布的桥形小钮，用于扣合固定器身。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头下尾上，头似虎，身似蛇，头上有长曲角和尖耳，臣字目，张口露牙，前爪搭于器盖口沿上，肘关节处有倒勾，后爪及后半身残，后爪似搭于盖钮上。盖身有两道扉棱，与爬龙一起将盖面三等分，扉棱以云纹为基础纹饰，龙身两侧饰重环纹，背部饰重菱纹；盖颈处饰一周圆圈纹和凹弦纹，盖钮和盖腹均饰波曲纹，以圆圈纹镶边，内侧为雷纹。

万物有灵是古代先民的普遍信仰。三星堆文物中，有神树、虎、蛇、羊、牛、猪、鸡鸟、鱼、蟾蜍等动植物造型及太阳形器，反映了古蜀人对大自然的尊崇及世间万物的敬畏。

虎头龙身形器。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之前考古前所未见。头上有双角，大耳圆眼，眼睛涂有黑炭，张口露齿，半龙半虎，龙身残断，嘴里还衔有铜制器物，龙伸前爪站立于不规则底座上，前端还立有一只鸟。推断，该器物为某一大型青铜器的附件，具体用途有待考证。

青铜龙形器。商代后期。2022年八号祭祀坑出土。

体型硕大，长约1.3米，此前三星堆遗址从未发现该类器物。该器物龙头猪鼻方齿，眼睛长在鼻子上，头上有鳞片，两眼突出，形成纵目，两眼之间是整个猪鼻龙形器最宽的地方，约20厘米，鼻子方、宽、长，看上去像猪鼻，周围布满牙璋，显得尤为特别。

该器物中空，厚度只有3毫米左右，尾部有钉孔。考古专家据此推测，它可能是古蜀人的建筑构件，使用时，将圆柱形木柱插入龙身，用铜钉将其固定联接。

青铜太阳形器。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两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是其中一件。它是用二次铸造法铸造而成，先铸晕圈和五道光芒，再将太阳嵌铸在上面。

这类器物在用途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车轮，有人说是盾牌上的饰物，但大多数人认为，表现的是太阳形象的器物。在中国古代，许多早期出土文物以及岩画中都有类似太阳图案的发现，太阳崇拜是早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太阳神一直作为古代人心中最高主神来加以崇拜。三星堆出土的许多器物都跟太阳崇拜有密切联系，但这种轮形青铜太阳还是首次发现，是非常直观的实物造型。

在大自然中，阳光滋养万物，常被认为是万物之源。周而复始的日升日落现象也被赋予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青铜鸟形器。商代后期。出土于三号祭祀坑。

青铜大鸟头。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全部鸟类造型文物中，这件青铜大鸟头是形体最大的一件。大眼钩喙，如鹰头，出土时其钩喙口缝及眼珠周围皆涂有朱砂。鸟颈部下端有三个圆孔，当作固定之用。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神树的传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扶桑”、中央“建木”和西方“若木”等。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借此降世，巫师缘此登天。神树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神互通之思维观念的形象化写照。

三星堆出土形体最大的青铜器，当属青铜神树，它是古蜀人智慧和精神的象征。

一号青铜神树。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一号青铜神树通高3.96米，这是同时期全世界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是三星堆文物中当之无愧的国宝，也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

神树由底座、树和树旁的龙三部分组成。树的底座呈穹窿形，三面镂空，象征着一座神山，在神山上矗立着高大挺拔的神树，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高壮的果叶和硕大的果实，每个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一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树顶残缺，不知道树顶上是不是还站有一只鸟？树干上嵌铸着一条造型怪异的龙，缘树逶迤而下，龙头朝下，龙的前爪匍匐在树座上，身体呈辫绳状，身上还挂着刀状翼翅。中国龙的造型从古至今千变万化，但象这种怪异的龙还是第一次看到。

古蜀人为什么要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呢？这和古人对树的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关于神树的传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方的扶桑、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在古代的时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自由飞翔的神鸟在天空中飞赴而行，十个太阳由十只神鸟每天轮流背着从东方的扶桑升起，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的若木上。中央建木是生长在天地的正中央，这棵树是古人心目中的登天之梯，巫师借助这棵树可以通往天宇，而天上的神灵借助着这棵树可以降临到人间。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三星堆的神树综合了扶桑、建木、若木的功能和特点，是这三棵神树的复合体，既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崇拜的观念，同时也是古人心中的登天之梯，反映了古人的神话宇宙观。

二号青铜神树。

三号青铜神树。商代后期。1986年二号祭祀坑出土。

以树通神、通天的观念在商代1000多年后仍有广泛的迹象，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摇钱树。

这棵摇钱树出土于广汉市三水镇，是汉代的文物，是一种陶铸底座，青铜树身的冥器，也就是随葬品。

这棵摇钱树高1.69米，树上挂有300多枚铜钱。树座有神兽，树顶有朱雀，树叶上有西王母、瑞兽、歌舞杂技及狩猎骑马等造型。

从世俗的眼光看，摇钱树作为随葬品，以大量钱币作为装饰，反映了古人求富贵的心里。但是树叶间，在道教神话传说中掌管不死仙药的西王母却反映了真正的含义：人们希望死后能升天成仙。这种升天的思想在汉代随着道教的兴起而大行其道。

树上铜钱周围都铸有太阳光芒的纹饰，因此它的初始意义还是表现太阳。

树顶的朱雀象征光明，这和三星堆神树上的金鸟象征着太阳是一致的。三星堆神树与摇钱树可能有源流关系。

位于二楼的互动体验厅，构建了衣冠、造物、家园、祭典四部分，让观众通过体验三星堆人的服饰、发式、冠式、饮食、自然生活环境，参与三星堆人的制铜、治玉、房屋搭建、祭祀等，与三星堆文明对话。小人儿在这儿玩的不亦乐乎。

参观位于陈列馆外的修复中心。由衷地敬佩唤醒沉睡文物的专家们。

最后，用互动体验厅墙上的一段文字作为结束语。

2024年5月22日参观三星堆博物馆记。